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景治,蒲俜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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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抉择：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试读：
第1章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延续，也是近年来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和价值理念。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不可抗拒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大环境。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不断改善，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牢固基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具有深刻的内涵、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时代的变迁使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协调、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世界的变化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一新的战略构想从提出到现在有一个逐步明晰和完善的过程。1.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产生的外部环境
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凸显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的战争威胁不复存在，“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国家间关系从激烈对峙走向和平与合作，国际形势呈现出趋于稳定和缓和的基本特征；而且，普遍来看，国家之间的合作意愿空前加强，“战争造成的问题远远大于战争可以获取的利益，大国以战争实现国家利益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各国的迫切要求。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世界范围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产品、资金、服务和人员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成为现实；全球贸易空前发展，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日益细化，跨国公司的数量迅速增加；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文化和社会交流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的生产、贸易等环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大提升，而相互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尤为突出；各国的利益相互交织，“国际共同利益在上升，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了重大制约”，正因为如此，寻求经济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取代冲突和对抗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
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如环境和生态问题、艾滋病问题等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问题。对此，即使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应对和解决，各国携手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经济全球化不仅为国际社会各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宝贵机遇，更为其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提出了要求。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鲜明。这是因为，冷战格局的瓦解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已经渐渐平息，各种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已基本完成，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得以巩固，国际局势基本稳定，而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坚定共识。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国际和地区机制日益发展，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联合国作为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一直活跃在解决国际危机、应对全球性问题以及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最前沿；欧盟凭借统一货币、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等先进的机制而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其和平发展模式为后来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此外，诸多区域性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的创立和发展也成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中国参与建立、完善的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机制对亚洲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区环境。这些国际和地区机制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
可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渐渐形成。这种理念从根本上颠覆了近代历史上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的崛起思路，是适应当前国际价值体系的必然选择。在近代历史上，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体系中，殖民扩张和战争都是国家聚敛财富或实现外交目的的合法政策工具，因此诸多大国为谋求国家崛起而走上战争争霸的道路。而在当今世界，国际价值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国要实现崛起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并且需要通过国家和平形象的构建获得崛起的合法性。因此，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既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符合当今世界的价值原则，是中国实现成功崛起的必然之举。
就中国的具体安全和舆论环境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尤其在现阶段，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获得了较大改善，保证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环境条件。首先，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维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伙伴关系的确立与各层级沟通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双方的及时沟通保证了渠道的畅通，也有利于双方各方面合作的顺利展开。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霸权国美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9·11”事件后双方的合作空间迅速扩大，加上美国将长期专注于反恐和核不扩散等重大国际安全事项，因此“很可能长时间地不以中国为标准敌手或主要敌手”，这样中国就赢得了相对缓和、宽松的发展空间。其次，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积极态势，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与多数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方针有效地减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和摩擦的出现，而中国对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的广泛参与及对地区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双方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不断扩大，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种良好的周边合作氛围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所承担的国际和地区责任也不断增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这促使中国所处的舆论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对世界经济GDP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国对朝核问题、反恐问题等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良好评价。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与有利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例如，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仍然是危害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尤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加强了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并加紧在世界各地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战略部署，谋求巨大的战略利益。同时，一些国家仍然秉持冷战思维，维持并不断强化着各自的军事同盟，从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此外，国际安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冷战的结束造成了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的凸显。地区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局部战争和暴力冲突爆发频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贫困问题、海盗活动、金融危机、信息安全、传染性疾病流行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其他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也亟待解决，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可见，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和谐音，而这恰恰构成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的现实基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冷战后不和谐国际环境的反思”。
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发展也因而面临着来自于国际环境的一些切实的困扰。首先，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恐慌，因此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直兴盛不衰。其主要观点包括，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导致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侵略性的膨胀，促使中国侵略别国或使用武力达到自身的利益目标。具体而言，霸权国美国会担心中国通过战争方式推翻现有体系、谋求霸权，而周边国家则对中国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前景表示担忧。而且，一些坚持“中国威胁论”的国家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能源、粮食、矿产等物资的紧缺和价格上涨，从而对他国的发展造成冲击；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也对被广为接受的美国模式形成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发展所处的舆论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其次，中国所处的复杂地缘环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国周边邻国众多，大国林立，热点问题突出。美日军事同盟的一再加强造成了中国的地缘压力，也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棘手，这不仅直接导致台湾问题更具爆发性，也使得中国的统一更加难以实现，从而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造成重大的牵制。此外，中国与一些邻国的边界和领土争端尚未解决，而印巴矛盾、朝核危机也具有随时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隐患，随时可能对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产生严重的冲击。
