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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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新版)试读：
1．故乡
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母亲也在北京上学。但是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沧州市（原地区）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
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我至今有记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我的存在应是从此开始。而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以前，那个叫作王蒙的“我”在哪里。而如果此前并无王蒙的自我意识与我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我”的意识——其后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我在夏日睡午觉，我被两只黑猫吓醒了，两只黑猫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棕红色。有点血腥，有点凶险。我不能断定的是是否我们在老家当真养着这样的猫。
我还有一个梦，在老家房后的梨园里（家人称为后园子）玩耍，一脚陷入了一个大坑，我吓醒了。我闻到了秋梨的气息。
我记得祖母去世的一点情景，相信也是此年，也是夏日，在正房的相对比较大的厅堂里，许多人紧张地走来走去，说是奶奶死了。事后分析，这事情的发生大概是在凌晨，睡梦中被唤醒了，只记住了影影绰绰。
我的母亲董敏对奶奶的印象不佳，一直称为“老乞婆”。此外我对奶奶一无所知。我的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曰生）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父亲是遗腹子，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参加过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
又有一个记忆涌现脑海：有一个词：逃难？逃什么难？应是卢沟桥“七七事变”，是从北京往乡下逃还是从乡下往北京逃？我记不清也问不出来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是说我对于故乡的少量记忆来自我三岁以前的经历。逃难时母亲抱着我，坐着一辆马拉轿车。我的记忆是夜间宿在大车店时听到的马匹的吃草声和工人的铡草声，咔嚓，咔嚓，唰啦，唰啦……深夜，沉睡，我被咔嚓声吵醒，我似乎闻到了干草和青草的气息。有一匹大马充斥着我的印象与记忆空间。
我断定，我是先学会了说沧州——南皮话，后来上学才接受了北京话的，我虽然出生在北京，说话却和胡同串子式的京油子不同，我的话更像后来学会的普通话——“官话”而不是北京原生土话。至今我有些话的发音与普通话有异，例如常常把“我觉着”的觉读成上声，疑出自“我搅着”的读法。一直到十四五岁了，我回到家，与父母说的仍然是乡下话，而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说这种乡下话了。我的这些表现似乎是要大声强调，我，我们的起点是何等地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地艰难！本来就是这样土，这样荒野，这样贫穷落后愚昧，远离现代，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
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潞灌——龙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赵坨子、李石头……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
羊蛋，上脚搓，
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
打壶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sā）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dí），再说个。（王注，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
没（mǘ）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至今，读起这首民谣，我仍然为之怦怦然。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是北方的农村，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人的生活。
而父亲常常带几分神经质地告诉我，他小时候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可用，连石头土块也用光了，于是人们大便后在附近的破墙上蹭腚（肛门），结果一堵破墙的一角变得光滑锃亮。
这次回老家也找出一点事，一位年轻的当地农民数次来北京找我，他拿出判决书，告诉我他的哥哥因为盗窃牛只被判了刑，他生活困难。他不相信我没有“权力”使乃兄释放与给他解决挣现钱的工作岗位。我帮他到县里一个建筑工地做工，他不干。他后来又谈他的先人曾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如何索赔的问题，我也未能给以明确的指引。我面对故乡，面对农民，低头寻思，拼命解释，一筹莫展，更像是在推托。
二〇〇五年春节，我与在京的亲属共访龙堂。已经面貌一新，治理次生盐碱化成绩显著，经过挖沟排碱，土地已经不见碱渍，到处都有塑料大棚之类的农业生产设施。乡亲们穿得囫囫囵囵，有的穿着皮夹克。新房很多。南皮的灯泡厂、汽车部件厂、针织厂、酱菜厂与县医院都搞得不错。县医院新添的德国造CT扫描仪，比北京医院的设备丝毫不差。龙堂的乡亲向我诉苦的是他们仍然喝着盐碱苦水。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我颇感欣慰。
但是我的子侄们纷纷私下里说：怎么这样落后，改革开放在这里怎么没有成果？他们的根据一是村子里的道路有许多泥泞，一是农民家里的家具极差，找不到几把完整的椅子，更不要说沙发了。
南皮的一个邻县是同属于沧州的吴桥，吴桥的一大出名之处是它的硬气功，至今河北省的国际杂技节是以吴桥杂技节来命名的。我在文化部工作时批准了吴桥杂技学校的建立。家乡人有习武的传统，家乡话叫练把式，叫张跟头竖直溜。这些都好。但是同时，我们的家乡是清末义和团的一个基地，成为杂技成为武术的许多好东西，也极易带着我们的父老乡亲走火入魔，投合我辈“中华当然高明，非蛮夷能望其项背”的集体潜意识。关键是文化科学常识的缺乏与自我评价上的不肯或不敢面对实际。
