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名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3 03:04:53

点击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清名臣

大清名臣试读:

内容简介

历览清朝名臣的一生,不能不为风云波澜中的屡屡奇策为之惊讶,神斧天工的谋论为之沉醉,声东击西变幻莫测的兵术为之赞叹,厚德满汉一匡天下的胸襟为之神往!大清帝国所处的时间正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在乾隆时大清的经济实力占到世界的51%,国库的银子多的花不完,以致储粮满仓而霉变。然而后期因国人只知道我自己是天下人的天下,还以中国自居,不知与时俱进,掩耳盗铃不敢面对现实世界,造成中国的急剧衰落。毋容置疑,清朝的皇帝比任何一个汉人统治的王朝皇帝都要英明的多,但国之以竭,也终究是无力回天。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名臣,也只好随着这个没落的王朝成为无声的附庸。本书就还原这些名臣一个真实的面目,然您了解大清名臣的喜怒哀乐。

第一章 刘墉

人物经历

刘墉于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任职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嘉庆九年对应公历1804年,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时公历已经进入1805年。按传统农历纪年为嘉庆九年,但在用公历表示生卒年份时,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还是应该记成“卒于1805年”),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刘墉仕途

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作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刘罗锅逸事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传说有一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带着一帮子人到居庸关一带去行围射猎。随行人员除了亲王、驸马外,还有大学士刘墉。

早晨路过清河的时候,但见河水缓缓地流着,水清见底,河底里的小石头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清楚楚。刘墉一边看着河水,一边想着主意。

到沙河的时候,天快晌午,大队人马就在沙河岸上扎营休息。这沙河是清河与榆河会合后的河流,水势比清河湍急多了。就在御膳房的太监在河旁摆上琼浆玉液、熊掌、燕窝,准备用膳的时候,刘墉连忙上前跪奏道:“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正要用膳,随口说道:“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刘墉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到河里。噗嗵,石头掉进了河底,只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儿。“陛下,您看这水有多深?”刘墉问。

乾隆摸了摸胡子,心里说:你个刘罗锅,这么点事你还想难我呀!就说:“一丈五,差不离。”“那清河呢?”刘墉又问。“清河吗?”乾隆又摸了摸胡子,“丈把深吧!”“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当然沙河深。”“真的?”“当然是真的!”乾隆想:你刘罗锅鬼主意多,想糊弄我?我不上你的当。他捻着胡须,洋洋得意地靠在御椅上。

刘墉看了看正在兴头上的乾隆,转身叫过一个太监说:“你快回城传圣旨:杀和珅!”“这……这……”太监吓了一跳,“这陛下让杀吗?”“你刚才没听陛下说‘杀和珅’吗?你只管去好了,有事我担当。”

那太监平日里也看不惯和珅对乾隆吹牛拍马,对下边的人奸诈刁恶那一套。反正万岁爷有话,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管它是真是假?再说,真要有事,还有刘墉顶着呢!便说了声:“遵旨!”便跨马奔了京城。

那天,乾隆玩得还挺痛快,獐子、野鸡什么的,打得也不老少。第二天,高高兴兴地回到城里,刚进宫就有太监来禀报说:“和珅已伏法。”

乾隆一听,立刻拍桌子瞪眼地大叫:“这,这是谁叫杀的?”“是,是刘墉传——”太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墉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你,你为什么叫杀和珅?”乾隆怒冲冲地奔到刘墉面前。“陛下息怒。您怎么那么健忘?杀和珅是您昨儿个去打猎时说的呀!我还钉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刘墉不慌不忙。“我,我——”乾隆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心里狠狠地骂着:“好你个刘罗锅呀,原来你装傻充愣是在这儿等着我。我算上了你的大当了!”但他也不敢对刘墉怎么着。一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二是他还真离不开刘罗锅,没有刘罗锅他就玩不转了。

刘墉呢,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到底替朝廷、替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第二章 纪晓岚

生平简介

纪昀(jǐ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解放初尚存。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晓岚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纪晓岚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吴湖帆题识纪晓岚烟管拓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与和珅结怨

纪昀入翰林院的同年秋天,乾隆东巡祭奠祖陵。善于察颜观色的纪昀揣测着乾隆的心理:因康雍乾三世以来,基业兴旺,疆土宏阔,乾隆暗中是要自比汉唐。当时乾隆学习乃祖,正提倡骈文俪体,于是他就仿效西汉散体大赋,鸿篇巨制,韵散间出,写成了随皇帝祭祖的三千六百余言《圣驾东巡恭谒祖陵赋》,交太子太傅刘统勋阅。次日于养心殿,刘统勋呈于皇上。乾隆展开一看,见文句工丽,气势磅礴,处处将自己比作汉唐明君,顿时龙颜大悦。从此,乾隆游历南国,登高泰山,游戏避暑山庄,均让纪昀伴驾。他很快成了皇帝的近臣和重臣。

纪昀身居官场,当然知道大清帝国在巩固了全国统治地位后,已由着重镇压武装反抗,转向思想统治;对危害清朝的言论思想,动辄加以取缔和镇压。乾隆那时大兴的“文字狱”,迫害了一大批宣扬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许多人并未反清,竟也因文字而获罪。这使得文化人的精神处于恐怖状态。纪昀常随帝王左右,尤需小心谨慎,稍有差错,就可能大祸临头。他平时幽默诙谐,但这不过是借以存身的护身符罢了。

纪晓岚的仕途命运确与他同朝的另一人物密切相联,那就是深受乾隆皇帝宠爱的和珅。和珅权势赫赫,高官做遍,集国家官吏升迁任免、财政开支、诉讼裁判大权于一身,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

和珅进入官场后,除了给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敛财以外,身兼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三部执掌(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职,这为他利用职权聚财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侵占大批房屋、出租房屋、收取高额房租,以及放高利贷,是他聚财的三大途径。当时有传言“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

就在和珅最得意之时,乾隆又赐给他地皮,准许他在德胜门内正黄旗领地什刹海畔另盖新宅。和珅于是大兴土木,兴师动众,建造起宏伟庞大的和府。

一日,纪晓岚正在家中歇息,和珅突然来访,要他也为自己题一匾额。纪晓岚当然不敢得罪这个正在走红的大人物,便在当日赶到新盖的豪华和府,参观了一遍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就在蓊郁的南竹与花草树木间,书下“竹苞”二字。和珅为此十分得意,常常向人炫耀。

乾隆某日闲得无事,想起和珅刚盖了新公馆,便来这和宅看看。在一片楼台亭阁间的翠竹前,专好自鸣高人一等的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地问:“此匾何人所书?”随后又哈哈大笑道:“竹字拆开,为个个;苞,是做草包解。这不是说你和家的人,个个都是草包吗?”经他这一解析,和珅那白皙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从此以后,这个专会巴结奉承的权臣,便在心里跟纪昀结下了私仇。

差一点被害了性命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纪昀受诏续编《通志》。这平静的文字生涯,对纪昀来说是安宁惬意的,但是忽然间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搅得纪府全家人等都如坐针毡般惶惶然:两淮盐运史卢见曾,由于理财不善,又好排场应酬,以致亏空公帑,朝廷要抄卢的家财充公。这卢见曾与纪昀为姻亲,纪昀的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

纪昀回到家来便告诉了妻妾马氏和郭氏。他对卢见曾也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不住地吸着烟袋道:“堂堂朝廷命官,干这等渎职枉法之事,该当问罪!”

嫁给卢家的女儿为纪昀侧室郭氏所生,因涉及到亲生女儿,郭氏格外担心。她哭哭啼啼地恳求纪昀快想想办法。纪昀并非不想通知卢家,但只怕行事不慎,惹祸上身。无奈妻妾怂恿,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便传来仆人张凯,将一个用布包好的木匣交他,吩咐说:“这是件罕见古器,你送到卢府,快去快回!”

张凯奇怪道:“书信呢?”“书信不用写了,你亲手交与卢老爷就行了。”

张凯刚走出屋去,马氏便走出内室,埋怨说:“附上一信,又费你什么工夫呀?”纪昀拿下嘴里的烟袋,申斥道:“夫人如何又糊涂起来!若附上一信,一旦事败,岂不等于我自投罗网?”

卢见曾收到木匣。他很小心地打开木匣,却不由得诧异了:原来匣子里并没有什么宝物。搜索一会儿,才在木匣的绸子里层,翻出一个信封,捏了捏,往手心里一倒,是一撮茶叶和几颗盐粒。

卢见曾嘴里叨念着:“盐茶,盐茶,莫非是‘严查’?莫非是我的案子犯啦……”

突然,他惊悸了。他心里顿时明白:“八成是有人告我盐政亏空,朝廷要派人严查,这是通知我事先做个准备啊……”

几天后,在紫禁城的养心殿里,和珅在乾隆身边附耳低言:“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已将财产转移一空,家无长物,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了。”

乾隆听后发火了,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吼道:“大胆!不是有人走漏风声,他卢见曾何以能转移资产?”

和珅急忙奉迎说:“皇上圣明!”接着放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回禀皇上,这暗中通风报信的事,臣倒是探听出一点消息来了……”

乾隆急切地问:“谁?快说!”

和珅这才痛快淋漓地说:“就是侍读学士纪昀。卢见曾是纪昀的姻家,臣探得抄家前夜,纪昀曾派家人急入卢宅。”

乾隆听了和珅这话,怒不可遏,说:“立即将纪昀监禁宫牢!”

原来,和珅早就派出家奴,暗中跟踪。他无时无刻不想抓住纪昀的纰漏以报自己的私仇。

虎坊桥的纪宅,完全失掉了往日的宁静。纪昀当夜即被逮捕入狱。

不久,乾隆宣纪晓岚进殿,问:“你的姻家卢见曾,亏空公帑,按律应予籍没,你可知道?”

纪昀连忙回答:“臣知道。”“据报,是你暗中向他通报消息,可有此事?”

纪昀慌忙跪在地上,辩解着说:“臣实在未透露一个字啊!”

乾隆严厉地一拍桌案,怒斥道:“朕今日就是要知道,你未写一字,究竟是用何手段泄密给卢见曾的?从实讲来!”

