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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06: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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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传铭 译解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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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注我

论语注我试读:

总序 经典离真理有多远

《东方国学丛书》终于问世了,这套丛书的编注工作计划要长期编下去。但万事开头难,“开头”总是值得高兴的。作为国学经典的“新选本”,其实内容也无法突破“经、史、子、集”的范畴。该丛书的编纂体例,一方面想强调注家的“自说自话”,由注、疏、论、辩和原著合而成篇;一方面力争撷英咀华,能将近三十年国学研究的新成果包容进来,使得丛书为现代语境中国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一套正信而诚实的关乎中国智慧的读本。若此,这套“普及本”也许能获得“版本学”意义上的价值。

说到“国学”经典,在浩繁博大的卷帙中人们首先会提到“四书”,“四书”原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显然都是儒学经典的一家言。为什么“四书”会是经学丛林之首选呢?要说清说透这种历史文化现象颇费周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儒学“经世致用”的实用性。有人将儒家思想比喻为“粮食店”,离开是要死人的,但“活着”不等同“生活”,除了吃饭这件头等大事和衣食男女基本的需求之外,还有文化精神上更高级、更丰富的诉求。所以,春秋时的诸子百家和稍后的《汉书》、《史记》、《资治通鉴》、“文选”等经典才分别立功、立德、立言,共同构造了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之恢宏博大的万千气象。今天若来重新勘定国学“四书”,不少人心中的“新四书”大概会是《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这样至少把道家之致虚守静的人生修养、无为自然悯念苍生的道德思想也能包容进来,强调起来。同理观照易、礼、列、荀、墨、韩非……诸子的哲学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包容性和完整性,使他们不再是水火冰炭、肝胆楚越,方可称完整的中国思想宝库。《东方国学丛书》的编纂初衷,就是期望读者不仅能体悟到中国智慧的灿烂丰富,不仅见其异亦能见其同,能发见先贤们对“天地人”解读时殊途同归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经典中包容了超越时空的智慧,而阅读与思考便成了人们精神之需的源头活水,并伴随着不废江河从远古流向未来。

中国语言历来就分为“书写”和“言说”两大不同的表述体系,又由于“经典国学”大多成书久远,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所以注解字义、疏通文理、阐发思辨,便成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赫然构成,而且被视为学人之“正业”“正道”。国学经典大多要言不烦,往往寥寥数千言、区区几万字,便成一个学派,而历朝历代“注作”之浩瀚渊博何止汗牛充栋!其渊博繁复不仅令一般读书人望而生畏,甚至会由然联想起庄周的那一声浩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因而丛书之选务必兼顾綮肯中正,博约适中又自成体系。“五四”以来的百年一直是提倡“白话文”,以“言说”替代“书写”,这就彻底割断了我们和传统文化血脉连通的脐带。致使今天人们对国学经典的释读,变成了一门比学习外国语还要困难,还要令人头疼的事情。于是有人说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骗人的。在孔子虽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教育家之言,但事实上读书苦、读经典更苦(读心灵鸡汤除外)不仅是事实,也是要向读者坦白说清的。可是,中华文化为什么数千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呢?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往往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他们也许是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功利出发,但是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苦学苦思之后,终于有人能不仅积“小知”为“大知”,变“小年”为“大年”,提升了自己的品格,找到了人生的正大指标与方向,在使自己沉下来静下来圆满自足的同时,也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涅槃重光。

如何学习国学经典,大概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方法和体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唯不变的是求学之途没有终南捷径。经典非读不可,非学不解,非苦读苦学不能辨识人生的苦乐之道。读经典岂会只是一个人“孤独的攀登”?若能秉持一颗“为己之学”的平常心,对话先哲,问道天地,何苦之有哉?

真理在前,光明在顶,苦而后乐!但愿这套“东方国学”丛书能成为读者前行路上一步步登高的台阶。刘传铭乙未初夏于放思斋2015年5月4日

自 序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句话。这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说的?没有确切清晰的记忆。重闻此言,已然是蹉跎岁月后的恢复高考了,但我固执地相信,第一次一定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读过私塾,是一位小商人,生于清末,殁于“文革”,一辈子平平凡凡,是一位典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教导我“开卷有益”。也许正是他无意间的那句话,把孔子《论语》的思想价值,像种子一样植埋在我懵懂的心底。无奈的是,它没能在一个求学少年春风启智的岁月里发芽,因为那是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春秋失序,日月无辉。“倾颓了,倒毁了,半神把它打碎了”(歌德《浮士德》),一切都颠倒了,半神打碎的是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孔子的《论语》。我手上有一家权威出版社出版于1975年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小册子,内中写道:“无数历史事实说明,孔丘是一切反动阶级的‘圣人’,是革命人民的死敌。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然要去朝拜孔家店,要到孔丘那里寻找思想武器;而一切革命的阶级,一切有志于改革的人们,为着促进历史的进步,必然要批判孔丘、批判儒家学说。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可怕的是,这一切仿佛又是由鲁迅先生生前审定的。《论语》之沦丧便成了文化桎梏中的铁案,沉沉地压住了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自由翅膀。我与《论语》失之交臂,一错一花甲。

