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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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学者对中国外交研究的信息源分析试读：
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类学术文献也大量出现。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中，主要以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来对当前中国的各种国际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形成了诸多对中国的认知与看法。这些认知的形成和看法的产生，一方面来自这些英美学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则依托于他们对大量相关文献和多种途径的信息来源的利用和解读。对这些信息源展开实证统计和研究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掌握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知究竟是基于哪些信息来源，主要通过哪些途径获取，是否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和问题，在利用信息源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以及来自中国的信息源的影响力如何，等等，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需要世界各国对中国外交战略和相关信息的充分获取和理解，需要良好的信息源及对外传播途径。本书旨在考察和分析以英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及对外战略开展研究时所主要依据的“信息源”，把握他们认知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的信息基础，从而发现知华学者对中国外交的认知来源和对信息源的利用状况，进而探讨其对于中国对外战略传播及国家形象形成的影响。全书着力探索英美学者开展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时的信息源利用状况，以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体系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论文样本来源，选取英美学者发表在SSCI国际关系领域期刊上的中国研究论文为样本，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展开信息源的考察和分析，进而发现最受英美学者关注的各类信息源排名、知华学者的话语权状况和中国信息源的实际影响力，以及英美学者在信息源利用上的选择性与倾向性。最后从“一带一路”信息环境建设的视域出发，探讨当前面临的信息源建设机遇与挑战，提出改善我国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的信息环境的对策与建议。
本书运用了图书情报学的文献计量法来分析和考察国际关系专业的信息源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对英美学者开展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献信息来源进行了定量统计和实证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发现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全面了解和掌握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重点关注和最常利用的各类信息源，使得我国在对相关西方观点进行解读时获得一定程度的依据和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信息源建设以提升其在英美学者中的影响力提供启示和建议，以期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更好地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认知。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胡礼忠教授，他睿智的目光、和蔼的笑容、渊博的学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鼓励与指导下，我结合自身在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状况，开展了此项基于文献计量法来分析信息源的跨学科研究。其次要感谢本套丛书的主编马丽蓉教授，正是由于她对拙作的关注，才促成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此次她主编的“丝路学研究·国别和区域丛书”涉及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突出反映上外多语种、跨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实力。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在我开展研究和撰写书稿的三年多时间里，我的妻子和双方父母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我儿子出生后，他们在生活上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空间和写作环境。此外，还要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所有给予我意见和帮助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最衷的感谢。
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相关研究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之处，请同行专家和学者多提宝贵意见，不吝赐教。严丹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2017年1月3日第一章国际关系研究与信息源分析的融合第一节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一 选题背景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的前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密切关注。从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国际影响与发展潜力等几大因素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赶超了欧洲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1]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西方社会科学带来了挑战，也给陷入学科体制和理论困境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发展空间。虽然关于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还是争论热点，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人认可的现实，而西方多国正身陷衰退泥潭。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各界人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国际地位的这些巨大变化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事实上，不仅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人印象深刻，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或矛盾，也使中国研究更为引人注目。有学者分析认为，当前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中国问题主要包括：中国的发展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义如何？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对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乃至对各个西方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意义何在？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体制是否会击垮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体制？中国是否会在将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并用中国的治理方式取代美国的治理方式？很多西方学者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中[2]国，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种对西方世界走向衰退的忧患意识。