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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2 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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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牧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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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力量

记忆的力量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记忆的力量作者:赵牧排版:清茉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6-01ISBN:9787566814265本书由广州暨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新时期’文学转型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编号:2013GGJS-171)和201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期’以来河南城乡小说梦想叙事研究”(编号:2015-JCZD-005)的阶段性成果,并在写作的过程中受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批特别资助(编号:2012T50633)的支持。第一辑天涯来去一种仪式,总有些不得已的;一种谎言,有时连自己也不觉是相信了的。我这里对于时光的记忆,对过往的复述,对命运的感慨,也许就是这种仪式与谎言的延伸,我以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急切地把它们打发走了。1.我们的王庄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某县的河东王庄。记得小的时候,王庄就是王庄,虽然我们庄西头有条小河,但庄名前面没有“河东”两个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村人张三家的门前立了一块石碑,正面刻了四个大大的楷书庄名,在介绍村庄历史的背面,也交代了它由“王庄”变成“河东王庄”的因由,就是担心重名太多,加上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后,就比较容易区分了。

我们村里的人,其实是乐意有这么一种区分的,因为它起码可以将我们的庄子,跟城关镇的一个庄子区分开来。就是在日常的语言中,我们也常会做这样一种区分。比如有人问,你哪个王庄的,我们通常会说,河东边那个的。而城关镇的那个呢,我们那县城方圆一二十里的人,都习惯叫它孬种王庄。

我没有亲见过那个庄子里出来的人,但我却经历过被人询问的事:你是哪个王庄的?有一回,正上初中的我跟一群同学到烈士塔下面的护城河游泳,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捉住我们问是哪里的。我说是王庄,那人就问是哪一个王庄,是不是孬种王庄的?从他的眼神里,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认定我必是孬种王庄的人无疑了。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村也不例外,但这些历史都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张三家门前的石碑简单地叙说了村庄的来历,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由王氏建村,距离现在大约三百年了。我不知道这一条记载来自何处,也没有办法检查它的真实性。一个村庄以姓氏作为名字,大抵都会被认为这个村庄的建立跟这个姓氏有关,这成了一个惯例,而那些撰写石碑上的村史的人,或许就是这么想当然地将我们跟王氏联系起来。我曾经问过村上一些年长的人,他们中有的如果活到现在的话,也都有一百多岁了,但自从他们有记忆以来,便不曾见过村上一个姓王的人家。如果姓王的人就是这个村庄的奠基者,那么,他们及他们的后人都跑到哪里去了?一个地方上有势力的家族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村庄,那么他们何以衰退乃至没有任何踪迹了呢?

当然,那些王姓的人,也许是发达了之后便迁离了我们这落后而破败的村庄。但他们显然还达不到显赫的地步,如果是那样,他们即使没有出现在村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也至少应该在县志里有所体现。我们那个县曾经有孔子的弟子来做过县令,有李白、杜甫、高适结伴来游历过。著名的八卦教就是由我们县的一个人创立的,这个民间宗教曾经跟白莲教有很大关系,而后来的义和团则是它的一个余脉。这里也还出过一些大官,如明朝时候的陈侍郎、清朝时候的某位直隶总督,民国时还出过一个北洋政府的总理,并临时代理过大约一个月的大总统。

但这些人,都不姓王。

我们旁边村里曾有一个民间的武侠人士,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一个中学老师写进了小说,发表在我们县一个油印的文学期刊上,竟也风行了一阵子。我还特地远远地观察过那个写小说的中学语文老师,瘦骨伶仃的,架一副眼镜,一看,就直觉而言,当年的蒲松龄或许就像他那个样子吧。这个老师姓张,他笔下的人物姓沈,竟也跟姓王的没有关系。按照小说所写,那姓沈的侠士应是在王姓建村之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曾在八里庙里只身杀死过大蟒蛇。早在村子建成之前,八里庙就在黄河发大水时被湮灭了。也就是说,我们王庄是乾隆年间黄河大水之后的产物。村里到处都是黄沙,或就是当时留下的印记。记得有一次县里组织疏通西河的河道,还从河底下的淤泥里挖出一副女人的骨架,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手里端着的和面盆还依然完好。这个无名无姓的妇女,就在河底的淤泥中保持厨房里劳作的姿势,竟长达三百年的光阴。

小时候我到北河喂羊,还能看到很多瓦砾,据说就是八里庙时期遗留下来的。北河是一个沙河,大片的黄沙上长着稀疏的茅草。阳光底下我们经常赤脚在上面跑,但有些沙岗,却必须小心翼翼的,不然,说不定哪一块残破的砖瓦就划破了你的脚。有一个老头子很喜欢跟我们讲故事,有些女孩子也喜欢听,但她们却讨厌他时不时用手在裤裆里摸来摸去。这个老头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样子却很清晰。据说他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恶霸被处决了。

处决的方式,据村上人讲,非常奇特:两个十字交叉的树桩被埋在地下,上面放上一根横木,好似电视里所见的绞刑架的样子。记得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架子上被绞死的。但不同的是,我们村当年的那个横杆上,却安装一个滑轮,绳子穿过去,一头几个人牵着,一头拴着这个老头的哥哥;大家一起喊着口号,将这个老头的哥哥拉离地面,一点点升高,一边升高一边喊,看见老蒋了吗?如果说没看见,那就继续往上拉,直到他说看见了,然后大家一起松手,他就哗啦一下掉下来。如是者三,人就被摔得去“见老蒋”了。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却是充满诧异,因为那个时候的老蒋,毕竟跟故去的马克思不一样,他还在台湾好好地活着,而且不时地跟手下一起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真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讲述,都将这个人最后被摔死的过程说成是去“见老蒋”了。也许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老蒋已经像他在大陆的王朝一样,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有一回我亲见这个放羊的老头当着一群女孩的面将手往裤裆里放,我就想,也许我们那群小伙伴们也该竖起一个滑竿,将这个邋里邋遢的老头也拉上去摔下来。

想象中的滑竿并没有竖起来,而这个老头也早已去世了。不但如此,他的儿子,一个乡村医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突然发病而作古。想当年,这个乡村医生给我打过很多次针,别人都说他医术不高,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声音总是很好听,待人也非常亲切;而且允许赊账,从来不因为别人长时间不还就给人脸色看。他儿子也是个医生,但借行医的机会,在扎针的时候,跟村上一个妇女勾搭上了,差点因此闹出人命。那女的也是个二百五,自己将这事传扬了出去,她的老公公而不是她的老公,拿了一把铁锨便冲到医生的家里去了。

