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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14: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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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蕾,(美)朱迪·波罗鲍姆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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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

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试读:

我的感动

高钢

看到这部书稿,我沉浸在感动之中。这种感动似乎突然而至,如风如雾,弥漫心中。

静心体味,感动或许出于三重原由。我的第一重感动来自本书的两作者,熊蕾和朱迪。

我为两位职业记者选择了这样一个智慧的角度,观察今日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从而向人们解读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迁而感动。

熊蕾是我要尊称为大姐的人,这不仅因为她年龄大我几岁,而且因为她在新闻领域的专业造诣让我敬重。她用英文写作的那些新闻特稿,让我下决心把她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新闻报道的专业原则与工作方法。在我的心目中,熊蕾大姐是那种在不动声色之间觉察风云变幻的人,她似乎天生就应该当记者。她总是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述一些乍看起来离主流生活过于偏远,而听到结尾却会为之警醒和震动的故事。

熊蕾大姐和我说,这本书的起因是她和朱迪的一次谈话。

她们谈到当前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朱迪觉得应该让西方,主要是美国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认识一下中国新闻界的年轻一代。朱迪说:“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中国的新闻,并不完全是那些美国人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朱迪是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专业新闻教育,当过职业记者,在斯坦福大学拿了传播学博士学位,她的职业经历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1979年起就先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和中国传媒大学执教,在新华社对外部、中国日报做过专家。

我不认识朱迪,但是我相信,她能够和熊蕾达成合作的共识,说明她是要客观地观察中国,并且希望更多的外国人也能够和她一样了解中国的实情。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发生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今日中国是多么需要被世界所了解,但是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熊蕾和朱迪这两位富有跨文化传播经验的新闻记者把目光锁定在一群年轻的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上,通过他们的人生阅历,展现和解读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形态。我觉得她们真是聪明,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录历史的人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证明者。熊蕾和朱迪在数十万中国新闻从业者之中选择了20名(中文版是18名)中国青年记者,客观记录他们的人生。这些青年记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与工作历程,通过他们跃然纸上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与他们的人生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和故事,这一切构成了人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画卷。

今天的世界,信息环境已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一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在这样一个联系日前密切发展却日益多元的世界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的了解变得日益重要。信息的通达是相互了解的前提,而相互了解是和谐共生的基础。

我深信,渴求和平、渴求发展、渴求富庶、渴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文明潮流。一切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无疑应该信守善良、正义、客观、公正的道德原则,尊重真实,报道真实,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尽责尽力。

我看到,熊蕾和朱迪正是为推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的深入了解,做着她们的专业努力。

我不由想到2008年,一些西方媒体面对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面对西藏拉萨事件的所作所为。我真是为他们引导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误读感到担忧。我本人担负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的职务,于是起草了一个公开信,提交给常务理事会,经大家审议、修改、通过后,在媒体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我将这封公开信附在这里,表述我对的新闻工作的一些理念,也借此表达我对熊蕾和朱迪这样的职业记者的敬重。作为中国高等院校从事新闻专业教育的教师,正当我们致力于向学生们讲述尊重人类的文明精神,信守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报道公众生存环境的真实变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基本理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主流媒体面对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对中国进行完全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对中国人民进行无视人类基本道德的恶意攻击。我们深感,这些报道已经完全违背了国际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职业工作准则和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这些报道和言论不仅误导着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而且正在起着煽动国家、民族之间仇恨的可怕作用。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做法出自CNN、BBC这样在全世界有影响的新闻机构。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一些西方媒体这种与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相对立、与新闻职业道德精神相背离的行为感到遗憾;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容忍一些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亵渎。在中国新闻教育的课堂上,我们会让我们的学生阅读一百年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办者沃尔特.威廉姆斯撰写的《新闻记者的信条》这种充满着正义、善良和智慧的职业道德文献,我们也建议今天CNN和BBC的从业者们重温一下这个历史文献,领悟其中的精神,理解其中的原则,进而面对神圣的新闻职业道德,反省你们今天在专业领域的所作所为。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渴求和平、渴求发展的欲望是人类文明潮流的组成部分,这个伟大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一切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无疑应该推进这个潮流而不是阻挡这个潮流。我们希望所有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坚持真理,报道真实,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尽责尽力。我们向国际新闻界和我们的人民承诺,我们一定让我们的学生追求真理,探求真相,不容邪恶,推进文明。我们将不遗余力为我们的祖国培养出对人类充满善良、对责任充满敬重、对工作充满热爱的职业新闻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2008年4月20日我的第二重感动来自本书的主人翁,那些年轻的中国记者们。

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需要现代新闻业的支持,而支撑21世纪中国新闻业的一定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端专业人才。看到书中这些年轻人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看到他们执著坚韧的职业精神,看到他们渴望社会进步的心底渴望,看到他们充满才华的专业成就,我为中国新闻界欣慰拥有这样的记者而骄傲。

熊蕾约我写这篇“读后感”的电子信件中说:“让你写评,有一个最大的理由:这本书里太多人大的毕业生!这是无意而为之——我们从在京的各个媒体找访谈对象,并不想找优秀新闻工作者,只是想找做工作做的还行的,媒体尽量广泛一些的。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多的人大校友。他们除了一个(晋永权),都是新闻系的。所以,你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副院长,写个东西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这无疑是她怕我推托不写的说辞。然而,这深深打动着我。这让我再次审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历史荣耀。在不久前公布的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最新一轮学科评估排名结果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新闻传播学科中排位第一。这是国家组织的四年一次的评审,我们自此项评审八年前启动以来,已经连续两次得到这一荣誉。

今天的中国新闻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目前,中国已经有500余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系或者是新闻传播专业,新闻传播的教学点(即专业点)已经超过800个,在校学生15万人以上。在这样的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赢得上述荣誉让诸多的同行与同仁们感叹。人大新闻学院作为会聚着中国新闻教育经典源流的所在地,还拥有着各式各样的历史与现实的荣誉名号。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学院最为宝贵的财富是那些传承着它的精神品质的一代代学子们。他们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投入着他们专业工作的能量,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新闻教育提供了精彩的案例。

2006年夏天,我为学院那一届毕业生写过一个临别致辞,在他们庄严的毕业典礼上一字一句地读了。我把它附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借此了解我们的学院,也借此与我们学院自建立以来毕业的近9000名校友共勉: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是你们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你们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了!这是值得你们自己骄傲、也是值得你们的亲人、朋友和你们的教师为你们庆贺的大事!因为你们不仅拿到了一张标志你们接受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证书,而且因为你们毕业于中国最优秀的新闻学院。今天我们在校园里为你们举行的这个隆重的毕业典礼预示着,从明天起,你们将带着你们在这所学院学到的专业知识、在这所学院里陶冶的人文品格、在这所学院里铸造的职业精神,开始你们新的人生追求。同学们,你们毕业的这个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谋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新闻业正在为推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发挥着其他任何行业都不可能替代的作用!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重地把你们这届毕业生——中国的高级新闻专业人才作为我们为之骄傲的“产品”奉献给我们的祖国。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投入激动人心的新闻工作!我们相信,你们所处的时代不仅对你们的专业工作提出了特殊的高端要求,同时也为你们施展自己的专业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学们,请珍惜你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珍惜你们获得的任何一个专业工作机会!珍惜你们的生命时光!珍惜你们毕业的这所学院的声誉!作为教师,我们给你们讲授的课程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想对你们说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在你们即将离开母校之际,我们还想嘱咐你们:永远不要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生活和工作都是由无数的琐事组成的。人生的道路上会遭遇各种暴风骤雨。而人生的美好理想,永远是引导你们挣脱黑暗、走出沼泽的精神火炬。永远保持充满理性的自信!在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中你们会遭遇各种想象不到的艰辛磨难。你们会蒙受各种误解和不公,你们会失败、会痛苦。但是,请记住,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对明天怀有坚定希望,自信往往是激发一个人克服困难潜能的最神奇的力量。永远脚踏实地地工作和生活!我们所处的这个变革的时代给了人们太多的渴望、太多的需要、太多的追求。你们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目标可能会不断地调整、变化,但是同学们,请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损人利己。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永远恪守善良、正直、诚信、勤奋这些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无论你们坚守这些原则的时候遭受到什么样的嘲笑、误解、甚至是敌意,你们也不要放弃这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成就人生理想的前提,是创造你们职业成就的基础。同学们,请记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你们的母校,会永远注视你们、爱护你们、帮助你们!无论是你们获得成功之时还是陷入困苦之际,新闻学院永远会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是新闻学院的孩子!你们是新闻学院最为宝贵的财富!新闻学院永远是你们的家园。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将迎来生命中永远不会再度重复的一天,让我们永远用今天的希望推动明天的创造,为祖国和人民拥有美好的未来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2006年7月我的第三重感动来自我们的祖国,来自祖国近30年间发生的历史变迁。