但是多年来，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没有很好地适应中国研究的客观要求，导致产生了许多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观点和看法。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影响等更是国外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从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在努力改变自身以适应中国的发展。不仅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急剧攀升，而且研究中国外交和国际定位的各类学术文献也大量出现。除了各种学术专著以外，国际学术界发表的关于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主题领域丰富、观点见解多样、学术影响较高。尤其是那些学术影响力较高的论文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探讨中国的国际身份、引导中国的外交走向、影响世界和地区秩序等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主要以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来对当前中国的各种国际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形成了诸多对中国的认知与看法。这些认知的形成和看法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这些英美学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则依托于对大量相关文献和多种途径的信息来源的利用和解读。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信息来源和文献材料作为依据，这从这些论文或专著所引用的大量参考文献或信息来源注释中可以明显考察获知。而英美学者主要参考了哪些信息源，他们是如何获取和利用这些资源的，其在西方学者认知和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随着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推进，我国外交战略的对外传播及西方国家对其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对他们获取和选择信息所面临的中国外交信息环境开展研究，包括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源和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的第一手政策文件和文献资料，以及来源于网络的各类信息资源等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从中可以发现和考察英美学者研究中国外交的信息源利用偏好及我国外交战略及相关政策对外传播的实际影响力状况。二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是一项国际关系与图书情报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试图运用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文献计量研究方法来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研究，探索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展中国外交研究的信息基础和信息环境问题，以期对我国外交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思路，进而提供相关信息源建设上的启示与建议。
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1）在学术层面上，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2）考察重要信息源的类型和获取途径，从中发现在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外交研究所参考与依据的文献资料和信息来源，以及最具话语权的中西方学者，从而指引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为我国开展和关注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资源上的引导，聚焦核心文献。
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1）有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全面了解和掌握在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重点关注和最常利用的文献信息源，使得我国在进行相关对西方观点解读时获得一定程度的依据和参考。（2）有助于对这些最具影响力的论著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对最具国际话语权的专家学者进行重点关注和成果追踪。（3）考察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外交研究形成观点看法的主要文献依据和信息基础，探寻其对华主流观念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引用行为及对观点的影响等。（4）有助于为中国外交的学术成果交流和国际传播提供信息源建设和完善上的启示与建议，进而使得中国的国家战略、国际身份和国家形象更好地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认知和理解。
当前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西方对中国外交研究的主题与观点，而忽略了对形成这些观点和研究结论的信息源依据的研究。而事实上，西方学者开展的中国外交研究均是依托于阅读与引用大量的学术文献、媒体资源和网络信息等而形成的，其对于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问题的认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信息源展开实证统计和研究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西方学者开展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依据和信息基础，了解其对华认知的来源。即可以考察和解决如下的现实问题：英美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和认知主要基于哪些信息源，即他们开展中国外交研究的信息基础和资料依据是什么。
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运用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对英美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文献信息来源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如下一些问题：当前西方国际学术界究竟是依据哪些信息源来展开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他们是通过哪些途径来获取信息源的，又是如何选择和利用这些信息源来为他们的研究服务的，以及其所形成的观点见解是否与这些信息源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是本项研究拟解决的问题和希望得出的研究发现，也是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具体包括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探索与研究：（1）这些信息源主要来自哪些类型，每种类型的信息源比重如何。（2）各类信息源中被引频次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分别有哪些。（3）在这些信息源中，中西方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状况如何。（4）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源在英美学者的论文中的影响力如何。（5）英美学者主要通过哪些途径来获取研究中国所需的信息源。（6）英美学者在理解和利用信息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语言上的问题。（7）英美学者在选择和利用信息源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和倾向。（8）这对我国外交领域的信息源建设和对外传播有哪些借鉴和启示。三 主要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和分析英美学者在开展中国国际问题学术研究时所重点关注和主要参考的各种类型的信息来源，从实证统计的角度得出各类型信息源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源列表，以及最具话语权的中西方学者排名状况，从而了解和掌握他们在认知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对信息源利用的偏好和倾向，并进一步对我国应如何加强和完善本国的信息源建设以提升其在英美学者中的影响力提供启示和建议，以期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好地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认知。