这个妇女的老公公我们都叫他“老回”,我有一年多没有见着他了。上一年的春节,听说已经八十多岁了,而且某次出门的时候,被外村的人不小心撞了一下,虽说没有骨折,但却也难能起床了。所谓的“老回”,其实他也姓赵,跟我们是本家,血缘上也并不远的。为什么叫“老回”呢?因为他为人处世跟别人太不一样。就拿农具操办来说,我们那里都有合作精神,而他却不,既不肯借别人家的,也不愿将自家的借给别人,所以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也处得差。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因为实在没办法,你拉下脸来去借,虽然他总将话说得难听,你如果不因此甩袖出门而去,他总还是会借给你的。

我父亲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难堪,却没能忍受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侮辱,所以也就没有借到他的东西,于是,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理他。有一年,他出嫁的闺女春节回门,需要人给做饭,找了一圈,村上那么多厨师没一个愿意给他帮忙。他没办法,找到我爸爸,爸爸狠狠数落了他一顿,他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这样差的人缘,所以他儿媳妇跟人家偷情的事,大家都乐得看笑话。当然,有关他的笑话也有很多,比如他过去经常吹嘘自己跟某某官员关系很好,而所谓的关系好者,不过是他曾经到这个官员办公的附近收过破烂而已。但这似乎成了他好打官司的资本,有一年他家的一亩小麦在就要收割的季节被人割走了,他就请人来自己田里照了相,准备作为证据告到法庭上去,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已经是垂垂老矣,铜铃一般的眼珠子瞪起来依然怕人,但脾气却温顺了很多。他也很孤单,他的老婆十几年前在西安被火车撞飞了,他的一个儿子在那之前便被村上一户袁姓人家给打傻了。那个偷情的儿媳妇,虽然被他维护着,并亲自上门复仇了,却对他一点都不孝顺。前几年他曾到洛阳的关林一带收破烂,回来后逢人便夸说洛阳城市的好,似乎这个好跟他有很大关系似的。有一年,我去洛阳旅游,坐车经过关林,脑海里还冒出他那一张长脸,但不知道,他当时是否还在那一带活动。他每次见我倒是都狠狠地夸奖一番,说我如何如何的聪明能干,似乎有意讨好我,想跟我多说几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有个四奶奶,跟这个老回是邻居,并且好像是远一层的叔嫂关系,但关系却也一样处得恶。她是个巫婆子,整天烧香磕头,装神弄鬼。小的时候,我们曾跑到她家里去,看着堂屋的桌子上香灰有尺八厚,一个很大的海碗上趴着一只被涂抹了各种颜色的大公鸡。村上的人都说,她就靠吃这些给天王老子的贡品养出一身肥肉。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搞一些祭拜活动,为此,要提前一天早早地跑进城里。

路上都是我们村进城务工的人流,她一会儿截住这个,一会儿截住那个,央求他们载她一程,但干活的人时间都很紧,疯子一般地狠狠地踩着脚踏车。再说,她那么胖,又上了些年纪,大家怕累不说,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于是她如愿的机会不多。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搬出神仙来诅咒个不休,但却没有人将她的话当回事。不过我上学的路上也曾遇见过她进城,也拒载过几回,但也有时候看她可怜而发了慈悲,结果很长时间过去了,她将我拒载的事情忘记了,却逢人便夸我的好。

可见,她的心底,其实是很柔软善良的。

当然,谁要是得罪她了,比如要搭车而没有让,她也会说很多坏话,而且扯上老天爷或老地爷的,让人心里很是发怵。毕竟村上的人,对于神鬼,虽然不像她那样五迷三倒,但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谁都忌讳跟鬼神扯上麻烦。据说,她和老回家交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是叔嫂,宅基地什么的,就会有交叉,所以,当她一家从临着老回的地方搬到村南头的时候,原来所住的地方就给老回做了一些置换。但听说在搬走前的晚上,她在院子里埋了很多的针,据说这样可以破坏原有的风水,结果被半夜起来的老回发现,狠狠地抽了她一嘴巴子,地方自然也没有置换成。几十年过去,她也已经死了,她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墙塌了,里面的香案断了腿,原来的那个大海碗还摆在桌子上,不过被掉下来的瓦片砸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每当我从那里经过,总会想起这个四奶奶来。她现在算是跟神鬼同在了,但不知道,她曾经每天都念叨的老神老鬼,现在可还有人给送上供奉没有?

有一户人家跟这个四奶奶的血缘关系似乎比我们跟她更近。这户人家有一个孤苦的老太婆,我小时候都叫他一口人大奶奶。她只有一间小屋,做饭就在外面的一个小窝棚里。曾经我帮她将一捆柴火扛到家里,她从此逢人便说我懂事。她的故事是很悲惨的,可以说,正是她促使我几度产生写小说的冲动。她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前是村长,因为一件事被日本鬼子关到县城的大牢里了。同去的还有十几个人,但唯独他是个村上问事的,平日里也许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没人肯去给他说好话,结果就被枪决在我们村西头的河边沙滩上。从此,一口人的大奶奶便独自养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后来这女儿出嫁了,她就成了一口人了,似乎从此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添置过一件家具。

她的遭遇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奶奶。我没有见过她,但却不断地听父辈谈起。她也是年纪轻轻地就死了男人,这个男人是我的老爷爷,他在一个夏天里去二百里外的地方拉石灰,中间经过一片青纱帐的上坡路,同伴们都极早地过去了,水壶也拿走了,他就死在半坡上了。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而我爷爷还不到三岁,距离清政府的灭亡,还有两年的光景。当然,距离我现在想用文字的方式将我的村庄的这些人从消失的过往中打捞出来,则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中国的历史当然是天翻地覆了,而我们的村庄,却只是一些老头老太死去,而那些曾经的青壮年们,却又一天天变老,成了新的老头老太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流着,我们的王庄,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每次回去,都会有一些新鲜的面孔冒出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对于他们,我已经是远来的归客。所以,王庄,这个地图上仅是一个小点,却触动了我不少记忆的地方,如今将要成为他们的了。2.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曾经有位哲学老师布置过一个题目,让我们就利人与利己的话题发表一下意见。我一下子想起曾经非常熟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话,它出自毛泽东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在“文革”中,这句话被当作神圣的口号,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因为年岁小,出生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对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记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上就要分田到户的时候,却偶然记住父亲因为重复这句语录而被奚落的情景。

父亲那时是大队的会计,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那里所谓的大队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小队已经分了,工分制已经破产,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各小队长的职务尽管都还顶着,心却都早已不在此了。大队是个空架子,面临着解散的命运,只不过还要再等上面的通知。上面一直说,要等等,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三个月了,有些人就等得骂娘了。大队的队长骂得最厉害,他说这算他妈球事,大队部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得开会研究一下形势。

那时候“研究形势”是大队长的口头禅。他一个大老粗,照我现在的想法,应该不懂得什么形势不形势的,但却经常听到他拿“形势”这样的大词来糊人。他说,不能老让那些狗逍遥自在。想当年,老子跟着部队打游击的时候,敌人都跑到眼皮子底下了,还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政策呢;现在倒好,公社不要了,生产队也解散了,是人不是人的,都窝在家里,干个啥事啊?