纪昀知道躲不过,低下头,如实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乾隆望着跪在地上的纪昀,沉思良久。他轻轻地摇摇头,重重地长出一口气,提起笔,在案卷上批写出一行小字:“从轻谪戍乌鲁木齐。”

如履薄冰的官场生涯

晚年的纪晓岚自号“观弈道人”,表达了他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

但事实上,他与和珅的矛盾,一直没有停息过。纪昀总是避免与和珅的正面交锋,就像局外观棋一样,静观默察。

丙午年,和珅指使管家刘全,在京中买了一处地盘,为和珅营造府第。为了免除朝中大臣的议论,一切事宜都用刘全的名义办理。但其建造格局,超出了清廷的规制,被人们看了出来,引起朝官们的义愤。清朝建造房屋的规格是很多的。比如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得用黄琉璃瓦和绿琉璃瓦,房的规模,王爷也不得超过六六三十六楹房屋的间数,不得超过九百九十九间半。超过了便算违制,定将受到处罚。

御史曹锡宝与纪晓岚私交甚深,曾以隐语说出要参劾和珅。纪晓岚也不好明说,就以宋人《咏蟹》诗中的两句赠曹锡宝,说:“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意思是说,现在参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了一道奏章,参劾和珅家奴刘全建造房屋规模宏大,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倚借主势,招摇撞骗之事。

乾隆皇帝当时在热河行宫。看过奏折,心中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状告刘全只是虚晃一枪,锋芒所指是对准了和珅的。皇帝知道曹锡宝与纪晓岚有私交,便怀疑是纪晓岚对和珅心怀仇恨,唆使曹锡宝参奏。

事态的发展正如纪晓岚担心的那样,皇上袒护着和珅及其家奴刘全,却谕令军机大臣,杀气腾腾地逼向曹锡宝。曹锡宝身为御史必不下交奴仆,交则罪在不赦,不交又何以知道刘全房屋宽敞,器具完美?

军机大臣们按照皇上谕令中所授机宜,不去纠查和珅家奴刘全,却将锋芒转向了原告。曹锡宝只好说: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并不知道,伊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增加另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住房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是家奴,焉有多资造此华屋?

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

曹锡宝这样回复,乾隆皇帝仍不满意,继续穷追不舍,大有不揪出幕后之人决不罢休之势。

曹锡宝后悔没听纪晓岚的劝告,多言招祸,只好硬着头皮,咬定纪晓岚没参与此事。最后乾隆以曹锡宝参奏不实,给以革职留任处分,没有扩大事态,酿成大狱。纪晓岚在惊恐中度过几个月,心里才踏实了一些,自此而后,便更加小心谨慎。但当时株连之狱颇兴,他心中也没底,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又将他牵连进去,所以日子过得真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想当个清静无为的观弈道人亦不可能。

高宗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在开始亲政的十五天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代奸雄和珅判处了死刑,引起了朝野的极大震动。经查抄,和珅私产总估白银九亿两,为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豪富,连嘉庆本人也大吃一惊。

纪晓岚亲眼目睹了和珅的下场,颇有一番感触。他觉得,人世真如云流沙涌、浪起帆转一般,无论是胜者败者,皆在此间。人生是盘棋,自己为人,既是观弈者,也是举弈者,更是棋盘中的任人摆布的一颗棋子。

受命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对纪昀来说,是一个转换命运、扭转乾坤的幸运之年。

这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乾隆皇帝提出,现在疆土一统,庶民乐业,富则思教,他想搜辑文萃,编一旷古巨型丛书,以供学子仕进之用。

乾隆拟分古今图书为经、史、子、集四档,总名为“四库全书”,规模要超过《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知道,四库全书浩如烟海,非博览饱学之通儒,不能当此大任。正在乾隆为物色不到合适人选而犯愁时,经大臣刘统勋的举荐,乾隆想起了在新疆戴罪戍边三年的纪昀。思虑再三,乾隆决定召纪昀还京,并决定暂且让他于翰林院充任编修,做编纂四库全书之准备。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侍读学士之职,遂授命他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因为这一良机,纪昀终于官复原职了。当这项浩瀚的文事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昀已四十八岁。在总纂官之下,有三百六十余人任编纂,总共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

乾隆为此特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在乾隆的重视和倡导下,一个大规模搜集、整理、编印图书的活动,在全国出现了。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乾隆皇帝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圣谕一下,全国城乡立刻沸腾起来。到处张贴露布,张张露布下都挤满了人,有的在小声地念,有的在侧耳听。农村里多是锣声震耳,乡丁边敲边高声呼喊着:“万岁爷开了四库全书馆,征集藏书了。谁家有,全送到里正家去,谁献的书多有赏!”

运河上,三只满载书籍的大木船,平稳地航行着,顺流北上,为首的船头上,站着五品顶戴的安徽学政朱筠,这一次在校核《永乐大典》和征集天下遗书上,他奏谏多、出力大。如今他从三江满载而归,笑脸微微,陶醉在运河两岸绮丽的风光里。

这时的圆明园,各书库门前,停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这次采征图书,重点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诸省,其次是京官书礼之家,征集顺利。此番行动,共征集图书一万三千五百余部。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昀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征找它,纪昀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翰林朱竹垞跟纪昀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庚辰探花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昀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昀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昀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昀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昀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找到《永乐大典》的消息,一经传出,震动了圆明园、紫禁城,更震动了乾隆皇帝,他亲自到“敬一亭”来过目,还赏赐了找书的小太监,将书运往圆明园《四库全书》编纂处。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收进的书籍和一些“无碍”而未毁、但又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的书籍,均分别编写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部书目,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署名“清永蓉等撰”,实际却是纪昀的劳作。

清代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实际上含有“寓禁于征”之意。

清王朝在征集天下图书的基础上,据近人陈乃乾在《禁书总录》中统计,被全毁与抽毁的书籍近三千种。这次纂修典籍,也使中国文化遭受一次浩劫。鲁迅就曾说过:“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编出了一部浩瀚的巨型丛书,保存与辑存了一批古籍。《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

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总纂官的苦与乐

纪昀自从受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来,殚精竭虑,赤诚忠心,惟恐有负乾隆之命。他每天坐镇书城,手不停披,有时竟整日不归。二百卷提要,整整写了八年,前后总共费时十三年。

表面上看,纪昀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昀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云,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

乾隆于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但就在赏瓜后没几天的十一月间,新昌举人王锡候,因考证《康熙字典》,另著《字贯》,以有辱圣祖罪而被诛。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采取杀一儆百手段,示意尔辈须俯首贴耳,做御用文人。

乾隆四十二年冬,纪昀的挚友戴震卒。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就曾师事戴震;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二十七年举于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全书馆,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刘统勋荐震充纂修,人称布衣。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晨夕披检,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戴震崇尚汉儒,为学精谨,令人折服。他多才多艺,曾为《考工记》作图,纪昀为他的力作《考工记图》写了序。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昀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如今戴震在五十有五时辞世,纪昀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说是非同寻常。

戴震生前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当时馆内,学派分立,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昀的组织才能。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从明末以来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延续至清,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纪昀凭借自己的处事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存在着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昀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奇闻异事

妙语讨球:少年时期,纪晓岚就聪颖过人。一次,他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球。恰好府官乘轿经过。一不小心,球被掷进轿内。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壮起胆子上前讨球。

府官戏弄地出了个上联,“童子六七人,惟汝狡。”让纪晓岚对下联。对得出,就还球给他。纪晓岚一寻思,“太守二千担,独公……”“怎么不说完?”府官问。“你要是还我球,就是独公廉,不然就是独公贪。”府官一楞,只得把球还给了纪晓岚。小伙伴们都从心里佩服这个机敏聪慧的孩子。

个个草包:清朝时,大臣和坤贪婪成性。一次他新修了一座竹园,知道纪晓岚墨迹珍贵,便要他题个亭额。

纪晓岚略加思索,挥笔在纸上写了“竹苞”两个大字。和坤赶快让工匠刻成匾额,悬挂在亭台上。

一天,乾隆皇帝来游园子,见到亭台上“竹苞”的匾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和坤在一旁陪着笑,谁料皇帝说道:“好一个纪晓岚。这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是个个草包嘛!”

楹联趣闻:纪晓岚幼时读私塾,聪敏过人,过目成育,强记不忘,有小神童美誉。其师石先生甚爱之,只因功课对他毫无压力,他便偷闲喂家雀塞进墙洞里,再用砖头把洞堵上,石先生发现这个秘密,怪其不务正业,便偷偷将家雀摔死又放入洞中,然后在堵洞口的砖上戏题一上联:“细羽家禽砖后死,”纪晓岚下课又去喂家雀,见砖上对联言明家雀已死,知是石先生所为,便在旁边续对下联:“粗毛野兽石先生。”

石先生看到续联大为恼火,手持教鞭责问纪晓岚,为何辱骂先生?纪晓岚,为何辱骂先生?纪晓岚不慌不忙答辨说:“我是按先生的上联续对的下联。请看,粗对细,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石对砖,先对后,生对死。是还这样对,请先生指教。”

石先生无言对答,指袖而去。不几天纪晓岚去见石先生,石先生怒气未消,面沉似水,稳坐太师椅,不迎不送。纪晓岚又出了怪招,从先生屋走而复返,又请教“阄”字的念法和写法。石先生并无介意,等纪昀走后才醒过味来。原来“阄”即“门内龟”,是骂自己不出门送客的,但又不好加责,暗骂:“竖生,歪才也!”

纪大烟袋:抽烟是纪晓岚平生三大嗜好之一,且吸烟成癖,烟瘾奇大,所用的旱烟袋是订做的,容量很大,有人说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在京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属罕见。因此就有了“纪大烟袋”的绰号。

纪晓岚烟瘾大,旱烟袋常攥手中,口里不停喷云吐雾,倍感舒心惬意。但也有忍痛割爱的时候,那就是吃饭、睡觉和见皇上这三个时段。有一天,乾隆皇帝驾临圆明园巡视《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

纪晓岚正一边吸烟一边手不停挥地忙碌,硕大的一锅烟刚吸到一半,忽听“万岁爷驾到”的喊声,匆忙间把没磕去烟火的烟袋随手自己插入靴筒里,跪地给万岁爷请安。起身后觉得脚踝上火辣辣地疼,但皇上正说着话,又不好打断,他只好咬牙忍着,疼的他腿直打颤。乾隆看他满脸焦灼难耐的样子,吃惊地问:“纪爱卿,怎么了?”“臣……臣靴子里失……失火啦。”话都成颤音了。

乾隆急忙挥手,“快点出去!”纪晓岚急跑殿外,顾不得有失体面,坐在石阶上一下子扒掉了鞋袜,靴筒里即刻冒出一股黑烟,脚上皮肉已烧焦一大块。乾隆皇上出来看时,烟袋锅还探在靴筒里冒着烟,人们一时被逗得笑弯了腰。此后一段时间里,纪晓岚成了地道的“铁拐李”了。

纪晓岚在当朝才高人缘好,在家养伤期间同僚们多去探望,看他手握大烟袋依然如故,劝他说:“既然深受其害何不戒掉。”“诸君只见我身受其累,却不知道我深得起利啊!每天捉管之时,吸上几口便思如泉涌,挥洒自如。缺少它便文思枯竭,寂寞难耐埃”纪晓岚大言吸烟之利,颇有一番宏论。“我之吸咽实出有癖,不若那些趋附时尚之士为的是显示高雅。”

纪晓岚与老太监:一老太监在冬天看见纪晓岚穿着皮衣,手执一把扇子(文人的习惯),感到十分好笑,遂说:“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

纪晓岚听老太监南方口音,对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酒席的赌约:清朝名士纪晓岚,有一天和朋友一起上街。走在街上,看见前面有一家小店,店里的老板娘正忙着。纪晓岚就和他的朋友打赌,“我会一句话让老板娘笑,再一句话让老板娘闹。”

朋友们不相信,决定以一桌酒席为赌。只见纪晓岚走向小店,向店门前的看门狗鞠了一躬,叫道“爹!”,老板娘“噗”地一声乐了。纪晓岚转过身又冲老板娘叫了一声“娘!”。顿时,老板娘勃然大怒,直骂纪晓岚。

于是,纪晓岚赢得了一桌酒席。

题联讽庸医:相传,有一个庸医,医道拙劣,常出事故,曾把纪晓岚耽误了好几次,纪晓岚对他十分不满。这医生偏偏再三来请求纪晓岚的“墨宝”,其用意当然是相借纪晓岚的名望地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纪晓岚一时却不过情面,只好替他写了一块匾额:“明远堂”。医生看这字面很漂亮,就高高兴兴而去。旁人不解纪晓岚题这三字究竟什么用意,他解释说:“经书上不是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和‘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的句子吗?象这样的医生,只好说他‘不行’。”听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又问他:“假如这医生再来纠缠不休,定要配幅对联,你打算怎样?”