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预期在如下几方面开展一定的实证统计和分析研究：（1）考察英美国家的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时获取和利用信息源的客观状况。（2）重点考察英美学者参考的学术期刊及专著等学术文献来源，统计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期刊及著作。（3）深入考察英美学者关注和参考的新闻媒体和智库信息源，探究主要媒体及智库的影响力。（4）统计分析在英美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中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中西方专家学者排名。（5）探寻英美学者主要利用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分析中国信息源及中国学者的影响力。（6）深入分析信息源与研究本身之间的引证关联，及其对观点和态度产生的影响。（7）为我国在加强对外传播和学术研究的信息源建设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建议。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相关理论解读
鉴于本研究是一项借鉴图书文献情报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进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梳理时，主要分别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展开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一 国际关系与全球信息传播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国际传播对于中国外交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等领域。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化发现，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都是传播过程中的误读所造成的。该研究分析指出，影响西方媒体对中国认知的国际传播的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分歧、国际传播格局的影响、东西方[3]文化的差异以及媒体报道理念的不同等。从国际传播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在世界信息传播中长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经济实力等因素，在国际传播中一直处于劣势。不平衡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也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究其主要原因，则是信息源传播的不平衡。西方媒体的论调和西方学者观点往往占据了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就以这些主流的信息源为依据。因而从信息源入手去展开实证研究，探寻西方认知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可以从源头上获知国际传播对于西方的中国国际形象认知的影响。
此外，就中国自身的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而言，该研究也认为，在各种新媒体相继出现并发挥功效时，中国对外传播的途径仍稍显单调。除了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之外，中国并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博客等新媒体的功能，对外传播意识较弱，这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的认知。当前，互联网的传播已渐渐超越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和传播观点的主要方式，其传播迅速、观点自由的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受众发表个人见解与评论时事的主要场所，网络已逐渐跻身为对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之一。因而中国应拓宽传播渠道，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可见，网络来源的信息源正在逐渐成为西方认知中国的重要信息获取渠道，在开展信息源研究的过程中，给予网络信息源和新闻媒体信息源特别的关注，以实证的方式统计分析网络信息源的实际被引用率和影响力应当是本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和目标。
在关注国际传播对中国形象研究和认知方面，现有的很多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来对大众传媒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与塑造的文本分析》一文中，分析了2009～2010年《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认为我国所面对的国际媒体环境虽已有所改善，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认知仍相对滞后。为此，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和引导国际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塑造，从而提升[4]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让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同样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们也开展了诸多关于国际传播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吴瑛认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立场进行解读，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交叉使用。既以东方主义的视角丑化、异化中国形象，又会在某些重要国际事务中抬高、泛化中国的国际责任。[5]她的另一项研究通过对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话语以及发言人被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这两套话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议程设置效果。根据统计数据的分析，中方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和西方媒体的引用内容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表明中方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可以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此外，中方发言人的话语态度与西方媒体引用的态度之间没有相关性，这表明中方发言人的话语态度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作者认为，要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效果，不仅需要在话语内容上关注“说什么”，更需要在话语态度上重视“怎[6]么说”。
总之，国际信息传播对于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西方认知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当前学者主要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国际传播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对外传播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均与信息源有着紧密的关联，对西方研究中国的信息源开展深入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探讨国际传播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二 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
