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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0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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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鹿鸣,弓健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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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全知道

历史真相全知道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历史真相全知道作者:白鹿鸣,弓健排版:清茉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时间:2011-01-01ISBN:9787546344966本书由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徜徉于泛黄的书页间,你欲将历史的面容看得清些、再清些……于是,当历史向你走来,就品一品茶,掬一朵堂前的海棠花,且看她——看她时而亲近,时而邈远,亲近的是荧幕上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邈远的是那些发生在千百年前、早已随风而逝的真实。

看她时而熟识,时而陌生,熟识的是你脱口而出的那一串名字,陌生的是这些名字背后的命运悲欢、心事纠结。

看她时而清晰,时而迷离,清晰的是史册上不容置疑的墨字,迷离的是那些语焉不详、莫衷一是的片段。

历史总有戏说和演义的成分。诸葛亮并非决胜千里的军事奇才;项羽火烧阿房宫实为千古冤案;风流倜傥的唐伯虎过了大半生悲苦潦倒的日子;影视剧中不学无术、丑态百出的大贪官和其实是个俊朗洒脱的大才子;《色·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邓苹如的真实经历比小说和电影更加传奇。

历史总有疑云迷雾的遮蔽。李广将军戎马一生缘何未能封侯?贵为“金枝玉叶”的唐朝公主为何愁嫁?抗金英雄岳飞是否真的死于“莫须有”的罪名?明末宫廷波诡云谲、奇案迭出,其背后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权利争斗?20世纪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黄金荣是怎样从一个混迹社会底层的学徒,一跃成为叱咤上海滩的黑道老大?

历史总有鲜为人知的角落。让我们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解读北魏皇室“子贵母死”的残酷祖制;开启明朝厂卫特务机构带血的绝密档案;探讨“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的四朝功臣郭子仪的为臣之道;体验“夜深灯火上樊楼”那种繁华的宋朝百姓夜生活;走进中国古代妇女用残酷层层包裹的“三寸金莲”。

历史总有令人震撼的真实瞬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美丽邂逅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爱情骗局;“千古第一谏臣”魏征死后半年,唐太宗就亲手制造了“砸碑毁婚”的风波;明成祖朱棣一怒之下“活剐三千宫女”,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后宫惨案;明末天启年间,北京城内的王恭厂发生了一起原因不明、现象奇特、灾祸巨大、死伤惨重的爆炸案,堪称“古今未有之变也”。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那些拨动心弦的过往,那些耐人寻味的故事,那些引人追忆的人物,都悄然印上了岁月的痕迹。那些历史的真相,有的在口耳相传中变成了假象,有的在时空变换中被人们遗忘。而历史的精彩,就在轮回中一次又一次重现。而你,却偏要一窥那历史的面容,偏要看得清些、再清些……第一章 解码“戏说”背后一个流传千古的冤案——项羽火烧阿房宫

有着“天下第一宫”盛誉的阿房宫两千年来引起了人们无限丰富的遐想,但这座奢华的宫殿却没有留下她的绝世容颜。人们在惋惜之余,不禁将愤慨之情投向纵火三月的项羽。然而,项羽火烧阿房宫却是个流传千古的冤案。奢华无比的阿房宫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实地考察,确认秦朝阿房宫遗址的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并将其誉为“天下第一宫”。

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用华丽无比的语言铺陈渲染了阿房宫的胜景:阿房宫从骊山的北面向西延伸至咸阳,绵延三百余里。宫墙之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长廊迂回,屋檐飞挑。亭台楼阁蜿蜒密集,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座。长桥如蛟龙卧于水面,复道似彩虹架在半空。宫殿之大,使人辨不清方向,一天之内,宫中各处的气候都不相同。六国的王族妃嫔云集于此,尽态极妍,歌舞升平。文学描写不免有夸张之处,根据《史记》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秦朝的一步大约合六尺,如此计算,阿房宫的前殿大约东西长690米,南北宽115米,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确是一座宏大的宫殿建筑。也正因为工程过于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了前殿,秦二世即位后继续修建。

秦始皇为什么将这座宫殿命名为“阿房”呢?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源于《史记》的记载,称宫殿的形状“四阿旁广”,“阿”解释为“曲”的意思,阿房宫据此得名;另一种说法载于《汉书·贾山传》,称由于宫殿建在大陵上,“阿”就是“大陵”的意思,“高若干,阿上为房”;还有一种说法源自民间传说,相传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在赵国做人质时,深爱过一个美丽的民间女子阿房。嬴政返回秦国即位后,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仍无法立一个民间女子为后。为了怀念阿房,他便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修建了极尽豪奢之能事的阿房宫。不论是正史观点还是民间戏说,都给阿房宫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然而,令人无限向往的阿房宫却“早早夭折”了。楚人一炬 可怜焦土

阿房宫是秦朝耗费巨资修建的宫殿建筑。除此之外,秦长城、秦始皇陵等工程也都动用了巨大的财力、人力,而这些全都转化为百姓的赋税徭役,令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禁止百姓逃脱赋役,秦始皇还颁布了残酷的刑罚制度。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对百姓的盘剥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将农民逼到了揭竿起义的地步。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率先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率民起义。此后,各地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在这些起义队伍中,有一位勇猛无比的将领——项羽。他率领起义军一路征战,过关斩将,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军入函谷关,冲进了咸阳城,接下来就上演了千古流传的“火烧阿房宫”一幕。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就是说,项羽进入咸阳后,四处屠杀抢掠,杀了投降的秦王子婴,卷走了秦宫里的珠宝和美女,烧毁了秦朝宫殿,大火三月不熄。千百年来,人们对“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民间传说、演义等不断加工,形成了火烧阿房宫的许多版本。有传说称,项羽攻入咸阳后,因自己的爱妾虞姬曾经被秦军俘虏,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将阿房宫及其附属建筑全部焚烧。也有传说称,项羽是因为痛恨秦始皇为了修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入关后才烧了阿房宫,并让大火足足烧了三个月,把方圆数百里都烧为灰烬,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项羽火烧阿房宫还是引起了后人的诸多非议。他让举世无双的宫殿化为废墟,将无比珍贵的文物毁于一旦,而同时进行的抢掠、屠杀等行为更是为后人所诟病。然而,近年来,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的探察终于为项羽平反。考古队为项羽平反

