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年龄(短篇快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保罗·布尔热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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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年龄(短篇快看)试读：

恋爱年龄

我把一份“恋爱年龄调查计划”交给法国顶级文学报纸《林荫大道》的总编辑时，他似乎大吃一惊，这样一个有新闻性的主意——这是他的原话——居然是他刚刚招进来的人想出来的。我才在他这里工作了两周，这是我的第一份稿件。“给我讲得详细点，亲爱的拉巴尔特，”他说话的腔调不再像平常那样盛气凌人。听我讲了几分钟后，他接着说道：“很好。你会去采访些男男女女，先问他们最炙热地爱着别人时的年龄，再问他们得到最强烈爱情时的年龄？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你会先去采访哪些人？”“我拟了一个单子，”我答道，并且从口袋里掏了张纸出来。我在那上面写下了些名人的名字，准备就这个重要问题去采访他们，我开始读这张名单。有两位前政府官员、一位将军、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四位女演员、两位咖啡厅驻场歌手、四位男演员、两位金融家、两位律师、一位外科医生，以及诸多文学名人。听到有些名字，总编会赞成地点点头，但听到另外一些名字时，他会做作地用美国式简洁腔调说：“不好，删了。”直到我读到列在最后的一个名字，著名的小说家皮埃尔·福舍里。“删了，”他耸着肩膀说，“他跟我们关系不好。”“但是，”我提议到，“还有谁的意见会让男女读者们都更感兴趣吗？我甚至想过第一个先访问他呢。”“你选的是个魔鬼！”总编打断了我，“福舍里有个原则，从不见记者。我把能派的人都派过了，他都闭门不见。《林荫大道》可不喜欢如此冷遇，所以我们给了他猛力还击。”“但是，我会代表《林荫大道》采访福舍里的，”我答道，“对此我把握十足。”“如果你能做到，”他答道，“我给你加薪。那个人让我厌烦，他总是对报纸大加嘲弄。他必须得参与进来，就像别人一样。可是你干不成的。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行？”“容我日后再说原因。四十八小时之内你会知道我行还是不行。”“去吧，别轻饶了那个家伙。”

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名记者我已经有所进步，甚至是在我两[1]周的实习期中，我已然能够允许帕斯卡尔那样评价这个在所有尚且健在世上的作家中，我最崇敬的这位。不久以前，我不愿再受穷了，下定了决心过和巴黎大部分人一样的生活，我尝试着把过去的自我放到一边，就像蜥蜴蜕皮一样，而且我几乎成功了。以前，不过就在昨天的那个以前，我知道——凭着满满一抽屉的诗、戏剧和没写完的故事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曾经存在着某个朱尔斯·拉巴尔特，他到巴黎来是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那个人相信带大写“L”的文学；相信另外一个带大写“L”的词：理想；也相信第三个带大写“L”[2]的词：光荣。他现在死了，入土为安了。某一天，倘若他的地位有了保障，是否会又一次出于对艺术的纯粹热爱而写作？可能，但是现在我只认识那个精力充沛、非常实际的拉巴尔特，他加入了想要出人头地、尽快每年赚上三万法郎的那些人的行列。对第二个人来说，就算那位卑鄙的帕斯卡尔居然吹嘘自己比最细致入微、强大有力的巴尔扎克衣钵继承人都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新拉巴尔特，即将进行的行动所需的敏锐度可以和我这位总编的某些工作业绩媲美了。事实上，我有个可靠的办法能够获准采访。是这样的：我在纯真的青年时期，曾经给皮埃尔·福舍里寄过一些诗和故事，就是这些曾经被四位编辑退稿的诗和故事，最终让我决定进入新闻界。这位伟大的作家当时正在旅行，但是他给我回了信。我给他写了回信，他又给我回复了，这次的信上还邀请我去见他。我去了，但没能见到他。我又去了一次。这一次也没见到他。之后，某种胆怯的心理让我没有再次尝试。所以我从未见过他，他只是从我那两封信中认识了我这个年轻的伊利亚。我指望这能迫使他接受我的采访，尽管他肯定会拒绝一个来自报社的人。我的计划很简单；在他家出现，受款待，隐瞒我的职业，只是含混而简要地说说一本小说的大致主题，其中有关于恋爱年龄的讨论，让他发表言论，然后他会发现自己说的话付梓出版了——想到这里，我已经开始有些自责了。但是我用“为生活所迫”这一可怕的借口，以及记忆中我目前有幸所服务的公司里的诸多先例将这种感觉压了回去。

