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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1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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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彼得·辛格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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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全球化(世界局势一看便知)

如何看待全球化(世界局势一看便知)试读:

前言

中,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彼得罗·马非同(Pietro Maffettone)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已经深刻地挑战着规范(normative)政治理念能够限定于各国国内政治生活的观念。这一论文集本身就证明,政治理论正在回应这一挑17战,并且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也在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技术(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人类出现以来的漫长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相距很近的人们尽管也曾相当程度地影响过彼此的生活,但仍然可能自始至终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条河、一道山脉、一片森林或沙漠、一片海水……所有这些都足以将不同人群隔离开来。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种孤立状态渐渐消失了。起初的变化比较缓慢,后来则日益加速。如今,生活在世界两端的人们之间都已被从前不敢想象的方式相互联系了起来。

150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一句话总结了他的历史观:

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领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18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如果是在今天,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

喷气式飞机、电话机和互联网产生的是以跨国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为首的全球社会。

马克思认为技术改变一切。即便这句话仅有一半正确,它也仍然相当具有启发性。在技术克服交往距离之后,经济全球化就随之而来。肯尼亚的新鲜蔬菜能够通过飞机运到伦敦,去和附近肯特郡的农产品竞价。如果飞机落在坏人手里,也可能变成摧毁高楼大厦的致命武器。即时数字通信将国际贸易的性质从货物贸易拓展为技术服务贸易。在一天的交易活动结束后,某家纽约的银行可能会让印度的职员去结算账目。单一的世界经济体正在深化并形成着,其表现就是各种新形式的全球治理方式正在不断涌现,其中历来最富有争议的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但它本身并非全球经济的开创者。

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激励着各国纷纷穿上了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口中的“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即一套特定的政策,包括开放经济的私人部门、削减官僚机构、保持低通胀、移除对于外国投资的限制等。如果某国拒绝穿上“金色紧身衣”或者试图脱掉它,那么弗里德曼所说的“电子兽群”(Electronic Herd)——外汇交易人、股票和债券交易人以及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者们——就会飞快地四散奔逃,带走各国赖以维持其经济增长的投资资本。由于资本可以跨国流动,所以提高自身税率面临风险,可能会导致资本逃向一些投资前景更好而税收更低的国家。结果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平均收入的增加,政治占有的领域可能会收缩——至少在没有任何政治党派试图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即最佳经济体制”这一假设时,情况会一直如此。由于当权政府或者反对派都不愿意冒险脱掉这身“金色紧身衣”,所以,主要的政治党派之间的差别就会19缩小,仅限于用哪些细微方式来调整这套紧身衣。所以,即便WTO不存在,全球经济的发育本身也预示着民族国家权力的衰退。[这里有一个无比生动的例子,足以说明挑战国际经济格局的困难程度:希腊左派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2015年1月竞选时反对紧缩的措辞,与其执政后面对希腊债主的通牒时所采取的行动,两者大相径庭。]

马克思认为,长期来看,我们不会拒斥满足我们物质需求的手段所取得的进步,所以,历史的推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增长。曾有人说,全球化是一个由一群公司高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密谋出来,再强加给全世界的东西。假如马克思能听到这种论调,他自然会嗤之以鼻;他可能还会赞同弗里德曼的另一个说法,即全球化的一个最基本20的真理在于:“无人居中操纵”。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陈述的要点并不在于阴谋论是错的——尽管他大概确实会这么看——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在进行自我统治,而是被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全球化经济统治着。但是21弗里德曼并不认同马克思提出的替代方案。

马克思还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学,仅仅是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反映。在封建经济中,农奴被限制在领主的土地上,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封建骑士精神的伦理学,其基础是骑士和封臣对其领主的忠诚与领主在战争中为之提供保护的义务。资本主义经济则需要流动的劳动力,以回应市场需求,所以,它就打破了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代之以另外一种伦理学:买卖劳动的权利至高无上。我们眼前这种全新的、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能够以无数种方式将全球所有人彼此联系起来,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这样一种伦理学将会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统治阶级就是富裕国家及其培养的跨国公司。