阿房宫坐落在距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约15千米的地方,至今保留了约60万平方米(夯土地基面积)的遗址。2002年以来,中国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详细了解了阿房宫前殿的范围、结构,以及阿房宫建筑群的基本轮廓。通过考察,考古队提出,规划修建的阿房宫分为两大建筑群:一是阿房宫前殿建筑群,即《史记》中记载的可容纳万人的宫殿;二是“上天台”建筑群,其遗址破坏严重。事实上,阿房宫在秦朝时并没有建完,至多只建成了前殿,是个半成品工程。

根据对现在残存建筑的研究,专家发现阿房宫并没有烧毁的痕迹,而且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少量的几块红烧土。如果项羽真的火烧阿房宫三个月,那么红烧土应该遍地都是,此外还应留有大量的草木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凑巧的是,在秦朝咸阳宫的遗址中却发现了大片的红烧土遗迹。结合《史记》中记载的“烧秦宫室”,专家推断,项羽放火烧的应是咸阳宫,而非阿房宫。而阿房宫幸免于项羽的烧杀抢掠,可能是因为阿房宫并未完全建成,宫殿或建筑残缺,或只有夯土地基……面对原本就残破不堪的宫殿,项羽也就不必纵火多此一举了。

阿房宫实则是“自然而亡”。随着秦朝的覆灭,建了一半的宫殿也就渐渐荒废了。到了汉朝,阿房宫原址被改称为“阿城”(因其东、西、北三面有厚厚的宫墙)。由于“阿城”地理位置优越,汉皇室将其列入上林苑宫殿建筑的修建范围。汉朝以后,阿房宫遗址因地势高而多被用来驻军。宋朝以后,它干脆被夷为平地,改作农田了。原来,阿房宫自始至终都是一座“想象中的宫殿”,它从未建成,也就从未被毁。

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将火烧阿房宫的“糊涂账”记在项羽头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史记·项羽本纪》的误读。原文写的是“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却并未指出烧的是哪座宫室。然而,由于阿房宫的地位与影响力,后人想当然地认为“秦宫室”就是指阿房宫。事实上,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了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从此处不难看出“其”指代咸阳,项羽烧的是咸阳宫。二是唐朝诗人杜牧所作《阿房宫赋》的失实记载。作为文学作品,《阿房宫赋》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显然不适合作为判定历史真实的依据。然而,其深远的影响力却左右了人们的看法。如果说对《史记》的误读令后人初步判断火烧阿房宫是项羽所为,那么《阿房宫赋》的广泛流传则让项羽永久背负了这一罪名。最后,项羽的刚愎自用、意气用事是他被误解的情感基础。在率军征战的过程中,项羽屠城、活埋、烧杀的事例屡见不鲜,进入咸阳后仍延续这一行事风格。火烧阿房宫恰恰符合项羽的性格特征,无怪乎人们冤枉了项羽两千多年。古今第一儒将——千古风流话周郎“既生瑜,何生亮!”病重的周瑜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溘然长逝。《三国演义》中周瑜的形象,是个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人物,一生与诸葛亮斗智,最终被诸葛亮气死。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读,真实的周瑜实乃接近完美的古今第一儒将。羽扇纶巾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常被今人借以描绘诸葛亮的形象,以突出他的儒雅。而“羽扇纶巾”真正的主人,却是“遥想公瑾当年”中所提及的周公瑾。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人。周瑜出生在世家大族,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做过东汉的太尉(九卿之一),父亲周异做过洛阳令,可谓门庭显赫。少年周瑜相貌英俊,体格健壮;他饱读诗书,精通兵法,年纪轻轻便有雄才大略。时值东汉倾颓,群雄逐鹿,破虏将军孙坚在江东起兵,讨伐董卓。孙坚的儿子“小霸王”孙策与周瑜同年,两人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周瑜与孙策合兵征战,所向披靡,称霸江东。袁术欣赏周瑜的才能,力邀他来投靠自己(当时孙策名义上隶属于袁术)。周瑜看出袁术是个终无所成之人,于是找借口回到了孙策身边。孙策亲自出迎周瑜,任命他为建威中郎将,划拨2000人马归他调遣。这一年,周瑜刚刚24岁,江东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周郎”。此后,周瑜协助孙策南征北战,攻克皖地后,寻得当地大族乔家二女,皆国色天香。孙策娶了姐姐大乔,周瑜则娶了妹妹小乔。英雄配美人,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孙策被刺杀后,周瑜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同辅佐年少的孙权。张昭统管朝中诸事,周瑜则领兵在外,开疆拓土,防范外敌,形成所谓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局面。周瑜在外忠心耿耿,领兵有方,接连歼灭寇匪万余人,击退刘表大将黄祖的进攻,稳定了刚刚更迭的政权。后来,孙权讨伐江夏,任命周瑜为前部大都督。

周瑜虽为武将,却性格温良,举止儒雅。他不仅精通音律(传说与名曲《广陵散》并称的《长河吟》就是周瑜所作),而且弹得一手好琴,就算是酒过三巡,也能精准地辨听出乐曲的阙误,回头予以指点。于是民间流传一句话:“琴有误,周郎顾”,可见周瑜风雅卓绝之妙。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此时的周瑜,年纪轻轻就已执掌一国兵权,深受信任于内,才略施展于外,志得意满,美人相伴,令无数人羡慕不已。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周瑜之名真正流传千古源于赤壁之战。周瑜以前部大都督的身份征讨江夏之时,江北的曹操以风卷残云之势夺取了荆州,刘表之子刘琮投降,荆州易主,东吴瞬间暴露在曹操的大军面前。乾坤骤转,风云际会,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一触即发,而属于周瑜的历史时刻也随之到来。

曹操陈兵江北,号称有水路大军80万(有学者认为是10万至20万),意欲吞并东吴。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东吴内部“主降派”意见占了主流,都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兵力强大,无法抵挡。周瑜则力主一战(此处与《三国演义》中所述不同,周瑜并非中了诸葛亮的激将法)。他对孙权说:“曹操虽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孙将军神武雄才,秉承父亲和兄长的基业,割据江东,兵精粮足,英雄乐业,正当挥师横扫天下,为汉室去除奸佞。更何况此次曹操自己来送死,我们怎能投降于他?”周瑜还分析说:“曹兵舍弃马匹,凭借舟楫与我们对战,这不是北方人所长。况且今冬严寒,马无草料,士兵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必定会生疾病。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而曹军皆犯。所以擒住曹贼,就在今日!”他郑重向孙权请命:“请拨我精兵三万,进驻夏口,我保证击破曹军!”周瑜一席话,正合孙权的心意。他立即任命周瑜为大都督,主持抗曹大事。