沧州下属的黄骅县由于修建海港而出名。黄骅与天津间有一大片苇坑，一望无际，说是当年这片苇坑里出没着好几拨土匪。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来收编他们，他们提出要与八路军的干部赤身在芦苇塘中过夜比赛喂蚊子，八路军胜过了他们，他们乃进入了抗日队伍。当然，这更像口头传说。
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武而性情暴烈，还是由于性情急躁而习武。家乡人说话嗓门大，像是吵架。家乡人爱骂人，骂得千奇百怪花样翻新，我在《活动变人形》一书中写了一些，使高雅的冰心老人看了不爽。家乡人还爱动手。一九八四年我坐着沧州文联的车去沧州，路上因超速行驶受到交警拦阻，迎接我的一位写作同行立即愤怒地下车与民警理论，好容易才劝解开。面包车恢复行驶以后，我的写作同行还脸红脖子粗地宣称：“我要揍他！”
一位亲戚嘲笑我们家人（说话嗓门大）说：“怎么个个像唱黑头的？”我当然不能忍受这种侮辱，我立即反唇相讥：“我看你像是唱小旦的！”话虽然应对及时，不辱乡梓，但是我至今的在家中突然动怒突然瞪眼之类的不良习惯，仍显然与乡风有关。
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弟弟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称奇。启沃是对上做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
沧州是不是林冲发配的地方？我闹不清楚。沧州倒是修了山神庙，供游人凭吊梁山好汉。可惜的是山神庙后面的背景竟是一道高压输电线。蒋子龙（沧县）、柳溪（沧县）、旅马（马来西亚）的女作家戴小华（青县），歌唱家李双江（南皮）、朱明瑛（南皮）都是沧州老乡。
过去本地人嘲笑沧州，叫作：“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一条街是署前街，我姥姥家在此。一个楼是天主教会，旧称“洋楼”，这里有早年的西医医院。日伪时期说是要弄什么动物园，搞了一只猴子来，底下就没有下文了。
王任重同志是沧州相邻的景州人，沧州的狮子景州的塔，东光县的铁菩萨，都很有名。沧州狮子是生铁打造。扬首欲奔，形象生动。生铁经数百年而不太锈，奇怪。后来为它修了遮晒遮雨的棚子，从此大锈，走向腐烂，再找什么专家研究也没有辙了。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儿。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是沧州南皮人，这说明故乡何处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用“为什么”来讨论的合乎逻辑推理的问题。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故乡一词里包含着我的悲哀、屈辱、茫然与亲切、热烈，我要说是蚀骨的认同。
故乡是我的发生图，我个人的无极与太极，是我的最初的势与能，最本初的元素，来自冥冥的第一推动力，是其后各种变化与生成的契机。我与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越是年长，我越是希望能够与朋友共同重温我的故乡与初始，我的缘由与来由，我的最早（被？）设置的格式、定义、路径和密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破译。
而我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故乡性和初始化，还由于，我已经隐隐感到，随着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城市化首都化国际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随着与时俱进与一日千里，我的过去、我的故乡、我的初始将会淹没，我的故乡我的初始状态由于乏善可陈而将被漠视、轻蔑和忘却，我的童年的痛苦与心思，可怜的不开化的与傻气的种种经验和遗憾将被抹杀，我的此后的一切，将无法从根子上加以解释和回味。而我与他人与读者包括至爱亲朋的交流，将留下一堵厚墙，留下一大段一大块空白。
2．父亲
我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名曰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洒）》。
北大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后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时间不长，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那时候的一个“职高”校长，比现在强老了鼻子啦。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实原名大墙缝）的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安装了卫生设备，邀请了中德学会的同事、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on Frankle)来住过。父亲有一个管家，姓程，办事麻利清晰。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他并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有几分神气。
这是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吃小窝头、芸豆卷、豌豆黄。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我有记忆。我也有旧日的什刹海的记忆，为了消夏，水上搭起了棚子，凉快，卖莲子粥、肉末烧饼、油酥饼、荷叶粥。四面都是荷花荷叶的气味。什刹海的夏季摊档，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每晚的点灯，那时的发电大概没有后来那么方便，摊主都是用煤汽灯。天色黄昏，工人站在梯子上给大玻璃罩的汽灯打气，一经点燃，亮得耀眼，使儿童赞叹科学、技术和用具制造的神奇。
父亲大高个儿，国字脸，阔下巴，风度翩翩。说话南腔北调，可能他是想说点显阅历显学问的官话至少是不想说家乡土话，却又没有说成普通话。他喜欢交谈，但谈话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与外国人结交。惠我甚多的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一个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两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后，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们他的第三代人到公共浴池洗浴。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只要一说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快乐得浑身颤动。他的这些提倡虽然常常脱离我们的现实条件而受到嘲笑抨击，但仍然产生了影响，使我等始终认定挺胸洗澡体育不但是有益卫生的好事，而且是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一项标志。