与我们可敬的主编有过这样一番充满文学色彩的谈话过后的第二天，我敲响了皮埃尔·福舍里在德博尔德-瓦尔莫雷街上的那所小房子的大门，那是在帕西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在此之前我已提笔写了个朴实无华的故事，按响门铃的那一刻，想到我即将和这个平静住所的主人耍的好把戏，一种无法掩饰的可鄙满足感使我异常兴奋。

即便已经下定决心作出种种牺牲，对于那些在为了文学的最高目标而进行的艰难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总还存有一丝嫉妒之情。仆人没好气地答复说福舍里先生不在巴黎，这真让我失望。我问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仆人不知道。我找他要地址，仆人也不知道。可怜虫，他还以为他度假的事无人知情呢！半小时以后我已知晓他目前待在普罗比的乡间别墅，就在内穆尔附近。我只是问了问他的出版商。两小时后我在里昂车站买了票，去往那个被巴尔扎克选做他那生动的《于絮尔·弥罗埃》故事场景的小镇。我带了个旅行袋，准备在那里过夜。假如当天下午见不到主人，我决定在转天早晨尽力见到他。在仆人忠于他的委托，宣称自己不知道主人何在之后仅过了七个小时，我已经站在他乡间别墅的大厅里，等着人把我的卡片递进去。我特意在里面写了个条，提及我们一年前谈过的话，这一次，在大厅里等了十分钟后，我得到允许去见他。等待的时候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恶意注意到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正要出门散步。“啊哈，”我自语道，“那么这就是他躲到这里来的秘密所在了；采访大有希望！”

小说家在一个温馨的小房间里接待了我，屋内有扇窗子正对着公园，由于秋意渐浓，园子已开始泛黄了。壁炉中烧着木柴，照亮了墙上挂着的印花装饰布，布上可见很多彩色的英式图案，描绘的是骑马越野和跳过树篱的场景。这就是福舍里饱受批评的世俗环境了。但是从桌上乱糟糟的书和报纸可以看出，这个迷人隐居所的现任主人是个常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从他的脸上也能看出不辍工作的习惯，要承认，这忽然让我开始痛恨自己即将跟他耍的把戏。要是我发现他是个自命不凡的伪作家，是周报上经常嘲弄的那种人，以计谋战胜他的圆滑老练就会让人感到愉快了。可是不！他放下笔迎接我，但见他五十七岁左右年纪，脸上透着深思熟虑的样子，因缺乏睡眠而双眼疲惫，眉毛因思考而显得沉重，他指着张安乐椅说：“亲爱的同行，原谅我让你久等了。”我，他亲爱的同行！啊！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你知道，”他指着墨迹未干的纸说，“人是创作中的作品的奴隶，这没有办法。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像你这样有那么多才思了。现在谈谈你自己吧。怎么这么巧，你在内穆尔呢？从你好心地把故事和诗寄给我以后，你一直在做些什么？”

要彻底牺牲年轻时的理想是徒劳的。如果一个人像我在二十岁时那样热爱过文学，他不会满意自己在二十六岁时放弃早先的热情，即便那是种难以更改的必然。皮埃尔·福舍里记得我的歪诗！他真读了我的故事！他的话暗示了这一点。此时我怎能告诉他自从创作了早期那些作品后我对自己很失望，而且我已经把肩上扛的枪换到了另外一侧？《林荫大道》编辑部的景象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听到总编说：“采访福舍里？你永远不会成功的。”所以，为了忠实于我给自己安排的职责，我答道：“我已经搬到内穆尔，想写本小说，名字叫《恋爱的年龄》，我希望向您请教的就是这个题材的事，亲爱的老师。”

