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营利评论(第20卷2017No.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王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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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营利评论(第20卷2017No.2)试读：

——体验禅七——

利用来法鼓文理学院访学的机会，我参加了2017年教师禅七。

教师禅七，是每年寒暑假法鼓山教联会面向社会特别是教育界举办的七天闭关禅修活动。闭关禅修，不仅要吃住在禅堂，禁语且不得使用手机，全部作息都要遵循主办方的严格要求，起居早四晚十，所有活动都以禅修为中心。“禅”是佛教“禅那”（梵语jana的音译）的简称，意为“修心”“静虑”，指通过冥想打坐调养身心，形成最佳修持佛教的状态。源而言之，禅并非佛教所独有，乃是一种源于人类本能、经数千年前先民开发而形成的各种系统的修行方法，应用于多种宗教及非宗教的修行活动中，如佛教的四禅八定、道家的闭关、印度的瑜伽等。我国先秦时期就有关于此类修行的记载，但未有固定称呼。直至佛教传入后，渐以“禅”字统称之。

我多年前研习麻省理工大学彼得和奥托两位大师开创的IDEAS（基于U型理论的跨界创新型系统学习）时开始接触到禅，虽所知甚少且无经验，但对禅的境界渐有感悟。这次访学的法鼓山，因著名佛教大师圣严法师创建的中华禅法鼓宗而享誉中外。法鼓宗融合禅宗的曹洞宗和临济宗，参考日本、韩国、越南的禅法，西藏的次第修法，南传的内观法门等，在继承禅宗古法基础上推陈出新，建构了一整套深入浅出、活学活用的禅修方法和体系，使中华禅这一历史瑰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禅修热潮，其影响波及美洲、欧洲及亚洲各地。

这次入选参加教师禅七的共有98位各级教师，除我以外均为台湾各地的小初高中和大专院校在职及退休教师。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曾参加过禅七活动，有的甚至参加过十次以上的禅修活动。比较起来，我是不折不扣的初修者。

禅修课程以禅堂打坐为中心，还包括播放聆听圣严法师的禅七开示（录影），室内室外的慢步与快步精行，各种瑜伽练习，以及禅师针对各种具体情况进行的个别及小组辅导（小参）。对我而言，最具挑战性的是打坐。但第一天上课，法师的开示就令我大为释然。原来打坐有很多不同坐法，包括双盘、散盘、观音坐、缅甸坐、日本坐、骑鹤坐等，每个人都可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当的坐法。其实禅修最重要的并非坐法，而是入定所选用的方法。圣严法师对此做了系统的总结梳理，他所推介的主要方法包括数息、随息、念佛、参话头和默照禅等。我有过多年的长走心得，对数息和随息很快就掌握并应用上手，但感觉一般。小参的时候特别请教果醒法师，他听我谈了打坐的感受，建议我尝试用参话头或默照禅。回到禅堂，正好播放圣严法师开示谈如何使用参话头和默照禅的片段，如同天助！在接下来的几炷香中，我习用参话头，进而固定在默照禅上，果然效果非常！从第四天下午开始，打坐的体验虽然还受腿痛的干扰，但已能很大程度排除散乱和昏沉，且会出现令人惊喜的心相！每一炷香，都令我有一番期待，一份在放松中体验禅定的进步和收获。

禅坐一炷香通常为半小时，但禅师会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时间，始与终都有清脆的引磬声。整个禅七期间一共坐禅29炷香，其中最长的是禅七结束当天凌晨的一炷香，大约50分钟！当引磬声终于响起，我告别禅定中的心相，从禅座上伸开近于麻木的双腿，确定这一场艰难的禅七修行终于成功结束，欣慰和感恩的同时，我对自己的身心也充满了自信。

禅修作为修行之术，贵在调养。圣严法师强调“五调”：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调饮食，要求吃斋持素且禁烟酒；调睡眠，要求早四晚十并晨卧午休；调息，要求随息而动并禁言禁语；调心，要求一切活动都求心在，身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禅修作为修行之法，重在修心。圣严法师强调要修“六心”：惭愧心，忏悔心，感恩心，出离心，菩提心，发愿心。修惭愧心，就是要知惭己晓愧人，谨慎律己谦虚待人，才能不断上进；修忏悔心，就是要怀忏意常悔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承认过失、承担责任并积极改进修正；修感恩心，就是要感恩人间，知恩图报，以恩化怨，奉献社会；修出离心，就是要智慧人生，摆脱我执和贪念，少欲知足，出离烦恼；修菩提心，就是要慈悲为怀，帮助他人，利益众生，慈善公益；修发愿心，就是要回向发大愿，不断精进，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努力建设人间净土和美好社会。

禅修作为修持之道，旨在觉悟。圣严法师强调要实现三个觉悟：一是从小我到大我的觉悟，二是从有我到无我的觉悟，三是从有相到无相的觉悟。从小我到大我，指的是通过禅修放下身心，融入环境，使身心与环境打成一片，超越小我的“私”而成就大我的“公”；从有我到无我，指的是禅悟达到更高的无常或无愿境界，无常即空，空则放得下一切，也放得下所有的分别心，因而超越有而达至无我的自在；从有相到无相，指的是不仅超越自我相，也超越目的相、时空相，超越所谓众生相和寿者相，达至真正意义上的至善境界。

