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家著 王睿,曹菁菁,田天,孙莹莹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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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器综述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國銅器綜述/陳夢家著；王睿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19.4（陳夢家著作集）
ISBN 978-7-101-12392-0
Ⅰ．中… Ⅱ．①陳…②王… Ⅲ．銅器(考古)-研究-中國 Ⅳ．K876.41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005522號書 名 中國銅器綜述著 者 陳夢家譯 者 王 睿 曹菁菁 田 天 孫瑩瑩叢 書 名 陳夢家著作集责任编辑 李碧玉出版发行 中華書局（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版 次 2019年4月北京第1版201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印張 插頁4 字数490千字印 数 1-3000册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392-0定 價 158.00元1946年本書撰著期间與夫人趙蘿蕤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陳夢家著作集 出版説明
陳夢家先生（1911—1966）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於中央大學畢業後，先後在青島大學、燕京大學、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並蒐集流散在歐美的商周青銅器資料。歸國後，擔任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
陳夢家先生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研究古文字而轉入研究古史及考古學。在甲骨學、西周銅器斷代及簡牘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樹，爲國内外學術界所推重。
我們此次出版陳夢家先生的著作，除收有《殷虚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中國銅器綜述》及其英文稿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漢簡綴述》、《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中國文字學》（附英文稿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等專著，《海外中國銅器圖録》與美國、加拿大、北歐所藏《中國銅器集録》等圖録，以及新詩集《夢家詩集》外，另將陳夢家先生已刊和未刊的文章，分别輯爲《夢甲室存文》（散文集）、《陳夢家學術論文集》和《陳夢家詩文補編》出版。“陳夢家著作集”的出版，得到陳夢家先生内弟趙景心、景德、景倫三先生的鼎力支持，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爲陳夢家先生遺稿的整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艱辛的勞動，謹致謝忱。
謹以此書的出版，紀念陳夢家先生和趙蘿蕤女士。中華書局編輯部2018年6月序言
中國銅器不僅是精美的藝術品，也是古老文明的寶貴遺産。它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和歷史的珍貴原始材料，並且是歷史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學生都非常感興趣的。
美國現藏有一大批有價值的中國銅器，雖然爲瞭解遠東文化提供了很大幫助，但尚未達到其應有的程度。我希望對公私藏品做一番總體考察，把這批材料介紹給學術界，同時使某些器物的真僞、年代和歷史意義得到更好的瞭解，也能促進中美兩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1944年秋，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芝加哥大學的資助和安排下，我來美國教書和從事研究工作。1945年7月1日至1947年6月30日，我得到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經費來編輯美藏中國銅器集録，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又額外提供研究經費，使原來的計劃擴大至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銅器。
其間，芝加哥大學的東方研究院提供了免費借閲的圖書和辦公室。在此我謹向洛克菲勒基金會人文學部主任大衛·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博士、1947年春季前在任的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院長約翰·威爾森（John A. Wilson）博士表示感謝。課題的順利完成也應該歸功於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博士的鼎力幫助和完全信任。對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和馮友蘭教授深表感謝，感謝他們允許我離職三年。感謝各博物館、收藏家以及朋友們給予的協助和合作，名單見於本圖録前的附録[1]。
本項目在兩年内順利完成了，我們掌握了器物的相關資料和信息，但限於時間的緊迫，以及作者需要親自處理每個細節，很難把全部有價值的藏品付梓。作者欣喜地看到日益興起的研究中國銅器的興趣，也希望本書對深入探討中國藝術提供有益的幫助。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愛妻趙蘿蕤女士，來紀念我們共同度過的戰争中的艱難歲月。有了她的耐心和鼓勵，在飽受戰争和饑饉煎熬的黑暗歲月裏，我才得以繼續我的研究工作。本書中對很多問題的精細討論都基於當年在昆明郊外的小村莊中所寫的簡單提綱，没有她的犧牲這本書無法完成。我的妻子應該得到這份榮譽。陳夢家東方研究院314房間芝加哥大學芝加哥，伊利諾伊州1947年6月30日[1]譯者按：“本圖録”指《美集録》。名單可參《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附録一》（中華書局，2019年）。譯者前言王睿 曹菁菁 田天