纪晓岚回答说,早已想好了两幅对联,一幅五言的,是把孟浩然一首五言律诗里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变换两个字,成为:“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上联中的“不明”是指医道不高明,“财主”就是借求医的病家,下联中的“故”字解释为“事故”);另一幅七言对联,上联是用杜甫《兵车行》诗里的现成句子:“新鬼烦冤旧鬼哭,”下联是用李商隐《马嵬》诗里的现成句子:“他生未卜此生休。”

想来这两幅对联后来是不会写出去的,但就其对仗而言,就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引人发笑。

巧言释褒贬:纪晓岚常在皇帝面前揭和珅的短儿,弄得和珅好不尴尬。乾隆也是有意偏袒和珅,总是找个机会捉弄纪晓岚。一天,乾隆在批阅奏章时,忽然发现一件参劾纪晓岚的奏折。奏折上说,纪晓岚宽于治民之说是有意收买人心,博取虚名,不如和珅严刑峻法,敛财富以利国家,堪称治世能臣。乾隆看罢,眼前一亮,心想,待我逗一逗纪晓岚,看他如何分解?

次日早朝,议罢政事散朝时皇帝把纪晓岚与和珅这对儿逗口冤家留下。他先对纪晓岚说:“纪爱卿,你天天说和珅如何奸诈,如何贪婪,群臣如何愤恨,敢怒而不敢言,还说天下皆曰可杀,可是你看看这个奏折,有人称和珅是治世之能臣,而你纪晓岚只不过是好图虚名罢了。”纪晓岚接过奏折,用眼一溜就放在龙书案上,和珅连忙抓到手里,一边看,一边得意洋洋。“纪晓岚,你还有什么话说”乾隆故意敲山震虎。

和珅在一旁奸笑:“皇上,其实臣也没有奏折上说的那么好,只不过为皇上尽职尽责,尽心尽力而已。至于纪晓岚嘛,嘻嘻,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也不至于罪大恶极。我看皇上就开恩留下他这条小命,料他一条小泥鳅也翻不了大船,把他削职为民也就算了。”

纪晓岚微微一笑:“启禀皇上,臣有话要说。”“说吧!”乾隆把脸一黑。“臣虽下愚,亦知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人奏称和大人为能臣,并诋毁臣下,不足为怪。譬如春雨如油,农夫喜其润泽,而行旅之人则恶其道路泥泞;月光皎洁,佳人悦其舒朗,而盗贼则恶其光亮。上天尚且不能尽如人意,何况臣乎?至于和大人之能,臣亦明了其中道理。大粪臭污,其质倒可肥田;乌龟丑陋,皮肉却能延寿。”

和珅听了,自然气得咬牙跺脚,指着纪晓岚的鼻子:“你,你,你——”乾隆哈哈大笑,心中暗想,这个纪晓岚,言语虽然尖刻。释辩倒也得体,举例妥帖,终是机智敏捷,于是赶紧圆场:“两位爱卿,不要闹了,你俩都是朕的股肱之臣,朕需要你,也需要他,一个也不能少,望你们能携起手来,共保大清江山。”

第三章 于成龙

少年时期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的故里,在今天吕梁市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但也有资料说,于成龙家已经迁到永宁城里去了。这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于家是富户,在城里和乡下都置办了产业,具体在哪里长期居住,就看家里人的兴趣爱好了。永宁城里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会好一些,于时煌为了教育儿子成才,长期居住在城里是很可能的事。

根据记载,于成龙少年时代的读书学习,主要是由父亲于时煌教导的,后世还流传了几则学习趣事,能反映出于成龙不平凡的心胸和才气。

第一件事,于时煌要求于成龙兄弟大量读书,经史子集各种书都要读。终于有一天,于成龙读够了,不耐烦了,他把书一合,大声对父亲说:“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四字而已!”

于时煌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是哪四个字?”

于成龙胸有成竹一本正经地说:“仁义礼智!”

于时煌本来是要责罚于成龙的,听了这四个字,反倒没了脾气,叹服不已。

于成龙所说的“仁义礼智”四个字,其实是说话时的省略,全面地讲,应该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也就是儒家提倡的“五常”。经史子集里头包含极广,除了正统的儒家思想,还有诸子百家的内容,绝非“五常”所能概括。于成龙这么说,反映出他的价值取向。

第二件事,于成龙有一次读李白的诗作《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不由地感慨万端,拍案而起:“学者要识得道理,从头做去,诵咏呻吟,有何用哉?”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于成龙不喜欢做纯粹的文化学者和文艺才子,而想致力于实际生活中的学问,注重提高实际工作能力,要能办大事才行。这种想法,和于成龙日后的做官处世风格,是十分一致的。

第三件事,于成龙曾经研习程朱理学的书籍,最后也总结了简单的四个字:天理良心。程朱理学的内容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一代一代的理学家们刻苦学习研究,探索实践,不断发展,尚不能穷其究竟。于成龙把这些高深学问归纳为“天理良心”四个字,则反映出他驭繁于简的性格特点。

上边讲的三个故事,只是于成龙学习生活中的有趣片断,难免有后人的加工附会。明朝读书人,都以科举做官为荣,谨遵朝廷法令,哪敢随便乱想乱说?于成龙的读书学习,自然也要遵循当时的常规和习惯。

在“社学”(小学)时期,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主要目的是识字。再就是朱熹的《小学》,程端礼、程若庸的《性理字训》,这部分内容与程朱理学有关,也属于基础的启蒙读物。程度稍高一点后,要学习《孝经》《四书》等儒家经典,背诵抄写,识字练字,顺便灌输儒家的理念。还有一部分,属于明朝的特有教材,《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孝顺事实》及陈选所著的《小学集注》等书。另外,也要学习作诗,从对对子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

考上秀才之后,要进入“儒学”学习,就是府、州、县设立的官方学校,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儒家五经:《诗经》《尚书》《三礼》《易经》《春秋》,要选择其中一种学习,将来科举时要考的,但只学一部经也就够了,不用全学。历史,要诵读《二十一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法律,主要是学习《大明律》。诰,要学习明朝皇帝颁发的《大诰》、《大诰续编》与《大诰三编》,内容主要是朱元璋的办案纪录,警诫官民奉公守法的。另外,还有射箭、书法、算术等内容。学习的内容虽然很丰富,但秀才们普遍偏科,和科举考试有关的内容就学得认真,关系不大的内容就不好好学。而且,秀才们也不一定好好住校读书,最多隔三岔五地去转转,或者只有考试的时候才去。

秀才在“儒学”中,要应付的考试有如下几种:

月考,每月考一次,由学校的教官主持。只是考查平时的学习成绩,不太重要,容易过关。

岁考,每三年一次,由提学官主持。根据考试成绩,决定生员的资格升降。成绩分六等,一等的为候补廪膳生,二等的为候补增广生,这两等有希望成为吃国家“廪膳”补助的正式生员。三等的为平常,不赏不罚。四等的要吃板子,五等的要降格,六等的则直接黜革生员资格。

科考,仍由提学官主持。是在岁考之后,将一二等的生员进行复试,竞争乡试资格。成绩也分为六等,只有一等的有资格参加乡试,其余五等有赏有罚。

考试内容称为“举业”,内容其实很简单,两篇八股文。一篇是《四书》义,二百字以上;一篇是本《经》义,三百字以上。就这么点东西,熬白了无数读书人的头发。

于成龙的学习考试成绩如何呢?

他十八岁左右结婚,娶妻邢氏。二十岁生长子于廷翼。二十三岁参加山西乡试,中副榜。看看这个年龄,这个成绩,再对照一下前边的学习考试制度,就知道于成龙在当时算是天资过人的优等生,八股文水平还是很高的。

英才初显

明崇祯十二年(1639)秋天,科考一等的生员于成龙,到山西省会太原府参加乡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了“副榜”。这一年,朝廷采纳大学士杨嗣昌的建议,乡试副榜与正榜同日揭晓,副榜生员准贡,名曰“副榜贡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知识。

乡试正榜考中的,名曰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当时,每个省取中的举人有限额,各省限额不同,山西大概能取六七十名吧。一般每三十名秀才,能中一名举人,所以当时参加山西乡试的秀才大概在两千人左右。

举人,俗称为孝廉,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同时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会试取中名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再参加殿试,殿试取中名为进士,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及第,就算是当时读书人的最高做官资格。

乡试的“副榜”,本来只是一种鼓励措施,说明虽然没有中举,但成绩很出色。名额也有限制,大约每取五名举人,则取一名“副榜”。于成龙参加乡试的这一年,山西省得中“副榜”的秀才,大概也就十几名。年纪轻轻的于成龙,第一次参加乡试,就在两千多人中,考进了前一百名,所以说成绩很不俗,能够证明他是一位聪明颖悟、才华横溢的优等生。

那么“贡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科举时代的另一条人才通道。

朝廷在北京南京设立国子监,算是国家大学。国子监的学生,从地方办的府学、州学、县学中招收,也有限定名额。地方学校向国子监输送的优秀学生,称为“贡生”,到国子监就学以后,又称为“监生”。监生学习期满,通过考试,优秀学生分拨到朝廷的各个衙门实习,实习期满,再经过考核,合格的学生可以到吏部选官,成为国家正途出身的官员。

