作者：李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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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启示与路径(基地报告(第9卷))试读：
前言
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要求上海始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他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为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2015年2月25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动员会部署跨年度一号调研课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韩正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的定位和工作要求，把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人才大举措，作为提出工作思路和重要举措的指导原则；把对标具有全球影响力、聚焦科技创新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体现中心城市优势和功能，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步伐的背景下，深入开展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研究，对于加快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发展定位和工作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2015年度重点课题，在深入分析界定国际创新中心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对城市功能支撑和引领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提出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本研究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第二章，“具有国际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界定；第三章，国际经验与启示；第四章，上海市科技创新的历史沿革与现状；第五章，发展定位与总体目标；第六章，实现路径与重点任务；第七章，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
李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课题主要成员：
王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蔡跃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郑世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贺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研究员
江飞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黄阳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章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第一节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使命
每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先后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相应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在催生新产业的同时，引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在英国掀起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直接带动了纺织、机械、冶金、采煤、造船等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当时的大英帝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经济中心。19世纪70年代，在物理学革命、化学革命、生物学革命等科学革命基础上，电力技术、内燃机、通信技术、化工技术等先后取得突破，并引发了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带动了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工业、船舶工业等制造产业的迅速兴起，美国、德国迅速崛起，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20世纪40年代，以微观物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爆发。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推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生物医药等新兴制造业的进步。日本在此次技术革命中很好地实现了新技术的产业化，成为新的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与经济中心。
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社会财富良性循环，提高社会整体消费和投资倾向，使经济能在宏观和微观环境改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力与市场需求同步扩张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增长，减小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降低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技术革命是突破性创新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形成新技术体系和创新集群的典型表现，也是形成科技创新长周期的重要驱动力。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类似于科技革命出现之前的酝酿期。近代科学史已证实，在每次重大科学突破之后，短期内会出现知识爆炸。
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自主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动力，也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驱动要素。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将创新作为打造社会发展新的不竭动力的抓手。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表现出新技术革命与新科学革命相伴、互动、多点突破的生动景象，开启绿色时代的新能源技术革命，移动互联（万联）、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不断云集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等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革命，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开辟出新的空间等是其明显的特征。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将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上海应积极筹划，未雨绸缪，把握机会，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第二节支撑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发展战略，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土地成本迅速上升、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诸多约束因素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高速增长期掩盖的多风险显性化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转方式、调结构和次高速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其中科技创新尤为关键。