1978年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30年历程,30年间,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人文场景、社会的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占世界人口22%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推进着整个民族的复兴。这番历史变革带给中国的不仅是经济的增长,而且是精神的解放。

物质生活的富庶和精神生活的自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成为所有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如果谷歌地球能够提供近30年来中国国土之上人文景观的变化对比图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变化巨大。然而在这样的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启动动力和基础支撑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精神世界都发生着改变。

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番社会变革中被重新认知,重新解读,重新建构。每个生命的价值被尊重,每个生命的潜能被开掘,每个生命的权利被保护,每个生命的理想被成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日渐清晰的主流发展态势。

读过这本书描述的那些中国青年记者的人生故事,可以从新闻传播这样一个侧面,看到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的改变之深刻,影响之深远。

如今,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层级、各个类别的媒体,已经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建造起各种形态的信息传播与服务平台,形成了一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布局广泛、规模庞大的信息传播集群,向13亿中国民众提供着各种环境变化的信息、各种专业知识的信息、各种实用服务的信息、各种文化娱乐的信息、各种分析评论的信息服务。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中,传媒业的发展不仅扩大着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而且作用着社会的变革。今天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直接推进了公共知情范围的扩大、公共表达空间的拓展、公众监督权利的加强和公众协商机制的完善,进而推进着整个公民社会的建造,推进着中国的文明进程。

恩格斯说过:新闻记者的最大的荣幸就在于目睹历史怎样形成。我觉得当今中国记者的荣幸不仅于此,他们还直接参与着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建造。这个建造,关系着一个历经苦难的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复兴。

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一名从事中国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我深感荣幸,也深感责任的神圣。我相信:今天的中国需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现代新闻业,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现代新闻教育。中国新闻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为中国培养出热爱祖国和人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为此,需要今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具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意识,具有深刻的对于自身局限的反省精神,具有不断走出现状赢得全新发展的持续创新思维与行动。

如何将今天的新闻教育与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与深刻改变着新闻传播形态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相结合,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启迪就是要坚持开放,不断变革,自主创新。我们越是开放,我们就越能汲取强大自身的大千世界的能量;我们越是变革,我们就越能突破旧式束缚赢得全新的发展;我们越是创新,我们就越能够享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拥有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一代职业新闻人崭露头角

——从一本书看中国新闻界的变化

2008年5月,我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著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本书中文版的书名为《变脸——中国顶级青年记者访谈录》。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书。我们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给愿意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状况。平心而论,从一些美国读者的反馈看,这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全球化中的沟通局限

正如朱迪所言,尽管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不同国家人员、金钱、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在加速,也似乎大大扩展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了解的手段,更多地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的机会;但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简单化、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却仍然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如“黄祸”、“红色威胁”、“蓝蚂蚁”等等。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以为中国文化“难以捉摸”,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极权”,中国老百姓和机器人一样没有情趣。至于中国新闻界,在那些西方人眼中,无非是在官方严密控制下机械地奉命行事的一架机器罢了。

从1979年就开始跟踪中国新闻传播界发展变化的朱迪,一直对西方学者中的这种偏见不以为然。她一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及中国媒介的真实情况。

2005年年末,朱迪又一次来到中国。在我供职的新华社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我给她讲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像独自在加沙驻守两年的新华社女记者周轶君,在自己主持的人生热线节目中打动了一个在逃杀人犯使其最终决定自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主持人向菲等。

朱迪饶有兴趣地听着,忽然她眼睛一亮,说,咱们一起写一本书吧,主题就是下一代中国记者。你讲的这些记者,都可以进入这本书里。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这些记者的故事,有助于平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偏见。

我立刻赞成。多年从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我太知道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有多么扭曲,也太感到朱迪这个主张的必要。

朱迪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就在那个咖啡馆里,我们当即确定了这本书的原则:同题采访,口述实录,男女各半,年龄不超过40岁。我们同时拟定了提给所有访谈对象的8个问题。我们认为,每个访谈对象经历各异,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样的差异更会呈现一种真实。

从2005年年底到2006年年底,我们总共访谈了20个人。(因个别采访对象只同意进英文版,故中文版最后收入18位。)由于我们精力有限,也没有很多经费支持,所以我们的访谈对象都集中在北京。因此,我们都不认为这本书具备那种代表性,可以成为了解当今中国新闻界的样本。好在有些记者所属的报业集团总部在外地,这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心理上的平衡。“职业新闻人在觉醒”

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美国人,都惊异于这些中国记者对新闻人职业素养的意识。其实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点出这个问题,在访谈中也没有刻意引导受访者谈这方面的问题。多位访谈者是自然而然地谈起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的。

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阿莱·奈尔敏锐地看到:虽然大多数中国记者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但是其中“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洋溢着职业主义精神,所以他们不是简单地重复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而是想方设法核对其准确性,追求新闻可能被忽略的各个方面,甚至可能主动发掘报道。”

当我在奈尔为本书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看到这些评论时,我问朱迪,奈尔是不是中国通,是不是很了解中国新闻界?朱迪说,不是。朱迪和他素不相识,2007年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向他提到这本尚未完成的书,请他写序。奈尔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你发来几个样章看看吧。朱迪把当时整理好的五六篇访谈发给他,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奈尔写来的序言。我觉得,奈尔的感觉非常准确。

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

这些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用我们的访谈对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来说:“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王军曾率先报道了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居民利益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矛盾。这些问题,既不是北京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色。但是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可能得罪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被认为“敏感”,报道难度很大。而王军却能凭借把握好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平衡表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而不是炒作,成功地碰了若干大家以为很敏感的问题,有些报道还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所以,王军有充足的理由通过我们这本书告诉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

职业素养是不是不讲理想?完全不是。我们访谈的记者和未能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新闻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激情,他们以追求事实为己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于事业当中。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化的利弊也有清醒的认识。王军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

另一位访谈对象,当时也是新华社记者的林谷,与王军不谋而合地谈到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这种管制都会有。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

真正有理想的新闻人终归也会得益于市场。“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王军说,“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从问题出发来报道”

不能否认,在中国,来自各方面对新闻界的限制还比较多。但是职业素养给了这些新闻人一种底气和智慧,恰如其分地报道所谓敏感的“负面新闻”。

当时在新华社从事对外报道的林谷对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同性恋、性别不平等以及艾滋病危机,种种问题。我们并不老是说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片繁荣富强,而是体现出我们在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谷曾经写过深圳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律师,是如何在为打工仔维权的。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些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角落里”。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里表达愤慨,而是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还采访了劳动部有关政策法规的官员以及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这就使报道以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问题,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报道,其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最后,香港《南华早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林谷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是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怕写问题。事实上,越是我们有些部门想遮掩的问题,越是西方媒体要渲染的。你不说话,就等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开诚布公,那些西方媒体反而倒会听我们的了,这才能谈得上引导国际舆论。《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鲁伊说,对有些比较敏感话题“更客观更实际”的报道,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媒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评判,“给大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一些以前会更敏感的话题,现在也有办法去说它”。

社会存在问题,才有了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客观需要。用林谷的话说,就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会永远不断地报道这样一些问题。”

