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伦·霍尼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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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试读：
前言
我对当前心理治疗结果不甚满意，因而生出写作此书的动机，在这本书里我将对精神分析理论做出批评，并重估其价值。我发现几乎每一位患者，都会给我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以我们现有的精神分析知识似乎远不足以解决。
一开始，我把这种迷惑归咎于经验不足，或有理解方面的盲点，就如大多数心理分析家一样。我甚至忘了是如何缠着那些比我有着更多经验的同事，向他们求教一些问题的。比如，弗洛伊德是如何理解“自我”的？或者，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理解“自我”的？再比如，性虐狂冲动和“肛门‘力比多’”为何有着难以分开的内在联系？如此之多的取向为何都被看作同性恋的潜在表现行为？可惜，直至现在我也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读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概念时，我初次自发地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怀疑。然后，又是因为读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的假定，而令这种质疑更深。不过，我开始用批评的眼光思考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正如读者将在整部书中看到的，你一旦陷入弗洛伊德那些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理论当中，将很难不被其左右，因为那些理论是如此地能够自圆其说。只有当你对这些富有争议性的理论了解之后——而整个体系都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你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即各个具体理论是如何被埋下错误的种子的。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有资格在本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批评，因为十五年来我一直在用他的理论。
对于正统的精神分析，不仅是普通人，就是精神病专家也都有着莫名的反感。这并不单纯是因为大家所认为的情感上的困惑，更是因为这些理论确实饱受争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反对者们往往对精神分析全盘否定，不仅将精神分析中值得商榷的部分抛弃，甚至连那些可信的部分也弃之如敝履，另外，同时也否定了精神分析所能提供的真知灼见。我发现，对于精神分析理论越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就越能认识到弗洛伊德基本原理的独特建树，理解心理问题的方法与道路也就越多。
所以，本书不是以挑剔精神分析的弊病为宗旨，而是力图通过减少可争议因素，使精神分析发挥出它的最大潜能。在不断探求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我得出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能摆脱由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理论基础，并摒弃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将理解范围拓展得更为宽广。
总而言之，精神分析不应该只局限在本能和遗传心理学的范畴内。就后者来说，弗洛伊德更倾向于把人们后期的怪癖看成是儿童时期欲望或反应的直接重复。他因此认为，若想消除后期的干扰，只需要阐明这种内在的儿童经历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种偏见，不再一味地强调这种成因模式，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后期的种种怪异行为或癖好和早期经历的关系，远比弗洛伊德的想象更为复杂，说“孤立地重复已往的某些孤立的经历”就更加不太可能了。无论何种性格结构，都是由儿童期所有经历的整体所决定，而正是这种性格结构导致了以后的一些问题。因此，对性格结构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要以现实为依据，这一点尤为重要。
对于现有精神分析的惯性倾向来说，如果把性格趋向与环境的改变相联系，而不再看作本能冲动的最终结果，那么问题的重点就会落在塑造性格的生活环境上。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导致精神冲突的环境因素，所以，精神神经质的主要根源，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在这种趋势下，一种以社会学为主的定位模式，取代了以解剖生理学为主的定位模式。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另一个角度考虑，而排除片面的“力比多”理论中的愉悦原则，就会发现人对安全的追求显然更为重要一些，正是基于对安全的追求，焦虑才会产生，因而我们对焦虑需要有新的认知观念。可以说，造成精神神经质的原因，既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也不是儿童期的愉悦追求，而是令孩子感到无助、脆弱，觉得世界是存在有潜在威胁的所有的负面影响力。儿童因为害怕这种潜在的危险，为了获得安全感，便要形成某种神经质的倾向来对抗这个世界。所谓的自恋倾向、受虐倾向或完美主义倾向，只是孩子们设法走出充满未知危险世界的一种尝试，而并非是由本能冲动所引发的。所以说，精神神经质所表现出的焦虑，并不是“自我”对本能冲动被压倒的恐惧，也不是“自我”被假想中的“超我”所惩罚的颓丧，而是因为其特定的安全保护系统不能够正常工作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各章节中，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观点的基本变化对精神分析具体概念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首先，我们不再将性问题当作精神神经质的动因，尽管性问题有时确实是精神神经质的主要症状，但是与其说是性方面的困窘造成了精神神经质性格结构，不如说它是精神神经质的结果表现。
其次，道德问题将被格外重视起来。乍看，患者与人争斗的道德问题只会把人引入死胡同，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些只是呈现于表面的虚假的道德问题。患者应当正视每一种精神神经质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并试着去解决它们。
最后，我们不再把“自我”视为实现或压抑本能冲动的工具，如此一来，意志、评判和决断等人类的能力将再次回归其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将被看作一种神经质现象，而不再是普遍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神经质产生和延续的最主要根源，就是这种发乎本能的个人的自我扭曲。
因此，精神神经质实际上是当人陷入困境时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的求生方式，精神神经质的本质包括来自自我的，或来自他人的困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冲突，我们把重点转移到了造成神经质的根源的所在。这种转移使得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大大放宽。帮助患者控制自己的本能不再是我们的宗旨，而尽量减轻他们的焦虑直到摆脱神经质倾向才是我们的新目标。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精神治疗目标，就是帮助患者恢复自我，重新焕发他们的自发性，找到自己身上的精神重心。