物换星移,世事轮转。在大倡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世纪,再读《论语》于我而言,原本不是“返本开新”的思路探索,而是重温旧梦的一课。这部《论语注我》便是阅读与思考的真实记录。

前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按照冯友兰的解释,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至没有得古人之意,而只是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传铭认为,宋代陆九渊在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时,并未强调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其关注的是“读经有我,注经有据”。《论语》作为中国识字人的第一必读书,尽管才万余言,但历代对《论语》的释读与注解之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构成了一方壮如海面、高如天际、远如天涯的风景。

两千多年来,祖先们在《论语》中寻找做人处事的原则与方法。接续这个传统,阅读它、理解它、品味它、践行它,这不是孔子的光荣,而是我们的心灵渴求。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君子(旧贵族)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先生;一个无权无势,却仁爱天下,批评暴政的思想家;一个古道热肠,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的梦游人;一颗以天下之安为安的不安的悲情的种子。

最后想强调,本书取名《论语注我》非谓能自创新意,掩盖前贤,有多少版本学上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力争备采众说,折中求是,同时又尽量以现时代的语言观念加以申述原典。期望本着“诚、慎、敬、恕”的态度和读者一起去探寻一条通向两千五百年前那座思想殿堂的道路。同时,也更想让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朋友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智慧,中国人的“内圣之学”“外王之道”,在经历了“良知的坎陷”般心灵洗礼之后,同样可以开出理想的政治之花,开出与西方“科学与民主”不一样的东方美丽。农历乙未初夏清晨刘传铭记于放思楼第一篇   学 而

|导读|《论语》各篇的命名并没有特别的用意,只是选用该篇开始的两三个字作为一篇的题目,这种类型的篇题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比较常见。“学而篇”的内容涉及学习、为人和修养道德等方面,也有一些论证的语录。包括“学而时习”的学习方法,孝悌为本的仁学基础,不断反省的进德手段,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治国手段,先道德后文化的学习进程,“无友不如己者”的交友原则,过则能改的君子气度,“慎终追远”的行孝规则,“温良恭俭让”的行己作风,安贫乐道、敏行慎言的君子之德,推己及彼、举一反三的治学能力等。

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务本之道,乃学者之必务,故《论语》列之全书之首实有深意。

人之所以为人,是知学、会学、能学;人兽之别也由学字而分。学之恒、之重,人之本也!

读此篇即可初步了解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之“大成1234至圣”之名不诬也。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56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

1.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论语》一书中“子曰”都是孔子所讲的话。

2. 学:通“觉”。

3.说:同“悦”,高兴、愉快的意思。

4.有:同“友”。

5. 知:同“智”。

6.愠:怨恨。

|释|

孔子说:“学而能有所领悟,并择适当的时间实践演绎以求印证所学,岂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吗?同门曰朋,同道曰友。这样的朋友从远方来不正是共谋论道之乐吗?不因为别人不了解不智慧而生气恼怒,不正是君子之风吗?”

|论|

孔子这里所说的“学”与后世演绎发展,知行合一的全方位学习同源同意,但就学习的具体内容而言,孔子主要还是指对“五经”(诗、书、礼、乐、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原典的阅读与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孔子一以贯之的“敬天命”的哲学思想和“吾从周”的政治使命。

关于“时习”中的“时”意有三层。“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昏,“适时而为”是说在恰当的时候做该做的事。由于孔子强调“君子务本”和“务本”为学,所以孔子这里说的“时习”,适时而为的事便是“学”。古字“習”,如鸟学飞,数数反复。且能振翼日远,才有“不亦说乎”之自问自答。

开宗明义,《论语》第一句话便说了“学”的目的、方法和意义。至于人为什么要学习?康有为做了如下引申:“故人物之异全视所觉,知觉之异全视所学。”能不能学,会不会学,在此被上升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文明的传统正是在“先觉觉后觉,后觉效先觉”的反复循环中承先启后地延续着、丰富着、发展着。最后形成“贵智轻愚,尚文轻野”的正大方向和行为准则,这在孔子便是“忠、信、敬、恕”的“君子”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有知识,有道德,有担当的崇高的人文精神。“同门曰朋,同道曰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就不能只理解为人伦友谊之叙,而是志同道合之人聚而论道求学之旨趣。“时习”是学习方法,也是求学求成之不二法门。一是时时为学,适时而习;二是依时而践行而变通。所谓凡学至熟习,则观止神行,怡然理顺,逢源自得。此言,修己以自得为先,不得冥心坐废,以时为中,不得守旧泥古。康有为强调,孔子“以时始,以时终”,夫子之道全达于时,学者不可不察。“达于时”应该是包括了时间、时机、时变三重意义。尤其是“时变”,指的是“天变道变”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精神。

辜鸿铭讲孔子时说过一个发人深省的笑话:“记得在中国清朝的乾嘉年间,当时刚刚开放海禁,有一个欧洲人来到中国,身上的西装破旧了,而当地又没有欧洲的裁缝,于是便找到一个中国裁缝,问道:‘你能制作西装吗?’中国裁缝回答道:‘只要是有样式,我就能仿照着做出来。’于是欧洲人就拿出一件旧衣服给裁缝做样式。过了几天之后,裁缝拿着制作好的新西装前来交货了。欧洲人打开新西装检查,发现一切样式均分毫无差,唯独新西装的后背处剪掉一块,又缝缀上了一块补丁。欧洲人大惑不解,向中国裁缝询问原因。中国裁缝就回答说:‘我这完全是按照你给我提供的样式做的啊!’现在我国锐意维新,各方面都效仿西方人,而不追求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这和根据破西装制作新衣服的笑话又有什么区别呢?唉!”

