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秀华,王英杰,郭君铭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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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社会建设试读：
前言
革命圣地西柏坡，继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之后，成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又一个闪光而圣洁的名字。不仅如此，西柏坡同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丰碑的意义。
因为，西柏坡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一段历史，一组事件，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一座标识，一个温故而总能知新的话题。政治家重温西柏坡，读懂了新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西柏坡——又一个万里长征路的出发地，他们寻找着自己，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学者们重温西柏坡，探究新中国是如何从这里走来的，于是有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经验，甚至出现了西柏坡学；普通人重温西柏坡，尽管不会有政治家的远见和高度，也不会有学者们的见解和成就，但是他们会深情地感受、生动地讲述、无限地联想，这里的一人一物、一时一事，传说中的白毛女故乡如何沧海桑田。西柏坡，它贯通古今，既是终点又是起点；西柏坡，它沟通精英与大众、城市与农村、小村庄与大世界，它既是那么的平凡又是那么的伟大。西柏坡，它上见天光，下接地气，蕴含丰富，理所当然成为众多话题聚集的焦点。
有感于西柏坡特有的魅力，立足于西柏坡时期资源的开发，本书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另辟蹊径，旨在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贡献。本书主体部分，包括一个引论和六个分章。引论部分，引入社会变迁的大视角，重新观照中国革命史上的西柏坡时期，当有登高望远的开阔与豁然；第一章至第六章，分别以专题的方式，先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矛盾、社会事业五个横断面，再又选取“学会管理城市”这一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纵断面，对西柏坡时期的社会建设实践与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并寻求借鉴。
前行在追梦、圆梦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站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实现的历史门槛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更有足够的理由保持谨慎和清醒，社会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为此，本书为此付出的努力，全在“担当”二字。其心可鉴，其事难圆，希望我们这只是开了一个头。引论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西柏坡
从社会变迁的大视角看，西柏坡时期处于众多历史坐标的交汇点上。它是中国社会走向统一还是分裂的抉择期，是旧社会瓦解、新社会呈现的变革期，是由农村到城市、由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期。它背对过去，面向未来；它勇于破坏，又善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经验，时至今日，更具有资源借鉴的意义。一、大抉择：统一，还是分裂“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当时已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住在香山别墅的毛泽东，在得悉南京解放的喜讯之后，欣然提笔写下了这首人们熟知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同时生动记述了决定中国历史走向与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那关键时刻。而此时此刻，独自一人，手拿那天的《人民日报》，浮想联翩、感慨万端的毛泽东，一定还会沉浸在此前发生在西柏坡这一中国共产党最后农村指挥所的战略大抉择之中。
1949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伊始，来自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是革命到底解放全中国，还是就此为止划江而治？选择的结果不同，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也会迥然有别。
1949年1月1日，中国解放区的军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华社元旦献词，题目十分抢眼，也十分地新鲜，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献词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说理透彻、文风犀利，十分具有冲击力。在这篇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提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给中国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而与此同时并相映成趣的是，国民党的党首蒋介石在由国民党政府重要人物组成的团拜会上宣读了一篇《新年文告》，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他字斟句酌、委婉曲折地说道：只有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的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护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的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一向主演“武打戏”的国民党政府，为何今天一改戏码，公开上演“和平戏”了呢？历来主张和渴望和平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向全国人民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宣誓自己“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和意志，这一抉择又具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这里，不能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
到1948年底，由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企图消灭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国民党正规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为100多万人；共产党正规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增加到210多万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被消灭；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完全包围中，即将被消灭；华东和中原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少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长江中下游以北已经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主要地区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成为解放区。国民党军队的100多万残余部队，分布在东起台湾、西到新疆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经不能组织系统并有效的防御了，更不用说像样的进攻了。发动这场战争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已经丧失人心，众叛亲离。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1948年快结束任职时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之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在军事手段失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谈“和平”，施放“和谈”烟幕弹，企图麻醉人民，为他们赢得喘息的时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外国势力也企图在革命阵线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以温和的色彩进行，以确保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这些反动派，在这个时候，都开始装出了“可怜相”。
针对中外反动派的装可怜，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向人们讲了一个著名的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毛泽东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毛泽东针对那些劝说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的人们说：凡是劝说人们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等一系列评论，以嬉笑怒骂的笔调，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上演的和谈假戏，把战犯为什么求和的真实目的剖析得淋漓尽致。
的确，蒋介石求和，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一种姿态。
还在上一年，也就是1948年的夏天，眼见人民解放军节节发展、气势日盛，国民党节节败退、气焰日消，为了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国民党内便有一部分人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要“仔细考虑”。
但是，当时的蒋介石还不甘心公开求和，他一面施放和平运动的烟幕，一面于8月上旬秘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确定在政治上，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全力“进剿”共产党军队；在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但是，蒋介石的这种全面动员，丝毫未能挽救颓势。194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战略决战，并取得了大决战的根本胜利。面对败局，一向同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介石下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向美国政府提出劝蒋退休的建议。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外交上美国又拒绝继续支持他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948年12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和谈”。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破例来到他在党内的对手但又是在政府中的副手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宅邸，对他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推辞说，我出来讲和，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说，你谈谈看，我做你的后盾。这样，他们两人算是谈妥了。1月21日下午，蒋介石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他说，目前，政府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会后，蒋介石飞离南京并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第二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人为和谈代表。但是，李宗仁的和谈目的，是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保全东南半壁。李宗仁曾对他的和谈代表刘斐说过：“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在向蒋介石请求和谈限度时也把李宗仁的底露了出来：“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
毛泽东敏锐地对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予以揭露。1月22日，他在新华社一篇评李宗仁任命内阁成员的新闻稿上改写了这样一段话：“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现已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时就可以见分晓。”
国共和谈的结果被毛泽东所言中，国民党政府终于揭开虚伪和平的面纱。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终于同心同德地战胜了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中国终于没有像国内外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搞“划江而治”，而是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描绘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前景也终于胜利实现了。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著名文章和这一伟大思想的正确性，显示毛泽东对历史把握、对前途把握、对命运把握的准确性。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当人们纪念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当人们庆幸中国没有出现又一个“南北朝”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思想的历史贡献。“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战胜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而且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统一的一大杰出贡献，是对国内外各种企图让中国“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势力的彻底打击。我们必须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视野，真正地、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
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国内就有人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的文章，把“南北朝”列为中国三个可能去向的首位。“南北朝”一般指的是东晋末年到隋文帝统一，即公元420年到589年这170年的南北政权分立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混乱时期。
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对中国情况进行“调查”后，为国民党制订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在军事上，把中国分为六个区，国民党重点经营西北、西南、华南三个区。蒋介石对美国这一构想也暗中运筹。这年9月，蒋介石让原行政院长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给他下达任务：力求南方稳定，策划停战议和。