坦诚赢得的认同

总之,这本书是中国新一代新闻人真实心态的反映。从他们吐露的心声,人们确实能够真切地看到中国新闻界这些年的变化。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魏定熙(Timothy Weston)看了本书的英文版后,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丰富而有趣的第一手材料”,就他所知,这些材料是“前所未见的”,至少在英语材料中前所未见。

本书给他的印象是:第一,很多中国记者都是才华横溢,冲劲十足的人,努力推动着媒体上可以报道的范围;第二,中国媒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单独研究;第三,中国媒体正在非常迅速地商业化,给了新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新的挫伤和压力;第四,当代中国新闻界非常令人振奋,值得研究;第五,这些中国新闻人的访谈录对于反思美国和其他国家新闻的优势和弱点也很有帮助。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诚赢得的认同。这一点,对于对外传播,非常重要。熊蕾

“因为事实在那里”

——王军【认识王军,是通过一个“老外”——90年代中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博士的加拿大留学生艾丹先生。他告诉我,你们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王军,对城市规划问题很熟悉,写了很多出色的报道,而且还就北京规划的历史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城记》。看了《城记》以后,我不禁对王军肃然起敬。王军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住了30多年。可是我对北京城的了解,远远不如他。记得前门拆迁之前,夏季里最热的一天,他带我们一行人去领略北京的胡同。从前门肯德基店开始,在迷局一般的胡同里穿行,他对每条胡同了如指掌,告诉我们哪条胡同与金中都的故城有关,哪条胡同是元代、明代、清代的,有什么证明,不同朝代的胡同是如何衔接的,各有什么作用,哪些地方是胡同的公共场所,当年有什么建筑……我小时候就在胡同住过,但我却是从王军那里才知道了胡同的妙处:夏天,走进胡同就不觉得热了,因为胡同院落里的树如同遮阳伞。而胡同里的四合院又都是坐北朝南的,冬天正好挡住北风,这时最需要阳光,树叶又掉下去了。而他对北京的城墙是“如何消失的”这段历史的挖掘,更让我感动。几十年间,见证了数百年历史风雨、曾被誉为“北京项链”的巍峨城墙,就在我们眼前变得无影无踪。王军把这段历史清晰地还原出来,让我们和后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北京城市规划的成败得失。王军生于1969年,就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拆掉前三门城墙并填平护城河修好的第一条地铁刚刚通车。他能把这前前后后的历史调查得如此细致,实属不易。我和朱迪是2005年12月采访王军的。王军的诙谐立刻征服了这位美国教授。访谈是这样开始的,朱迪问:你的名字?答:王军。问:年龄?答:这是秘密!朱迪哈哈大笑。王军2004年从新华社北京分社调到《瞭望》新闻周刊时,当时很多人不大看好这个杂志,认为它“不景气”,觉得王军去那里“屈才”了。王军说,就因为它不景气,我才要去嘛!这几年,《瞭望》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年年有增长,虽不能说王军一个人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应该是任何团队都需要的。王军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编委,并在2008年成为北京市政协的特邀委员。他关于城市规划的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也已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其实我最早想学的不是新闻专业。北京的一些名牌大学很吝啬把他们好的专业给像贵州这种贫困地方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想到北京来读书,但是没有什么好专业给我们——我最想读的经济系就没有。原来我想读的是北大的经济系,但经济系就不在我们那儿招。然后我一看,可以选择的专业还有新闻系。我觉得当记者很风光——把话筒往那儿一摆,别人就得说话,很厉害。我的叔叔和阿姨就是这么说的。当初我觉得记者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蛮好玩儿的。所以我就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读高中的时候,我最不擅长的是写作文。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很困惑,为什么我自己的文章老写不好?我开始结巴,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都不会说话了。我觉得我文章写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会思考问题。我就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活了18岁,怎么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大学一年级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大学一年级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我读的这个学校,有很多同学就想不通,觉得这个世界和他那会儿受教育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有的无法面对自己,有的就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行为,甚至有些人都自杀了。我那个时候也想过很多生和死的问题。你要思考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我就拼命地思考问题。然后慢慢,慢慢地,我就开始会说话了。

学会说话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当记者。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从那会儿一直想到现在。

在大学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就在我的毕业论文里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写的是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在论文里说,新闻自由是一门非常有用的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一个社会安全,包括让政府也安全。如果你什么都不让报,那么大家都听美国之音,听BBC,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大家获取新闻的渠道是各种各样的,你无法遮掩真相。后来我的导师说,你这篇论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一番论述,还是比较少的。他给了我一个A+的分数,那是1991年。毕业后我就到新华社工作了。

总结我做记者工作的这些年,我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想这四个字:新闻自由。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工程师,搞给排水的。他们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我父亲是贵州人,母亲是四川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贫苦的贵州山区,去建设一个新矿山。当时那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山里面还有老虎——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家门口,还有过老虎的脚印呢。那时候父母的单位没有幼儿园,于是我父母亲一上班,就把我关到屋子里面。我就看小人书,画画。我最爱画的是解放军和天安门。

我小的时候,周围都是农村,农村的小朋友都跟我玩儿得特别好。但是,我要读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人与人之间不一样了。我能到矿山办的最好的学校去上学,离家也很近;而那些农民的孩子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一个特别破的学校去读书,他们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到学校。我难以想象,他们才7岁就这样子。我就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上同样的学校?他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我就觉得他们特别不幸。我开始感到,人怎么就这么不平等。

贵州全是山,天天下雨,让人内心比较抑郁。比如大家都想出去玩儿,突然一下雨,就全完了。老觉得那个山在那儿摆着,让我天天做梦,想:山后面有什么呀?当时就觉得山后面有大海,有草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找了当地一个农村的同学和我一起去爬山,爬了有半天,爬上去一看,还是山!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到有天安门的地方去读书。

我父亲在我读初三的时候去世了。那时我14岁。突然有一天他身体就不行了,医生一开始说他是感冒,所以也不是很重视。结果他实际上得的是脑血栓。他完全是活活累死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给矿山找水。虽然我们那个矿山有一条河流过,但那条河是不能饮用的,因为有铀污染。我父亲必须找干净的水源,要翻好几座山去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而且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库。他是农家子弟出身,能干很苦的事情。他会没日没夜地干。一个大冬天,水草把水管给堵了,在水下好几米,他一个猛子就扎下去,把水草捞上来。有时候天旱,农民没有水浇地,就把管子砸了取水。谁都摆不平这事,我父亲一去,全摆平了。我父亲人特别好。他自学了中草药,当地农民到矿山来卖菜,都会到我们家坐一会儿,我父亲就给他们看病,给他们弄点儿药。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也很不容易。我母亲让我别学理科,说学理科呀,太惨啦,就像我父亲那样。她让我学文科,说学文科更加有前途。我母亲是很朴实的一个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说要提高透明度的时候。学校的环境蛮开放的。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讲座,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听一个从台湾来的教授作演讲。他居然在那儿拍着桌子说,我要和国家副主席王震辩论!我那会儿刚从山沟沟里跑出来,一听这个立马就晕菜了。

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很关注《新闻法》起草的事。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开放,应该新闻自由;另一种认为要管理,进行新闻管制。我那时候参加了我们新闻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个黑板报,叫《新闻周报》,跟真正的报纸一样,完全是用新闻的写作和排版方式,用毛笔抄在黑板上。我有一个盖了新闻系团支部章的记者证。拿着这个证,我就去找我想要采访的人。

以前新闻系的学生采访的都是伙食科科长、宿舍管理科科长。到了我们学习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交给老师的采访作业,把我们老师吓坏了——我们这帮同学有采访方励之的,我采访的则是台湾的著名学者柏杨。当时是1988年11月,他正好来北京,我就到北京饭店去见他。他说,人和人应该是心和心的碰撞。可是我这次回来,感觉每个人都被套在一个笼子里面。人和人的碰撞不是心和心的碰撞,是笼子和笼子的碰撞。他谈了好多,谈了一上午。我就写了一篇作业交给老师。