这次禅七得以成行多有善缘，我心怀感恩。法鼓文理学院的陈定铭教授给我许多关照；校长惠敏法师激励并指导我学禅；好友明修兄则于百忙中放下公务以义工身份参加两天，我们在禁语中的相互激励被那路称为“眉目传情”；那路和那路妈也陪我来台，一起度过了有禅的静养夏日。

尽管是初禅，但禅七的体验令我在调养、修心和觉悟三个方面都受益匪浅、体悟良多。我深感须善待身心，才能善待人生；修行务从身心修起，修身修心务从当下做起；公益的目标不仅在于帮助他人、利于社会，更在于超越小我、实现大我乃至无我的至善，在于建设人间净土和美好社会。

我相信：禅所表达的无我和至善，是公益慈善的最高境界。王名2017年7月25日于法鼓文理学院

特稿

社会创新在中国：友成十年

李勇【摘要】本文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十年发展为背景，以社会创新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深度剖析创新和社会创新在我国的发展和意义。从社会创新在全球和中国的历史和起源出发，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创新的四个来源。通过剖析创新概念和相关理论发展，结合友成基金会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厘清社会创新概念、社会创新思维、创新之源等理论，并指出社会创新过程的四个阶段：创意/想法—原型—社会实验—扩散。探讨了社会创新组织的内部构架，以及领导力的作用，进一步论述社会创新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解析社会创新组织的战略制定、管理、行销和扩散，指出创新的本质是作为人类社会动态平衡的手段而存在，及其变革及系统和谐的意义。【关键词】友成基金会；创新；社会创新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顺应并逐步形成自身特色进而推动社会创新潮流的十年。顺应是指社会创新最早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到中国的；形成自身特色不仅是指基于中国自身特点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社会创新所隐含的反对经济和社会的人为分割、强调从整体上进行思考并解决问题的假设，就是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其中以友成“三A三力”体系的研究、适用、推广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社会创新的概念形成、推广与实践。不仅仅推动跨界合作，还推动着基于管理形成的组织形态融合，致力于忽视并消除组织的边界；这种跨界既体现在领导人与团队的经历和背景上，也体现在行为、组织与体制的层次性上，还体现在社会创新中关于社会组织的服务、治理、协商、创新等维度上，体现并践行了作为社会创新机构的基金会的本质——通过服务创新的倡导，尤其是通过Saaa机制来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其中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以下简称“社投盟”）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社会创新组织对扶贫模式的反思和创新，参与到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其中以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电商扶贫、遵道模式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传统对社会创新的价值与文化基础建构，注重社会创新中地方性知识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支持系统的基础性作用；其中以“路人甲”“三A三力”“社投盟”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社会创新链条的尝试和完善。它包括社会创新的领域、主体、动力、机制、标准等方面；并尝试进行社会创新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等方面的实践，这就是地方性实践贡献于全球社会创新发展；其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整个历程的缩影。

一 作为世界性现象的社会创新

1973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与技术创新比较而言，对社会创新的需要甚至可能会更大，”“从工商企业的发展历史看，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至少与技术创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德鲁克，2009a：39、349）1985年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创业精神》一书中，基于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对社会创新问题进行了集中阐释（德鲁克，2002：21）。1986年，他提出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全新领域的观点。在实践领域，“社会企业家”一词最早由阿育王创立者比尔·德雷顿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用以指称那些拥有企业家激情和能力并致力于社会问题解决的企业家。

社会企业作为社会创新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世界性现象。各国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纷纷通过社会创新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诸多解决方案的发展。如英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全国性协议、创新组织形式——社会利益公司，美国白宫建立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办公室、社会创新基金，以及20多个州通过社会企业相关的法律等；企业也从承担社会责任发展到建立战略公益、创造共享价值；非营利组织通过采用商业手段以提升自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等政社、政企、社企之间的创新合作方式越来越普遍。社会创新理念、组织、平台开始蓬勃发展。

在当今社会，技术、经济、社会呈指数级变化，变化本身也以指数级方式发展。创新已经是一个被用到滥俗但又无处不在的一句“行话”。虽然越来越多的商业评论指出，创新已经成为一个让人难以信服的空洞概念，应该是时候寻找下一个趋势了（理查德森，2014：33）。但对于全球经济、社会、政治而言，创新仍是生命之源、活力之源、和平之源，是首要的战略考虑。但这种创新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创新和发展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线性思路了：技术和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越大，涉及面越广。我们要从价值选择来逆向制定技术和经济的影响边界。

虽然直到现在还未能达成关于社会创新的统一定义，但这并不阻碍通过各种社会创新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创新”一词的包容性也使得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进来。“社会创业含义的明晰性明显缺乏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也是基于它的非凡的影响——也就是它的有活力的适应性。”（Nicholls，2006：10）“社会创新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维的和动态的建构，跨越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的各个交叉点。采用的组织机制基本是不相干的：社会创新在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都可以运作，采用营利的、非营利的和混合组织形式（或是三种形式的混合）来实现社会价值以及带来变革。这些企业可以采用各种组成形式，如慈善团体、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保证公司、公益企业、发展信托以及更常规的私人有限公司。”（Nicholls，2006：12）