有人说当作家创作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才是这本书的最大获益者。我很赞同这一说法，因为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收获良多。对于思想的必要性的系统阐述，已经令我所要阐述的思想清晰明了。至于能否令别人也开卷有益，我现在还不敢说大话。不过我想，和我一样，很多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学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众说纷纭的各家观点存有疑惑，不知它们到底是否正确。我并不期待他们能接受我的理论观点，因为它们并不完整，而且也不是已臻成熟的最终形态，更不是所谓的精神分析领域的“新学派”。我能做的只是把我的想法准确地传递给读者们，让他们来检验这些观点的真伪。我希望本书有助于那些以严肃的态度把热忱置于将心理分析应用在教育、社会工作和人类学的人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正在面临的问题。最后，无论是精神病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但凡拒绝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新奇而有待完善的理论结构的人们，我希望他们都能够通过阅读本书而对这门学科有一个全新的认知：精神分析有着内在的因果逻辑，是一门能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自己的科学，也是一种了解他人的极富建设性的工具，具有非同寻常的应用价值。
当我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怀疑，对于它们的正确性不再笃定的时候，多亏有两位同事及时地给予我鼓励和启发。他们就是霍洛德·舒尔茨-汉克和威尔汉姆·莱西。舒尔茨-汉克曾对孩童时期记忆的治疗效果提出质疑，他强调有必要对冲突发生时的实际情境进行分析。虽然莱西当时正在潜心研究“力比多”理论，但他指出，应当首要分析神经质患者已经形成的防御型性格倾向。
相比而言，在我形成批判态度的过程中，其他因素对我的影响倒不是很大。我能了解弗洛伊德思想观点的基本依据，要归功于迈克斯·霍克海默的一些对于哲学概念的论著。这个国家向来有追求自由的传统，这使得我在接受精神分析理论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正因为这样，我才有勇气沿着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一路前行。除此之外，我熟悉了另一种文化，它在许多方面都与欧洲文化不同，我有幸意识到多数神经质冲突跟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艾力西·弗洛姆的著作又扩展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他在他的讲座或论文中每每批评弗洛伊德在文化定位方面的不足。同时，有关个体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也给了我新的启发。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弗洛姆先生尚未发表他对社会因素在心理学中的重要性的阐述，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引用他的许多论证了。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的伊丽莎白·托德小姐，她建议我如何更好地组织材料；另外，她的评论也非常具有建设性，这两者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弗太太，她工作时从不懈怠，还给予我善意的理解和包容，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异常珍贵的。最后我要感谢的是爱丽丝·舒尔茨小姐，她在英语理解方面对我帮助很大。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
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构成，人们说法不一。有的人说，它是一种使心理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将人类的情感与欲望最终归结到源头“本能”的野心；有的人说，它是一种令大家恼羞成怒的性理论的延伸；有的人说，它意在诠释俄狄浦斯情结具有普遍性；也有的人说，它是在把人性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前提下建立的；还有的人说，它企图通过唤起患者的早期经历，而达到治疗心理疾病的效果，其理论依据是：人一生中的诸多行为模式，其实只是童年生活模式的不断重复。
很显然这些都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孰重孰轻就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如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这些理论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它们并不是它的核心，而只是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必须承担的包袱。
那么，弗洛伊德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中具有开创性的、长期被应用的有效观点有哪些呢？请恕我冒昧地预测它的发展。可以概括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把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应用于指导我们观察现象和思考问题这些方面的话，在心理学及心理治疗领域从一开始就将不会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摒弃了弗洛伊德的这些原则，我们将不可能拥有任何有价值的新发现。
要提出这些基本概念可谓困难重重，其中的一个难题就是，每每它们都会同一些并未确凿的学说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辨清它的身影。所以，要想指出这些概念的根本宗旨，就必须排除某些理论的影响。它的表述貌似通俗，可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去尝试阐明其基本原则。
我认为在弗洛伊德的学术贡献当中，最重要和最本质的学说是，弗洛伊德认为精神活动受到严格制约，行为和情感也可能受到无意识动机的制约，是各种情感的力量在驱动我们。我认为弗洛伊德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些原理。我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点将之展开，因为这些原理相互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觉得最应该放在首位的便是无意识动机原理，这个原理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大家又未必能够全面掌握其中的内涵。如果人们未能明了自己潜在的态度和目标，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发现自己巨大潜力的过程，那么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困难。
精神分析评论家称，我们无法揭示患者完全意识不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患者或多或少都能够感觉到这类东西的存在，只不过他们并未意识到它对自己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有多重要而已。为了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我们进一步说明，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当一种无意识的态度被揭示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有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经过分析情境条件下的观察后，分析者告诉一位患者，说他看上去好像有种强迫自己永远正确的倾向，他总是要求自己不犯错误，要求自己对事物的了解必须比其他人深刻，这一切都隐藏在理性的怀疑主义的背后。当患者感到分析者的话有些道理时，他便会主动去回想与这个暗示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他在读侦探小说时对于大侦探的观察力和百发百中的推导能力感到震惊；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怀揣着宏图大志；他不擅长争论，并且总是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但是又会花好几个钟头去反复斟酌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某一次他只因为看错了时间表，就感到非常难过；在聊天和写作的时候，他总是避开那些并无确凿证据的事，若非如此他早已著书多部；他对任何形式的批评都非常敏感；他经常对自己的智力感到不满足；当他在观看魔术师表演的时候，因为未能看出其中的玄机，就会感到非常疲惫。