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吃餐馆ABC的熏陶。尤其是西餐。怎样点菜，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怎样放置餐具表示已经吃毕或是尚未吃好。他常常讲吃中餐一定要多聚几个人，点菜容易搭配，反而省钱。而西餐吃得正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不认真的、没有样儿的吃饭，如蹲吃歪着身子吃趴吃看着报纸吃疾恶如仇。
父亲强调社交的必要性，主张大方有礼，深恶痛绝家乡话叫作“怵（chǔ）窝子”的窝窝囊囊的表现，说起家乡的女孩子在公开场合躲躲藏藏的样子，什么都是“俺不！”，父亲的神态叫作痛不欲生。
母亲一生极少在餐馆吃饭，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叹：“花多少钱呀！多贵呀！……”而父亲，哪怕吃完这顿饭立即弹尽粮绝，他也能胜任愉快地请人吃饭，当然如果是别人请他，他更会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我曾经讽刺父亲说：“餐馆里的一顿饭，似乎能够改变您的世界观，能使您从悲观主义变成乐观主义。”父亲对此并无异议，并且引用天知道的马克思语录，说：“这是物质的微笑啊！”
童年的随父用餐给过我不美好的印象。父亲和一位女士，带着我在西单的一家餐馆用餐，饭后在街上散步，对于我来说，天时已晚，我感到的是不安，我几次说想回家，父亲不理睬。父亲对此女士说：“瞧，我们俩带着一个小孩散步，多么像一家三口啊。”女士拉长了声音说：“胡扯！”后来又说了一些话，女士又说了胡扯，胡扯还是胡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且我大致想，父亲并不关心我的要求。
第二天我向母亲“汇报”了这次吃饭的情况。反响可想而知，具体究竟随此事发生了什么，我记不起了。但是母亲从小告诉我父亲是不顾家的，是靠不住靠不上的。我的爱讲家乡话和强调自己是沧州——南皮人的动机中，有反抗父亲的“崇洋媚外”，也许还有“弑父情结”在里头。
数十年后，在父亲已经离世十余年后，我有一个机会在江南一座城市见到此位当年的父亲的（女）朋友，如今的老教授。也是一种缘分吧。我想见见这个人，她发表过文学评论，有见解。我实在看不出她当年的风采来。而母亲此前也说过，她漂亮。时间是破坏一切漂亮的。有一说，傅吾康与先父，都曾对此女性有好感。我读到过此位阿姨给傅的信，信里提到父亲，用语多有不敬，有什么办法呢？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晦气的人不会得到太多的尊敬。我完全理解，我只能轻叹和一笑。在我长大以后，我与她谈得很愉快。我帮她出了一本小书。
没有多久，父亲就不再被续聘当校长了，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宁愿清谈，大话，叫作大而无当，树立高而又高的标杆，与其说是像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更易于被视为神经病。他确是神经质和情绪化的，做事不计后果。他知道他喜欢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但是他绝对不考虑条件和能力，他瞧不起一切小事情，例如金钱。他不适合当校长，也不适合当组长或者科长，不适合当家长，他又是一个最爱孩子的父亲，对这后一点，母亲也并不否认。在他年近六十岁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的人生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这话反而使我对他有些蔑视。他最重视风度和礼貌，他绝对会不停地使用礼貌用语，谢谢与对不起、你好与再见、请原谅和请稍候，但是他不会及时地还清借你的钱。他最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罗素，但是他不知道应该给自己购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衫。如果谈境界，他的境界高耸入云。如果谈实务，他的实务永远一塌糊涂。
立竿见影，校长不当，大翔凤的房子退掉了，从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贫民窟。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的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他的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英德日俄语，他都能对付一气，但都不精。
父亲热心于做一些大事，发表治国救民的高论，研究学问，引进和享受西洋文明，启蒙愚众至少是教育下一代，都不成功。同时，他更加不擅长做任何小事具体事。谈起他的高商校长经历，父亲爱说一句话：“我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呀。”天乎？命乎？性格使然乎？下面还会不断地回到这个话题。
3．母亲
我的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时正式改名为董敏。
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策划他的婚事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个是他要看一下本人，就是说要目测一下；一个是此人必须上学。后来就在沧县第二中学，他看了一眼，接受了这项婚事。我的外祖父就是二中的校医嘛。媒人是一个老文人，名叫王季湘。在我上小学以后，王老先生来过我家，我母亲说他做错了这件事，害了她一生。
母亲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极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转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现出笑容或怒容。
她是解放脚，即缠足后再放开。母亲上过大学预科，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做小学教师，她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六七年退休，是养老金领取者，她善于辞令，敢说话，敢冲敢闯，虽然常常用词不当，如祝贺一个人的成就时说你真侥幸——原意是说你很幸运。