明朝初年,人才缺乏,贡生监生被朝廷大量提拔任用,很多人都做到了高官,这一条人才通道算是最热门的。但后来,科举越来越盛,进士出身的人大都能得到重用和提拔,身份很高。学校出身的人只能得到小官冷官,提拔很困难,这一条路方才冷淡下来。

因为学校出身仍然算正途,读书人并不愿意放弃。又因为是冷途,读书人并不热衷。这造成的后果是,贡生监生虽然名目繁多,参加的人也不算少,但很难选拔到真正优秀的人才。国子监也总是空空的,没有人老实坐监学习。学生们都钻政策空子,跑回家继续参加科举去了。实在考不上的,才肯走监生做官的途径。

国子监是国立大学,总空着没人念书也不行啊。大学士杨嗣昌向朝廷建议乡试副榜准贡,实际目的就是要补充国子监的生员,强迫这批比较优秀的秀才到国子监念书去。

于成龙二十三岁就取得了“副榜贡生”的身份,有了基本的做官资格,当然是很值得高兴的。但他年纪轻轻,风华正茂,自然不愿意走“贡监”的冷途,还想继续拼搏,中举人,中进士,做翰林,博得更为高贵的出身。

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到北京跑了一趟,办理国子监的入学手续。然后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依亲”读书的手续。所谓“依亲”,就是以父母年老多病、需人照料为由,请假回家去自学。朝廷以孝治天下,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只是被读书人滥用了。这也是当时的常套,并非于成龙自己的发明。于成龙晚年诗曰:“四十年前经过地,于今一别到三山。”应该就是回忆这次赴京过程的。

让于成龙无法预料的是,明朝天下已经走到了尾声,他本人的命运也要跟着彻底改变。二十三岁中“副榜”,本来只是优等生的一次小小成功,不算什么,但后来竟成了他出仕做官的最高资格。

于成龙的读书学习与科举考试,看上去十分顺利,别人几十年也拿不到的珍贵功名,他轻而易举就到手了。但是我们考察历史,发现这些年山西境内竟是战争与灾荒频繁,于成龙的读书生活并不宁静,简直就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我们从《明史?庄烈帝本纪》中摘录一些和山西有关的记载:

崇祯三年三月,“流贼犯山西”“陷蒲县”。“十一月壬辰,破贼于怀宁。甲午,山西总兵官王国梁追贼于河曲,败绩。”

崇祯四年四月,“延绥副将曹文诏击贼于河曲,王嘉胤败死。”十一月,“流贼罗汝才犯山西。”

崇祯五年秋,“陕西贼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分部走河北,犯怀庆,陷修武。”

崇祯六年春正月,“曹文诏节制山、陕诸将讨贼。”“曹文诏击山西贼,屡败之。”

崇祯七年三月,“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民大饥。”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

崇祯十年夏,“两畿、山西大旱。”

崇祯十一年九月,“陕西、山西旱饥。”

崇祯十二年,也就是于成龙到太原参加乡试的这一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从崇祯三年到六年,山西战争很多,可以说是人祸。从崇祯七年到十二年,山西灾荒多,可以说是天灾。因为灾荒,可能会蠲免一部分赋税,而因为战争,又会不断地增加赋税。于成龙家原是中小型的地主家庭,他们父子几人有功名在身,享有一部分豁免差役赋税的特权。但毕竟不是现任的大官僚,苛捐杂税也会增加到他们的头上。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是可想而知的。于成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进学,娶妻生子,参加考试,获取功名,确实是忧患重重。

于成龙中“副榜”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又是一个特大的灾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崇祯十五年又是一个乡试年,于成龙上科中“副榜”,这科还有资格参加乡试,但记载中没有显示他到太原参加考试的信息。也许,这时候一家人守在永宁城里,相濡以沫,艰苦度日;也许,他们此时回到了来堡村老家,躲避流寇。

在这几年中,于家做了一件盛德之事。因为流寇太多,抢劫事件时有发生。乡亲们自己组织起来,想要修建一座堡垒,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堡垒的地址选在了于家祖坟附近,有风水先生提醒于时煌父子,堡垒对于家祖坟的风水不利,可能会有折损人丁财产的事情发生。

这时候,于成龙,或者是他父亲于时煌,说了一段很有风格的话:“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意思是对大家有利就行,不必管我们一家。堡垒在于家的支持下修成了,确实起到了抵御流寇的重要作用。于氏一家,也没有遇到明显的祸事。

崇祯十六年(1643)冬,已经有了明确政治主张的李自成起义军,东渡黄河,大举进入山西,首先攻占了平阳等地,史称“山西州县相继溃降。”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正月初八就进军山西。二月,李自成率兵攻陷了于成龙的家乡汾州府,然后很快攻陷省城太原府,三月占领大同后,又直奔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含恨自缢于煤山。明朝的北京政权,到此就算灭亡了。

李自成起义军通过山西攻打北京,沿途的山西老百姓对起义军是什么态度呢?有记载说,最初老百姓不了解李自成的政治主张,只有十分之二三的人愿意参加义军。但后来,百姓们亲眼看到了义军的风范,了解了义军的政策,就有十分之七八的人踊跃参加义军,支持大顺政权。由此可见明朝君臣的大失人心和李自成的大得人心。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于成龙,对起义军又是什么态度呢?记载中没有明确的信息。但是,于成龙十分敬仰当时的山西巡抚蔡懋德。蔡懋德是一介文弱书生,喜欢王阳明的心学,又是信佛参禅的著名居士,并且深通兵法,善于打仗。他已被朝廷革职,但仍然率兵保卫太原。太原城失陷后,他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主动留下来,自缢于三立祠,壮烈殉国。于成龙后来在太原读书时,经常去礼拜蔡懋德巡抚的画像。他晚年遇到蔡懋德的儿子蔡方炳,还专门为蔡巡抚的遗孀撰写了四首祝寿诗。由这件事可以了解到于成龙当时的政治态度,绝对不会同情支持农民起义,对万历、天启、崇祯等皇帝的明朝政权,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永宁城外,有一座著名的唐代古刹安国寺,风景秀美而幽静。根据记载,于成龙青年时代,曾经在安国寺隐居读书达六年之久。但记载中没有说明,于成龙是何时入寺,何时离开的,笔者猜测,应当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这几年中。寺院是佛门圣地,偏僻而清净,官军、起义军、土匪骚扰的机会少一些,可以安全避难,从容读书。另外,这也算一种隐居山林、静观待变的政治态度,根据时势发展,慢慢研究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当时,安国寺的住持和尚法名纯天,在生活上给了于成龙很多照顾,两人相处得很好。于成龙在寺中,除了研读儒家的经史书籍,也翻阅了很多佛教经典,吸收了佛教文化知识。寺院中的晨钟暮鼓,清净素食,也让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为日后的俭朴生活打下了基础。

于成龙在安国寺,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睡梦之中,遇到佛菩萨或者仙人,赏给他一朵“钵罗花”,让他吃了下去,他在梦中还为此吟出一句诗来:“仙人赐我钵罗花。”梦醒之后,他把这种奇特体验讲给纯天和尚,纯天在藏经中查阅了半天,发现所谓的“钵罗花”,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优昙花”。这种有宗教意味的奇特经历,无疑会给于成龙一些暗示和鼓励,让他珍重对待自己的人生,努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四十多年后,功成名就的于成龙回忆起这件奇事,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

优昙曾记梦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

云绕佛龛常五色,香飘精舍比芝兰。

生平未识金银气,偶尔轻抛麋鹿滩。

四十年来魔障尽,好教拂袖紫霞端。

书院游学

公元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也是清朝的顺治元年。江山易主,风云变色,对广大读书人来讲,成天学习忠孝节义,这时候就有一个最敏感的气节问题。这年于成龙虚岁二十八,算是很标准的成年人了,完全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为能力。他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顺治二年(1645),清廷下令恢复乡试,据《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中讲,于成龙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接受清朝统治,没有去参加这次乡试。

顺治四年(1647),于成龙到了省城太原,进入崇善寺开办的学校,修习举业,为参加乡试做准备。这是他政治态度的一个新表现,说明他完全愿意做清朝的臣民,并且完全愿意为清朝政府服务了。效忠于明朝的思想观念,到此戛然而止。

我们后人阅史,对前人的行为,虽然可以进行评论,但应该抱有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不要过分苛求。我们可以敬仰傅山、顾炎武、王夫之乃至郑成功、张煌言、夏完淳等不屈的遗民和英雄,也可以痛恨洪承畴、吴三桂等引狼入室、为敌前驱的叛徒和汉奸,但是我们也应该宽容理解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大部分人。隐居首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式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如果你有一大家子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旁有一大批亲友,大家要穿衣要吃饭,要读书要治病,要婚丧嫁娶,总之一句话要活下去。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这时候的你该怎么办呢?是农民,你就要去种田;是工人,你就要去做工;是商人,你就要去贸易。那么读书人呢?在明清时代,读书人其实只有一条生活出路,那就是科举做官。实在做不了官的,才会去教书去游幕,一是为官场准备新的人才,一是直接为官场服务,还是离不开这个官场。这是个非常无奈的事情,设身处地一想,也就明白了。即便是那几位宁死不屈的著名遗民,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有的是在晚年勉强归顺清朝,有的是自己坚决不仕,但不反对儿孙及亲友去做官,因为遗民不能世袭,大家都要活下去啊!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苛求于成龙什么。顺治四年冬天,他又添了个儿子于廷劢,生活负担真是越来越重了啊!