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右翼势力，更认为在“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的相持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如果第三方面也拥有武装，在未来的局势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他们到一些地方策反军队，收编土匪，建立地方武装，策划独立，准备割据一方。
1949年2月，美国方面向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传递出明确信息，希望国共两党“决定南北自治，以长江为界，各不相犯”，“深恐组织联合政府，亦为共产党所控制，前途堪虞”。
1949年3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傅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期望什么呢？这在当时是个谜。前些年，有人公布了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的一个内部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们的同志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不应该受责备的’。”从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也是期望中国“划江而治”的。
如果出现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我们今天的任何人，恐怕都不如当时说得真切。杨冬权在《毛泽东在1949年》一书中引述的两份材料特别耐人寻味：
一个是1947年夏天“南北朝”之说闹得沸沸扬扬时，上海《时与文》周刊的评论。该刊第1卷第21期《魏德迈的“调查”与中国大局》一文这样写道：“如果真是暂时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命运便泰半系于世界形势。……最可怕的就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其次可怕的就是弄成今日德国、朝鲜的模样，硬把一个统一国家拆得稀烂，那就悲惨了。”
另一个是曾梦想“划江而治”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晚年反思。在自己的梦想破灭十年后，李宗仁回忆说：“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获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这两段并非中国共产党人写下的历史文字，倒是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结局，是怎样避免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了。同时，站在今日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实现的百年梦想接近成功的历史节点上，回首这段历史，品读这些文字，重新聆听从西柏坡发向全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我们或许更能感受西柏坡时期的战略抉择对于实现大陆统一、避免中国分裂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有着怎样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二、大变革：改造旧社会
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略对决为标志，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两种主义在西柏坡时期也开始泾渭分明、一决胜负。二者的分歧，在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上也集中反映出来。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和反动势力，因为无力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难以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相反，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的和革命的力量，从土地问题入手，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革命性变革。共产党的最终胜出，也代表着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和社会问题的变革方案的胜出，而这一结果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写道：“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在于土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此高度重视。从那时到西柏坡时期的20多年中，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其探索的过程充满了挫折、坎坷、艰辛、危难，最后终于在西柏坡时期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的光明大道，使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笃信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根据学者们的划分，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改）。尽管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对农民的解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比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还有192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时就提出“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等。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态度是不坚决的，有时是矛盾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实际的革命经验也不丰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不能深刻认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很大关系。此外，当时农民的土地问题之所以不能获得解决也有客观原因，比如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共产国际盲目相信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而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等。二是探索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改）。先是土地革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起步，中共领导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受“左”倾机会主义曾两次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影响，推行了一些错误的土地政策，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开展。后来，又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强令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使土地革命遭到很大的挫折。三是权变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土改）。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土改政策只能权变为减租减息运动。四是过渡阶段（1946年《五四指示》）。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党对土地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但不是全部，原来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没有完全废除。五是彻底实践阶段（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土地改革纲领，它在肯定“五四指示”的精神——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基础上，明确地纠正了其中的某些不彻底性。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共的土地改革从方案的设定、政策推敲、标准细化、操作指导、灵活调整、工作力度、适时纠偏等各个方面，在文本上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土改都更为科学，在实践上也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时期的土改都更为坚决、彻底、全面、迅速，充分体现出先进的文化、完善的实践即知行合一的精神，据此赵新月在他的《西柏坡学发凡》中提出“只有到了西柏坡时期，土地改革的千年梦想才真正地如约兑现。”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农民革命的区别时指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封建经济关系和封建政治制度得以继续的必然结果，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有限性。因此，困扰中国农民上千年的土地问题到西柏坡时期才得以彻底地解决，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封建统治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受到了触动，而且更标志着古老沉睡着的中国农村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进步新空间。
实践证明，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而且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带来了农村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实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影响之远，皆为前所未有。
一是，土地改革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员，却总共只有约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在土地改革中，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被彻底打破，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土地改革，在土地占有的数量和质量上，同一地区各阶层间趋于平衡。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确立主要是以其土地占有量及其如何经营为基础的。因此，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必然相应带来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土改后农村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呈现出由过去的两极分化转为现在的两头向中间走的发展趋势：地主消灭，富农剧减，贫雇农大量下降，中农急剧膨胀。这种变化使中农成为了农村人口的主体，一般由土改前占农村人口的20%～30%上升到了土改后的70%～80%。这表明解放区农村封建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已成为历史，代之以基本均衡的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及其相互间的平等关系。
二是，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变为现实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纷纷复垦开荒，兴修水利，改良技术，提高产量，解放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数据显示，土改后的各解放区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普遍的，亦是显著的。而且，土改后，亿万农民翻身不忘本，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当时，各地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荣事例层出不穷，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援成为了解放战争的无穷力量源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三是，经过土改，农民觉悟大为提高，他们不仅要求获得经济成果，而且要求获得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实践斗争中，更是逐渐认识到了掌权的重要性，树立起了当家做主的政权观念。这为新民主主义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建立在贫农团和农会基础上的人民代表会议制的人民民主政权在解放区农村应运而生。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使农民成为了各解放区农村政治生活的主人，从而激起了广大农民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此过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农村妇女也意识到掌权的重要，踊跃参加村选，并有不少当选。总之，农民的踊跃参选和大量当选，在当时不但建立和巩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崭新的农村政权形式，而且还在建政中加强了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这是解放区农村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此外，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农村还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认识和信任了共产党，大批加入了党组织。大批贫、雇农的入党，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而且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固，解放区的农村政治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代表会议制政权建立后，农会组织继续存在，对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阶级关系方面的问题，促进人民代表会议制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土地改革前，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残酷剥削，政治上受到严重压迫，而且在文化上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致使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成为“睁眼瞎”。此外，广大农民特别是妇女还受到封建礼教甚至是封建迷信条条框框的束缚，思想观念落后，陈规陋俗繁多。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民个人身心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土地改革对此产生了猛烈冲击，使解放区农村社会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其中，文教事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表现尤为明显。经过土改，农民成为了农村政治经济生活的主人。