社会创新概念依据对“创新”不同阶段的理解不断发展。目前还未能有从最初的被理解为源于或依附于技术的创新，到基于社会进化论被认为是与技术创新无关、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改革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再到脱离社会改革、与技术创新平行、强调价值导向和社会导向的发展范式。西方关于社会创新仍然是从部门分割的角度、基于不同的假设如利己或利他来分析的，其关于社会创新的界限、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机制、社会创新行动者、社会创新模式、社会创新的效果等研究日渐深入，并逐渐形成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变迁等理论流派。无论什么流派，关于社会创新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开创新的社会均衡状态，或掀起突破模式的变革，来改变现状。

创新既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精神，也不专属于某一些国家和地区，更不能也不会为市场及其逻辑所独占。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现在，社会创新之所以如此被重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有关。

从现代西方社会创新的历史来看，其大体上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创新在政府领域表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代表性制度是私有化和购买服务的兴起，在企业领域表现为通过私有化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在非营利组织领域表现为通过承接购买服务提供社会服务，同时社会创新机构开始出现；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领域表现为推动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制度化以解决社会问题并拟定相关法律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企业领域表现为从通过慈善行为实现社会责任向更高的战略层次转变，试图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在非营利组织领域表现为社会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的领域、组织界限开始被打破，不仅仅是跨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融合的发展趋势，新型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如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社会创新机构大量出现。（二）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仍然主要以政府让渡社会空间、推动制度建设、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推动社会发展为主。“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及其理论是在20世纪末开始进入实务和学术领域的。但其真正形成一股潮流则是在21世纪初期。在学术领域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为领先者，其在2006年就与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杨氏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并在2009年成立了社会创新研究室。在实践领域，早期较为著名的社会创新的实践者是友成基金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友成基金会自2007年5月12日成立后，以推动中国社会创新为己任，提出了“新公益”的理念；与中央编译局共同编译出版社会创新丛书：《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2009年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出版《社会创新蓝皮书》和《社会创新案例报告》；协作参与评选“中国社会创新奖”。

我国社会创新的大发展可以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算起。这部条例的颁布代表着企业、个人可以通过设立私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创新之中，区别于公募基金会，私募基金会的最大功能和使命就是社会创新。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的社会创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8年，这是我国社会创新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私募基金会的建立、社会创新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社会企业的兴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法律所确定，在非营利组织领域以社会企业的理念传播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2008～2015年，在这一阶段公民参与、政社合作、社企合作、公益创投蓬勃发展，制度与政策创新不断为社会创新提供空间和实现机制，企业开始参与社会价值投资，社会企业获得了包括技能提升、资金资助等社会支持；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其主要标志是五大发展理念、《慈善法》的出台等将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确定了慈善组织的基本法律保障，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领域则表现为更多的跨界合作和融合创新，典型的标志是关于社会创新的相关联盟和标准的出现。

在这三个阶段中，都可以看到友成基金会的努力和行动：

2006年，友成基金会开始筹备；

2007年，友成基金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社会创新写入章程的公益组织；

2007年，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翻译《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

2008年，友成基金会接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并将该计划纳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8年，友成基金会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进入灾区，并建立了第一家社会资源协调平台；

2010年，友成基金会提出新公益七大趋势，倡导以人为本、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

2011年，友成基金会启动大学生社会企业家精神创业启蒙计划——创业咖啡；

2011年，友成基金会发起全人素质教育平台项目——小鹰计划；

2012年，友成基金会发起社会创新思想者和行动者跨界对话的新公益学社；

2013年，友成基金会首次提出设立社会价值投资基金的设想，推动投资领域社会创新；

2014年，友成基金会开发MOOC培训+就业创业孵化模式，成为第一家电商扶贫的公益组织；

2014年，“路人甲”正式上线，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实现人人公益；

2014年，研发出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

2015年，双师教学项目获得总理批示；

2016年，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成立，将“三A三力”体系作为社会价值投资参考标准。

作为我国第一家由大陆、港、台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在与企业密切合作的同时，友成基金会积极与政府展开协同，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人才培养，倡导社会创新理念。在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友成基金会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倡导作用，得到了政府、企业和草根NGO的广泛认可。

从友成基金会十年的发展来看，关键的或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时点有以下三个。一是友成基金会的设立。这是第一家以社会创新为使命的公益机构，它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创新从研究、倡导领域进入到实践领域，从传统社会创新走向更具包容性、跨界性的阶段。二是“路人甲”的成立，其成立是社会创新应用技术推动变革的实践，是友成基金会作为投资者所投出的第一个社会创新企业，意味着友成在社会价值投资方面从倡导到实践。三是“三A三力”体系的推出和“社投盟”的建立，前者意味着社会价值投资原则与参考标准在国内首次系统地出现，且这套标准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义利并举、系统思维而设立的；后者则是友成作为社会创新的平台面向所有致力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所建立的网络组织。

十年间，友成基金会的发展和诸多项目的创新特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组织存在的理由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所有的项目活动中；二是将技术、资本、政策与公益有效结合，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围绕社会目标动员其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注重发挥桥梁和平台的作用；三是将社会创新的不同类型有机结合，既注重源创新或颠覆性创新的建立，又注重渐进式创新的发展；四是将作为公益组织的基金会和作为社会创新的机构双重身份有效融合，既发挥了基金会服务、治理、倡导、创新的功能，又发挥着社会创新机构跨界、连接、融合的功能。