首次交战,周瑜指挥得当,加之曹军疾病流行,东吴获得胜利。曹军稍稍退后,与东吴军队对峙于赤壁。周瑜针对曹军战舰首尾相连的特点,采纳属下黄盖的计策,预备蒙冲、斗舰(大型战船)数十艘,船内堆积草料,泼上膏油;又令黄盖伪书诈降,带领船队冲入曹军水寨,点燃火船。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引燃了岸上的营房。曹营顷刻间陷入一片火海,兵马烧死、溺死者无数。曹军溃败,周瑜顺势挥军北击,攻克曹操大将曹仁把守的南郡。战场上,周瑜策马临阵指挥,被飞来的箭射中右肋,伤势严重,却一直坚持留在军营,继续指挥作战。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由于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将赤壁之战的最大功绩归功于“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的诸葛亮。实际上,以上三个故事都是虚构的,“舌战群儒”和“借东风”并不存在,而“草船借箭”也并非诸葛亮所为。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只是个初出茅庐的谋士,作为刘备的使者被派往东吴游说孙权联合抗曹。赤壁一战真正的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周瑜。年轻的大都督周瑜,以其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谋略,以区区几万人的军队击败了数十万的敌军,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也为东吴保住了根基。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后人根据《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将周瑜误读为一个心胸狭窄之人。事实上,周瑜不仅胸襟宽广,而且多谋善断,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儒将形象。品读历史上真实的周瑜,无人不为他倾倒。据正史《三国志》记载,周瑜“性度恢宏,大率为人”,礼贤下士,深得众人爱戴。又据《江表传》记载:周瑜曾与东吴大将程普有矛盾。程普为东吴老臣,早在孙权的父亲孙坚活着的时候,就为孙家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面对资历比自己浅的周瑜,程普常常盛气凌人,侮辱周瑜。周瑜对此并不记恨,反而更加恭敬地对待程普,从不与他计较。后来,程普渐渐悔悟,对周瑜越发敬重,并对身边的人讲:“与周公瑾交往,如同喝甘甜的美酒,不知不觉自己便陶醉于他了。”由此可见周瑜谦让服人的人格魅力。

赤壁之战后,年轻的周瑜以其谋略一战成名。曹操逃回许都后,回想自己败北的经历,怅然叹道:“我输得并不丢人”,足见其对周瑜谋略的叹服。孙权提升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并给他设置了奉邑。周瑜预料刘备日后必成大事,便劝孙权将刘备安置在东吴,为其修筑宫室,以金钱和美色软化他,并将其部下关羽、张飞分置两地,化为己用(周瑜并没有想设计害死刘备等人)。可惜的是,孙权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周瑜还建议孙权利用曹操战败的时机进攻益州刘璋,夺取蜀地,与西凉马超相互呼应,北方可图。这一构想与诸葛亮的“三分天下”设想非常相似,孙权也非常赞同,只可惜最终没能付诸实施。

210年,周瑜在西进计划得到赞同后,回到驻地整理行装,集结兵马出发,准备去施展自己更大的宏图。可惜事不遂愿,天妒英才,东吴大军刚刚出发不久,周瑜病逝。一代将星陨落,年仅36岁。理民为长 奇谋为短——隐去“神话”光环的诸葛亮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治国有方,料事如神,重恩重义,鞠躬尽瘁,俨然一位集智慧与道义于一身的“完人”。但小说毕竟有太多虚构成分,鲁迅就曾有“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的评论。那么,作为“凡人”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让我们隐去他的“神话”光环,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真实的“三顾茅庐”

还原真实的诸葛亮,首先要从“三顾茅庐”说起。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常被对手贬损地称作“诸葛村夫”,是说他出身村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出身官宦世家,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裔。他的父亲诸葛珪做过太山郡丞,叔父诸葛玄是东汉末年的豫章太守。诸葛亮年幼时父母双亡,他和弟弟诸葛均只得投靠到叔父诸葛玄门下。诸葛玄素来与荆州牧(荆州的最高官员)刘表交好,便前往依附,诸葛亮于是又随之来到了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过着闲适生活。他志向不凡,常自比古时的名相管仲、乐毅,在荆州一带小有名气。

当时,刘备屯住在新野。由于事业的坎坷不顺,刘备很想找一位能为自己谋划方略的贤士,谋士徐庶便向他推荐了诸葛亮。刘备立即亲自前往请教,于是上演了古今君臣知遇的经典故事——“三顾茅庐”。根据《三国演义》,刘备先后三次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无功而返,却从多个侧面了解了诸葛亮的才能。一心求贤的刘备不辞辛苦第三次登门造访,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他向诸葛亮询问天下大计,于是诸葛亮道出了后世闻名的《隆中对》,为刘备谋划了立足荆州、西进蜀地,继而“三分天下”的方略。刘备听后大为赞叹,便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兴复汉室。

小说中,“三顾茅庐”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但正史《三国志》对这一段的记载却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首先这里的“三”不一定是指“三次”,而可能是多次的指代词,我们只能确定历史上刘备曾“多次”造访了诸葛亮。其次,史家如此简单地描述,可见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曲折情节。在魏晋时期,文人崇尚隐居和清谈,推托出仕是一种风尚,并不见得是故意的矜持。因而,真实的“三顾茅庐”只是那个时代平常的一种访求罢了。至于令后人称奇的《隆中对》,其实鲁肃和周瑜也早有相似的方略,因为当时的天下已分割殆尽,只有西蜀可做文章,于是也就不免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嫌了。“三顾茅庐”被后人渲染成一个传奇故事,可能是因为诸葛亮成功的出仕经历和卓越的名声,使其成为了后代文人眼中理想的形象。“学而优则仕”,文人们都渴望有明君的知遇,而高姿态的出仕又是一种无比的荣耀。所以,“三顾茅庐”实为千古文人心中一个梦想。身居后方的总调度《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出山是时势的转折点。自此,三国的历史几乎成为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的个人表演。“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俨然成为诸葛亮的一副棋盘;“智取南郡”、“三气周瑜”——更使刘备得以稳固后方,进兵西蜀。

然而,真实的情况显然不像小说中描述得那样传奇,甚至可以说,两者相差甚远。在最初的岁月中,真实的诸葛亮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谋士”,不仅没有在赤壁之战中叱咤风云,而且根本没机会参与刘备的军务。