马克思希望从现实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判断。他认为,伦理判断既不是出自上帝,也不是出自理性,而是源于我们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及生产消费品的手段。但他没有提到现实中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伦理判断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而这源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身份。我们在判断许多事情的对错时所用到的直觉反应,可以从我们的人类祖先和非人类祖先的直觉行为那里找到根源,而这些直觉反应起初是为了适应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体生活。那已经跟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但我们仍有相当一部分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22并未改变。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讨论:如果我们想要克服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这类道德直觉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的许多道德直觉源自我们祖先在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中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的需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性能力对重构我们的伦理学无能为力。如果在为自己辩护(justify)时,我们的对象群体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那么我们的道德观很可能就是部落、民族性质的。但是,如果通信革命已经创造了一大批全球性的听众,我们可能就会体认到某种需要,即必须面向整个世界来辩护我们自身的23行为。本书下面的章节就会依据这种伦理学进路展开。

如果认为互联网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国界交流的可能性提升,就足以催生出一种新的伦理学,能以此前任何伦理学(尽管它们都曾许下豪言壮语)都未曾做到的方式,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利益,那会是相当幼稚的想法。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复苏。比如,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壮大,便也促使了其占领克里米亚,并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子提供援助。尽管如此,一种全球性听众和全球性大讨论的存在,仍然可以被视作一种真正的全球性伦理学出现的必要的、非充分的前提条件。

上述这种做法,是我们诉诸对伦理辩护的需求,它似乎相当依赖以下前提:对于人性与理性影响自身伦理判断、行为的能力,要求我们特别仁慈、宽松地理解它。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虽然方式完全不同,效果却殊途同归。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帝国,无论是波斯、罗马、古代中国还是大英帝国,只要它们的权势不堕,就有能力确保它们的重要城市不受那些身处偏远边疆、被它们视为蛮族的人的威胁。波斯人和罗马人靠军事力量将其拒之门外;英国人是凭借海上霸权所向披靡;中国人则选择修筑了万里长城。然而在21世纪,某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势的超级大国,却阻止不了心怀另一种世界观的一群所谓的“战士”,它的金融中心和首都均遭到了袭击。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富裕国家没能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伦理视角,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严重的道德错误。长期而言,如今依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第二章同一个大气- One Atmosphere -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关于人类如何需要进行全球性行动,再也没有什么例证比人类活动影响大气层所导致的问题更突出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住在同一个地球这个事实,以一种相当迫切的方式引发了我们的注意。当时科学家发现,氯氟烃(CFCs)的使用已经危害到地球臭氧层——而臭氧层能够阻挡太阳部分紫外线照射——进而影响它保护地表的功能。这一保护层的损坏会导致癌症发病率飙升,还会带来其他后果,比如影响藻类生长。对于生活在地球最南端城市的居民,其危害尤为突出,因为南极上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空洞,并且还在逐年增大。长此以往,整个地球的臭氧层都会受到威胁。当这一科学发现为人所共知时,联合国十分迅速地展开了行动:1987年即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到1999年,发达国家在事实上逐步停止了对氯氟烃的使用,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10年宽限期,最终要在2012年该条约签订25周年时,也都可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淘汰氯氟烃只是序幕,气候变化才是大戏。不是说我们小看了各国签署《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功绩,而是所面对的问题并不难,因为氯氟烃的各种用途都可由其他产品替代,并且代价相对不高。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仅仅是停止生产氯氟烃而已。而气候变化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大问题。

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气候的科学证据,现在正得到一个工作小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专门研究,这一国际科学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气候变化及其成因的权威观点。该组织于2014年发布了其《第五次评估报告》(Fifth Assessment Report),在此前历次报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四次报告发表以来五年间累积的最新证据。这次报告是总计超过800名作者的共同成果。其中单是论述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基础的这一部分,就长达2000多页,且引用了9200份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成果材料。同其他所有的科学文献一样,这份报告也接受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的批评,不过它仍然可以反映一种获得了广泛认同的主流科学观点;它是目前为止回答关于气候到底怎么了这一问题的我们所能获得的最为权威的观点。