可以说，以友成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创新机构正在重新定义组织、发展乃至价值观。但是，当友成基金会将触角和行动伸入社会创新几乎所有领域的时候，其间的张力就会非常大，问题就随之而来：政社合作当时需要以政府的逻辑来运行，对社会创新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论，平台的建设需要对双面市场具有充分的认知，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既需要把握时机又需要掌握技术，跨界需要对各个领域均有深刻的认知，直接提供社会服务需要专业的社会技术，培养跨界领导力需要对课程体系和授课方法进行精巧的设计。如果仅仅依据传统的方法来进行，那么全身心的投入、高效的执行团队、充沛的资源似乎可以勉强为之，但是如果这一切都要用创新的方式去开展，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开拓的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所有的经验和调查方法都好像失去了功能，因为你不能确定经验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运用，你对未知领域也无法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实验、迭代的过程。（三）社会创新的四个来源

从创新的整个发展史来看，其主要有三个阶段：从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到以管理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再到以使命为核心的社会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创新和社会创新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不能将其并列。社会创新在一定范围内是增加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的维度，成为创新的创新。这意味着，社会创新必须为其他创新增加附加值，这种附加值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创新功能的实现程度。

从创新的发展史来看，创新从技术创新进化到经济创新再到使命创新亦即社会创新，其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再到国家、经济、社会三大部门的分离。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再到社会权力依次彰显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的分工、互动的过程。在国家阶段强调的是身份与地位，凸显的是社会、经济均纳入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之中，这时技术创新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阶段，突出的是从重商主义到市场主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经济权力不仅仅获得了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决定性权力，强调的是个体、自由、权利，在这个时期经济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在国家、经济、社会部门分离的阶段，一直受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挤压、被边缘化的社会力图重新发现其主体地位，社会权力开始彰显，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所有主体所负的责任，这时社会创新是作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的。这种附加值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维度的平衡与调整。

如果将整个社会分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社会创新必然是三者均单独或联合参与其中的。一是从民主政府到责任政府而形成的政治面向的社会创新。二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共享价值形成的经济面向的社会创新。三是从非营利组织到社会企业所产生的社会创新。四是三大部门的跨界、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创新。

在这里，社会组织的功能是什么？简言之，那就是通过创新服务的倡导，基于创新，变革服务提供方式、内容、绩效，进而影响其他组织如政府和企业，也只有这样，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成为第三部门。

不能仅仅把社会创新当作政府、市场、社会对单独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的线性反应，而应把社会创新作为整个社会建构的一种创新途径来看待。这种战略高度首先就要弱化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使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社会建构的理论来看，从以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为指导的自由竞争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主义，再到萨拉蒙所谓的“全球结社革命”，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分界理论是导致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之前三大部门的融合已经存在，现在的三大部门融合的逐步显化，实际上是利益冲突在三大部门机制下不可调和或者在新的价值理念下的显现。在人类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部门的方案都不能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需要进一步弱化。政府并不天然是市场和社会的敌人，政府也可以介入市场和社会。当然介入的合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样，市场、社会部门也可以介入政府的运作过程中，市场和社会部门也可以相互融合。社会创新的主体不仅仅是社会，市场和政府也可以进行创新。（李勇，2010）

正如创新理论的创始者约瑟夫·熊彼特所揭示的那样，“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一个事实绝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熊彼特，1990：5）。随着人类职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事实的领域越来越展现出独有的主体、特征和运行逻辑。而研究的作用就是要通过抽象、简化，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将经济理想同实际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学理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其他的解释由其他学科完成即可。“在一个事实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的解释作用方面的重要性而言，并没有联系。”（熊彼特，1990：15）在本质上，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经济是被其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因而发展的原因以及它的解释，必须从经济理论所描述的这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为了看清本质，必须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因而要问的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而不是去问：是哪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熊彼特，1990：71～73）

从硅谷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硅谷被视为技术创新的圣地，但是其出发点是解决斯坦福毕业生就业问题、地区间发展平衡问题等。这些问题更具有“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三个面向：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从其系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也就是为何一直以来经常有学者和实践者认为扶贫领域“越扶越贫”，在国际发展领域发展中国际援助的效果好像几十年来都没有取得根本性变化一样。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注重社会问题的社会面；二是由此而进行的相关活动反而固化了既有问题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不平等。

友成基金会在实践并倡导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候，从系统的层面进行思考。尤其是抓住了金融这一当今社会的“牛鼻子”，从社会创新型企业入手，研发“三A三力”标准体系，推动社会问题系统解决方案的创新。

这里需要指出四点：一是就“三A三力”而言，其追求的也是共享价值，在这一点上与迈克尔·波特教授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形成路径的不同，“三A三力”是从系统再到分工以实现价值的共享，而迈克尔·波特教授则是在西方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思考；三是二者在理想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并无不同，只是思考方式不同，但是一旦进入实践领域，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巨大的差异。一个是从系统进行考量，因此在社会分工方面将远远落后于从社会分工开始考量的发展，但更具可持续性和后发优势。二者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彻底合一；四是对友成基金会而言，必须要考虑的是，采用这套指标的机构是否能够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优势，这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跟踪、科学的测量之后，才能真正推动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性的社会问题的发展范式的转变——更符合自然方式和人类社会多维度特征的发展。