发展生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需要，激起了广大农民学文化的高度热情。解放区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大发展的新局面。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在各解放区农村开展后，深受农民欢迎，不仅使广大农民从中学到了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而且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进步。解放区的妇女解放及其地位提高，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和标志。土改后解放区农村在妇女地位、思想观念等方面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虽然从总体上讲还不是普遍的、大量的现象，而是尚属初显端倪，但它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代表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总之，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主的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同时也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当时，这场社会变革对解放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方面无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巨大变化，已远远超出了土地改革本身所要实现的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范畴。这实际上不但等于宣告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在解放区农村的彻底终结，而且还使广大农民第一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真正成为了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因为无力解决农民问题，导致国统区农民境况严重恶化，进而使国民党统治失去了社会根基。其一，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陷入困境的状况，使农民对国民党失去了起码的信心，对国民党政府严重的离心离德。矛盾的不断积聚，最后使他们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由于广大农民已经无力且非常不满国民党政府无休止的勒索，他们便采取抗税、抗捐、抗粮等各种手段来反抗国民党，使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危机四伏，国统区已经充满了反对国民党的力量。其二，由于国民党的残酷盘剥，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资金也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连年征兵拉夫，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结果农村耕地大量抛荒，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国民党政府陷入粮食短缺和财政枯竭的境地。如1947年，国民党的地域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的最大程度，但其征收的各种土地税只有3800万市担粮食，只相当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1942年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主要是西南和西北的不发达省份，东南富庶地区不在其管辖之下。从年度计划的完成情况看，1946年和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土地税征收率分别只有43%和48%。国民党统治区粮食资源和农产品的锐减，成为国统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形成严重的困扰。其三，严重的农民问题，成为催化国统区城市民主运动的重要因素。农产品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城市供应的日益恶化，政治和经济的危机，促成了国统区各界群众争生存、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逐步演变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成为打击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总之，国民党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消极态度和一系列压迫、剥削的政策与做法，使国统区的农民问题严重恶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成为导致国民党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土地改革的作用，1947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作用恰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黑奴解放宣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曾深情地说：“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对比国共两党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的不同做法与皆然相反的结果，深究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实在于其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不同！三、大转折：历史新起点
西柏坡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当年，毛泽东在过了黄河赶赴西柏坡的时候跟杨尚昆有过这样一段话：尚昆，咱们以后这五年啊干什么呢，就干两件事：上坡和下坡。上坡的时候忒费劲，不容易啊，但是一到下坡就不一样了，下坡的时候叫传檄而定啊。也就是说，不用打仗，兵不血刃，给敌人传一份文书，那边就干脆投降了。事实真的证明，经过了土地改革、经过了三大战役，直到打到南京建立新中国，西柏“坡”时期的共产党是何等顺利！原来说五年却用了三年，美国人没想到、蒋介石没想到，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快。毛泽东当年“上坡”“下坡”的说法竟然如此巧合，而且就落在了一个叫做“坡”的地方，那就是西柏坡，难怪学者赵新月读书至此，顿生灵感并由此而首创“坡学”。赵新月在他的《西柏坡学发凡》中从五个方面界定了西柏坡的高度：西柏坡是中共从建党到执政28年的历史最高坡、是中国两千年农民革命史的最高坡、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坡、是继苏俄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坡、是中国五千年社会发展形态的最高坡，集如此五重高度于一体的西柏坡，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坡”。
同样让人产生联想的是，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段不朽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中的“三年以来”是指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三十年以来”是指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1840～1949），也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近现代社会的起步期。西柏坡应在如此长镜头的历史回溯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如今对西柏坡的解读，之所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能激发人的联想与想象，实在是因为当镜头在渐拉渐远的同时，我们对历史景象的认识反而会越来越清晰之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放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西柏坡已成为众多参照系下的聚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民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的角度，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从根本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的不同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矛盾变化趋势和时代特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西柏坡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第一，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第二，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第三，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向建设转变。第四，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由此掀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高潮。第一，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第二，积极回应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围绕这个问题，党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城市工作理论。第三，积极回应党的中心任务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第四，积极回应中国革命性质转变，初步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围绕这个问题，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策略，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
由此，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但是，如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大视野，把二者联系而不分割来看，西柏坡时期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点。我们欣喜地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静如为代表的学者不仅指出而且论证了这一点。张静如教授在他《关于西柏坡时期的两个观点》中把西柏坡界定为：既是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终点，又是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起点；既是乡村包围城市的终点，又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起点。而且，他为这一论断作了如下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在长期的量变过程中，不断发生小的或部分的质变，经过积累最终达到根本性的或称全部的质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中国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后，就被拖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极其缓慢，步履十分艰难，长期处于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人民当家做主，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次转折期，但都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只有到了西柏坡时期，才构成根本性质变的临界点。具体说，西柏坡时期，既是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终点，又是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起点；既是乡村包围城市的终点，又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起点。”
张静如教授同时指出，反映这种根本性质变的主要标志，有如下一些方面：“第一，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第二，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这主要是要求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其中特别要学会管理经济，发展生产力，处理好与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取得相当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如果以农村工作经验去治理城市，肯定会出现很大麻烦。当时，资产阶级怀疑中共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则估计中共会向他们乞讨过日子。所以，毛泽东在《把军队变成工作队》中强调：‘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可见，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是接管城市，做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第三，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准备条件。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摆脱了帝国主义，中国就可以主动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而其第一步，必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第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转向主动社会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在国内，主动社会现代化要依靠广大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去完成，否则势必落空。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除说到要改善工人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之外，还特别强调要与党外民主人士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把他们看成与共产党的干部一样，‘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国际上，主动社会现代化要有良好国际环境，但在当时，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时还不可能承认新中国，只能等待。至于其他国家，只要互相以平等为原则，都可以建立外交关系，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当然，他在文中也谦虚而客观地谈到“上面几点是从主要方面说的，次要方面以及一些环节的体现仍需要研究。”
笔者认同张静如教授的如上观点和论述，同时也认同由此引发的如下观点：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核心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一种精神的核心反映出这种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的其他部分，都是由核心部分派生出来的。关于西柏坡精神的诸多概括，比如：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恰恰都说明是由核心部分派生的，是保证核心部分取得成效的条件。