百年已过,笑话依稀。诚《论语》现实意义之一也。123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45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

67之本与!”

|注|

1.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论语》中记载孔子弟子时一般称字,只对曾参和有若尊称为子,据此有人便认为《论语》一书是曾参和有若的弟子记录而成的。

2.弟:同“悌”,遵从兄长,善事兄弟。

3.鲜(xiǎn):少。

4.务:致力于。

5.本立而道生: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悌之心,始可有孝悌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虽若自然当有之事,亦贵于人之能诱发而促进之,又贵于人之能护养而成全之。凡此皆赖于学,非谓有此心即可备此道。

6.为仁之本: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悌乃人之本,人能有孝悌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生于根。孝悌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于心则谓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之于人群为道。

7.与:同“欤(yú)”,疑问语气词。

|释|

有子说:“为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却常常犯上作乱,这种人很少。不喜欢犯上,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从来也没有过。君子致力于心性根本,根本确立了,正道就随之产生。孝敬父母、善事兄弟这些内容,大概就是儒家强调施行‘仁’道的基础吧。”

|论|

孔子教人学为人,即学为仁。《论语》常言仁,欲识仁字意义,当通读《论语》全书而细参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悌,故培养仁心当自孝悌始。孝悌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间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正因为此章乃孔儒核心价值观之一,后世注家于此皆有阐发。辜鸿铭的注释便是一例。

孔子曾说过:“做一个孝子和好公民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也曾说:聪明人精力集中在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上,只要基础打好了,就自然会有智慧和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不就是人生的基础——特别是人道德生命的主要目标吗?儒教和欧洲宗教的真正区别,类似于佛教和基督教,前者是一种社会信仰,也可以看成是国家信仰,而后者是个人信仰,或可称作教会信仰。孔子所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真正的国家概念,并且,孔子还使得这个观念固化、扩大,成为一种宗教观念。在欧洲,政治一直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变成了一种宗教。我想说的是,不吝啬称颂孔子就是他给了中华民族以国家信仰。孔子在《春秋》——国家的春天和秋天——里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国家信仰,在道德层面上,他在这本书里指出,社会动荡就是因为人们没有道德层面上的真正的国家观念。12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

1. 巧言:伪饰之言,花言巧语讨好别人。

2.令色:好的脸色。另一种解释为庄重的服饰。

|释|

孔子说:“花言巧语、面貌伪善的人,是缺少仁德的。”

|论|

孔子提倡本心、本言、本色,真善美之端也。这与孔子身处乱世,渴望仁德清明的政治理想以及纯良厚朴的社会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康有为认为“巧言令色”使人多惑之以为慈仁,似为智慧。孔子特明其是非。若以巧诈欺人则天良尽丧。孔子欲行仁道,则不得不除此弊。

康氏发现的微言大义,无疑使孔子的主张得以彰显。12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3乎?传不习乎?”

|注|

1.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参,字子舆。

2.三省(xǐng):多次反省。古代汉语中动作性动词前加数字修饰成分的,一般表示动作的频率。而“三”“九”等数字,一般表示次数多,不必落实为具体次数。此章下文恰好是三件事,只是一种巧合。

3.传:老师的传授。

|释|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事情是否尽心竭力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相待呢?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认真实践印证了呢?”

|论|

今译多将“传不习乎”理解为对老师所传授的学业温习了没有,其实这里的“习”还是实践印证的意思,这比前文所说的忠、信,又深化了一步。妄信妄言未经论证的思想,也有悖忠信之道。前恶巧令,此贵忠信。有子传孝悌,曾子传忠信。1234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注|

1. 道(dǎo):“导”的古体字,治理。千乘(shèng):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称为一乘。春秋战国时代,国力的强盛以该国所拥有的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孔子生活之世,“千乘之国”已算不上是诸侯大国了,所以《论语》中有“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的话。

2.敬事:严肃庄重地处理事情,类似今天说的敬业。

3. 信:信誉,有恒。

4.以时:按时,这里指不违背农时。春秋时以三月为一季,这里孔子所说的“时”特指季。

|释|

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言而有信,节约用度,关爱百姓,不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

|论|

这是《论语》第一次谈政治。孔子为什么要谈政治?孔子有没有资格谈政治?孔子是什么人?孔子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在注孔的学者中,甚至在从前的读书人心中,这几个问题都会有一个答案。这里取李零说:“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我同意李零的概括,但对“流浪狗”结语则不苟同,且不说这是“丧家狗”的今译,就行文的孟浪而言,也有失“敬”“恕”之道。传铭以为,从我们这一辈读书人上溯,几乎每一个文人都可以在孔子的身上照见自己的命运,所以讲孔子“走心”。我们在孔子平民化的气质中看到一位蔼然长者,一位亲切师长的同时,不要忘了,汉以下的两千年中国政治思想史,批孔是政治,尊孔也是政治。所以孔子是一位无可替代的大政治家。