陳夢家先生曾爲原計劃出版的《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以下簡稱《美集録》）寫就序言，其中提及“原編附有《中國銅器綜述》十五章，係就舊《中國銅器概述》（附載《海外中國銅器圖録》第一集卷首）擴大改作。其中有關形制、花文、銘辭、年代的討論，都舉此集爲例。《綜述》篇幅太長，今删去之，以後當可單行問世”[1]。文中《中國銅器綜述》不爲世人所知。1997年王睿與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女士爲研究陳夢家先生在美國的學術經歷和其間取得的成就[2]，遍查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美國各大博物館等處的檔案，得知陳夢家先生1944年至1947年在美國完成了英文稿本《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和中國銅器綜述》（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A Catalogue an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1997年，我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查閲陳夢家夫人趙蘿蕤教授捐贈該所的“文革”抄家退還陳夢家遺稿等資料，承時任考古所圖書資料室主任王世民先生出示完整的該英文書稿，爲打印本裝訂成兩册。據瞭解，原打印兩份，其中一份留哈佛燕京學社預備在美國出版，後因人事遷衍而擱置，那份手稿也下落下明；另一份由陳先生於1947年帶回國内。1956年將書稿第二部分“銅器集録”譯成中文，由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交付出版[3]。而第一部分“綜述”（“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則對中國青銅器研究的歷史和方法進行全面的概括和總結，即我們受王世民先生委托翻譯的本書。
陳夢家先生早年學習法律，是位詩人，曾師從聞一多、容庚先生治古文字學、金石學。陳先生對流落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材料産生强烈的研究興趣始於一個偶然的契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旅歐歸來，將流散於海外的中國青銅器的照片、資料等委托陳夢家進行整理和研究，1946年出版了《海外中國銅器圖録》第一集[4]。陳先生的學術成就中以甲骨、青銅器研究的成果最爲突出，就青銅器研究而言，歸國後出版和發表的《美集録》和《西周銅器斷代》[5]爲其巔峰之作。《中國銅器綜述》成於旅美期間，對其深入的解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陳先生在青銅器圖録編寫和青銅器研究方面成就取得的原因。《中國銅器綜述》共分研究方法與材料、研究簡史、重要出版物、考古發掘與發現、地域分布、術語、器形分類、類型學、文字學、銘文、作僞與鑄造、文化背景、年代學、風格與紋飾、斷代十五章。此前尚有兩部性質相似的著作：容庚先生所著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6]上編和陳先生《海外中國銅器圖録》所附《中國銅器概述》。《商周彝器通考》的上編由原起、發見、類别、時代、銘文、花紋、鑄法、價值、去銹、拓墨、仿造、辨僞、銷毁、收藏和著録十五章組成，是對與青銅器相關的文獻記述、著録、研究、發現等方面進行的全面整理，是青銅器研究資料的匯集。其中的“類别”一項，突破歷來青銅器按器名排序以鐘鼎爲尊的傳統，第一次按照用途把青銅器分爲食器、酒器、水器及雜器、樂器。《中國銅器概述》分時期、地域、國族、分類、形制、文飾、銘辭、文字、鑄造和鑒定十章。開篇把青銅器分爲五期，第一期商、商周之間、周初；第二期西周全期；第三期平王東遷至春秋之終；第四期春秋之終至秦之統一；第五期秦及兩漢全期。在不同期别中述及青銅器在地域分布、國族遷移中的器群變化，並在類别、形制、文飾、銘辭、文字、鑄造等方面來列舉青銅器的變化和特點。在青銅器分類上采用《商周彝器通考》“類别”中的分類標準。《中國銅器綜述》是對《中國銅器概述》的全面修訂和擴充，在順序上調整爲先分析青銅器的時代特點後得出分期的結論，使行文更符合邏輯，分期也更爲細化合理，把青銅時代劃分爲：1.商；2.西周（早、中、晚三期）；3.東周：（1）春秋（早、中、晚三期），（2）戰國（早、中、晚三期）；4.漢：（1）西漢，（2）東漢。第三章“重要出版物”和第四章“考古發掘與發現”兩章與《商周彝器通考》的“原起”與“發見”相類，是對青銅器研究史的回顧，充實了國外對中國青銅器的收藏和研究部分。第十一章“作僞與鑄造”吸收了《商周彝器通考》相關内容。第十二章“文化背景”分爲商、周兩部分，曾各自發表過，是對商周史的一般性叙述，屬於青銅時代的社會背景資料。《中國銅器綜述》其餘各章均圍繞青銅器斷代問題進行闡述。第一章“研究方法與材料”首先闡明主旨：“每件銅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時代、地域和所有者信息的載體。它的器形、紋飾和銘文都與某些銅器（群）存在着聯繫。……我們需要依靠有確切年代和出土地點的銅器作爲標準器來研究上述信息不明的銅器。……再利用新材料、新的考古發掘成果、文獻研究中的新認識以及與陶器、玉器、骨製品和石器等其他考古學資料比較的結果進行不斷核對、總合、修訂。在我們研究單件銅器之前，首先要搞清它出土的地點、時間、收藏者、著録情况以及銘文内容。從形制、紋飾和銘文方面來推定它和其他銅器的關係，如果銘文内容上和其他銅器有聯繫，它們即可成爲一組來進行研究。”陳先生特别强調了考古發掘提供的綫索對於銅器斷代的重要性，這與傳統金石學僅僅依靠器形、銘文與紋飾來斷代的研究方法迥異。
第五章“地域分布”，突破原有只論及東周時期銅器的地域分布的做法，借鑒《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注意到歷時情况下銅器的地域特點，尤其對商周時期的國家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關係做了文獻上的梳理。資料雖不是面面俱到，但是脉絡清晰、格局宏大，對後繼研究者頗有啟發之功。
第六章“術語”、第七章“器形分類”、第八章“類型學”則可以劃爲一組，從青銅器器形開始先論述青銅器各部位的定名原則，再論分類標準，在此基礎上闡述48類銅器在不同時代的器形變化情况，爲斷代做基礎。《商周彝器通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等書雖然注意到了前人對於很多器物的定名不甚準確甚至是錯誤，但仍然沿用了前人的説法，只把明顯訛誤的器名加以改正而已。陳先生則對器名的厘定提出了一套有創見的方法論。陳先生對銅器器形進行了細分，廓清了很多我們只知其名未知其形的器名。比如，見於文獻的“妵”、“”、“擏”都是春秋時期出現的鼎的異稱，但其所指不同。“妵”是長方形腹的鼎，“”是陝西地區對深腹曲耳鼎的專稱，而“擏”則是對深腹曲耳短足一類鼎的稱呼。陳先生之法兼顧銘文、地域、器形及類型學，具有現代學術的高度。
第九章“文字學”、第十章“銘文”爲一組，從中國文字起源、發展歷史及文字的六種造字方法談起，闡述銅器銘文在不同時期、地域呈現的不同書寫特點、銘文鑄造的不同方式以及商周時期銅器銘文在内容上的差别。