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门槛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目前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率还不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经济增长依然是资本驱动为主。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科技基础薄弱的特征依然存在。这使得我们在未来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既要在传统领域追赶世界先进，同时又要在新兴领域与发达国家共同竞争。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先机和优势，它们牢牢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于创新投入，进而不断巩固其已有优势。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我国实现全面升级和赶超的难度。而且我国长久以来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造成过分依赖技术引进、对我国发明技术创新能力培育的“挤出”等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仍然主要以跟踪模仿为主，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在如此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和强化国家安全和控制力、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力量。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形成持续国际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要求上海始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他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1]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实施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任重道远。作为国家的重要创新基地和创新中心，上海市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于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第三节引领中国科技创新的先锋使命
一方面，打造技术创新中心的难度大为增加。从技术的层次来讲，核心技术较难从技术溢出中得到。而且，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能否维持和垄断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营成败。从目前的贸易格局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拥有的先进技术，更多地依靠知识产权、贸易技术壁垒等新的手段控制市场。再有，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的趋势呈现创新模式多样化，技术创新和转让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领域越来越广阔，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和技术相互作用不断密切，大的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性创新的主要推动者等明显的特点。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使得我国经济结构与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多的“同质竞争”。打造技术创新中心的难度因而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新技术使得后发国家获取“蛙跳”的机会，不用重蹈以前的老路。方兴未艾的物联网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发展和应用必将对全球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冲击，也为后发国家追赶先进，成为新的生产和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机遇，使得后发国家在很多领域不再需要遵循原有的路径，亦步亦趋地进行追赶，而是可以与发达国家站在差不多相同的起跑线上。如果发展中国家重视在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从业人员的技能方面进行投资，通过消化吸收技术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可以尝试直接进入而不必经历那些已经落后的技术阶段。
同时，争当技术创新中心也已演变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后发国家（经济体）不断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重视科教、重视人才，争夺高新技术制高点，争取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进而争取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已经越来越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各国政府都清楚地意识到技术创新在提升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性，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已经成为政府行为，国际社会科技主导地位的竞争日趋激烈。
在新的创新模式下，中国同时面临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挑战，只有具备创新基础的城市才能够赶超发达国家的创新中心，在引领中国的创新发展中起到排头兵作用。中国目前具备这样优势的城市寥寥无几，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建立了重要工业基地，在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上海也是科技创新的高地，在不少领域拥有代表国内最高水平、打破国际垄断的创新成果和产品，上海具备建立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条件。上海应密切跟踪科技创新前沿动态，既要充分发挥上海的综合优势，又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既要整合上海本地资源，又要整合国内资源，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引领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走到世界前沿。第四节建成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国际大都市的先行条件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演变历程实质上是城市科技功能国际化并形成全球影响力的过程。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任何地域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中心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必然产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国际联系，并受到全球创新网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实现进步、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创新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科技创新正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性功能。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空前活跃、重组不断加快，创新要素流动到哪里、向哪里聚集，哪里就可能成为全球新的产业和经济制高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都在加紧谋划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科技创新功能对城市功能的支撑和引领。
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大都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全球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例如，英国于2010年启动实施了“英国科技城”的国家战略，试图将东伦敦地区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国际技术中心；美国试图借助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引导产业回流以重构全球分工体系，并于2012年制定了打造“东部硅谷”的宏伟蓝图，计划在曼哈顿以东创建一个与加州硅谷并驾齐驱的应用科学园，力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袖”。
上海应该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充分把握和顺应时代机遇，重点突破，逐步推进。上海应选择已具备较好创新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占据较高技术位势的行业作为突破口，如航空、机器人制造等装备制造业、新一代移动通信等，率先抢占技术制高点和产业价值链制高点。然后，再以点带面，向其他领域延伸。