第五次报告指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气和海洋都已经暖化,冰川开始消退,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持续大量消融,北极冰盖也开始缩减,而海平面正不断地加速上升。过去三十年中,每个十年期的地球表面均温比18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十1年期都要高,而且还在逐年递升。2014年是自1850年以来最热的一年,而2015年又打破了前一年的纪录。自1880年我们拥有可靠的全球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10个年份全都出现在1998年以后;最热的14个年份中有13个出现在21世纪。在出生于20世纪中期的那一代人(例如我)的人生中,全球气候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用以下这句话来表述:如果你生于1985年以后,那么你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月份,当月的全球气温都不会低于整个20世纪的同月平均气

2温。

同时发生的另一种变化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浓度也在持续增加,而这是由燃烧矿物燃料、砍伐植被以及养牛(就其产生的甲烷而言)和种植水稻之类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这些气体当前的浓度达到了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除此之外,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还导致了海洋酸性的增强。

气候变化中有多少影响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又有多少可以通过自然变化来解释?《第五次评估报告》发现:“人类的影响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观察到的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报告所用的词汇中,“极有可能”意为95%~100%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评估气候变化及其原因的科学方面并无专长的人,面对绝大多数这方面的专家都赞同的观点,很难保持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当然,即便他们所有人意见一致,也有可能是他们全错了。但就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依赖于这种可能性,相当于拿数亿甚至可能是数十亿面临风险的人命去玩俄罗斯轮盘赌。那些对气候变化科学心怀疑虑的人,如果在智识上是诚实的,就必须承认,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对的;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就应该追问自己,无所作为地3去面对风险,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假如我们继续当前的行为,持续增加排入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就有可能导致什么问题呢?《第五次评估报告》认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出现“大量持续性的”削减,我们将遭遇地球大气的进一步暖化和全球气候层面上的其他变化。前面已经提到,在1986~2005年的这两个十年期,已经比1850年以来其他任何一个十年期都要温暖,但到2046~2065年这两个十年期(本书的许多读者到那时仍是中年),相比于1986~2005年,预计地球表面平均温度还会升高1~2℃,变动幅度为0.4~2.6℃。

尽管这些平均数值看起来很小——明天是20℃还是22℃,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即便平均气温只升高1℃,这也已经比过去1万年以来某一个世纪内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要巨大,足以对全球及地区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还会导致许多无法适应的物种濒临灭绝。在如今一些适于居住的地区,高温和潮湿将会使一年中的某些时4候无法进行正常的人类活动,如种植作物和户外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变化将更为极端,也更加难以预测。地球北部的大陆板块,特别是北美和中亚,将比海洋地区和沿海地区更为温暖。总体降雨量将会增加,但地区差异会非常大,如今降雨充足的地区将变得干旱。年波动也会比现在更大,太平洋将会出现更为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由此我们可以预估,干旱和洪涝灾害都将更加严重;亚洲的夏季季风可能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些变化有可能达到足以触发关键临界点的程度,从而使整个天气系统都一触即溃,或者使得主要的洋流如墨西哥湾暖流改变流向。如果墨西哥湾暖流消失,那么,英国的冬季平均气温将会下降大约5℃,整个西欧也会出现明显的气温下降。最后,海洋升温还会导致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盖融化,从而又会进一步导致海平面上升。《第五次评估报告》预测,到2100年时,海平面上升幅度可能会达到0.52~0.98米;当然,下文会提到,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预测数字还非常保守。如果继续暖化,海平面预计将至少上升7米,最高可达13米,而这种变化也许最快在2150年左右就会发生。

对于人类而言,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下列影响已经出现,而其严重程度在21世纪中还将不断增加:

·随着海洋升温,曾经分布于热带地区的飓风和热带风暴会进一步远离赤道,袭击那些建筑物未曾做过防灾加固的众多大城市。

·热带流行疾病正在越过原先的分布区向外扩散蔓延。

·一些地区的粮食产量将会上升,特别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但在其他一些地区粮食产量则会下降,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逐渐上升的海平面已经开始威胁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带,包括地势很低洼的太平洋岛屿、肥沃的三角洲以及一些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

这些变化,有多少已经发生了呢?那些广为人知的飓风、干旱和洪涝灾害已被归因于气候变化。然而我们也很难说,任何一个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就一定不会发生。这就像车祸一样:假如你车开得很快,就有可能遭遇严重事故,但任何一个事故却都可归因于你偶尔走神、路面湿滑或其他司机肇事等,而不一定都是由于你自己超速。2005年肆虐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曾导致多达1833人死亡,而2012年袭击纽约和新泽西的桑迪飓风则在美国和加拿大导致了132人死亡,并在其他国家夺走了70多条人命。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气候变化可能使这类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尽管对其中的任何一次事件,我们都不能说:假如没有全球变暖它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我们有时也能相当自信地说,是气候变化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天气模式。2012~2013年,澳大利亚遭遇了破纪录的最热夏天,其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大火;其东北部则遭遇了严重洪涝,并且都是与高温有关。墨尔本大学的研究者比对了历年来的气温记录,研究了这一现象。他们采用的是人口健康研究中用于评估特定行为(如吸烟)对健康之影响的方法。研究发现,我们有九成把握可以说,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使得发生澳大利亚当年夏天那种极端天气5的风险提高了5倍。这次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和洪涝灾害导致数人死亡,另有数千人无家可归。另一项研究指出,2011年发生在东非的6干旱,至少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对于人类来说,这一事件导致的后果比起澳大利亚热浪和森林大火要严重得多,它迫使索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950万人口陷入急需援助的境地,迫使92万人沦为难民,还导致了至少5万人死亡。

在今后几十年中,气候变化对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造成影响截然不同这类事情,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上演。富裕国家也许有能力应对这些变化,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之后,它们也许能够避免大量的伤亡损失。它们具有的优势,使其能充分地储存食物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干旱,转移洪涝地区人群,阻止传染病菌的蔓延,并修筑堤坝以抵御涨高的海水。而贫穷国家则对此束手无策。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国之一,它在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处,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和滩涂群。生活于这种低洼地带充满了危险。1991年袭击孟加拉国海岸的一场龙卷风,与海水涨潮一同导致了上千万人无家可归,并且夺去了13.9万人的生命。其中的多数人就生活在三角洲的滩涂上。现在,许多人还继续生活在那里,因为那里土壤肥沃,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但是,如果海平面继续上升,可能有700万人将被迫背井离乡。在埃及和越南、尼罗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的数百万小农也同样面临着丧失土地的威胁。还有些小规模的情况,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由仅仅高于海平面一两米的珊瑚环礁所组成,它们也将面临巨大的损失。海水的高涨已经在侵蚀岛屿,污染着极为宝贵的淡水来源,而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已经被海水淹没了。更有一些国家可能因此而彻底消失。

全球变暖将会使死于夏季高温的人数增加,但另一方面对此又会有所抵消:因冬季寒冷致死的人数将会减少。不过,比这两者更加危险的是热带传染病的扩散,包括那些由只能存活在湿热环境下的昆虫所携带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30~2050年,将会有额外增加的25万人由于高温环境暴露、痢疾、疟疾7以及儿童营养不良而死亡。这项研究还未考虑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洪涝、移民增多以及暴力冲突增加等重大灾难所引发的死亡和其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按照全球变暖模型的一些预测,如果亚洲的季风减弱,并使得生命之源——降水不再像从前那样稳定,那么,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数亿小农将会陷入饥荒,因为他们不能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种植作物必需的水源。总体而言,不再稳定的降水模式将会使全球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陷入极端困境,因为后者必须自耕自足,而这些都依赖于降水。