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也称当代中国学，主要指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至今已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7]展的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问。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看，当代中国研究是以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为主，既包括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各主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门类，具有多学科整[8]合的特性。近年来，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趣呈上升趋势，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其中尤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最为显著。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指出，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在国际上有了蓬勃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从学术角度来说，21世纪以来，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
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中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
在欧洲，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十来所研究型大学之中。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的汉学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另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建立的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主的中国学中心（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62年的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这些院校有关亚洲（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排名依次可为：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9]爱丁堡大学和北安普顿大学。沈大伟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现状概貌，并且也为本文确定以英美学者为西方学术界典型代表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与外交学院的仇华飞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在中国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渐露头角，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高龙江（John W.Garver）、哈佛大学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波士顿学院的陆伯彬（Robert S.Ross）、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的史文（Michael Swaine）、兰德公司的麦艾文（Evan S.Medeiros）等，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他们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开展战略对话，反对中美直接对抗。了解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的观点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对中国制定符合国际国[10]内政治环境需要的对外战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相关国外电子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检索统计和文本挖掘等功能开展了关于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分析。除了大众媒体之外，学术期刊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析对象。如栾春娟等通过对SSCI与A&HCI两个数据库于1975～2007年发表的中国主题文献的计量分析后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成为关注中国的主要国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是关注中国的主要大学；《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是发表中国主题文献的主要国际期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健康、女性、青少年、儿童等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热点主题。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对中国进行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并且积极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这对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将起到积极的推[11]动作用。
又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管永前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对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学术期刊进行简要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季刊》1960～1969年357位作者的国别、部门、职业、身份、职称、研究领域和专长进行分类统计，对其发表的449篇论文、367篇书评进行归纳分析，初步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季刊》的作者概况、研究重点、研究特色与缺憾不足，为深入了解西[12]方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学术个案。这些研究均是基于文献计量法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论文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前期的论文样本选取的可行性指导和参考，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进一步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信息源进行追溯和探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白云真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是否处于知识霸权地位，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的知识霸权》中比较欧美学术期刊以探讨此问题，选取了四份权威期刊即《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欧洲国际关系》和《国际研究评论》在1997～2006年所刊发的论文为分析样本，侧重分析论文作者的国籍、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进而探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中地位的变化问
[13]题。基于此，在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方面，本研究也试图对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比重及国际学术界引用的信息源中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息资源所占比例等进行探讨和研究。三 特定领域的信息源分析研究