我想她也过过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我上小学以前，她曾每周定期到北京的一个庙会点西城的护国寺学唱京剧。很巧，现在护国寺也是专用的京剧剧场人民剧场所在地，还是梅兰芳故居所在地。我很小就听她唱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此后，她曾与她的姐姐董芝兰（后名董效，后在户口上的用名是董学文），两个人共谋一项事由（职业）：北京女一中图书仪器管理员。有两个女生与她们二人交往，一名白艺，一名柏淑清。她们四人一起学唱《天涯歌女》《四季歌》和《卖杂货》，这三首周璇唱红了的歌曲，也是我与姐姐王洒最早学会的三首流行歌曲。
母亲也读书，冰心、巴金、张恨水、徐志摩她都读过。她知道了许多“五四”带来的新思想，她直到很老了还多次说过，越懂得一点新思想，她就越是痛恨痛惜痛苦，她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人家就能过那样的人生，而她的人生是这样倒够了血霉，她的人生只有痛苦、屈辱、恶劣……
她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当然，不吸烟也不喝酒，不吃馆子。所有上述享受她都认为太浪费，与父亲的习惯完全不同。
她喜欢听河北梆子，一说起《大蝴蝶杯》就来情绪。我以为大喊大叫的地方戏曲是一种对她的精神麻醉。
此外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当紧张，一个是一直经济困难，无保证。一个是她感觉她常常被人攥（骗）了。父亲对于家庭的财政支撑有时是灵感式、即兴式的，他声称给过家里不少的钱，但他也会无视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无计算计划的情况下一高兴就把刚领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请客。父亲适合过富裕的生活，为此他习惯于借钱与赊账，有时是不负责任的赖皮式的赊账。我见过他怎样地对付来要账的小伙计，令人汗颜。而只要他富裕，他就优雅绅士，微笑快活，吃馆子，吃西餐，结交名流，请客，遇事慷慨解囊。他对俗务和他最缺少的银钱一万个瞧不起。他说过只要他的潜力发挥出来了，钱算得了什么？他说过自己适合当老板，不适合当雇员，适合有钱，不适合没钱。就是说，如果他当了有钱的老板，他会很宽厚，很仁德，说话行事都极漂亮。而作为一个贫穷的雇员，他简直就是一无可取，白白浪费嚼裹（消费品）。他极喜欢花钱，却拒绝考虑如何挣钱与还债，更不要说节约与储蓄。
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妻儿与亲戚。这并不是戏剧场面。我的记忆里不止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姥姥、姨坐在一块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只能断炊。然后挖掘潜力，巧妇专为无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袄或是一顶呢帽，当掉或者卖掉，买二斤杂面（含绿豆粉的混合面粉）条，混过肚子一关。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的精神紧张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与王锦第相处，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的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我的外祖母董于氏（新中国成立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我只记得从小他们就互相碾轧，互为石碾子。他们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你伤我一分，我伤你十分，当然是我胜了。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做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死穴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地不负责任，如何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这时候我们已从大翔凤搬至西城的南魏儿胡同14号。最可怕的事情似乎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父亲住在北屋，墙上挂着郑板桥的字（拓印）“难得糊涂”。这幅字几十年后我在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汉堡家中发现了，当然是父亲送给他的。我相信，父亲没有少向傅教授借钱。
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河南作家张宇有一句名言，你想找农民吗？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信哉斯言！
写下这些我无地自容。也许这是王蒙的白痴，也许这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哪有一个人能这样人五人六地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
南魏儿胡同14号，父亲住北屋，姥姥和二姨住东屋，我、姐姐和母亲住南屋，院子里有一座大藤萝架，春天开着紫花，香气扑鼻，藤萝花可以和到面团里加上白糖做蒸饼。花开了结成大荚，那样雄壮和辉煌的大荚却没有用场。我小时候常常计划长大以后研究和开发藤萝荚。
有什么办法呢？在各种可怕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保存着对于藤萝小院的欣赏，保持着开发藤荚的幻想。这才是王某。
高商校长之后，父亲到北师大与北大任讲师。后来此职也被炒。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18号。父亲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兖州、徐州短期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可叹的是在倒霉的时候，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好多了，说话和气，点头哈腰，作揖打躬，唯唯诺诺。母亲、二姨、姥姥，都庆幸父亲的“改邪归正”，还用了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熟语以资鼓励。乡亲们也说是岁数再大一点自然就会好了……而只要他的情况好起来，他与家属的矛盾就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原来，人的各种问题各种麻烦的出现，恰恰是自身的处境改善了好多了的表现，岂不悲哉？
正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把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视为一体一揽子，也只有在汉语中，国家——古代更多的是叫家国——一词中，既包含着国的意思也包含着家的含义。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以为不必革命，只要好好地念《三字经》《弟子规》就能秩序井然地过太平日子，这样的人是太白痴啦。
