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全球的FBI破案经典(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翰·道格拉斯,马克·奥尔谢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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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全球的FBI破案经典(套装共2册)试读：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总目录心理神探：我与FBI心理画像术顶级悬案：犯罪史上的八宗惊世疑案版权信息标题：心理神探副标题：我与FBI心理画像术作者：〔美〕约翰·道格拉斯　〔美〕马克·奥尔谢克译者：阎卫平　王春生责任编辑：范炜炜关注微博：@上海译文电子书微信服务号：上海译文电子书微信订阅号：译文的书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联系我们：hi@shtph.com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合作电话：021-63914089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我高中时的暑期都是在农场度过的，边上站着的是我早年的小伙伴。（杰克·道格拉斯拍摄）初出茅庐的我在进入调查局工作后首次返家，佩戴着徽章，穿着父亲为我买的西服，头上留的也是FBI的标准发型。这可是为数不多的令人愉快的旅程。（杰克·道格拉斯拍摄）在与旺托高中争夺索普杯的比赛中，我首次尝试使用前摄技术来对付对手。相片中的我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一样戴着面具。作为亨普斯特德高中橄榄球队的替补队员，我坐在长椅上，因为我的鼻梁在前一次比赛中给撞断了。（杰克·道格拉斯拍摄）1976年12月16日，FBI全国学院的第一〇七期培训结业典礼。从左至右依次为：我、帕姆、FBI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我的母亲多洛里丝以及我的父亲杰克。（FBI资料图片）图为密尔沃基。这是一张用于特种武器攻击小队训练时的照片，照片中标示出德尔·坎波击毙劫持人质的雅各布·科恩时的各人所在方位。（FBI培训图片）1978年1月，与行为科学科的元老们合影。我这时进入匡蒂科行为科学科刚满7个月，身边站着的都是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鲍勃·雷勒斯、汤姆·奥马利（教授社会学）、我、迪克·哈珀（教授社会学）、吉姆·里斯（局里两位拔尖的压力管理专家之一）、迪克·奥尔特和霍华德·特顿（开设了应用犯罪心理学课程，并启动了FBI画像计划）。（FBI资料图片）调查支援科的第二代成员，摄于1995年6月。从左至右依次为：史蒂夫·马迪金、彼得·斯默里克、克林特·范赞特、让娜·门罗、贾德·雷、我（蹲着）、吉姆·赖特、格雷格·库珀、格雷格·麦克拉里。此外，不在照片中的还有拉里·安克罗姆、史蒂夫·埃特、比尔·哈格梅尔和汤姆·萨尔帕。（马克·奥尔谢克拍摄）我和特工约翰·康韦在圣拉斐尔对埃德·肯珀进行访谈。1982年，韦恩·威廉斯因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接受审判。地方检察官助理杰克·马拉德采纳了我建议的策略来盘诘威廉斯，使其在陪审团面前露出本来的面目。罗伯特·汉森，一个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性情温和的面包师。他将若干名当地妓女诱拐至小木屋，然后开始了最危险的猎杀游戏。（阿拉斯加州骑警供图）拉里·吉恩·贝尔，杀害南卡罗来纳州的莎丽·费伊·史密斯和黛布拉·梅·赫尔米克的凶手。当我在列克星敦县的治安官吉姆·梅茨的办公室里审问贝尔时，他眼含泪水，抬头望着我，说：“我只知道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那样的事，但那个坏拉里·吉恩·贝尔可能会。”（南卡罗来纳州列克星敦县治安办公室供图）这间房间里展示了罗伯特·汉森在大开杀戒之前的打猎战利品。（阿拉斯加州骑警供图）17岁的美丽少女莎丽·费伊·史密斯的遗嘱——这是我在25年执法生涯中见到过的最伟大、最感人的一份遗嘱，它体现出这位少女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勇气。一场典型的讨论会。格雷格·麦克拉里向行为科学科的同事介绍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一起令人困惑的谋杀妓女系列案的细节。麦克拉里提供的前摄措施帮助纽约州罗切斯特的警方顺利拘捕到阿瑟·肖克罗斯，他被指控谋杀了十数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吉姆·赖特、格雷格·麦克拉里、我和史蒂夫·埃特。（马克·奥尔谢克拍摄）对行为科学科新人的培训是极为严格的，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出类拔萃的法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图为贾德·雷和我正在向纽约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唐纳德·斯蒂芬森赠送感谢铭牌，以感谢他在培训新人方面提供的帮助。（纽约警察局供图）前摄技巧的运用实例。在某一案件中，当我们做完画像工作之后，常会通过当地媒体“公布”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以希望有人能根据这些特征提供线索，从而推进案件进展。（图为《费尔法克斯报》）献给

以前和当前任职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男士们和女士们——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和伙伴。尽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将它埋掩，罪行终究会暴露在世人的眼前。——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一 凶手的心理●