上海要用全球视野思考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既要在尊重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和上海实际的路子，从而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五节强化在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科技经济中心地位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区，是我国科技资源的高度聚集区，也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度聚集区。“十二五”期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局面，工业效率呈总体较快上升趋势，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在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科技经济居于核心地位，在国内产品生产制造、技术研发、技术扩散中位居高地。近年来，上海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高于江苏和浙江。上海已成为我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最多的地区，具有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潜力。但随着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的不断加深，周边地区的迅速发展，上海的产业优势正受到周边和区外产业发展的挑战，竞争力正在逐步相对弱化。上海工业一直围绕着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重点工业行业发展，但这些行业正受到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江苏相关产业的挑战。虽然上海有些产业和技术仍存在不可替代性，但不可替代的技术和产业数量正在逐步缩小。
上海技术创新对外依存化，很多行业和领域技术的获得，被固化于硬件当中，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能得到显著提高，陷入了引进—生产—再引进—再生产的怪圈。上海先进的设备对整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作用不明显，产业具有“对内高端”而“对外低端”的明显特征。最为严重的是，位于上海的跨国公司凭着优厚的薪水和待遇“挖走”了许多优秀科研人才。
上海具有中心城市的优势和功能，未来应充分发挥其在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中的带动作用、辐射作用。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先进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强化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的科技经济中心地位。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4日。第二章“具有国际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界定第一节概念与内涵
严格地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应用和政策导向的分析性概念。完整、准确地理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概念，需要从学术研究和应用分析两个层面进行溯源和梳理。在应用分析层面，目前与“科技创新中心”最接近的概念是“创新型城市”（Innovative City）。围绕创新型城市概念开展分析性研究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民间社会性组织和商业性机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和成果如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2001年公布的“全球46个技术创新中心城市”
总体上看，UNDP评选出的创新中心城市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类是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这些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云集，而且拥有完善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创新网络；二是硅谷、班加罗尔、新竹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成长起来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城市）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具有突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德国的巴伐利亚和美国芝加哥等传统的工业城市，这些城市通过市场机制和管理创新，使其传统的工业优势与创新资源相结合，实现了制造业城市向创新城市的转型。整体上看，这些全球创新中心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包括：①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基础优势；②与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或科研机构毗邻；③集聚了该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科技人才。（二）澳大利亚咨询公司2thinknow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城市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城市排名
其每年公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的20座城市是从445座城市中遴选出来的。该评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判断城市的创新能力：①文化资产，即该城市所具有的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资产的富足度；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该城市所具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高端人才集聚度；③网络化的市场，各种创新要素在该地区流动和交易的情况。值得强调的是，2thinknow还将全球的创新城市分为5种不同的类型：①网络型创新城市（Nexus Cities），即在众多领域主导全球创新的城市；②轴心型创新城市（Hub Cities），即在部分产业领域影响全球创新的城市；③节点型创新城市（Node Cities），即在某些产业领域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④影响型创新城市（Influencer Cities），即在某些产业领域具有区域影响力（包括负面影响）的城市；⑤新兴创新型城市（Upstart Cities），即具有创新潜力的城市（见表2-1）。表2-1 全球最具创新力（innovative）的10个城市（三）Sappin Global Strategies（SGS）公司2014年发布的全球最具发明力城市榜单
该榜单主要从5个方面评估城市的发明力：①教育基础，该城市是否具有知名的大学，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的数量；②投资环境，能够支持创新的风险资本、公司资本和各种金融资本；③创新影响力，该城市是否具有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创新；④高质量就业，创新经济是否产生了高水平的就业；⑤专利，授权专利的数量。由于该榜单并没有将国际影响力作为主要的评价维度，因此中国的北京、杭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均进入前20行列，其中上海位列第15位。（见表2-2）表2-2 全球具有发明力（inventive）城市排名
以上分析性的研究为从不同角度理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由于这类分析性的研究过分关注区域创新的“资源”和“绩效（或产出）”，而没有在理论层面揭示这些资源和绩效形成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理解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缺乏足够深入的、逻辑一致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从学术层面探寻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概念的理论根源。在创新经济学的视野里，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关的“空间”层面的概念是“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区域创新体系（RIS）指的是一个地区的生产结构中支持创新的制度性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Asheim & Gertler，2005）。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特别强调支持一个地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背后的“制度性”的因素，这些制度性的因素促进了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集体性的学习，从而最终形成了其他地区不可复制、不宜流动的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恰恰是前面介绍的分析性研究及其各项指标很难显示性反映的区域创新能力的本质。或者说，从区域创新体系所揭示的理论内涵看，专利、大学、企业等实际上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和资源”，这些主体的创新活动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才是该地区的“创新能力”。