我觉得我们的黑板报办得是最好的。我们每个礼拜六把板报弄出来,摆在学校门口。我们的黑板报会引起学校领导很大的不安。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就拿着手电筒去看有没有什么很坏的东西。好几次他大发雷霆。

1989年3月,一位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到我们学校演讲,被同学们嘘了好几回。我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倡民主者请不要嘘》。我说民主的态度是“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实在的,我对当时的学潮很不乐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没有几个懂民主的。

当时对于这场学潮,我觉得我要做的是去看,去记录。我们老师特别说,王军,你别惹事啊。我说,我不会,我这会儿要表现出一个学新闻的人的一个态度,要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复课之后,老师让我接着办这两块黑板报。但是我心情特别不好。系领导一定让我办。我就写了一个编者寄语,里面写的几句话,对我今天还特别有用: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心灵去感知,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自己的双手去实践,我们必须要走这么一条路。

然后我到了《中国青年报》去实习。实习的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开了一个专栏叫《大学生心态录》。特别有意思。大学里面的新闻是很敏感的。我们都报道些什么事情呢?诸如:大学生为什么逃课?他们为什么要考研究生?为什么害怕过周末?等等。我们的报道,是和那些社会学系的同学一起来做。他们正好也要做作业。我让他们给我调查某一个系的逃课率,从开学到期末考试,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趋势等等。我跟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合作。当时唯一能够支持我做这个职业的理由是,我对事实本身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立场。很多人都是一开始采取立场,最后都是悲剧。我们一个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中国已经到了定量分析的时代。所以在我痛苦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一个当记者的理由,就是: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把人类是怎么回事,社会是怎么回事,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当记者恐怕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像一个外星人,看这个地球上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第二种,历史像一台戏,我们就是站在最前排的观众,看这个戏还是蛮过瘾的,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第三种状态,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儿。我想这三个状态都要有,这三个状态都是要的。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分社。一开始我想当教育记者。但是上面分配让我去跑城市建设。领导跟我说,哎呀,写城市建设就吃点儿亏了,因为没有什么新闻。不像搞政治、文化报道,开一个会就可以发很多稿子。城建一年也盖不了几个大楼,也修不了几座桥,没有什么发稿量。那会儿城市建设报道的套路,都是北京长大了、长高了、变漂亮了等等,例如什么北京的立交桥世界第一。现在想起来,真是蛮荒唐的。

幸亏我逐渐进入了角色,做了很多报道,最终导致我写了《城记》,并于2003年出版。这本书是我在新华社工作后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没有压力孵不出小鸡——我这本书就给孵出来了。

我在新华社做的东西都谈不上有多好,即使一些比较长的报道也都有很多遗憾的东西,但是这本书不太一样。很多朋友看了都说,你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有故事,这像报告文学;但又不像报告文学,因为你不是虚构的,没有那些小说式的写法。你有很多注解,交代每个事实的来源,这又像一个学术论著。我是反对报告文学的:你既然是报告,又怎么是文学呢?我觉得事实就是事实嘛,你怎么来文学呢?文学意味着可以虚构,可以夸张。文学有很多形容词。记者要用动词,而不是形容词。报告文学的写法我也不接受,因为它们都不交代消息来源,这是很大的问题。

新闻学和历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书可以算一本关于我们今天这座城市的长篇报道吧。它探讨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生活如此不方便?我们今天的不方便和1949年之后城市规划的决策有什么关系?和当时中央领导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和那会儿苏联和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主张保护旧城的学者如梁思成等之间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和梁思成们努力的失败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为什么会导致这座古城被大量地拆毁、包括城墙被拆毁?据说那会儿有人甚至连故宫都想要拆。虽然已经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可是它仍然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因为这些是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我把它挖出来了。

我们前一段时间大学同学聚会,我说我还算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我还保持着大学的那种状态。通过我这么一本书,这么一个报道,我把大学想了很多的价值观等等问题表达出来了,实践出来了,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事情。

我因为率先报道了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而导致北京市的某些官员对我非常恼火。

1995年那会儿,我是一个小毛孩儿,什么都不太懂。但是我始终站在一个记者的立场上来调查这个事情。我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你要问我害不害怕,我说我很害怕。因为这事我还没有彻底搞明白,所以我就想把它搞明白。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可以说,我不怕他们了。等哪天谁在后面给我一板儿砖,我就死得其所了。那会儿别人要给我一板儿砖,我都冤得慌,因为我都搞不清我为什么死的。

例如讲蔡元培故居这个事儿就是如此。他是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欧洲启蒙运动中伏尔泰那种地位一样。2000年11月,我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说正在拆蔡元培故居。我说不可能吧?那是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蔡元培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拆”字写在墙上,墙还给砸了。我就跑过去看,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从胡同里看到墙上写了大大的“拆”字,屋顶全给砸了。我跑进院里去一看,很多房顶都捅破了,唯独剩一个住户,还没有搬走,就带着我到处看。他很痛苦,他痛苦不仅仅因为在拆迁过程中他碰到的一些事情,而是觉得连蔡元培的房子你都敢这么来弄,不知道这国家出什么事儿了。

我就开始拍照片,采访。搞拆迁的那些人很厉害,他们冲进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新华社的。他说,这么破的房子,要不是跟蔡元培沾点边,能叫文物吗?我跟他说,我知道你们决定不了,但是你们必须得停下来。你可以告诉你们的领导,我在这儿采访。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写了一篇内参。他们大概知道有记者来了,就有点儿紧张。后来就把房子给修好了。修好之后,他们另外找了一批记者到现场采访拍照,在《光明日报》登了半个版,《北京青年报》一个整版,意思是说没那么回事,我王军在撒谎。

闹到这份儿上,这事情就成了是不是我王军或者新华社在撒谎。我必须为自己的尊严而战,也必须为新华社的尊严而战。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北京市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一位官员就宣布,北京市要原址保护蔡元培故居,它没有被拆过。然后他就下来跟记者握手,说话。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新华社的,他就像一头公牛看到一块红布,咬牙切齿地说,我告诉你,你要考虑后果!然后就扬长而去。

回来我就跟我们领导说,他有权,他可以威胁我。而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相信事实大于权力。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战斗经验”的记者。自从我第一次看到蔡元培故居被拆成那个样子之后,我就天天去现场,我不但拍了照片,而且还录了像。他们怎么拆的,怎么修的,怎么修好的,我全记录下来了。我的记录都发给了《南方周末》。拍完了正好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开新闻发布会。那个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我赶快给《南方周末》打电话,说:赶快给我发呀。他们说,明天就见报啦!

第二天,《南方周末》就登出来了,登得非常精彩。同一版,这边是我的照片,怎么拆的,怎么修的,怎么修好的,还有我的一篇小报道;另一边摘登了各大报纸说没有拆的报道。他们加了一个编者按:在北京城被广泛关注的这件事到底是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这简直是太优秀了!很公正嘛——每一方的意见都登出来了。

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都提到一些现象,我说叫拆迁经济。比如北京,全社会投资当中,一半以上是靠房地产投资。城市拆迁又被认为推动了房地产发展。如果我拆你的房,你就必须买房子。北京被拆迁的居民对住宅的需求量已经达到当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对开发商来说,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他们拆了你的房,能拿到地皮,补给你一些钱,你再回来买新房。但是补给你的钱,你又买不起,你就得负债。所以这种拆迁经济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转移。从穷人那儿转到富人那儿去了,这造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这样搞下去,社会就会非常危险。我试图来揭示这样的发展方式对国家的危害。我认为,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想买东西的人没有钱,有钱人又不想买东西,因为他什么都有了。这削弱了国内市场需求,导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

我认为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最糟糕的时候还是在1993年、1994年。老写立交桥长大了、长高了什么的,我觉得我那会儿都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了。我就觉得我的脑袋瓜儿已经太僵化了。即使我长了一双好眼睛,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样我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功能——能够发现。