哪些是患者意识到的，哪些又是他没有意识到的呢？或许某些时候他意识到了“不犯错误”这种动机对他的支配，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这种态度对他的生活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一直把它当成一种不值一提的小毛病，却不知道某些重要的反应和抑制以某种途径与它息息相关。当然，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要求自己必须永远正确。这意味着，有些重要的东西患者是没有意识到的。
对于无意识动机的其他看法，是从一种非常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的。称说意识到一种态度，不仅仅要包括知道它的存在，还要包括知道它的威力、效果，以及产生的结果和具有的功能等。没有这些，便代表着这种态度仍处于无意识状态，即便有的时候一些零星的知识也可能达到有意识状态。另有一种见解，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无意识倾向。不过，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例如，某位患者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其实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不愿承认而已。如果我们再向他进行暗示：他对别人的主导态度是鄙视。对他而言，这种暗示已不会成为全新的启示了。其实偶尔地他自己也清楚自己会鄙视别人，只不过意识不到鄙视的程度达到何种地步而已。然而，如果我们告诉他，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就倾向于轻视别人，所以才有了这种鄙视，那么反倒会令他感到惊奇。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动机概念，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这种动机的两个特殊方面，而并不是在于宣示这种无意识过程的存在。第一个特殊方面是，它揭示出人们把欲望从意识当中排除出去，或者刻意拒绝某种欲望进入意识，并不能阻止它的存在，也并不能杜绝它发挥效用。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们有时候会突然感到不高兴或不满意，但却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意味着有时候我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还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爱好、信仰和依恋。第二个特殊方面是，它揭示出如果我们抽离某些理论的内涵，无意识动机之所以仍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是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想知道这种动机的存在，以及它是什么。无论从临床角度去看，还是从理论角度去看，第二个特殊方面的原理无疑是理解精神现象的关键。它意味着，因为我们的某种兴趣爱好本身存在问题，所以任何揭示无意识动机的尝试都会为我们带来一场战争。简单来说就是“抵抗”，这个概念对心理治疗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相比之下，需要将其与意识隔离的兴趣爱好究竟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大家各有各的观点，我却觉得没必要去深究。
当无意识活动过程，以及它的作用被印证并被接纳之后，弗洛伊德才做出另一个基本理论假设，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并富有建设性的假设，这一点已经获得证明。这个理论假设就是，与生理活动过程一样，精神活动过程同样受到严格的制约。它表明，先前一直被认为是解释不清的、偶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进行分析解释的，比如梦境、幻想、习惯性错误等。这种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心理的角度去深入了解一些现象，比如是何种精神基础导致焦虑呈现于梦境，手淫能对精神造成哪些影响，歇斯底里症发作的诱因是什么，是哪些精神因素引起了官能性疾病抑或导致疲劳，等等。这些现象从前无一例外都以器官性刺激来笼统解释。
以往的这些被划归入外界因素的现象，并不能让心理学领域的人们引起兴趣，但是现在也终于有了一条建设性的分析解决途径。比如，对于曾经被认为是上天安排的某些反复出现的事件，如何由对偶然事件产生影响的精神因素，形成或维持某种习惯的精神力量，来对它们进行精神上的理解。
弗洛伊德思考这类问题的意义，更大的在于为人们理解这类问题提供了途径，而并不在于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如强迫性重复，我觉得就不是什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实际上精神活动过程受制于某些因素，这个原理是我们开展日常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们在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便步履维艰，更不要说去理解患者的各种反应了。它令我们认识到，有可能我们所了解的患者的情况，其实与患者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差异；它还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了解得更加透彻。说到这里，我们会自然联想到这样一类患者，他们对自己有着过高的估量，并因此经常想入非非，但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并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他们便抱有强烈的敌意。这样的人会渐渐地滋生虚妄，在与周围环境的敌对过程中，这种虚妄还会进一步发展。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这种虚妄实际上是患者通过幻想来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因为无法容忍现实环境而故意贬低它呢？但是，如果我们牢记一个原理：精神活动过程有规律可循，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并未完全了解某些特定的因素或因素组合，因为其他一些患者尽管有着大致相似的情况，却并没有形成这种脱离现实的心态。
对量化因素的评估，它同样适用。例如，某些很微小的刺激，如我们说话时的措辞稍有些不耐烦，就会使得患者深感焦虑。这种刺激与反应明显不成比例的现象，提醒分析者们思考一些问题：是否因为患者不确定我们对他怀持什么样的态度，才导致即便一个轻微的、短暂的不耐烦都能令他感到这般的焦虑呢？那么，对于这种程度的疑虑，又当如何解析呢？我们对他的态度如此重要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对我们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如果真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他对自己所熟识的人是否也存在这种强烈的疑虑呢？抑或是，某种因素强化了他与我们之间的这种感觉？总而言之，精神活动受制于某些因素，并从而有规律可循，是一个非常实用、有效的假设，它引导并激励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心理上的各种内在联系。
精神分析的第三条基本原则叫作“个性的动力原理”。其实先前论述前两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它。这个原理准确来说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我们的态度和行为背后的动机，潜藏在我们的情感力量当中。这个假设同样非常特殊，其特殊性在于，为了理解任何一个个性结构，就必须承认情感驱动力在互相冲突的性格中扮演了某个重要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更多地阐述一般假设的开创性价值，以及它在心理学方面对理性动机、条件反射和习惯形成的研究的极大优越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些驱动力在本质上是本能的：与性有关；具有破坏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领略这种假设的核心，并充分体会它在帮助我们理解个性时的价值，就要抛开这些理论方面，以其他东西取代“力比多”，比如情感内驱力、需求、反应、自发性冲动等。