于是,我父亲就被村长找来,在喇叭上喊话。

人的耳朵没聋,心眼却变了。大家端着饭碗,仰着头,都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父亲在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召开会议。咬文嚼字,一连喊了三遍,震耳欲聋的,却一个人都没召集到。我父亲这时候就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他说,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发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抓紧时间来开会了。

结果,据人们后来讲,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这句话乐翻了。

那时我还很小,属于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但却因为人们的不断讲述,而深刻地记住了父亲喊的这些话。

当然,我的这些记忆,也与当时母亲正和父亲闹矛盾有关。事实上,也正是父母之间的公开化的矛盾,才导致那一天父亲对毛主席语录恰如其分的引用变成全村人的笑料。

事情跟我们家所在的一个小队分队有关。分割队里的公共财产是各家各户都重视的大事,据说因为这个,很多关系本来很亲近的人都红了脸。不过,以抓阄作为分割的方式倒是无可争议的。从政治的角度,这可以说是充分发扬民主,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就是听天由命。借助天的权威而推行民主的实验,在我们村生产队的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各家派个代表,大家一起来抓阄,抓到什么是什么,没有谁想到要反悔的。

何况生产队里值钱的东西不多,随随便便地抓个阄,本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因为这个,那天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着不能出门的母亲,就委派了我父亲出面,反正他是大队会计,也要到那里去监督的。

我父亲可能对于监督工作太认真了,人家让他先抓,他不好意思,说等等吧,你们先来。等来等去,结果就剩下最后两张了,然而,却也是最为关键的两张,因为小队里的一头老黄牛还没被人抓走。现场气氛有些紧张了,大家本来都嘻嘻哈哈的,但这时竟变得神情诡异起来。仿佛此前的一切都是过门,而接下来的才是大戏。很多人在现实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跑过龙套之后就站在那里旁观,一挨有大戏出台,虽然跟自己全然没有关系了,但内心里却比自己站在戏台上的时候还要充满期待。所以抓到阄的人全没散去,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后的两个纸团上。

小队长笑着跟我父亲说,你先吧,但父亲都让到这步田地了,似乎更有理由让下去。他摆摆手,没说什么,小队长于是把手伸进去了。大伙儿都大眼瞪小眼的,所有的俏皮话,这会儿也都吞回肚里了。据说,这时候,我母亲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但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总不能像戏文里唱的那样,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把小队长的手给喊回去吧。再说了,盆子里还有两张阄,团得紧紧的,谁知道最后剩下的,说不定就是那头老黄牛呢?

我父亲心里也许也怀着这样的期待。

但谜底揭晓,老黄牛让小队长抓走了,我们家毫无悬念地抓到一块石板。这也许应了一个俗语“最后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可当时的情形却不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下子该有好戏看了。

然而好戏并没有即刻开演。

父亲似乎很从容地给小队长又摆了摆手,说你宣布一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小队长想把自己整得严肃些,强憋着心里的笑,喉结都打战了,像个喝水的老鸹。然而,他嗫嚅着又说了另外一番话,说,要不你叫嫂子把牛牵走吧?据说,母亲这个时候很想抢着上前代为回答的,但是父亲摆了摆手,说哪能呢,牛是你抓的。对于这番谦让,在场的众人都感动于这对老搭档的一团和气,因为单干了,老黄牛作为田里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相比一块破石板的价值,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都清楚老黄牛的分量,但小队长却还谦让一番,而父亲则一连摆手,这禁不住让人感叹,经过那么多年“斗私批修”,两个修理地球的农民,精神境界也不是一般高了。然而转念一想,若父亲当年不摆手拒绝,该是一种什么后果呢?难道小队长真的会同意父亲将牛给牵走?即便是他同意,他老婆会同意吗?更进一步讲,即便他们一家人都同意了,我父亲也将牛牵走了,这对老搭档还会一团和气乃至毫无芥蒂吗?

后来,我曾在齐泽克的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概念——“空洞的符号性姿态”。这种姿态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按此,抓到老黄牛的小队长所做的谦让表示,其实就是一种“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其核心是他提出了一种让别人拒绝的提议。齐泽克为此所举的例子,跟父亲与小队长之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假若他和朋友同时竞争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最后他胜出了,这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表示退让,而朋友该做的,就是拒绝这个退让,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保住了。在这一场景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性交换”,这中间,尽管并没因此而改变一个获得晋升而另一个没有的事实,但经过这一番交换之后并非一无所获,相反他们看到了各自的谦让,并因此维护了友谊。危险在于,如果朋友接受了这一提议,这种友谊的表象就会崩溃,即便按照游戏规则,接受提议的朋友可能最后也没能晋升,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很可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之低,因为游戏规则预先存在,进行“空洞的符号性交换”的双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父亲和小队长,虽然并不具备齐泽克非同一般的理论提升能力,但他们显然都小心地维护着彼此团结的表象。所以,小队长表示谦让,我父亲摆手拒绝,而一圈围观的人都跟着真心或假意地赞叹,这便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时节,也眼看就要出现了,因为小队长终于站起来宣布了。他说,今天就这样了,咱都他娘的散了吧。他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我父亲,然后举起手来,想做一个什么手势,结果却挠了一下头。原本喋喋不休的他,不知怎么就卡了壳,于是就又挠了一下头,结结巴巴地说,咱们的大队会计已经说了,天都黑了,咱就散伙吧。然而大伙却还不散,小队长以为受到鼓励,想了想,觉得似乎还要再说句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他再次望望我父亲,这时候我父亲也已经发现了母亲,他感觉到她的神情有些不对了,就有些心虚,但却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似乎举步要走。小队长却仿佛突然来了灵感,抢在父亲迈步之前,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应该向大队会计学习,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轰的一声,大家都笑了,笑得很张狂、很开心。