在我看来——有可能是种幻觉——听到我所谓的小说的所谓题目时，福舍里的眼角和嘴角泛起了微笑，还闪过了一丝阴郁。我想到了在大厅里遇到的那两位年轻女士。写过这么多杰出分析作品的作者，是否将要在写作前体验一下新书所描绘的生活？我没时间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装着土耳其香烟的玛瑙瓶，他递了一支烟给我，给自己也点着了一支，然后先发问，随后又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听他[3]说着自己的想法，浑然忘记了我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自我，非常享受地与这个我从他那些作品中就已热爱上的思想进行密切交流。当代的伟大作家中，他是我亲密接触到的第一个。谈话时我注意到，他讲的话和他作品中的语言有着奇特的相似性。我欣赏他用迷人的朴素让自己尽情想象，欣赏他智慧丰富、感想生动，但毫不骄傲自大、装腔作势。“根本没有恋爱的年龄，”他简明扼要地说，“因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从其复杂和现代的意义来讲，爱情是种理想的升华——永不会停止恋爱。进一步说，他永远不会停止对同一个人的爱。你是否知道，当代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试图用一系列肖像来确定被称为“家族相似度”的微妙相似性？他给二十名同种血缘的人拍了照，然后将这些照片都拍到同一张底片上，一个摞着另一个。用这种方式他发现了确定类别的共同特点。嗯，我相信如果我们做一个类似的实验，把同一个男人一生中爱过的，或者认为自己爱过的不同女人的照片一张张摞起来拍照，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女人都长得很像。最多情的人会对其中的一个，以及她的五个或六个，乃至二十个不同的化身怀有感情。重要的是要弄清，在哪个年纪他们能遇到那个样子最接近于脑海中固有形象的女人。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恋爱的年纪了。“被爱的年纪？”他继续说，“就我所了解的而言，由一个人激发起的最深刻爱情发生在我的一位老师身上，他是位诗人，当时已经六十岁了。事实上他依旧像个年轻男子那样身材笔直，走路时的步伐像[4][5]你一般轻快，讲话的样子像里瓦罗尔，而他写出的诗像德·维尼的一样优美。同时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亲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因此非常贫穷、孤独且不快乐。记得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词句吧：‘她爱我是因为我历经的凶险，我爱她是因为她真的同情这些遭遇。’“所以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激起了一位美丽、高贵且富有的年轻俄罗斯女性的爱情，她爱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为了他终身未嫁。在他最后患病的时候，她找了种方式照顾他，整日整夜地，虽说他有自己的家人。而现在她已从其继承人那里买下了诗人曾经拥有的全部物品，把他住过的公寓保持得与当年他去世时一模一样。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这个例子中，她在一个比自己的年龄大两倍的男人身上找到了与她心中的某种理想不谋而合的形象。看看歌德、拉马丁，还有很多很多人吧！为了表达这一高层次的感情，你必须放弃微小次要的观察习惯，这是如今艺术家最大的毛病。六十岁的情人既不荒唐可笑，也[6]不令人生厌，你应该用高乃依上年纪时给侯爵夫人写的诗中的词句来描述他：“‘而我魅力尚存

仍旧光芒十足

何必整日忧心

无情时间摧残。’“要敢于分析伟大的情感，以便创造崇高而真实的角色。分析型小说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此。”

说话时，这位大师眼中闪烁着富有智慧的光芒，在我看来，他本人就是他鼓励我描述的伟人的一个化身。这让我感觉到，这个差不多六十岁的人的理论，说任何年纪的人都会激发爱情，并非是不合理的！他令人进入的思想世界，与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所处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店铺的氛围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我青春的梦想被这个人实现了，他的才华在创作完三十卷书后丝毫无损，他的脸虽然渐渐变老，但是却生动地说明了那句富有哲理的俗话：“既然必定衰老，让我们崇高老去。”他单薄的身体说明长时间工作的辛苦；刚毅的嘴唇显示出性格的果断；他的前额上满是深深的皱纹，颜色苍白如他常对着的纸张；但他精致的双手保养很好，衣服的稳重优雅以及自然流露出的贵族气韵充分说明，在充满轻率诱惑的生活中，他培养出了良好的职业美德。他道德和精神的天性既没有受到这些诱惑的影响，也未曾受到学术成就、财富上的成功，以及他诸多一再重印的著作的影响。同时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因为跟我详谈完毕，他最后还说：“既然你住在内穆尔，希望我们常常见面，今天你得见见这里的女主人，我才能让你走。”