第二个特殊的假设，强调的关键在于内心冲突的重要性。而今，分析、理解精神神经质，已经离不开这个假设了。但是这个假设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便是有关内心冲突的性质部分。弗洛伊德认为冲突产生于“本能”和“自我”之间。他把自己的本能理论和内在冲突概念糅杂了起来，这种糅杂引来了大家的强烈批评。而我自己也觉得，弗洛伊德的本能定位严重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然而争论的结果是，所争论的焦点逐渐从冲突概念的本质转移到了本能理论，前者是冲突的主要作用，后者原本就有争议。我现在不便详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将贯穿整本书，即便将本能理论全部摒弃，内在冲突引起精神神经质仍然是事实。弗洛伊德能够排除理论假设的影响而看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的睿智。
除了揭示无意识的精神过程对于性格及精神神经质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还向我们详细地阐述了这些过程的动力机制。弗洛伊德把不让某些情感或冲动进入意识称之为“压抑”。压抑过程我们可以比喻成“鸵鸟策略”，即我们只是假装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或冲动不存在了，实际上它们还是同以前一样依然发挥着作用。普遍意义上的压抑，与伪装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前者会认为我们主观上并没有那种冲动。实际上，要想持久地平息一种情感冲动，仅仅依靠压抑是做不到的，必须配合其他防御手段才能做到。这些防御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改变情感冲动本身，第二类是仅仅改变它的方向。
严格来讲，只有第一类防御手段才真正构成压抑。因为它能有效地消除主观意识里某种情感或冲动的影子，仿佛它们从来就不存在。而达到这种效果的防御手段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反应结构，第二种叫投射效应。反应结构带有某种补偿性质，如个性中存在的冷酷的一面会由浮夸般的和善外表来补偿；再如压榨利用他人的倾向如果遭到压抑，提出要求时态度就会变得过分谦虚或小心；还有，内心的敌意可能会被表面上的无所谓来掩盖；内心渴望得到爱，却可能表现出一种“我不在乎”的姿态。
引致这种结果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把某种情感投射给他人。投射过程的本质好比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或反应，就天真地认为别人将要反馈给我们的也会是这样的感觉或反应。有时候，投射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比如一个患者因为自己陷入各种矛盾冲突中而自我鄙夷时，他就会假定分析者也会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他。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投射与无意识过程有何关联。仿佛是这样的，只要相信某种冲动或情感存在于他人身上，那么就可以否认自己身上存在它们。这种转移有着很多优势。比如，某位丈夫自己希望有外遇，却把这种愿望投射到了他的妻子身上，结果是，他不仅消除了对这种冲动的意识，而且还对他的妻子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责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把种种根本站不住脚的敌意情感发泄到自己的妻子身上。
正是由于这种防御手段有着很多独特的优势，所以它的存在非常普遍。但这里必须补充一点，不过不是对这个概念进行批评，而是要提醒人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请不要轻率地把任何所见到的现象都说成是投射，另外，在寻找投射的因素时，必须抱持严谨的态度。可以举个例子，一位患者很固执地认为分析者不喜欢他，这种感觉可能是患者自己不喜欢分析者的投射，但也有可能是患者不喜欢自己的投射，还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投射，而只是患者的一个借口罢了，目的是为了避免与研究自己的分析者产生感情纠葛，这种假设的前提是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依赖危险。
另一类防御手段对冲动本身并没有造成改变，而只是改变了它们的方向。这样的话，所压抑的便不再是情感本身了，而是情感与某个人的关系，或与某种情境的关系。这种情感与那个人或那种情境分离的方式，有下面这几种。
第一种，把与某人有关的一种情感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愤怒，就这一情感来说最常见这种转移：因为畏惧或者依赖他所感到愤怒的人，也或者可能是隐约意识到针对那个人的愤怒站不住脚，所以就将怒气转移发泄到他并不害怕的另一个人身上，如孩子或女仆，或者是配偶的亲戚或雇员，再或者朝他有理由对他（她）发火的人发泄，如把对丈夫的怒气转移到不诚实的侍者头上。另外，一个人如果生自己的闷气，那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的针对对象，莫名其妙地成为这股怨气的受害者。
第二种，把针对某人的情感转移给动物、东西、活动或者环境。有一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拿墙上的苍蝇作为自己生气的借口。针对某人的怨气还可以转嫁到那个人所持的思想观念甚或喜欢的活动上来。在这里，因为对情感转移对象的选择受到严格制约，所以间接地也证明了精神活动受严格制约的原理非常有实用价值。比如，一位妻子明知道她的丈夫对她很好，专一不二，但可能因为她想完全占有丈夫，就把她对丈夫的埋怨发泄到他所从事的工作上去。
第三种，把针对他人的某种情感转嫁到自己头上。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本是对他人的责备最后转化成了谴责自己。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好处，可以从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问题中看出来，对于许多精神神经质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有些患者不能表达批评、指责或埋怨这样的情感，很可能与自己受到他人的抱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四种，模糊或淡化与某一个特定的人或情境有关的情感。比如，虽然对别人或自己恼怒，但却意识不到这种恼怒的存在，就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无名之火。而因某种窘况产生的焦虑，也可以表现为摸不着头脑的焦虑，虽然存在却又非常朦胧。
弗洛伊德发现的另外一些令人大受启发的情况，是关于同意识分离的情感是如何得到宣泄的。主要有下面四条途径。
第一，前面所提到的各种防御手段，只是把某种情感或它的真正含义和指向同意识分离开来，而并没有阻止情感的表达，尽管有时候表达采取的是一种婉转而隐约的方式。举个例子，一个十分溺爱子女的母亲，她的许多敌意可能会通过溺爱这种方式来发泄。如果这种敌意投射到别人身上，那么发出者依然可以把别人对自己不友好当作借口，来继续发泄自己的敌意。这就表明，仅仅转移情感并不能阻止情感的发泄，它会通过一条歧路偷偷溜出来，仅此而已。
第二，被压抑的情感或冲动，可以在理性规范的前提下得到宣泄。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们能够以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1。一个占有或控制的倾向，可以伪装成爱来表现；个人的野心，可以通过专注于一项事业来表现；对他人进行诋毁的倾向，可以用一种理智的批评主义来表现；充满敌意的攻击性，可以通过“不得不说真话”来粉饰。这种暗度陈仓的过程我们都大概地了解一些，不过弗洛伊德不仅仅告诉我们它的适用范围，以及运用时的细微之处，他还教会我们在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为揭晓无意识冲动应当如何系统地将它加以利用。