二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

三 拿雨点打赌

四 两个世界之间

五 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六 巡回教学

七 黑暗中心

八 凶手会有言语障碍

九 设身处地

十 人人都有弱点

十一 亚特兰大

十二 我们中的一员

十三 最危险的游戏

十四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十五 伤害心爱的人

十六 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

十七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十八 心理医生的努力

十九 有时龙会取胜

推荐序

在我看到这本译著的前不久，2017年的6月，在本书作者的国度——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中国年轻的女性访问学者在大学附近被人绑架的案件。被绑架的章莹颖——我们应该记住她的名字——是位品貌兼优的年轻学者，她在大学附近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后再无音讯。她的亲人、同事以及在美华人和祖国同胞一直锲而不舍地追查她的下落。尽管十几天后美国警方抓捕了一名名叫克里斯滕森的嫌犯并很快起诉了他，但章莹颖始终下落不明。美国警方披露了嫌犯克里斯滕森曾在绑架后两次洗车、在电话里谈及理想的绑架对象以及被绑架的章莹颖如何激烈的反抗等细节。根据未完全披露的信息判断，章莹颖可能已经遇害。

所有一直关注此案的人们在悲愤的同时也在质问：嫌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逐渐披露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克里斯滕森此前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物理学和数学双专业。2013年他进入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研究凝聚态物理，长期担任研究员和助教，而且多次被评选为优秀助教。2016年，他退出物理学博士研究项目，但继续担任助教直到2017年5月拿到硕士学位后离开物理系。案发前，克里斯滕森处于已婚但无业的状态。曾经指导过他研究生学业的导师、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物理系教授库珀表示，在克里斯滕森读书期间没听说有异常表现。曾与他关系密切的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教授赫恩顿也表示，对曾指导过的这位学生涉嫌绑架很震惊，感觉他是个完全普通的学生，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出生28年，生活正常、学业有成、已经结婚的男性知识分子为何在某一天突然成为绑架案犯甚至是杀手？是什么原因？他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对于警察来说，这类犯罪分子所做的案件通常侦查起来难度最大。因为一个看似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在熟人面前彬彬有礼、聪明好学、外向乐观，甚至友善助人，却在作案时冷酷、无情、残忍、变态。如果不是刑事技术将事实显现原形并戳穿其伪装，人们仅凭外貌观察及交往和接触印象，如何能够知道眼前或身边的某个彬彬有礼的人心怀叵测、杀心深重，是个变态系列杀手？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类杀手一旦启动作案，在没有被发现和逮捕的情况下，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案。本案嫌犯克里斯滕森就被发现已经在物色第二个被害人。

大概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就有一个推测：全美有几千起失踪与遇害的未破案件大概是由35名活跃的系列杀手所为。为此，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犯罪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BSU），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就是这一部门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提高此类案件的侦破率，专门设立研究项目，深入监所访问已经抓捕并被判终身监禁的杀手，通过谈话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作案动机、作案方式等内容，逐渐对这类杀手有了一个初步的心理画像描述。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以专家身份（被称作“心理画像师”）介入这类疑难案件的分析侦查，通过对这类作案人员的心理特点及行为表现分析进而描述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形象，这一过程被称作“犯罪心理画像”（台湾地区译为“犯罪心理侧写”）。对未知嫌疑人分析后形成的言语描述如同一本历史小说，任何一位阅读者在其文字描述中都可形成每一历史人物的内心形象。同理，侦查人员听闻心理画像师的分析描述后也可在内心形成一个未知嫌疑人的心理形象，从而去社会上寻找这类貌似正常的变态杀手，缩小侦查范围。《心理神探》的写作重点似乎不完全在于如何侦查分析，而是重点介绍了作者对已经破获并抓捕的杀手的访谈研究。通过书中对杀手的文字描述：成长经历、心理变化、作案时的心态等，已经足以让我们在内心形成这些系列变态杀手的心理形象。他们大多聪明但极端自私，看似友善但缺乏真正的情感，貌似绅士实则兽性十足，他们不乏对被害人的控制力但从不控制自身的欲望；他们因聪明而算计、因算计而自信、因自信而无耻，这类“怪胎”的养成大多源于他们有过一个异常的童年或成长经历，有一个看似正常却问题重重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父母关系大多存在问题，亲子关系具有严重的间隙。要想认识哪些人危险，就要去了解危险的人是从哪种环境中滋生，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心理神探》让我们走进这类犯罪分子内心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走近并看清他们成长中的阴影、他们内心的畸形与曾经的情感创伤。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成长涉及由夫妻关系决定的家庭氛围，涉及母亲早年是否到位的情感抚养，涉及父母有意而为的性格培养，涉及早年爱语绵绵和谆谆教导形成的观念，甚至有时还涉及遗传基因问题。养大一个人很容易，但通过养育让一个人内心丰富、富有人性、懂得自我约束、能将自身的价值与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这，有时真的不那么容易。李玫瑾2017年7月于北京

序 我准是在地狱

我准是在地狱。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赤身裸体，被五花大绑。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

我了解这些家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见识过多次。他们都有一种对捕获物随意支配的需求。他们都希望有权决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猎物应该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体尚能承受，他们就不会让我轻易死去；当我昏厥过去或奄奄一息时，他们就会让我苏醒过来。总之他们是尽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连续数日。

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生死全凭他们发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长他们的气焰、激发他们邪恶的幻想。求饶、退缩或是哭爹喊娘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十恶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报。

我的心跳在加速，浑身精疲力竭。当他们把尖棍插进我的阴茎深处时，我感到一阵刺骨的戳痛。我整个身体痛苦得痉挛起来。

求求你，上帝，我若还活着，就让我快点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让我快快摆脱这地狱的折磨吧。

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约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3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1]部门的共约350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画像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间，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