最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而环境恶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等全球性问题的破坏力也不可小觑。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问题的破坏作用可能随时爆发，从而阻断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正是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有利时代背景下，也是在全球性问题较为突出、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既是对中国和平意图的宣示，也是对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的有力回应。2.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产生的内在动力
从内部条件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产生的根本动力。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加强了中国扩大国际和地区影响、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中国作为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作出更多国际贡献的责任意识，而发展带来的巨大裨益也强化了中国维持发展环境和平与稳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 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到2010年年底我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进出口总额到2010年也已跃居世界第一。就国家外汇储备水平来看，自2006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仍呈增长之势，截至2009年上半年已突破2万亿美元。此外，迄今中国的粗钢、原煤、水泥、化肥、手机、电脑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图为上海浦东新区繁华景象。
2008年以来，尽管遭遇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环境严重恶化，中国经济也一度深受打击，但中国仍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8.7％；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达到2.2万亿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有所下降（如表1—1所示），但考虑到经济危机的因素，这已是难得的成绩；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00亿美元。表1—1 2009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http://www.gov.cn/gzdt/2010-02/25/content_1541240.htm。
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只追求数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在总结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思路，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近年来，中国在力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中央财政用于重点节能工程和环保设施等项目建设的资金越来越多。此外，中国政府还通过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以及优化能源结构等措施来切实实现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并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的节能减排目标，充分体现出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责任意识的提高。中国政府在总结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思路，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国防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国防建设突出信息化和机械化的复合发展，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着重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后勤体系，这使得中国军队的作战和行动能力不断提升，使其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和承担国际维和任务等方面表现出色。过去几年，中国军队多次参加自然灾害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应急救援活动，对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承担确保了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同时，中国军队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反恐怖交流与合作，并先后加入了11个国际反恐怖条约，成为维护国际和平、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国际维和方面，中国已成为参与国际维和派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政策方针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并预计“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近几年，“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的顺利升空突出表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也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软实力”主要是指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吸引力及其文化的感召力。一直以来，中国具有良好的软实力资源，如中国丰富而开放的传统文化体系、公众具有的牢固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华人网络等。近年来，中国成功地运用了这些资源，并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中国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通过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形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加强对外汉语教学。截至2010年10月，中国已经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所孔子课堂。一时间，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有力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其他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为传播中国文化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之一。中国先后在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文化年”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另外，“中国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吸引力也成为当前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通过“创新”、“实验”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这种发展模式成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的选择。最后，中国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机制并积极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也为中国软实力赢得不少加分；切实为地区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在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声誉。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如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等也都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有助于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中国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吸引力也成为当前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关注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尚未完成，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产业链中高端产品少之又少，技术创新有待加强；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上的排名仍然十分靠后，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生态环境恶化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能源短缺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稳定还面临着“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势力的威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也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腐败问题的存在和法制的不健全影响着中国软实力的提高。这些因素的存在虽然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也不断强化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适时地提出并坚定地履行着和平发展的承诺，力图通过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和时间，并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3.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日臻完善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外部和平环境和内在发展需要使然，更是中国各时期外交思想和理念不断沉淀积累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对国家发展目标及方式的思想注解，因此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用以表达国家发展和富强诉求的思想不断传承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得以提出并不断发展。
党的八大提出的“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目标，是新中国关于国家发展目标的郑重宣示。尽管该奋斗目标中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但其内涵传递出中国对于成为“伟大”国家的期待。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强国”信念。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宣布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并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不仅为中国发展提出了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更将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结合起来，表明了中国国际责任意识的增强。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念。中国经济实现起飞，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目标。相较于此前的国家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实现富强和发展的历史抱负，也体现了中国要求实现国家崛起的意志。当然，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重返昔日称雄世界的辉煌和荣耀，更恰当地说，它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进步的坚定信心，向世界描绘了中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作出更多建设性贡献的良好愿景。