按照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根据创新体系的知识来源广度和创新的互动形式，可以将区域创新体系分为相互关联的四种类型。（见表2-3）（1）地区嵌入型的区域创新体系（territorially embedded RIS）也被称为“草根型的区域创新体系”（grassroots RIS）（Cooke，1998）。这种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是，区域中的企业由于具有地理、文化和社会的接近和相似性，因而形成了本地化的企业互动和学习（且主要表现为默会知识的共享，如技术诀窍的共享），公共服务主要表现为市场性的服务，几乎不存在企业与知识性的组织之间的互动。这种区域创新体系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大量由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服装产业集群。（2）区域网络型的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ly networked RIS）。这种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是，本地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之间通过积极的互动形成和传播默会知识，同时企业通过积极的正式研发的投入对默会知识形成补充。企业与本地的大学、研发机构和技术转移机构密切合作，以避免区域性的技术锁定。这种区域创新体系的典型是德国的汽车、机械等产业集群。（3）国家化的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iz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这种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是，区域创新体系已经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中，区域中的企业和各类创新主体与区域外的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学习相对于区域内的互动和学习更加重要，且这些互动和学习更多地体现为创新主体间的以领先国内为目标的正式合作项目。目前我国多数的高技术园区具有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4）国际化的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ized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这种区域创新体系是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更高层次的体现，其特点是，区域创新体系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中，区域中的企业和各类创新主体与国际的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学习相对于区域内、国家内部的互动和学习变得更加重要，且这些互动和学习更多地体现为创新主体间的以突破创新为目标的正式合作项目。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是较为典型的区域化的国际创新体系。表2-3 区域创新体系的四种类型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目前国内几乎所有有关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研究和论述都将美国硅谷作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模板”。我们认为，硅谷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于上海的创新发展确实具有多方面的启发。但是目前学术界有关硅谷的研究更多是在“创新型产业集群”（innovative cluster）的概念下开展研究的。我们认为，指导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更加恰当的理论概念是“区域创新体系”，而不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这是因为，两个概念虽然都强调区域层面的制度结构和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学习是区域创新能力的根本，但作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演化而来的“区域创新体系”，相较于创新型产业集群，更加强调体系自身创新功能的相对自给性和创新主体的相对完整性。作为多元的产业体系远较硅谷单一的ICT产业结构更为复杂、人口和空间规模远较硅谷更为庞大（2013年硅谷所在的加州圣荷西市人口仅为大约100万）的上海，使用“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显然是更加有力的分析工具。
总体上看，有关国际创新型城市方面的分析性成果更加强调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和创新效果（创新产出），而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更加强调创新行为（创新过程）和支持这些创新活动的制度性因素（创新能力）。综合考虑世界主要创新型城市的成功经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相关分析性概念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内涵，可以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界定为“能够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能够集聚和接入全球高端科技资源，能够有效生产、利用、整合科学技术资源的创新主体，能够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够对全球科学技术进步产生显著影响的国际化的区域创新体系”。
根据这样的定义，全球科创中心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能够”（如图2-1）：一是能够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环境）；二是能够集聚和接入全球高端科技资源（资源）；三是拥有能够有效生产、利用、整合科学技术资源的创新主体（主体）；四是能够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网络）；五是能够对全球科学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绩效）。全球科创中心的本质是国际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图2-1 “五个能够”示意图
专栏 上海市科委对“全球科创中心”内涵的解读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认为：“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加速形成，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正成为世界主要城市的战略选择和标志性功能，但目标各有侧重、路径不尽相同，我认为没有统一的模式，上海无法简单翻版或移植。比如，硅谷是公认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但纽约也无法翻版硅谷，何况上海。当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和内涵。综合分析国际、国内有关研究后，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五个力’：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兴产业的引领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和区域创新的辐射力。”
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上海市科委的“五力”内涵主要是从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和创新绩效（影响力、引领力和辐射力）三个层面对全球科创中心进行界定。本研究的内涵分析在“五力”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的内容。创新主体是在特定的创新环境下，整合利用创新资源，通过战略性的创新活动实现创新绩效的载体，是创新体系的核心，而创新活动则是培育和形成创新资源、达到创新目标绩效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本质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完整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解必须纳入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两个维度。第二节特征、标志性指标