2006年11月，美国老中青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齐聚密歇根大学，就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新的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治研究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形成的论文集《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Contemporary [14]Chinese Politics：Sources，Methods，and Field Strategies）主要从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田野考察”的技法三个层面展示了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开展当代中国研究过程中在研究方法和信息资源获取及利用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探索。作者将他们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置于学科框架之中，指出了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或机[15]遇，并分析了不同资料来源给研究中国问题带来的影响。研究资料也就是作者参考和引证的信息来源，可见信息源对于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对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进而使作者形成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因此对学术论文的信息源展开深入调研和分析，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和探析作者观点与见解的成因。
国外关于通过信息源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尚不多见，但也有类似的思路，如美国学者库拉基批评美国官方报告所采纳的信息源方面[16]问题的文章，其着重批评了美国官方报告所采用的信息源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美国官方报告中就中国问题所采用的信息源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翻译不准确、信息来源不可靠不可信、糟糕的阐释及错误的理解等。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往往并不能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报道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他们对信息源的采用往往先入为主，偏向于社会中已形成的对中国问题的既有观点的选择。这篇文章的思路值得借鉴和参考，但作者只是对个案进行评价，没有进行一定规模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因而对于信息源的把握也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
在国内，关于信息源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结合，已经有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创新思路和研究范例。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精英对华研究的信息源分析”为图情思路和方法与具体学科领域结合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创新指导和探索尝试。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夏磊、张帆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探讨了SSCI作为一种检索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应用，从实践角度分析如何运用SSCI作为检索工具来选择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性文献并作为该领域科学计量方法的“原料库”，并提出了在具体应用SSCI数据库时应该注意的几点[17]问题。可见，利用SSCI来进行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样本选取及其信息源分析应当是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
同一课题组的曾原基于中美关系与图书情报两个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并主要对其中的图情思路进行分析，介绍如何通过图情方法形成观察美国对华研究的视角，基于引文网络将多种定性定量方法结合的具体操作。同时提出了“定量开路、定性深入、工具辅助”的建议。[18]其在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对于本项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作为该课题衍生的一个独立子项目，《中国学者对美研究的信息源分析》针对部分国内学者对美研究的成果即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引文分析及引文的内容分析，对入选数据库的100多篇学术论文的2000篇引文进行了七项引文指标的详细分析，还分别选取了学者典型与论文典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案例分析。通过对大量引文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对美研究的学者较为普遍的引用行为及引用现象，并对一定的引用行为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最后根据文章所得结论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工作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建议，希望对后来的研究有所帮助。该论文从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和思路入手，以中国对美专业出版物的信息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引文分析和内容研究的方法对所选研究对象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以此考察目标文献的信息源。[19]该论文对本项研究的思路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其尚停留在较为宽泛的中美关系领域。本研究力图在借鉴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将样本集中于某一更具体化、更精确的研究课题上，以期分析和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使得出的信息源统计数据和引用规律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研究者专门针对美国智库对华军事研究展开了信息源的[20]分析，其总体设计和研究方法也与本课题较为接近，其在军事这一专题领域进行了信息源的考察与探索，具有一定代表性。该研究以美国兰德公司作为样本，对美国如何获取中国军事信息进行研究，选取兰德公司2000～2013年对华军事研究的典型文献，在对引文的类型、语种分析的基础上，对来源于中国的期刊和报纸等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而掌握兰德公司获取我国军事情报的主要途径和来源特点。这项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在于国内尚缺少从引文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的剖析。由于可获取的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报告数量有限，国内从引文分析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进行剖析的研究很少，利用引文分析法聚焦美国对华研究是其一大创新之处。而本研究从英美学者对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是区别于智库研究的另一视角，而文献计量与引文分析法则是共同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关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引文分析方法，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吴志荣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数据库技术的普遍应用，基于引文分析的实证研究发展很快。其研究对象也逐步扩大，逐渐从对某种期刊的引文分析扩大到整个学科的期刊，从评价期刊的影响力发展到评价图书、评价出版社、评价作者及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文献数据库（首先是二次文献数据库）应用引文分析法来提供知识点之间的连接，使检索者在检索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相关的、有价值的文献，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知识发现”的作
[21]用。他认为，引文分析法就是专门研究科学文献和读者的方法，是通过研究科学文献内容相互引用的关系，分析文献作者（也即读者）的研究倾向以及文献作者在相关文献内容主题之间的关系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方法，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独特的，而且这种方法除情报学外，其他学科一般都不需要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引文分析法也可以被用来对某一特定学科的信息源进行分析和研究。