这里还要注意,人们往往把“信”理解成有信誉不欺诈,甚至理解为信仰。孔子这里说的是,治理国家要有恒心恒力,长远的政策规划和制度,而不是朝令夕改。古诗中就有:“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说的就是“有信”的自然规律,才是值得人们去信赖的。

春秋时代,诸侯各自为政,所以孔子以治理千乘之国为例论政。古代的国、家二字是分开的。

孔子认为,治理诸侯之国有五件重要的事:尽忠职守、令出必行、节省支出、爱护众人、使民以时。前四件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要“使民以时”呢?当时的百姓要服劳役,一家有三个男丁就征一个,五个以上征两个。但是百姓平时还要从事生产,所以不能在农忙时要求他们服劳役、修堤坝、筑城墙,否则会引起民怨,适当的时机是秋1234收之后。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注|

1. 孝:善事父母为孝。

2.悌:善事兄弟为悌。

3.谨:行之有格,讲规矩。

4.信:言出至诚。

|释|

孔子说:“年轻学子,居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就要尊长爱幼,行为谨慎,言而有信,博爱众人,亲近仁者。这些都做到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去学习文化。”

|论|

此孔子呼弟子而教之。盖以孝悌发其行仁之始,以博爱众极其行仁之终,以谨信肃其行仁之规,以亲仁熏其为仁之习,而后学文以广其智益。虽仁智双修,而始终于仁,但以智辅仁,所以养成人之德也。盖文国重英年,垂教望后生,故郑重放于上章治国之后。(康有为)123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

1.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中有所谓“四科十哲”之说。

子夏长于“文学”。

2.贤贤易色:看重德行,轻视表面的姿态。易,轻视。

3.致:给予,献出。

|释|

子夏说:“贤德的人(看人)有能透过表象(看本质)的本事。一个人能诚心竭力地侍奉父母,能公而忘私地服务君王,能持诚信之心交朋友,虽然说他没读什么书,但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学人。”

|论|

贤贤——以贤事贤。意思就是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能看到这个人身上美好的东西,而不去关注这个人的衣服是否华美、肤色是否白皙等问题。贤贤,就是教育的核心,体现出来,就是在对待父母的时候尽孝,在对待君主时能忠诚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朋友交往的时候能信守诺言,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做到这三点,即使他从来没有上过学,那么他也是一个教育良好有着真正人格的人,也即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认为的有教养者。表与里、质与量,儒家强调知行合一,表轻里重,质贵量轻的为学素质。12345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注|

1.君子:“君子”在《论语》里有双重意思:一是指贵族,即有官位的人;二是指有德行的人。但他的重点在第二种说法,因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有高贵的出身和官位,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德行的人。

2.重:庄敬自重。

3. 固:巩固,稳定;呆板,缺少变通,固执己见。

4.主忠信:行事以忠信为主。

5.无:通“毋”。

|释|

孔子说:“谦谦君子,如果不庄重自珍就没有庄敬的威严;知道学习也就不会自以为是、顽固不化(另一说,学习学到的知识就难以巩固)。恪守忠诚信实的道德要求,不与道德上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另一说,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自己的),有了错误不害怕改正。”

|论|

此章历来注家多歧见。如“友”字,可做名词亦可做动词。词性一变,则句意必然不同。一说没有一个朋友不超过自己,一说不交品行操守不如自己的人。传铭以为,虽然《论语》未必如今天行文之逻辑联系,但若联系上下文之句意,应译为:行事以忠信为准则,莫交不如己者,有了过错则不可畏难不改。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这里绝非教人权衡利弊、如何择友。而是强调择善而从,改掉那些喜与不如己者交往而沾沾自得的轻薄。1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注|

1.终、远:曾子以继承和传播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闻名,如《大戴礼记》中有“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篇章记录有关曾子生前敬事父母或死后葬祭礼仪等关于如何行孝的规定。所以,这里的“终”“远”分别指长辈丧亡之事和对于远祖的祭祀。

|释|

曾子说:“恭敬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静穆地追祭历代的祖先,老百姓的道德就会趋向敦厚了。”

|论|

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认为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葬祭之礼。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情之表现,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孔门常以教孝道达人类之仁心。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在死者似无实利可得,在生者亦无酬报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于死者尚所不忍,其于生者亦可知。

故儒者就理智言,虽不肯定人死有鬼,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确有其不可轻已。曾子此章,亦孔门重仁道之一端。12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3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4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注|

1.子禽:陈亢(kàng),字子禽。从“子张篇”的记事来看,陈亢不是孔子的弟子,他对孔子的学说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在“四科十哲”中属“言语”。

2.夫子:古人对于做过大夫的男子的敬称。孔子曾是鲁国的司寇(掌管刑狱的官员),所以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后来沿袭成对老师的称呼。在一定的场合下,又可以专指孔子。

3.俭:约束。

4.其诸:表示不肯定的推测语气。

|释|

子禽问子贡说:“老师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收听到该处政治的详细资料。这是他自己去搜求的,还是别人主动提供给他的?”