进入新世纪，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目标。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时，沿用此前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和平崛起”一词，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用以描述近期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和平意图，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提法。此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重申了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目标；而在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具体包括：“第一，中国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从这五大要义中可以看出，“和平崛起”理念要着重说明的是中国的和平意图和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质，在中国的逐步强大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形势中的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对“和平崛起”的宣示无疑是为了增信释疑，表达善意。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并没有认可这份善意，不但忽视了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理念的和平初衷，反而更加看重中国的“崛起”意图，为此，国内各界也对是否继续沿用“和平崛起”的政策提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经过慎重思考，最终决定对该提法进行新的修正和发展。以2004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为契机，胡锦涛主席明确将“和平崛起”修正为“和平发展”，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于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就取代“和平崛起”成为中国官方正式沿用并在此后诸多重要国际国内场合广泛采用的国家发展目标新提法。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了其谋发展、不称霸、促和平的基本特点。2005年12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问世，是“和平发展道路”理念初步完善的一个里程碑，其中不仅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基本含义作了详尽阐释和规定，更向世界表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已全面形成，中国将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目标。2006 年8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这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精辟归纳。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予以了再次肯定，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在此后两年中，“和平发展”也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关键词。无疑，“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既定目标和根本战略。中国要“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与各国的合作和交流。因此，在中国提出的国家富强和发展目标中，也包含着关于自身国际作用的定位。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在谋求实现国家强大的同时，也要求自身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和平理念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在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中国关于自身国际作用的既有表述。冷战结束后初期，中国政府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其基本含义是：在坚持不扛旗、不当头的同时，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政府又陆续推出并倡导了“世界多样性”等理念，这是对此前“求同存异”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和谐世界”秩序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指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与俄方一起将“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该理念因而成为中、俄两个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共同期望。同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的演讲中，向全世界详尽阐释了中国“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丰富内涵，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合作倡议。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以说，至此，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已经发展成熟，它不仅具备了完备而深刻的内涵，更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此后几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诸多场合倡议建设“和谐世界”，并采取实际行动切实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作的建设性努力正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地区”的理念，这成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有益延伸。可见，追求“和谐”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大的中国将为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
二、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涵与研究意义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的新理念，需要深入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1.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主旨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理念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根据《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第二，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第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第四，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四方面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首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即中国必须通过发展实现由原来经济社会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富强繁荣的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人口众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崛起模式的选择。尽管在官方文件中，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和平崛起”的提法已被“和平发展”所取代，但从学术角度讲，“崛起”一词仍然适用，它能准确地表达出国家发展的特殊状态。“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加快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崛起应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中国谋求通过发展而非战争、和平而非武力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这是对以往大国武力崛起方式的全面否定。在全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崛起。最后，中国试图通过合作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即和谐世界。可见，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主旨在于和平、发展和合作。
显然，和平发展道路突出强调了中国实现发展的和平和合作方式，即中国不会以侵略、战争或其他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相反会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以和平手段实现发展。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专门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方式进行了具体表述：“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和平发展必须依靠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唯有与世界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合作、贸易合作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健康的快速增长；唯有与世界各国进行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才能保证；而唯有与世界各国在对抗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中国才能实现和谐的发展，各国的共同利益才能保证，和谐世界的建设才能推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两组辩证关系的存在，即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和平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言，二者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中国要确保自身和平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也要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在总结近代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因为只有实现自身发展，中国才有能力保证自身的和平与安全，才能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力量；只有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国家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才能增加，相互依存程度才能进一步提高，这样国际和平才能得以维持，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得以保障。而只有具备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才能发展，世界各国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就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来看，二者相互统一、相互促进。“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可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要通过对外开放和合作互利获取外部世界的有利资源和机遇；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其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同时，中国的和平有赖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世界的和平也要依靠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世界有共同的利益和共赢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但不会给国际和平带来冲击和威胁，反而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更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选择。2.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主张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在发言中详尽阐释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主张，具体包括：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即各国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通过联合国这一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实现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即通过建立并完善国际贸易、金融等国际经济机制，大力推动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方式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该理念对包容精神的提倡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可以说，以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相互包容为核心的和谐世界理念从根本上表达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想设定，是一种内容丰富的世界秩序观。具体而言，和谐世界的世界秩序首先具有和平与发展的特点。各国按照国际规范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各自的主权和发展模式，以和平手段和协商精神化解已有的矛盾和可能的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国家之间按照新安全观的理念进行互信合作，协作应对并消除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的潜在因素；各国按照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竭力消除当前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和南北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各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是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和平的重要保障。