单就后者而言，情感或冲动的伪装过程也是用来维持防御态度的，另外还可以达到为其正名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比如，如果缺乏责难他人的资本，或者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意识中就可能会演变成替他人的感情着想，或者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如果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上的无意识力量，就会宣称：我不相信自由意志，因为它是罪恶的。如果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就表现得好像没有私心一样。过分的怯懦，可以向外宣称是因为责任心强。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尽管粉饰的概念常常被误用，但它的价值并不会因此而被削弱。这就好比，优良的手术刀也可能做出糟糕的手术来，但手术刀本身并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应该注意，运用文饰概念就如同使用一个充满危险性的工具一样。所以，没有证据就不能草率地宣称某种态度或信念是对其他东西的粉饰。只有一种可能性能证明文饰作用的存在，那就是真正具有推动力的动机是其他动机，而不是主观认为的那个动机。比如，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一项虽艰辛但报酬却丰厚的工作，理由是他觉得这将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信念，这里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他真的笃信自己的信念，所以甘愿放弃金钱和由此带来的显赫地位而维护这些信念；另一个可能是，尽管这些信念真的存在，但是决定他不接受这份工作的根本动机却并不是它们，而是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甚或害怕因此而引来的批评和责备。在后一种情况下，假如不是因为害怕，这个人就会做出必要的妥协接受这份工作。当然，这两种动机的主次排序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只有在畏惧情感充当最具影响力的动机时，我们才可以称它为文饰作用。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忽略一个有意识动机的存在，便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其他的时候会毫不迟疑地做出妥协。
第三，受压抑的感情或想法，有可能会通过一些漫不经心的举动表现出来。在弗洛伊德关于智力心理学和日常生活错误心理学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这类表达。尽管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多细节存有疑点，不过它们显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感情和态度也可以通过不怎么留意的语气、肢体语言，或者在没有意识到其中意义的言行中表达出来。对此所做的观察，同样是精神分析疗法的价值组成部分。
第四，受压抑的欲望或恐惧，有可能会出现在梦境或幻想中。例如，现实当中不得不压制某种复仇冲动时，这种冲动就可能会转化为梦境，在梦里复仇举动得以实施；梦里还可以实现有意识的思维里所不敢建立的优越感。这个概念在将来具备的影响力，很可能比在过去和现在还要大，特别是当我们令它的范畴从梦和幻想扩展到无意识幻想时，就更是如此了。从心理治疗角度来看，很有必要认识这些幻想。因为我们常说的患者不愿意治愈的情况，通常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幻想。
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在接下来的章节将不再进行讲述，因此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我所认为的它的重要价值指出来。先不谈弗洛伊德所指出并教会我们的与梦相关的诸多详细特性，我们单论释梦这个环节，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梦是欲望满足倾向的表现。如果我们想要解析某一个梦所蕴含的倾向是什么，或者想知道表现这一特定倾向的必要性到底是基于哪一种潜在需求，那么，我们只要在理解了梦的潜在含义之后，梦往往就会把它背后的动力暗示给我们。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假设某位患者的梦境，其实质是表达了分析者的浅薄、自负和丑陋。那么“梦是内在倾向的表现”这一假设将会告诉我们：首先，这个梦包含了一种对某个观点贬低的倾向；其次，对于驱使患者贬低分析者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反过来，这个疑问可能会令我们认识到：患者觉得分析者所说的话是对他的一种羞辱；或者，他觉得分析者打击了他的优越感，通过贬低分析者可以恢复他的优越感。我们在认识这一系列反应的过程中，又会引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索：这是不是患者的典型反应方式？对于患有精神神经质的人来说，梦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功能，一是帮助他消除焦虑，二是为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找到一个宣泄口。如果这种尝试没有奏效，那么焦虑的梦境就会接连不断。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常常备受争议。不过在我看来，释梦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根据该原则对梦做出的解释，这两个辩论的方面经常被混为一谈。弗洛伊德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方法论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必然被分析时所采取的方式的特性所束缚。根据这些原则所推导出的真实结果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某个个体身上的冲动、反应和冲突中哪些是最基本的。所以，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然而这些不同的结论并不影响这个原则的有效性。
弗洛伊德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或者是更容易理解焦虑性神经症的原理，以及它在神经质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只是先提一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对它展开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再简单地说一下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最富争议性的地方主要集中于三个假设：假设一，环境影响的重要性远不如反应的遗传定律；假设二，所有经历中但凡具有影响力的，本质上必定与性有关；假设三，童年的经历将在以后的人生阶段里不断重复，甚至成为童年以后经历的主要构成部分。即使不考虑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只究其本质的话，仍然可以将弗洛伊德的研究结果表述为，在性格和精神神经质的形成过程当中，童年经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直到现在也让我们感到震惊。这个发现对很多领域都有革命性的影响，比如精神病学、教育学、人种学等，这一点不必举例引证，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关于为什么列举弗洛伊德的那些富有争议性的有关性经历方面的论点，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详细说明其原因的。尽管有很多人都反对他对性欲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对我们的帮助：看待性问题时应当抱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可以突破重重障碍，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和意义。
我们不能忽略，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工具，让我们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时候不再束手无策。尤其关于“移情”“抵抗”和“自由联想法”这些概念，更是促进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概念。我们排除那些理论上的争议，不考虑移情是否主要是婴儿期态度的重复，移情概念认为：观察、理解并讨论患者对于精神分析情景的情感反应，构成了理解他的性格结构及他的困难的捷径。它已经成为最有效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将寸步难行。不过，尽管我承认它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价值非常重要，但是我相信只有对患者的反应进行更准确的观察，更深入的了解，才能令精神分析的未来走上正轨。这个信念是基于以下假设产生的，即心理学的本质是对作用于人类关系的各种心理过程的分析理解。这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关系，也是人类关系的一种，它为我们理解这些过程提供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可能性。因此，精神分析必须为心理学提供的重要贡献，正是对于这种关系更精确、更深入的理解。