第十三章“年代學”爲銅器的發展史構築一個年代框架，主要是爲英文讀者瞭解中國銅器的時代背景而加入的。此章對於西周各王積年的分析與厘定，收録於1945年出版的《西周年代考》第一章。第十四章“風格與紋飾”闡述銅器在不同時代呈現的不同風格，第十五章“斷代”把銅器時代從商至東漢劃分了期段，整個銅器發展史的時空框架構築完成。
完備的研究體系實際應用在銅器研究上，使對器物年代的研判和圖録編寫水平在銅器研究領域中顯得超拔脱群。陳先生在談到銅器研究的方法與材料時説：“在我們研究單件銅器之前，首先要搞清它出土的地點、時間、收藏者、著録情况以及銘文内容。從形制、紋飾和銘文方面來推定它和其他銅器的關係，如果銘文内容上和其他銅器有聯繫，它們即可成爲一組來進行研究。”[7]這正是《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中“標準器法”的體現。“關於銘文内部的聯繫，可以有以下各類：（1）同作器者，（2）同時人，（3）同父祖關係，（4）同族名，（5）同官名，（6）同事，（7）同地名，（8）同時。”[8]用這些條目作爲繫聯綫索，用這種新的方法對傳世和新出土的銅器資料進行徹底的整理，使分散的銘文内容互相補充前後串連起來，經過這樣的組織之後，金文材料才能成爲可徵信的史料，爲古史研究打下堅實的資料基礎。陳先生另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西周銅器斷代》，即是用這種新繫聯法把銅器材料置於西周諸王繫年之下。
銅器的著録史可以追溯至宋代，現存最早的當推吕大臨的《考古圖》，圖像與銘文並重，備載大小、容量、重量及出土之地和收藏之人，也有專門著録銘文之作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之類。直至民國初年，《考古圖》一直是中國銅器圖録編輯的範本，由於這些著録銅器的圖録主要用於收藏者示密或學者證經補史，細審之則印證了郭沫若所言“……著録之書，自趙宋以訖於今，頗多名世之作……然其著録之方，率以器爲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爲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别之既明者猶復加以淆亂”[9]。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銅器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研究窠臼，不再限於器物的辨僞斷代和爲證經補史所做的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和《商周彝器通考》的出版可以視作這一轉變的標志。1935年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把有關聯的銘文集合在一起，以有確切年代的銅器作爲其他斷代的標準，“……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於銘文透露者……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爲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爲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貫之脉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於先後之相去要必不甚遠。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亦於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然此僅作爲消極之副證而已”[10]。《美集録》在銅器資料的整理中把銅器圖録的傳統編寫方式、《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的“標準器法”以及《中國銅器綜述》中的知識架構結合起來。共收845器，一器一號，每號有八項説明：1.圖像曾經著録的；2.銘文曾經著録的;3.記録器物的高度、口徑、寬度和長度;4.記録銘文的行數字數並其隸定的釋文;5.斷定年代;6.記録器物出土後收藏者和商估的收藏和出售;7.現在的所在，在博物館或私人處的;8.（1）器物的現狀，（2）相傳出土的時代與地點，（3）同群同同組的銅器，同族名的銅器，（4）簡要的有關銘文的考釋，（5）形制、花紋上的特點及與其他器的比較，（6）其他不屬於以上七項的記述[11]。記録項目基本繼承了銅器著録的傳統方法，完整反映了銅器的流傳情况、研究史和保存狀况，爲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前七項正是陳先生所論銅器研究需要的必要準備，第八項的“同群同同組的銅器，同族名的銅器”正是“標準器法”的體現，“同族名的銅器”，在認同商代銅器上的圖形文字爲族徽的基礎上，把銅器的串聯擴充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没有論及的殷代銅器上。它對後學的啟發意義深遠，銅器研究由器物及文字研究領域延伸至探討地望、姻親、歷史沿襲、王與侯伯的關係等社會歷史問題，都是在利用這種方法對零散資料進行整合的基礎上進行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對青銅器斷代法雖有開創之功，但仍以銘文爲中心，並未在器形研究上創通條例，使大量無銘或銘文釋讀困難的銅器斷代成爲問題。出版於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中的“類别”一章，則是第一次按照用途把銅器分爲食器、酒器、水器及雜器、樂器，突破歷來銅器按自銘和史籍題銘的傳統，結束了銅器命名的混亂狀况。這雖然在銅器個案研究中忽略了不同類别的銅器在同一禮儀活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但對梳理大量的傳世銅器資料作用重大。《美集録》在器物編排上把銅器分列於《商周彝器通考》的分類標準之下，“本集是按照器物的品類分列的，所以A1—A117都是鼎。在此117號中，又據其形制的不同分爲九種，即‘鼎一’至‘鼎九’”[12]。在每種之下，細查之，又是按照時代先後排列的，松丸道雄先生認爲“分類是本書（《美集録》）的精髓”[13]。得益於《中國銅器綜述》的第八章“類型學”和《中國青銅器的形制》[14]才恍然大悟，這種排列精當的現象之後所隱藏的是陳先生把現代考古學中的類型學引入了青銅器研究，使圖録中的青銅器在排列上做到了器形、年代、國别上真正的井井有條。