在西方，除了共享价值的出现以外，也有类似“三A三力”的指标出现，如社会投资回报指标等。1994年，英国一家名为“可持续发展力”的公司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三重底线的模式——人类、地球和利润，其目标不在于关注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在于关注环境和社会的价值。三重底线是个使用极其频繁的商业概念，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支撑或者抑制环境友好型创新的条件。之后费尔马尼安商业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套新的商业模式，名为E2。这个模型与三重底线模式不同，是基于企业对环境部门和社会部门的积极影响或破坏性影响增减或扣减价值，其发布了达·芬奇指数（哈曼，2015：9～10）。B实验室（B Lab）正试图改变立法以促使公司遵循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重底线。就像创意经常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中独立产生一样，这一次东西方的频率开始异常接近了。

二 创新与社会创新

最早开始研究并提出创新理论的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创新研究仍然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创新在很多时候仍然被看作经济学的概念。最早提出创新理论并集大成者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的核心就是“创新理论”，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技术问题。其提出的创新定义、企业家、经济周期的理论依然是当前讨论创新理论的基础。

1951年，罗伯特·索洛在其所发表的论文《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价》中认为创新发源于精神活动，实现于实践发展，因而提出技术创新的“两步论”：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1956年，罗伯特·索洛提出经济增长模型，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1962年，肯尼斯·阿罗建立“干中学”（Learn by Doing）模型，强调只有试图去解决问题并付诸行动的时候，学习才会发生，由此，导致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就是经验的增长。“学习曲线”就是对“干中学”模型最为现实的描述。1990年保罗·罗默在其发表的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开创性地提出新增长理论，引入研究与开发和知识产品的概念将创新内生化。

1973年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知识经济》专题报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将技术创新归纳为更为宽泛的知识创新，定义了知识经济，描述了国家科学系统在知识创新过程——知识产生、知识传播、知识应用中的作用，将知识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从创新概念的演变史来看，依次呈现的是线性的过程：技术创新到经济创新包括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再到社会创新。在这里要重复一点：这些创新在实践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呈现交叉甚至是并行状态，只是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不同。且创新前面的限定语——技术、经济和社会并不意味着范围的限定，而是创新的面向和创新主体的参与不同。在这一点上，友成基金会对于社会创新的既定无疑是正确的：既包括主体的多元性，也包括经济创新和技术创新，只要其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价值为目标。

何谓创新？创新是创意生发并通过实验实践和扩散的过程。创新本质上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或增加新价值的过程。

依据创新的应用方式，即创新被应用于哪些领域或哪些地方，可以将创新的主要领域分成三部分：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工艺创新。按照创新的新颖程度可以将创新分为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但这种创新不能有效区分各种创新之间的微妙而重要的差别，因此亨德森和克拉克将创新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虽然这一分析形式是围绕产品进行的，但分析的框架仍然可以用于服务创新和工艺创新。亨德森和克拉克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把产品看成系统，基于创新作用于系统中的具体部分，根据组件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区别可以将创新分为四种类型。在这个分析体系中，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被看作相对的两端。（史密斯，2008：21～32）

谢德荪认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科学创新，称为“始创新”，包括科学理论、新产品及新科技——从本文对创新的定义来看，这称为科学技术突破更为合适；另一种是商业创新，是指创造新价值。始创新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商业化或社会化。“对企业而言，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创始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的价值。”如果把社会创新也纳入研究视野，那么可以对谢德荪教授的分类进行修正：始创新和价值创新。其中，始创新既包括科学技术的突破，也包括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的提出；价值创新包括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如果再进一步分类的话，那么价值创新又可以分为流创新——类似于连续性创新以及源创新——接近于破坏性创新（谢德荪，2016：6～8）。“源创新与流创新的最大区别在于：流创新以自身资源和力量来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从而达到增加价值的目的；而源创新则通过推动新理念价值，引导其他相关经济参与者加入，并组合大家的资源与能力来满足人的欲望，一起来开拓一个新的市场。”（谢德荪，2016：10）

友成基金会的十年中，用源创新和流创新的项目和组织有哪些呢？由于社会创新的地域性特征，这种考虑仅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进行考量。根据谢德荪教授的分类标准，能够称为源创新的有5个：友成基金会的成立、“路人甲”、救灾遵道模式、“三A三力”和电商扶贫。“路人甲”将人人公益的理念通过IT技术实现，救灾遵道模式是第一个社会资源平台，“三A三力”则是从社会创新的本源、发展哲学、系统思维的角度将其标准化并推向社会，电商扶贫是将扶贫与电子商务这一典型的市场模式创新在扶贫领域首次结合。其他创新则属于流创新：双师教学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八大部委联合下发了CNGI示范工程2005年研究课题成果的落地与实施；“创业咖啡”则是针对大学生社会企业家精神启蒙进行服务、师资、流程上的创新；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是专门针对扶贫领域的志愿者行动，之后又衍生了志愿者驿站这一流创新；“社投盟”是将社会价值投资及其标准进行联盟的实施推广；其他项目是理念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等流创新。（二）创新的理论

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传统与文化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均对形成具有一定共识的、完整的社会创新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多时候，社会的复杂性甚至让这种理论追求的常识要么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碎片化，要么直接放弃这种尝试。大卫·史密斯介绍了适用于不同情境下的四个创新理论：技术曲线、间断均衡、主导设计、吸收能力。这些理论主要强调创新过程中技术的应用，但由于涉猎广博，因而也可以适用于分析一般的创新。当然，这种适用性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进一步深度研究创新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提醒的是：没有相关理论用于指导如何具备更高创新的能力，创新理论只是具有分析、归纳的作用，其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指导创新实践的“圣经”。