一个人竭尽全力地阻止被压抑的情感或想法进入其意识，仿佛有一种能量在驱动他那样做，我们称其为抵制。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个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患者完全有理由避免意识到某种冲动。尽管对于它的性质尚且存有争议（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正确），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去研究患者如何固守自己的立场，并为此斗争或退缩甚或刻意退避等现象。我们对这种斗争的个别形式认识得越多，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时候就会变得越为快捷有效。
但是患者必须脱困于理智或情感的阻碍，将他的想法和一切感受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令精神分析中的精确观察成为可能。精神分析治疗中有一个有效的基本原则：思维和感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并不明显的连续性。它令分析者不得不对思维和感情出现的顺序进行密切关注，然而分析者也能够依赖它循序渐进地判断患者外在表现背后的内在倾向和反应机制，进而做出初步的结论。心理治疗当中尚有许多概念的价值未能明了，自由联想就是其中的一项。依我的经验来判断，若要证明这个概念的价值，我们就必须尽量深入地去认识精神反应及关联的各种可能，以及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可能。
我们要想对现象背后的精神活动过程做出推断，就要对患者外在表现的内容和出现顺序进行观察，甚至还要观察他的口头语言、肢体语言、行为策略等。如果我们将这些推断当作初步的解释告诉患者，他们便会联想到新的事物，而这些新联想到的事物或许会证实分析者做出的假设，也或许会推翻分析者做出的假设，还可能有新的角度将这些假设扩大，或缩小至局部特殊点。总之，针对这些解释，他们一定会做出情感反应。
然而这个方法也遭到了反驳，有人言称这种初步解释有武断的嫌疑。解释的内容必然刺激患者依据该内容去联想，因此整个流程从本质上去分析显得太过主观。尚且不论这种反驳仅仅是因为在心理学领域达不到某种客观性而做出的痛苦呻吟，如果说这些反驳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只可能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如果用某种独断专行的方式，将一个错误的解释告知于易于被影响的患者，我们就说这是误导，那么当一个易受暗示影响的学生按照老师的任务要求在显微镜下寻找某样东西，而他坚信自己确实看到了，这种情况也就可以称之为误导了，因为这两者是何其的相似。不过，误导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这种风险只可能减少，不可能完全杜绝其发生。事实证明，分析者本身的心理学知识与理解能力越强，他就越不会刻板地照搬既定理论，这样他做出解释的时候主观臆断就会越少，他自己的问题对观察的干扰也就会就越小，从而误导的危险性也就越小。当然，如果分析者始终不忘提防患者有可能出现的顺从，误导的危险性还可以进一步减小。
上述讨论仅仅与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些基本点关联，并不代表这里已经将弗洛伊德丰硕的研究成果尽数包括，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最具有建设性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简明扼要的表述。因为这些都是我在研究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在接下来的每一章中我都会将它们的用途细致地描述出来。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本书的精神背景就是它们。本书下列各章中还将描述弗洛伊德其他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第二章 弗洛伊德观点的总前提
天才之所以被称为天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独具慧眼，不盲目随波逐流。弗洛伊德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天才了，如此评价不单因为这一点，还有其他方面。他不断地超越传统思维的局限性，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观察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这一点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即使他是天才，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考虑问题总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虽然天才具有惊人的洞见，不过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注定要受到时代意志的影响。这些话听上去像是陈词滥调，不过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去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受何影响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而且，对于那些务求更全面地理解复杂、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构架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对精神分析史和哲学并没有多么浓厚的兴趣，在这些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有限，所以对于十九世纪流行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观点如何受当时的心理学派影响并不是特别了解。我的目的仅仅是深入探讨弗洛伊德观点中某些特定的前提，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处理和解决心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后面各章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些精神分析在含蓄哲学的背景之下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但本章的目的只是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概括，并非要详细地追根溯源。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上的定位。他向来以科学家的身份自居，一再强调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哈特曼非常精准地对2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他说：“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方法论优势是它以生物学为基础。”他在评论阿德勒的理论时就说过：“如果阿德勒能够将权欲的生物基础找出来，那将是非常伟大的收获。”在哈特曼的心目中，这才是精神神经质的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定位方式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他倾向于把化学与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看成是精神现象的起因；第二，他倾向于把决定精神体验及其发生顺序差异的基本因素看作体质或遗传因素；第三，他倾向于把解剖学差异看作两性间的精神差异的根本源头。
第一个倾向最为关键，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力比多”理论和3死亡本能理论）的核心支撑点。弗洛伊德属于典型的本能理论家，他相信精神生活取决于情绪内驱力，继而假定这些内驱力具有某种生理基础。他把本能看作内在的肉体刺激因素，它们连续作用，并且具有散播紧张的倾向。弗洛伊德还一再宣称，这种说法令“本能”居于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
第二个倾向意在让人们重点关注体质与遗传因素。这一倾向对于“力比多”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力比多”经历了遗传性所限定的几个阶段：口腔、肛门、阳具和生殖器阶段。