子贡说:“老师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自律、谦退,靠着这样的品质和感召力才得到获取信息机会。老师不求之求获得国政民情的方法与别人获得的方法,还是大不相同的。”

|论|

子禽即陈亢,字子禽,陈国人,小孔子四十岁。子贡即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

春秋时代,表面上虽是周朝的天下,实则诸侯早已各自为政。孔子周游列国,倡言政治理想,也参与讨论各国政事,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鲁(孔子的国家)、齐、卫、宋、郑、曹、陈、楚、杞、莒、匡。通常都是别人主动向孔子请益。在鲁国做过五年官的孔子,周游列国时虽已没有官位,但声望很高,各国政要都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

子贡名列于言语科,口才果然一流,他用“温、良、恭、俭、让”来描述自己的老师,实在是非常精彩。事实也确实如此,孔子为人温和、个性善良、待人恭敬、遵从礼仪。礼仪的本质就是谦让、恭敬。“俭”字也有自制、收敛之意。

温、良、恭、俭、让,这五点特征是子贡对孔子的观察,也是孔子与各国君臣交往时的态度。由此可见,孔子的情商实在很高。子贡能从这五点来描述老师,也表明他对老师的了解,相当深刻。

此章以“孔子闻政”引申出子贡用“温、良、恭、俭、让”来描述老师的风范并解释孔子得以闻政的理由,这固然是颂扬孔子过化存神,礼乐文章之盛,而根本的意思还是强调圣人之德君子之风的影响力。12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

1.其:指儿子。

2.没(mò):死去。

|释|

孔子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其儿子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要观察其儿子的实际行动。如果能够三年不改变父亲传下来的家风与处事原则,就可以说孩子是尽孝道了。”

|论|

对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注家曾有争议:如果父亲做得对,三年之后根本没有必要改;如果做得不对,为什么要等三年才改呢?钱穆认为:《论语》文辞简约,异解遂滋。如此章或谓乃专对当时贵族在位者言,非对一切人言。无改父道,乃指政治措施,不指日常行为。否则父在时,其子岂无日常行为,而仅云“观其志”?或通指父子,重此道字。谓若父行是道,子当终身守之。若非道,何等三年?或则从三年上寻求,谓三年不改,即是终身不改。疑辩纷纭,然《论语》所言,故当考之于古,亦当通之于今。固当求之于大义,亦当协之于常情。如据三年之丧为说,是专务考古之失。如云父行非道,何等三年,是专论大义之失。其实孔子此章,即求之今日之中国家庭,能遵从此道者,尚固有之。既非不近人情,亦非有乖大义。孝子之心,自然有此。孔子即本人心以立教,好高骛远以求之,乃转失其真义。学者其细审之。1234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注|

1. 礼:典章制度,社会风俗。

2.用:施行。

3.和:协调也。

4.斯:此,这。

|释|

有子说:“礼的施行以和谐为美,也是最珍贵的。前代君王的治道,最推崇的地方就在这里,大事小事都遵循这个道理。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那是只知道和谐为贵的道理而一味追求和谐,不懂得同时要用礼来节制的道理,也是行不通的。”

|论|

这里简单说明“礼”和“乐”在古代的不同作用。

古代之礼重在分,古代之乐重在合,合与和相通。礼作为区分的规定,譬如君臣、父子,如此社会才能够维持秩序。而乐是追求心灵的沟通,音乐能够让人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和谐的气氛。礼本来是区分长幼尊卑、维持社会秩序的,为什么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呢?因为礼绝不是为区分而区分,秩序出现之后,每个人都知道怎么与人来往,整个社会就能和谐。有子这段话含义深刻,先是区分,再有秩序,然后是和谐。如果没有秩序,社会乱成一团,就全然违背礼的用意了。

礼是讲差别,和是无差别。礼是秩序,乐是调和。康有为进一步阐述这一节的政治思想: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行均矣。礼胜则离,必和之以乐;乐胜则流,必节之以礼。盖礼以严为体,而以和为用,乐以和为体,而以严为用。二者皆不可偏,庶几欣喜欢爱,中正无邪也。礼者为异,乐者为同;礼为合敬,乐为合爱;礼为别宜,乐为敦和;礼为无争,乐为无怨;礼为天地之序,故群物皆别,乐为天地之和,故百物皆化。故礼乐并制,而小康之世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但人道以乐为归,圣人创制皆以乐人而已。惟生当据乱,不能不别,宜以去争。制礼似严,实贵和乐,故无小无大皆乐由之。但物理循环,乐极则哀,故和而不流。礼当大同,但有合爱,仍不能不有节也。有子为子游之师,当传大同之道。12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注|