本研究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 能够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适宜的创新环境的根本是提高“创新的收益”，特别是提高原始性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收益。
创新环境主要包括治理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和空间环境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创新治理主要解决创新主体的激励问题，是创新中心的基本制度保障；创新政策是创新治理的重要补充，对于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协调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文化是创新治理的提升，是创新中心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空间环境是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重要区位条件，是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条件。（一）创新治理体系
形成以“全社会学习”为导向的创新治理体系。创新治理体系不是仅仅培育少数科学、技术精英，而是要有利于形成一种全社会学习、创新的总体局面。创新治理（OECD，2005）是决定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传统的创新环境主要着重于强调创新政策的作用，而创新治理概念则超越了创新政策，强调创新不限于政府的权威和行政管理，而是创新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协调、竞争和协商的过程。
完善的创新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1）现代创新治理体系首先是政府的创新远见（OECD，2005）。政府对实现科技领先和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抱负和承诺，是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创新远见从根本上保证了创新政策的一致性，即当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发生冲突、科技创新目标与其他经济目标发生矛盾时，政府将政策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配置的优先性和连贯性。（2）创新治理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是创新体制，即决定创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创新体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主要解决的是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激励问题。包括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科研体制。
从企业家层面看，就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创新价值实现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制度，让企业家愿意进行创新性的投资，企业家承担技术风险和市场发现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①在技术层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家从创新性投资中获得经济回报的可能性，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还要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施法、执法体系（如在知识产权执法体系中加强知识产权诉讼服务，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法律手段维权的成本）；②在市场层面，要营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通过反垄断，打开创新创业的空间，通过遏制不正当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
从科研人员的层面看，必须充分尊重和支持科学家的智力创造活动，为他们潜心研究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①理顺科研体制，保证科研人员的正当经济利益；②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通过去行政化，形成“同行评价、学术自治”的科学资源分配机制。研究型大学所具有的充分的独立性，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之所以形成卓越的科学研究能力的主要原因（Mowery，2005）。（3）三是政府高效的服务和协调能力，包括政府提供公共科技服务的能力，政府协调各类创新主体活动的能力，以及政府自身管理活动的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二）创新政策
有效的创新政策是完善的创新治理体系的结果。国外创新中心发展的经验表明，有效的创新政策对于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加速和催化作用。对后发的创新中心，创新政策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创新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有效地综合运用各种创新政策工具，对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核心是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动力）、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起到“杠杆”作用（见表2-4）。表2-4 技术创新政策的类型和工具（三）创新文化
除了正式的制度和政策对创新的激励以外，持续的、繁荣的创新局面还需要“勇于探索、开放包容、追求极致”的创新文化来支撑。
保持勇于探索的好奇心。仅仅靠物质激励是不够的，企业家的创新抱负和科研人员的好奇心，是促进创新的源泉。德国企业的持续创新，是因为德国的企业家在管理决策中常常将科技领先置于营利之前。美国的科学领先，是因为顶尖科学家愿意以牺牲物质报酬追求学术理想。一项对美国MIT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各种因素以后，那些选择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的博士研究生的内在激励的影子价格，是那些没有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职业的博士研究生收入的20%。
开放包容。创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特别需要宽松、平等、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海纳百川应当成为上海的城市精神。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人口混杂度、波希米亚指数等与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力呈正相关关系。开放和包容还体现为对年轻人的包容，为年轻人提供多样化生存空间。
追求卓越的实业精神和极致文化。“上海如果要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建设一种能够培养忠诚于产业的追随者文化。”（贺荣明，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在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实业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美国式的科技冒险精神与德日系的精致文化两种工业文化类型中，上海实际上更接近于德日（西装文化），而不是美国（牛仔裤文化），上海应当充分发挥历史形成的精致文化特点，并将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持续改进”和“精益制造”的创新优势。（四）空间环境
有利于创新的空间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优美的生态环境。硅谷（三藩）、波士顿、东京等国际重要的创新中心大多傍海而居。二是具有适应创新活动网络化、集群性特点的城市空间结构。三是完善、便利的城市基础设施。四是公共卫生、教育、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等城市软环境。其中教育因素尤为重要。一些华人科技精英之所以留在美国或欧洲，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小孩要在那里上中小学，而上海的国际学校费用太高。解决科技创新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时必须考虑的。二 能够集聚和接入全球高端科技资源（一）人：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公民