類型學是現代考古學三大基礎理論之一，是“研究物品（包括遺迹和遺物）外部形態演化順序的方法論”[15]。1903年瑞典人蒙特留斯系統總結了其理論原理，1935年翻譯介紹到我國[16]，我國現代考古先行者三十年代從開始運用類型學原理來研究發掘出土的資料，到運用器物的分型分式法、根據出土物共存關係來判斷各遺迹單位年代的組合比較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辛的探索過程。1930年梁思永研究山西西陰村的仰韶文化陶片時進行形態分類，把不同形態的口緣、器底、柄與把，分别給予一定的符號，根據差别，分用四層符號來標記，但對陶器局部形態的這種細緻分類，並不能綜合成一種仰韶文化陶器的完整概念[17]；李濟先生在整理安陽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銅器時，也嘗試應用類型學方法[18]；裴文中先生的《中國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試圖勾勒出鬲與鼎從仰韶文化到商周時期的演變軌迹[19]，這是尋找考古類型學原理的表達方式的探索階段。1948年，蘇秉琦在《鬥鷄臺溝東區墓葬》中根據陶鬲的製法、形式和外表的差别，歸納成袋足、折足、矮足三大類和袋足類内的錐脚、鏟脚兩小類，又按照各類鬲在形態、附飾和製法上的細部特點，把40件分屬於三大類、四小類的鬲歸納成九組。類别表現了形態變化的不同軌道，組别則爲形態早、晚之異[20]。這些方法在探討器物早晚、考古學文化間的相互關係和發展序列等問題上行之有效，但缺乏一種明晰、標準的表達方式。而陳先生早在1947就已把成熟的標準化的類型學方法運用於銅器研究，運用器物的分型分式的方法，型是分類，式代表器物在時間上的發展順序。“我將按照以上章節討論的術語和分類順序來探討四十八類銅器的不同類型。銅器分爲四十八類主要是依據其自名而定的，它們因爲不同的功用而組合在一起。本章將着重分析每種銅器在漫長演化過程中的形式變化以及不同類型之間的差别。在每一類之下，先列出這類銅器的總體特徵，再列出對每一型的界定。有些型還分出了亞型，並列出不同亞型間的區别。類型I、類型II等表示每種銅器的不同型，Ia、Ib等則表示亞型。I、II、III的劃分不僅根據年代，也考慮到形式的變化，因爲器形劃分不僅要體現出年代順序，更要方便類型學的討論。”[21]在《中國青銅器的形制》中以卣爲例，根據器體形狀，提梁的形式、提梁的末端有無獸首、提梁與器體間的相對的安裝位置，蓋紐的形狀、花紋等要素把卣分A至F型，在型中分a、b式來區别時間上的早晚，又論證了諸種型式之間的承襲、衍變及其發展，然後從銘文方面加以斷代，推斷出各個型式的年代[22]。
現代考古學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門新興學科，《中國銅器綜述》的寫作年代正是處於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軔期，其中的“重要出版物”和“考古發掘與發現”兩章均對當時的考古資料進行了收録。考古學不僅通過田野發掘帶來的大量古代遺存資料，更重要的是它的方法論爲傳統學科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視點，董作賓的殷墟卜辭研究和陳夢家的銅器研究可引爲範例。在中國考古學所提供材料有限的情况下，陳先生已經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注意到了同一單位的器物組合關係，如注重同出於某一地區的、同出於某一個坑的、同出於某一墓葬的關係，由此他認爲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保存的安陽和洛陽金村的材料比美國零散的銅器資料更爲重要。
現代考古學的田野工作發掘出的大批青銅器材料促使青銅器研究進入新階段。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青銅器研究既有不可割斷的聯繫又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二者依仗的材料和研究的目的均不同。傳統青銅器研究是以傳世青銅器材料爲基礎，把建立青銅器鑄造的時空框架作爲目的，把銘文材料作爲證經補史的手段。現代青銅器研究雖然離不開傳統的基礎研究，而經科學發掘所得的材料説明了同一單位出土的青銅器的鑄造年代和産地大不相同，可見銅器的實際使用情况非常複雜。遼寧喀左縣大凌河流域發現的銅器窖藏，從銅器上的族徽情况可判定銅器應該來源於不同族群[23]；殷墟西區墓地殷墟四期907號墓中出土了二里崗時期的銅斝[24]；有明確年代的墓主晋侯墓中出土了楚公逆鐘[25]。同一單位的銅器組合情况複雜，出土銅器有可能是由於戰利品、饋贈、賞賜、通婚、好古或收藏雅痞等諸多原因。並且目前考古發掘與發現中的銅器也只是用於喪葬和祭祀的遺存，墓葬遵從的是喪葬禮儀，只是青銅時代禮儀制度的一部分，與社會生活中銅器的使用情况還有差别。對銅器在當時社會活動中的具體應用情况，我們只能通過文獻來得到隻鱗片甲的瞭解。
傳統研究建立起來的青銅器的時空框架是指銅器的鑄造地而非銅器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使用情况，二者的背離情况幾乎貫串了整個青銅時代。在同一考古單位墓葬或祭祀遺存中出土的銅器（群）根據以往經驗或銘文即可判斷其時代和産地，而同一考古單位中出土的多件銅器間在時代和地域上跨度很大。陳先生很快意識到銅器的實際使用情况與銅器製作地之間的時空框架上有背離，在《壽縣蔡侯墓銅器》一文中，對位於安徽壽縣西門内春秋時期的蔡侯墓出土的銘文中有“蔡侯”、“大孟姬”、“吴王光”的銅器，在具體個案中依靠器物的風格因素來解釋社會生活中的文化現象，陳先生還是憑借歷史背景、侯國關係和姻親互通等社會學、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來思考問題和推斷結論的[26]。
認識到問題的存在是解决問題的開始，青銅器研究更應側重具體分析遺迹單位出土的銅器組合形成的原因，從而揭示當時的政治制度、族群間關係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陳先生的治學特點是擅於吸收舊有的研究成果而在研究方法上不囿於固有模式。所謂外行出身的陳夢家先生緣何在短時間之内即可獨步學術之林值得思考，人文研究的最高水平並不是憑借對某一方法、理論的嫻熟掌握來裁剪、曲解材料以符合自己的臆斷，而是用學術通理來無限接近曾經的社會精神和風範，而能達於此則需對各個人文學科領域的知識有所掌握和領悟。上世紀四十年代寫就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學術價值，一方面源於陳先生對新學科敏鋭的學術洞察力，更重要的是得益於陳先生廣博的知識體系。《壽縣蔡侯墓銅器》使我們窺見了陳先生對自己建立的學術體系又一次的否定和跨越，只是時代的乖謬和粗暴剥奪了他生命的尊嚴，他没有時間來展示和完善他的深刻思考了。
上世紀前半葉是中西知識界碰撞和交流的高峰期，對於在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參照系中體現其獨特的文化内涵和藝術成就，如果説不同語言間的互譯是同一語境下的會意，那麽用英語建立一套學術術語系統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館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青銅器的文章[27]，他賦予中國青銅器各種紋飾的名稱，迄今爲西方學者普遍使用[28]。陳先生對高本漢的研究是瞭解的，並在《中國銅器概述》的開篇就對其結論提出商榷意見。因爲《中國銅器概述》是爲編輯海外銅器圖録的緒言部分，“最具有陳氏特色的是本書第一集所附的《中國銅器概述》的英文版以及第二集所附英文版中西譯名對照表及英文版索引（以藏家爲綱，標注各藏家所藏器在本集中的編號）。《中國銅器概述》英文版不長，但其中陳氏對於衆多術語的中英詞彙對應，吸納了西方學界已有的用語習慣，同時也補充了西方學界未注意或未使用的盲點詞彙的英譯法，這對於民國時期國學之青銅器研究與西方考古學及藝術史領域中的青銅器研究的接軌有着重要意義”[29]。陳先生在《中國銅器綜述》中對這一語彙系統進行了擴展和深入，其開創之功可與梁思成英文版的《中國建築史》[30]比肩。雖然《中國銅器綜述》未能按原計劃在美出版，减弱了其應有的學術價值，但陳先生具有現代學術規範的索引工作在後來的《美集録》中得到了極致的展現。《中國銅器綜述》經歷了這麽多人世滄桑還能保存下來已經是個奇迹，這部巨著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今天需要修正的只是某些具體結論。