各国只有通过合作互利的发展，才能维护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其次，和谐世界的世界秩序具有平等与正义的特点。平等是中国一贯秉持的价值原则和国际道德规范，在当前和谐世界的构建中，平等意味着“国家不分强弱一概平等，强国无权干涉弱国内政，国际争端的唯一合理解决办法在于平等协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强权政治”，各国都有权利表达本国的利益诉求，而其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关切。平等也是中国一直坚持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内容，只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断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嚣张气焰才能被压制。就正义而言，“和谐中蕴涵的正义是各个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共同利益并各得其所的正义，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的专利”，是一种“和谐正义”，即“以正义原则、正义行为和正义手段维护和谐，同时又要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的路径达到正义”。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维持国际社会的平等与正义不仅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推动世界秩序向和谐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和谐世界的世界秩序还具有繁荣和多样的特点。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形式。正因为如此，整个世界才显现出繁荣的景象，“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仅能促进各国的发展，更能推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谐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共同存在以及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的世界秩序，各国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世界的繁荣发展。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观，它既包含了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交相利”等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又涵盖了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共同利益、合作共赢等现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元素，因而对国际社会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切实可行的世界秩序构想。3.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意义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强的形势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为中国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输入了新鲜血液，更通过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
从理论层面看，首先，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发展了中国的外交哲学，整合了中国的外交思想，推动了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改革开放前，在特定的冷战背景和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哲学一度以“革命”和“斗争”为鲜明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形势相对缓和、中国开始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外交哲学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内容。进入新世纪，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外交哲学的全面形成，而且更意味着其在世界秩序方面获得了新的发展。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外交思想也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新安全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平崛起、文明多样性等外交新理念层出不穷，在这种形势下，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全面涵盖了这些新思想，从而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整合。此外，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体现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而不同”、“和为贵”、“交相利”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其理念构建的根本支撑。因此，该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和谐世界”关于理想世界秩序的描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全新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了突破性作用，并将“带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其次，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以及在其指导下实现的中国和平崛起，将为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新颖的理论视角和独特的经验案例。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尽管这三种理论范式都试图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国际持久和平的实现寻求良方，但囿于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始终未能“找到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根本途径”，也“没有将公正与合理当作国际秩序的价值追求”。而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对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相互包容的追求，为西方三大国际关系理论遇到的难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因而，该理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西方国际秩序话语体系和思想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全球问题和人类未来的非西方式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思路”，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同时，在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大国，颠覆以往大国武力崛起的传统方式，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崛起，必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独特的经验案例，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新的解释模式和理论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也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从现实层面看，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对于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该理念提出的直接效应首先在于其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改善了中国所处的舆论环境，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减小了阻力并赢得了空间。该理念通过强调中国发展的和平方式及其推动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良好意图，让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了解到中国发展不会造成安全威胁，反而会带来发展机遇；不会抢占他国发展利益，反而会提升共同利益。这样，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小，而“中国机遇论”的影响范围开始逐步扩大，中国的发展因而获得了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
其次，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的迅速提高，而与此相对应的文化号召力等“软实力”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软实力具有的“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化和后果最可接受，因而兼具有效和合算这双重好处”。换言之，软实力的增长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和谐世界”的世界秩序构想，既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使得“中国外交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成为可能，从而既增强了中国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又提升了中国的外交力。而且，该理念涵盖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丰富的外交思想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的贡献能力”。此外，该理念对和平发展的坚持“既显示出中国永不称霸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也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型的后兴大国的责任意识”，其体现出的中国和平与合作姿态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软实力的增长。
最后，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将通过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而切实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作为当前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之一，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领导人也曾在诸多重要场合表达过“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意图。因此，中国外交实践也定会以和平、发展、合作、和谐为原则，秉持新安全观，积极推动防核扩散与反恐进程；坚持互利合作，为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借鉴，实现与其他国家的和睦相处，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进程。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该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和平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谐与进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为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和利益。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经济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名列前茅；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首先回暖更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在和平与和谐观念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和平与正义的维护力量，并将继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从而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其次，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将成为中国对国际价值体系的重大贡献。一直以来，“经济成长”、“自由”、“社会正义”以及“生态保护”是现代价值的核心内容，然而这几方面均非来自中国的价值创新，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必须要对国际社会贡献一定的价值创新。这是因为，“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价值创新方面的空白。“倡导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要建设和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价值观方面的集中体现。”该国际价值观涵盖的共同安全、共同发展、文明多样性与和谐世界等理念从以“和而不同”为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为实现人类社会和平与和谐的根本需求找到了路径，因此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价值意义，成为中国对世界价值体系的有益补充。