对于动物和生物多样性而言,后果也将非常严重。在某些地区,动植物种群将会追逐变化的气候而居,渐渐远离赤道,迁移到纬度更高的地区。但不是每个种群都能享有这种机会。澳大利亚独有的一些高寒动植物本就只能生存于该国境内的高原和山峰之上,但也就海拔2000多米而已。如果在生存区域内不再降雪,它们必然会逐步灭绝。海洋生态系统也将会出现极大变化,升温的海水可能会毁灭珊瑚礁。上述预测还都仅仅推算到了2100年而已,但即便温室气体排放量到那时已经稳定,气候变化也将继续存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格陵兰岛的冰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着,随着海上的冰面逐步消退,会不断有新的岛屿裸露出来。南极的冰盖则要面临大得多的问题,随着海洋变暖,它有可能开裂,断裂产生的冰山将会漂流到更温暖的水域后融化。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曾带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的众多研究员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认为,未来短短50年内,这种冰川融化现象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5~10米。这足以淹没世界上所有沿海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也足以淹没孟加拉国、欧洲低地国家、美国东海岸的大部以及中国华北平原等地势低平的农业8集中地区。有数亿人口必须迁居别处。何谓人类世的伦理学

正式而言,本书写作的同时,我们所处的地质纪元在地质学上仍被称为 “全新世”(Holocene)。它开始于11700年前,地球的各个系统在这一纪元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非同寻常的稳定。不过,人类的数量及其人类活动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却绝非稳定。全新世早期,全球可能只有大约600万人口,大多数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在回想这些早期人类时,我们应该避免“高贵的野蛮人”这种迷思的欺骗,不要以为他们能与环境完美地和谐共处,因为即便是那些技术落后的小型群体,也有能力改变他们居住地的植物和动物的群落。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4万年前最早抵达澳大利亚的第一批人类是如何导致当地巨型动物灭绝的,又是如何通过“火棍耕作”(firestick [2]farming)导致耐火的桉树林取代了原始森林。再晚一些,毛利人进入新西兰之后不久,一种名为恐鸟的巨型无翼鸟就灭绝了。如今,全球有70多亿人口,其中许多人生活在以矿物燃料为能源的工业化经济体中,他们的食谱还要求不断增加全球的牛群养殖,这会产生更多的甲烷。由此造成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仅包括物种灭绝,而且包括森林被滥伐、土壤沙化、污染遍及全球、臭氧消耗量增大、海洋酸化导致气候变化等,会造成这些后果,都是我们的祖先所想不到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主张——最早是由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认为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地质时期,即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提法随后慢慢地流行开来。在本书写作期间,在这一问题上握有决定权的国际地层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已经在正式审议一9个要求将对这一新纪元的命名列入地球史的提案。

以上种种,都促使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伦理学。我们的道德观念形成于一种特定的背景:大气和海洋似乎无穷无尽,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能够吸收我们的废弃物,并且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恶果。在这种背景下,责任与伤害通常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能够得到很好的界定。如果某人打了别人一下,我们会很清楚他做了什么事、这么做为何是错的。如今,臭氧空洞和气候变化这对孪生麻烦,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新、奇、特的伤害他人的方式。在氯氟烃被逐步淘汰之前,如果你在纽约的公寓中给自己的腋窝喷一下除臭剂,那么你可能已经成了多年后发生在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市的皮肤癌致死事件的帮凶。今天,驾车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将你拉入一个最终导致孟加拉国发生致命洪涝灾害的因果链条。

这是否意味着开车就一定是错的?甚至连吃牛肉都不行?毕竟牛群会释放大量的甲烷。为了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是否必然要求我们[3]要尽可能减少我们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比如在自家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不吃肉;如无必要绝不开车,而选择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地铁。通过这些办法,我们就能把自己对别人施加的伤害最小化了,这自然是值得称赞的。这样做,我们同样是在给别人树立榜样——而且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都这样做,那也是在向我们的国家领袖树立榜样,表达了我们追求可持续生活的意愿。因此,这些都是随手可做的好事。但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不能就此认为气候变化的问题能够通过此类个体行为来解决。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改变,包括改变发电方式、给汽车充能的方式、生产食物的方式等。而要推动这一系列改变,就必须提高碳价格,以反映碳排放的真实成本;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必须将目前外部性的成本进行内部化——所谓外部性的成本,是说它们是被强加给第三世界的,而后者本没有参与我们与发电厂、加油站或超市之间的交易。我们还需要那些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排放大国——都同意大幅削减足够多的排放量,以避免灾害发生。因此,作为个体,我们的首要义务是做积极的公民,尽全力去敦促我们的政府与别国政府联合起来,找到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性方案。从里约出发,经京都和哥本哈根,再到巴黎