1.复:因循,实践。

2.因:依靠,凭借。

|释|

有子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应该遵循实践。恭敬的样子如果合乎礼的话,就能够避开耻辱。执政行事时依靠的人中不缺少至爱亲朋,也就可靠可信了。”

|论|“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另一解为姻。古代社会,最重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就是“宗”。其次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就是“因”。前者也叫内亲、内宗,后者也叫外亲、外宗。孔子的意思是,姥姥、舅舅家,虽然比不上叔伯爷爷家,但如果不失亲近,也等于宗。孔子强调的还是感情的本身决定亲疏。1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2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注|

1. 就:靠近。

2.正:匡正。

|释|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贪求满足,居住不贪求安逸,做事勤勉,说话谨慎,求教于有道德的人来端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论|

所谓“食无求饱”是指不一定要吃得很饱很好;“居无求安”是指住处不求奢华。“敏于事而慎于言”可以理解为多干少说,至于求教于品正道深的人来改正自己的不当之行,更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话。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2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注|

1.谄(chǎn):巴结,奉承。

2.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中的句子。切、磋、琢、磨都是制作器物时反复修治的动作,这里用来比喻治学、修身要精益求精。

|释|

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有却不骄纵,人能做到这些怎么样呢?”孔子说:“可以了。但是不如贫穷却能怡然自乐,富贵却能谦逊好礼。”

子贡说:“我明白了,诚如《诗经》所言,那就是必须经过像器物加工一样,不断切割与琢磨才可成器。《尔雅》称:‘骨谓之切,象(牙)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如人需艰苦磨砺的一番经历才会有为吧?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回答:“总算明白了。现在我可以开始给你讲解《诗经》了,因为我看到你已经懂得来龙去脉,明白了如何去弘扬道德。”1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

1.患:怕。

|释|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论|

自己有才华、学识、德行、能力,别人不了解,那是别人的损失。但是若不知人,那就是双方的损失了。年轻时,要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年长时,要提携正直有为的后辈。若不知人,难免造成许多错误,一旦错误铸成,将悔之莫及。

人知与知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文所说“人不知而不愠”是夫子待人之道,这里说的“患不知人也”更加将思想推进一步。孔子强调“为己之学”,故君子求在自我,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却是大忧。人不能离人而独立,若不知人之是非邪正,而误于交托,则动而必败,大之丧国,次之亡身,小之失名节。故人伦之鉴不明,是人道切身之患也。第二篇   为 政

|导读|

本篇论及为政、教化、学习、修养、孝道等方面的内容。

孔子主张德政礼治:认为治政必须以教化百姓为首任,从政必须以学习为前提,对于有疑问之事采取谨慎的态度;国君要任用正直之人来辅政,当政者都要从修养自身做起,以使社会形成普遍的道德风气:友爱、孝悌、讲信用。

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孔子将以德治国具体到以孝治国的人本之修。还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法,齐之以刑”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不应据此就认定孔子将“德治”和“法治”对立起来。而要理解孔子以教化治国的良苦用心。此一政治理想,不仅有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也是政治家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12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

1.北辰: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

2.共:通“拱”,环抱、环绕之意。这里是以北辰比喻掌权者,以众星比喻臣民大众。

|释|

孔子说:“为政者运用道徳来治理国政,感化民众,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拱卫着它。”

|论|

孔子用“德政”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从前常常被解释为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并行不悖。“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使用这个比喻引发后人的联想,其意境之深远,并不等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众星拱北辰”这一天象在古人看来是北辰不动而众星环拱而动。重点强调的是北辰的众望所归,而非北辰的无为不动。这里的“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无须为,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更为接近。宋之沈括、元之郭守敬测极星离不动处三度,言北辰居不动之所,而众星环旋拱向之。孔子属意在德,老子属意于道。汉以前,道归道,德归德,道德二字极少合用。事实上,德治与无为而治不同,“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是基于儒家人性向善的基本判断。有德方有得,德者,内为修己,外为治国,这一思想绵延了两千余年。这从1949年共和国创建时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设计上也还可以见到这一思想的痕迹。1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注|

1.《诗》:《诗经》。三百:概举整数而言。《诗经》实有三百零五首诗,连同有题无辞的六篇笙诗,共三百一十一篇。

2.思无邪:《诗经·鲁颂·(jiōng)》中的句子,孔子借用来评价《诗经》各篇思想内容的纯正。

|释|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总括它,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

|论|“思无邪”语出《鲁颂·篇》,论“诗”则有美、刺、正、变,孔子以为,皆归无邪。同时,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委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大义。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章当成孔子的文艺批评标准来看,否则就很难以理解这句谈文学境界的话,在《论语》中被放到“为政”这一章节中来。南怀瑾于此有较丰富的发散性联想,虽未必严谨,但他以为文史哲不可分家乃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当被我们关注。他说:“以现代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会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第二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物学就是生物学,过去中国人做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春江花月夜》中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诗。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酿酒的了。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黄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人与人之间经常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首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123地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4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注|