最后，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实现大国崛起将为其他新兴大国树立榜样。作为一个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进行崛起的大国，一个宣布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手段崛起的大国，中国未来成功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历史中的全新范例，其秉持的外交理念和指导思想、其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崛起模式也将为其他新兴大国提供有益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会作为创新性价值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
当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针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宣示。这将是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崛起的又一次全新探索。因此，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下美、英、德、日的大国争霸式崛起，还是霸权稳定论视角下日本和西欧对和平发展道路的早期尝试，都不足以为新时期中国的崛起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完整的实践启示。中国试图在和平与和谐理念指引下，通过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构建与国际体系的新型互动关系，实现自身和平发展，并以此促进世界的和谐和稳定。1. 和平与和谐：中国“尚和”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传承
中国和平与和谐理念的提出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厚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基础，深刻体现出中国“尚和”的外交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具有深刻的含义。儒家文化推崇“和而不同”，以此作为协调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重要准则，体现出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状态的追求。同为儒家思想精髓的“致中和”思想，突出适度、恰当、平衡与协调，旨在以道德为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而“和为贵”、“和而解”的文化思想则更直接地表达出中国文化对和平与和谐的关注，强调化解冲突、消除对抗和避免战争。与此相对应，道家思想亦宣扬“兼爱”、“非攻”，反对争斗与矛盾，主张和平与互利。无疑，这些思想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和平主义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追求和谐与共赢的民族性格。中国和平与和谐理念的提出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厚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基础，深刻体现出中国“尚和”的外交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核心思想构筑了中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基础。一直以来，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唐代，还是国运垂危的清末，都一直固守“天下观”的地缘政治观念，强调中国本土的中心性和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因此在国防上重防御、轻扩张的意识强烈，并通过朝贡体制维持着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秩序。周边国家进行朝贡，但具有独立的主权。中国给予其恩惠，但并不干涉其内政，更不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即使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航行，也没有进行侵略扩张与殖民，而是仍然秉持“和为贵”、“非攻”和“德化”的观念与所到国家和平交往，因此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及据此进行的对外政策实践都体现出明显的和平与和谐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与和谐仍然是中国外交思想与政策实践的核心内容。早在《共同纲领》中，中国政府就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以及“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以此作为中国和平外交的总目标。也正是在该目标原则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选择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以此来维护国际与自身的安全与和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本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则进一步突出了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本质，其内容既明确反映了中国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一贯立场，又体现出新中国寻求国家间平等合作的良好意愿，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重要原则，更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为化解分歧，并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即在承认各国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作为合作的基础。这个方针既体现了中国愿与其他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又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核，并成为此后“维护世界多样性”以及“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重要基础。在以上重要原则方针的指导下，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绩。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开始、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以及同一些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国较大范围地争取国际支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和平性质。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仔细审度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是第二世界。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鲜明地亮出了中国的反霸旗帜，表明了中国珍视国家的平等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超级大国实施霸权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同时，不称霸的明确宣示也突出表明了中国的和平意图，成为此后中国崛起过程中一直秉持的重要外交理念。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中国外交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中国政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布实施不结盟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既体现出外交政策对和平与发展的关注，又蕴涵了中国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外交实践。比如，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作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政策框架；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争端解决思路。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中寻求和平的诚意。
冷战结束初期，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对华制裁的沉重压力，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同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主动规避与美国的矛盾和对抗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此实现和平与和谐的目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并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中国政府摒弃旧的冷战思维，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新安全观”和“世界多样性”理念。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完整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与意义，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新安全观是中国顺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提出的创新性国际关系理念，明确表达了中国避免冲突与对抗、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良好意图。
如果说新安全观传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那么“世界多样性”理念则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和谐的追求。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谈道：“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在此基础上，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世界多样性理念与中国一贯秉持的“和而不同”及“求同存异”思想一脉相承，更体现了“和谐世界”构想的精髓，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外交核心理念之一。“做负责任大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又一重要外交理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呼吁建立并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做法为中国赢得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此后，“做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理念。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其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作的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演讲中指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会看到，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正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负责任的作用。”可以说，“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传递出中国维持现状、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明确信息，明确体现在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切实履行入世承诺等各个方面，成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有益补充。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会看到，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正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负责任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发展的各阶段中，尤其是中国国力强大之时，中国在一贯的文化思想与外交哲学指导下实行的都是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并未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实行扩张和争霸政策。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再表明自身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并承诺永不称霸，提出以协作、互利和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新外交理念，宣示做负责任大国，这正说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道路，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2. 认同与建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新型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但是，物质实力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带有和平性质的国际行为模式，中国仍然在和平与和谐观念的指导下谨慎而克制地处理着对外关系，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国际体系的稳定。这表明，物质因素必然要在观念的作用下才具有社会意义，中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寻求扩张争霸，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的观念选择。和平与和谐观念指导下的国家实力增长只能是国际体系的维护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国家仍然将中国视为敌人，但我们也应看到，已经有一些周边国家逐渐与中国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并对中国朋友性质的角色身份产生认同，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志。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由于诸多国际和国内原因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则是通过学习体系规范，迅速认同并融入当前国际体系最快的国家。尤其是当前国际体系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裨益，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国之一，因此，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并加深了对体系的认同程度。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加入了各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这为中国学习国际规范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和认同程度进一步提高，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参与还主要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中国对裁军、环保和人权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则更明显体现出对多边国际机制及其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