探索和创新作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缘于西柏坡时期全新课题和全新任务的必然要求。西柏坡时期，既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决战期，是改造旧社会、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变革期，同时又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即将产生的转折期，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又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主要有：第一，从破坏到建设。破坏是历史进程的中断，建设才是历史进程的延续；非常规的中断，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常规性地建设，它需要激情与勇气，更需要耐心与智慧。第二，从农村到城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化代表着进步的方向与潮流。第三，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第四，从在野到执政乃至于长期执政的转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还鲜有打破，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但能否担当领导和完成中国现代化从而引领社会进步重任的考验还在后面。还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中的讲话富有远见，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西柏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回头看来路，它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往后看发展，它又是孕育无限可能的新起点，它是诸多历史维度的交汇点。历史进入西柏坡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承上启下的阶段，它以辉煌成就载入史册，更以少有的历史交汇的特点成为众多转向的重要标识。四、大借鉴：社会建设从何而来
社会建设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党的文件中最早出现“社会建设”这个词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布局。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提出“着力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随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中也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将“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更加强调了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建设的理解和认识，并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格局。
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与行动议程，旨在更好地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社会建设议题，如若不能同时进行历史的梳理，提出和回答社会建设如何从历史中走来的问题的话，它也会因为缺少传承而难以获取必要的根基与营养。近年的研究中，把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追溯到孙中山已成共识。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大纲》以及其他文章中，就曾提出社会建设。他说：“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他不仅把社会建设视为“重心”，还对社会建设做了系统论述，完整阐发，而且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为主题的“三民主义”行动纲领。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以社会为字根、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当然内在包含着社会建设的思想和内容。江西苏区时期如此，延安时期如此，西柏坡时期也是如此，即使是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中，即使是在革命与战争还是工作中心的条件下，以民生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建设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当年，毛泽东写下《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当年的延安出现了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柏坡时期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了人民生活。这些，不都是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吗？
西柏坡时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行将开始的交汇点上，社会建设的概念虽然没有出现，但是实践却在继续并呈现出自身阶段性特点。只是，因其当时并不如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乃至于文化建设那样显在，故对此问题的整理，不仅需要我们在材料方面重新挖掘、梳理、辨析和解读，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基本概念和理论方面予以必要的澄清和准备。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明确大小社会建设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社会”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是指以祭祀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指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体。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狭义上的理解，即把社会理解为除了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领域，即我们如今讲的作为五位一体的社会。从逻辑上讲，广义的社会概念在外延上包含了狭义的社会概念，二者是从属关系。与这种对社会概念的理解相对应，社会建设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会建设，指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则侧重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系统的建设。但是，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广义的社会建设当然要靠各个子系统的建设来支撑，其中已经包括狭义的社会建设的内容。同样，狭义的社会建设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大环境，没有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也很难孤军建设成为和谐的子系统。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各个部分和要素只有在整体内的有机联系中，才能获得符合其本质意义的存在。就像人体和各部分器官之间的关系。“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是的那样。”社会之所以被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领域，只是一种抽象，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脱离开社会整体这个场而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意义上把握社会建设的概念，一句话概括就是要立足于宏观着眼于微观，宏观为“体”，微观为“位”，抽去“位”的“体”是空洞的，离开“体”的“位”也会失去方向和意义。由此，本书以狭义社会建设为主题的西柏坡研究，还必须在广义的社会建设的框架下进行，这也是本书引言部分为什么要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对西柏坡进行宽镜头高站位扫描和定位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西柏坡时期社会建设的研究，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为指导。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号召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变革现存社会，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社会建设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理论中都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比如：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层次，把社会看作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四个相互联系、协调发展的层次所构成的有机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内在于这一社会结构之中。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和谐景象及其变迁的规律被马克思完整地描绘出来。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整体性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被称为个人联合的真正共同体里，包含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由。而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类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指明了未来社会建设的方向，为共产党人进行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学会管理国家的重要思想，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根据俄国的实际适时提出已经执掌了俄国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在历史转变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就是“组织对社会的管理”。“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我们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只有解决了管理这个任务，才能说俄国真正成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里，列宁把对社会过程的管理问题看做是新生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搞好。列宁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社会管理。斯大林注重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结构的分析等，这些都在历史上对共产党的社会建设产生过影响，因而也不能不成为我们分析梳理西柏坡时期社会建设时的理论自觉。
最后，西柏坡时期的社会建设，还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与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寻找定位。改革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与他领导的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就分析比较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我们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毛泽东分析说：世界各国解决社会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社会政策（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20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定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等）；二是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议会道路、民主选举和阶级调和）；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这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到底哪种适合中国呢？毛泽东分析的结论是：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走十月革命道路“最宜”，这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经他大手笔改造后的“预计效果”，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当然从而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但是，由于这种先破而后立、大破与大立、革命性兼具彻底性的社会变革路径，使恰值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西柏坡时期的社会建设呈现出破的彻底与立的果敢的突出特点，尽管当时许多的具体方面还只是初露端倪，但是许多新的因素已经生成并开始显现。
据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柏坡时期的社会建设进行专题式的梳理，同时，总结经验，寻求借鉴。
第一部分，西柏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造。结构性的变革具有标识性和先导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及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地位的提升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第二部分，西柏坡时期的社会动员。当年的西柏坡，仅仅几十户的小村子，何其小也！但是，中共中央在那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挥了土地改革，指挥了统一战争，还指挥了蒋委员长，让他送钱就送钱、让他送枪就送枪、让他投降就投降，难怪有学者称之为“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
第三部分，西柏坡时期社会组织的重组。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当年毛泽东在刘少奇报告土地革命准备情况的复电中明确指示“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加以讨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改革与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经验。
第四部分，西柏坡时期社会矛盾的化解。特定时期、特定类型的矛盾处理方法和艺术，在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同时又不断变化着的今天仍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第五部分，西柏坡时期社会事业的发展。关注民生事业，关心群众生活，共产党的为民情怀始终如一，从未间断。
第六部分，学会管理城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我们仍然在路上，仍需要在学习和探索中前行，但是回首请记住：当初的我们，如何从西柏坡出发。第一章 西柏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造