4．精彩与荒谬
应该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夕，父亲托人给家里带来了信与年货。信里有一个重要的叮嘱，就是要注意洗澡，每天都要洗，可以洗一次，也可以洗两次。他带来的礼物尤其辉煌：一个是一盒巧克力糖，从包装到味道对于我们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匪夷所思。另一个礼物就太伟大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玩偶：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彩色，木质，有底座，可以放在地上，另有一个木槌，一个弹子，玩时用木槌打弹子，看能击中哪个木偶。它们确实在我与姐姐眼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是不是这次我记不清了，他还给我们买过拼贴图形的日本原版的“活动变人形”，色彩十分艳丽。一本书，上、中、下三部分，都可以翻页。三页分别是人体上、中、下三部分的图形，这样不同的翻页带来不同的人形。说实话，这并没有使我感兴趣，我甚至对于这样的任意组合心怀忐忑。
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急需日用补贴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几乎是一个挑衅，是与妻儿、与家庭、与现实、与生活的决裂。她给父亲起的绰号是“外国六”，是“猴儿变”，前者说他脱离国情，全盘西化；后者说他一会儿一变，像一只猴子一样不可捉摸，靠不住。后来，母亲的评说更加厉害，说父亲是“社会一害”。而父亲对母亲和她的母、姐，则称之为“三位一体”“愚而诈”……
母亲在京有两位乡亲，一位孙姓经商，一位张姓行医，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心目中的男人典范，正当职业，稳定收入，夫妻和睦，顾家顾子……在一次吃饭的场合，母亲委托了其中一人教训父亲，据说还动了手。这些最最沉重的经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但是我要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
在我的童年，我有多次被母亲带出去进行公关活动，拜访乡亲和父亲的朋友（其中我记得的有德语学者、北师大的一位系主任余天休），谈话内容两方面，一是父亲不管家，她带着两个（后来是三个、四个）孩子过日子如何困难；二是请求接济，形同乞讨。我则以自己的聪慧、乖觉与营养不良加强母亲的话的可信性与动人性。没有固定收入的五六口人生活在北京（后为北平），居然一直活了下来，确也算奇迹。母亲的活动的中心围绕着生存，围绕着防止家庭的崩溃。父亲提过离婚，但是母亲只要一说赡养费的事情父亲就透心凉了。与此同时，孩子从两个变成了三个，又从三个变成了四个。这不但尴尬，而且……我无法再写下去。
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看得我心惊肉跳。同时我下了决心，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我那时就懂得了怎么样正确运用反面教材了。
父亲的用品里有两样则很可喜。一个是“燕京八景画册”，使我早就知道了“卢沟晓月”“琼岛春阴”等说法，产生了对于北京的感情。至今我保有这本画本。还有一个椰子壳做的茶罐，上面有日文字与富士山的素描，是父亲从日本带来的吧，这个罐子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后来自身老化裂开了。父亲还挂过一幅油画，画的是天坛祈年殿，白云蓝天，对比得有些生硬，但非常真切，据说画家是一位哑人。
父亲喜欢读书，有时是整天读书，喜欢喝茶，我则受母亲影响曾经认为喝茶属于奢侈，并质问父亲既然经济困难为何不喝白开水。同时，我也觉得整天读书太枯燥太呆板。
父亲常走路散步，骑过马，更是游泳的发烧友，一九四九年后的夏天，他几乎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游泳。他带我在颐和园南湖五月中旬就下过水。
父亲不会唱歌也不懂音乐，一次我要他唱歌，他的五音不全的声调实不敢恭维。但是我的童年还是有机会从父亲处得到老志成的国乐音乐会与白云生的京昆表演的票。从前者，我记住了“汉宫秋月”与“高山流水”的曲目名称，但是对旋律没有印象。
父亲喜欢结交人，见了谁都热情主动打招呼，攀谈，以至有时我与姐姐觉得他太殷勤，有失尊严。我们向他提出意见，他很沮丧，也很不以为然。他大概认为，他与人打招呼而对方对他冷淡，应该责备的当然不是他而是对方，打招呼是文明，冷漠才是装腔作势，是野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喜欢引用的是赫鲁晓夫的话：对人冷淡是犯罪。
父亲喜欢喝咖啡，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朋友问我怎么样煮咖啡，我去问父亲，父亲不能回答有关煮咖啡的任何技术问题，看来，他没有条件在家里煮咖啡，他只是喝过端上来的咖啡罢了。
父亲喜欢讲哲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他的生命后期绰号王尔巴哈。我问他什么是哲学，他的回答是罗素说过，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据一个我认识的朋友说，父亲讲课不是很成功，他说得乱，没有重点，没有主线。
父亲严厉抨击故乡，专门给我讲家乡的愚昧、落后、残酷。从小手淫和吸鸦片。地主女性最喜欢的就是调查别人的隐私：叫作听窗户根儿……他表示理解用各种不文明的手段在“土改”中对付地主婆，例如把一只猫放到地主婆的私处。
父亲崇拜科学，在全家断粮的情势下，他得到一点钱先买一件温、湿度计，认为这种东西有科学含量。一九四九年后我送给过他一瓶鱼肝油，他狂喜地大喝不止，喝得腹痛腹泻仍然兴高采烈。
父亲突然喜爱艺术了，虽然他自称不懂“风花雪月”。他为妹妹王鸣报过京剧班儿的名，幸亏没有录取。对不起，他更注意的是减少子女的生活与教育开支，我以为。
然而父亲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再没有出过国门，没有过一笔存款，最后他离世的时候，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都没有。
我曾经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认定他一事无成。只是在老父弃世以后许多年，我的一个异母弟弟在父亲的墓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他说父亲的墓碑上必须写上龙堂的字样。走出龙堂并不容易，父亲说家乡的地主最希望的是孩子早早吸上鸦片，这样就一辈子不会离开乡土，不会受新潮尤其是革命潮流的影响了。
我很震动，这可是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你能混成什么样呢？机遇呀，天地呀，空间呀，平台呀，谁能掉以轻心？