此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关学者对大众媒体报道的信息源的研究也颇为深入。如《美国大报涉华报道的网络信息源探析》一文，引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网络信息源使用情况探析》中的相关分析数据，以美国著名大报《纽约时报》2010年、2011年涉华报道中引用中国内地网络信息的篇目为研究样本，对相关报道中网络信息源使用的整体情况以及类别、内容、使用方法等进行了量化分析，得[22]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结论。虽然该论文只是研究了信息源中来自网络的部分，且关注对象是新闻报道，但这些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同样值得本项针对学术论文的信息源的研究进行参考与借鉴。四 相关理论解读1.信息获取与传播理论
有关信息获取与传播的理论为研究信息源奠定了基础。有学者在分析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个体信息获取的行为进行了行为上、认知上、心理上的研究。从分析和比较国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信息行为理论及模型入手，在情报学用户研究的“认知观”思想指导下，对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构造了个体信息获取模型。同时也对网络环境下个体信息获取实践活动的特征及其规律进行揭示，对影响个体信息获取效用的因素进行剖析。借助于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信息获取的行为和心理过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以此确立网络环境下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的[23]策略和方法。
该研究指出，信息获取是一个包含了个体身心两方面活动的行为过程。从个体用户的视角出发，信息获取始于个体的信息需求，终于获得相对满意的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信息的查寻过程具体又可以分为需求表达、信息注意、信息识别、信息选择和信息提取。信息获取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自主性、目的性、合目的性、动态性和选择性等。
对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信息获取效用研究的重点。该研究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即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系统层面、宏观环境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具体影响因素如图1-1所示。图1-1 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朱婕《网络环境下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第132页。
微观个体层面主要分为三个子层面，即情境、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在情境中，主要考虑的是信息需求的背景、动机以及目标等；在主观条件中主要考虑的是个体已经具备的知识、能力、经验、偏好等；而在客观条件中主要考虑的是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
在中观层面，信息资源的广度、深度、可信度，信息资源组织的方式方法，信息服务的水平都是决定个体信息获取效用的重要因素。
在宏观层面，着重考虑了信息技术对信息获取效用的影响。宏观层面中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政策法律环境虽然对个体网络信息获取效用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对网络获取环境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
就信息源的发布者及传播渠道而言，也有研究者归纳出图1-2的各种途径和类型。信息源的发布者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公司、协会、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新闻、出版物、论文、会议、活动以及个人。这些均是信息源的主要生产者和发布者，是各类文献和信息资源的制作和传播主体，由此形成了来自不同发布机构和不同载体类型的各类信息源。图1-2 信息源的主要类型和来源
资料来源：Information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http：//142.150.148.194/UFMG/Slides2/InternetServices.html。2.信息源视野理论
除了对信息本身的来源及传播进行研究的理论之外，还有更进一步对信息源进行认知和选择偏好的理论研究，如“信息源视野”理论。该理论是萨沃莱宁（Savolainen）于2007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旨在分析人们在信息活动中选择信息源的范围及偏好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社会学家舒茨（Schutz）在1964年提出的“相关区域”理论和情报学家索内瓦尔德（Sonnenwald）等于1999～2001年提出的“信息视野”（information horizon）理论与方法为基础。舒茨认为，人们知识的结构化是通过其日常生活与周边区域的关联来实现的。依照相关程度可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区域区分为如下几种：（1）触手可及的区域，指人们日常行为发生的区域，属最相关的区域；（2）潜在可及的区域，指当人们有需要时，其行为可扩展到的区域，属第二位的相关区域；（3）相对无关区域，指与人们的直接兴趣暂时无关的区域；（4）绝对无关区域。为了考察个体信息来源的广泛程度，索内瓦尔德等设计了“信息视野”方法，通过让个体提名他们的信息源，并依据这些信息源离其自身的远近绘制“信息视野地图”，据此对个[24]体信息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萨沃莱宁认为，舒茨所述的知识结构化与其日常生活区域之间的关联是基于个体的即时兴趣，具体体现在个体对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的偏好上。信息源视野理论正是基于舒茨的理论，并借鉴索内瓦尔德的方法而提出的。
信息源视野理论认为，舒茨所划分的区域经过“信息源偏好标准”（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criteria）过滤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信息源：最重要信息源、次重要信息源和边际信息源。信息源偏好标准包括：信息的可获性（availability）和可及性（accessibility），信息内容（如质量），信息的可用性（如有清晰组织的信息），用户特征（如媒体选择习惯）和情境因素（如缺乏时间）。基于经验研究，萨沃莱宁发现，为满足当下的兴趣，个体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进行结构化，使其信息行为的相关区域不断扩大，这种结构化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重要程度的评估。在搜寻满足最主要兴趣的信息时，个体最主动；反之，当搜寻的信息只满足边缘兴趣时，个体则比较被动。通过经验研究，萨沃莱宁发现，信息源偏好对信息源的选择产生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中人们倾[25]向于选择最熟悉、最容易获取的信息源。
这些理论探讨和研究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信息源对人们认知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一方面，信息源本身的来源类型、可获得性和质量水平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其的获取；另一方面，人们自身对信息源的选择偏好、利用习惯以及主观意识等又影响着其对信息源的选取。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是我们在进行英美学者开展中国外交研究过程中选择和利用信息源的分析时所需要重点考察的。3.信息源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1）信息源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信息基础。
全面、丰富、翔实、可靠的信息源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认知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形象的认知，以及对此展开的各类研究和探讨，以至于其看法和观点的形成与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对各类信息源的获取、选择、解读和利用。用于学术研究的信息源的种类通常包括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国际会议、媒体新闻、政府网站、网络资源、人物访谈等，它们可以发挥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回顾、理论框架、观点看法、事实资料、统计数据等信息，从而为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信息基础。