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产生的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包括阶级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其中，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决定着社会结构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方向。
西柏坡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阶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各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完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原来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同时，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农民破天荒地享受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阶级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伴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在封建社会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广大妇女得到真正解放，经济社会地位普遍上升。一、“五四指示”与解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传统农村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以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因时间是5月4日，故简称“五四指示”），明确提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区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一向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也被发动起来，积极加入了土地改革的大军之中。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我党斗争策略等因素的影响，土地改革政策还不彻底，土地改革运动还不够深入，大多数妇女也没有完全得到解放。（一）“五四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解放区在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了查租减租工作；广大新解放区则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运动，封建剥削有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各解放区仍然存在封建土地关系，严重影响着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如“太行区反奸减租后，地主人均土地13.7亩，中农3.1亩，贫农2.1亩，地主人均土地相当于中农的4.5倍，贫农的6.5倍，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约等于中农的2倍到5倍”。
随着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解放区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日益强烈，迫切要求突破现有的土地政策，消除封建剥削，直接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国内政局处于乌云密布的状态，大战不可避免，亟须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此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减租减息，已不能适应农民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农民的行动已远远走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前边——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的农民，通过清算、减租等形式，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了土地，部分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中共中央决定研究制定新的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薄一波、邓子恢、黎玉、胡乔木等。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强调“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二）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五四指示”对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下达后，各级党组织立即组织干部学习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并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随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奔赴农村，深入到农民当中，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基本实现。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区约有4400多万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到1947年2月止，整个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晋冀鲁豫解放区共有152个县，其中100个县是腹心区，基本上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贫穷农户都获得了土地，但在分配上，许多地区还有穷坑尚未填平。华中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改，以苏中最为深入彻底。在华中二千四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五百万人口获得了土地和粮食（包括租田变自由的佃中农在内），解决了一部分雇贫农的耕牛、农具和房屋，获得了一部俘财”。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至1947年3月，“已分配了三百九十一万垧土地，得地农民四百六十六万人”。山东解放区至1947年1月，“人口共有三千一百余万，土地八千万亩（恐怕还有黑地），每人平均两亩半。地主、富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二。地主、富农按总平均数留地，则应转移出总地亩数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地主、富农现在已转移出总地亩数）约百分之二十五强……7月，华东局彻底检讨了九一决定，发出了关于山东土改的新指示，彻底克服富农路线，消灭封建残余，保证雇贫农得到足够的土地，保证中农土地不被侵犯。除中农及勤劳起家的新富农土地财产不动外，实行两头平的原则，按人口分地，并从浮财中解决雇贫农分地后的生产资本问题”。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曾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土改运动，他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提到，土地改革使张庄的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同时，“从以前富裕的地主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金银财宝的价值，超过八千块银元。这些分给了两百户人家，每家大约分得四十块，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
在土地改革中，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被快速发动起来，他们站在合法有理的地位，以清算为主，通过没收汉奸恶霸土地、向地主算账、教育或鼓励开明士绅献田等多种方式获得土地；同时，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根据需求程度分配其他斗争果实。大量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改”“翻身”成为那个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三）“翻身”还不彻底“五四指示”制订时，国共关系还未彻底决裂，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当时是和平要破坏，内战要爆发，和平似乎还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但同时用极大的力量，甚至用全力准备战争，所以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因此，“五四指示”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为了维持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努力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停止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而且强调了对地主的照顾；对于富农，一般不变动他们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
但“五四指示”发布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直接影响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华中解放区“土改开始时，也有右的偏向，偏重照顾，贫雇农的要求不能满足，如有一村的调查，地主平均四亩，中农二亩五，贫农一亩。六月半开始纠正右倾后，又有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至八月才逐渐平稳起来。至于新区当时虽已搞得轰轰烈烈，看来亦算彻底，但以后发现地主反攻，有不少暗中退田或暗中交租者”，“贫雇农生产上的困难还很多，还得两年三收成之后，才能普遍上升”。东北解放区“‘半生不熟’地区，仍占重要比重，‘煮夹生饭’运动仍在各地继续中。南满根据地则正在紧张严重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着初步的土改，新收复与新解放区的土改，则才开始。同时，在所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新贫农成了最大阶层，他们虽分得了若干土地，但还缺乏生产资本。特别是马匹困难，要真正上升为中农，还须很大的努力”。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还不彻底，许多地区“掀起了前方打蒋军后方刨蒋根的群众运动，但并未与深入的土地复查结合起来，后来竟发展成为单纯的锄奸与参军运动，……几次号召土地复查，始终未贯彻下去”。在晋绥解放区，“六地委有5个县1500多个村子，到1947年4月已发动土改的为900多个村，农民已分得土地的只有200多个村子，分散在5个县”。
总之，至1947年上半年，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还不多，有些地区虽然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但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对地主中的军属、烈属、干属留地过多，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当所有‘果实’分完以后，许多家庭仍然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翻身”，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社会差距。（四）广大妇女还没有得到真正解放
长期以来，“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向女子不断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广大妇女经济上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社会生活之外，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土地改革过程中，土改比较彻底的解放区，发动妇女比较充分，妇女也积极踊跃地参加到土改中，表现出了她们的巨大力量。正如邓颖超所说，在支前工作和土改运动的两个方面，参加的妇女无论是在数量上、工作的内容上、斗争中表现的力量和作用上，均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在“男人前方打仗，女人后方分田”，“男人支前，女人分田”这样的一些地方，妇女成为土地改革的主力军。至于支前工作，她们也做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她们不仅供给解放军吃的、穿的及救护伤病员，并且参加了修路、担架、送给养、修河堤等更多的战勤工作。特别是妇女们英勇的送儿送夫去参军上前线杀敌人……由于她们的动员，参军的人数和规模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况。甚至她们更热情、更勇敢地直接报名参军。正是由于她们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观，这不仅表现在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广大妇女的觉悟也不断提升，能力不断增强，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社会公共活动，有些妇女由家庭的主妇，进而为一个村当家，现在有很多的地方，由妇女来担任村长、副村长、村委员等，管理村政。
但是，在土地改革相对缓慢的解放区，妇女还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思想觉悟仍然停留在传统状态，她们没有参与到土地改革运动的大潮中来，而是置身之外漠不关心，或者是犹豫不决茫然观望。甚至一些妇女成了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所利用的“隐身草、防空洞”，或“拖了农民积极分子的尾巴”，干扰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反而成了土地改革的障碍。有些地区妇女工作只是局限于青年妇女当中，没有争取团结中年妇女、老年妇女，甚至是把她们作为落后力量排斥拒绝；有的地区则因领导者或妇女工作干部出身于中农、富农或地主家庭，他们不去进行贫雇农妇女的工作。“这两种情况从现象看来，前一种是青妇路线，但是，从本质看来，都属于地主、富农的性质。在基本贫苦妇女中没有工作的，如在冀东玉田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玉田有三万五千妇女会员，青年妇女占三分之二。在山东有些地方也局限于青年妇女及中农以上妇女为主要工作对象”。究其原因，与当时我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思想不明确有直接关系。许多地区妇女工作“领导思想上始终自流的状态，可以说是放弃领导的……甚至一些妇女同志亦觉得做妇女工作自己就变得卑小了，或者用许多的借口逃避这一工作，还感觉妇女工作啰啰唆唆，麻烦讨厌得很，有些同志则用‘一笑了之’的态度”，“这一种的领导思想是不好的，在全解放区党的范畴来说是较占多数的”。二、西柏坡时期阶级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西柏坡时期，平分土地政策使解放区的阶级构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贫穷农民急剧减少，中农（以新中农为主体）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重新确立了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地主阶级被完全打倒，贫雇农当家做主人，富农地位不断下降，中农是重要的团结对象。（一）平分土地与阶级构成的改变