本書是2006年開始組織翻譯的，具體分工如下：王睿譯前言、致謝、第一、二、三、八、十四、十五章，曹菁菁譯第四、五、六、七章，田天譯第十三章，田天、孫瑩瑩譯第九、十、十一、十二章，王世民與張長壽二位先生曾校閲全稿。《中國銅器綜述》原爲英文稿本，客觀地講有些論述未能曉白流暢，個别地方甚至前後矛盾，準確的翻譯需要我們對陳先生的著述有全面的瞭解，所幸的是翻譯者對陳先生的著述還算有一定的瞭解和研究。我們只對博物館等機構名稱改用當今通行稱謂，波斯頓美術博物館作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弗利亞美術陳列館作弗利爾美術館、紐約市美術博物館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司丹弗大學美術陳列館作斯坦福大學博物館、迪喬洛特美術館作底特律美術館、斯美孫學社作史密森學會等。其餘，我們的基本要求是：對原文有改動處即以“譯者按”或者小字加括號的形式説明。爲方便讀者理解，我們爲第八章“類型學”、第十四章“風格與紋飾”中的器物或紋飾加配了《美集録》器物圖，《美集録》中没有的則按照陳先生原文的引用信息配圖，並爲方便研究起見，某些器物加注了《殷周金文集成》（文中簡稱《集成》）[31]的器物號。本書中引用大量器物的出處在第三章“重要出版物”中未提及，這些出處由譯者提供；銅器圖録簡稱參考本書第三章。原英文稿本中的封面、打印説明、圖録部分的相關目録以及陳先生標示“取消”的内容未翻譯，第一章後的附録爲1947年陳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二百周年遠東文化和社會研討會上的演講，内容與第一章重複，未譯，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閲英文稿。爲使讀者更好地瞭解本書的寫作背景和過程，譯本正文之後附録潘思婷女士所撰陳夢家先生在美期間工作事略《陳夢家：中國銅器，西方收藏，國際視野》的中譯文。
對今天向讀者呈現的譯稿我們不敢説至臻完美，但可以説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我們不計成本地付出，反復校對，對待這項工作如此苛責，是因爲我們反對學術界浮浪之風的最好方式只有從我做起。更重要的是，我們想通過這項工作向秉天縱之才的陳夢家先生致敬，感謝他在短短的生命時限中向世人所展露的非凡禀賦和才華。
付梓之際，萬分感謝王世民先生，正是他的牽綫聯繫與督導審閲才使譯者不敢懈怠。萬分感謝中華書局的俞國林先生和李碧玉女士，譯文無法代替原稿，原稿本來面對的是英文讀者，學術史意義重大，在我們向出版單位提出中英文同出後，即得慨然應許[32]。多謝出版單位的襟懷和負責態度。[1]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自序》，《陳夢家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2016年，655頁。[2]參見王睿：《遺落的章節》，《讀書》2002年第12期，105—113頁。[3]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被更改爲《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録》，著者姓名則被隱去。現已由中華書局出版爲《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訂補本（2019年）。[4]陳夢家編纂：《海外中國銅器圖録》，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原計劃出三集，參見曹菁菁：《國圖藏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録>未刊稿》，《文獻》2014年第4期，123頁；陳夢家：《中國銅器綜録自序》，《陳夢家學術論文集》，652頁。[5]先分六篇連續發表於《考古學報》第9、10册（1955年）和1956年第1—4期，後連同遺稿由考古研究所專人整理，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6]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7]見本書第一章“研究方法與材料”。[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下編，中華書局，2004年，355—356頁。[9]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下册《初序》，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2頁。[1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下册《初序》，3、4頁。[11]陳夢家編著：《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凡例》，中華書局，2019年，1、2頁。[12]《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凡例》，1頁。[13]見《美集録》的日文版《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録》松丸道雄所作序文，汲古書院，1977年。[14]Ch'en Meng-chia，“Style of Chinese Bronzes”，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I，1945-1946，26-52. 譯文見《中國青銅器的形制》，《西周銅器斷代·外編》，525—537頁。[15]俞偉超：《關於“考古類型學”的問題——爲北京大學七七至七九級青海、湖北考古實習同學而講》，《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1989年，1頁。[16]鄭師許、胡肇椿譯：《考古學研究法》，《學術世界》第一卷2—6期，1935年；滕固譯：《先史考古學方法論·序》，商務印書館，1937年，1—3頁。[17]俞偉超：《關於“考古類型學”的問題——爲北京大學七七至七九級青海、湖北考古實習同學而講》，《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3頁。