另外再说说于成龙就读的学校。

根据《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只说于成龙是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读书,并没有说是“三立书院”。笔者自己判断,崇善寺这座学校,其实就是当时山西省最高学府三立书院的临时办学地。

三立书院,原名晋阳书院,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地址在今太原城侯家巷西段。万历初年,书院筑三贤堂,祭祀王通、司马光、薛瑄,并更名为河汾书院。不久,张居正下令禁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被迫停办。到万历二十一年,山西巡抚魏元贞采纳民意,变了个花样,在右所街修建了一座“三立祠”,托名为祠庙,其实仍是书院性质,延续晋阳书院、河汾书院的办学传统。到崇祯初年,三立书院办学规模已经很大,最多一次招生达二百五十名,算是山西省的最高学府。书院教风严谨,学风活泼,人才辈出,声名远扬。著名的傅山先生,就曾受邀在书院任教。

明清易代之际,太原多经战乱,三立书院的房舍毁坏很多,衰败不堪。直到顺治十七年,巡抚白如梅才在侯家巷重新购地,大规模地复建三立书院。到雍正年间,朝廷拨银扩建,把名称又改回到最初的晋阳书院。此后,晋阳书院一直是山西省最高学府,并在清末改建为山西大学堂,成为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

于成龙顺治四年到太原游学时,正值原三立书院房舍残破,不能正常办学。师生们临时借居于房舍众多的崇善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读书学习研讨等功课,可能主要在崇善寺,而祭祀典礼之类的活动,可能仍在“三立祠”。于成龙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太原三立祠,比如祭拜明朝殉难巡抚蔡懋德等事情,就是他参加书院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于成龙是到山西省最高学府去学习的。称它晋阳书院或河汾书院可以,称三立书院或三立祠也行,称为崇善寺的学校也无不可。

这种具有一定民间办学特色的书院,与地方“儒学”乃至京师国子监完全不同,学风显得活泼自由,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从顺治四年到顺治八年,于成龙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左右,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友。在良好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大家博览群书,交流砥砺,关注时代,反思兴亡。每个人的文化知识、社会阅历乃至儒学思想,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提高。于成龙他们这批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异族统治的新兴王朝,是历经战乱摧残的天下苍生。他们如何适应这个新时代,如何利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是他们这些书院里的高材生天天要思索探求的大问题。这里引他一首借物言志的《鸡冠花》:

亭亭赤帻岸台端,傲出风霜不自寒。

要识朝阳凭一唱,扶桑高捧海澜安。

四年的书院生涯,对于成龙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日后能成为著名的“天下第一廉吏”,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打拼成功,凭借的就是书院里的思想文化积累。

但不幸的是,书院培养提高了他的真才实学,却没有提高他的八股文水平。顺治五年和顺治八年,应该都是乡试之年,于成龙不但没有正榜题名,连副榜也没有考上。命运捉弄了他,却也在继续锻炼着他。

乡试落榜

顺治八年(1651)秋,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了自己平生最后一次乡试。

考试完毕后,于成龙和好友交城张奋云、稷山武祗遹以及荆雪涛、时泽普等人,住到城北故明晋藩的莲池东书院里,等待发榜。大家都是三立书院的高材生,平时以功名自许,这时候难免踌躇满志,畅谈理想。顺治六年左右,山西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战争,血淋淋的记忆,是每个人心中永远的痛。从明末以来,战争不断,灾荒不断,把个锦绣繁华的大好河山,折腾得哀鸿遍野,惨不可睹。要救民于水火,要恢复太平盛世,就需要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勇敢地承担起这个重任。于成龙向朋友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不昧天理良心”的口号,他要以这种理念,进入清朝的官场,为天下苍生服务。

高谈阔论在发榜之日戛然而止,学问很好的于成龙、张奋云、武祗遹这次都落榜了。考不上举人,就不能去考进士,也就得不到出仕做官的好出身,一切理想似乎都谈不上了。于成龙这年三十五岁,在太原读书四年,大概也花了家里不少钱。如今,只能够灰溜溜地回永宁老家去了。

于成龙回乡之后,都干了点什么呢?有人说,他在永宁州大武镇那座著名的木楼里教书,赚点微薄的束修银子养家;有人说,“贵人遭磨难,于成龙砍过炭”,好像是下了煤窑当了矿工,又好像是当煤老板或者贩煤的商人,反正是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笔者倒没有这样悲观。教书,是有可能的,读书人科场不顺时,首选的职业就是教书。卖炭,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多是参与或者经手过几桩煤炭生意,不会作为主要的职业。于成龙落榜了,境遇是很惨,但并不至于落魄到底。他的家境,在永宁应该属于中等偏上的。经过多年的战乱,经济凋敝,原来的有钱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拮据,有时候会卖房卖地兑换现银,但总还是过得下去的。

于成龙是老贡生,在永宁城里,仍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于成龙在《请正朝仪详》一文中,曾经详细回忆故乡永宁州朝贺典礼的程序细节,这说明他亲自参加过多次典礼,可能还是主持操办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典礼,也只有地方官吏和士绅中的头面人物才有资格参加。

另外,于成龙后来上任罗城知县,算是第一次当官,但他办事有条有理,似乎是公门老手,这也不是单纯的读书人能做出来的。他一定是在某些地方,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我们再看看康熙十三年于成龙在黄州平叛时的种种记载,当时有很多生员、武举、贡生、监生、绅士等身份的地方人士,参与了于成龙的各项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被简称为“绅衿”,绅是指退休官员,衿是指有功名的读书人。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有功名的读书人参与地方官府事务,是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于成龙在落榜居乡的日子里,曾经参与过当地乃至附近地方官府的工作。到底是吏员身份,还是幕友身份,或者是临时性的无名义的帮忙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积累了丰富的官场工作经验,那是一定的。

在家事方面,也有很多变化。顺治十一年(1654),妻子邢氏生了第三子于廷元,大哥于化龙病故。父亲于时煌也进入垂暮之年,不能再管家了。这年乡试,于成龙没有再参加,安心在永宁当起了于家的家长,管理经营那份祖传的家业。于成龙曾说:“吾永宁地土硗瘠,而天时又亢涝靡定。”意思是永宁这地方土地贫瘠,水旱灾害比较多,农业生产很艰难,做家长的就应该“率其佃仆,及时耕种,及时耘耨。宁先时,毋后时。仍不时亲身董率,勿自家懒惰,委之家人。”则他自己在农忙时节,也会亲自下地劳作。时间长了,农业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他应该也积累了不少。和农业相关的其他副业,他应该也比较熟悉。

明末以来战乱灾荒频仍,人口锐减,各地的无主荒田很多。精明的于成龙,在居乡的这几年,有可能带着家人努力开垦荒田,也有可能低价购进别人的土地,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田产,重振自己的家业。顺治六年的抗清战争之后,山西的局势算是比较平稳,各地都在慢慢地恢复生产,于成龙的家境,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到顺治十五年(1658),父亲于时煌病故,大儿子于廷翼也算成年了,读书进学,做了秀才。于成龙自己呢?难道就甘心永远做个出入公门的地方名士或者种田囤粮的田舍翁吗?于成龙有一首五言古诗《老女吟》,收录在其《诗集》的第一篇。这首诗表面上是用同情怜悯的口吻描写一位过龄未嫁的老姑娘,但实际上寄托了于成龙自己中年未仕的身世之感。全文抄录如下:

妾身已许嫁,梅实过三春。

四德未敢斁,归期何尚迍。

岂为侬貌寝?应是婿家贫。

冰融霜又至,何以采涧滨?

布丝郎可贸,井臼妾所亲。

旭日雁声寂,蛾眉低自颦。

谁家车和马,百两烂其邻。

妾命嗟成薄,桃叶空蓁蓁。

拊心叩昊天,终待结朱陈。

就使穷难嫁,讵将香逐尘。

悲思古贤妇,馈馌敬如宾。

卬友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副贡得官

在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开头部分,康亲王杰书向年轻的顺治皇帝奏报,天下各地官员紧缺,让皇帝想办法多选人才。年幼的三阿哥玄烨当时正在旁边,就出了一个很明智的主意,让皇帝选拔前明时代有功名的读书人。于是,咬着胡萝卜的于成龙就跑到京师选官来了。

这个故事情节,应该是编剧合理虚构出来的。说它合理,一是因为当时确实是缺乏官吏,急需大批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二是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就注意拉拢团结汉族知识分子,一直就注意任用前明的官吏和读书人;三是因为三阿哥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少年早慧,能出好主意,并不出人意料。

但这个情节确实又是虚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清朝延续明制,在明朝做过官的,只要肯归降,自然有官当,在明朝有功名或做官身份的,只要肯来选官,也自然会选上,并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的故事情节来强调。

于成龙是顺治十八年(1661)春天在北京选官的,其资历便是明崇祯十二年考中的“副榜贡生”。后来的各种传记,都以此为于成龙的出身。但当时选官的程序和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各种记载都从略,笔者认为,应该是按惯例进行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按照明清时代的监生制度,于成龙应该到国子监进行一个时期的学习,通过考试,然后分到某个衙门“历事”,也就是实习,熟悉官场的各种规则。实习期满,再通过考核,然后才能到吏部去选官。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十天半月能办好的。

制度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一回事。也许,于成龙只需要办办手续,走走程序,很快就能完成选官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现代人常说的“拉关系走后门”了。

于成龙从永宁老家跑到北京城里选官,这中间应该是有很多事的。是老父亲临终时的遗命,是老母亲的命令,是同学好友的规劝,还是哪位发达的亲戚好友的帮衬?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做官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主要职业,只怕做不上,没有不想做的。于成龙在永宁闲居了多年,早就应该蠢蠢欲动了。

于成龙在《治罗自纪》一文中说,自己选的官不好,“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行李萧条,自觉面目可憎。”他当时仍在北京城,这里说的亲友,应该就是住在北京的亲友了。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于成龙这次选官,确实得到了北京有权有势的亲友的帮助。他们或是写信劝于成龙到京里来,或是为于成龙提供居京的食宿,或是帮他打探消息,疏通关系,办理手续。以自己的举手之劳,帮衬穷亲戚穷朋友发达起来,日后也能互相照应,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关系。

于成龙的“副贡”身份,能选的官职很有限,也都不算好职位。笔者考察了明清时代的选官制度,虽然有一定成规,但历朝变化很多。“副贡”这样的身份,如果考核成绩好,能够得到州的副职和县的正职,但可能都是偏远州县。如果成绩差一些,则可能得到州县的教职,就是主管学校事务的教官。于成龙的成绩应该很不错,所以不必做教职,而去做州县官。

最后确定职位,是靠抽签方式。吏部把相关的空缺职位写成密封的签条,让选官的人来随机抽取,纯属碰运气了。

于成龙的运气极差,抽到了广西罗城知县。能做正印官,也算是好运气,总是“一把手”啊。但广西罗城是所谓的“烟瘴之地”“蛮夷之地”,人的健康和生命都不容易保障,更别说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了。帮忙的亲友这时都气得变了脸,于成龙也觉得自己“面目可憎”,是个没时没运的人。

最后补充一下,这一年春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幼的康熙皇帝玄烨即位,索尼、苏可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虽然号称顺治十八年,但其实已经是康熙时代。

苦其心志

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四十五岁的“副榜贡生”于成龙终于得到了自己平生第一个官职,广西省柳州府罗城县知县。虽然是正七品的一县之长,但广西罗城的气候环境与人文生态,对北方人来说确实显得险恶无比。在古代,只有在朝中失势的官员才会被贬谪到那里,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被发配流放到那里。拥有忠君爱民、飞黄腾达梦想的于成龙,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噩运的?他又是如何把一个历经战乱灾荒的荒蛮之县治理得生机勃勃的?七年之后,他被提拔为四川省合州知州,面对的又是一个类似于罗城的荒凉地方,他又是如何安心执政的?《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熟读经史的于成龙自然能够背诵这段著名的文字,但是谁又敢自信,老天爷确实准备给自己降下“大任”呢?