诸葛亮出山后不久,荆州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只得南撤。危难时刻,诸葛亮主动请缨到东吴游说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到达东吴后,诸葛亮面对孙权慷慨陈词,使孙权坚定了联合抗曹的信念。促成孙刘联盟,这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最大也是唯一的功劳。至于“舌战群儒”、“借东风”等一系列传奇故事实为子虚乌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奇谋则是张冠李戴。赤壁之战在东吴都督周瑜的统筹指挥下大获全胜。诸葛亮虽未贡献于具体战事,但因游说有功而被刘备破格提拔为“军师中郎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职位只是一个品级不高的“杂号”,与“军师”相去甚远,与关羽、张飞等人的地位也不可相提并论。

立足荆州之后,刘备开始按照诸葛亮规划的方略进军西蜀,但并未将军事进攻的事务交给诸葛亮,而是带上了新来的军师庞统一起前往西蜀。诸葛亮被放在大后方,“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说白了就是在后方协调粮草,输往前线。

刘备夺取西蜀后,诸葛亮被封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前者仍为“杂号”,后者才是“实职”。这时,诸葛亮才开始有了军国的实权,但他的主要职责仍离不开粮草供应一类的事。据史书记载,刘备外出时,诸葛亮常常负责镇守成都,供应前线部队的粮食和兵力。不久,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今属陕西)进行关乎存亡的军事对决,在如此关键的一仗中,刘备带在身边的仍旧不是诸葛亮,而是投靠不久的军师法正。

为什么刘备作战从不带上“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呢?刘备的“识人”才能是后世公认的,他不用诸葛亮领兵打仗必然有其道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考虑诸葛亮为人持重、擅长内政却不善机变的特点。那么,诸葛亮是否具有军事才能呢?他在军事指挥中的表现怎么样呢?“六出祁山”的功与过

诸葛亮真正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是在他指挥对魏国北伐的战役中。这是检验诸葛亮军事能力最重要的史实,也是古往今来争议最多的焦点。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丞相诸葛亮辅政,掌握了朝中一切大权。为了实现先主恢复汉室的宏愿,诸葛亮亲自率兵数次北伐,与魏国交锋。在《三国演义》中,这一段历史被称作“六出祁山”。但实际上诸葛亮率蜀军多次北伐魏军,路经“祁山”出兵的只有两次。

诸葛亮率军首次北伐是蜀汉建兴六年(228)。他命令赵云、邓芝等人从斜谷道(渭水支流的河谷)出兵吸引魏军,自己则率大军向祁山方向进攻。这一计策果然奏效,魏国的主力部队被调离后,陇右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今属甘肃)见诸葛亮的大军压境,纷纷投降。一时关中大震,魏国上下惊恐,魏明帝曹叡连忙派名将张郃前往抵抗。诸葛亮派马谡督军在前,与张郃在街亭交战。只知道“纸上谈兵”的马谡违反了诸葛亮的指示,指挥不当,被张郃打得大败,大好的战局尽失。诸葛亮无奈之下,“挥泪斩马谡”,收兵回师,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同年冬天,诸葛亮出兵散关(秦岭北麓),第二次兴兵北伐。蜀军包围了陈仓(今陕西宝鸡),魏国大将军曹真率军来救。蜀军粮草用尽撤兵,却被魏国将领王双追击。诸葛亮率军一战,击退敌军,斩杀了王双。此后不久,诸葛亮派将领陈式出兵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魏国将领郭淮救援。诸葛亮闻讯出兵支援陈式,打退郭淮,攻下二郡。

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再次兴兵北进,兵出祁山,遭遇魏军统帅司马懿的迎击。魏军知道蜀军粮草不多,于是坚守不战。蜀军用“木牛流马”运粮,无奈还是粮草不济,最终退兵。退兵途中,诸葛亮设计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郃。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兵北伐。蜀军十万出斜谷,在渭水南岸五丈原扎营。魏国司马懿筑营阻拦,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作长期对峙的打算。双方相持了百余天,到了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不久与世长辞。

诸葛亮数次北伐大都无功而返,因此惹来后世很多争议。有人据此认为诸葛亮不善于用兵,一味地穷兵黩武,由此造成了蜀国国力的严重消耗,间接导致了蜀汉的灭亡。《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认为诸葛亮不擅长军事,作战过于保守,因此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客观来看,诸葛亮用兵偏重稳妥,习惯步步为营,而不善于出奇兵。史书记载,蜀汉大将魏延跟随诸葛亮北伐,多次向诸葛亮请战,愿仿照汉初韩信的故事,带一支人马作为奇兵。然而诸葛亮为慎重起见,始终没有采纳。过于求稳使得本已处于弱势的蜀汉局势很难有惊人的逆转,但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诸葛亮的军事能力。纵观几次北伐,诸葛亮用兵虽未获得实质上的胜利,但也没遭到什么重大损失,这对于保存蜀国仅有的实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几次与魏国交手的细节来看,诸葛亮总能用计谋巧取一些优势,或斩杀对方大将,或夺取一两个城池。因此,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综合评价应为“合格”,但绝没有千古流传的那么“神乎其神”。两朝开济老臣心

隐去了诸葛亮“军事奇才”的光环,是什么让他流芳百世呢?

首先是诸葛亮鞠躬尽瘁、不负托孤重任的千古道义。刘备死前将少主刘禅托付诸葛亮,并对他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定国家,成就大事。我的儿子如果值得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值得,你可以取而代之。”深受托孤大任的诸葛亮并没有辜负刘备的一番希望,他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支撑着蜀汉政权。为了实现先主的遗愿,他不辞辛劳,数度亲征,最终积劳成疾,死在北伐的战场上。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执政的十几年中,诸葛亮虽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从未像历代很多权臣一样产生僭越之心,即使后主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依然心无旁骛,一片公心。诸葛亮死后,家中只有15顷薄田和几百棵桑树留给后代。他完美地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谛,无愧为千秋楷模。

其次,诸葛亮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能力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他起初在荆州负责征收赋税和调运粮草,不仅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而且还积累下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入蜀后,诸葛亮统筹内政方面的事务,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促进了农商发展。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原本落后的西蜀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大力提拔忠良之士。蒋琬、费祎、郭攸之、董允、向宠等一大批蜀汉中后期的栋梁之才都是经由诸葛亮推荐或提拔的,这为蜀汉政权的维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诸葛亮执法严明、赏罚必信,不仅能破格提拔有功之臣,对于违法的官员,哪怕是深受器重的马谡,也能挥泪而斩。因此,当时的蜀汉朝廷政治清明,官吏们人人怀着自励之心,奸恶之人几乎无处藏身。社会上更是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气一片肃然,百姓安居乐业。