技术S-曲线理论的核心在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技术会不断进步臻于完善从而使创新渐进变化。对于创新者而言其呈现“学习曲线效应”；间断均衡是指由于每一项技术都会存在一个天花板，当技术完全成熟即达到或接近天花板以后，其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就会接近为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重大的技术突破，进而进入下一个技术生命周期和学习周期；主导设计是指那种能够赢得市场推崇，让竞争者和创新者能够主宰潮流而必须追随的设计或产品构思。当创新的各种范式形成后，被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范式成为主导范式，这也意味着创新趋于成熟。范式形成后，创新者所要做的就是持续地改进，尤其是在设计以外的其他变量，如品牌、营销等。主导设计的理论使得我们从产品中心主义走向客户（受益者）中心主义，更加强调了体验性、标准化、开放性以及实践性的重要性；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辨别外部信息价值、吸收消化信息并将之运用在商业化过程中的能力”，强调组织的学习能力，这就要求组织必须注重以下三个因素：与相关知识的接触面，以往相关知识的积累，丰富多样的经验（史密斯，2008：64～76）。简单地说就是有技术、有网络、有经验、善学习。你知道什么和知道怎么做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你知道谁并知道他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比你更好。

那么，研究这些理论体系对一个追求社会创新的组织有什么用呢？市面上经常买到的那些心灵鸡汤般的关于创新家或创新机构的书籍，更多的是让我们对创新有了感性的认知，但对于为何是他们，他们究竟为何成功或失败，在哪一些关键点上他们做出的选择如何影响了组织的发展，以及这种创新对于其他机构的启示究竟是什么等问题则没有一个理性的答案。而创新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分析自身所处社会周期的哪一阶段、社会创新链条上的哪一环节、现在的社会创新“奇点”在哪里、组织的长处与短处以及如何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来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

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社会创新，现有的研究发现其生命周期都呈现明显的S曲线。即使是组织体系内采用创新的成员数按照时间维度分布，也呈现技术创新相似的S型分布（罗杰斯，2016：24）。

问题是，对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友成基金会而言，如何确定社会创新的S型分布，如何在成熟期之后的衰退期之前甚至是在新社会技术出来之前，更敏锐地、更有效地感知到这一社会创新变革的到来。（三）社会创新的概念

社会创新是神话吗？

技术中心主义者仍然认为技术进步的力量会“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进步的结果，即使他们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但其也会认为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就整体而言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基于人道的理由，应该给予穷人救济，但基于工业的理由，不应该给予失业者救济（波兰尼，2017a：30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整体社会的价值就是被动展现的、工具化的。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使那些专家的技术理想成为人类的唯一目标，则几乎每一个理想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在企业界很多人对社会创新是持有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如著名的企业家、创新家彼得·蒂尔就认为公益创业是神话。他认为清洁技术泡沫不仅是企业领域的，也是“公益创业”史上最大的风潮，也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公益创业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但通常两方面都做不到，因而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当“社会”一词存在较大歧义的时候。“清洁技术与其说是环保必需的技术，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蒂尔、马斯特斯，2015：222～227）。果真如此么？很多公益创业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看法：很多所谓公益创业机构要么徒有虚名，要么挂羊头卖狗肉，要么仅仅做出了一点点市场运作尝试就故意扩大，要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成功的公益创业机构比起商业公司仍然处于非主流、占据极小的一个领域。但是如果用系统的观点、未来的观点来看的话，公益创业的思维方式：系统的观点、耦合的运作方式、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正是彼得·蒂尔所意指的确定性的未来么？只不过，借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教授在2010年的观点来说，公益创业来早了50年。但现在真正的公益创业从业者们在践行50年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不正说明了他们是面向未来的开拓者、实践者么？其所谓的社会现象不正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进而实现人、社群的发展，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耦合进步么？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与文化的线性思维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哲学发展的问题，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最终表现为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这意味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路径做出选择，进而会呈现不同的风景。你的思维、价值、哲学理念是什么样的，你所处于的社会就会是什么样的。

关于社会创新的争论很多都是由这个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如果我们在讨论社会创新的时候使用的仅仅是同一个名词而不是同一个概念和相同的内涵，那么这种讨论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社会创新可以做出如下定义：社会创新是对社会问题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案。与现有方案相比，它通常更有效率、效果更好或更具可持续性，其创造的价值主要面向社会，而非单独的个体。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之间的不同在于，后者关注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过程和方案。社会创新着眼的是更高层面的社会结构——为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而必需的行动者、系统的运行逻辑、互动以及发展方向（夏露萍，2014：141）。就主体而言，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可以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从特定组织而言，这个含义包含着社会创新的三种组织外延或形式：社会企业，面向并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解决社会、经济等问题的企业。

由此，呈现另外一种发展路径：设定价值、寻找市场、推动新技术的产生。而非传统的发展路径：技术创新、寻找市场、创造价值。这也许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策略——的历史性竞赛。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有效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西方的经济增长策略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发展路径。