本章重点介绍于成龙担任广西罗城知县和四川合州知州时的种种经历和政绩。

于成龙到北京选官,不是十天半月能完成的事情。他可能在顺治十七年就到了京城,住了几个月之久,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京师生活,米珠薪桂,于成龙虽然生活俭朴,但也花了家里一大笔钱。吏部抽签选官之后,帮忙的亲友们一个个灰心丧气,变了脸色。于成龙自己也觉得“面目可憎”,不好意思再上门求助,只落得“行李萧条”,盘费短缺。没奈何,只好向“脚行”赊账,雇了骡马脚夫,带着自己宝贵的上任文凭,赶回永宁家里,为上任做准备。

多年读书考试,只为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改变家族的地位和命运。如今真的有了一官半职,却丝毫没有开心的感觉。

行到山西清源县,也就是今天的清徐县。内心忐忑的于成龙终于忍不住想找朋友聊一聊,听听朋友的看法,让朋友给出出主意,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但在内心深处,于成龙是想听到鼓励的。

同年好友王吉人,是清源县人,早早地考中做官,担任过浙江萧山知县和江苏苏州府同知,如今辞官不做,在家里隐居读书。他是官场上的老手,阅历丰富,熟悉南方的情况。于成龙便去他家里拜访。

王吉人为人“慷慨仗义”,可能很隆重地招待了于成龙,并帮他结算了脚夫钱。酒席宴间,两人谈起了“罗城知县”的事情,没想到王吉人坚决反对。他给于成龙讲述了广西省的各种情况,比如气候湿热,瘴气弥漫,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比如多民族杂居,风俗语言不一,打斗抢掠严重,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比如居官偏远,升职不易等等。总之一句话,广西并不是吉祥的地方,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没必要将一把老骨头扔到那举目无亲的地方。

当时的事实是,广西一带战乱刚刚平息,罗城县在顺治十六年才纳入清朝版图。一年多的时间内,朝廷派了两任知县,第一位被杀,第二位忍受不了蛮荒,弃官逃走,县里至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情况,于成龙和王吉人可能都有所了解。

王吉人的最后建议是,既然于成龙家境还比较富裕,日子能过得去,那就没有必要到广西冒险。把上任文凭缴还给吏部,从此和官场说再见。如果以后有缘,就让儿子孙子们去努力吧。

于成龙喝着闷酒,低头不说话。后来他在《治罗自纪》中回忆当时的心态,说:“成龙时年四十五,英气有余,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意思是自己当时有一种英雄豪气,信心百倍,深信圣人经典中所说的“见利勿趋,见害勿避”“义不辞难”等观点,觉得凭着自己的热血和勇气,一定能够战胜那些所谓的困难。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也能够有一番自我说服的道理:广西那地方气候虽然不好,但当地人能习惯,难道外地人就习惯不了?在广西做官的北方人也有不少,难道都适应不了?蛮夷杂居,好勇斗狠,难道就不能教化驯服吗?古代柳宗元做过柳州刺史,王阳明做过贵州龙场驿,他们不都渡过了难关并且青史留名吗?

王吉人见于成龙低头不语,知道于成龙是执拗的性格,也就不再多劝。最后,双方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五月三日,于成龙回到了永宁家里,把选官的情况向老母亲和妻子儿子诉说一番,全家人自然又是一番情绪激动,悲悲喜喜,喜喜悲悲。喜的是老爷终于做了官了,还是七品正堂,悲的是天涯万里,也许一去无归。好在老母妻儿都是支持于成龙做官的,没有人提反对意见,没有人让他辞官不做,大家都开始默默地做准备工作。

永宁到罗城,六七千里地,一路上需要不少盘缠钱。家里现银不足,就典当出售了一部分田地和房屋,凑足了一百两银子。老爷年近半百,到任上不能没有人照顾生活,派妇女去又不方便,便雇佣了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做仆人。其他的,如骡马、衣服、被褥、文具、书籍、常用药品、日用器物等等,自然也要准备齐全。

于成龙要走马上任,在永宁城里也算是件大事,按照中国的人情世故,亲朋好友们自然也会有一些表示。贫穷的给送双鞋袜,有钱的给送几两份子钱,关系好的请一桌酒,交情深的送几本书,这些人情交际都是免不了的,不会太凄清。

一般人读到于成龙“典田卖屋”的记载,第一感觉是于家比较穷困。其实,只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经济都还比较凋敝,富裕人家的现银也不会太多,一有大事,就得处理“不动产”了。我们单从于成龙上任雇五个仆人这件事,就能发现于家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家里对于成龙上任这件事,确实也是准备充足,郑重对待,以实际行动,支持于成龙的宦海生涯。

临行前一天,于氏家族设宴为于成龙饯行。族中长辈对于成龙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家频繁劝酒,欢饮到深夜。这也说明家族中人,对于成龙做官的支持态度。于成龙扶醉归家,刚刚躺下不久,天就亮了。

起床后,于成龙把大儿子于廷翼郑重叫到身边。这一年廷翼虚岁二十六,已经进学成为秀才,可能也已经结婚生子。但廷翼一向没有管过家务,没有见过世面,还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于成龙把家里的地契房契整理到一堆,一件一件地向于廷翼交待。从此以后,于家的家长就不再是于成龙,而是年轻的于廷翼了。他不仅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孝敬祖母和母亲,关心教育两个弟弟,管理经营家里的产业,甚至还要照料伯父于化龙一房后代的生活。

于成龙说了两句感伤的话:“从此以后,我在外做官,管不了你们;你好好治家,也不用想念我了。”这真是撕心裂肺之语,老母李氏、妻子邢氏、儿子媳妇,有的在屋内,有的在屋外,听见这番话,全都放声大哭。于成龙后来回忆说:“壮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此不情语也!”可见,他自己当时哭得也很伤心。

家事嘱咐完毕,于成龙向老母亲李氏磕头告辞,又到祠堂里向祖宗牌位上香敬礼,郑重告辞。然后,带着行李仆从,骑着马,满面流泪地踏上了旅程。身后相送的,仍然是一阵一阵的哭声。

于成龙觉得自己此行很悲壮。他读了多年的书,学了一肚皮的本事,经历了多年的磨难考验,如今,要在蛮荒之地的罗城县施展才华和抱负了。好勇斗狠的蛮夷土司又能如何?传播疾疫的烟岚瘴气又能如何?“我于成龙会战胜你们的!”

这里笔者还想补充一段于廷翼的事情。于廷翼应该是一位年轻而能干的家长,在他的经营下,于家的家业日渐兴旺。于成龙带到罗城的五名仆人,死了一个,留了一个,逃回来三个,廷翼担心父亲身边没人用,又雇了四人送过去,结果又死了三个,跑回来两个。后来,于廷翼自己又远赴罗城探望父亲。于成龙任黄州同知时,于廷翼带着弟弟第二次探父。从这些行动看,于廷翼是个有孝心且有魄力的人。他自己后来没有科举做官的消息,但出去做官的于准,就是廷翼的儿子。于廷翼后来还在安国寺开凿石室,工艺十分精美,当地有凿一斗石头花一斗钱的传说,则于家那时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于成龙在外做官,俸禄很低,又十分清廉,不可能给家里寄钱,但有了官员身份,家族地位也就跟着升高,可以享受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豁免钱粮差役等。于家本来也有一些家底,在康熙盛世的时代努力经营,日子逐渐富裕起来,也是合乎情理的。

天理良心

于成龙一行离了永宁,一路南行,不久来到晋南的稷山县。稷山有于成龙的好友武祗遹,自从太原分别后,多年没有见面,但时常通信来往。武祗遹曾于顺治十一年再考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的京城会试可能没有高中,可能也没有以举人身份去选官。此时闲居故乡,染病在床。

于成龙看望了老朋友,汇报了自己走马上任的情况。武祗遹也以广西条件艰苦、为官不易为由,奉劝于成龙不要去上任。

于成龙这时候,说了一段传诵后世的上任名言:“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

这段话其实颇有负气的意思,说: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博得高贵出身,但上古时代皋、夔、稷、契等大贤臣,难道都是进士出身不成?我这番出仕,绝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和富贵,发誓不昧“天理良心”四个字。仁兄在太原莲池书院时就知道我这个理想,今天我再对你说说心里话。

武祗遹无奈,只好随喜赞叹。

关于“天理良心”,前文也提到过多次,这四个字算是于成龙平生读书学习的一个大心得、大信念,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宗旨。这四个字,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公道”,或者是我们现代人爱说的“公平正义”。于成龙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其实也有发誓赌咒的意味在内。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明朝,过渡到清朝的。平生学了那么多忠孝节义的观念,此时去给异族的清朝皇帝做官,心里总是有点不平静的。以前,他们在太原三立书院学习时,就曾经反复思考交流过这个问题。效忠于一家一姓,只是片面的“忠”,狭隘的“忠”,传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致力于恢复太平盛世,这才是对得起“天理良心”的“大忠”。而出仕做官,确实又有以禄养家、光宗耀祖的意味,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于成龙向当年的学友重申自己的理想,明确提出此行不为温饱,不昧天理良心,也算是一个郑重的交待,当年三立书院的高材生,并没有被残酷的生活逼迫成俗人庸人,于成龙终归还是要成龙的!

于成龙一行六人,告别了武祗遹,继续沿驿路南行。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古代官员上任,是可以享受朝廷的驿传制度的,走的是驿道,住的是驿站。只要手里有上任文凭或者“勘合”“火票”等证件,就能得到相关的食宿接待。路上难免会花自己一些盘缠,但并不全是自费。于成龙虽然只是七品小县官,同样会享受这些待遇。笔记小说中有很多新官上任的趣闻逸事,故事内容常常是这样的:某大官轻车简从,谦虚低调地住在驿站里,而同路的某七品小县官却大肆张扬,到驿站喝五吆六,索酒索肉,抢占上房,结果被大官狠狠教训一顿……

于成龙是正人君子,他们一行人,在沿途驿站当然不会那样浅薄嚣张。但长途跋涉,难免山高水低,鞍马劳顿,气候变化,水土不服。走到号称“湘西南门户”、今永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冷水滩时,眼看就要进入两广地面了,于成龙却身染重病,痛苦不堪,这是他出仕途中的第一场大磨难。

仆人们在冷水滩求医问药自然不必说了,于成龙的病体却没有好转迹象。他是个倔强的人,不愿意耽误行程,就拖着病体,继续往前走。离家时的英雄豪气,到这时也只好改成“英雄气短”了。

离了冷水滩,很快就进入广西省。当时广西省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府,于成龙要到那里拜见广西巡抚和其他省级官员,办理到任手续。他拖着病体去报到,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长官们看见他的样子,都咋舌不已。罗城县本来就是极偏远极艰苦的地方,两任知县都没有干成,如今朝廷派来一个新知县,却是个将死的病鬼。虽然官职悬殊,但大家都是官场中的患难弟兄,这时候必须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长官们便奉劝于成龙不要急着赴任,就在条件较好的桂林城里暂住一些时日,把病养好了再说。