多元化、国际化的科技精英。资料显示，硅谷诞生过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美国工程院院士上千人。上海对标这样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重点集聚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以中青年为主的科技精英这四类高端科技人才。此外，要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用人机制和工作环境，吸收多元国籍的科技人才。GE在中国、印度有两个研发中心。相比之下，GE在印度的研发中心积聚了大量的回国人员，而GE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则主要是上海本地人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个是印度的特殊人才政策，即给予回国人员国民待遇，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此外，印度有大量英语学校，而在上海国际学校学习的成本非常高。
提高整个区域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人是关键要素，这里的人不仅包括科技精英，也包括所有参与到城市创新活动中的公众。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全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为3.27%，上海公民科学素质的达标率为13.7%。同一时期，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公认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欧盟27国的总体达标率为13.8%，美国为28.2%，瑞典的指标甚至达到35.1%。我国的指标在40多个国家中是最低的，上海的指标则与欧盟基本持平，但与美国、瑞典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上海要创建科技创新中心，尽快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至关重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这是促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重要基础。（二）财：资金投入
持续的研发投入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通过分析世界上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研发投入资金的规模和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0.5%～0.7%；在经济起飞阶段，该比例上升到1.5%左右；进入稳定发展期，该比例会保持在2.0%以上。在前两个阶段，政府投入规模相对较高。但在后期，社会资本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的科技金融体系要能够有效引导资金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能够承担高风险的投资。需要强调的是，科技金融与创新的作用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研究表明，美国研发投资的私人回报基本上能够达到30%左右的水平（Hall，2010），高的研发资金回报率是美国科技金融发达的重要原因。科技金融体系的结构既受到科技创新本身规模的影响，同时也嵌入一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中。例如，美国是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科技金融体系，而日本是主银行的科技金融体系。整体上看，美国金融体系有利于突破性创新，德日的主银行制度有利于持续改进型的创新。对于新兴产业领域的高技术创业，无论在哪个国家，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都是重要的。天使投资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腐殖层”，是新创企业出生和成长的“沃土”。（三）物：先进制造
前文我们提到，上海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恰当理论分析工具是区域创新体系，相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相对强调创新主体的相对完整性和自给性。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硅谷，东京对上海的启发意义更大。东京除了集聚大量的研发中心外，还集聚了大量的工艺创新的源头——母工厂。“母工厂”是日本制造业企业集团在日本本土设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最高的工厂，这些工厂不是仅仅从事生产的普通工厂，而是承担着技术支援、开发试制、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和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功能的战略单元。“母工厂”实践是日本企业全球制造业战略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新的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形成的背景下，近年来，“母工厂”在日本制造业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又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依托“母工厂”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强“母工厂”和产品研发部门的协同创新以及从全球视角构建“母工厂”体系，等等。日本企业的“母工厂”实践长期为我国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所忽视，然而作为日本制造业企业全球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母工厂”实践对于反思和重新认识我国工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因此，上海在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过程中，要协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制造技术的推动。首先，多数战略性新兴产品仍然处于实验室的概念化和初步设计阶段，以数字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新产品设计的可制造性，缩短产品原型的开发成本和制造时间，从而缩短战略性新兴产品的工程化、产业化周期，有利于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美国生物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没有与产品技术相适应的制造技术和工艺的支撑，没有有效的制造、研发一体化组织，大量的生物技术只能停留于实验室的概念研发和以技术交叉许可为主的技术交易，频繁的技术市场内部交易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利益（Pisano，2006）。其次，在新兴产业市场化的初期，通常都具有主导设计不明确、需求多样、细分市场规模小的技术经济特点（Geroski，2003），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并不适用于这种市场容量小、高度细分的市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重构生产系统和添加制造等个性化制造就能够充分发挥其多品种、小批量、低成本的优势。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与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应用结合起来协调推进，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技术突破提供应用场所和市场支撑，通过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程化、产业化提供工艺保障。表2-5 工业社会的四种制造范式三 能够有效生产、利用、整合科学技术资源的创新主体（一）技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企业是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科技资源整合的核心、技术创新的核心和技术交易的核心。一个创新型城市一定是创新型企业密集的区域，这种密集不仅表现在创新型企业的数量上，更表现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意识与实力上。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经验看，其引领技术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能够进行战略性创新的企业家和公司治理体系；②集聚了大量本地企业的公司总部和研发总部；③活跃的高技术创业；④具有引导产学研合作的基础研究能力。目前上海的创新企业主要以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和企业家能力，而跨国公司的问题在于缺乏植根性。此外，本地企业的共同问题是基础研究能力弱。由于缺乏重大创新项目的整体设计和管理能力，不少企业现在希望高校能提供“拿来就用”的“交钥匙”成果。正是因为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的缺位，造成了创新链条上的错位、越位。产学研合作的引擎是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企业。然而，国内大多数企业缺乏战略愿景和规划，并不具备创新目标提出的能力、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创新活动组织的能力，也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高水平成果无法在企业顺畅转化，使得高校的研发趋于短期，走向急功近利。”（寿子琪，2014）统计表明，我国高校和院所的科研经费中，来自企业的比例远高于美国——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一般性技术开发，很难促进高水平原创性研究在高校中开展。（二）科学：研究型大学