最后,在治理少数民族事务上,诸葛亮也是政绩斐然。西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割据一方,屡有侵袭蜀汉边民的事情发生。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于当年秋天平定了西南地区。《三国演义》中将这一段历史演绎为“七擒孟获”。虽然真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传奇,但在平定之后,诸葛亮确实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促进了民族的交融,使当地百姓深得实益。直到今天,西南的百姓都对诸葛亮怀着深深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名相还是神探——狄仁杰传奇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狄仁杰的“神探”形象已深入人心。然而,狄仁杰的才略功勋远不止于此。他历仕唐高宗与武则天两朝,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以仁爱豁达之心纠正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种种弊政,以圆融变通之智终令武则天还政李唐,堪称“唐室砥柱”。名相与“神探”的角色集于一身,狄仁杰不愧为千古称颂的传奇。断案如神的大法官

著名的汉学家、荷兰人高罗佩曾写过一本著名的侦探小说《狄公案》。《狄公案》共发行100余万册,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广为流传。自此,“神探狄仁杰”的名号家喻户晓。

狄仁杰,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生于唐贞观四年(630),卒于武周久视元年(700)。他生于一个庶族官宦家庭,少时接受了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思维敏捷,卓然超群。后来,狄仁杰以明经(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第,出任汴州参军。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狄仁杰升任大理丞,掌管刑狱诉讼等事宜。他上任后,明辨是非,秉公执法,一年中解决了大量的奇案、冤案。在涉案的一万七千余人中,没有一人蒙冤,狄仁杰因此成为举朝闻名的“断案如神的大法官”。小说《狄公案》便是参照这段历史,讲述了狄仁杰破案断狱的传奇故事。

据记载,狄仁杰断案以“平恕”著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砍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的柏树而惹得唐高宗大怒,随即被捕入狱。唐高宗下令处死权善才,这时,狄仁杰却提出权善才罪不至死。唐高宗听后愤怒地说:“权善才砍昭陵的树木,是陷朕于不孝的境地,罪该万死!”狄仁杰不慌不乱地对答说:“臣深知直言进谏,自古就是很难的事情。然而,臣以为,遇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直谏固然难;而遇到尧、舜这样的明君,直谏则很容易。如今,权善才的行为按照大唐律法不应判死罪,而陛下坚持要杀他,则使律法无法取信于人。”看到唐高宗面色稍缓,狄仁杰接着说,“何况,陛下因权善才误砍树木而杀他,千百年后人们将如何评价陛下呢?臣不敢奉旨杀权善才,而损害陛下的身后声名啊!”一席话竟说动了唐高宗,权善才因此被免除了死罪。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狄仁杰出任侍御史,负责审讯弹劾官员的案件。当时的司农卿韦弘机正奉命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殿。他极尽奢华之能事,将这几座宫殿修得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狄仁杰认为此举将引导君王追求奢靡之风,上疏弹劾韦弘机,唐高宗准奏将其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深得高宗宠信,平日飞扬跋扈,朝臣敢怒而不敢言。狄仁杰毫不畏惧地站出来揭露王本立的罪行,并上疏请高宗依法处置。得知唐高宗想要宽赦王本立,狄仁杰立即劝谏道:“朝中即使英才不多,难道缺少王本立之流吗?陛下何苦为了一个获罪的王本立而曲解国法啊。”后来,王本立终被定罪。

在执掌刑狱的数年内,狄仁杰执法严明,伸张正义,使司法的风气肃然。他惩治了不少恶人,也平息了无数冤案,成为深受百姓拥戴的断案神探。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后人常引用这句话来赞誉狄仁杰。狄仁杰为官数十载,始终勤政为民,心怀仁爱,体恤民间疾苦。他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拂逆圣意,拯救了不少无辜的百姓。

狄仁杰任度支郎中时,一次随唐高宗出巡,途中经并州的一座妒女祠。并州长史李冲玄唯恐妒女祠对帝后不祥,决定征发数万百姓拆除此祠。狄仁杰听后立即反对,并说:“天子出行,有千乘万骑相随,风雨清尘洒道,何须担忧妒女之害?”就这样,狄仁杰使并州数万百姓免于赋役。唐高宗闻知此事,连称狄仁杰“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他到任后,协调宁州各民族的关系,使“内外相安,人得安心”,百姓都为他立碑颂德。后来,狄仁杰出任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他了解到吴、楚等地官吏迷信,建造大批供奉神灵的祠庙,劳民伤财,便下令捣毁了1700多座祠庙,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和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反武。武则天出兵平乱后,将与越王李贞株连的人都关进大狱,准备处死。狄仁杰深知大多数囚徒都是平民百姓,因受越王军队的胁迫才在军中服役。于是,他上疏武则天,说:“这些人忤逆不是出于本心,望陛下体恤他们的苦衷,从轻发落。”武则天深知狄仁杰一心为公,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将这批囚徒改判流放。这批囚徒在流放途中,经过狄仁杰曾任官的宁州时,与当地百姓一同俯在为狄仁杰所立的“德政碑”前,失声痛哭,感怀其恩德。

越王兵败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当时的宰相张光辅平定越王叛乱有功,他手下的将士自恃功高,四处屠杀降卒以邀战功,还向狄仁杰大肆勒索。狄仁杰当面怒斥张光辅说:“祸乱河南的原本只有李贞一人,如今死了一个李贞,却生出千万个李贞!”张光辅不解地问此话何意。狄仁杰说:“你领兵30万讨伐李贞,豫州百姓听闻唐军来到,都出城投降,你却放任士兵杀害降卒,无辜之人尸横遍野,这不是比千万个李贞祸害更甚吗?”狄仁杰越发激动地说:“我若有上方宝剑在手,恨不得架在你的脖子上!”张光辅哑口无言,却怒火中烧。不久后,张光辅参奏狄仁杰妄自尊大,以下犯上,致使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晚年崇信佛教,大兴佛寺。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想要修造浮屠大像,需耗费钱财数百万,动用无数百姓服劳役。狄仁杰上奏说:“佛教以慈悲为怀,如果劳民伤财做表面修饰,便背离了佛教的宗旨。如今边境尚未安定,水旱灾害频发,倘若虚耗官银,万一一方有难,将如何解救呢?”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劝诫,将修佛像一事作罢。极具智慧的诤臣