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和东北、冀热辽、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李雪峰、王从吾、张稼夫、薄一波、胡锡奎、李林、张晔等，以及华北地区的大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各旅的代表，共100余人。在革命战争时期，集合各地这么多代表以两个月时间专门讨论土地问题，凸显出土地改革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全国土地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公开宣布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
1.平分土地
全国土地会议后，中央对《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于1947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下达后，各解放区积极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土改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些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补充条例》，掀起了平分土地的高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平均分配土地，并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到1949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封建的土地制度不复存在。据1949年6月统计，在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完成土改的地区人口约1.5亿，占整个解放区人口的56%，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近1亿贫苦农民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近2500万公顷（37500万亩）的土地，人均3.75亩。获得土地的农民中，贫农和雇农约为90%。除分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外，贫苦农民还分得了粮食等生活资料。同时，中农在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以后，也普遍获得了经济利益，一部分少地的中农分到了土地，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10%，占中农户数的30%。在土地较集中、佃农较多的地区，还超过这一比例。通过分配其他财产得利的中农一般占得利总户数的15%，占总农户数的50%以上。至于免除地主、富农所转嫁的负担和压迫，则是全体贫雇农和中农都得到的利益。
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全部人口大致平均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同一地区各阶层之间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大体平均，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据山东省渤海区土改后的统计：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3.8亩，中农人均占有土地4.1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3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2.6亩。察哈尔省建屏、阜平二十五个村，行唐四区二十三个村，共四十八个村的统计，分地后各阶级占有地的产量情况为：地主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产量为全村每人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六至百分之九十五（其中富农平均占有土地的产量均在全村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产量为全村每人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一百零三至百分之一百一十一；贫雇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产量为全村每人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八至百分之一百。在新区采取平分方针的，根据正定六区二十八个村统计，全体平均土地为一点四九三亩，地主每人平均一点四八八亩，富农一点五零一亩，中农一点五一六亩，贫农一点四八六亩。
2.阶级构成的改变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农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一般由土改前占农村人口的20%至30%上升为70%至80%。据山西黎城、平顺等县5个村964户的调查，1939年时，中农占全体农户的32.3%，到1949年已增长为84%。另据东北的松江、黑龙江、嫩江、合江四省统计，500万贫雇农在土改中获得近6000万亩土地和40.8万头牲畜后，中农达农村人口的80%以上；辽东省8县15个村3431户农民中，中农由土改前的939户增至2748户，占总户口的81%，另有新富农15户，占0.5%。在华中，一般新老中农占总人口的70%至90%。
新增加的农户大部分是由贫雇农上升的，还有少数中农是由地主、旧式富农下降而来的。山西潞城县张庄1947年中农计76户，共338人，占全村人口的35.5%；贫农为169户，共599人，占全村人口比例为63%。1948年，全村新、老中农共216户、864人，占全村人口的90%，54.5%的新中农都是由贫农上升产生的；贫农仅剩下29户、82人，在全村人口中比例下降到8.5%（见下表）。
土地改革后，各解放区大致仍有10%～30%的贫农。他们在土改运动中也分到了土地、农具、财物等斗争果实，经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没有上升为中农。第一，当时农村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虽然没收了地主富农靠剥削积累的财产，但车、犁等较大的农具和马、牛等牲畜比较少，甚至普通农具都不够大家分，有的家庭因此未能从贫困中挣脱出来。第二，有的家庭遭遇不幸，如遇上各种灾害，家人多病或亡故等，家庭生活出现变故，结果长期陷入了贫困之中。第三，一些家庭缺乏劳动力，或者主要劳动力参军、支前，无法正常耕种土地，出现生活困难。第四，各地在土改中，对历史上有污点的农户普遍分配给较少的土地和财物，这些家庭往往低于平均生活水平。另外，有些地方本来就人多地少，平分土地后仍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出现一些贫困户。“五四指示”完成以后1948年运动后
农村中尚存占人口2%左右的富农。其中包括旧富农中的烈、军、干属，在土改中受到照顾者；土改后劳动发家致富的新富农；以及极个别的由地主下降的富农。据东北的拜泉、太安、关西、镇赉、甘南5个县9个村1949年的调查，土改了两年以后，在2435户中有6户上升为新富农，占农户总数的0.3%；在太行区，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1947年新富农占总户口的1.5%，尚存的旧富农占总户口的1.71%。（二）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定型化
西柏坡时期，彻底、深入的土地改革不但根本改变了解放区的阶级构成，而且也重新确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新的阶级关系。
1.地主阶级被完全打倒
地主可以作为集体称谓，有时直接与“阶级”一词连用为“地主阶级”；同时又是一个个体称谓，指地主阶级的成员，有时直接与“分子”连用为“地主分子”。194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规定：地主是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自己不从事农业劳动，以向农民（佃户）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其全部或主要劳动来源的人们。凡合于上述条件，并连续这种生活满三年者，即成立地主成分。“五四指示”完成后，地主受到“清算运动”的沉重打击，不再是农村社会的权势阶层，逐渐失去昔日的光环；但是，地主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的地主利用威胁、恐吓、引诱等手段，使部分农民帮助他们藏匿“浮财”、逃避斗争等。西柏坡时期，广大农民被充分发动起来，一些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在诉苦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被地主压迫剥削的悲惨经历，激发人们对地主的痛恨心情和农民阶级感情和认同。许多地方诉苦会上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昏）死过去了；人们纷纷指着恶霸说：你也有今天！你的威风哪去了？在“打倒××恶霸”“打倒××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震天口号中，地主吓得瑟瑟发抖，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剥削，地主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被完全打垮。
地主被反复批斗后，家中物品几乎被完全没收，不但物质生活陷入困境，而且在乡邻眼中的地位陡降，不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例如在陕西西乡，土改后，原来农民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变成农民口中的“张地主”“李恶霸”。而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对地主另眼相待了，纷纷表示“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有的地主在土改中亲眼见了民兵们对罪孽深重、顽固不化恶霸地主的捆绑吊打，心生畏惧，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
地主本身附带的文化和感情色彩，也因社会的变化而随之改变，由敬重变为鄙薄，由尊贵变为卑贱，土改斗争中农民们动不动就来上个“狗地主”的呵斥，充满了轻蔑和仇恨。
2.贫雇农当家做主人
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农村社会底层，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被剥削的广大贫农、雇农，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经过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逐渐成长为当代农村政治运动的骨干和领导者，成为掌控农村社会生活与政治运动的主人。
毛泽东1947年底在《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指出，除无产阶级以外，贫农是全民族中最受痛苦和最要求革命翻身的人们；雇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明确要求在土地改革时期，贫农应与雇农一道组成贫农团，在农会中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担负积极领导的责任。
在解放区，土改工作队进驻乡村后，首先把革命积极性最高的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贫农团”。然后以贫雇农为主体，团结全体农民，进一步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和“农协”。农会成立后，原贫农团一般即自行撤销，而在农会内部另设立“贫雇农小组”或“贫农小组”，作为农会的中坚力量。北岳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先划清阶级，组织起群众队伍，建立贫农小组，包括使用过去有支部的村召集贫农会议；过去有农会基础的使用农会，而无农会者，即通过临时选拔和选举贫农代表，串通召开贫农会等。农会是在工作队指导下领导土改的农村基层组织，诸如划定成分、“斗地主”、“过关会”、分配土地财产等具体土改工作，都由农会讨论进行，贫雇农小组又具有决定作用，以至解放区普遍存在着“中不中，问贫农”的说法。土改运动后期，各解放区开始成立村人民代表大会，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群众定期产生的代表组成，负责所有的地方事务，包括拟订村里所有规章制度，处理村里纠纷，任命村长、民兵队长等村干部，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在许多传统农村，“参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只能是跟农民协会会员几乎完全一致”，村人民代表大会“日常公务由贫农团和农会干部或委员会办理”。
3.富农地位不断下降
富农在农村中占有较多土地和农具，主要靠剥削贫苦农民为生活来源。《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部分的保护富农的财产，只征收这些财产的多余部分分配给农民。这是因为富农有很重的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如果不动他们的土地财产，就不能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当时革命力量还处于相对劣势，战争胜负尚未确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巩固后方，支持革命战争，只是征收富农多余土地。
但是，各解放区具体实施办法对富农的剥夺仍然激烈。《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规定：所谓多余财产、粮食、房屋，以该家庭留下种子后、吃了有余、住了有余的，为多余部分；牲口、农具以超过该村农民所有的平均数，为多余部分。经过这样的剥夺，富农和获得土改成果的贫雇农已经没有区别了。晋绥解放区政府提出：按肥瘦土地抽补搭配，互相扯平，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富农多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也提出：在抽补调剂时真正做到填平补齐，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晋察冀民主政府也提出，补到穷人满意了，补到全村人大伙都一样的地。
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许多地方更是出现了“左”的倾向：对于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在民主政权下劳动致富的新富农不加区别，有的地方对其一律“扫地出门”，少分田、分坏田，平分其牲畜、农具，清算掉富农的油坊、粉坊；有的地方仅在处罚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生产资料的处理上不加区别。
中共中央不久就发现这种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并立即采取了纠正的措施，反复强调土地改革对象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对富农和地主必须区别对待，对老富农只能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对新富农则应和富裕中农平等待遇；在老区、半老区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方，不能再来一次平分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对富农打击过重的“左”的做法并没有完全改正。山西潞城县张庄的村人民代表大会“采取的第一项决定性的行动，就是没收一户富农的财产”，这样一方面显得划成分后富有成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到土地来源“填补”村里的“窟窿户”。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重新划分阶级后，富农与地主一样仍然是斗争对象，尽管他们都已破落或破产。
正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富农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在公开场合“夹着尾巴”，谨小慎微，始终是一副老实受气的样子，对村里的集体事务几乎没有发言权。
4.中农是重要的团结对象
中农是农村中的中间阶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农是占有较富农为少、较贫农为多的土地（也有一部分或全部土地不是自有而是租入的）、耕畜、家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从事农业劳动，或兼营其他独立劳动的副业，作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中农对他人一般不出卖劳动力，或者只抽出多余的劳动力替他人作临时的短工，或者抽出多余的半劳动力替他人作非重要性质的长工，例如学徒、牧童等。中农在土地改革以前是农民中仅次于贫农的重要阶层，在土地改革彻底完成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土地改革中，中农的土地、财产不足者，应补偿到农民平均所有的水平；中农的土地有多余者，一般情况下是只有取得本人同意后才能取出分配；他们财产有多余者，一概保留不动。