我还能说什么呢？就这样，在下午五时，《林荫大道》一名微不足道的记者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个乡间别墅客厅中的茶桌旁，这是个从来没有任何报社记者来过的地方，而且还被作为年轻的诗人和未来的小说家被介绍给老侯爵夫人德·普罗比，大师居所的女主人。这位和蔼可亲的白发贵族遗孀问了我很多与编出来的作品有关的问题，我都答得模棱两可的，脸上直泛红，而好心的女士肯定以为这是羞怯所致。然后，仿佛某个邪恶的魔鬼不怀好意地想要更多的人见证我的恶行一样，我不邀自来的拜访还未结束，刚刚出门时被我瞧见的那两位年轻女士回来了。啊，我就恋爱年龄对这位妇女研究者进行的采访马上就要有生动的注解了。听他和这两位刚回来的人谈话，这该给他说过的话怎样的启示啊！其中之一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如果我没有听错她名字的话，是个俄罗斯人。她相当高，温柔的黑眼睛使得一张长脸容光焕发，眼中闪着火焰和热情。她长得非常像卢浮宫方形沙龙中的那幅弗朗西亚画的肖像，因为上面所画人物衣服和披风的颜色，画的名字叫“黑衣人”。她的口鼻部位可以看出与肖像人物类似的那种有所克制的紧张不安，还有那种自制的狂热。在那里不过一刻钟，我就从她看福舍里和听他讲话的样子看出，这位年老的大师激发了她多么强烈的兴趣。他说话时她听得全神贯注。而她对他说话时，我感觉到她的嗓音在颤抖，如果允许我用这个词的话，而他，这位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劳累过度的伟大作家，似乎一感受到她那坦露崇拜的目光的扫视，就会重新快活起来，恢复感觉的敏锐，那是年轻恋人们至高无上的优雅。“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他要举歌德和马里昂巴德的女孩为例了，”在我雇来的马车快速驶往内穆尔时，我笑着自语，“他想到的是他自己。他爱上了那个孩子，而她也爱他。我们将听到他娶她的消息。会有一场让人们争相效仿的婚礼，而且当帕斯卡尔听说我曾目睹他们恋爱的时候——但现在我必须想的是我的采访。福舍里后天读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吃惊呢？但是他读报吗？这可能不对，但是对他有什么害处呢？此外，我这也是为生活所迫。”就是通过这种辩解，我记得，一种男人决定达成的辩解，我压制住内心深处叫嚣着的一个声音，它在喊着：“你无权将此事付诸报端，将这位高贵的作家告诉你的话公布于众，他还认为自己接待的是位诗人呢，不料却是个记者。”但我也回想起主编的话：“你永远无法成功。”我耻于承认，这第二种声音轻而易举地盖过了第一种，因为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我到内穆尔时已经太晚了，没能赶上那趟本来可以在晚餐时分将我带回巴黎的火车。在一间古老的客栈中，他们给我找了间整洁安静的房间，这个地方适合写作，所以我整晚都在创作我这个调查的第一篇文章，一直写到就寝之前。那个下午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我下笔如飞，能力和神经都因些许自责感而被大大激发。是的，我一连写了四页，这篇文章即便刊登在《龚古尔报》这份拥有出色记者的精美报纸上，也算不得坏文章。一切都写了下来，我的旅程、我到达了乡间别墅、古色古香的十八世纪的房屋、屋外的树木和保存完好的小路、大师的房间、大师本人和他的谈话、最后的茶以及老年小说家在面对一圈老少仰慕者时的微笑。只差几句话收尾了。“我早上再把它们添上吧，”我想，然后带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上床睡觉了，这就是作家的天性。虽然是以采访稿的形式写的，但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了。

我们睡眠时会发生些什么呢？当我们的感官都封闭起来，不再接收外界印象的时候，是否有不为我们所知的秘密而又无法抗拒的思想变动？这是一定的，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状态和临睡前大相径庭。醒来还不到十分钟，我眼前就闪现出了皮埃尔·福舍里的形象，想到自己卑鄙地利用了他的善良款待，这让我难以忍受。我感觉自己强烈地渴望再见见他，请求他原谅我的欺骗。我希望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带着何种目的去见他的，告诉他我后悔了。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招供，只要把前一夜写的几页东西毁掉就足矣了。带着这个念头，我起了床。把那几页稿子撕碎前，我又重读了一遍。然后——任何作家都会理解我——然后在我看来它们写得实在太好，就没有撕毁。我的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念头：福舍里如此聪明，又如此慷慨。这个采访中究竟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他呢？没有，绝对没有。即便我今天早晨再去见他，告诉他我的经历，还有我作为记者的未来都取决于这个小调查能否成功？当他知道我曾有过五年的贫困经历，其间一直努力工作，结果一事无成，不得不去报社赚口吃的，他会原谅我的，会同情我，而且会说：“发表你的采访吧。”是的，但是如果他不让我发表呢？不，他不会这么做的。