气候变化问题是在1988年被提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IPCC报告说,气候变化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各国必须签署一份全球协议来共同应对。联合国大会随即着手推动这一协议。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框架公约》)达成,并于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发布以供签署,该会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一《框架公约》已被190多个国家的政府接受。顾名思义,该公约尽管只有从现在开始的行动的框架内容,不过它还是要求将温室气体“稳定”在一定水平,以防止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的干扰。公约还明确,加入公约的各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来实现上述目的。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还要承诺到2000年时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10的水平,不过这一承诺并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对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幸好如此,因为它们实际上远远没能达成这一目标。比如,美国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其1990年的水平高出了1114%。《框架公约》包含了一项有时被称为“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原则,就是即便在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情况下,也能呼吁各方拿出行动,以避免严重且不可逆的危害风险。《框架公约》还承认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并且主张经济发展对于应付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因此,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并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必须实现的减排目标。《框架公约》设立了一个程序,要求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评估进展情况。1995年的缔约方会议决定,有必要建立更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经过两年谈判后,《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出台,它为39个发达国家设定了目标,要求它们在2012年之前控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控额和减排目标的设计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总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少5%。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目标并不相同,欧盟国家和美国的目标是在其1990年水平上分别减少8%和7%,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则被允许超过其1990年的水平。这些目标是通过与政府领导人进行谈判而达成的,其依据并非什么一般性的公平原则,除了为达成协议所需之外,也无法找到其他的辩护12依据。谈判中的灵活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家主权”概念盛行的年代,国家并没有义务去实现这些目标,除非他们是自愿签署这一协议的。为帮助各国达成各自的目标,《京都议定书》接受了排放交易机制,依据这一机制,若某国达成自身目标后尚有节余,它就可向他国出售碳排放信用额度(credits)。

京都会议并没有确定各国该如何达成其目标的细节,比如没有确定是否应该为植树造林以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这一行为提高碳排放信用额,也没有确定排放交易应当如何操作。这些问题在2001年于波恩和马拉喀什召开的后续会议上才得到了解决。178个国家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使得《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成为可能。问题是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已经不再是该议定书的缔约方;而中国,这个在条约有效期内将会成为世界最大排放国的国家,当时却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规定任何排放目标。因此,毫不奇怪,京都的条约并没能解决人类活动影响世界气候的问题。

光阴流转,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在不断增加,而各国预计完成其减排目标的2012年很快就到了。那么,2012年之后该怎么办?2009年,《框架公约》的192方代表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目的是商定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的后续条约的基本原则。当时,奥巴马已经取代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然而这也没能阻止会议令大多数观察家希望落空。与会各方并没能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只是同意会“重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该协议要求各成员国提交下一步的减排承诺。奥巴马13明明白白表达了他的灰心,据他后来描述,那次谈判混乱而无序。不过,事后看来,哥本哈根会议没能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达成了,奥巴马就必须将其提交给参议院,而美国参议院很可能会拒绝批准。如此推测是因为,就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久,美国参议院就挫败了一部由约翰·克里参议员推动的气候变化法案。尽管奥巴马在2012年胜选连任,但国会中的保守派共和党的势力却增大了,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否认人类导致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因此,奥巴马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动用手中的总统行政权,推动发电厂碳排放量的削减,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一项减排协议,由此鼓舞了其他各国纷纷设定自己的减排目标,从而要求各国设定各自的目标,并承诺落实哥本哈根协议,以使它获得全新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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