享誉全球的研究型大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影响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一是研究型大学形成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通过公开发表和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的前沿技术开发能力；二是研究型大学为企业培养大量的高技术人才，直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三是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创业（academic spin-off）直接促进了高技术成果的转化，成为一个地区高技术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2-2所示。
目前国内高校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过于急功近利，有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高校和院所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全部科研经费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高校和院所。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许多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和原创性，长此以往必将制约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学里，大量人员不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产生大量的论证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大学和企业间的问题不是“大学企业两张皮”的问题，而是“大学企业一张皮”的问题。（三）共性技术和科技基础设施：公共研发机构
共性技术和科技基础设施（如工程数据库和技术标准）（统称“功能性平台”）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功能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社会创新协同、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加快创新价值实现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共性技术平台对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意义在于：①提供竞争前技术（pre-competitive technology），帮助企业跨越“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②是政府公共研发资金配置的重要机构，通过专业机构发放补贴性的、基金性的研发资金，能够大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日本以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性技术平台都采取了“公私合作、社会化管理”的治理模式，对于提高共性技术平台的运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图2-2 公共科研机构在工业知识体系中的功能（Tassey，2005）四 能够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一）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轴心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创新型企业具备整合、利用全球科技人才、科技资本和知识产权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本土企业在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方面的能力还很弱，即使是市场外向度很高的高技术企业基本上也停留于“以中国对全球”（即以中国的科技资源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层面，离跨国公司“以全球对全球”（即以全球的科技资源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国际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见图2-3）。图2-3 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示意
实现创新要素全球化的最高形式是“研发组织的全球化”。目前国内在研发组织全球化方面走在前面的样板企业是华为。目前华为投建的研究所遍布全球：在美国硅谷——主攻互联网，在俄罗斯——钻研数学算法，在法国——着眼外观设计，在印度——注重软件开发。得益于遍布全球的创新资源，华为的很多产品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MATE7这款手机，指纹识别系统来自华为的瑞典机构，外观设计得益于华为投资数十亿元的法国设计中心，曾是三星创意总监的韩国人如今也在为华为手机贡献智慧。（二）技术流动和交易的枢纽
全球科创中心不应当仅仅是研发资本汇聚与技术创新的中心，更应当是由研发活动所构成的区域知识网络中一个知识流与技术流持续汇聚与扩散的核心节点，具有很强的枢纽性特征。全球科创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双向过程，不仅需要研发机构和技术向城市集聚，同时需要技术向外形成有层次的扩散和溢出。这就意味着国际研发城市应当具备强大的知识交互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研发协作的方式，在一国内部以及更为广阔的国际技术创新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居于优势与主导地位，同时在知识溢出效应作用下，通过对知识的创造与汇聚，扩散与共享成长为全球研发创新网络的节点与枢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研发活动最为活跃、研发成果产出最为强劲的区域，其源源不断的研发创新成果在接受全球市场检验的同时，经由技术交易、新产品出口等扩散方式实现国际层面的流通与传播，进而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与科技进步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五 能够对全球科技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键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其中，关键领域主要体现在复杂产品的架构技术（如飞机、动车）开发设计能力、核心零部件技术（如传感器）的设计开发能力、新兴技术、通用技术（ICT、生物和新材料）和重大装备领域开发的新产品和掌握的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二是在全球技术链中具有主导权的企业，其主导权主要体现在具备重大科技项目的整体设计和管理能力，能够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以及掌握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技术平台和产业平台。三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包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和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新兴产业（见表2-6）。表2-6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特征续表第三章国际经验与启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源于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即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相互交织作用，推动全球化从资本全球化切换至知识全球化，从而形成了全球创新体系。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是顺应知识全球化潮流的成功者；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建设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本研究选择若干典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梳理其建设经验和特色，以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参考。本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全球典型科技创新中心的选择标准；二是总结这些典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经验；三是从成功建设经验中归纳出富有借鉴价值的启示。第一节选择标准