整个早上我都在考虑自己的最新计划。一种羞怯感让我觉得十分痛苦。但是与此同时这会安抚我微妙的顾虑，我这个胸怀大志的记录者的“自尊”，也对我的钱包有好处。我知道帕斯卡尔对他喜欢的采访文章是出了名地慷慨。此外，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如果我成功采访福舍里，就给我奖赏？总而言之，我决心尝试我的实验。匆匆用过早饭之后，我刚刚蹬上前一天晚上雇的那辆马车，便看到一辆带族徽的四轮折篷马车飞快驶过，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上面坐的居然是福舍里，很显然他陷入了忧郁的沉思，这与他前一晚上的高昂情绪反差强烈。马车夫的座位上放着个小箱子，这证明他正要前往车站。去往巴黎的火车还有十二分钟开车，这段时间足以让我匆匆把东西装进旅行袋，并且仓促结好账。还是这辆本来要带我去内穆尔乡间别墅的马车，载我全速前往车站，火车离站时我已坐在著名作家对面的一个空座位上，他对我说：“你也要离开内穆尔？像我一样，你在巴黎干得最好。”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可能会顺利引出我决定进行的招供。但是当着这位出乎我意料的同伴的面，我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胆怯，此外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种感觉和羞怯一样强烈。生病的亲人发来电报，最寻常的业务往来，很多情况都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匆匆离开这所乡间别墅，而前一夜我离开时他在里面还住得十分舒适。但是他脸上的表情不该变化如此之大，八个小时后他居然变得这样忧心忡忡、灰心丧气，而我离开时他还是如此满意自己的生活，如此幸福，如此在意那个漂亮女孩。爱他且也似乎被他所爱的俄罗斯小姐是个谜，牢牢地吸引了我，这次却不是出于任何潜在的职业目的。他在抵达巴黎前会告诉我这个谜的答案。至少，我总是会相信，他谈话的一部分也是间接地吐露秘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促使他匆匆离开此地，并且使一个他本来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称为“亲密乐土”的地方发生异变：这让他仍然心神不安。他对我讲述的故事是“为了发泄，”就像培尔喜欢说的那样；他认为我不会知道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我总觉得那是他假借别人之名的自己的故事，而且我坚信这个感觉，因为那恰好就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他谈起的是我假想的小说主题——哦，真是种讽刺——实际上却是我采访的主题。“我一直想着我们的谈话和你的书，恐怕我昨天表达得很差劲。我说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与被爱时，应该再加一句，有时候爱情来得太晚了。当它来临时，某人除了为爱牺牲外，已经不再有权向自己所爱的人证明自己的爱有多强烈。我想和你分享一则个人故事，正如他们现今说的那样，它本身就是一出有结局的戏剧。但是我必须请求你不要使用它，因为这并非我自己的秘密。”我保证对此事会十分谨慎，他接着说：“我有个朋友，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同伴，他二十岁时爱上了个年轻姑娘。他穷，她富。她的家人拆散了他们。那个女孩嫁给了别人，紧接着就去世了。我朋友还活着。某一天你会自己体验到，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以及凡事都会留痕，这两种说法都很正确。作为知己，我了解他那投入的爱情，也知道头一次抹不掉的失望经历过后，他众多的桃色事件。他爱上了别的人，也为别的人所爱。他尝到了别样的甜蜜，也忍受了别样的悲哀，但是当我们独处时，当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论隐私时，那个他二十岁时遇到的理想女孩总被他挂在嘴边。他多次跟我说过：‘我总在别人身上找寻她的影子，由于我再未找到过，所以我真正爱过的除她以外再无别人。’”“那么她爱过他吗？”我插了一句。“他觉得没有，”福舍里答道，“至少她从未对他讲过。你得想象一下，我的朋友到了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你得想象他逐渐头发花白，厌倦了人生，并且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平和安宁的秘诀。在此时，他到一个乡下别墅中拜访亲戚，遇到了一个只有二十岁大的女孩，她的样子让他想起三十年前他想娶的那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女孩。从眼睛的颜色到嗓子的音色，从微笑到思想，从姿态到内心的细微情感，这种奇怪的相似无处不在。我无法用寥寥几句杂乱无章的语言向你描述我朋友的奇妙情感。如果付诸笔墨，要很长篇幅才能使你了解那种柔情，现在的和回顾过去时的柔情，透过生者对死者表达的柔情；灵魂受到了催眠，不知道梦想和记忆在何处结束，不知道现在的感情从何处开始；每天，世间最不真实的东西——已逝爱情的幽灵，与最鲜活、最真实、最不可抗拒的天真和率性的东西——一个年轻的女孩——混合在一起。她到来，她离去，她大笑，她歌唱，在隐秘的乡间生活中你和她一起四下走动，她身边还走着一个早已逝去的人。两周内他几乎是无忧无虑的让自己享受这种内心躁动的危险欢乐，但后来的一天，我朋友无意间走进了这所房子中罕有人至的一间屋子，那是间画室，他的肖像赫然与其他画像挂在一起，那是他二十五岁时的画像。他茫然地走近那幅画。房间里生着火，所以用来保护画像的那层玻璃上略有些潮气，看起来有些朦胧，正是由于这层潮气，他清楚地看到玻璃上有两片嘴唇的痕迹，就在画像眼睛的位置上，那是两片精致的唇印，这不由让他的心狂跳起来。他离开画室，找了个仆人盘问，得知只有他在意的那位年轻女士在那天上午到过那间屋子。”