在这里要重视泛化创新+的错误。一是创新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并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创新本身被当成结果，而不是用于创造商业成功、改善用户生活、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丽的工具（魏-斯基勒恩，2011：14）。这是在“三A三力”指标设计中所尤为强调要避免经常出现的本末倒置的情况：手段、路径和工具往往在具体的组织行为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当做目的、目标和使命。二是罗伯特·奥恩斯坦将人类的发明称为“制斧者的礼物”。试想一下：第一把钢制的斧子被引入对金属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它让杀戮变得更容易，他撕碎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根基以及文化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新发明都是制斧者的礼物。但这种阴暗面通常暴露得太晚，常常发生在我们习惯这些创新的存在以后。创造力的结果通常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相信进步总是令人满意的就像一开始抗拒它一样荒谬可笑。因此评价的标准很重要。要通过系统而非单独的领域、通过每一个人的参与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具有较丰富体验的人，以及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待自己专业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冷静平和的智慧，而这些人比较可能是在年龄上属于“老年人”。（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305～312）

当每个人或机构都重视、讨论创新的时候，创新经常会失去了“与众不同”的一面，成为不得不做的工作，创新的结果也变得千篇一律。此时，原有支持创新的理由都可以作为反对创新的依据。

三 社会创新：思维、创意和过程

在众多的思维方法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收敛思维、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创新性思维的形成需要方法论的引导。经常用到的创造性思维方法有四阶段法、阿马布勒法、奥本斯-帕内斯法、设计思维法等。

在杰夫·戴尔对来自75个国家的500多名创新者和5000多名主管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杰出的创新者经常使用的技能有四项：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这四项技能均是产生联系性思维的基础。创新思维的产生可以通过四种行为进行联想而产生：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但如果你陷入例行公事完成好当前工作的思维定式时，就不可能有所顿悟。（弗尔、戴尔，2016：55、59）

在进行这四种行为时，广泛搜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跨国家、跨行业、跨公司、跨技术、跨功能等来寻求想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美国偶像模式”利用组织内部的创意管理系统捕捉洞见，然后利用一定的工具和框架选出有利于创新的洞见。（弗尔、戴尔，2016：61～66）

发问可以启发创造性的见解。爱因斯坦曾多次重复：“要是我问了正确的问题就好了……要是我问了正确的问题就好了。”他认为问题的形成往往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也提到：“最重要、最艰难的工作从来不是找到对的答案，而是问出正确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最无用，甚至是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虽然答对了，但是一开始就问错了。”发问对于创新者而言不应该是一种时髦的智力练习，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学会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如果……会怎样”等方式强化对解决问题的思路设下限制的同时再去除限制。问题是激发创造性想法的关键催化剂（戴尔，2013：53～67）。

创新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能量与存在方式，这需要转变心智模式来接受创新。关于创新的书籍和创新培训中经常讲到心智模式、思维模式的转变，但是在实际的创新思维、创新设计中经常又返回到思维的层面，在心灵层面、意志层面的讨论与渗入就非常少了。尤其是在方法论角度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何在创新方法论角度奥托·沙默能成为大师的原因。他强调向内学习，打开思维（mind），打开心灵（heart），打开意志（will）。而这绝不是创新培训中的游戏、工具所能实现的，当强调右脑思维与左脑思维、全脑思维的时候，心灵和意志作为最重要的创新体悟的源泉就消失了，内在的生发就不会产生，而停止于头脑风暴、思维转换的层面了。

因此，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问、引导对方进行快速思维的回答以实现即时的体悟。进而将一场单向的对话转变为产生创意的过程。

友成基金会作为平台机构，每一个员工都会接触不同行业的人，在这里需要提醒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将对方看成伙伴（资源）还是看成思想的沟通者？如果是前者，那么你不会获得任何创意的产生，如果是后者，那么请做好第二问题的准备；第二，你是否带着问题去与对方交流，并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二）创新之源

友成基金会的创意如此之多，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王平理事长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力的领导人下命令后大家就都会苦思冥想、创意涌现么？

答案肯定不是。创新具有如此之独特的特征，任何领导人、专家、权威既不能指派任何人去创新，也不能拟定一套“科学的”模式去规定创新，任何人也不能按照命令去完成创新，计划好的创新是不可实现的或者一定只能是个案。无论是事物还是社会、经济本身，变化是永恒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办公室内的一条标语上写着：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可以量化，并非所有可以量化的东西都重要。正如3M公司在2000年从外部空降的CEO引入了“六西格玛”改善流程，使得整个公司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直到2005年新的CEO就任后开始改革这种不适合创新的评价体系：创造发明本质上是一个无序的过程。你不能把“六西格玛”用于这个领域并认为自己就此能操控创新，谁都不可能说，我打算星期三想出三个好点子，星期五想出两个好点子。创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理查德森，2014：277～278）。

但不可否认的是，“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求变化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经济或社会创新的基于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中”。成功的创新家不会坐等“缪斯垂青”并赐予他们一个好主意，相反他们努力实干，试图创造价值、做出贡献。（德鲁克，2010：31）

那么，社会创新的新想法和新思想都来自哪些主体呢？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创新能力，每个人也都会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唯一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以推动和实践社会创新为目标的组织，如何将能力与责任感激发出来。

首先必须要提出的是：创意与点子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有很多人点子多、想法新、思维敏捷，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也就限于此了，这些与创新没有关系。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创新家，最多是一个智多星、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而绝非作为创新过程的创意者。除非他们能够将这些点子、想法、思维在实践过程中去加以体验，并对外在于他本身的环境包括组织、社区或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影响。