我母亲在大伙的笑声中,一扭头,哭着离开了。按照我的想象,这时候,我父亲肯定也没有说话,但脸色铁青,瞪了小队长一眼,在大伙的又一阵哄笑中,像戏台上的人一样,拂袖而去了。那块石板就面无表情地躺在大队部里,许多年以后,等到家里盖房子时,我和我哥哥才把它拖了回去,垫在堂屋门下。那时候,母亲心里被盖新房的喜悦充填着,被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引诱着,把当年因为石板而与父亲发生的那一场家庭内战给忘记了。但是,我却记得。我有一种性格,越是在家人高兴的时候,情绪越是容易低落。有一年,是大年夜吃团圆饭的时候吧,我就莫名其妙地生了闷气,父亲突然把碗一摔,巴掌呼啸着眼看就要落到我脸上了,哪知道我刚刚学了一些散打的套路,一低头,父亲的巴掌落了空。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境如何,我清楚地记得,我被自己的反应吓了一跳。时至今日,我每每想起,都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些三脚猫功夫懊悔不已;但父亲对我依然深爱着,而且深爱之外,又分明地多了几分依恋。然而,我非但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我的歉意,反倒依然不断地仰仗他对我的爱而犯着类似的错误。

那一天,眼看我们家的新屋就要落成了,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但我看着被我和哥哥拉来的石板做成的踏脚石,就不由自主地情绪低落起来。我想起了那天父亲被队长叫去,想起父亲在大队部的喇叭中高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那时候,整个村庄仿佛遇到重大节日一样,被激起一阵阵高昂的嘲笑声。它们此起彼伏,像电波般传遍了周围的房屋、沟坎、树叶,最后积蓄了所有的能量,冲击到我的心坎里。与此同时,我发现,母亲已经恨得咬牙切齿,她那憋了许多天的火气从颤动的身体上奔突出来,也像电波一样,首先传递到我六神无主的心里。我感到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但却无能为力。我既不能让父亲停下他的语录,也不能让人们的笑声卡在喉咙里,更不能让母亲的愤怒烟消云散,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战争的到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毛主席您说这话的时候,怎么就不为我幼小的心灵考虑一下呢?3.奶奶家的大黄狗

小时候,我奶奶家曾经养过一条大黄狗,我们去河边喂羊的时候,它就在羊群的前后左右乱跑,似乎是撒欢,似乎是照看,又似乎听得懂我们的语言。于是,我们省了很多事,并将省下来的时间去偷人家的瓜果,比如沙土刘楼种在沙坡上的枣,园艺场的苹果,河对面林科所的红薯;或者干脆扔下羊群,直接到河里去游泳了。

我们认为狗忠于职守,在替我们看护羊群,但经常的情况却是,我们去淘气了,狗也开溜了。比如我们正游泳的时候,发现水里有个黄黄的一沉一浮的东西,原来就是我奶奶家的大黄狗。结果我们就很生气,一起大声地呵斥着跑到岸上,用小土块丢过去。那条大黄狗,似乎懂得我们的生气一般,匆忙地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朝着羊群的方向逃去了;而我们这个时候,也没了心情再去戏水了,就跟着向羊群原来吃草的地方跑去,但是哪里还有什么羊群的踪影,它们早已四散,只有那条大黄狗仿佛犯了错误一般,在那里耷拉着脑袋,傻傻地蹲坐在沙地上。

就是我奶奶家的这条大黄狗,联系着我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但是,我们也只是将它当作一条狗而已,眼下的爱狗人士所倡导的人狗平等意识,那时却一点也没有。大黄狗跟我们亲近,我们也亲近它,但我们却不会将自己还没吃的东西先扔给它。不但如此,有一次,大黄狗衔走了我的一个红薯面窝窝头,我气坏了,流着泪吸溜着鼻子,跑过去从狗嘴里将它给抢了过来,而大黄狗竟然也很配合地张开了它的嘴。作为奖赏,同时也出于卫生的考虑,我将被狗嘴衔过的部分掰了下来扔给它。于是,就在我们各自吃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可以叫作温情的东西。然而,那之后不久,它就不见了,再也没有找到,很可能是被偷走了,这让我们都很失落。又过了不久,因为村上一个马上就要结婚了的青年,却被一条狗给咬出疯病死掉了,于是我们一村的人都谈狗色变,奶奶家的那条大黄狗,就很少再被我们提及了。有时我想起它的种种好处,但却似乎有种禁忌一般,别人不说,我也就跟着将它当作不曾存在过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谈及奶奶家的那条大黄狗,这么多年了,它就在我的记忆里,并没走远,然而我却怯于说出我曾经跟它的亲近。每当想起那条大黄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村的那个得疯病死掉了的青年。他得狂犬病的时候,我曾听人描述过他的病情,说的人表情恐怖,而描述的情状更加恐怖。据说人们用粗的绳索绑了他的四肢,而且还用毛巾分开嘴唇把头狠狠地勒住,固定在床头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头就会不断地摇摆,而且挣扎着起来,像狗一样磨着牙齿,并且发出汪汪或呜呜的叫声。但毛巾掰开了他的牙齿,他仍然在那里叫,而且头猛烈地摇摆,这让他变得非常干渴。于是他的父亲,就从上面淋了水到他的嘴唇和牙齿上。他已经不认得他的父亲,而且很有可能将他的父亲以及抬他的乡邻,也当作了可以撕咬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看他那布满血丝的眼,那里所冒出的凶恶的光,足以把人吓得浑身战栗,恨不得扔掉扁担逃之夭夭。但毕竟他的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挨门请求,况且如果不将他捆绑起来送到医院去,他也会对村里人构成威胁,于是一群年轻人就被召集过去。

这些人有些曾经跟他是很要好的,有的还是他的中学同学,有的是他未婚妻的同学,另有一些则是他们共同的同学。据说他的未婚妻就是邻村的,两家已经订好了日子,要在十月里完婚的,而七月里他被狗咬了,不到八月就发病了。然后在九月,大约是在收秋庄稼的时节,距离原定的婚期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样子,他死掉了。那时抬他到医院的人中,有个人的家里曾有一张他们上学时的合影,但就在他死后,他站着的位置就被烟头烤了一个洞。那个洞本来是要消除他的痕迹的,但却更加证明了他以及他所象征的恐怖的存在。很多年之后,我还见过那照片,只是见的时候,我已忘了他的样子,照片上也看不到他了,我只是盯着那个烟头烤出来的洞,默默地出了半天神。后来我看过尼采的一句话,说是上帝死了,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却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后半句,上帝虽然死了,但上帝死后所留下的洞穴还在,而人们跟这个洞穴所做的斗争,恐怕还要延续千年之久。我并不明白这个洞穴所包含的隐喻,但是我却因此想起了那张照片上被烟头烤出来的洞,以及有关那人的模糊记忆。