在过去的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当时我手头同时有大约150件未侦破案件要独自处理，而且一年之中有125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待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办公室里。来自地方警察的压力十分之大。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着来自社区、来自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因而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设法排列出工作的轻重缓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纷至沓来。我在匡蒂科的同事们常常戏言说我就像个男妓：不能对客户说半个“不”字。

在纽约的这次演讲中，我一直在谈论罪犯个性类型，可我的思绪却不断回到西雅图。我知道格林河专案小组中并非人人都希望我参与破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时，我常会被请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将它视为与巫术仅有一步之遥的诡计，因此我知道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销”。我必须显得言谈富有说服力，同时又不可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明白，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是彻底的、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让心存疑虑者相信，联邦调查局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破案。也许最让人沮丧的是，我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样说一下“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还要求能提供断案的见解。我始终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系列案的调查工作会被引入歧途，导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样糟糕的是，这会封杀我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的罪犯画像及犯罪分析这一全新计划。

再说还有四处奔波的辛劳。我已去过阿拉斯加好几趟，要飞越4个时区，提心吊胆地乘坐飞机贴近水面飞行，最后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几乎是刚刚抵达目的地与当地警察碰头之后，又要重新登上飞机返回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正进入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额外保险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回答。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儿：埃里卡8岁，劳伦3岁。

这次西雅图之行我带上了两名新特工，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让他们一道参与破案。我们当晚抵达西雅图，下榻于市中心的希尔顿饭店。打开行李包时，我发现只有一只黑皮鞋。要么我没有把另一只黑皮鞋放进包，要么不知怎么我在途中丢失了一只。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县警察局讲课，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人一向讲究穿着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装。于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饭店，来到市中心商业街四处寻找，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鞋店，买到了一双称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饭店时我愈发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为当地警察和一个办案小组讲了课，该小组由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应聘协助案件调查的当地心理学家组成。人人都对我所讲授的作案者画像很感兴趣，例如作案人数是不是不止一个以及可能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力图让他们接受的一点是，在此类案件中，作案者画像并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用这种方法最终会发现作案者是何种类型的人，不过也同样肯定，很可能会有许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诉他们，在侦破这起仍在继续的连环谋杀案中，更为重要的[2]是着手采取前摄措施，警方和媒体通力合作，引诱凶手落网。例如，我建议警方可以举办一系列社区会议来“讨论”这些罪行。根据推断，我可以肯定凶手会出席一次或多次会议。我同时认为，这会有助于了解我们对付的凶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试行的另一计谋是，对媒体宣布有人目击了其中一桩劫持案。我感觉这样做可能会促使凶手采取他自己的“前摄策略”，主动出来解释一番为什么他会在案发现场附近“无辜地”被人撞见。我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这些凶杀案系何人所为，此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接着，我告诉小组如何去审讯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关注的大案中免不了会主动自首的许多不可救药的怪人。麦基尔韦恩、沃克和我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查看了几处弃尸地点，待到晚上回到饭店时，我已是精疲力竭。

我们在饭店酒吧饮酒，放松一下自己，我告诉布莱恩和罗恩，我感觉不大舒服。我依然头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们第二天向当地警方掩盖一下我的病情。我以为只要第二天卧床休息就会好转的，于是互致晚安后，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房门上，并告知两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与他们会合。

我只记得坐在床边宽衣时感到很难受。两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金县政府大楼，继续讲解我前一天概述过的策略。应我的要求，他们一整天没有打搅我，以便让我好好睡一觉把流感治好。

可是当星期五早上我没去吃早餐时，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往我的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们来敲我的房门。没有人应答。

他们万分紧张地返回总台，向经理要了钥匙，回到楼上打开了门，却发现安全链是反扣上的。不过他们听到从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呻吟。

他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发现我——用他们的话来讲——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没有穿好，显然是想去抓电话。我身体左侧抽搐个不停，布莱恩说我当时“浑身滚烫”。

饭店打了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立即派来了一辆救护车。与此同时，布莱恩和罗恩守在电话机旁与急救室保持联系，把我的一些关键数据告诉他们。体温是41.6 41.6度，脉搏220下。我的身体左侧已瘫痪，上了救护车还不断在抽搐。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样：两眼睁大，目光呆滞茫然。

一进医院，医生立即对我进行了冰敷处理，并静脉注射了大剂量苯巴比妥鲁米那镇静剂，以力图控制抽搐发作。医生告诉布莱恩和罗恩，给我注射的镇静剂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的市民昏睡过去。

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出血。“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片。”

当时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办的保险已于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科长罗杰·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学校当面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随后，帕姆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伴我，两个女儿则留给了我的母亲多洛里丝照料。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工作站的两位特工里克·马瑟斯和约翰·拜纳到机场去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医院。他们此刻才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医生让帕姆对我的死亡有所准备，并且告诉她，即使我活了下来，也可能双目失明或成为植物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请来了一位神父替我做临终圣礼，可是当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长老会教徒时，便不情愿替我祈祷了。布莱恩和罗恩辞谢了这位神父，找到了另一位无此顾忌的神父，请他来做祈祷。