因而，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各种类型的信息源是开展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他们要研究中国问题，限于地域和语言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都亲自来中国实地调研，也不可能都直接获取中文的第一手资料，因而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获取并主要通过英文信息源来解读和理解中国的相关问题就更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对西方学者开展中国外交问题研究所获取和依据的主要信息源状况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十分必要的现实意义。（2）信息源的国际传播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发展。
当信息源的获取与利用带来激发、启迪、灵感、联想、联合投入加工时，就会带来新的信息，信息的效用就会由传递形成创造，从而达到信息的最大效用。科研人员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产生创作思路，发表了科研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用户获得了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即有用性；成果发表后成为新的信息源被数据库收录，当被后续作者援引、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时，便实现了信息的增值。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不仅完成了数据库自身的价值体现，而且使信息在传递和使用中产生了新的价值，这便是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使用价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果，以促进学科领域的持续研究与不断发展，最终实现用户和图书馆在开发[26]利用信息资源上的双赢。正如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作为一类重要的信息源，经过用户的使用，成为开展科研活动和撰写学术论著的文献信息基础，最终将以用户获取的文献信息和发表的科研成果等形式转化为特有的“产出”。
对于信息源的国际传播而言，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等文献信息资源，在被其他学者解读和利用之后，又可能形成新的观点和看法，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文献，从而也就形成了新的信息源，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这些信息源又被后来的学者发掘和利用，再次生成新的信息源，如此循环往复并不断向前，可以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发展，对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来说更是如此。第三节研究设计与框架安排一 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旨在考察和分析以美国和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及对外战略研究所依据的主要“信息源”，把握他们认知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的信息基础和信息环境，从而发现知华学者对中国外交的认知来源和对信息源的利用状况，探索他们观点形成的信息源成因，进而探讨其对于中国对外战略传播及国家形象形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涉及的几个主要核心概念分别是“信息源”和“中国外交研究”。1.信息源“信息源”一词是由英文“Information Sources”一词翻译过来的。在定义信息源之前，必须先弄清“源”的意义。按照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现代高级英语学习者字典》（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ent English）的解释：“Source”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河之源头”；二是“来源或出处”；三是“原始文件”。汉语《辞海》中“源”本作“原”，指的是水流所从出，因指水流起头的地方，故写成“源”。引申为“事物的来源”。这个引申义与英文“源”的第二种解释是相同的。故信息源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来源。信息源就其广义而言，不仅应包括各种信息载体，也应包括各种信息机构；不仅应当包括各种印刷型信息载体，也应当包括各种网络型资源以及非书资料；不仅应包括各种信息储存和信息传递机构，也应包括各种信息生产机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文献术语》把其定义为：个人为满足其信息需要而获得信息的来源，称为“信息源”。[27]
信息源按类型来分，通常包括网上信息源和数据库信息源、图书[28]和报刊信息源、信息职能机构等。其中，网络和数据库信息资源是当前传播速度最快、利用最便捷的信息源形态，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此类信息源正逐渐成为主流。关于图书报刊类印刷型文献信息源，其基本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检索型信息源，如书目索引、文摘等；参考型信息源，如百科全书、年鉴、辞典、手册、名录、传记资料等；统计型信息源，如统计手册、统计年鉴、社会指标等；学术专著型信息源，如专著、丛书、教科书、论文集等；连续出版物信息源，如期刊、报纸等；政府出版物信息源；档案，未出版资料和数据档案信息源，如历史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学位论文、会议记录、调查报告等。此外，产生各类信息源的信息职能部门也是重要关注对象，通常包括信息咨询机构、高校、智库、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新闻媒体机构等。
信息源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和重点考察分析的对象。由于本研究主要以学术论文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其信息源主要是指作者在论文写作和观点形成过程中所标注或引证的各类文献和信息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写作的信息基础和主要依据。论文所引信息源的种类比较多样，包含期刊、专著、报纸、新闻媒体、智库机构、政府文件、其他网络资源等文献类信息资源，以及人物访谈、会议演讲等非文献类的信息来源。对于学术论文而言，其信息源的标注一般有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References）和文中注释（Footnotes或Notes）两种类型，且基本上都与正文中的引证标注一一对应。因而，本研究界定的“信息源”即为所选论文样本的参考文献或文中注释所列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来源，包括文献型和非文献型。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和考察期刊论文、学术专著、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智库报告等来源类型的信息源，特别是获取自网络的信息源以及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源。通过对这些信息源的解读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美等西方学者是依托哪些文献资料和信息来源开展其对中国外交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的。2.中国外交研究
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讨以英美知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是利用哪些信息源来开展有关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的，因此这里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是基于学术的探讨，而且是对最近一段时期的中国外交各方面问题的研究，重点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国家战略、国际身份等的认知和解读，尤其是对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等问题的研究。为此，本研究以SSCI学术期刊数据库为论文样本选取来源，通过相关检索条件设定和领域类别设置，选取出一定时间段（2008～2013年）英美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论文。