在平分土地的高潮中，很多地区曾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引起中农对土地改革的恐慌和不安，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制止和纠正，特别是土改后期相当部分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补偿中农成为解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冀中解放区在结束土改时，补偿中农的户数“占被侵犯户百分之九十二点九七，在补偿中农的程度上，全部退还所侵（犯）物资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退还一部分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因果实损失未退的百分之六点二，自动不要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尚未纠正的百分之二点五”，同时要求，“补偿中农，不应单纯从经济观点出发，片面地认为只是给中农退还东西（当然应退还的坚决退还），应强调从政治上团结，必须改正成分，对中农讲清道理，应道歉的道歉，举行一家人团结大会，发扬民主，团结中农管理村中大事，结合适当的物质补偿”。
党提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工作方针，“中农在农会代表会和农会委员会中，在各级政权机关（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中，应占相当的数量；民主政府对于中农的经济发展，应予保护和帮助，并领导他们和其他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和其他合作事业”，“应当经常注意提高中农的政治觉悟，以便使全体中农都能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巩固地团结在一起”。三、广大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土地改革进程当中，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她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团结在一起，彻底摆脱封建束缚。妇女不再是封建时代男子的附属品，而是作为“半边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经济地位的独立《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明确规定，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平分土地中，妇女也平等地分得一份土地、财产，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权。翻身后，解放区广大妇女纷纷学习劳动生产技能，有组织地参加土地大生产运动，并成为农业生产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江苏南通地区1948年学会耕田及使用农具的妇女134700多人，学会挑担6700人，学会推车5100人，学会车水35000人，学会插秧6700人。
在各级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合江省劳动妇女积极参加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包括：将妇女编入男子生产组，但由妇女单独领导；妇女单独编成生产小组，根据生产需要随机进入土地进行劳动；将妇女单独组织起来，集体生产。1948年，为保证春耕，合江省各地妇女纷纷互致挑战书，开展生产竞赛。进入夏锄后，全省50%的劳动妇女参加了抢铲运动，有的地区达到了80%。妇女们一般可做到20到40个工，劳动力强的妇女可独立铲地1.5～2垧地。晋察冀解放区的妇女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生产热潮。她们拨工耕种，甚至有的下地扶犁。在阜平，一万八千多名青壮妇女，有半数参加了农业生产。妇女群众不仅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参加副业生产。她们将大部分分得的果实入股合作社，买成棉花或布，纺花或做鞋。（二）政治权利得到保障
在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鼓励和支持下，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在土地改革中，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妇女也敢于同地主展开面对面斗争，有的还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妇女群众在深挖地主浮财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充分发挥感觉敏锐、耐心细致的优势，往往在一般人易于疏忽的地方揭穿狡猾地主的诡计。她们不但在斗争地主时不讲情面，而且在调查了解材料、监视地主、“挖坏根”中成为骨干。
翻身的妇女在“翻身复仇、保田保家”的口号下，踊跃支持参军，各个解放区都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为保证前线子弟兵能够穿暖吃好，她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后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献款献物，做军衣军鞋，担负军队子弟兵慰问、洗衣、烧水、做饭等工作。
在各个解放区，千百万妇女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团结在一起，成立各种妇女团体，为自身的解放凝聚力量。在冀南解放区，5000余妇女建立了41个妇女会，她们提出“人都是人，谁也不欺负谁”“男女平等”等口号，强调妇女的独立与解放。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北京）举行，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妇女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力得到充分认可。妇女可以与男人一样参加村里的重要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当上了妇女委员、农会代表，有的还入了党。据统计，北岳区40%～60%的妇女参加了贫农团或新农会，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很多妇女当了干部，担负起了领导者的重任，其比重一般在30%左右，重点县的水平要更高些。北岳区1948年上半年，就提拔妇女干部158名。妇女干部为革命和斗争贡献了智慧和才能，是建设和发展党的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三）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提高文化素质是妇女理解革命意义、参与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同时，经过翻身斗争后的妇女，也认识到识字、明理的重要作用，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知识。为此，各解放区都十分重视妇女教育，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积极组织妇女识字班、训练班等，向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党的重大政策等，帮助广大农村妇女开通脑筋，破除迷信思想，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政治水平。
妇女学习的内容涉及政治、时事、阶级教育、识字、口号、工作、生产等多个方面，青年妇女要识字也要明理，中年妇女明理重于识字，老年妇女则主要是明理。为了不耽误生产、家务劳动，妇女教育采取灵活的教学形式，上课时间一般定在冬季和晚上，地点不固定。同时，尽量把妇女学习与生产结合起来，使生产机构同时成为学习机构。在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中产生的纺织互助组、妇女自卫队、妇女变工队等，既是生产组织，又兼有文化教育的职能，妇女们边劳动，边识字、读报，边学边用，速学速成。
解放区的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学文化的热情高涨。在热河省东部地区，有些地方35岁以下的妇女全部上识字班，18岁以下的上初小，还有些青年妇女为婚姻问题对家庭不满，由几百里地跑到后方中学（内附文化班）去学习。通过学习，一些妇女还能写信投稿反映自己的生活、工作，逢年过节编演节目、扭秧歌、划旱船、登台演戏，积极宣传新思想和革命形势。（四）获得平等的家庭地位
随着解放区妇女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提高，长期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纲常完全被打破，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妇女不再受男人支配，在家庭中有了自主权和平等权。
一切践踏、摧残妇女的封建陋俗，如童养媳、卖女儿、打骂媳妇等被明令禁止。各解放区婚姻自主逐渐推行开来，在男女双方自愿的条件下，到当地农会、妇女会登记即可结婚。热中地委在1948年1月召开的区妇女干部和翻身妇女座谈会上，对妇女地权和婚姻问题提出了数条意见：婚姻问题完全自主，反对包办婚姻；妇女不到18岁不许结婚；不许打骂童养媳；坚决禁止一夫多妻制度，已结婚的可以离婚；婆媳不和的先调解，虐待媳妇严重的，要开展群众性批评教育；寡妇可以自由改嫁，本人土地可以带走，严禁卖寡妇行为。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骤减，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妇女，也敢于主动提出解除不合理婚姻的要求。一些经常欺压妇女、固守封建遗俗的落后分子受到批判和斗争，妇女在家中挨打受气的情况很少了。
妇女儿童疾病卫生问题得到重视。各地通过妇女会议、训练班，举办各种卫生知识讲座，在广大妇女中广泛开展妇婴卫生教育活动；组织医疗队，成立卫生合作社和妇婴医院等卫生医疗事业。1949年辽东全省和辽西、龙江、热河、吉林、松江等5省的16个县统计，县以上妇联主办或与其他部门联办的助产训练班52期，受训妇女有2675人。四、社会结构改造的宝贵经验
西柏坡时期，各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造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社会结构改造的关键——土地改革
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人们占有财富的主要体现和增殖财富的主要源泉，它也是传统社会最根本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占有量的多少，是传统社会分化的主要根源。一般来说，旧中国的地主、富农大致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10%左右，但占有50%至52%左右的土地，超过了一半；而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90%左右，只占有48%至50%左右的土地，不及土地总数的一半。在一些地方，地主、富农占有70%到80%甚至90%以上的土地，土地分配十分不合理。地主、富农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占有的是最肥沃的土地；贫苦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则数量少、质量差。在水旱田同时存在的北方，大部分水田也往往首先落在地主手中。
荒地本无主，全是劳动人民所开垦。把荒地变成良田的是农民，耕种田地的还是农民。但是，那些根本不劳动的地主利用各种伎俩，巧取豪夺，反而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是以借债和租地为诱饵巧取。高利资本是地主用以控制小土地所有者集中土地的有效手段。农民最怕与地权相结合的高利贷，作抵押的田地，一旦到本利过期还不清时，照例被债主没收，典出的土地过期不赎，也要断卖给债主。二是乘人之危，压价收买。这是旧中国地主惯用的一种掠夺土地的手段。早耕地区灾荒较多，地主一遇灾荒，即以最苛刻的条件，将农民的土地廉价收买进来；而农民为了活命只好饮鸩止渴，贱卖土地。三是讹诈骗取土地。地主通过各种手段骗取农民土地，包括抓壮丁、设赌场、栽赃陷害等，无奇不有。四是依仗权势，强行霸占土地。中国农村政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最下层的政治中心人物，如区长、乡镇长、保甲长等多为地主担任，他们往往依仗其政治特权，无端地压榨农民。
因此，各解放区从根本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着手，全面、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打倒过着寄生生活的地主，把他们掠夺广大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来，按照乡村的总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使全乡村的人们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在平分土地过程中，社会性别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广大妇女改变了长期受压迫的悲惨境地，在家庭和社会中都获得了解放，与男子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二）社会结构改造的前提——政策的彻底性
无论是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是阶级划分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改造农村社会。
全国土地会议开了近两个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7月17日至8月下旬，主要是由各解放区代表汇报土地改革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从8月底到9月13日，主要是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研究了结合土改进行整党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土地会议的中心是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平分土地是消灭封建最彻底的办法，普遍、彻底地平分土地的政策毛病最少、好处最大，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个大解放。期间，邓颖超作了《土改中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妇女只有消灭了封建制度才能大翻身，土地改革必须要有妇女参加才能彻底，要进一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来，并保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根据“彻底平分土地”原则，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刘少奇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总结报告，对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作了结论，指出：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成熟了，形势成熟了，从（《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指出：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为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就要明确观察及划分阶级，确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三）社会结构改造的基础——政权建设与纯洁队伍
西柏坡时期社会结构改造的核心内容是完全消灭地主剥削阶级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这必然会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和顽抗，甚至是武装对抗，因此，必须加强政权建设，建设一支纯洁的革命队伍，从而保证社会结构改造的顺利进行。
1.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各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选举运动，开始政权建设的正规化尝试。在农村，新解放区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村政权，老解放区则进行改选工作。两者都是在县、区工作组指导下，通过访贫问苦、诉苦清算，结合反奸反特查黑地和整理村财政等项工作来进行的。“五四指示”公布后，土地改革要求鲜明的阶级路线，由普选产生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会制，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有严格阶级标准的农会。