仿佛那个不幸患了狂犬病的人,已成了恐怖的象征。因为这象征,我就想起奶奶家的那条大黄狗。也许它最后并非给人偷了,而是患了狂犬病跑丢了,或被人打死了。会否就是它咬死那年轻人的呢?应该不会。因为据有人描述,咬他的狗很小的。那天,他扛着锄头去地里,一条小狗从田埂上跑过来,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就没注意,结果它就扑上来咬了他一口。他就势狠狠踢了一脚,把小狗踢翻在地,然后狠狠补上十几锄头。狗死了,他继续到田里做活。期间,他给他父母说了被狗咬的事,后来他父亲还给人描述,说是当时看到了他腿上的两排牙印,还有血渗出来,却没有当回事。他父亲说的时候充满懊悔,眼里噙着泪水。村人的安慰都很廉价,就是装上一卡车,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儿子已永远躺在地下了。

许多狗一夜之间,在村子里消失了。如果哪天突然有陌生的狗出现在村街上,村人们都会非常恐慌。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是把狗给砸死,就是把它们撵得没了踪影。村人们曾把狗肉看得很金贵,但自发生了那个悲剧,也鲜有人问津了。记得有个胆大的,将大家砸死的一条狗弄到家里煮了,却只有他自己敢吃,而且吃过之后,大家对他都有些异样的神情。他似乎经验很老到的样子,说没关系的,就是疯狗的肉也能吃的,只要吃过剔牙,就不会有事。他说的时候,本是手舞足蹈的,但我的眼睛里,却只幻化出他咧开嘴,拿一根竹签往嘴里狠劲划拉的样子。

奶奶家的大黄狗曾经亲切的样子,也被一种恐惧的情绪替代。曾经从它嘴里抢出的红薯窝窝,当然是早已被我咽下肚子了,于是,可能被狂犬病菌感染的想象猛烈地抓住了我的心。我们堂兄妹十几个人,都曾经跟这个大黄狗很亲近,而且一度念念不忘,但那之后,便都跟我一样噤了声。这更加让我心里犯了嘀咕。而今想起,也许他们当时也被某种与大黄狗有关的记忆吓住了,但在那时,我却疑心他们有种默契,知道了我曾经从狗嘴里夺窝窝的经历,而有意识地躲着我。我有种被孤立的感觉,而这孤立又变成了一种威胁,似乎我就是一种威胁的化身。像这样的疑神疑鬼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我那时得到了一种说法,说是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会长达几十年的。

很多年过去了,那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的父母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村上的人也早已从当初的恐惧中缓过神来,又开始大肆养狗了,而我对于狗的恐惧,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衰减。由此,不免会有人将我的讨厌养宠物,跟这样的心理阴影联系起来。不能不说,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还是要强调说,奶奶家的那个大黄狗,其实并不是一个宠物。爷爷奶奶是将它养来看家护院的。因为房子少,那个大黄狗连个狗窝也没有,无论刮风下雨,它都躺在门口的柴垛里,而吃的东西,除了剩稀饭之外,便是煮熟的烂红薯。这种主人与狗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是一种安全的距离。

孔夫子说,世间唯有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因为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这话似乎有些不厚道,但我觉得却可以用在狗身上。远之不见得有怨言,而近之的危险,却由村上那人的死得到了证明,因为另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那条取了他性命的小狗本是走在大路上的,他看是一条无主的流浪狗,便想着过去逮住,或者拴在家里养起来,或者杀掉来吃肉,但没想到,就在他凑近的时候,狗冷不防在他腿上咬了一口。他于是恼火了,就顺手拎起锄头将狗给打死了。另外还听说,他当时打死那条狗的时候,是有人在跟前的,他本来想将那条死狗拎回家里去煮了吃掉的,旁边那人就提醒,说这条狗看起来不正常,还是扔掉吧。于是他就扔了,但那提醒的人,却没有附加一句让他去打狂犬疫苗的话,这或是疏忽,或是那时的乡野村夫根本就没这个意识,但不管怎么样,他因为凑近过去,就无端送了性命。4.村小的日子

每次我回老家,站在我们王庄的村后头,眼见得已经被民居错落地包围着的我昔日入读过的小学只剩下一栋临近倒塌的危房的时候,我的心就不由得一紧,感叹着自己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没混出个人样,要不然,也可以像很多新闻里所报道的一样,很土豪地甩手拿出几百几千万来,重建一下自己这最初的母校了。可悲的是,我只能发这样的感叹,而当我的感叹还在那里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的时候,等我再回去,却连那千疮百孔的危房也看不见了,那原地上已经建起不知谁家的一栋二层小楼,连个凭吊遗迹的地方都没有了。照理,我也应该遗忘那一段童蒙的岁月,然而不料,在这静寂的夏夜里,听着窗外如同鬼拍手一般的风声,那三十多年前的记忆竟像叫花子的讨饭衣一般,虽破损不堪,但却前勾后连地缀成一体了。

我们那所村小学,其实只有一到三年级。在我入读小学之前,也曾有过学前班,但因为课室有限,只得外面另借了一处民房,然而不到一个学期,因为代课的女老师出嫁了,也就只好停办。我们则搬了各自的小板凳回家,在浑浑噩噩中,一边在沙河里喂羊,一边在河滩上玩泥,一边等着秋季学期的到来,好直接入读小学一年级。三年级以下的事情,已经记不确切了。但大抵,一年级的语文是个姓侯的女老师教的。我对于那时的课堂,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但她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教我算术了。后来,这个侯老师曾跟我家人说,她从我一入学就知道我是一个大学生的料子。当时我的确是已经在大学读书了,虽然入读的是一所很不如愿的矿业院校,但她的这句话却还是让我非常受用。于是,我就成倍地增加了对她的好感。记得有一次,我大学期间所写的家信被她看到,她还在我父母面前极力地夸赞。还有一次寒假将近,我从家里返校,而她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将与我同路,就在她家里一边闲话一边等她儿子洗漱的时候,她一边抱着极大的歉意,让我少安毋躁,一边还将给儿子准备的东西拿出来与我分享。印象中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因为很不幸,就在那之后不到一年,她因为心脏病而死在手术台上了。这对她的人生当然是一个悲剧,因为她工作了二十多年,已经从民办转了公干,也马上就要退休养老了。然而,她这个时候的死,却在乡人那里成了是她家人的最大不幸。因为她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就足以让全家人在村上过人上人的生活,这很让一些人红眼。于是,就又有些人幸灾乐祸,因为从那之后,她的老公,曾经做过村干部而得罪过不少人,且在几年前就因犯事下了野的人,再也不能凭着她的工资而在村街上优哉游哉了。