1.道:同“导”,引导。政:法制,禁令。

2.齐:整饬。

3.免:逃避。

4.格:至,来。

|释|

孔子说:“(如果)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饬百姓,百姓只会尽量地避免获罪,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教化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行为规矩。”

|论|

本节所涉内容应该和第一章紧密联系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的是一个高级层面政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无耻”的对立面是“有耻”,“耻”是羞耻心,“有耻”即有反省羞愧心。这是孔子的理想政治社会之意识形态。当今社会正在大讲法治,如此一来,当然是“民免而无耻”,但很少有人会真正自觉地尊重客观的法规。要实现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正路途漫漫。是否可以避免陷入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的状况呢?恐怕还是要靠教育以及精英的示范作用了。本章区分了“德政”与“法制”,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注将“格”注为“至,来”似不妥。传铭以为何晏将“格”解为“正”是正解。所以康有为感慨:“故政刑者,升平小康之治也。养其善性,和以文明,使民风民俗皆至仁良,日迁善而不知,忠直公溥之风已定,自不屑为奸佞之事。故德礼者,太平大同之治也。孔子生乱世,虽不得已为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故拳拳于德礼以寓微旨,而于德犹注意。盖民种自无始来,争杀机诈之根已深,无论如何政教,只稍加涤濯,不能扫除,非以无量大德改易其种,无能治太平之世也。必使无讼,大畏民志,无为而治,荡荡难名,此乃圣人之意吁?”12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3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注|

1.有:通“又”。古人十五岁为入学之年,《礼记·王制》“立四教”郑玄注引《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年十八入大学。”

2.立:指立身行事。《论语》一书中多有以“礼”为立身行事基本原则的说法,如“立于礼”“不知礼,无以立”等。

3. 知天命:懂得天命不可抗拒而据此修身进德,服务家国。

|释|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依照礼仪的要求立足于世;四十岁不再感到困惑;五十岁能知天道循环,人生起始归宿之理;六十岁不仅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且通晓圣人之言;七十岁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又从不逾出人生道德、天命规矩。”

|论|

以上是今注之一。由于现在人都以此作为生命时间的刻度,而规范和解释自己的人生。其实,歧义颇多,应详释。傅佩荣于此多有阐发:孔子说这段话时,显然已经超过七十岁了。这等于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对自己生平的回顾。这段话非常重要,孔子思想的进展阶段,都以此为标准。

在古代,十五岁是平民停止接受小学教育之时。孔子不是贵族子弟,自然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孔子依然继续求学。

孔子立志求学并非为了学历或就业,而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增强立身处世的能力。他后来说自己“学而不厌”,表示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这实在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三十岁在古代已经是成年。“立”,指学习立身处世的成效,由此立于礼,走上人生正途,在社会上立足。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的凭借,等于立身处世没有原则和方法。

孔子三十而立,他学习的内容就包括礼仪在内,并且可以以之养活自己。由于孔子的母亲和兄长都过世很早,他除了自力更生,还要负责养活兄长的子女。“不惑”即“智者不惑”,有智慧的人不会困扰,孔子“四十而不惑”。孔子知识丰富、见闻博广,兼具学与思,并重学与行。因此对于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能明白道理而不再感到困惑。“四十而不惑”偏重理性上的理解,能清楚知道什么是人生,准确而妥当地加以判断,这是一种判断能力。

孔子“四十而不惑”,理性上已经通达了,何来“五十而知天命”呢?这实在令人费解。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身负使命,必须设法完成。这种使命的来源是天,所以称为天命。孔子的天命包括三项内容:一、从事政治活动,使天下回归正道;二、努力择善固执,使自己走向至善;三、了解命运的无奈,只能尽力而为。

命运指被动的、盲目的、无奈的遭遇。譬如,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什么地方,碰到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命运,也因此让人觉得无奈。使命则是自己的选择,是看清人生之后,有了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主动的、积极的、进取的。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就感觉这一生都充满希望。所以,形容孔子的天命观,最扼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化命运为使命。

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因此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但了解天命之后,立即就出现新的情况。后来孔子谈到“畏天命”,人活在世上对此要念兹在兹,不能忘记。“六十而(耳)顺”,“顺”是行动,用行动来表示顺从天命。由知天命而畏天命,然后对天命的具体要求必须顺从与实践。

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期间,历尽艰辛,在别人看来是天之“木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两度遭遇生命危险时,他都立即诉之于天,表示他是顺天命而行。

关于“耳顺”,历来众说纷纭。“耳顺”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耳朵都听得很顺。如此一来,岂不是乡愿了吗?这显然不合孔子的意愿。有些人则认为耳顺就是顺耳,这也很难说得通。也有些人认为六十岁时人生的境界与耳朵有关,因为圣人的“圣(聖)”字,左边是耳朵,所以“六十而耳顺”与此有关。若真如此,孔子到六十岁就认为自己是圣人,这不但很夸张,也与他的看法不相符。孔子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可见这种说法也不对。

我把“耳”字放在括号里,因为我认为它是衍文,理由如下:

一、孔子自述的六个阶段,都是直接以动词描写修行的进展,不宜有例外。“耳”字在《论语》里面只出现了四次,有两次为语气词:一次:“前言戏之耳。”另一次:“女得人焉耳乎?”而“洋洋乎盈耳哉”里的“耳”字指耳朵。由此推之,“耳”字在原文里并不重要。