[18]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1948年，1—84頁。[19]裴文中：《中國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108—149頁。[20]俞偉超：《關於“考古類型學”的問題——爲北京大學七七至七九級青海、湖北考古實習同學而講》，《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4頁。[21]見本書第八章“類型學”。[22]Ch'en Meng-chia，“Style of Chinese Bronzes”，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I，1945-1946，26-52. 譯文見《中國青銅器的形制》，《西周銅器斷代·外編》，525—537頁。[23]喀左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北洞文物發掘小組：《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1974年第6期，370—371頁。[2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82頁。[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晋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21頁。[26]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95—123頁。[27]高本漢：《中國青銅器中的殷周銅器》，《瑞典遠東古物館館刊》第8期，9—156頁；高本漢：《再論中國銅器》，《瑞典遠東古物館館刊》第9期，1—117頁。[28]艾蘭(Sarah Allan)：《中國青銅器在西方藝術史學者眼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410頁。[29]曹菁菁：《國圖藏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録>未刊稿》，《文獻》2014年第4期，127頁。[30]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3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2007年。[32]英文原稿The 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2019年）。致謝
在此我衷心感謝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給予我幫助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私人藏家及其他朋友。沃納（Warner）先生管理的福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從始至終協助了本項目的進行。此外，我還要感謝以下諸位先生：温利（Wenley）、普利斯特（Priest）、凱利（Kelley）、謝克曼（Sickman）和菲力浦頓（Plimpton），感謝他們作爲博物館的館長或館員在我研究藏品過程中提供的各種幫助和便利。感謝湯米達（Tomita）、赫里斯（Hollis）、蒲柏（Pope）、施耐克（Schenck）、斯達伯（Stubbs）、麥克林（MacLean）、哈比（Hobby）諸位先生和李（Lee）、邁昆（Magurn）、真特斯（Gentles）、胡斯（Hughes）、布雷爾（Blair）、西蒙斯（Simmons）、吐波（Tupper）等諸位小姐，還有司瑞琪（Sirich）和克魯斯（Cross）女士等。私人藏家中，特别感謝皮斯百（Pillsbury）、布侖代奇（Brundage）、乃布（Knapp）、畢德威爾（Bidwell）、羅勃兹（Roberts）、麥克阿爾平（McAlpin）、伏克（Falk）、何以特（Hoyt）、賀費（Hovey）、梅葉爾（Mayell）、布拉馬（Plumer）、賽車爾（Thacher）等先生和康恩（Kahn）、穆爾（Moore）、梅約（Meyer）、侯希蘭（Hirschland）等諸位女士。
對盧芹齋（C. T. Loo）先生在收集資料和查找私家收藏方面給予的大力幫助以及無償提供的照片深表謝意。同時，非常感謝弗蘭克·考羅（Frank Caro），他用極大的耐心和高超的技術爲我拍攝了盧芹齋先生、大衛·威爾（David Weill）先生、康恩女士、杜克（Duke）小姐、乃布博士、魏格（Wacker）先生等藏家藏品的全部照片。感謝姚叔來先生爲我研究何母斯（Holmes）藏品提供的幫助，感謝魏格先生爲我研究陳列於他擔任秘書和會計的中國展覽館的銅器提供的便利，感謝丹尼爾·紐維爾（Daniel E. Newell）先生提供的照片，感謝科莫（Komor）先生所示很多有意思的藏品。
感謝以下無償提供照片的博物館和私人藏家，福格美術博物館、火奴魯魯美術學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奥爾勃來特美術陳列館（Albright Art Gallery）、匹兹堡大學美術系（Department of Fine Art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鮑爾鐵摩美術博物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羅德島圖案學校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Art，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赫龍美術館（The John Herron Art Institute）、勃洛伊特學院美術系（Department of Fine Arts，Beloit College）、博特蘭美術博物館（Portland Museum of Art）；私人藏家有唐訶納（d’Ancona）、貝克曼（Beckmann）、畢德威爾、布侖代奇、伏克、伏曼（Forman）、甘浦斯公司（Gumps）、希拉曼尼克（Heerameneck）、侯希蘭、侯希泰特（Hochstadter）、郝克斯（Hoogs）、賀費、何以特、盧芹齋、羅比爾（Low-Beer）、盧昆斯（Luquiens）、馬薩（Mather）、梅益（Mayer）、梅葉爾、麥克阿爾平、穆爾、奥斯古（Osgood）、羅勃兹、辛科維奇（Simkhovitch）、賽車爾、瓦許（Worch）和姚叔來。圖録中帶有“弗蘭克·考羅攝”字樣的照片全部由盧芹齋先生提供。
感謝從始至終給予我幫助的助手們和我在芝加哥大學教學期間的學生哈里·米斯特（Harry Mist）先生，也感謝艾倫·外斯特·開普兹（Ellen West Capiz）女士以極大的耐心和認真負責的態度完成了手稿排印的最後工作。第一章 研究方法與材料
我非常敬佩漢代和清代注重名物訓詁考據的“樸學”傳統。“樸學”一詞始見於《漢書·儒林傳》漢武帝的話，後亦稱“考據學”。“樸”義爲“質樸無華”、“簡樸的”、“本質的”，本義是“未經加工的木材”。“考”爲“考查”、“驗證”、“研究”、“檢查”、“證明”、“鑒别”，“據”爲“根據”、“證明”、“本源”。因此，“樸學”可以定義爲：通過對現有材料的來源、性質和流傳情况做細緻審慎的研究來澄清論據和發現事實。