为了使所选论文均为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研究，本项研究利用SSCI数据库对于期刊的学科分类功能进行了筛选，即在检索论文样本时将论文主题和来源期刊的类别设定为“国际关系”，以此确保论文样本的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符合研究目的。此外，还需要进一步限定是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此时利用SSCI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对论文标题进行包含“中国”相关的关键词检索，最终选出符合英美学者对中国外交研究的论文样本。因此，本研究中所界定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是以SSCI数据库的“国际关系”类别期刊为来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并据此进一步筛选出符合研究目标的论文样本。当然，这样的基于一定样本的实证研究会有一定局限性，但由于SSCI收录论文的权威性及其期刊学科分类的科学性，英美学者有关中国外交研究的主题总体上还是能够得以展现的。以下就研究设计过程中所需考虑的一些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二 研究设计的影响因素1.论文样本选取的因素
就论文样本的选取而言，最关键的是要符合研究的主题和目的。本项研究旨在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国际问题时所主要依据的信息源及利用状况，因而论文样本的选取必须符合以上这些条件。首先需确定论文的来源数据库，本研究选取了权威的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并利用其学科分类将范围限定在国际关系领域。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作者所在国家地区的限定，以及对研究主题的设置等来进一步达到所需的论文筛选条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时间范围，这涉及样本的最终体量大小，也关系到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考虑到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往往比较庞大，而且论文本身又有时效性的问题，因而最终将时间范围限定在2008～2013年，这样既保证了总体样本足够的体量，又保证了时效性，而且对于信息源的总体数量也基本控制在可操作的范围之内，可以确保研究的顺利进行以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本项研究还设计了专题样本和个案样本的研究思路。经过对总体样本重点关注领域的考察，笔者发现英美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是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领域，以及中国的崛起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等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因而本研究以此为主题，选取了该领域相关的论文作为专题开展研究。另外还针对其中的代表性论文，开展原文与信息源之间的关联研究，选取典型论文作为个案研究的来源。
由此，本项研究分别选取了总体论文样本、专题论文样本和个案论文样本。本研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即为基于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中英美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论文样本所依据的信息源。2.信息源统计的可行性
对于所选取论文的信息源进行提取、整理、统计和分析的可行性是本项研究需要攻克的一个难关。从宏观层面看，本研究主要选取特定时间段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所有论文样本开展研究，借助SSCI数据库中参考引文批量导出的功能对这些全部样本论文的信息源进行统计分析。但在可行性方面，经过笔者的多次尝试与实验，发现SSCI数据库批量导出的参考引文均为缩略形式，只保留了参考文献的作者、出版物、年份三个主要字段的信息，且出版物信息主要为期刊，其他形式的出版物信息，特别是网络来源的信息源均无从辨别。尽管如此，通过SSCI的此项功能并经过对这些统计信息的进一步加工处理，仍能从总体上反映出这一时间段英美学者主要参考的学术期刊信息源，以及这些信息源的重要作者和年份分布状况，可以从宏观视角为我们展现信息源总体来源分布的概貌。
正是由于对于总体论文样本的信息源统计和分析尚不能达到本研究预期的目标，笔者设计了以专题论文为样本的信息源分析。专题论文样本的数量控制在适当规模，因而可以通过人工提取参考文献的方式来对这些论文的信息源进行提取、整理和加工，进而达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源数据库的目的，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类型的信息源（包括期刊、专著、网站）进行统计分析。在专题研究中，笔者重点针对网络来源的信息源开展研究，分析其中国内外重要的智库来源，从而考察智库在信息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本研究对其中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也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提取和深入分析，探寻英美学者主要参考和引用了哪些中国学者和中国来源的信息源，从而也可以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影响力做出一定的判断。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英美学者对于信息源的引证行为及其与观点的联系和影响，需要开展对论文样本原文的内容分析，研读论文本身及相应的信息源，从而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性。为此，需要以几篇代表性的论文样本为个案来开展此项信息源与原文关联的研究。
总之，论文样本的选取及样本数量的控制等，均是在考虑到其信息源统计分析的可行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大程度地满足研究目的所需，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优结合点和平衡点，从而保证整项研究的顺利实施和预期研究成果的实现。3.信息源分析的主要维度
对于具体的信息源分析而言，需要结合信息获取效用理论及国际传播理论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信息来源、信息获取和信息利用这几个信息传播的主要环节和维度来展开分析。
对信息来源维度的分析，主要涉及信息源的主要类型（重点包括学术期刊来源、学术专著来源、重要网站来源等）和信息源的主要作者及年份分布等情况。同时可以对信息源的广度（数量）和深度（质量）等做出一定描述和统计。此外，还可以通过比较英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他们选取信息源的异同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对信息获取维度的分析，重点考察网站来源的信息源，分别对这些网络来源中的重要智库网站和媒体网站予以关注，统计和分析英美学者主要从哪些智库和媒体获取信息，从而对这些智库和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实证研究。此外，还可以对信息获取中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进行重点提取和考察，旨在探寻中国的哪些信息源对于英美学者具有较大影响力，以及分析英美学者对于中国来源信息源的主要获取途径。
对信息利用维度的分析，主要通过对论文原文的内容分析来研究作者对信息源的引证行为，信息源与作者观点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观点产生的影响。此外，还需考察影响信息源获取与利用的作者个人影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语言能力、知识结构等。
综合考虑以上论文样本选取的因素、信息源统计的可行性、信息源分析的主要维度这三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笔者力图寻求三者的最佳结合点，设计了本项研究开展和实施的总体研究思路和阐释框架。三 基本阐释框架
针对具体的论文样本选取和信息源分析，结合信息获取和国际传播理论，以及从信息源提取和统计的可行性角度出发，本研究在整体研究设计和章节安排上主要遵循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微观层面的总体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对英美学者对于信息源选取与利用的倾向进行总结和探讨，同时结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信息环境挑战，提出改善我国外交战略对外传播信息源的对策和建议，从而形成本书的基本阐释框架。1.研究设计
宏观层面：选取一定时间段内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有关中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