2004年我调到了《瞭望》新闻周刊。我还要写三本书,还有好多写其他书的想法。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

这20年中国新闻界变化很明显。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以前的名记者好多都是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总是觉得当记者就要成为一个作家。那些报告文学都可以当小说来读。作家一开始就采取立场,说这人坏就坏到极处,好不起来。其实人性是很复杂的。80年代后期出现了小说加学术体,把一些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硬邦邦地往里面塞,还是报告文学那些东西。从90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

我也是从那些过程中走出来的。过去写一个报道就跟写一个判决书似的:开头就说这人死罪,然后我论证你的罪证一、罪证二、罪证三。那哪叫写新闻报道呢?现在这些记者是真正在写报道,很注意交代细节、事实和消息来源。他们也在不断形成自己的一些写作规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

不好的转变是现在媒体的工作节奏把大家搞得太紧张了。媒体的老板就跟资本家一样:我给你这个选题,你下个礼拜一定给我弄出来,弄不出来就扣钱。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很紧张,那真是没有商量的余地,逼得那帮记者上蹿下跳的,真的挺要命。这样来制造新闻、采访新闻,违反了新闻工作的原则,质量必然就不高。高质量作品的产生,中间的很多过程不能压缩。新闻不能像压缩饼干似的,按照规定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现在有很多记者也在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这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不过现在的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

新闻是以事实为目的的。我觉得新闻工作最终极的目标是事实。要以事实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以事实为一个手段。以前有太多的人,是把事实当作一个手段,而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很少有人把事实当成他追求的目标。我们最后还要以生命为目的,不能以生命为手段。我们以前不是把生命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觉得一个记者最大的天赋,是他有好奇心。他特好奇这事儿,觉得这事儿特有意思,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一旦知道真相之后,我就感到很满足。有一次,所有记者都在追踪一个官员,问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但他选择只跟我一个人谈。在一个宾馆的房间,他把门一关,说,有一百多个中外记者都想见到我,但是我都不见,我唯独跟你谈这个事儿的真相。为什么?因为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你写的东西,我相信你。他跟我谈了一晚上。谈完之后,我从宾馆出来,走在大街上,我觉得我真是个记者。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慢慢觉得,写作是我的一种生存的状态。我记得有一个登山家,人家问他,你为啥那么登山?他说因为山在那里。过去我觉得这人不是傻冒吗?现在我能够理解这句话了。当记者,也是因为事实在那里。所以当一个记者知道真相,是最开心的事情。

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再看重我写的东西是否发表。我觉得我写得最好的东西是我的札记。当然我这本书也非常好。我不是为了出版而写,所以那里有一些我自己的文字。它能够出版,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在这个时代,需要靠处在自由状态下的媒体来扮演更积极的一种角色。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最终的价值,就是能够让社会相互沟通,而不仅仅是传播。一个社会可以相互沟通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良性的状态。可以沟通,大家才可以有共识,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人跟人之间才会有爱,否则就是仇恨和误解。反观我们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下来,真正缺乏的是相互沟通。没有沟通,就会无中生有地把别人想象成魔鬼,然后他们必然成为魔鬼。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献身的职业。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

——周轶君【我是2001年在广州采访第9届全运会的时候认识周轶君的。我们虽然同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但年龄相差老远,又不是一个语种也不在一个编辑室,彼此以前似乎都没有见过。当时新华社体育部为加强全运会的对外报道,从我们对外部借调了一些人手,我和周轶君一起出了这趟差,并被安排住在同一房间,由此才认识她。周轶君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不一般。她那时已经去埃及留学过,留学期间曾在埃及各处游历,常常是独自冒险,那番经历十分难得,活脱脱一个三毛再世,不过却又没有三毛的张扬。此外,她那时就对摄影技术下了很大工夫钻研。而作为编辑,我更欣赏周轶君对工作的投入。她从没有做过体育报道,对体育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在全运会上,她时时注意开掘发现素材,然后自己就去采访。她寻找素材,不是凭个人兴趣,而是根据她对国外用户兴趣点的了解做出判断。比如,她知道中东地区的用户对马术、对中国穆斯林比较关心,就去采访新疆、宁夏的选手,写了不少很有新意的特写。一年以后,她成为新华社驻加沙唯一的记者。她从那里发回的报道,令新华社很多老记者赞不绝口。与一些常规国际新闻报道不同,周轶君从加沙发回的报道,充满着人性,充满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而那些报道,常常是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采写的。周轶君是我向朱迪推荐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朱迪和我一样欣赏她,同时更赞叹周轶君的语言天赋:她能够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作为上海人,上海方言自然不在话下;她的普通话水平当然也不用说了;而从她2006年年底到香港工作,她就决心学粤语,如今想必已有所成了吧。这个采访,是2005年12月做的,当时她已经从加沙回来,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做编辑。一年后,她离开了新华社,到香港凤凰卫视供职至今。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的《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是周轶君出的第一本书。】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我在上海待了18年,然后到北京上大学。我父亲倒是很想当记者,但他的工作和新闻没有关系,他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我母亲在一家机械厂当会计。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部老式照相机,所以我就迷上摄影了。小时候我在少年宫受过一些基本训练,但是那个时候很贪玩,经常逃课,也没有好好学。但是长大以后回过头去看,发现小时候你接触过的东西,和你可能是有关联的,你会回过头去找它。

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专业是阿拉伯语言和文学。大二的时候,我确立了到新华社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的愿望。这好象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吧。大多数学语言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没有专业的,我们必须学习一样其他的东西才可以足够你去工作。我那时很仰慕唐师曾这样的人,他是中国派去采访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很系统地受过什么新闻教育。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实践中摸索。读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新闻方面的课程。但是从大二起到毕业,我参加了我们校园的一个报纸《学院生活报》,后来我还当了记者团团长。那些报纸我现在还保留着。现在看我当时写的东西,觉得太幼稚了。但是就是这样,你从一点点当中去发现,去改进,我觉得离我做记者的梦越来越近了。

大四的时候,我就想考新华社国际部。我去交简历,他们就跟我说,即使你考第一名,我们也不会要你,因为你是女生。他们说,他们只要男生,尤其是到阿拉伯国家采访,女孩子就很麻烦,还要结婚生孩子什么的。我去了两次,都被拒绝了。当时我就想,我会证明你错了。最终我会得到这个工作。在这些竞争者中,可能他们有些能力也很高,但是我的热情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后来我参加了新华社对外部的考试,被对外部阿拉伯文新闻编辑室录取了。我1998年进了新华社。一开始我挺失望的,我的工作是翻译新闻稿,感觉挺没劲,觉得我日常所做的工作和我梦想中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没有什么关联。

我就想,我应该从我的工作中找一些乐趣,我就开始出去自己找新闻写。因为我们对外部是把中国的事情对外报道,所以我就去了北京一个穆斯林的聚集区牛街,去那边找故事写。我终于可以采访了,我的工作突然变得有意义了。但是我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指导。一直到1999年,我参加了新华社和汤姆森基金会联合办的一个三个月的培训班。这是我在新华社最有收获的三个月。我每天在那里写英文稿,有两个老师帮我改。他们总是鼓励我,虽然我写的英文不一定是那个班里最好的,但他们会说,你的语法很好。他们很善于发现每一个人的长处。如果他们觉得你拍照片还可以,他们就会派你去摄影;或者他们认为你抓的细节非常好,就拿你这个文章做范文让全班讨论。这样你就会觉得有人在看着你,帮着你,监督着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动力去做。

2002年,我听说新华社在加沙有个空缺,于是就去申请。我写了两封信都被拒绝了。有个领导跟我解释,说,一个女孩子,在北京都让人挺不放心的,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没过多久,有一天晚上,一位新华社的领导宴请埃及客人,我去做阿拉伯语翻译。第二天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去加沙。他把信转给了社里的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的领导亲自来找我谈话。他说,我并不担心你做不好工作,但你知道我担心你什么吗?我说,你是担心我没有长性吧?我对他说,男同事也许爆发力很强,但我作为一名女性,可能我的耐力更强。我去加沙不是去两个礼拜,而是去两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耐力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我原以为他会说,你不要再争了,领导也是为你好。没有想到,他说:“姑娘,我喜欢你,你去吧。”一共只和我谈了十几分钟,他就同意我去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