农会不仅拥有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在生产合作、群众武装和改造村政权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及富农超过平均数的多余土地，一律由农会接收，按人口平均分配，规定贫农团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贫雇农组织在土地改革中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新区，贫雇农占人口比例比较大，党支部尚未建立或力量不强，政权还没有充分改造，以阶级团体来团结群众，明确核心力量和斗争对象，是在短期内发动群众、训练积极分子进行斗争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全国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政权建设的正规化。194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晋绥整党问题的指示》，农村基层的整党在区委和工作团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公开党支部，把党内搞通思想和群众批评相结合，最后进行组织处理和吸收新党员。在整党的基础上，召开区村农民代表会，作为接替贫农团、向正规化政权体制转变的形式。区村代表由新农会选出，在新农会尚未成立的村，由贫农团加上部分中农选出。
2.纯洁队伍
土改开始后，面对突然到来的利益大调整，特别是在没收地主的财产、斗浮财、挖地财等行动中，享有保管和分配权力的乡村干部出现明显分化，不少人在监督缺失的背景下栽倒在财产的诱惑面前，形成所谓“大动后村村有问题，主要也是果实问题”的局面。除果实问题外，还有村款收支问题。村款由村自收自支，村干部对村款几乎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征收意愿十分强烈。由于混乱没有规定，其浪费甚至乘机贪污现象很严重，任何人都有摊款的权利，工作队也可摊款，村农会也可随便摊款，总之凡有所需，就是伸手向农民要。
1947年初，为解决干部的贪污浪费、强迫命令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展开“洗脸擦黑”运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打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倾向。随着战争态势的不断明朗化，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群众的民主权利，再次开展了更猛烈、更彻底、目的性更强的干部整顿运动，不仅要求干部“洗脸”，更要求“洗心”。整党的首要对象指向所谓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从组织上纯洁党，从思想上净化党。同时，反对贪污浪费、纠正错误的工作作风仍然成为整党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要求整党期间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强调逐渐建立一种艰苦朴素和民主的作风，使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血肉相连地结合起来。随着运动的收束，后期整党更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和组织教育，整党程序也由召集群众大会公开整党变为先在党内酝酿，党组织由被动听从群众变为运动的领导者。（四）社会结构改造的过程——团结群众与发扬民主
社会结构改造的根本目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扬民主。
1.团结群众
由于封建迷信和传统“宿命论”的长期影响，大部分农民没有认识到穷困来源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而是看做个人奋斗的结果，所谓“不能怪地主，只能怪自己的命苦”、“地主是省吃俭用，剥削自己的嘴、自己的身上”、“没有地主富农，穷人没地种，就会饿死了”。为此，各解放区首先是加强宣传和组织力量，把矛头集中于地主，引导农民认识到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和阶级压迫，激发农民反对地主的仇恨情绪，召开批斗恶霸地主的斗争大会，构建“被剥夺感”和反抗意识，使其在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时理直气壮，敢于斗争。
随着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斗争信心不断提高，工作队引导群众进行阶级划分，在农村形成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阶层和以地富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以此为基础，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大家的事大家办，让群众自由讨论分配果实的原则和标准，完成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表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民主能够真正保证分配的公平合理：斗争果实主要分配给贫雇农，同时兼顾了中农和富农的利益，使大多数人都得到土地或浮财，团结了农村社会各阶层，从经济上和产权制度上为社会结构的改造提供了经济基础。
2.发扬民主
前面提到，干部队伍建设是社会结构改造的基础，整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纯洁和净化干部队伍，提高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在整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努力发动群众，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更彻底地为干部“洗脸”。
刘少奇明确指出：把干部交给群众监督管理，从群众性的经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民主制度建设和群众监督被当做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法宝，是保障和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对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权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五、社会结构改造的当代启示
西柏坡时期，社会结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新中国建立平等民主的全新社会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给我们当前推动社会加速转型以重要启示。（一）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新中国正是从西柏坡走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劳苦大众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下，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能改的坚决改，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不能改的坚决守住。一定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第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广泛凝聚全党全国共识、最大限度聚集推进改革合力的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必然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改革就不可能顺利推进。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才能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力量。第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紧迫课题。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二）坚持群众路线
党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得到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总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卓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成效，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再次得到证实。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邓小平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现在，我们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是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环节。这一环节抓好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查摆问题才会有的放矢，整改落实才会更加自觉。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边学习、边查找、边改进，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第一，把学习教育与查摆问题结合起来，带着问题学习讨论，搞清楚哪些问题是能够马上解决的，哪些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第二，把学习教育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对查找出来的“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能改的马上改，小有小改，大有大改；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从自己做起，从群众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做到有起色、有进展。第三，把学习教育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防治作风不正、不实、不廉的问题。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梳理，适用的坚持，不适用的废止，需要完善的尽快完善。针对薄弱环节研究出台一些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和规定，严格执行，令行禁止。（三）注重政策设计
西柏坡时期，土地改革的全面推进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和风险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深入研究和推进改革顶层设计，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的、重大的矛盾，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意义十分重大。
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既要有全盘考虑，也要有每个阶段的统筹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
一是完善上层建筑，保障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我国基于改革开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应当统筹、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改革顶层设计的新思维，明确把上层建筑作为我国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来对待，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来完善以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正在迅速变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
二是谋划改革全局，调整改革战略。改革顶层设计是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加重视总体规划”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全面”的改革设计，是一个“总体”的推进规划，是一个战略性改革安排。要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不仅在那些容易接受的领域中继续深化改革和开放，而且也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那些比较棘手的领域的改革往前发展，特别是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以通过解决改革全局中的“短板”问题来获得改革整体发展的倍增效果。
三是抓住改革关键，推动改革突破。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长期滞后甚至成为空白，从而成为改革全局中的拖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央提出改革顶层设计的新概念，其意涵是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以打破我国改革的瓶颈和局限，推动改革事业开创新局面。为此，要紧紧把握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谋划，从发展的大局出发，针对影响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四）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西柏坡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平分土地的土改政策，积极投身于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大潮中，就是因为这代表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时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
第一，把维护社会公平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应当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途径，通过切实维护公平公正来实现社会和谐，绝不能追求表面上的和谐而掩盖矛盾，掩盖不公正现象。有些地区不能正确看待问题和矛盾，往往是出了问题捂盖子，遇到矛盾绕着走，结果使问题越积累越复杂，矛盾越放任越激化，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由于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重、压力大，加快经济建设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地方产生了过分追求效率的倾向，虽然坚持了效率优先，但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导致实际工作中虽然经济建设效率较高，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欠账较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局部性的社会不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努力克服片面追求效率的倾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为此，应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多方面切实采取措施，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因而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难点问题，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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