于成龙本来就倔强嘛,谢绝了长官们的好意,执意要带病赴任,长官们只好随他的意。于成龙后来回忆说,“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气,何从得来?”他觉得自己性格中有一些不该有的“豪气”,正需要老天爷的磨炼改正。以前觉得“豪气”是好事,是优点,现在则觉得“豪气”不尽符合“天理良心”了。

办完省里的手续,继续赶往管辖罗城县的柳州府。那里是唐朝时候山西老乡柳宗元曾经担任过刺史的地方,这时候也有一道上任手续要办。那地方盛产好棺材,民间一向有“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俗语。赴柳州的路上,于成龙病情加重,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被病痛折磨了好久,却又活过来了。用于成龙自己的话说是“以苦孽未尽不速死”,他把生病理解为前世恶业的报应,因为恶业太多,报应未完,所以不能马上就死。这种观念,也许能给他很多精神安慰。到达柳州后,病情却有了好转。

在柳州办理完赴任手续,接下来就要真正赶往目的地罗城县了。这种偏远地区,官方修建的驿道驿站不太完善,于成龙他们只能凭着大概的方向,一边走一边问,越走越艰难。进入融县地面,听说融县的沙巩与罗城接壤,于是又找路赶到沙巩。到了沙巩,仍是无路可循,不知道罗城在什么方向。

这时候,于成龙遇见一位“许乡老”,这个称呼却有点含糊,到底是沙巩本地的老乡呢,还是让人倍感亲切的山西老乡?于成龙向许乡老仔细盘问,方才知道对面的大山就是罗城县境。

主仆六人费尽力气爬上山顶,向罗城境内眺望。这一刹那,倔强的于成龙彻底后悔了。王吉人的忠告忽然涌上了心头,再也挥之不去。

罗城县境内大小山峦起伏林立,看上去像营阵一样。满目都是茂密的蒿草,看不见人行的道路。

主仆六人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吧!于成龙后来的记载是:“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

后悔不及

于成龙主仆在罗城县境的大山上朝里边一望,就开始后悔了。如果从幼年识字算起,于成龙大概也读了四十年的圣人经典了,那一套一套的圣贤理论,平时与朋友们的高谈阔论,都抵挡不住眼前这残酷的现实。

没有田园阡陌,没有墟里炊烟,没有男耕女织,没有牛背牧童,甚至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都不是,只有一望无际的蒿草和“面目可憎”的群山。

这时候掉转马头回柳州,回桂林,回故乡,都来不及了。弃官逃走,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于成龙想,罗城边界可能真的人烟稀少,到了县城附近,应该会繁华一些吧?不如就进去看看。一路斩草而行,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抵达罗城县城。用于成龙后来的话说是:“可怜黄茅,直抵城下。”从边界到县城,都是一样的荒凉。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池,周长二里有余。(《清史稿》言当时罗城并无城郭廨舍,《读史方舆纪要》则记载了罗城城池的规模,今从后者。)进城之后,也是一片狼藉,房屋虽然有不少,但十室九空,残破不堪。数了数,住在城里的只有六户人家,全都是走不了的老弱病残。

一行人灰心丧气地寻找住宿地,终于,眼前一亮,看见了一座关帝庙。啊,这也是咱山西老乡啊!关老爷是山西解州人,从宋朝以后一直受到朝野各处的崇拜,明清时代崇拜更甚,到处都建有关帝庙。他乡遇故知,不如就先住到关老爷家里吧。关老爷的部将周仓,据说是山西平陆人,也是老乡,仆人们就把于成龙的床铺安置到周仓神像的背后。于成龙是有信仰的,到此免不了向关老爷和周仓上三炷香,拜上几拜,请求支持保护。未结人缘,也结圣缘。

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到县衙上任。这座可怜的县衙是前任知县修的,简陋如农舍。没有大门、仪门、两墀,迎面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间堂屋。东边一间是宾馆,西边一间是书房,中间是审案办公的大堂。大堂背后有门,通向后院,后院三间草屋,是知县的宿舍,连围墙都没有。

罗城自上任知县逃走,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县衙里,应该还有逃不走的本地衙役在看守,等待新任老爷。于成龙简单地办理了上任手续,让为数不多的几户罗城人知道新任知县于老爷到了。然后就着手料理自己的生活,把后院的三间草房修理修理,勉强住下。没有做饭的锅,就在城里找了一个破瓦罐,挖了个地灶,勉强能用。

于成龙到此还是后悔不迭,不断发出哀叹:“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心情不好,病势自然越发沉重。五个仆人一路辛苦跟来,本来想着除了工钱,到县里还能有些赚钱的机会,谁想到罗城像活地狱一般,不是人呆的地方,大家自然也是满腹的怨言。

于成龙卧病在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他虽然是老爷,到此时也只得饱看仆人的冷脸。仆人们对于成龙的照料当然也算是周到的,只是都没有好心情好脸色,成天落泪想家。一个多月后,于成龙病情好转,逐渐恢复了健康,用他的话说是“无如罪孽未尽,死而不死”。这里山高皇帝远,没人理会罗城县官吏百姓的生死,于成龙只好认真和老天爷打交道,自己“立意修善,以回天意”,着手调查罗城现状,改革弊政,恢复民生。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五个仆人却又病倒了,一个个面黄饥瘦如同寺庙壁画上的饿鬼,不久就病死了一个,其他几个越发地惊恐不安。

到了康熙元年(1662)正月,仆人们开始闹情绪,要求于成龙放他们回家。于成龙想了想,自己运气太差,流落到这么个鬼地方当官,仆人们有什么罪过,凭什么要连累他们呢?不如就放他们逃生去吧。这时候,有一位名叫苏朝卿的仆人义正词严地表示:“若今生当死于此,回去亦不得活。弃主人流落他乡,要他们何用哉!”于是,苏朝卿就留下来伺候老爷,其余三人领了些盘缠,扬长而去。

这时候,于成龙再一次后悔了。只有一主一仆,在罗城县实在是没法生活,更不要说好好当官治民了。他向上级写了一封公文,请示道:“边荒久反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意思是你放我们活着回家吧。上级没有答复,估计是置之一笑,束之高阁了。

三名仆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山西永宁,向少爷于廷翼汇报了罗城的情况。廷翼此人也真了得,又花钱雇了四名仆人,让他们到罗城伺候于成龙。这四名仆人走了几千里路到罗城,没几天就病死了三个,剩了一个也疯了,成天狂呼乱叫,闹着要回家。这可把于成龙难住了,病仆一个人是走不回家的,需要让苏朝卿陪着,但苏朝卿走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成龙征询苏朝卿的意见,朝卿其实也早就想家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去。

于成龙长叹一声,发放盘缠,让苏朝卿带着病仆回山西去,只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罗城。这时候的他,真是可怜到了极点,无奈到了极点。白天,要自己洗衣,自己煮饭,为了方便,经常只吃一顿饭,闲了才吃两顿。晚上睡觉时,为了防备盗贼袭击,头下枕一口刀,床前插两支枪。也许嘴里还念一点观音弥陀、《太上感应篇》,请神灵多多保佑吧!

烟瘴之地

清朝时代的广西省柳州府罗城县,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内现在有人口三十五万以上,其中仫佬、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近二十六万,汉族人口不足十万,仫佬族人口最多,占到总人口的三成左右。清朝初年各民族的人口比例,应该和现在差不了太多,只是整体人口会少许多。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朝时罗城县编户五十里,那时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全县缴纳赋税的户口应该在一千二百五十户左右,按一家五口计,也就六千多人口。顾祖禹的统计数据也许是恢复繁荣后的罗城人口,于成龙初到时,人口可能要少许多。这些编户人口,应该主要是汉族人民,因为从于成龙的判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官司的原告被告,用的都是汉族名称。另外还有无法统计的人口,应该是少数民族了,他们有的归部落头人管,有的可能也被官府编入户籍了。

那么,罗城县那些少数民族人民,真的都是好勇斗狠、冥顽不化之辈吗?其实不尽然,少数民族虽然比不上中原汉人,但也有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笔者举一个例子,读者朋友便会恍然大悟。著名歌剧《刘三姐》中的主人公刘三姐,就是罗城这一带的人氏,在当地号称“歌仙”。至于其他的民族文化内容,我们只要简单涉猎一些相关书籍,就会有所了解。

那么罗城县的气候物产如何呢?罗城地处广西北部九万大山中心的南麓,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雨量充沛。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先不必说了,古代并没有什么开发。其土特产有茶叶、香菇、木耳、沙田柚、甜竹、蒜薹等。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玉米,都有很多优良品种,其他的各种农作物也十分丰富。

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被北方人称为“烟瘴之地”呢?主要是不习惯和不了解。南方气候湿热,微生物多一些,带病菌的毒虫多一些,北方人初来乍到,身体不适应,就会生病。如果心理素质不好,情绪低落,医治不当,也常会出现死亡现象。相反,只要调理得当,安心生活,北方人也是能适应这里生活的,不一定都会病死。没去过南方的北方人,以讹传讹,“三人成市虎”,就把南方的湿热夸大成普遍存在的“烟瘴”了。其实,只要没有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就不算是有“烟瘴”。即使是在北方,同样会发生各种传染病啊。

现在河池市盘阳河流域的巴马一带,被称为“世界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很多。罗城离这一区域不算太远,自然条件差异不会太大,应该也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并不是入者必死的“烟瘴之地”。

于成龙上任时的罗城县,蒿草遍地,荒凉无比,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明清易代之际,自然灾害严重,战争频繁发生,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农业生产的荒废。朝廷和地方政权屡次更迭,无暇顾及偏远地区,也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政治真空和社会无序。最明显的弊病自然就是盗匪横行、民族冲突以及家族冲突严重。

于成龙上任时,罗城县城里只有六户人家,其余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死亡的,外逃的不算,仍在本地生活的人,应该都躲到乡下去了。城里没有官府和王法,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乡下有大族聚居,打造兵器,筑堡自卫,在族长之类人士的领导下,可以抵御盗匪和少数民族的抢掠。另外一些不肖之徒,可能是拉起队伍,修筑山寨,自己去做盗匪,打劫别人了。

于成龙面对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其次才是恢复农业生产。

霹雳手段

于成龙来到罗城,后悔不迭,大病一场,先后跟来的九个仆人死的死,逃的逃,最后把他这个孤老头子扔在了异乡。向上级请求辞官,也得不到批准。几番折腾,把他身上那点骄气豪气给磨炼得丝毫无存。事到万不得已之时,只好打起精神,认认真真地做起来。一肚皮的学问,如同多年的陈酒,到这时才渐渐散发出透瓶的香气。