我認爲這種治經史的“樸學”方法同樣可以應用於銅器的研究，與所謂理論及其應用相比，明辨事實更重要。在進行銅器的研究之前頭腦中就已形成某種理論模式的做法更不可取。
大約十五年前，我開始對古代宗教發生興趣，並認識到僅憑比較人類學的方法不足以解决問題。在研究甲骨和銅器這些原始資料時，尤其需要借助古文字學和考古學方法。銅器的製造時代是歷史時期的商周階段，開展研究還需要具備古代歷史知識，也就是對先秦文獻的研究，而版本、目録和校勘學知識又是文獻學的基礎。具備上述知識之後，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如果把一件銅器作爲史料和形制研究中的標準器，首先要對其年代和真僞作出鑒定。在對文獻的年代斷定和闡釋過程中，年代學又成爲一個不能回避的複雜問題。在古代，天文學和星相學是交織在一起的，而星相學是當時社會思想的組成部分，因而不能忽視。歷史留給我們的只是碎片，在王朝更替中的記録也存在偏差和失誤，復原過程中需要解釋和推理。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考據學方法才是我們不能離其須臾的工具。
每件銅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時代、地域和所有者信息的載體。它的器形、紋飾和銘文都與某些銅器（群）存在着聯繫。這些聯繫如下所示：（1）時期（2）地域（3）國族（4）形制（5）紋飾（6）銘文第（1）、（2）項可由第（4）、（6）項以及出土地點、紋飾風格和鑄造方法來推知，所以我們需要依靠有確切年代和出土地點的銅器作爲標準器來研究上述信息不明的銅器。從單個銅器的研究入手，隨着數量的增多和認識的積累，逐步形成體系。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再利用新材料、新的考古發掘成果、文獻研究中的新認識以及與陶器、玉器、骨製品和石器等其他考古學資料比較的結果進行不斷核對、總合、修訂。
在我們研究單件銅器之前，首先要搞清它出土的地點、時間、收藏者、著録情况以及銘文内容。從形制、紋飾和銘文方面來推定它和其他銅器的關係，如果銘文内容上和其他銅器有聯繫，它們即可成爲一組來進行研究；如果一件銅器的形制和紋飾與其他銅器有共同特點，並且其中的一件有明確的出土時間和地點，我們就可以以此爲基礎來開始研究了。
在銅器研究中，實物爲第一手資料，其次是照片和珂羅版印刷品。宋代著録的銅器贋品很少，所以當時的綫繪圖也可以加以利用。清代著録中木刻和平版印刷的綫圖，使用起來需要多加注意，一方面由於摹畫有欠準確，再者當時贋品充斥。在這些材料中，考古發掘品最爲重要，因爲不需要顧慮其出處和真僞問題，遺憾的是發表的材料過少。我們不得不依靠經驗對資料的出處和真僞來作出判斷。
本書是我1940年春寫就的《中國銅器概述》一文的擴充，此文附於我用中英文出版的《海外中國銅器圖録》第一集。在這篇文章中我對中國銅器進行了綜合研究，相信能厘清某些資料和問題，推進學術研究。我欣喜地發現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也出於同樣的目的，但與我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有分歧。1945年我受邀編寫《柏景寒中國銅器集》[1]一書時，只對前文的綱要作了一些新的調整，本書是在前述工作基礎上所作的全面修訂。[1]譯者按：此書所收器物爲芝加哥富商柏景寒（Buckingham）小姐的收藏，原書名爲A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1946年在芝加哥出版。此處書名翻譯遵從作者所稱，今常譯作《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録》。現有英漢對照本，〔美〕查爾斯·法本斯·凱萊、陳夢家著，田率譯，嚴志斌校：《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二章 研究簡史
我們現在仍不清楚中國銅器開始鑄造的確切時間，東周晚期以降的文獻中保存了有關銅器發明者的各種傳説，但並没有考古學價值，只有寄希望於將來的科學考古發掘爲我們揭示銅器藝術的起源之謎。現在我們只能確定，商代後期，凝聚着高超工藝技術和美學價值的銅器已經出現，此前它必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時期。
最早提到銅器的文獻是《左傳》，它是爲魯國史《春秋》所作的解説中的一種，相傳《春秋》是由孔子編訂而成的。《左傳》雖然成書於戰國晚期，但它應該保留了早期史料。《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殷民六族……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彝器”爲宗廟祭祀之器，“大吕”爲鐘名，樂器的一種。雖然我們無法證明這些傳注是否準確無誤，但西周銅器銘文載述了周王派遣諸侯去其封國時，同時會賞賜樂器、禮服和氏族。
銅器用於祭祀禮儀活動，它在春秋時期被珍視則是由於另外的功用。鼎被看作是王權的象徵，《左傳》桓公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宣公三年，“楚子（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類似記載也見於《戰國策·東周策》中，齊侯曾問周鼎之輕重。《史記》的《封禪書》和《秦始皇本紀》都提到秦滅周後，周之九鼎没於泗水。
銅器也充當禮品、賄賂和戰利品等。《左傳》中有如下記載，桓公二年，“（宋督）以郜大鼎賂公（魯桓公）”。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成公二年，“晋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十年，“晋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晋侯……歌鐘二肆”；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魯襄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吴壽夢之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二十五年，“齊人……賂晋侯以宗器、樂器”，“陳侯使司馬桓子賂（鄭）以宗器”。昭公七年，“燕人歸燕姬，賂（齊）以瑶罋、玉櫝、斝耳”，“晋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十六年，“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在軍事和政治事件中，銅器充當了侯國行賄於别國高級官吏的賄賂品。值得注意的是，行賄者多是國家而非個人。《左傳》昭公六年、二十九年提及了鄭、晋兩國鑄刑書於鐵鼎。《左傳》記載了關於銅器銘文的材料。戰國時期人們期望重建古代禮制健全的理想社會，把很多發明都歸功於古代聖王。《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吕氏春秋》的《先識覽》及《慎勢》、《離謂》、《適威》諸篇屢言鼎上紋飾的物象與含義，也有關於盜掘貴族墓葬的記載。