我到中东后第一个星期遇到的事情,使我觉得我出国之前的准备太不充分了。出国前我学会了开车,因为当记者就必须会开车。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到了驾照,但是我对开车的很多事情还是不懂。刚到耶路撒冷,车子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分社的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想必是电池没电了,让我拦一辆车,用那部车上的电缆搭一下电,车子就可以开了。我就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子,很不幸的是,碰巧拦下的是CNN的车,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巴勒斯坦记者,跟我还认识。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电了。他问我车上有没有电缆?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有没有水?我说,没有;最后他问我有没有应急工具?我的回答还是没有。当时我觉得特别丢人。作为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同行面前表现出我的装备那么不专业,我觉得很惭愧。

后来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齐了,还帮过巴勒斯坦人的车子。我意识到,虽然我有必要的勇气等等,但是我的实际经验还是很缺乏的。出国之前也没有人来教过我,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培训,我唯一得到的战地培训就是在汤姆森班的时候,拿到过一个小册子,叫《战地记者安全手册》,里面就有很多条,讲在战地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我把这个册子给了新华社外事局,他们说要把这个册子翻成中文,将来再出国的人可以看这个东西。

我在加沙的办公室是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雇员住在加沙一个比较大的定居点附近,每天来上班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在他们家天天晚上都和打仗一样,枪声不断。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定居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他们不能靠近它,也不知道里面人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就想去看看定居点内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坐飞机去中东的时候,正好坐在一个以色列人旁边,她的孩子就住在定居点里。我当时就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想可能有一天会用得上。于是我就和她联系,说我想做一个故事,讲定居点里面和外面的生活,她同意帮忙。

我和住在定居点边上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商量,说我想在你们家过一夜,看看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非常开心,因为那里很少有外国人去。我开着吉普车到那里时,有几百个孩子夹道欢迎我。他们都很兴奋。

从这户人家,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个定居点,但是建筑物很模糊,因为定居点七八百米的范围内不允许有巴勒斯坦人过去。那天晚上在他们家的院子里聊天乘凉,聊着聊着,突然听到枪响,大家赶紧把院子里的垫子啊什么的全都收了,逃到房子里面去。一个孩子说,他的鞋子还在外面,他妈妈说,不要去拿了。这种枪声是警告性质的,因为晚上7点钟这个地方就会宵禁。他们都很惊慌。他们说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发生,但当事情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很惊慌。这时外面传来唱歌和拍手的声音。他们说前一段,有个巴勒斯坦工人过了宵禁时间还在外边走,他手里拿着电钻,被误以为拿的是枪,当场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了。所以晚上7点以后回家的巴勒斯坦工人就边走边唱歌,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带武器。

那天晚上我感受到了住在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人的惊慌。巴勒斯坦人对我特别好,说我是客人,非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就睡在地上。到半夜12点我们都没有睡觉。我们不时会听到枪声,爆炸声,还有巡逻的坦克从窗子下面过去的声音。他们说最紧张的一次是以色列人开炮,他们全家不得不躲在厕所里面,那是整个房屋离定居点最远的一个角落——其实整个房子也就四五十平方米那么大,说不上哪里更远一些。第二天早上发现地上有坦克经过的印记,他们的羊圈也被打了几个洞出来。

没过几天,我去一个定居点采访。那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优美,居住环境非常好,都是一些小别墅,每幢之间都有很大的空间,有鲜花,还有鸟等等。你也可以听到炮声,但那是士兵在操练。我只在定居点里面待了一个白天——以色列人不像巴勒斯坦人那样好客,我也没有提出来要住,因为我不敢。曾经有巴勒斯坦人在通往定居点的路上埋地雷,回去的时候不太安全,所以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些居民是20世纪70年代从西奈半岛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担心假如政府的政策又变了,他们又要从这里搬走,定居点随时会被拆掉。所以这些犹太人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不高兴。

我一直以为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犹太人有武器有坦克。但是一个巴勒斯坦人跟我说,不,我们是可怕的,他们是害怕的。我们人数要比他们多。他们干吗要开枪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的定居点就像一个个孤岛一样,在巴勒斯坦的大海当中。所以他们是更害怕的一方。

后来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定居点内外》,反映了这两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和人们的心态。

2004年2月7日,一个很平常的早晨,9点多钟,我突然听到外面咚的一声,就知道加沙什么地方又爆炸了。我赶紧听收音机,说是有一辆汽车被一发导弹击中,伤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巴勒斯坦激进派别杰哈德的一个头目。我想,要是去现场,能够拍到的照片无非跟以前一样——就是被炸烂的汽车而已。这时收音机里说一个小男孩被炸成重伤,于是我决定到医院去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了。车子开到医院门口,收音机里还在说这个孩子受了重伤,医生正在抢救。我赶到急救室——巴勒斯坦人的医院管理不是很严格,任何人都可以进病房,没有人管。小男孩躺在一张床上面,有三五个大夫在给他扎一些管子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拍照。拍着拍着,我从取景框里面看到有一个大夫把一个白床单给那个孩子盖起来了。那个大夫看见我,很愤怒地来推我,说不要拍照了,不要拍照了。当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把我推出去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那个小男孩刚刚死了,他是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掉的。

那天我觉得心里面很难受。我在加沙待了已经有一年半了,像这样的死亡我看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生命在我的镜头里面离去。那天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很不专业的事情。我应该回到办公室发稿件,写详讯。但是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北京的编辑部,我说我有事情,现在不能回去,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口述一下这个稿子。我就把情况大概给说了一下。然后就去了这个小男孩的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去了他的墓地,看着他被埋葬。我觉得看着他被安葬,我的心才安下来。

当时其他所有摄影记者都走了——已经拍了被炸的车子,拍了葬礼上有人朝天开枪,喊口号,该拍的都拍到了,他们该收工了。但是我那天就特别想跟着那个送葬的队伍过去,看着那个孩子被安葬。路非常远,来回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发片子也就晚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去那个孩子的家,去看他的父母。最后一次我去那里,他母亲坐在那里,很木然的样子,连眼泪都没有了。那个孩子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儿,巴勒斯坦人觉得有两个男孩的家庭才是完满的。男孩的一个亲戚看到我去拍照,他拿了小男孩的一张遗像,放到他母亲的背后去,想让我做一个背景。他刚一拿过去,本来很木然的母亲突然就哭起来了。我拍不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拍了,我得走了。

还有一个被炸成重伤的是一个51岁的巴勒斯坦人,他家有13口人,都是靠他来养活的。他被炸伤以后,虽然没有死,但是受了重伤,再也不能去工作了。一家人只能靠联合国的救济去生活。我去了他们家,他家非常非常穷,连个门也没有,窗户也没有,窗户上面绑了一块大石板,挡挡雨,家里面也没有电。他们喝水还是从井里打水。他有一个女儿,因为没有钱去上正规的学校,只好去哈马斯开的那种宗教学校。

我当时写了一个故事,叫《在一次平常的轰炸之后》。那样一种轰炸对加沙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全世界也不会怎么关注它。但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在新华社里面,得到的机会会很多,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领域,很多东西可能是跨领域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太少了,每次都需要去做很多的“作业”。2001年,我作为新华社报道组的一员,去广州采访了第9届全国运动会。我对体育不是特别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但是既然到了那里,我就想那就去找材料呗,把我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好。其实虽然我是外行,但是以一个外行的眼光,有的时候就也会发现挺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需要你有专业知识才能做。比如,我看到一个练体操的小女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手上有很多伤痕。我就跟她聊,她讲她们训练怎么怎么艰苦。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得到奖章的人特别特别少,但是有这么多这样的小女孩在默默地训练,她们也有很大的梦想,这可能是体育最美好的东西吧。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大家都挺喜欢的。