二年级的时候,教我语文的是一个男老师,模样很是俊朗,但教风却一向被人视为粗野。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良少年,对于上学,几乎完全没有兴趣。能吸引我的,往往是去小学北面沙河的梨园里偷摘几颗梨,不管酸与不酸,就只管往嘴巴里塞,整个就一个吃的心眼子。也或者,旁边的苹果园有外地来的收苹果的卡车停在那里,于是跟着一群小伙伴,前后左右地围观,上课铃声响了,也还收不住无聊而又好奇的心,可见顽心是怎样地不肯消退。于是,当课上了一半,我们远远望见老师回办公室了,才偷偷从半里外的土沟里溜回去。然而,失算的时候也是有的。我们有一回躲在土沟里,盼他按惯例课讲到一半就让同学们呜里哇啦地背书的,但没料到,他却杀了个回马枪,将我们在门口堵了个正着。我想象,脑袋后面已经伸过来一只大手,就要迅疾地揪住耳朵的,因为以往,这位老师对待违反纪律的学生,就是不分三七二十一,伸手就把耳朵揪住的。有一回冬天,班上有个同学的耳朵还被撕了个豁口,那哇哇叫声所引发的恐惧,曾一度填满我的心间,而如今落在他的手里,那感觉真是如临深渊一般。然而他却放我一马,只揪住另外几个人的耳朵。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以后很多人都对他的教风非议不断,但我却一直对他怀着某种敬意。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年轻帅气而似乎又有些不着调的他,已从小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了,大家有关他的传言,比如凭了当大队书记的老爹才有了顶替别人做民办教师的机会,而后又花大价钱将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婆也转了公办等,也渐渐平息下去。而我每逢见到他,彼此都挺客气而又热情,这或许是我们同行的缘故。然而我却从来没好意思提及当初上课的情形,因为有关他放我一马的事,或许他早已经忘记了,假若我要引起这个话头,恐怕还没叙及他的恩典就已经引发了他的误会,以为我也曾有事犯在他的手上,这时节,却要来忆苦思甜了。

当然,这些叙述或许跟真实的过去有些出入,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但三年级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有着无比清晰而准确的记忆。也许,这件事是我与语文老师交恶的开始,并因此而不断强化着我的逆反心理。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记忆里,它应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语文老师正在课堂上讲得带劲,而我的同桌放在窗下的铅笔盒,在课间的时候被翻开了盖子,折射出了耀眼的阳光,而这阳光仿佛是长了脚一般,慢慢地,慢慢地,就挪移到了讲台上方语文老师的脸上。按理说,当时自己听课应是开了小差的,所以才会注意到这长脚的阳光,并对于它恶作剧般地射到语文老师的脸上,仿佛有着切身的感受一样。我出于一种善意将手伸了过去,试图将同桌的铅笔盒给挪个位置。然而,就在我的手刚伸过去的当儿,那个语文老师竟一个箭步窜到我的跟前,并且教杆已经呼啸着往我的头上落下了。眼冒金星,可以说是对我当时状态的最佳形容。然而,我竟还没有失去理智,于是,在挨了这一教杆之后,怀着极大的委屈要给自己做个辩解,然而他却不由分说又是一教杆敲了过来。我至今仍记得自己的冤屈,并且他当时歇斯底里的状态仿佛刻录在光盘上的电影镜头一样,无论再过多少年,都会被我异常清晰地再现出来。我拎起了长条凳子,还把我的同桌给闪到了地上,但我却全然不顾了,一心只想狠狠地砸过去,哪怕是把一个世界都给砸没了,也在所不惜。

我不但没有本事砸坏一个世界,而且被这个语文老师收拾得凄惨无比。他拧住了我的耳朵,打肿了我的脸,他让我罚站在讲台上,他找到我的爸妈,他几乎骂尽了所有的字眼,这让我对老师的敬畏,从此荡然无存。虽然在以后的求学岁月中,还不断地跟老师打交道,但是,我对他们却再也没有不折不扣的尊敬了。我觉得,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从作为一种职业的老师滑到我的敌对阵营里去。当然,我现在想起来,或许并不全是那个老师的错,毕竟每个人所站的位置不同,作出的判断也会迥然有别,所以,误解总是难免的,他只不过是太过心急火燎,竟全然听不进我的辩解,一个教鞭,紧跟着又是一个教鞭,这才使得小小的误解走入了偏颇。不过他的反诘,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别人的手都放在那里,我怎么就看到你的手乱动呢”,这也并非不是事实。何况那个时候,我的确没专心听讲,如若不然,就不可能会有机会生长那个所谓的“善心”。既如此,挨了老师的教鞭,也不算全是冤枉的。

也许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对于上学也曾产生了短暂的厌倦,但是,我很快就克服了这一情绪,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觉得能用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解决在当时看来很重大的实际问题,这简直是太神奇了。于是,所有的不愉快,都没能抵挡住我解算术题的热情。有一回,上初中的哥哥的寒假作业上有一道应用题,记得是要求将几个容器里的液体倒腾一番,哥哥挖空心思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却侥幸完成了任务。但就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不小心,吃了哥哥一记猛拳。即便如此,我内心的快乐仍然如锅里的水一般欢腾,竟全然忘记了反击和叫嚣。或许很多人在遭受打击的时候保持沉默,并非因为畏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或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那里,所以在别人看来是莫大的伤害,但在其本人却可能浑然无觉。即便是我如此地热爱解答算数应用题,但当初的算术老师,却又引发了我另外一段回忆。

原来,有那么一个周末,这算术老师将一本教材忘在了讲桌上了,而那个周末,恰好由我和一个远房的堂兄来看护教室。要知道,我们乡下的学校,教室都很破烂,不是门无法上锁,就是墙上被掏了洞,便常有周末的时候,学生们虽各自将板凳搬回了家,但却难免有课桌被偷走的情形。所以,周末时候,安排学生轮流看护学校就成为老师们的一项发明。但恰好就在那个周末,算术老师将自己的一本书忘在了教室,她周一上课的时候,才想了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找不见了。于是,她对我和那个堂兄大为光火,而我们就在她的盛怒之下,说有个家住在附近的某某周六的时候来教室转了一圈,并且似乎就是我,或为了急于给自己撇清,还提到一个细节,说是记得那人还在讲桌前转了一圈,捧起一本什么书看了几眼。尽管如此,我们却无论如何都没肯定地说那人将书拿走了,毕竟没亲眼看到,我们也对那个比我们大了五六岁的二流子,心里很有些发怵的。