整整一个星期，我始终昏迷不醒，徘徊于阴阳的交界线上。监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才可获准探视，于是乎我在匡蒂科的两位同事、里克·马瑟斯以及西雅图工作站的其他人员顿时都成了我的近亲。“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有位护士曾开玩笑地对帕姆说。“大家庭”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全然是开玩笑。在匡蒂科，由行为科学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和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汤姆·哥伦贝尔牵头，一些同事发起了募捐活动，以便能让帕姆和我父亲留在西雅图陪伴我。不久他们便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时，他们也做出了安排，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弗吉尼亚州，安葬于匡蒂科的军人公墓。

发病快满一周时，帕姆、我父亲、特工们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边围成一圈，手拉着手，并且握着我的手做了祈祷。当天深夜，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帕姆和父亲时感到很惊讶，同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最初我无法言语，我的左脸下垂，身体左侧依然大面积瘫痪。随着语言功能的恢复，我开始含糊不清地说话了。过了一阵子，我的腿能够挪动了，接着身体的更多部位逐渐地恢复了活动。我的喉咙因插有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控制抽搐发作的药物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了杜冷丁。经过各种检查、扫描和脊椎穿刺，医生最后做出了临床诊断：压力过度和全面衰弱的身体状况引发了病毒性脑炎。我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可是，康复的过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须重新学会走路，记忆力也有问题。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生西格尔的名字，帕姆拿来了[3]一个用贝壳做成、立在软木基座上的海鸥小雕像。当医生下一次来做心智测试，问起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时，我含糊不清地说：“当然记得，‘海鸥’医生。”

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热心支持，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沮丧。我一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亲自打来电话为我鼓劲。我告诉他，我大概不能再举枪射击了。“约翰，别担心这个，”局长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大脑。”我没告诉他的是，恐怕连大脑也不中用了。

我终于离开了瑞典医院，于圣诞节前两天返回家中。临出院时，我送了铭牌给急诊室和监护病房，对医护人员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罗杰·迪普到杜勒斯机场迎接我们，又驱车送我们回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家中。家门口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条“欢迎约翰回家”的宽幅标语，等候着我的归来。我的体重已从正常时的195磅降到160磅。我一副病态以及坐着轮椅这一事实让埃里卡和劳伦非常伤心，以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要外出旅行，她们都会担惊受怕。

这一年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除了罗恩·沃克、布莱恩·麦基尔韦恩、比尔·哈格梅尔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霍恩以外，我没有会见很多朋友。我已经可以不依靠轮椅行动了，但是四处走动还有不少困难。跟人交谈也有障碍，我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哭，记忆力也不大靠得住。当帕姆或父亲开车带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兜风时，我会注意到某幢建筑物，却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觉自己像个中风病人，不知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

我对联邦调查局使我落得这般下场感到愤愤不平。就在前一年2月份，我曾找吉姆·麦肯齐副局长反映过。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跟不上工作的快节奏，问他是不是能找个人做我的帮手。

麦肯齐对我表示了同情，但看法很实在。“这个机构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对我说，“在你的工作得到人家认可之前，就得一直工作下去，直到躺倒为止。”

我不只是感觉得不到支持，还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未得到赏识。事实上，反倒是吃力不讨好。就在一年前，我使出浑身解数处理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在韦恩·威廉斯被缉拿归案以后，却因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一家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受到局里的申诫。该报记者曾问我对嫌疑人威廉斯有何看法，我回答说，他是“有作案可能的”，而且如果证实他就是凶手，那么就很可能涉嫌好几起案件。

尽管当时是联邦调查局要求我去接受采访的，他们却认为我对一件悬案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他们声称，我在几个月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就曾受过告诫。这便是典型的政府衙门作风。于是我被移交华盛顿总部的专业责任处接受查处。在接受了6个月的官方调查后，我收到了一纸处分。后来，我又因此案荣获了一张奖状。不过，那是因为局里承认我为侦破这起新闻界称为“世纪之罪”的案件做出了贡献。

执法人员所从事的大部分活动是难以对任何人谈及的，甚至连配偶也不例外。当你一整天满目皆是尸体和残肢，尤其当死者是儿童时，你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家中的。你绝不会在饭桌上开口说道：“我今天办理了一件强奸谋杀案。现在让我把案情说给你们听听。”这正是为什么往往警察钟情于护士，而护士也钟情于警察的原因：这些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彼此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在公园或树林里游览，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我常常触景生情地想到：这里很像是某某作案现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害的8岁儿童。虽说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接触的惨案实在太多，因此对她们轻微的擦伤碰伤并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诉我一个女儿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伤口要缝上几针，我马上就联想起对某个同龄遇害儿童的验尸过程，以及为了便于下葬法医缝了好多针才合上伤口的情形。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们热衷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对此毫无兴趣。由于我外出办案的时间很多，抚养小孩、支付账单和维持家计的重担就落在了帕姆一个人的肩上。这是我们当年婚姻中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且我心里明白，至少大女儿埃里卡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紧张关系。

我对调查局听任这一切的发生耿耿于怀。回到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后院里焚烧落叶。由于一阵冲动，我进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档案资料和写成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摆脱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痛快。

几个星期以后，我能重新开车了，便来到匡蒂科的国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据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于12月1日或2日，排给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与之为邻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离我家住处不远的车道上被人用刀捅死。我查办过此案，至今它还悬而未决。我伫立墓前沉思之际，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议过警方，要监视那些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光顾的墓地。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监视，并且将我作为嫌疑人抓获，那将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