我最不喜欢的状态就是坐办公室。我现在回到北京,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根据二手的材料作新闻。这时候我会有一种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是这个里面也有值得我学的东西。比如,我以前虽然从事巴以的一线报道,但是对中东的其他的问题,像叙利亚和黎巴嫩,都算不上很了解。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对全世界所有大的事情、最热点的问题,都要报道。这就逼着我要去看很多材料,才可以写那些特稿和分析文章。所以我渐渐学会了不要去抱怨,而是从中去学东西。

所以我觉得任何困难也好、困境也好,里面都有值得我学的东西。

在新华社里面,在整个国家里面,记者能够接受到的教育中的缺陷就是专业方面的培训特别少。美国有个尼曼奖学金,当时我看了之后就想,中国要是有这样一个东西,让中国的记者有机会到北大清华学一段时间,对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去学习。

如果我是做国内报道,我想最大的回报就是你做的事可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做国际报道,这个方面的改变会很少。我的工作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见证很多事情。我想把我的报道做得跟其他人的不太一样——也许我能讲更多的细节,以一个女性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一个同事看了我写的定居点内外的报道以后,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生动的报道。他讲这个话是很随意的,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觉得我得到了非常大的承认。

最初我觉得,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新闻在哪里,记者就该在哪里。现在我觉得做记者应该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你的故事让人感动,你会推动其他人改变这个世界。但也许这太理想主义了。

想当记者的年轻人第一要学习;第二要知道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现在的风气是记者成了明星,很多人就跟风。也可能他们没有很多新闻可以做。记者必须要有好奇心,同时也要谦卑。要使你的采访对象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这样才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记者还要讲真话。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我现在做国际新闻,越来越感觉到没有什么不可以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说它。中国很在乎保持某种平衡,所以好多东西我们不能完全跟着西方的媒体走。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要从多方面反映问题。

新闻的进步是和大环境有关系的。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信了,有了自信心,新闻行业也会越来越开放。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对新技术方面调整得还是比较快的,例如博客就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博客,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当然有些危害国家的也不允许——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做记者最忌讳的是预测。我不喜欢预测。如果非要预测我自己的话,我希望今后5—10年我能够学习更多的东西,能够变得更加专业。我希望有一份真正意义上好的国际新闻报纸——中国有这样的报纸,但是很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几份已经关闭了。中国最有名的做国际新闻的报纸是《环球时报》。说实话,我们真正做这方面报道的人不是很喜欢,因为它会选取一些哗众取宠的题目,里面的内容并不很真实。但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怎样在真实、专业和好看等几个方面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还没从加沙回来,就受到国内很多媒介关注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女性。现在国际部的领导有时候会对那些要出国的人说,你们去找周轶君聊聊。我也确实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他们分享一下,愿意别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些东西。我也写博客。最近我去北外做一个比较短的讲座,发现有很多孩子都想当战地记者,很多孩子想做罗伯特·卡帕。我跟他们讲,你要做卡帕,但是卡帕让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踩了地雷,而是他拍的照片,他自己并不想死。你要知道,做战地记者,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值得你用生命去换。我希望我能影响一两个或更多的一些人,这样我觉得很开心。

“让人们把心扉向你敞开”

——林谷【当我们2005年冬天采访林谷的时候,他还是新华社中国特稿社的一名记者。当时他已经在两年前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并被英国广播公司(BBC)选为广播专栏“来鸿”的主持人之一。2006年夏天,林谷受邀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在赴美前夕从新华社辞职。2007年夏天林谷回到了北京,打算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自己感到有激情的东西。但是到了秋天,他就成了中央电视台新开的对话节目《我们》的主编,同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新闻系任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林谷已经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成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国际频道奥运报道组的制片人和评论员。他在2008年秋天加盟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有了一个新的称谓:资深媒体专家。】

我是一个在外漂泊的成都人,很怀念家乡悠闲自得的茶馆和麻辣鲜香的小吃。

我当上记者纯属意外。1998年6月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已经决定留校——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外语和文学。

碰巧有一天上午在打开水的路上,我撞上了一位来上外招聘的新华社记者。我从前的一个室友比我大几级,当时已经在新华社了。我就问他我这位在新华社做记者的室友干得如何。他说,很不错啊!你也想试试吗?

我说我首先要挑战他一个问题:中国有新闻自由吗?有言论自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做记者吗?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他的大意是说,尽管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定的,但是你作为记者可以去开拓自己的空间;在新华社这样全国最大的新闻机构里面,你还是有施展拳脚的空间。这位记者在一个毛头后生的挑战面前没有用一种官腔的、概念性的回答,这点给我印象很深。

第二个问题我就问,是不是非要入党才能到新华社。他说不一定啊,我到现在都还不是党员。我就更觉得面前的这个人很鲜活,挺有趣,既然新华社容得下这样的人,看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去的。

另外,也有一点家庭因素——我母亲是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广播电台播音员,后来也一直做记者和编辑。我父亲是大学老师,所以这两个职业对我来说都是可选项。

不过我母亲还是担心,以我直率的脾性,恐怕在新闻界迟早会闯祸。而且我也觉得,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当老师,生活比较单纯,更能率性而为。所以新华社在上外的首轮笔试我就没有去报名。没想到新华社的那位记者一路打听居然到宿舍来找我,他说,这样吧,你先去考了再说,要是考上了不去,你也可以说新华社要我了,我没要它,你面子上也挺有光彩的。瞧瞧,他怎么那么会抓得住年轻人的心理?我就去考了。笔试一过,他们让我到北京面试,说如果录取才会报销差旅费。我还是去了北京。

我记得对外部十来号人,齐刷刷在我前面坐着,问我问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问我对外国新闻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看法。我不知道《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主要作者李希光就坐在考官里头。我说,这本书有一定的偏颇,老说外国记者在报道的时候妖魔化中国,其实,也许中国记者在报道外国的时候也有以偏概全,也有概念化思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地怪外国记者,应该是中外记者同行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我记得当时一个考官就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希光一眼,大家都微微一笑。就这样通过了面试,他们告诉我你可以打好行装来新华社报到了。

我没学过一天新闻,主要得靠自己去悟。我当时的理解是,做一个好记者要有很好的人际交往的能力。你要让人感觉到亲切。光亲切还不够,你还要有真诚,人家才会把心扉向你敞开。真诚——这是一个优秀记者最好的名片。这个职业最大的奢侈就是,凭借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真诚,一扇一扇的门能够依次向你打开,你会迈进一个又一个新天地。如果你不是一个记者的话,凭什么一个陌生人会和你聊天,向你敞开他的心扉?所以我觉得记者是一种很有魅力的职业,是能经常带给我会心微笑的一份工作。

我特别喜欢采访,采访时如鱼得水——人家恨不得掏心掏肺倒给你所有的人生故事。可是一旦落笔,又觉得特别痛苦。一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对着空荡荡的电脑屏幕,要写点什么,表达点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活还是有头疼的时候!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做硬新闻,很容易上手,但是我很快就厌倦了那种似乎约定俗成的套路。很多年轻的记者刚来的时候,在报道上会有不少别出心裁的想法,但是一碰到一些老古板的编辑,他们就会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把你的东西改成千人一面的新华体。有的人给一些编辑送上“职业杀手”的雅号——他们的新闻敏感是逆向的,他们马上就能觉察到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内容,然后把它们统统删去!我想这是一种异化。也许这些老编辑当年也充满激情,有很多新思想。到后来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枪毙”以后,他们会把这种思维方式内在化,其实是件很悲哀的事。