狄仁杰一心为公、仗义执言,是唐朝有名的诤臣。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个直来直去、意气用事的臣子。在武则天这样嗜杀残暴的女皇身边为官,需要极强的应变能力和极高的政治智慧,狄仁杰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出任宰相。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任豫州刺史时政绩卓著,后来却被贬官,是因为有人在我面前进谗言,你知道是谁吗?”狄仁杰说:“陛下如果认为臣有过错,臣必当改正;如果认为臣没有过错,那就是臣的大幸。臣不知道进言之人是谁,但既然同朝为官,请陛下不要告诉臣他的名字。”一番宽仁得体的话令武则天也不禁由衷赞叹。

同年,由于武则天大兴酷吏,鼓动告密之风,觊觎皇位的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趁机勾结酷吏来俊臣诬陷狄仁杰,欲除去阻碍自己争位的心头大患。狄仁杰以“谋反罪”被打入大牢,接受来俊臣的审讯。来俊臣明知狄仁杰蒙冤,故预备动用大刑令他认罪。谁知,来俊臣刚问一句:“狄仁杰,你可知罪?”狄仁杰便应声而答:“武氏建的是大周,我是大唐旧臣,确实参与了谋反,甘心被诛!”来俊臣得到供状,喜出望外,便把狄仁杰收监,只等最后行刑了。

狄仁杰为何不合常理地急着认罪呢?因为他对大唐律法和判官心理了若指掌。首先,大唐律法规定,一经讯问便认罪伏法的人可以免于死刑。狄仁杰急着认罪,至少保住了性命,为申冤赢得了时间。其次,认罪后就不必受刑,狄仁杰不仅避免了皮肉之苦,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像很多忠正之臣一样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悲剧。再次,他断案无数,对判官的心理非常了解,因而深知一旦犯人认罪,判官便会放松警惕,他也就有了自救的机会。

于是,狄仁杰在这天晚上秘密写了诉状,将冤情陈述于其中,缝在棉衣内侧。然后,他叫来一个名叫王德寿的判官,对他说:“近日天气炎热,请托家人为我去掉棉花,做成单衣拿回来穿吧。”王德寿并未起疑心,反而劝说狄仁杰供认与另一位大臣杨执柔同谋,以减轻自己的罪行。狄仁杰坚决不认,用头撞击柱子,血流满面,并说:“倘若我狄仁杰做出这等事,当天诛地灭!”王德寿大惊失色,慌忙拿起棉衣直奔狄府。狄仁杰的儿子拆开棉衣,看到诉状后,面见武则天为其父申冤。武则天立即召见狄仁杰,通过比对笔迹发现狄仁杰谋反的证据为假,便释放了他。尽管狄仁杰仍被贬为彭泽县令,但能从酷吏的狱中活着出来已是莫大的奇迹。

狄仁杰独具智慧,善于变通,不仅体现在“越狱”这样的自救行为上,更体现在光复李唐的历史壮举上。“唐室砥柱”名垂青史

武则天晚年时,传位于谁的问题使她备受困扰。一边是亲生骨肉李姓,一边是她深为倚重的侄子武姓,武则天犹豫不决,常常为此寝食难安。狄仁杰深知,武则天虽贵为帝王,终不会泯灭身为女性的情感,尤其到了晚年,就更加看重母子亲情的分量。

一日,狄仁杰对武则天说:“陛下,立亲生儿子为嗣,您可以千秋万岁供奉于太庙,承继无穷;而立侄子为嗣,则从未听说过有在太庙中供奉姑母的事情。骨肉至亲与外侄相比,孰亲孰疏,相信陛下自有圣断。”武则天有些不悦地说:“这是朕的家事,岂能让你来预知?”狄仁杰语重心长地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有什么不是陛下的家事呢?陛下为元首,臣子为股肱,君臣本是一体,何况臣官至宰相,怎能对立嗣的大事不闻不问呢?”武则天有些心动,但终究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狄仁杰数次进谏,力举庐陵王李显,每每激动得涕泗横流。

武则天晚年宠信两个男宠,名叫张昌宗和张易之。两人虽红极一时,但也不免担忧武皇死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深知狄仁杰德高望重,便向他咨询永保富贵的方法。狄仁杰说:“为今之计,你们应当力劝陛下迎接庐陵王李显入宫,立为太子。这样你们就立下了大功,太子即位后必会宠信你们。”张昌宗与张易之茅塞顿开,于是日夜在武则天耳边念叨李显的贤德。久而久之,武则天果然被说动。

一次,狄仁杰面见武则天,再次痛陈立嗣事宜,叩请武则天顺应民心,迎回李显。说到动情处,他又不禁泪流满面,武则天一甩手,轻轻地说:“还你太子。”这时,屏风一开,李显正站在那里呜咽不已。狄仁杰看到太子归来,喜不自禁。这一幕被史书记载为“卒复唐室”,狄仁杰也因此被后人尊为“有再造唐室之功”、“唐室砥柱”。

武周久视元年(700),狄仁杰病逝。自青年时代到耄耋之年,狄仁杰为官大半生,鞠躬尽瘁,为社稷民生和大唐江山立下了不朽功劳。他死后,朝野恸哭,百姓哀号。脸不黑的包青天——包拯其人“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包青天》使脸庞黝黑、额上长着小月牙的包公形象家喻户晓。然而,真正的包青天却是个眉目清秀的白净书生。黑脸的形象缘何而来?这位青天大老爷在真实的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铁面“阎罗”包拯

名传千古的包青天,无论是出现于戏曲舞台,还是影视作品中,都是黑脸扮相。但据记载,包拯的面色虽然算不上白皙,却也只是微黑。在包公祠二殿的石碑上有一幅包公的画像,上面的包公是白脸形象,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身高一米六左右。戏曲舞台和屏幕上之所以选择脸黑如炭、头顶月牙的形象来演绎包公,其一是为了把包公的形象与戏曲舞台上代表奸臣的白脸鲜明区分开来;其二则是为了凸显他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传达一种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正气。

包公本名包拯,北宋咸平二年(999)诞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僚家庭。少年时代的包拯深受父母的宠爱,一直闭门刻苦读书,修身养性,29岁时考中进士。《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中说,包拯自幼被父母遗弃,由嫂子抚养成人,这纯属“戏说”。

包拯的为官经历中,最为后人传颂的一段是他权知(宋太祖罢节度使后设立的官名,即暂代某官职而非正官)开封府的日子。宋嘉祐元年(1056),包拯上任开封知府时,已经是58岁高龄。他打击权贵,秉公执法,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民间,百姓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阎王爷”,还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谣。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来疏通,包公自会为民做主,而用钱来打通关节的事情,包公是绝不容忍的。