二、敦煌石经的版本是“六十如顺”,无耳字。

三、孟子私淑孔子,谈到“顺乎天”,他在宣称“舍我其谁”时,正是想要顺天命。如果“耳顺”如此重要,后代在研究时一定会引申其理,孟子一定会加以发扬。但是,孟子未曾提起过耳顺。《易传》中“顺天命”至少出现了三次。由此可知,“六十而耳顺”的“耳”字,很可能是学生抄写之误。

四、顺天命与孔子生平事迹完全相应,耳顺则无合理的解释。孔子周游列国,两度遭逢杀身之祸。当生命面临威胁时,他立即诉之于天。在匡城被围,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宋国,司马桓魋要杀他,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五、先秦典籍中从未谈及“耳顺”,倒是一再谈到“顺天命”“顺乎天”等。

平时多谈信仰无益,生死攸关时,一个人的信仰才能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天是我所信仰的,我现在正在顺天。最好的证据是孔子路过仪城,仪城的封疆官员请见之后,公开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连这名小官员在与孔子交谈后,都能有所感触,足以证明,孔子是在顺天命。

总之,从孔子的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演变中,都找不到“耳顺”的合理解释。将孔子此话和他生平的行为互相印证,可以确定,“六十而顺”是指顺天命。

一般人认为,从心所欲必然逾矩。修养好一点的,是从心所欲偶尔逾矩。所以“从心所欲”,常常会出状况。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明他很诚实。像孔子这样的人,也要七十岁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矩”的本意与“礼”类似,礼的要求就是规矩。礼的要求来自天,这是个人的想法。礼是顺天的,不是自己造的。周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领悟了天命,能把天命转化成礼仪,并表现为规矩。

孔子一直在顺天命,最后他内心所要求的,是能与天意相合,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人合德”。这是指人与天合,要靠道德来实践,实践的基础为人性向善,行善就是合德的过程。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表明孔子不太相信“心”,认为人的心容易出问题。心如果是“本善”,从心所欲又怎么会逾矩呢?所以这个心当然不是“本善”的心。这句话彻底推翻了朱熹以来人性本善的观点,亦即认为心是人的本质所在、心是完美的观念等。

命运是无奈的,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不如化被动为主动,从消极走向积极,自己选择一条路走,走多远算多远。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也是在寻找机会。如果真有机会,未必不能得君行道啊!孔子是自己思想的最好实践者。

传铭以为,此节不仅是孔子的人生回顾,更是对晚生后学的启教。即所谓“自言进学自得之序,盖其逊词以勉学者”(康有为语)。传铭将孔子这里所说的人生阶段简释为:学天命、志天命、问天命、知天命、信天命、游天命。这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到人生使命的正大指标,是先学后信还是先信后学之分。其意已关乎信仰,钱穆说,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子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宜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一境界。孔子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1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2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

1.孟懿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死后所得的尊号)。

2.樊迟:孔子弟子。姓樊,名须,字子迟。

|释|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忤逆父母的意愿和违背礼的规定。”

樊迟为孔子驾驭马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询问怎样才算是孝,我回答说:‘不要忤逆父母的意愿和违背礼的规定。’”樊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按照礼的要求竭诚尽心地服侍他们;去世以后,按照礼的要求来安葬他们并按照礼的要求来祭祀他们。”

|论|

此以下共四节都是围绕一个孝字在做文章,分歧比较大的有三点。一是此节所讲的“无违”,这里说是不要违背礼的规定来侍奉父母,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做子女自己该做的事。二是下一节所讲的“父母唯其疾之忧”。此句有三解。第一说,父母爱子,无所不知,因此常忧其子之或病。子女能体此心,于日常生活加意谨慎,即是孝。第二说,子女常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唯以其疾病为忧,言他无可忧。人之疾,有非己所能自主使必无。第三说,子女诚心孝其父母,或用心过甚,转使父母不安,故为子女者,惟当以父母之疾病为忧,其他不宜过分操心。孟子言父子之间不责善,亦此义。三说皆合理,第一说似对《论语》原文多一迂回,且于“唯”字语气不贴切,第三说当作唯父母疾之忧始合。今从第二说。第三点是“色难”,一般指敬爱和悦的容色态度。显然这里把色当名词用。辜鸿铭却另有解:“色难(这里色是描述的意思,显然色是形容词)。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有工作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主动承担,而享用美食好酒的时候,老年人先来,你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孝吗?孔子认为“孝是什么”非常难描述——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你对父母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你抱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是孔子之所以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做。对于一个道德家来说,只需要给出道德的行为和非道德行为的区分,而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则不仅仅注重道德和非道德行为的区分,而且更加注重行为的本质,也即行为时的心态,注重人怎么去做。

马修·阿诺德在他的《福音》中,举过基督的一个相同的教育方法。当一个孤苦的寡妇贡献给基督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基督就对他的门徒告诫说,不要去看她给了什么,而是看她在给的时候的心态和背景。和孔子同时代的道德家则认为,为父母操劳所有的工作就是孝。孔子则不认同这种观点。真正的孝应该体现在人的内心,体现在人们为父母操劳时的态度。孔子认为,这恰好也是孝最难以做到的地方。把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表现,这也是孔子不是一般的道德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原因。12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注|

1.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姓仲孙,名彘。“武”是谥号。

2.其:指代子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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