目前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界定远未达成共识。本研究提出，可供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借鉴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应具备三方面的条件。
第一，“全球性”要求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首先应是国际化大都市。有些地区和城市，如一些北欧城市、以色列特拉维夫、韩国大田、印度班加罗尔等，虽然区域性科技创新活动踊跃，但是鉴于城市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尚不足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科技创新中心”要符合“五个能够”的内涵。一些全球性的城市，如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沙特阿拉伯迪拜，虽是时尚之都、金融城或“购物天堂”，但是科技创新不是这些城市的突出属性，也不能将其称为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城市”要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概念，而美国硅谷、意大利东北部及我国台湾新竹市等更侧重于产业概念，对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借鉴意义不强。
此外，在满足上述三条选择标准的基础上，由于上海市还处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起步阶段，选择处于与上海建设阶段相近，或正在实施建设计划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借鉴意义更为直接。
依据上述标准，本研究选择美国纽约、德国慕尼黑、日本东京、英国伦敦和新加坡五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国家）作为比较研究的典型案例。第二节国际经验一 美国纽约——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的转型
纽约依托“世界第一金融中心”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管理咨询等对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要求极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知识生产提高产业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成为纽约的主导产业。但是，过分依赖金融产业实际上对纽约的科技创新实力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使得纽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美国科技中心城市的排名中落后，更难以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自2002年迈克尔·布隆伯格就任市长后，就宣布要将这座金融城市打造成“创新之都”和美国的“东部硅谷”。在接下来的10多年时间里，纽约正在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科技创新中心。纽约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归纳如下。（一）实施重点项目营造创新氛围
为了改变纽约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纽约市政府实施了一些措施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氛围。一是实施优惠政策，降低创新成本。“硅巷”建立伊始，纽约市政府实行减税计划和曼哈顿优惠能源计划，投入大量资源扶持新创公司社群，向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的大学免费提供土地和高达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纽约还推出一系列减税政策，刺激中小企业的产生和成长。二是公私合营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纽约市政府与纽约商业区联盟和楼房业主们结成了公私合作伙伴，吸引世界各地新的信息技术公司落户“硅巷”。早在2000年6月，纽约市政府组织成立了新媒体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代表着新媒体企业、贸易委员会、教育文化机构和政府部门，关注从数字化艺术到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三是加大研发投入。以2010年为例，纽约GDP在美国城市中排名第33位，但研发经费支出排名高居第6位。“东部硅谷”计划彻底改变了纽约在全美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使纽约超过波士顿成为美国第二大高科技公司孵化基地，其影响力已经向硅谷看齐，虽然尚未形成Google、Facebook那样的互联网“巨头”，但是纽约的创业企业已经加快将新技术应用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综合创新绩效堪与互联网巨头公司相媲美。以色列理工学院更计划把100多家著名“科技企业加速器”搬迁到罗斯福岛。纽约还成功吸引了微软、谷歌、雅虎、3COM等公司，辉瑞、百时美施贵宝、强生、惠氏等生物医药企业已将总部或研发机构设在纽约和临近的新泽西州，苹果、台积电等世界芯片巨头也纷纷在纽约建厂，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芯片基地已经落户这里。（二）探索差异化的新兴产业发展路径
在发展为高科技公司孵化基地的过程中，纽约扬长避短，找到一条与硅谷不同的差异化发展道路。首先，根据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人才的特色与优势，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集中精力发展互联网、商业、新传媒、数字媒体、软件开发、游戏设计、生物和金融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以及通过信息技术支撑本土创业生态和风险投资的发展。其次，纽约产业选择避开周边地区的竞争。纽约注意与周边波士顿具有雄厚优势的生物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以这些领域为主线，纽约已经形成了数百个科技产业组织，涵盖金融、时尚、媒体、出版、广告等各类产业，建立起了产业互助系统，形成了良性的科技圈生态环境。（三）全球“金融中心”助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
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是纽约市总体功能的优化升级，利用纽约市金融产业优势支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纽约市的一条重要经验。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华尔街反而成为纽约科学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动力，大量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从投资银行流向创业企业或者风险投资业。几年的时间，纽约本土创业企业数量连翻数倍，已超过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一大批美国科技中心城市，被誉为“新一代的硅谷”。一些风险投资家迁至曼哈顿地区，或者在曼哈顿地区新设工作室，风险投资资金从2009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7亿美元，风险投资项目也呈爆炸式增长的态势，曼哈顿已成为全球风险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2007～2011年，仅“硅巷”的风投交易量就上涨32%，而同期包括硅谷在内的美国其他6个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交易量都呈现下跌态势。在风险投资业增长的驱动下，大量孵化公司在纽约落地，为科技型小企业提供创业服务，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综合性创业服务。（四）积聚高端科技创新人才
一是提升高等教育。2010年，纽约提出打造成新一代科技中心计划。为此，政府利用土地与资金吸引高新技术与应用科技水平一流的院校与研究所进驻。纽约计划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应用科学高等学府，康奈尔大学在激烈的竞标中获胜，投资20亿美元建设技术学院和初创企业孵化器，提供与计算机技术、工程学相关的8个专业学位教育。二是培育应用型人才。纽约市长发起一项名为“科技天才管道”的倡议，旨在为纽约发展最为迅速的科技产业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2005～2010年，纽约高新技术从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长接近30%，科技劳动力的增幅比同期全市劳动力增幅快10多倍。截至2014年前9个月，纽约城市的高技术就业已经达到30万人。三是“以会引才”。美国每月度规模最大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会议已经逐渐从硅谷转移到“纽约科技大会”。早在2007年，纽约科技大会就吸引了7000人参加，已经成为纽约市最主要的新应用、新网站的测试平台。通过这些举措，纽约已经集聚了全美10%的博士学位拥有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及近4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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