谢谢了，亲爱的爸爸，你的追求虽然不果，但是你毕竟为我们创造了最起码的条件。廉价的取笑与抹杀前人的努力，就是有罪，就是理应得到生活与历史的惩罚。这样的惩罚自然就活该天公地道地落到我王蒙的头上。
5．慈祥与温暖
我的四个长辈：父、母、姨和姥姥都极爱我，我从小生活在宠爱之中。五岁时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牙齿，等候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要去取一点钱。然后他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我记得他本来戴着一顶西式礼帽，但现在没有了。我问他的帽子哪里去了，他不回答。然后我记得他带我去了牙科医院还磨洗了牙齿。后来我指着那个父亲取钱的地方对母亲说，这是父亲取钱的地方。母亲连忙喝止。后来我识了字才知道那里写着的招牌是“永存当”三字。
父亲和我与姐姐玩搏斗，我们规定谁要输了就举起小拇指，我与姐姐拼命攻击，往往都是父亲认输。
只要买到好吃的或带我们到了餐馆，父亲就说，他像是一只老母鸡，最高兴的就是叫了小鸡来吃它找到的虫子。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印象，父亲不好，母亲好。这方面母亲给我们天天灌输。我们对父亲的态度经常不那么好。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经常要教育我们，怎样说话，怎样道谢，怎样行礼，怎样端正坐姿、立姿与行走姿势，必须纠正“八字脚”，还有怎么样待人接物。为此我们觉得自尊受到侵犯，而且产生反感，素日不给我们做饭，不给我们做衣，不管我们的功课，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一见面就教育，多么讨厌！
母亲则多半是为孩子们服务。一次我吃面条，我说太咸了，不吃，母亲就放醋，醋又放多了，更不好吃了，我哭了起来，母亲的表情像犯了大错误一样，一再向我道歉。这个事我长大后后悔莫及。
我有时感到饥饿，母亲就用白面做成糊糊加上红糖给我吃，我也被理解成被说成爱吃糨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食品，把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切成小块，放一点葱花、酱油、香油，拌着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说过什么话了，母亲认为我说得太狂妄太“不孝”了，便忽然与二姨联合滔滔不绝地向我进行起教育来，天色已晚，我都快睡着了，还在教育着，我感到极其疲劳。我从小就知道，疲劳教训，只能制造灾难。
姥姥带我去白塔寺庙会，买药给我点（杀）痦子，用一点类似稀释的硫酸之类的东西，抹到痦子上，如火烧般疼痛。几天后，这粒痦子消失了，脸上多了一个小坑，别处又长出了几粒痦子。
我们基本上住在西城，西四—平安里一带。白塔寺、护国寺，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大声吆喝着（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样）卖布头儿的，卖红绒花（春节时戴）的，卖空竹的、卖糖葫芦、大茶壶沏油茶（油炒面）和茶汤的……花样很多。还有练武功卖大力丸的，最可笑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卖野药者举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例子来推销大力丸，大意是蒋那样忙碌，需要温存，故而需要大力丸。天桥有名的唱戏人“大妖怪”也在白塔寺唱过戏。那座藏式白塔也很好看。我的姥姥董于氏常常带我去这些庙会玩……你依恋童年，你依恋生命，于是你回忆这一切，使所有的寒酸都变得温煦，所有的匮乏都变成纯朴，所有的恶劣都变成别具一格；何况光阴的逝去确实带走了一些美好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对过去白塔寺、护国寺庙会的兴奋也给我带来了灾难。一次看过庙会上的“练把式”（功夫表演），回到家我便在床上耍吧起来，一阵头重脚轻，倒栽葱跌了下来，脸摔到了一个瓦盆上，受了不止一处伤。还有一次直接栽到地上，砰的一声，几乎晕了过去。
我第一次书法作业写“红模子”，现成的纸上印着红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学写字也学数数，历代的孩子们这样写下来，亲切而又古远，你觉得中国儿童上学也是源远流长，铭心刻骨。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现成的墨汁，有墨汁也是奇臭难闻，那个时代的防腐剂甚不发达。小学生先要研墨，对于生手来说，研墨已经搞得到处是黑迹了，再用毛笔将红字涂黑，偏偏笔头是想东偏西，自己拐弯出岔，完全不听使唤，我急哭了。姥姥便佘太君亲征，捉刀代笔，没想到她老人家的描红模子的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弄得我们俩一脸黑一手黑，纸上也是黑迹斑斑。最后由于二人用力太过，毛笔头也掉下来了，便去买松香粘笔头。我更加焦躁起来，怎么样收的场，已经不记得了。
离家不远的北沟沿（现名赵登禹路）路西有一家小文具店，姥姥称为“高台阶”。要上很高的台阶，铺面进深极小，堆满纸张，一进屋就是浓烈的文具味道与白纸的耀目的反光。我的受教育离不开这座高台阶商店。
姥姥没有上过学，识字有限，但是能背诵千家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依柳过前川……”，更喜欢背：“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叫人哪得不伤悲……”这是林黛玉的诗，“知向谁”云云，现在一般作“却为谁”，“哪得不伤悲”，现在则多为“焉得不伤悲”了，不知是姥姥背诵有误还是另有所本。
二姨念的唐诗则是：“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想到二姨从十九岁守寡的特殊经历，此诗令人欲哭无泪。
姥姥和二姨吟诗有一种特有的调子：
多——拉多拉——梭～～拉，
米米瑞～～米梭梭米瑞～～多多，
瑞瑞～～多～～瑞米～～梭——瑞～，
多瑞米梭～～瑞多拉～～多梭——
旋律虽然平板，但仍然有一种烦闷和哀伤的感觉。
二姨似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有“才华”，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最喜读书，有一点小钱就去租书摊去租书，张恨水、耿小的、刘云若的言情小说与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都看。二姨说话常带流行小说语言，如冤家宜解不宜结，如冤家路窄、血海深仇……但是我不明白，为何二姨长期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读成“拔力相助”。
二姨常常辅导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风》，描写了一段飞沙走石的大风以后，结语处二姨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我完全不明白写风为什么要牵扯到世界与黑暗，也不知道到底世界与黑暗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的作文的结语处被老师画了许多红圈，显然二姨代笔的警句，大受赞赏。