在西雅图病倒4个月之后，我依旧休着病假。双腿和肺部因并发症和长期卧床而出现了淤血。我依然觉得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我不知道自己在体力上是否还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还会有自信心。这一期间，行为科学科教学组的罗伊·黑兹尔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继续办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于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来自局里外勤工作站的一组五十来个在职特工讲课。我是穿着拖鞋走入教室的，双腿因淤血依旧浮肿，一进门就受到了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欢迎。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因为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我在局里努力开创的事业。这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别人的珍惜和赏识。我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我重新开始全天工作了。[1]画像（profile），文中指根据从犯罪现场收集的信息来给凶手画像。——译者[2]前摄（proactive），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材料较后知材料占优势。此处指利用心理暗示来诱使凶手落网。——译者[3]西格尔“Siegal”的发音与海鸥“seagull”的发音很相近。——译者

一 凶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摆在猎手的位置。

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设想一下，有这样一部反映大自然的影片：非洲的平原上立着一头狮子。它发现池塘边有一大群羚羊。但不知为什么，从狮子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在几千只羚羊中紧紧盯住了其中一只。这头狮子训练有素，能够观察出羊群中某只羚羊的弱点，由于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最有可能沦为牺牲品。

某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一名凶手，就会每天外出寻找猎物，寻找下手的机会。比方说吧，我正在一处购物中心，其中容纳有好几千位顾客。我走进游戏机厅，一眼看去有50多个孩子在玩游戏机。此刻我必须成为猎手，必须成为画像家，必须能画像出那个潜在的猎物。我必须弄清楚这里50多个孩子中哪一个易受攻击、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我必须观察这个孩子的衣着打扮。我必须训练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手势、表情、姿势里捕捉线索。而且，我必须在一瞬间之内完成这一切，因此必须精于此道。然后，一旦做出了决定，一旦要下手，我就必须想好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不引起任何惊慌或怀疑地把这个孩子弄出购物中心，因为他或她的父母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店铺里。我可经不起出现任何差错。

正是捕猎的刺激感驱使着那些家伙作恶。如果在其中一人紧盯潜在受害者之际，你能够得到其“皮肤触电指数”，我认为你得到的是与原野上的狮子完全相同的反应指数。无论我们谈论的凶手的捕猎对象是小孩也好，是年轻女子也好，或者是老人、妓女以及任何其他可以界定的群体也好，或者我们谈论的凶手看上去事先并没有任何特定的首选捕猎对象，情况都是一样的。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是一丘之貉。

不过，正是他们的不同作案手法，正是他们留下的反映个体个性的蛛丝马迹，才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型武器，可以用来诠释某些类型的暴力案件，以及用来追缉、逮捕和起诉凶手。在联邦调查局特工专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就是在努力开发这种武器，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自文明开创以来，每一件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无不牵涉到这样一个冷酷的基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在联邦调查局调查支援科所从事的这类画像和犯罪现场分析就是要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行为反映个性。

把自己摆在这些家伙的位置，抑或揣摩他们的心理活动，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根本不好玩。不过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试图去感受，成为他们中的每一位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们对那个作案者有所了解。通过尽可能广泛地研究各类案件以及与内行——即凶犯本人——进行交谈，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破译那些线索，其方式正如医生评估不同的症状以诊断某一特定疾病或病情。而且正如医生在识别出他或她以前见过的某些疾病的症状后能够做出诊断那样，当我们看到模式开始显现时，也能够得出各种结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正在积极对囚犯进行访谈，从事深入的研究。当时我身边坐着一圈暴力凶犯，地点是在巴尔的摩的那座古老而带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用石头建成的马里兰州监狱。每个人的案子都有来头并令人关注：杀警察、杀儿童、贩毒或者黑道凶杀。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强奸谋杀犯的惯用手法，于是我问在场的犯人，狱中是否有这样的犯人。“有啊，查理·戴维斯就是一位。”有个凶犯告诉我，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不会同联邦调查局人员交谈的。有人去监狱的庭院找到他。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然过来与我们交谈，大概是出于好奇或闲得无聊。有利于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因素是：囚犯们的空闲时间多得很，却不知如何打发。

通常我们到监狱做访谈，事先都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犯人的有关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实是照这样去做的。我们要翻阅警方的档案以及犯罪现场照片、验尸报告、审讯记录——任何有助于弄清犯罪动机和个性的材料。惟有如此，你才能确信凶犯不是在跟你玩什么牟取私利或自我寻欢的游戏，而是在直接向你说明实情。但就此案而言，显而易见我没有做任何准备，于是我承认了这一点，并设法使这一点有利于我的访谈。

戴维斯是个彪形大汉，身高约6英尺5英寸，30岁刚出头，胡子刮得光光的，打扮整齐。我一上来便说：“你可是比我占优势，查理。我并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我杀了5个人。”他回答。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一下犯罪现场和自己是如何加害受害者的。原来戴维斯是位兼职救护车司机。他的作案方式是勒死一名女子，将尸体丢弃于他负责救护区域内的一条公路旁，打一个匿名电话，然后作为对电话的回复去收拾尸体。当他把尸体搬上担架时，谁会料到凶手就在他们当中？一手控制局面和现场策划确实让他兴奋不已，给了他最强烈的刺激。我所能了解到的诸如此类的作案手法经证明总是极具价值的。