作为崛起大国，中国的和平与和谐观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建构国际体系，推动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倡导摒弃武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国家间相互信任、互不侵犯、互利合作，在承认和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相处，这在本质上符合当前国际体系的价值取向。该理念的传播不但不代表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或颠覆，反而更体现了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支持和维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国际影响正迅速扩大，其所持有的和平与和谐观念也会通过崛起大国这一特殊而有效的传导机制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有利于其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动逐渐发展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广泛接纳的共有观念。而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对和谐世界的建构及对国际体系发展进程的推进也将成为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创新性贡献。3. 竞争与共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关系模式
中国对和平与和谐的关注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回归与维护并不意味着其对当前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诸多竞争和无序现象的忽视和否认。一方面，中东和平的曙光尚未显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恐怖主义仍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各国尚未就这些重大问题形成有效的合作，相反，相关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趋势有所增强，既表现在诸大国围绕全球和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所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也表现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大国为争夺经济权益和争取经济复苏而产生的经济竞争。
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各种无序现象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际条件。同时，竞争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进行和平发展实践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改革开放战略，还是新近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抑或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强调中国在参与有序的国际竞争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自身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倡的竞争并非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零和博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揭示了通过良性竞争实现各方共赢的内在逻辑。“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同时“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尤其是针对周边邻国，中国政府一贯秉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宣称“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可以说，竞争与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建构和谐世界的必然途径。4. 共同发展与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如上所述，中国正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和融入努力建构体系维护者的新身份，这是促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崛起的重要因素。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决定利益。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作为体系维护者，中国的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利益，与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利益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扩大既是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所追求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都阐释过“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理念。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 报告提出，中国外交的宗旨和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关于“共同利益”，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中进一步将“共同发展”明确纳入“和谐世界”的丰富内涵中。此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再次提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提出“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各国的利益因而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间共同利益的扩大才有利于个体利益的获得。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同时，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促进其“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路径。“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见，各国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才能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同时，通过倡导“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惧，表明中国的发展能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而非冲突性，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推进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理念成为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指针。对于周边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突出强调“共同发展”，致力于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他国的发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等问题，并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机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合作机制，并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形式多样的经济援助，都是中国为实现共同发展、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实践。对于世界霸主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中国则突出强调彼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并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来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增长点，突出彼此间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以此向对方传递中国不会挑战现有秩序的信息，更从根本上有效减少因自身崛起而与其他大国形成对抗或冲突的概率。近年来，中国已与诸多西方大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如中俄之间“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等，而中国也的确在反恐、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消除世界贫困等方面扩大了与西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提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诉求，突出了中国的责任意识，指明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更明确了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基本途径。一个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起寻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推动世界进步的中国。
第2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秩序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与国际社会的全方位互动之后提出来的。30多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经历了转折性的变化，从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转变为体制内的负责任大国，转变为一个“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以融入现行国际秩序为前提的，通过积极参与，把握国际秩序提供的机遇，应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不可否认，中国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现行国际秩序，和平发展新道路既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也是符合世界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长远来看必将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一、国际秩序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提供的机遇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离不开所处的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离不开与现行国际秩序的互动。所谓秩序，与无序混乱相对，是指“通过某种原则纽带把众多不相同和不一致的部分排列组合，以确定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并依一定的顺序运转”。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围绕一定的目标，在某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行为规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