它也促成了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普遍想象的假设。
第三个倾向是弗洛伊德的有关女性心理学观点当中的一项决定性4因素。表现最明显的是“生理构造即命运”这句话，在弗洛伊德雌雄同体的概念中，它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一个女人想成为男人，他认为这种愿望的本质是，她想拥有男性的生殖器；而男人不愿意表现得像个“娘们儿”，追根溯源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阉割。
第二个设想对历史造成了负面影响。直到最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才研究表明，我们在文化方面已丢失了自己的淳朴。十九世纪的人们对文化的差异性非常陌生，他们普遍倾向于把自己的文化特点笼统地看作全人类的共性。所以弗洛伊德也笃信，他所看到的并试图解释的人类现象，能够代表任何一个地域的人。他这种局限性的文化观与他的生物学假设混杂在一起。他感兴趣的文化大多只是影响本能内驱力的方式，如环境的影响，小一点比如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基本认为文化现象就是生理本能的延伸。
弗洛伊德研究心理学问题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价值判断、道德评价要么采取回避态度，要么彻底漠视。这种态度与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只有在记录和分析观察中才能显现出一定的道理。就如艾力西·弗洛姆所言，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时5代的经济、政治、哲学等领域所奉行的宽容原则所影响。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对“超我”等一些理论概念，以及精神分析治疗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观点的第四个基本倾向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因素看成是许多对立的矛盾体，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同样源自于十九世纪的哲学心态体系，这种思想贯穿整个理论构想的始终。在这种僵硬的对立倾向下，他提出的每一个本能理论都变得方便万能，仿佛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容易解释了。这种精神假设最具价值的阐述在于：弗洛伊德在“本我”和“自我”之间发现了二元论。他把这种二元论看成是神经质冲突和焦虑性神经症的基础。他的“女子气”和“男子气概”这一对立的概念，同样表现出了他的这种二元论思想。这种思想的僵硬特点给它涂抹上了一种机械性的色彩，恰好与辩证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弗洛伊德的假设倒是可以理解了：他认为A和B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A所包含的因素与B所包含的因素一定不同。比如，“本我”包含了所有满足情绪的欲望，而“自我”却只拥有监督和抑制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分类的话，“本我”和“自我”确实可能包含着对某种目标的强烈追求，甚至这种现象还是一种常态。机械性思维的逻辑习惯也解释了这一思想，即在一个系统中所消耗的能量可自动将其对立系统也耗竭。就好比施爱于他人就意味着自爱方面会削弱一样。这种思想还体现在：一旦建立矛盾倾向，这种倾向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两种对立的倾向在相互作用的时候可能会彼此增强，而典型的表现便是“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重要的特点涉及弗洛伊德的“机械进化论”观点，与前几个特点非常相似。由于大多数人并不是很了解这种观点的内涵，但它对于理解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又很关键，所以我要在这里多说一点。
我所说的进化论观点是指这样一种假定：某种事物现在的存在形态与初始形态虽不尽相同，却是从前期阶段一步步演化而来的。可能现在的形态与前期阶段的形态并无相似之处，但若没有前期阶段，现在的形态就令人觉得难以理解。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人们普遍奉行的科学思维便是这种进化论，这与当时的神学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理论起初被应用在非生命体的物质世界中，但也涉及了生物和有机体这些方面。在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代表，无疑首推达尔文。实际上，它对心理学领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机械性进化论观点在进化论思维当中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它的本质含义是事物现在的形态由它的过去形态所决定，而且只包含着过去，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也绝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事物。所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仅仅只是换了个表现形式而已，东西还是原来的东西。威廉·詹姆斯曾说：“作为进化论者，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一个观点，即所有新出现的玩意儿，都只是未经变化的原始物质重新6排列组合的结果。”这句话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机械思维。谈到意识的发展时，詹姆斯又说：“若就事论事的话，（意识中）原先不曾出现的因素，或新的性质，在任何晚期阶段亦将不会出现。”他认为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意识并不是新出现的元素，那些单细胞生物就已经存在这种性质了。这一例子也侧面提示我们机械思维所侧重的是什么。若是这个侧重点放在遗传学上，就意味着会引来一些疑问，比如，事物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而它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现或重复自己？
想要看到机械思维与非机械思维各自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我们有很多常见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例如，在水变成水汽这个问题上，机械思维会着重强调：汽只不过是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非机械思维会着重强调：汽尽管是由水变化而来，但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具有了新的特性，两者受不同的法则制约，具有不同的功用和效果。又比如，针对机器自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发展问题上，机械思维会指出在十八世纪初各种机器和工厂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量的发展而已；而非机械思维则会把关注点放在由量变带来的质变，以及由质变引发的新问题上，如生产规模的革新、雇员群体的兴起、新的劳工问题等。总而言之，非机械思维所关注的重点是，量变可导致质的飞跃。秉持这种思维的人所持的观点是，以简单重复过去或退化到初始阶段来解读有机体的进化过程，显然是大错特错的。
若从心理学方面来观照两者之间所持观点的差异性，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有关年龄的问题。机械论者会认为，四十岁男人的理想只不过是他十岁时的理想的重现。非机械论者会认为，尽管成年后的理想很可能包含着童年时的理想，但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前者的内涵与后者肯定完全不同。比如，童年时对未来抱着某个梦想，希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实现，但是到了四十岁，他的梦想或许基本上算是实现了，也或者意识到它根本无法实现，唯一的机会都已溜走，他却仍抱着幻想不愿放手，那么这时的幻想必然充满了失落和绝望。