结果老师就领着我们到那人的家里去要书,但那人无论被他父母怎样软硬兼施,却只说自己去过学校却并没拿书。万般无奈,他父母说:“老师,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我们都应承下来,你看你那书多少钱,我们赔给你行不行?”说这话时,眼睛似还剜了我一眼,我当时真怕极了,要知道,那一家人在村上的霸道是出了名的。他们对老师不敢逞强,但对于寻常百姓,却一般都是有理没理硬三分的。虽然后来我所担心的一切都没发生,但我如今深感“惭愧”的是,那个常被我们视为二流子的人,或真是被冤枉的。他平日里虽捣蛋,并确在那个周末到教室的讲台上走了一遭,但正如他的父母所辩驳的,他本身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要那个书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怀着恐惧。那个可能被我们冤枉的人,常出没在上学的路上,而且以前课间的时候,我还和同伴一起几次三番地跑到他家的压水井那里喝水呢。所以,若他心存报复,无论明的还是暗的,我都不是他的对手。不仅如此,那个面目可憎的算术老师,却还因为书没有找到时不时地迁怒于我。如此,在我们这个王庄小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年头里,其实并没多少愉快的回忆。先是语文老师的误解,后是算术老师的蛮横,又加上时时担心被报复的恐惧,我当时真希望这一段学业赶紧结束。不然,时时处于紧张焦虑之中,我或许也会像那个二流子一样厌学乃至退学的。当然,对此我是有不甘的,因为那时候的我,即便还不知考大学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戏文里,却早已经听过“皇榜高中”的说法。有一回放学,几个同学还用两根竹竿绑了一个轿子轮流模仿回乡探亲的状元郎,而我因为瘦,也因为学习好,还特地多给了几次坐轿的机会。于是,这颇让我对于读书上进,有了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真不情愿退学而去务农。所以,我那时的念想,就是抓紧努力,赶快升入高一年级,果然天遂人愿,那教材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便转到另外一个村去上四年级,尽管恐惧还在,但毕竟不必再经过那个二流子家旁边,也就犯不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何况,一想起要告别算术老师那张臭脸,我内心的幸福,简直就像花儿一样开放了。5.大胡子刘老师

大胡子刘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他当时是我们那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并兼了我们班主任。时隔三十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矮胖而且黝黑,一脸络腮胡子,又有一双大牙翘在外面,所以,刘老师不怒而威。他若偶尔冲你笑一下,那种森然的感觉,直让人大冷天里脊梁骨出汗。因为姓刘,又因为大胡子,我们背后都叫他刘大胡子。他的两个活宝儿子,当时也在我们学校里,感觉有些缺心眼的,于是就很自然地,给他们分配了两个名字,也即是刘大和刘二。不过,这有些想当然了,因为我后来听人说起过,这两个儿子其实是老二和老三,大儿子由于先天痴傻的缘故,根本就没上过学。由此想见,这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刘老师,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应该有不少烦心事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大胡子刘老师的语文课堂上,我的声望和影响,基本算是达到了整个求学生涯的顶点。记得有一年的期末考试,他给我的作文打了满分,原因是什么呢,据他的点评,是因为我在作文中写了一个梦。托梦表意,显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如此云云,实在让我很受用。但现在想起来,则不过是作文里写到一个老师梦里给我补习功课而已。虽然并没有明说那个补课的就是刘大胡子,但显而易见,也有拍老师马屁的意思。所以,面对老师的表扬,我在飘飘然的时候,还应该留一分清醒;但事实上,我却不仅不清醒,而且连写作时候的抓耳挠腮,也给忘记了。那一份得意,仿佛自己信手拈来,就是绝妙好文一般。当然,紧跟着这受用的,还是那一年“三好学生”的评选,借着期末考试的东风,且有大胡子刘老师的表扬垫底,我不但赢了评选,而且据唱票的结果,竟只差两票就可以大满贯了。因为之前从未进行过这样的评选,所以,这快乐,对我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也并没忘乎所以,因为我想,这或者只是一个开始,应该还会芝麻开花节节高。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次巅峰体验了。在整个求学生涯中,我虽在学习上总体还算用功,但个性脾气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得罪同学的事情,或许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跟老师产生各种各样的不睦。所以,能有那么一次难得的巅峰体验,我觉得首先应感激大胡子刘老师。当然,这都是多年以后的认识。但在当时,我却只在高兴之外,还禁不住好奇,除却自己没投自己之外,那剩下的一票,该是谁对我心存不满呢?

难不成是她吗?我现在已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但模样倒还约略记得,而外号呢,正是我偷偷给她起的,所以,应该永远不会忘的。不过,我并没跟她有过交恶。外号虽从我这里起源,但叫得最多的,却肯定不是我。不仅如此,我还偷偷地对她怀有好感呢。事情的起因在于一次课间,我趴在座位上睡着了,而铅笔就被手臂划拉下去。等到快要上课的时候,座位就在我前面的她从外面回来,发现了掉在地上的铅笔,由于不好意思直接喊醒我,所以她就先用手指点了点我的脑袋,见我没有反应,她才弯腰拾了起来。但就在她递给我的时候,恰被班上的一个坏小子看见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发出了嘘声,一下子,我与她,都变得难为情起来。若一切到此为止,当然会波澜不惊,但问题是,自那之后,那个坏小子打头,一干人起哄,我就时不时地被拿来开涮。她倒大大咧咧不以为然,而我,却既像是受了屈辱,又仿佛被戳破了秘密,只是并不敢向那坏小子抗议,就只好迁罪于她,有事没事都冲她摆着一张臭面孔。

一向疯疯癫癫的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不给我好脸色之外,又故意与班上另外一个男生打得火热。于是玩笑转移了对象,我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不但如此,在一群坏小子中间,我还不得不站队表态,并时不时地跟着起哄。这情形,比起我后来所知道的鲁迅当年坐在日本同学中间看中国人被砍头的幻灯片,恐怕还要更加地心酸和屈辱。毕竟那只是一张不会说话的幻灯片,那被砍头的,无论麻木也好,愤怒也罢,他都不会将矛头对着远在日本的鲁迅。而我却在跟着一群坏小子捣乱的时候,冷不防就会遭遇她翻过来的白眼,而且嘴角,似乎还同时浮上来一层轻蔑和讽刺。有一回,学校所在的村庄唱大戏,戏台子就搭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她在戏台子下偷偷给那男生送手绢,不知被谁给发现了,于是一群人追着看热闹。为甩开这群无聊的人,她就一阵乱跑,而不料正撞到听戏的我,我还不明所以呢,竟被她一口吐沫吐在脚上。