按照当时的宋朝法律,百姓到衙门里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面前递交状子,而必须要通过“门牌司”来转达。“门牌司”常常为此刁难勒索百姓,使很多有冤情的百姓不敢报官,难以伸张正义。包拯上任后,立即撤掉了“门牌司”,把开封府的大门打开,让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递状陈冤。这一举措让包拯深得民心,连市井的妇女、孩子都知道包拯的名字。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然而,这条惠民河却不“惠民”,经常泛滥成灾,使周边百姓无家可归。包拯不禁产生了疑问:“是什么原因使河水泛滥成灾呢?”他经过调查,发现两岸的达官贵族私自在河上建筑堤坝,种花养鱼,并与自己的宅院连通起来,形成“水上花园”的奇观。而这就使惠民河被堵塞,造成河水泛滥成灾的局面。包拯当即下令挖掉堤坝,疏通河道,冲走水上花园。如此一来,包拯就犯了官僚贵族的众怒。有的皇亲国戚自恃位高权重,把他告到了皇帝那里。包拯毫不畏惧,拿出事先画好的地图,证明建造水上花园不仅违制,而且危害百姓。最终,皇帝也只好答应拆毁堤坝。

尽管包拯在开封府只做了一年多的知府,却将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为百姓解决了不少难题。包拯为官四方,每到一处都是不辞辛劳,恭俭为民。

端州(今广东肇庆)盛产砚台,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历任端州知县不仅向百姓收取端砚贡品,还要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盘剥百姓,搜刮民财。包拯出任端州知县后,明令官吏只许按规定数量收取贡品,绝不能欺压百姓。而包拯自己始终没有收受一方端砚。离任时,当地百姓特意制作了一方端砚送给他,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这就是“不持一砚而归”的典故。

包拯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江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旱灾,民不聊生。包拯意欲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然而,依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必须奏请皇帝,待批准后才能实行。包拯心想,等待皇帝批准前后要几个月的时间,不知要饿死多少百姓。于是,他果断地宣布放粮,同时派人急奏朝廷,使很多百姓免于饥荒。包拯为父辞官

相传包拯青少年时代便以“孝”闻名乡里。包拯29岁时中进士,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去做官。他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建昌县距离家乡又太远,便主动请求回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当时,父母亲流露出希望儿子留在身边的意愿,包拯为了奉养父母,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中照顾父母多年。父母亲去世后,包拯又尽孝守丧,守丧期满仍不愿离开家乡。在父老乡亲的纷纷劝告下,包拯才告慰父母之灵,再次入朝为官。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由此可见,包拯秉性敦厚耿直,不迷恋权势,这也是他能做到一生清廉正直的重要原因。让皇帝“头痛”的谏臣《陈州放粮》是人们熟悉的一段以包公为主角的曲目,其创作依据便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的一件“怪事”。

转运使王逵是朝中有名的贪官,很多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一次,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官员任中师盘剥百姓,任意搜刮钱粮。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王逵贪婪卑鄙人尽皆知,而任中师是百姓心中的清廉好官,这是否是栽赃嫁祸?皇帝派官员前去陈州调查,但没有人敢去,唯有包拯主动请命。他在陈州充分调查后,掌握了证据,原来压迫百姓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逵自己。包拯列举王逵罪状,要求将他剥削的赃款归还百姓,将王逵撤职查办。为惩治王逵,包拯先后七次上疏,终于为民除了一害。

包拯为官时是宋仁宗年间,当时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三害”,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负担沉重。包拯多次弹劾贪官,并向皇帝大胆进谏,改革各种弊政,纠正朝野弊端。满朝文武,只有包拯敢直言不讳,他也因此成为让宋仁宗“头痛”的官员。

史书记载,包拯曾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抄写出来,送给宋仁宗作为座右铭,警示仁宗要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包拯曾严厉批判宋朝的任官制度,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倡行廉政之风。他主张君王要重用忠诚正直的君子,不能任用奸佞小人,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有志之士。

然而,包拯的直言敢谏常常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龙颜大怒,就会波及自己的前途命运。一次,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冒死直谏,并坦言:“我已经老了,说这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说得不对,甘愿接受责罚。”幸好宋仁宗没有追究。后来,包拯又直言宫中的亲信宦官权力过大,应当精减人员,缩减开支。这一次他虽然也没有受到仁宗的责罚,却得罪了仁宗的左右亲信。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包拯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认为“凡庸之人”应该离职。这件事终于触怒了仁宗。包拯被降职,离开京城,出任河北督转运使。同时,他被加封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这也是后人称他为“包龙图”的缘由。

事实上,包拯仗义执言,并非是对仁宗的不敬,而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公心。在任开封知府时,包拯为了尊重皇帝向南而坐的威严,每次升堂必向北而坐,这就是“包龙图倒坐开封府”的来历。包拯对仁宗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一世清名垂千古

宋皇祐五年(1060),包拯出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成为朝中重臣。这是包拯一生做过的最高官职。然而,这时的包拯已年过六旬,身体渐渐不支。64岁时,包拯死在任上。据说,仁宗皇帝专程到包拯家中与他做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

包拯过世后,开封的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百姓对他的哀悼之音。其后数年,包拯的清名远播四方。相传一位少数民族的官员归顺宋朝时,便对当时的宋神宗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允许我姓包吧。”神宗赐其名为“包顺”,取忠心归顺的意思。后人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建造了包公祠,里面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以颂扬包拯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品格。

如今,包公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包公祠也成为后人凭吊包公、瞻仰其德行的旅游胜地。被误读的忠臣良将——潘美

看过小说和戏剧《杨家将》的人,一定对大奸臣潘仁美恨得咬牙切齿,潘仁美的历史原型潘美也因此落得千古骂名。事实上,潘美并非奸佞小人,而是北宋初年战功赫赫的忠臣良将。在名将杨业惨死一事上,潘美不幸地被误读为罪魁祸首,蒙上了千年冤屈。血战陈家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辽国出兵10万大举进攻北宋,宋太宗派东、中、西三路大军出兵征伐。其中,西路军主将为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副将为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将军潘美的千古名声就与这场大战以及他的副将杨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宋军出发后,一路征战,进展顺利。西路军攻出雁门关,接连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等四个州。然而不久,东路军在岐沟关大败,潘美、杨业奉命掩护班师,并将攻克的四州百姓迁往内地。这时,辽兵突然反击,夺回了寰州。是否要与辽兵正面交锋?围绕这一问题,潘美军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副将杨业认为:“目前辽兵军力占据优势,我军的首要任务又是迁移民众,因而不宜与辽兵大规模作战”,因此主张按照原定计划战略撤退。护军王冼却嘲讽杨业临阵怯敌,力主与辽兵大战。潘美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杨业率军迎战辽兵主力,王冼等率兵在陈家谷接应。