他停顿了一下，我问：“接下来怎么样了？”“我朋友又回到画室，再一次看着那个最纯真无邪、最热情的爱抚留下的迷人印记。旁边挂了面镜子，他可以比较现在和以前的容貌，比较现在的自己和曾经的自己。他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那时是什么感觉。让这样一个年轻姑娘爱上了他，他是不是该受谴责？要是与这个姑娘结婚，他是否就是一个傻瓜，甚至是个罪犯？他是否领会了在明显的年龄背后，这个孩子爱上的其实是年轻时的他？他是否会带着种令人悲伤不已的敏锐感情想起那个人，她在自己能够同样回吻时，从不曾给过他这样的吻。我只知道就在这一天他离开了，下定决心既然他不再能用二十岁男人的希望、纯洁和灵魂去爱这个姑娘，就像他当初爱另外那个人似的，他将永远不再见她。”

这场谈话结束的几个小时以后我又回到了《林荫大道》编辑部，坐在帕斯卡尔的办公室里，他问：“事情办成了吗？你完成对皮埃尔·福舍里的采访任务了吗？”“他甚至都不肯见我，”我大胆地回道。“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耸了耸宽大的肩膀，嘲笑说，“等他出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再跟他扯平。但是要知道，拉巴尔特，只要你还挂着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就别指望成功干好报社的工作。”

我忍受着总编的坏脾气。如果他知道我口袋里有份采访稿，脑子里有一则轶事，用这些素材能写出最成功的故事，会说些什么呢？但他后来从不曾拿到过这个采访，也没听过这个故事。自那以后，我在他说我会失败的这个行业里一路前行。我蜕去了天真无邪的样子，一年赚三万法郎，甚至更多。我发表过最赚钱、最出色的文章，但是再没有感觉到当年放弃那篇访问内穆尔的文章时的那种愉悦。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走上当初想要从事的文学事业，尽管辛勤笔耕，但我从未写过一本书。但是当我回忆起当初那种难以抗拒的冲动，让我没有对一位自己热爱的大师做出有利可图但厚颜无耻的不慎之举时，我对自己说：“即便你没能从事文学事业，你也没有背叛它。”出于这个原因，如今福舍里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在我看来是时候讲述我的第一次采访任务了。这是最令我自豪的一次采访。

注释

[1]　帕斯卡尔是总编的名字。

[2]　这三个带L的词分别为Literature，Ideal，Glory。

[3]　不择手段的

[4]　里瓦罗尔（1753—1801），法国政论家、新闻记者及讽刺诗人。

[5]　德·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6]　高乃伊（1606—1684），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作家三大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熙德》、《贺拉斯》等。

The Age for Love

When I submitted the plan of my Inquiry Upon the Age for Love to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Boulevard, the highest type of French literary paper, he seemed astonished that an idea so journalistic—that was his word—should have been evolved from the brain of his most recent acquisition. I had been with him two weeks and it was my first contribution. "Give me some details, my dear Labarthe," he said, in a somewhat less insolent manner than was his wont. After listening to me for a few moments he continued: "That is good. You will go and interview certain men and women, first upon the age at which one loves the most, next upon the age when one is most loved? Is that your idea? And now to whom will you go first?"