我想她一定是误会了我,但会否因此而不投票给我呢,却实在是不得而知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倒是真真切切地因为她的举报而被大胡子刘老师拎到了讲台上。本来那天是自习课,旁边的一个男同学不知道何故跟一个女生吵了起来,我本是看热闹,估计也犯贱,就帮了闲,于是也被牵连进去,而恰在这时,大胡子刘老师进来了,不由分说,就将我和那个男同学作为肇事者,那个女生呢,则被当作苦主,而且越被安慰越是哭得厉害,结果,刘大胡子的眼睛也越瞪越大了。就在事情好歹有了缓和余地之时,孰料那个哭鼻子的女生又补充了一句说,老师,他还给我起外号,叫我八成呢。所谓“八成”,就是心眼子不够头,缺两根筋的意思,而将这外号加诸这傻乎乎的女同学头上,也确是我的“功劳”。因此这个当儿,我的心头就是一紧,心想,这姑奶奶千万别说是我呀。怕什么来什么,我就又被拎了起来,而这时候,竟山雨欲来一般,周围的几个女生,也一起将矛头对准我。这个说“老师他叫我小耳朵锅呢”,那个说“老师他叫我孙二娘呢”,就这样此起彼伏,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才刚刚评选过三好学生不久呢,怎么在她们心目中,我就一下子从好人变恶魔了,这实在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那曾经吐我一口吐沫的女生,已挪到后排去坐了,这时候,也冷不防地来了一嗓子,说“老师他还叫我喇叭腿呢”。事后我暗自回想,或者“喇叭腿”的最后那一嗓子,就是所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此前,刘大胡子只是瞪着眼一言不发,而这时,他竟如黑旋风李逵一般大吼一声,说“怎么都是你呀”,然后就噌地一下,抓住我的衣领子给逮到了讲台上,不由分说,就当胸一拳擂了过来。

我现在已很难体会和描述刘大胡子那一拳的分量了,但想来不会是用了全力,因为我也只是一个趔趄而已。然而就在那个当儿,我一抬头,竟看见两张熟悉的面孔,一个是我大爷家的堂妹,一个是我的亲妹妹,她们就站在窗外,眼睛紧贴着窗玻璃,正努力往我这边张望呢。整个小学阶段,我被老师拎到讲台上去的机会应该是屈指可数的,没想到这一次,都临近毕业了,何以会让妹妹们看到呢,而她们又何以来到学校的,这让我颇为不解,却又没办法探究,因为刘大胡子还在那里狂风暴雨般地发作。一屋子的男女同学,大气都不出地静候着事态发展,我那个羞愤劲儿,用小学生作文里一句常用的话来形容,真恨不得有个地缝即刻钻进去,再也不必出来丢人现眼了。此后,刘大胡子似乎余怒未消,示意我跟他去办公室一趟。我猜想,接下来的,又该是怎样的一场怒斥呢,而就在他前面带路的时候,我又看见两个妹妹也都欲言又止,且迟疑着是否要跟上来。我也不敢跟她们说话,就一味低头走着。那一段路途,也就两三分钟的光景,但在我,却觉得像开宣判大会的时候,跟那些等待处决的罪犯从县城中心广场被押解到荒僻无人的郊外刑场的距离一样地长,一样地充满焦灼、不安、恐惧、绝望。

我没有想到的是,一进办公室,大胡子刘老师竟一下子和颜悦色起来,而跟我的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也非常语重心长。对大胡子刘老师那天的谈话,说句实在话呢,其实我是心不在焉的,因为我老怀疑有妹妹的目光在我的身后,并且脑海里,已在想象她将所见告知父母的情形。所以,时至今日,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我所能够记起的,也只是一些言辞的碎片了。即便如此,我竟也没有复述能力,我只能说,他那番谈话的大意不过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触犯了众怒,不教训我一番行吗?不行的。然而就这样教训我一番好吗?恐怕也不好。毕竟呢,我在他心目中还是好学生,还是寄予了厚望的,然而马上就要中考了,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反复,整个儿的一个自问自答的形式。之后他说出去有些事,让我先在办公室里待着,而等他一出门,我就溜到门边,本意不过是想看看妹妹她们在哪里的,但却瞧见他大步流星冲厕所去了。他去的时间还很长,我等得百无聊赖,于是就东瞅瞅,西看看,竟发现他这一间办公室,跟我家的徒有四壁相比,仅是多了一张桌子和桌上凌乱的几本书罢了。但就在这时,我在那张油漆剥落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叠摊开的信纸,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俯身细看,竟是一封还没完成的信,那信的内容带给我的震撼,现在想起来,比之刚才的谈话和拳击,实在强了不知多少倍。

原来他是在向朋友求助,而被求的那个人,应该是有点官位的,所以他的信,写得不但特别客气,而且是用半文言文写的。开头就是“兄台”,转笔就是“愚弟”,中间还有“不才”、“犬子”、“薪俸”、“天时”、“困厄”、“解颐”等文辞,但所求之事呢,却竟只是若干粮票以解“断炊之饥”或以备“不时之需”而已。这或者让人哑然失笑,以为这小学校长兼语文老师酸腐得可以,但当时的我,竟对着这个别字词不能认识和少数句子不能明白的信件,不由得鼻子一酸,泪珠子掉了下来。何以然者故?因为我的家里,当时也快断粮了,而父亲还因此找到他在矿上工作的堂兄,借了些全国通用粮票回来,但就是有了粮票,却还差一些买粮食的钱,于是在那里犯愁,将劣质的烟叶卷起来,抽了一根又一根,满屋子都烟雾缭绕了,却还没半毛钱的主意拿出来。那种情形下,父亲就是个火药筒子,家里人谁也不敢肆意喧哗,否则惹毛了他,不管什么东西,他都敢往你的脸上摔过去的。但我的大胡子刘老师,却就在“进退失据”和“狼狈不已”之际,将犯了众怒的我拎到讲台上,只给了一记老拳,就忙叫到办公室里循循善诱一番。思及于此,怎能不叫我“慨然系之”,乃至“涕下如雨”呢。6.鲁有执竿者

鲁有执竿者的故事,大概很多人早就知道的;而我第一次听说,却是在小学临近结束的时候了。它先是由当时教我们数学的朱问杰老师讲给了班上的同学们,又由同学们转述给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春末的上午,因为临近毕业,学校安排我们拍毕业照,但又因为要准备小升初的考试,照相的那天,课还是要照常上的,所以大家轮流,回来一拨再去一拨。那天上午是上朱问杰老师的数学课,但同学们进进出出、吵吵嚷嚷,全都没了心思,朱老师就让我们上自习,他只在那里看着。即便这样,我们的心仍平静不下来,要知道,那是将近三十年前呢,照相对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稀罕了,很多人连照相机都没见过。

我那时虽然还没照过相,但照相机,却是远远瞅见过的。当时我们村有个小混混,整天在外面跑江湖。有一天,他突然揣回来一个照相机,在村街上走了一遭,说是要给邻居们免费照相,于是围了一大圈子的人,咋咋呼呼,议论纷纷,大家都争着来看稀奇。我也是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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