这种勒杀方式告诉我，他是一个冲动型的杀人犯，原先脑子里的主要念头是强奸。

我对他说：“你是个真正的警察迷。你想当警察，想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是从事什么无法发挥你才干的低贱工作。”他笑了笑说，他父亲曾经是一名警察中尉。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他的惯用手法。打个比方吧，他会跟踪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看着她驾车驶进一家餐馆的停车场。通过他父亲在警方的关系，他设法查到了该车的牌照信息。当得知了车主的姓名以后，他会打电话到餐馆广播呼叫此人，让她关掉车灯。当她走出餐馆时，他就劫持她，强行将其推入他或她的车子，给她戴上手铐，然后扬长而去。

他依次描述了5起凶杀案，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当讲到最后一起时，他提到曾将她放在车子的前排座位上遮盖好，他头一次回想起这个细节。

谈到这里时，我进一步改变了访谈策略。我说：“查理，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情况：你在同女性交往上存在着问题。你第一次作案时碰上了财务麻烦。你当时年近30，非常清楚你的工作无法让你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你觉得你的生活一团糟，事事不顺心。”

他只是点点头。迄今为止我说的都还没错。我没有说任何难以理解或纯属猜测的含混的话。“你当时酗酒，”我继续说道，“你欠了债。你与同居的女人常常争吵。（他并未告诉我跟什么人同居，但是我对此相当肯定。）在情况最糟糕的那些夜晚，你会外出寻猎。你不愿意对自己的情人下手，于是只有去折磨另外的什么人。”

我可以看出查理的身势语在渐渐发生变化，情感开始有所流露。于是凭借所掌握的零星情况，我继续说：“不过，你对最后一个被害人下手时已远远没有那么凶残。她是与众不同的。你强暴她之后又给她穿上了衣服。你把她的头部蒙上了。前4次作案时你并没有这样做。这一次你不像前4次那样感觉良好。”

当他们开始仔细聆听时，你便晓得你已经说到了点子上。我是从访谈囚犯中学会这一点的，并且能够在审讯场合反复运用。我看得出此时我已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对你说了一些什么，让你感觉杀害她于心不忍，不过你还是把她杀了。”

突然，查理的脸变得通红。他显得神情恍惚，我可以看出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案发现场。他犹豫了一下才告诉我，那个女人说，她丈夫身体很不好，她感到十分担忧。他病情严重，也许离死期不远了。说这番话可能是她的计策，也可能不是，而他无从知道实情。但是它显然对戴维斯产生了影响。“可是我没有戴上面具，她知道我的长相，我不得不杀掉她。”

我停顿了片刻，又说：“你拿了她的什么东西吧？”

他再次点点头，然后坦白说他掏出了她的钱包。他取出一张她与丈夫和小孩在圣诞节的合影，将它保存起来。

我从前根本没有见过这家伙，但已开始对他有了明确的印象，于是我说道：“查理，你去过墓地吧？”他的脸一片绯红。我断定他十分关注报纸对此案的报道，因为他想了解他的受害者被掩埋在了何处。“你上那里去是因为你对这件谋杀案深感内疚。而且你随身带了一样东西去墓地，把它摆在了墓位上。”

在场的其他囚犯鸦雀无声，痴迷般地倾听着。他们从未见过查理这个样子。我重复了一遍：“你带了一样东西上墓地。你带了什么东西，查理？你带了那张合影照片，对不对？”他只是再次点点头，然后垂下了头。

这完全不是什么巫术，或者说，完全不是在场的囚犯可能会以为的那种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的魔术。显然我是在猜测，但是这些猜测是以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载入工作日志并将继续进行收集的大量背景资料、研究结论和经验积累作为根据的。譬如说，我们发现有关凶手会走访受害者坟墓的这老一套说法常常是符合实情的，但未必是出于我们原先设想的原因。

行为反映个性。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必要，其中一个原因是暴力犯罪的本身性质在发生着改变。我们大家都了解那些困扰大多数城市的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以及那些频繁发生并且令国人感到丢脸的持枪犯罪。然而，以往的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大多都发生在以某种方式相互认识的人们身上。

这种情况如今已较为少见了。近在60年代，这个国家的杀人案破案率还高达90％以上。现在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尽管今天科技进步令人注目，电脑时代业已来临；尽管更多的警官经过了更为严格的训练并拥有更为精良的装备，谋杀作案率却一直在上升，而破案率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犯罪案件中的凶手和受害者是“陌生人”，在许多案件中我们缺乏可查的动机，至少是缺乏明显的或“合乎逻辑的”可查动机。

从传统意义上讲，对大多数谋杀和暴力犯罪，执法官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们起因于我们都经历过的感情——愤怒、贪婪、忌妒、复仇——的极端表现。一旦这种情感问题得以解决，犯罪或犯罪冲动就将停止。有人会因此丧命，但情况就是这样，警察通常都知道要追查的凶手是谁以及动机是什么。

可是近年来，一种新型的暴力罪犯已经露头，即系列案犯。这种人不到被拘捕或击毙，往往是不会停止犯罪的；这种人善于从经验中学习，并且作案手法越来越高明，总是在不断作案过程中完善其方案。我之所以说“露头”，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远在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碎尸者杰克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杰克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系列杀手。我之所以用“他”，是因为几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系列杀手都是男性，其中的原因我稍后会加以阐明。