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将创意过程分为5个阶段。准备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唤起好奇心的问题中，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而不是被提出问题的时期。酝酿期，在这个阶段，想法在潜意识中翻腾；你可能不记得中间任何有意识的思维步骤，但是你时刻在准备倾听“缪斯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精神分析科学还是认知理论均强调理性在这时退居幕后，潜意识不再对联系进行审查，进行并行而非穿行加工。洞悉期，又称为“啊哈”时刻。这是讲一片片创意的拼图成功地拼在一起的时刻。评价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判断自己的洞悉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最不确定、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接受同行反馈、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的时期；原型阶段，这是精心打磨原型的阶段，这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阶段。没有1%，那就什么都不会开始；同样，没有99%，那就只有1%，需要用99%的汗水浇灌1%的灵感。在精益创业思维的引导下，要将原型进行不断地迭代以达到能够推向市场的、可能不完善但也是一种问题整体解决方案的产品。在这里，要注意“快速原型”与精益创业的结合，因为过于快速的原型设计往往忽略掉原型迭代设计原则进而寻求多重可能的解决方案，过早地进入实践状态，而这也会带来过早的规模化所导致的调整的灵活性的降低。因此在原型设计过程中也要遵守递归创新的方法，将原型分为理论原型、虚拟原型、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原型和最小卓越产品原型（弗尔、戴尔，2016：19）。原型是不完善的，低保真的，解决的不是全部的问题而是核心的问题，其目标是验证假设，而非创建第一代产品。由此，原型的设计也是一个多次试验以验证假设的过程。当然，也可以选择同时建立多种原型进行实验以测试哪个原型运行效果更好。

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的早期阶段传统的方法如焦点小组、定量分析、概念测试等起到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可能误导创新者。我们要基于目标群体和社会的需求——无论是他们意识到的还是未能意识到的形成好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包括客户洞察力、市场的不稳定性、竞争力和战略资产、行业传统观念、发现和筹划空白五种类型。（斯卡金斯基、克劳斯怀特，2016：13～15）

王平理事长无疑是友成基金会最具创新力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部分资料，一窥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她具备了如此创新功力：

在团委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独立的，给了我这样一个空间；

我的工作就好像空间太大了，自由度太大了；

在研究室十年觉得又是一个放羊的地方，我一辈子都是放羊的；

没有独立，你就没有自由。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成长空间；

思考是我的本质，思考是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我特别同意。只要我睁开眼睛，我在喘气，我就没有一刻不在思考；

我认为我思想的开放度就是因为像雷达一样一直在捕捉各种我想要的养分，这种养分会最终形成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它不是刻意地指向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类别，某一个层次的，它是全方位的，全天候的雷达，此生就是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遇到的每一个缘分，不管是人，还是事，都是我学习的机会。

上述这些创意产生的基础看似非常容易，但必须基于三个前提。一是对于知识的积累，对诸多领域的发展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由此能够寻找其他行业可重复使用的技术和零部件。二是跨界所形成的创造性张力，是通过对比各自的愿景、目标及实现方式等之间的差距而形成的，“大多数突破是在被认为不存在联系的信息中找到了联系。跨领域的和领域内的整合是创新的规范，而不是例外”（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315），未来更大的创新一定发生在交叉领域。三是必须要有对新事物价值的判断能力，“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前提是能够识别机遇。所有的人都可以有创意的产生，但那些源源不断的、重要的创意的产生往往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果创意的产生源泉是多样化的，那么社会创新机构还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研发部门么？如果有，那么在社会创新的过程中，研发部门在哪个环节、创新的哪种类型上发挥作用？（三）社会创新过程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这个观点我提出过，这种方式我设想过……，如果是这样，最好把自己当做一个出点子者，或者拔高一下，称呼自己为思想家吧。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创新者。因为这离创新真的还有十万八千里。“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企业家精神既非科学又非艺术，而是一种实践……企业家精神的知识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事实上，实践知识的内容构成主要是由目的来界定的，也就是由实践本身来界定的。”否则，这些创意只能属于创意历史的范畴，称为达·芬奇笔记本中的图画，而不属于创新史的范畴（德鲁克，2010：102）。正如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老师指出的那样：“不能追求过于空洞的创新概念，而不能脚踏实地的实施。一些事情从第一天开始，只要一直做下去，总会成为一个标杆。但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就是狗熊掰棒子，喊口号永远停留在喊口号上，没意义。”

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一般概括为几个阶段，这是因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这意味着，“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熊彼特：1990：297）

大爆炸式创新理论将创新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奇点、大爆炸、大挤压、熵（唐斯、纽恩斯，2014：74～75）。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友成基金会的成立及发展过程。

奇点。友成基金会是携带着社会创新这一“社会技术”进入这个领域的。它给传统公益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创新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见解，巨大的争议伴随着巨大的发展。友成基金会最初的实验是与英国大使馆进行合作进行“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大爆炸阶段。最初的实验成功后，各种社会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组成各种组合，尤其是当社会价值投资或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参与式资助等拓展生态系统的方式更为成熟以后，各种主体迅速跟进。如政府在这个时期几乎主导了公益创投，而参与式资助成为基金会转型为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方式，社会价值投资或社会影响力投资则将社会创新的领域逐渐拓展到投资领域。

大挤压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相关联盟或标准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更多的社会技术、更多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将成为主流，在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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