對銅器的研究從漢代興起，研究史可以劃分爲以下四個階段：漢、宋、清和民國。
形成於商代的銅器鑄造業一直延續到東周晚期，當時的動亂致使這種工藝衰頽了。漢代銅器生産恢復時，鑄造工藝已没有先前富麗的綫條和華美的紋飾。漢代人對古代銅器的重視和欣賞，可由《漢書·武帝紀》窺見一斑，公元前116年由於青銅鼎的發現，皇帝改年號爲“元鼎”。當時的文獻也記載了銅器開始被收藏，《史記·封禪書》：“上（漢武帝）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漢書·文三王傳》：“孝王有尊，直千金。”《漢書·郊祀志》：漢宣帝時（前73—前49），“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後漢書·竇憲傳》載東漢和帝（89—105）時，匈奴南單于於漠北遺竇憲古鼎。當時的學者開始釋讀銅器上的銘文，許慎（58—147）在《説文解字叙》中説：“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東漢人袁康在他十一卷本的《越絶書》中，把中國古代的兵器製造劃分爲四個時期：（1）神農“以石爲兵”；（2）黄帝“以玉爲兵”；（3）夏禹“以銅爲兵”；（4）“當此之時作鐵兵”。雖然時代的劃分有誤，却準確把握了用於製作兵器材料的階段性。
從漢至宋，大量鐘鼎彝器被發現，它們的發現被認爲是祥瑞。鐘是樂器，鼎是祭器，宋代常用“鐘鼎”來代指銅器，另一種稱呼是“金石”（原指銅器和碑銘），對碑銘的興趣可以追溯至唐代，宋代學者認爲這些碑銘刻石與銅器同等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古器物研究的視角發生了變化，不再視之爲祥瑞，而是更關注它們的藝術價值和銘文的史料價值。銘文最受研究者重視，被當作法帖，由於拓印技術的興起，銘文拓片的反復製作使一般研究成爲可能，使古文字研究與銅器的器物研究並行發展，尤其是復興了《説文解字》的研究。宋代金石學著作可以分爲兩類，一類重視銅器的器形、紋飾和形制，主旨是研究銅器與祭祀儀式間的關係;另一類重視銘文、宗旨，是碑銘學和歷史學研究。
宋代内府收藏開始於咸平三年（1000），好畤得一方甗，進獻給皇帝（見《考古圖》2.17—18）。1051年，楊元明受仁宗之命編製的《皇祐三館古器圖》收録了皇祐年間三館收藏的11件古器物。1063年，劉敞寫成《先秦古器記》，爲先秦器物圖録，其中包括11件石刻。不過，兩本圖録散佚已久。此後不斷有銅器進獻給皇帝。1092年問世的《考古圖》包括了皇宫中秘閣、太常等内藏和37家私人收藏，共計211件銅器和11件玉器。宋徽宗下令編纂的《博古圖》（編於1107—1110年）包括527件器物。由於私人藏家進獻藏品，《博古圖》於宣和年間的1123—1125年進行了修訂，收録的銅器增至839件，這些藏品1126年由於都城南遷而散失。
宋代以後，銅器研究衰落了。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的1755年，才又恢復出版皇家收藏的銅器，學者們也開始進行收藏和研究。清代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兼收藏家、官僚、學者於一身的阮元於1804年出版的，引起了很大轟動[1]。此後，學者們蜂擁研究銘文和銅器，出版了大量石刻、木刻和影印的銅器圖録，以至於晚清時造僞之風大盛。陳介祺（1813—1884）是當時最好的鑒定家和銅器拓片高手。吴大澂（1835—1902）於1884年出版了《説文古籀補》來補充説明《説文解字》，轉變了當時學者們對《説文解字》拘泥迷信的態度，體現了銅器銘文的學術價值。經學和禮制研究的集大成者孫詒讓（1848—1908）研究銅器，並成爲第一個成功釋讀甲骨文的學者，在古文字研究領域開闢了一條新路。清末，銅器銘文研究已成爲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者開始科學地發掘古代遺址，首次確定了銅器年代以及編年。宋代以來發現的有些銅器，只能在没有確切根據的情况下繫於商代。由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的發掘出土了包括銅器在内的甲骨、陶器等大量遺物，出土的商代銅器得以成爲傳世銅器斷代的標準器。
過去三十年來，大批精美的珂羅版印刷的銅器圖録問世，在這方面以已過世的羅振玉貢獻最大。容庚、商承祚、于省吾、孫海波和黄濬都出版了設計精美、附有銘文釋讀的銅器圖録。郭沫若和唐蘭在銅器斷代和銘文釋讀方面貢獻頗大。
在西方，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英國的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和加拿大的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也出版和發表了圖録及研究成果，成爲中國銅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譯者按：指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嘉慶九年（1804）刻本。第三章 重要出版物一、中文出版物（一）影印的圖録（二）摹寫的圖録（三）器物拓片（四）銅器銘文（五）字典和書目提要二、日文出版物三、英文出版物（一）英國所印書刊（二）美國所印書刊（三）瑞典遠東古物館館刊（BMFEA）（四）中國所印書刊（五）法國和比利時所印書刊（六）荷蘭海牙所印書刊四、法文出版物五、德文出版物六、瑞典文出版物補充：（一）英文著作（二）本書作者著作目
本章開列的書目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中文和其他語言的著作。爲方便西方學者的研究，中文著作特别是珂羅版印製的圖録稍作説明。中文圖録大致分爲以下三類：（1）影印的圖録（以下用C表示）。（2）摹寫的圖録：（a）木刻印刷（以下用W表示）；（b）整拓器物平版印刷（以下用R表示）；（c）摹寫的平版印刷（以下用L表示）；（d）摹寫的石刻印刷（以下用S表示）。（3）只有銘文的圖録：（a）木刻（以下用W表示）；（b）平版印刷（以下用L表示）；（c）影印（以下用C表示）；（d）釋文。研究銅器器形、紋飾和鑒定真僞，上述中文圖録中（1）最爲重要；經過審慎考慮，（2）可以用；如果限於材料的缺乏又確實需要使用，（3）也應添列其中。下面編號38—41所列四種清代皇家收藏的銅器圖録中存在僞器，使用時應加以辨别。除特殊情况，西文著作一般不作詳細説明。中文著作的書名前用拉丁字母標識其簡稱[1]，並用（W）、（C）等來表示版刻印刷或影印等類别。重要的西文著作前也有簡稱。銘文釋文類的目録未予收録。一、中文出版物（一）影印的圖録1.《雙玉》
鄒安：《雙玉璽齋金石圖録》，收入《藝術叢編》，上海，1916年。29頁，共收録30件器物，包括2枚印章、25件銅器、1件漢代陶器、1件晋代鐵洗、1件宋硯[2]。銅器中有僞器，照片品質不高。這是第一部用影印技術出版的銅器圖録[3]。2.《類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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