事实上，系列谋杀这一现象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古老许多。那些流传下来的关于巫婆、狼人、吸血鬼的故事和传说有可能就是对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一种解释方式，因为在欧洲和早期美国的那些组织紧密的小城镇里，没有人能理解这些我们今天已经见惯不惊的变态行径。怪物必定是超自然的生物，它们绝不可能与我们一样。

在所有暴力罪犯中，系列杀人犯和奸杀犯往往是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恐慌、最难以捕获的。其部分原因在于，驱使他们作案的动机往往要比我刚才列举的基本因素远为复杂。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的犯罪模式更令人困惑，使得他们很少萌发类似同情、负疚或悔恨这些常人所具有的感情。

有时，捕获他们的惟一方法便是学会像他们一样去思考。

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误会，以为我会把严加保守的调查机密泄漏出去，从而为未来的凶手提供入门知识，让我现在就来消除你们在这方面的疑虑。我将叙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如何将行为方式研究发展成罪犯个性画像、犯罪研究和起诉策略的。即便我有意，也不可能将它变成一门介绍入门知识的课程。首先，训练那些经过挑选才加入我们科的、早已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特工，我们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再者，无论凶手自以为有多大本事，他越是想方设法逃避侦破或者让我们误入歧途，就越是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便于破案的行为线索。

诚如几十年前柯南·道尔爵士通过福尔摩斯之口所说：“特异性几乎毫无例外是一条线索。一次犯罪越是普普通通、越是没有特色，就越是难以侦破。”换句话说，我们掌握的行为线索越多，我们能够为当地警察提供的画像和分析就越完整。当地警察办案时掌握的画像越是充分，就越能够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从而集中全力寻找真正的凶手。

说到这儿，我要对本书做一点声明。调查支援科隶属于位于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暴力案件全国分析中心，我们是不负责抓获凶手的。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负责抓获凶手。抓获凶手的是当地警察，考虑到他们所承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谓工作出色。我们尽力而为的是，协助当地警察突出调查重点，然后提出一些可能有助于挖出凶手的前摄手法方面的建议。一旦他们抓获了凶手——我再强调一次，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就会设法构想出一套策略，协助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展现出被告的真实个性。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从事过研究，且拥有专业经验。当面临一件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当地警察局可能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恐怖暴行，然而我的人员大概已经办理过没有几千件也有几百件类似案件了。我总是告诉手下的特工：“如果你想了解艺术家，就非得观看他的作品不可。”许多年下来，我们已经观看过很多“作品”，与大多数“卓有建树的”“艺术家”进行过广泛的交谈。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系统地开展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科的工作，它后来更名为调查支援科。尽管对我们的成就加以赞扬和戏剧化渲染的书籍（例如托马斯·哈里斯那部令人难忘的《沉默的[1]羔羊》）大多都多少带有想象色彩并且具有戏剧破格的倾向，可是我们的前辈在办案过程中确确实实更多地凭借犯罪虚构而不是犯罪事实。在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创作的经典小说《停尸间的谋杀案》中，主人公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位行为画像家。在那个故事里画像家首次运用前摄手法迫使真正的凶手现身，同时证明了那个被当成凶手投入监狱的人是清白无辜的。

如同150年以后供职于我们科的男士和女士一样，坡认识到，在单凭法医证据还不足以侦破一起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且看似缺乏动机的案件的时候，画像是有价值的。“在得不到一般性线索的情况下，”他写道，“分析师会让自己进入对手的心灵，设想自己就是凶手，于是常常一眼便看出，那些仅有的破案方法可能在诱使他犯错误，或者在促使他草率得出错误判断。”

还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之处值得一提。杜平先生喜欢独自在房间里工作，关上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以避开日光和外界的侵扰。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一点上则别无选择。我们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都设在地下好几层，没有一扇窗户，因为原先的设计意图是，在发生全国性紧急事件时将其作为联邦执法部门的安全总部。我们有时戏称自己是在全国暴力犯罪分析地窖里工作。我们开玩笑说，由于置身于地下60英尺之处，我们入地比起死人入土还要深10倍。

英国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在《白衣女人》（以一起真实案例为根据）和《月亮宝石》之类的作品中继续了对画像手法的描写。然而，是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那位不朽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让所有世人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里靠煤气灯照明的幽暗世界中见识了刑事调查分析这一形式。我们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应该就是与这位虚构人物相提并论。几年前，我在密苏里州侦破了一件谋杀案，当时《圣路易环球民主报》上的一则标题将我称为“联邦调查局的现代夏洛克·福尔摩斯”，我把这看做是一种真正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趣事是，就在福尔摩斯侦破那些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案件同时，现实生活中的碎尸者杰克正在伦敦东区不断杀害妓女。这两个人处于法律的对立两面，处于现实和想象的界线的对立两侧，他们如此深深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以至于由柯南·道尔的崇拜者创作的几部“现代”福尔摩斯小说都让侦探们去侦破那些悬而未决的怀特[2]查佩尔谋杀案。