杨业所率的北宋步兵与辽国的骑兵在野外作战,因寡不敌众,连连败退,只好率军转战到陈家谷。王冼等人的伏兵行至半路,听到了杨业败退的消息,吓得仓皇撤退,一走了之。杨业来到陈家谷,没有看到接应的一兵一卒,只好率孤军奋战。他与辽兵血战良久,身负几十处伤,部下也几乎全部阵亡。最终,精疲力竭的杨业被辽兵俘虏,绝食三日而亡。

陈家谷一战异常惨烈,杨业的长子杨延玉也战死沙场。西路军回朝后,杨业的妻子折氏(即戏曲小说中“佘太君”原型)为杨业父子喊冤,控诉潘美置杨业于险境而不顾。潘美因此被削秩三等,降为检校太保;护军王冼、刘文裕被撤职,发配充军。

就这样,陈家谷血战成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忠臣义士杨业,也留下了一个残害忠良的奸佞形象——潘美。战功赫赫的大将

害死杨业的罪魁祸首是潘美吗?依据《宋史》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作战前,力主出战的人是王冼;作战时,临阵溃逃的也是王冼。据记载,潘美起初基本站在杨业一边,也主张避敌,只是后来王冼、刘文裕坚决主战,潘美就没有坚持立场。当王冼带兵撤退时,潘美还予以制止。

后人多认为王冼是个小人物,便将主要罪责推到了潘美身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王冼名为随军护军,实为皇帝安插在军中的亲信。他有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特权,可以随时为朝廷提供军情。因此,潘美虽身为统帅,也不得不忌惮王冼的势力。从战后的处罚情况来看,潘美只是降职,王冼、刘文裕却是撤职发配,可见主要责任不在潘美。可以说,潘美虽有过失,但绝不是如后人流传的嫉贤妒能、借刀杀人一般罪大恶极。

历史上的潘美是一位对北宋朝廷战功卓著的大将。在《宋史》列传中,他排名第17位,远远高于排名第31位的杨业。潘美早年曾参与“陈桥兵变”,拥戴赵匡胤称帝建立北宋,因此很受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只有潘美的兵权未被收回,可见宋太祖对他信任之深。

后来,潘美率军攻打南汉,立下汗马功劳。他在贺州(今广西贺县)假装撤退20里,并以奇兵设伏,大败南汉军队;在韶州(今广东韶关)用强弩攻破南汉的“象阵”,击溃南汉主力军十几万;在广州,又派兵夜晚纵火,烧毁敌营,趁乱急攻,终获大胜。几年后,潘美率军攻打南唐,与敌军交战近一年,最终消灭南唐。由此可见,潘美在北宋统一的过程中可谓战功赫赫。

然而,由于“戏说”的广泛影响,许多人却曲解了这位忠臣良将。据说,开封市至今还有一清一浊两个湖,清湖被人们称作“杨家湖”,浊湖则被称作“潘家湖”……风风火火闯九州——历史上的梁山泊农民起义

长篇小说《水浒传》开篇即道:“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施耐庵在书中塑造了108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形象。其中,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等人物的故事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深入人心。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也确有梁山泊起义之事,不过这一百单八将却不一定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原型。反上太行山《水浒传》中说,宋江和他的兄弟们不堪忍受官府的欺压,相继反上梁山,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逐渐聚集起10万人马,成为山东地区实力最雄厚的“草寇”。宋江的大名还上了宋徽宗的屏风,位居“四大寇”之首。可见,梁山泊起义军确实成了当时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而事实上,宋江起义最早不是在梁山泊,而是在如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太行山地区。最早去山上落草的人物,不是《水浒传》中写的白衣秀士王伦和杜迁、宋万三人,而是杨志、李进义、孙立等12人。《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载,杨志与李进义、孙立等12人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去太湖等处服劳役搬运花石纲(中国历史上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特殊运输交通名称。北宋徽宗时,“纲”指一个运输团队,通常10艘船为一“纲”)。杨志为了等候孙立而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盘桓,因卖刀起纠纷而杀人,被发配卫州牢城。孙立得知后,带着其他10位兄弟在黄河边上劫了杨志,杀了防送公人,一行12人去太行山落草。后来宋江、晁盖等人也纷纷上山参加起义,出现了36位头领,以宋江为首。这大概就是《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的最早原型。他们在太行山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进入京东地区(今河南开封以东),占据了梁山泊。转战梁山泊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曾名良山。山南有巨野泽,东南有南旺湖,周围地势低洼。五代时期,黄河曾多次决口,注入梁山附近的湖泊,将大大小小的水面连成一体,于是形成了方圆八百里的大湖泊,亦即梁山泊。

北宋末年,宋徽宗设立“西城括田所”,本意是将逃亡户和无主土地收归国有,实际操作中,却使很多民田成为搜刮目标。将近千万农民失去土地,衣食无着。被括的土地名为“公田”,实际上却成了权贵人家的私有财产。同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向辽、西夏交纳“岁币”(朝廷每年向外族输纳的钱物),官府对百姓加重盘剥。梁山附近的百姓要想进入水泊捕鱼、采藕,必须交纳捐税,否则要遭到重罚,这大大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官府对百姓肆无忌惮的盘剥,成为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这一时期,梁山泊周围大大小小的起义不在少数。《宋史》中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常用的语汇是“多盗”。“盗贼”们早出晚归,在湖泊深处的渔船上藏身。湖中芦苇丛生,岛屿林立,地势险要。官兵们虽奋力围剿,但面对茫茫水泊易守难攻的地形和来无影去无踪、连名籍都没有的起义军,收效并不明显。地方官只好用残酷的手段肃清“盗贼”,镇压起义。百姓即便是犯了小偷小摸这样的过错,都要被挑断脚筋。在大量义军士兵被杀的情况下,小规模的起义才稍稍减少。

然而,表面上暂时的平静掩盖了深层益发尖锐的矛盾,更大规模的起义处在酝酿之中。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宋江带着军队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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