二姨也受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提起冰心、庐隐、巴金、鲁迅，她都极表尊敬。在辅导我的作文时二姨也很喜欢用一些新文学的词，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满天的繁星”“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等。但她们对我的教育，则主要是传统文化，她们多次引用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深处意气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父亲的教诲则显然属于新学、西学范畴：关于健康、关于礼貌、关于社交、关于公共场合的行事规则等。
二姨吸烟，喝酒。吸的是几分钱一包的“珍珠鱼”，喝的是散白酒。她爱说的是：“我无夫无儿无女无房无地无钱，我只有这一口烟和酒啦。”
二姨常常自言自语，眉飞色舞。尤其是她早晨洗脸梳妆的时候，她像一个仪式一样地自言自语乃至痛骂啐唾沫好半天，令人惊心动魄。二姨经常梳卷头，用刨花水定型。她直到五十九岁在新疆辞世，她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二姨喜欢擦粉，被我母亲戏称为“大白脸”，她擦成大白脸的时候样子吓人，像鬼，擦白以后再洗净，我不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妆术。
我常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而感到幸福，就像有时感到不幸一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挨打，最多是挨骂和听受训诫。我们住在受壁胡同18号的时候，里院正房住着一家白姓人家，他们有姐弟许多孩子，大姐叫白洁慧，一个弟弟叫白洁莹，一个堂弟叫白洁玺。他们家的对于儿童的体罚我也为之丧魂失魄。尤其是姐姐洁慧的挨打，还没有开打已经听到杀猪一样的叫声，据说是要跪下来打屁股，用木板直到藤条抽打。那种呼天抢地的声音，也许差似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有时候体罚在入夜后进行，我已经入睡，一声惨叫令我发抖。有时候第二天我看到了挨打者的鼻青脸肿与羞耻恐慌的神情。说是挨打是由于逃学或者考试不及格。这更使我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与严肃性了。里院的打孩子竟然也对我们产生了杀鸡吓猴的作用。此后，我也想，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们家收效甚微呢？起码做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在家里挨打。
而且，我们家的人，我要说是国人，都特别讲感情，讲抒情。争吵的时候不共戴天，什么难听的话、杀人的话都讲得出来，而又时常感觉到亲情，感觉到谁也离不了谁；甚至感动起来说许多惭愧和动情的话、傻话，并且能及时归因于此前的冲突是受了挑拨，找出一个顶缸的祸首来。
6．如同梦魇
我常常问我自己，说还是不说？作为一个写作人，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长辈，避开那些太沉重、太屈辱、太丢人的事情，是不是伦理的义务、起码的准则？
有多少写作人，写起来义愤填膺，横扫千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多少写作人是冤情如海，怒火如炼狱。多少写作人是人人对不起他或她，是整个世界对不起他或她。写作人就没有做过对不起旁人的事吗？不就是依仗着一支笔几个字一些绝妙好词儿把自己打扮成苦主，而把有关的人装扮成魔鬼？
多少人在要求别人忏悔呀，却并不用自己的真诚忏悔带动他人，不想从自身做起。这本身已经有些滑稽，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在所有的灾难过去以后，人人成了冤屈者，人人在那里吐苦水和揭发旁人。有几个写作人能够做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能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来呢？而不管你写得多么伟大勇敢挑战点火如旗杆如大纛如昆仑、喜马拉雅，如果你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你的话还是可信的吗？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见完了又给受自己托付帮助联系求见者的友人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的一人物章女士，等到迎合潮流揭出了点玩意儿，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这样的人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就算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是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和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如果我承认我做不到百分之百，难道我可以放弃说出来的努力吗？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
我少年时曾为诗：“在我们的奇异的家庭里，有太多的纷争，也有太多的亲密……”
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为什么战我已经说不清了，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钱，愈是困难就愈怕旁人占了自己的利益。还有那种高度紧张、警惕的精神状态，父亲称为性恶论，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欺骗自己的谎言，每一分钟都有被最亲近的人“攥”了的可能。
记不起原因，但是我记得她们对骂的场面与言语：她们跳起来骂：出门让汽车撞死。舌头上长疔。脑浆子干喽。大卸八块。乱箭钻身。死无葬身之地。养汉老婆。打血扑拉（似指临死前的挣扎、搐动）。有时是咒骂对方，有时是“骂誓”，是说对方冤枉了自己，如自己做了对方称有自己辩无的事，自己就会出现这样的报应，而如果自己并未做不应做的事，对方则会“着誓”，即不是自身而是对方落实种种可怕的场面情景。骂的结果，常常她们三个人也各自独立，三人分成三方或两方起灶做饭，以免经济不清。这母女三人确实说明着“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