1988年，我应邀在一个全国广播电视节目里对碎尸谋杀案进行剖析。稍后我会在书中谈到我对这一历史上最著名的凶手所做出的结论。

直到坡的《停尸间的谋杀案》问世100年之后，也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出现50年之后，行为画像才脱离文学作品，进入真实生活。到了50年代中期，“疯狂投放炸弹者”在纽约市频频作案，据称此人应对15年中的30多次爆炸负责。他的袭击目标是标志性建筑物，例如中央火车站、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和无线电城音乐厅。当年我还是一个生活在布鲁克林区的孩子，对这个案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智穷计尽的情况下，警方在1957年请来了格林威治村的精神病专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他研究了爆炸现场的照片，仔细分析了投放炸弹者写给报纸的那些嘲弄性信件。从观察到的总体行为模式出发，他得出了若干详尽的结论，其中包括：凶手患有偏执狂，仇恨他的父亲，深恋他的母亲，家住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在书面画像报告的结尾处，布鲁塞尔指示警方：寻找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中年人。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教。单身汉。与一个兄弟或姐妹同住。你们找到他时，有可能他身穿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从一些信件涉及的内容来看，投弹者似乎大有可能是一个目前或以前受雇于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心怀不满的雇员。警方利用这一画像将嫌疑人对号入座后，找出了乔治·梅特斯基，爆炸案发生以前，他从40年代起一直在为爱迪生公司工作。一天傍晚，警方前往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逮捕了这位身材魁梧、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中年单身汉。与画像惟一有出入的是：他不是与一个兄弟或姐妹住在一起，而是与两个未出嫁的妹妹住在一起。警察要他穿上衣服去一趟警察局。他几分钟后走出了卧室，穿的是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布鲁塞尔博士在说明他是如何得出这一无比精确的结论时解释道，精神病医生通常是先检查某个人，然后再试图就此人可能会对某些特殊情况所做出的反应进行合理的推测。布鲁塞尔博士说，在构思画像时，他颠倒了这一程序，试图根据他的行为线索来推测这个人的特征。

以我们40年后的认识水平回过头来审视疯狂爆炸案，它确实显得很容易侦破。可在当时，该案的侦破体现了刑事调查方法的重大突破，堪称行为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布鲁塞尔博士后来协助波士顿警察局侦破了波士顿勒杀案，他是该领域一位真正的先驱人物。

虽然这种学科所采用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演绎法，但侦探小说里的杜平、福尔摩斯以及现实生活里的布鲁塞尔和我们这些后来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更多地运用了归纳法——即观察某件罪行的特别要素，从中得出重要结论。我1977年来匡蒂科工作时，行为科学科的讲课人员，诸如霍华德·特顿，正在着手运用布鲁塞尔博士的思路去侦破那些由警方专业人士移交给他们的案子。不过在当时，这门学科被看成是奇谈，压根没有扎实的研究做其后盾。当我进入故事角色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已谈过进入凶手的位置和揣摩其心理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和实际办案，我们发现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是同样重要的，而且也许是同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我们只有确切了解某一特定受害者面对降临在她或者他头上的恐怖事件都做出了什么反应，才能够真实理解凶手的行为和反应。

要了解凶手，你就必须查验犯罪行为。

8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一个乡间小镇的警察局向我提交了一件使人困扰的案子。一个在当地一所初等中学担任乐队指挥的14岁漂亮女孩在离家大约100码处的学校班车停靠点遭人绑架。几天后，人们在大约10英里外的树木茂密的恋人小径一带找到了她那衣衫不整的尸体。她受到了性侵犯，死因系头部受到钝器重击。她的身旁放着一块血迹斑斑的大石头。

在能够提出分析意见以前，我必须尽可能充分地了解这个小女孩。我发现她虽然长得漂亮，但14岁的她看上去就是14岁的孩子，而不像有些10几岁的女孩子那样看上去如同21岁一样老练。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向我保证，她不是一个举止轻浮或者喜欢调情的人，从不吸毒或酗酒，对待任何接近她的人都显得热情友好。验尸分析显示，她被强暴时还是处女身。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因为它们引导我去了解在绑架发生之际和之后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凶手在两个人相处的特定情景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我据此认定，谋杀并非预谋的结果，而是他在这个小女孩并没有张开双臂迎接他的情况下惊慌失措而做出的反应（在袭击者扭曲虚妄的幻想中，小女孩的态度不该是这样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引导我进一步理解了凶手的个性，而我的画像则引导警方将注意力集中于一年前发生在邻近一个大城镇的强奸案的一名嫌疑人。理解受害者使我得以设计出一套策略，供警方在审讯这名难缠的嫌疑人时使用。正如我所推测的，此人早已通过了测谎器测验。稍后，我将详细讨论这一令人着迷而又令人心碎的案子。不过就现在而言，只要这么说就足矣：此人最后承认犯下了这次谋杀案和先前的那次强奸案。他被定罪判刑。截至写作本书时，他仍在佐治亚州的死囚区服刑。

我们对就读于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特工或专业执法人员讲授罪犯个性画像和犯罪现场分析的基本要素时，会力图让他们去思考犯罪的全部过程。我的同事罗伊·黑兹尔伍德在1993年从局里退休前，讲授了几年的画像基础课程，他习惯于把这一分析划分成3个明确的问题和短句——什么、为什么、是谁。

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包括有关犯罪在行为方面可能会有重要意义的任何情况。

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案？例如：为什么会发生死后分尸？为什么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为什么没有强制性侵入？犯罪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有意义的行为要素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它又引导出：

是谁会出于这些原因犯下这一罪行？

这便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1]文学创作中所特许的打破一般规格的自由。——译者[2]系指杰克所作的系列碎尸案，怀特查佩尔是伦敦东部一区名。——译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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