弗洛伊德秉持进化论的观点，但行着机械论的方法。他的假设有如模板，他认为：人在五岁前就已定型了，之后的反应和经历都只是不断重复五岁前的反应与经历，再不会有新鲜的东西出现。他的这个假设在精神分析文献中以不同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比如，在讨论焦虑问题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出：它的早期表现我们应当从何处而寻。沿着这条思路，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出生是人类体验到的最初焦虑，以后出现的种种焦虑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焦虑的不断重复。我们通过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非常喜欢将发展阶段推定为种系发生的重复了。比如，他认为“潜伏期”是冰川期的残留。这种思维也顺带表现出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他曾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声称：人类最为有趣的精神生活是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因为它可以代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分。他企图从理论上解释，阴道感觉是由口腔或肛门感觉转移而来，虽然这不怎么重要。可以说，弗洛伊德的这种企图是为了进一步地阐述他那种机械论。
在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理论里，经常能见到他的这种机械性的进化论。说得更具体一点，它的影响力可从他的固恋理论中看到，暗示了无意识无时间性理论，也可以从他的倒退理论及移情理论中看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倾向于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还能看出，他力图将当前的倾向归结给童年。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进行了一番客观的介绍，并没有添加自己的主观评论，而且在以后各章中我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精神病学者的能力与兴趣。对于一个精神病学者来说，哲学问题能否提供有用或有效的知识，才是其兴趣的产生点。如果允许我预测它们的论证过程与结果，我会做出如下判断：若想让精神分析发挥出巨大潜力，就必须抛弃精神分析自身的历史包袱。第三章 “力比多”理论
在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中，他用三条二元论式的本能理论阐述了关于精神能量起源于化学生理机制这一理论。在他的二元论当中，弗洛伊德始终坚信性欲本能是本能中的一项。但后来说到其他本能时，反倒又改变了最初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中，关于性的发展、7性对人格的影响乃至性本身的理论，“力比多”理论地位最为殊胜。
至于性导致精神紊乱这一现象的重大意义，弗洛伊德是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发现的。他在治疗歇斯底里症患者时，运用了催眠治疗法，结果表明：该病症往往是由于对昔日性经历记忆的丧失所导致的。后来的观察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大多数的精神症患者都带有某种性方面的障碍，在一些神经质中，性障碍尤为突出，如阳痿、性变态等。
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第一条便是，性本能与“自我内驱力”两者间的冲突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他的“自我内驱力”概念是指所有内驱力的总和，包括“自我防护”与“自我意志”两方面。他宣称：任何一种内驱力或态度，但凡与单纯的生存需求无关，那么在根源上都一定与性有关。
然而，即便我们承认性对于精神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但还是有许多欲望和态度无法用性理论来解释。比如贪婪、吝啬、傲慢等古怪的性格，以及对艺术的追求，不理智的敌视情绪和焦虑等。如此大的领域，我们所熟悉的性本能真的能够统统囊括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弗洛伊德将“性”的概念拓宽，不然想从性的角度来解释所有这些精神现象无疑是痴人说梦。这便是性概念需要扩大的理论根源。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正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发现，他才必须要扩大性概念。事实上，在提出“力比多”理论之前，他确实搜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力比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方面可以概括成性概念的扩展，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简称为本能转移概念。
弗洛伊德基于以下诸因，认为性概念值得进行扩展。
第一，性欲的客体不光只是异性，也可能是同性，还可能是动物，甚至是自己。
第二，性行为的方式并非只有生殖器官的交媾，也可能由肛门、口腔等其他器官来代替。
第三，不仅性交对象可以引起性兴奋，施虐、受虐、意淫和裸露等行为也可能引起性兴奋。而且这里所说的只是几种最为常见的。
第四，这些性行为并不只限于性变态者，在健康人的身上也有例证。例如，在长期的性压抑状态下，正常人可能转变成同性恋者；尚未成熟的人可能被引诱或逼迫实施性变态行为。
第五，在正常的性前奏中也可以见到这些性行为的迹象，如亲吻和性侵犯行为。另外，在梦境中或幻觉中也可以出现性行为——这一点常常成为精神神经质的基本症状。
第六，对于快感的追求，儿童时期的某些行为与某些变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比如，同样喜欢吸吮大拇指，同样以极端好奇的眼光看待性，对别人大小便也兴趣浓厚，对性施虐行为浮想联翩，喜欢自裸也喜欢看他人裸体。
因而弗洛伊德下此结论：既然不同的目标都可能很轻易地引起性冲动，而且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实现性兴奋和性满足，那么性本能自身就不会是单一的，而应该是一个复合体。性欲冲动并不单单指向异性，也并非单单为了给生殖器带来快感。对异性生殖器的冲动，只不过是“力比多”的表现，“力比多”可以聚焦于生殖器，也可以聚焦于其他性反应区域，如口腔、肛门等，这些性反应区域因而带上了生殖器的价值特点。弗洛伊德除了规定口腔和肛门冲动属于性欲外，还对性欲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做了规定，如施虐癖、受虐癖、窥淫癖和露阴癖。人们虽然努力地想要将这些变态倾向归结于人体的某一区域，但是效果却不甚理想。儿童初期“力比多”表现被称为“前生殖器”冲动，因为这些表现主要体现于外生殖器，然而五岁左右的儿童在正常成长的过程中，最先觉醒的是生殖器的冲动，并因此拥有了我们通常意义下所说的“性欲”。“力比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紊乱，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种：一是某些成人的性欲不被基本内驱力所接受，因为他们8在体质上太过强大；二是当受到压抑时，所获得的复合型性欲可能分裂成它的基本内驱力。在这两种情形中，生殖器性欲都会被打乱，前者由于固恋情结导致，而后者由于倒退导致。这时候个人会沿着生殖器冲动所指引的方向来追求性满足。
弗洛伊德虽未明言，但“力比多”理论中确实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能为肉体带来快感的，本质上都与性有关。换个说法就是，任何在肉体方面的快感追求，无一不是性的。诸如吮吸、消化、排泄、运动、触摸等，从这些途径获得的快感，以及涉及他人所体验到的快感，如受到虐打，虐打他人；被人观看身体，观看他人身体或身体功能等，这些都是单纯的肉体快感。弗洛伊德认清一个事实，这个论点无法通过对儿童的早期观察来证明。那么，他又将以什么作为论据呢？
弗洛伊德指出：哺乳给婴儿带来的满足，与性交给成人带来的满足非常类似。他虽然并非要把这种类似作为定论的依据，但是仍然引来人们的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弗洛伊德的这一类比无疑避开了一个疑点：能否将婴儿的愉悦也纳入性的范畴，因为无人怀疑吸吮、吃喝、走路等行为能给婴儿带来快感。弗洛伊德认为，就算是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儿童时期的肉体快感，以及对这种快感的追求在本质上一定是性的，但是并不妨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能够带来快感的方式必然与成人的一些性活动，如反常性行为、性意味的抚摸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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