当然也常常反省，有一次三个人到老家去了，下火车时失散了姥姥，两个人回到北京家中，却没了她们的母亲。两个人极其不安，挂念、寻找“咱娘”，最后娘回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发誓，以后再不吵架了。当然，以后，仍然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小事大吵大闹，如同死敌。
不但三人间吵，甚至骂到邻居。由于怀疑或者确实是邻居（恰恰也是沧州同乡）说了自己的坏话，隔墙大骂。邻居的女儿是我的同学，也在一九四九年前夕参加了革命，后很小的年龄，嫁给一位著名的革命领导干部与学者。后被划为右派，“文革”初期自杀。她的故事，我写在中篇小说《蝴蝶》的海云这个人物上。
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以最仇恨的言语给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读者还记得《活动变人形》里的女孩倪萍的故事吗？
家庭成员中处境最优越的是我，所有的长辈，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都宠爱我，所以我就有了几分超脱和高雅，有了几分（对长辈们的）怜悯和蔑视，有了几分回旋余地。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这就是童年王蒙。
她们多次为家事见官。在沧州，姥姥曾经过继过一个儿子，名董福元。后来姥姥与两个女儿认定此子不好，上了法庭与之断绝关系。我听她们不无骄傲地回味姥姥穿着绸子袄裤“过堂”的场面。一九四九年后，为赡养费用的事母亲与父亲过过堂，为经济纠纷，母亲与二姨及姥姥也上过派出所或过过堂。她们都能直捣要害，在一次冲突中，母亲指出姥姥是地主，而二姨指出母亲的儿子即王蒙是右派分子。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一组人物的故事。早在明代，我国已经有人提出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戾气问题来了。古老的中国，积累了光荣也积累了屈辱，积累了灿烂也积累了乖戾，积累了文明也积累了野蛮，积累了事功也积累了压抑，积累了辉煌也积累了痛苦。而新学、西学的冲击，呼唤着悲壮的先行者也呼唤着皮相的浮躁，激发着志士仁人也激发着大言欺世，造就着真正的猛士，也造就着悲喜剧的堂·吉诃德——搅屎棍；已经许多代，许多年了。
父亲喜欢说一句话：“藏污纳垢。”他确认旧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条街区或者乡镇，都藏着太多的“污泥浊水”，后面四个字是毛主席喜欢用的。所以他认同风暴，认同反封建，认定封建罪恶就在家里。就在故乡。他赞成动大手术。不论他以多么可笑的方式，他确实欢呼天翻地覆的慨而慷。至于风暴的代价，风暴的曲折，风暴过去以后应该怎么样创造富强、民主和文明，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思索了。正像他这个人，他有伟岸的身躯，几种外语的应付，然而他的腿是罗圈的与细瘦的。企图创新的人其实也是旧环境下出现的。果然，他晚年摔折了腿。他的悲哀不仅在于他受到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折磨，而且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后在我的一手帮助下，他相当文明地办好了离婚，他的自由恋爱的婚姻的荒谬性痛苦性一点也不次于原先。这回对方不是沧州人而是北京的真正市民了。同样的全武行，同样的咒骂，同样的一次次离婚手续的进行与无法进行。他的思想与知识达到的地步和所处的现实、生活与人、修养与能力、条件与环境、气质与情操、对象与位置却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他永远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自投罗网，自取灭亡……悲夫！
已经因病偏瘫的后一位伴侣，在父亲晚年又跛又瞎的时候，她坐着轮椅到住家附近的所有小铺，嘱咐他们切不可允许父亲赊账，切不可卖给父亲好烟，哪怕父亲带着现金。父亲受了龙堂的野蛮、沧州的野蛮的害，他自己也毫不留情地害着人。后来他受到了启蒙主义自由恋爱全盘西化的害，也受了本质上无大区别的北京市民的害并害了人家。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幸福，没有给过别人以幸福。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嘛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与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我明白无误的是：我的父母辈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生活得实在太痛苦。我还发现，对于多数俗人来说，没有比家更甜蜜更温馨更可爱的地方了，不论遇到什么凶险，你一回家，就舒服起来，放松起来了。同时，也没有比家更肮脏的了。关于后者，我不必再给读者多解释什么了。
爸爸！妈妈！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你们。在认定自己是革命者以后，我对你们更多地采取批判的态度。呜呼！污垢并非一次风暴能够荡涤干净，罪的脉络罪的根是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我现在只能为你们痛哭一场了。你们的痛苦的灵魂，在天上能够安息吗？
7．好孩子，好学生
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园（今称幼儿园）学过两年。那时家住西城，所选的这家幼稚园位于北沟沿地王庙，后来此地改为女三中，后为一六六中，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此地收归文物园林部门，改回地王庙去了。不知能否在旅游创收上有所成绩。
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匮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就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吧，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另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作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常开。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本，我一掀桌盖，嗖的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北京歇后语叫作：乡下人不认识樱桃，小杏（性）儿！爱生气，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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