"I have prepared a list," I replied, and took from my pocket a sheet of paper. I had jotted down the names of a number of celebrities whom I proposed to interview on this all-important question, and I began to read over my list. It contained two ex-government officials, a general, a Dominican father, four actresses, two café-concert singers, four actors, two financiers, two lawyers, a surgeon and a lot of literary celebrities. At some of the names my chief would nod his approval, at others he would say curtly, with an affectation of American manners, "Bad; strike it off," until I came to the name I had kept for the last, that of Pierre Fauchery, the famous novelist.

"Strike that off," he said, shrugging his shoulders. "He is not on good terms with us."

"And yet," I suggested, "is there any one whose opinion would be of greater interest to reading men as well as to women? I had even thought of beginning with him."

"The devil you had!" interrupted the editor-in-chief. "It is one of Fauchery's principles not to see any reporters. I have sent him ten if I have one, and he has shown them all the door. The Boulevard does not relish such treatment, so we have given him some pretty hard hits."

"Nevertheless, I will have an interview with Fauchery for the Boulevard," was my reply. "I am sure of it."

"If you succeed," he replied, "I'll raise your salary. That man makes me tired with his scorn of newspaper notoriety. He must take his share of it, like the rest. But you will not succeed.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Permit me to tell you my reason later. In forty-eight hours you will see whether I have succeeded or not."

"Go and do not spare the fellow."

Decidedly. I had made some progress as a journalist, even in my two weeks' apprenticeship, if I could permit Pascal to speak in this way of the man I most admired among living writers. Since that not far-distant time when, tired of being poor, I had made up my mind to cast my lot with the multitude in Paris, I had tried to lay aside my old self, as lizards do their skins, and I had almost succeeded. In a former time, a former time that was but yesterday, I knew—for in a drawer full of poems, dramas and half-finished tales I had proof of it—that there had once existed a certain Jules Labarthe who had come to Paris with the hope of becoming a great man. That person believed in Literature with a capital "L;" in the Ideal, another capital; in Glory, a third capital. He was now dead and buried. Would he some day, his position assured, begin to write once more from pure love of his art? Possibly, but for the moment I knew only the energetic, practical Labarthe, who had joined the procession with the idea of getting into the front rank, and of obtain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 income of thirty thousand francs a year. What would it matter to this second individual if that vile Pascal should boast of having stolen a march on the most delicate,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heirs of Balzac, since I, the new Labarthe, was capable of looking forward to an operation which required about as much delicacy as some of the performances of my editor-in-chief? I had, as a matter of fact, a sure means of obtaining the interview. It was this: When I was young and simple I had sent some verses and stories to Pierre Fauchery, the same verses and stories the refusal of which by four editors had finally made me decide to enter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The great writer was traveling at this time, but he had replied to me. I had responded by a letter to which he again replied, this time with an invitation to call upon him. I went I did not find him. I went again. I did not find him that time. Then a sort of timidity prevented my returning to the charge. So I had never met him. He knew me only as the young Elia of my two epistles. This is what I counted upon to extort from him the favor of an interview which he certainly would refuse to a mere newspaper man. My plan was simple; to present myself at his house, to be received, to conceal my real occupation, to sketch vaguely a subject for a novel in which there should occur a discussion upon the Age for Love, to make him talk and then when he should discover his conversation in print—here I began to feel some remorse. But I stifled it with the terrible phrase,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also by the recollection of numerous examples culled from the firm with which I now had the honor of being connected.

The morning after I had had this very literary conversation with my honorable director, I rang at the door of the small house in the Rue Desbordes-Valmore where Pierre Fauchery lived, in a retired corner of Passy. Having taken up my pen to tell a plain unvarnished tale I do not see how I can conceal the wretched feeling of pleasure which, as I rang the bell, warmed my heart at the thought of the good joke I was about to play on the owner of this peaceful abode.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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