他先从维护社会治安做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保甲法”,现在被他运用起来。这种制度,历代演变不同,我们这里只作一点简单介绍。将境内的平民百姓,按照居住地,编成一种准军事化组织,比如五家为一保,十家为一大保,或者几家为一保,几保为一甲等等。保有保长,甲有甲长,层层领导,层层管理。对外是防御盗匪,一有匪情,便鸣锣击鼓,大家拿起棍棒兵器,团结起来一起出击,就像民兵组织一样,让外来的盗匪不敢轻易进犯。对内是严格管理,保甲内的人员情况,保甲长要详细了解登记,百姓外出办事,也要汇报请假。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保甲内各家各户要及时规劝、制止,无效则要向上举报,隐瞒犯罪事实不报的,事发后大家要“连坐”。在太平盛世,这种严格的准军事化制度是很让人不舒服的,太不自由了。但在乱世,这却是保障大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于成龙是雷厉风行的人,对付违法犯罪绝不手软,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谁敢犯到于老爷手上,那就立即砍头示众。于成龙要求百姓平时不许携刀带枪,不许肆意械斗,通过几个案例警示,很快就执行下去了,良民百姓都愿意遵守于老爷的法令。“保甲法”推行以后,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些流窜作案的盗匪,渐渐就难藏踪迹。这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贡生于成龙先生,他居然是位侦破缉捕的高手,这些本事都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想,历代的《循吏传》《良吏传》乃至《酷吏传》,他绝对是读得滚瓜烂熟。他在罗城县初试牛刀,带着为数不多的衙门差役,在各地保甲长的配合下,一宗一宗地破案,抓捕,审理,处决,示众。

没过多久,社会治安好了,政绩也做出来了。上级官府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明确给他授权:大型盗案破获后,把人头解送到省里请功,小型盗案不用上报,自行处决便是。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大事杀了解省,小事即行处决”。

消弭了境内的盗匪,社会风气为之一转,老百姓也长出一口气。但罗城县还有外患,邻近柳城县西乡镇,有一大股盗匪,实力雄厚,历代为盗,可能是少数民族部落。他们经常入侵罗城县,烧杀抢掠。机动性又很强,抢完了就立即出境,罗城县管不着他们。柳城县呢,本来就惹不起这帮人,再加上人家也没有在柳城作案,更管不着人家。

于成龙是了解朝廷法令的,这样的事情,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只好向上级汇报。上级官府呢,对这样的越境作案也很头疼,又不是公开扯旗造反,另立为王,怎么能动用大兵征剿呢?如果只派少量的兵马去,则又明显打不过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盘算半天,只好把于成龙的请示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让于成龙看着办。

于成龙反复思量,如果不严厉打击这股境外盗匪,他们只怕会得寸进尺,其他盗匪也会学着榜样越境作案,让县官望而兴叹。罗城的老百姓这么服从自己的法令,这么配合自己的工作,成天盼望着过太平日子,自己怎么能不处理好这件事呢?问题的难点是,没有朝廷的命令,越境开战,即使大获全胜,回来也是死罪一条。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制政府,一切权力归中央,一切权力归皇帝,地方官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如果地方官能够随便募兵打仗,那不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藩镇和军阀了吗?

这个难题,似乎是老天爷在考验于成龙。你不是爱讲“天理良心”吗?这个时候你问问自己的“天理良心”,该不该打这一仗?于成龙终于有答案了:“杀头就杀头吧!奋不顾身,为广大百姓的安宁生活而捐躯,总强于患病死于烟瘴吧!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年呢?”

罗城百姓在多年的战乱中,本来就具备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家家藏有刀枪。这时候被于成龙组织起来,统一训练,准备进剿西乡。于成龙还杀牛盟誓,计算了一下被西乡盗匪残杀的百姓人数,要求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要和敌人一命抵一命,勇敢作战。为了保障进剿成功,于成龙还组织百姓修了一条通向柳城西乡的道路,让自己的民兵能够进退自如。

这场越境战争到底打了没有?记载其实很不清楚。最原始的资料是于成龙自己的《治罗自纪》,文中并没有提到战争情况,只说:“而渠魁俯首,乞恩讲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于成龙练兵修路,声势浩大,柳城西乡的少数民族首领闻讯后害怕了,赶紧派人来谈和。他们愿意把以前从罗城掳掠的人口、牛只、财物尽数归还,从此再不侵犯。同时也希望罗城方面能够有所妥协,每年十月以“犒赏”的形式,送给他们一些牛只、布匹和美酒,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这些条件,于成龙和罗城人民能够接受,双方就签订了协议。看样子,柳城西乡的盗匪也不是甘心做强盗,只是为生活所迫,目无王法,以掳掠维持生计而已。

于成龙虽然签订了协议,但态度仍然十分强硬,要求对方认真写下保证书,并找保人签字画押。如果以后胆敢犯界,那绝对会立即进兵征剿,赶尽杀绝。此后,罗城边界基本宁静,但小型摩擦仍时有发生,于成龙果然说到做到,毫不手软。少数民族的人不怕死,但害怕剥皮,于成龙就以剥皮为号令,终于用铁腕手段,逐渐制伏了这些部落,保障了罗城人民的安宁。

于成龙的这一政绩,也获得了上级官府的嘉奖。上级觉得于成龙办事果断,效果明显,真让领导省心,反而厌烦其他州县请示汇报、等待上级派兵的做法了。

慈悲心肠

前文介绍了于成龙维持社会治安时的霹雳手段,似乎是杀人不眨眼,剥皮不心痛,活脱脱一个“酷吏”形象,这样的清官太厉害了,有什么好呢?于成龙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用严厉手段打击了少数人,换来的是多数人的平安生活。他还有春风和煦的另一面,霹雳手段与慈悲心肠,在他身上是合而为一的。

平民百姓务农为本,只要社会治安好了,盗贼绝迹了,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就逐渐恢复起来了。于成龙作为一县之长,有“春郊劝农”的职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视察农业生产。

每年春季,他征调几名瑶族差役,抬着一架竹滑竿,自己坐了下乡,到各地去察看。在田间劳作的百姓们看见县太爷来了,都跑过来围成一圈,拜伏于地,嘘寒问暖,非常热情。于成龙虽然没有种过稻子,但也是懂农业的,看谁家的田地经营得好,就表扬一番,给那家题一个匾,写一副对联,鼓励他们好好干。看谁家偷懒不耕种,就动员左邻右舍去好言劝告,恶言辱骂,总要把那家的人轰到地里干活去。于成龙是穷老爷,手里没钱赏人,就靠这些朴素的手段,奖勤罚懒,动员大家把生产搞好。不几年工夫,荒芜的罗城就变得“禾穗被野,牛羊满山”,大家都过上了温饱的日子,经济一天天地繁荣起来。

于成龙还很注意和老百姓搞好官民关系。百姓家的婚丧嫁娶,于成龙都尽量去参加,送一份薄礼,讨一杯水酒,一点儿也没有官老爷的大架子。他还借机劝导大家讲究礼仪,节俭办事,不要奢侈浪费。老百姓们也都把于老爷当成是自己人,过上三天五天,就跑到县衙看望看望,帮助于老爷干干活,安慰安慰于老爷的乡愁。听说于老爷很久没有收到家信,了解不到家乡亲人的情况,大家就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痛哭,好像自己也飘泊到了异乡。

征收赋税,也是于成龙的主要工作。当时官府弊端陋规很多,朝廷的政策本来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地方官俸禄微薄,不够花销,像于成龙这样的正七品官一年才四十五两银子,地方官府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所以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以熔铸银锭要损耗等理由,向老百姓加收一笔数量不定的“火耗”银。征收赋税时,也常在砝码升斗上做手脚,尽量多收一点,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于成龙在这件事情上严肃认真,完全遵守朝廷法令,不加收一丝一毫。为了防止差役暗中取利,于成龙都是坐在大堂上亲自征收,老百姓直接把银钱交到于成龙手里,于成龙则直接把收据写好发给百姓。称银称粮的砝码升斗,都以户部统一颁发的为准,绝不欺瞒百姓,伤害百姓利益。

罗城县的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公道善良的官老爷?他们知道于成龙的生活十分清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在缴纳钱粮时,常常会多带几个铜钱,顺手放到于成龙的桌案上。于成龙忙于公务,一开始并没有留心百姓们的小动作,后来发现了,便询问是怎么回事。罗城百姓不好意思地说:“知道老爷清苦,又不收火耗,我们稍稍提供点柴米钱总可以吧!”于成龙坚决不收,百姓们坚决要给,最后于成龙破例一次,只收了一壶酒钱,算是让百姓们请客。当时于成龙每天喝一壶酒,价值四文,可能就收了这四文钱。后来百姓们再拿钱来,于成龙是坚决不收了。有一年于廷翼来罗城探父,罗城百姓知道了,心想,肯定是于老爷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所以才派人来取钱,急忙凑了一些钱送过来,非要于成龙收下。于成龙委婉地说:“我儿子一个人出门,带钱行路也不方便,还是拿回去孝养你们的父母吧。”

他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处到了这个份上。于成龙后来总结道:“时法令太严,有犯必杀;情谊为重,婚娶丧祭民间之礼,一行无不达之隐。罗城之治,如斯而已。”在这段话中拈出八个字,就是“法令太严,情谊为重”,换句话说,就是对犯罪分子像冬天一样寒冷,对平民百姓像春天一样温暖,对犯罪分子用霹雳手段,对平民百姓用慈悲心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于成龙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人物。

第四章 林则徐

早年经历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今海口镇岑兜村),国(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谥号文忠。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谆谆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教育经历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原因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暨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了五十年书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河南省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则徐十四岁时,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则徐就与郑大模之女郑淑卿订婚。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下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

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出名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兼收。

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则徐的同族长辈,亦是林宾日所创立的真率会的中坚分子,为人正派不阿,不畏权势。他揭发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营私舞弊,遭钱士椿罗织罪名报复,林雨化拒不认罪,钱士椿则迫林雨化父亲代押。结果林雨化被监禁七个月后,遣戍新疆,途中受尽折磨,直到六十岁时获释归乡。林宾日对林雨化的遭遇感到无限愤慨,林则徐少时已经从父亲口中听闻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见林雨化。在父亲的引见下拜见了林雨化,拜读其著作。之后,林则徐对吏治腐败加深了认识,日后对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林则徐的家离南宋抗金将领李纲之墓不远,结果那里成为他和朋友联谊之所。此后,林则徐特别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感受到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和友人梁章巨发起修葺李纲墓地行动,又重修于谦祠墓。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荷戈纪程》等著作。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步入仕途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但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见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感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织、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京师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终中进士,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从此踏上

官宦之路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官宦之路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十八年(1837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在浙积极筹议战守,提供炮书,帮助研制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关外国资料,嘱撰《海国图志》。旋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抵伊犁。他协助办理垦务,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三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

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

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闻讯挽联对其一生人品和功绩,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辉煌的岁月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