年轻记者需要好的师傅,好的编辑。我觉得就像找对象一样,找编辑也要找对人,要不然离婚都很困难。所以我刚到新华社的时候,就自作主张自己找师傅。有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资深记者韩松人很睿智,为人又很谦和,闲来还写科幻小说。我就对他说,这一个月我就跟着你吧。我们分配到一个选题,就是改革开放20年中国媒体有什么变化。我们一起采访了好几位总编,包括《人民日报》总编邵华泽,《南方周末》主编江一平。当时新华社有个规定:新来的要先闭门当三个月编辑。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待着——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就爱到处跑。那些编辑也没有阻拦我,没人问我怎么没有老老实实在电脑前待着。那次合作特别愉快,我们的报道是中、英文双语版,一写出来,法新社、美联社、香港几乎所有报纸都纷纷转引,反响特别好。这实际上也证明了我还能发点东西。年轻人就应该到处跑,只有很资深了,才坐在编辑室里做编辑写评论。让年轻人一开始就当编辑,我觉得很荒唐。

我在做硬新闻的“大广播”不满足于辛勤采访只发小豆腐块的短消息,所以常常自虐式地当日发中、英两种文字的特写,引得值班编辑常抱怨我给他们加大了工作量。一位老编辑说,你这么爱写长文章,干脆去特稿社吧。他真给说中了,我在“大广播”干了一年心生厌倦的时候,如愿转到了中国特稿社来工作。特稿社有相对独立的编辑方针。它和做硬新闻的“大广播”部门不一样:在“大广播”,有时候你的稿子被编辑改下来以后你会觉得很烦,都不再想署你自己的名字,因为那已经不是你的稿子了。其实新华社这样的机构不一定就非得坚持旧的模式。

我曾经对一些我的西方同行说,不要以为新华社就是铁板一块。它是多面的。不可否认新华社官方国家通讯社的地位,也因此在拥有信息方面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新华社也在努力适应市场的变化,创办了比较市场化的杂志,新华网也成为网络媒体的一个强有力的成员。新华社人才济济。尽管有时候还会受制于大环境的限制,新华社一些记者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他们的作品很有深度和底蕴。

特稿社的一位编辑曾经说过:当一些领导部门要求不要报道什么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开始。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在特稿社工作方式的一个概括。我们就是从一个个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从环境污染到艾滋病危机。特稿社主要针对海外读者报道中国。我们并不愿意赞歌一片,而是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各种问题,试着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曾任香港《南华早报》特稿部主编的英国记者詹丁思就告诉我,他用我们的稿子觉得很放心,即便他知道我们是新华社的一部分。

在特稿社,绝大多数时间是我自己去找选题。比如,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周立太的律师,他专门为打工仔打官司,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故事,编辑一拍板,我就在1999年冬天去深圳拜访周律师和他的当事人了。

周律师代理的人很多都是农村来的年轻孩子。他们到了深圳,满以为到了美丽新世界,可是血汗工厂的严酷现实粉碎了这些美梦。这些孩子因为机器陈旧或加班加点,因工伤致残以后,多半很快就被扫地出门,连自己的立锥之地都没有,谈何为自己维权?周律师租了一个很大的三层楼的房子,在深圳的郊外,这二三十位当事人和他同吃同住,形成了一个很奇异的临时大家庭。我在那儿和他们生活了两个星期。

首先周立太这个人让我感到非常震惊。他本人以前就是一个打工仔,通过自学成了一个律师。他没有忘记他来自何方,当他成为律师以后,愿意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这些最弱势最边缘的人服务,为他们奔走呼号。这些人很多是来自我的家乡四川,有些来自重庆。这些当事人是在一个还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残酷的资本主义的角落里,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刺激。

我主要是听这些人讲他们的故事,另外我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包括一个当地的女法官。即便话题很敏感,她也对劳工的处境和周律师的作为作出了务实的评价。回到北京,我也采访了劳动部负责政策法规的官员,他对目前的劳工状况做了坦率的评论。我还采访了人民大学的一个劳工问题专家,他对中国劳工状况的评论非常大胆。

写完初稿,英国专家润色文字之后,就发给了编辑定稿。我和专家当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改完之后会成什么样,因为这个题材实在太敏感。但是在看定稿的时候,我长出一口气,该有的东西都还在,整体效果也更好了。后来,香港《南华早报》用整版的篇幅在他们的“焦点”专栏登了出来。读者很快就有了强烈的反应。香港新界的一位德国牧师马上就带了一些同道过了罗湖口岸到周律师那儿看望大家,当场捐了钱。在深圳开公司的一位美国老板把这一期《南华早报》的版面钉在玻璃框里,送到周律师家里,表示从现在开始提供每月定期资助。国外很多媒体,像美国的《时代》周刊和公众广播电台,都去采访了周立太。周成了国际知名人士。我为我的报道能产生这样的效应感到欣慰。

采访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深圳的高楼背后,有血腥也有温馨的场面。在郊外的那个临时大家庭里,就演绎着不同人的悲欢故事。我碰到了一位眼神非常惶惑的年轻打工仔,当时才十七八岁。他对我说,我右臂都没有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很想学法律,也像周律师一样帮助像他这样的人。我当时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自学法律课程了,一门一门地去考。后来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的草根民间组织,主要是在深圳当地的民工里面做劳动法的普及教育。他还准备自考律师执照。这些打工者中,有的人又回家做了农民,通过周律师帮他们打官司赢到的钱默默无闻地过自己的生活。

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是2000年11月我到广西去报道中越边境的艾滋病危机。我在凭祥的一个戒毒所待了整整一下午。当你像一个空降兵一样到了那里,别人为什么会向你敞开心扉?通常当地官员都会坚持陪着你采访。没想到那个年轻的所长非常开通,和我也非常投缘。午饭过后,他说,林记者,你自己跟这些戒毒者去聊,我就不管你了,你愿意聊多久就聊多久。在这个戒毒所采访写出来的报道和那次在广西采访的报道一起,也在《南华早报》登了一个整版。后来我把这组报道做了一个中文版,给了《南方周末》。那边好长时间没有消息,我们还以为他们不想要。忽然间他们在调查报道版上把它登了出来,是我和他们记者的联合署名。原来,为了验证报道的真实,他们又派了自己的记者沿着我走过的地方调查了一遍,增加了更多的细节。

我给《南方周末》做过的另外一篇报道,是关于北京一家医院明明是做艾滋病新药的人体试验,却没有做到事先的知情同意。河南好多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农民以为是免费治疗,就兴高采烈来到北京“接受治疗”。有个别病友就死在北京。这个事情涉及生命伦理问题。《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封面报道采用了,同时还采用了我们关于生命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人权问题的评论。那家医院对此非常不满。

宣传这个中文里的常见词,虽然现在英文翻译从propaganda(宣传)改成了publicity(广而告之),但是这个词还是有一种强行推销的意思,带有一种指令性,带着一相情愿。我对宣传有一种打心眼里的反感。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人的思路还是要把我们的伟大成就强行兜售出去。其实确实是有不少好东西,结果常常被这些推销员弄成了滞销货。

宣传部门应该是为记者服务的部门,而不是来控制新闻记者的部门。各级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提供信息的部门——不能光是把英文的名称改成广而告之,而实质上换汤不换药。他们应该配合记者采访,主动提供新闻线索,而且学会用记者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才能做好他们的工作,否则他们或多或少还是记者的绊脚石。

其实,各国的相关部门为了自己的需要,都会用各种办法来阻挠记者正常开展工作,无论是采访白宫,还是战地报道,都绕不开主管部门。各国记者的一个共同使命就是要挑战各色官僚机器。

大而言之,在中国,现在当记者还是有很多限制,尤其是在地方上。地方上的记者要受到层层宣传部门的控制,更不要说还有中宣部的指令,所以说是多重控制和审查。像上海这种地方,它的新闻控制是非常严的,因为它要精心营造一个中国发展的样板,所以它的宣传部门是非常强势的。

我觉得,在中国当记者最好的地方,恰恰是在北京,在这个“天子脚下”所谓的政治中心,记者其实有更大的余地和活动空间。有时候,如果并不非常明确要听命于谁,自由度就会多一些。

最大的挑战在于从外部环境而言,不同的被采访对象、尤其是政府官员,因为种种顾虑,特别是维护部门和个人私利,要么三缄其口,要么语焉不详。这些是来自体制的挑战。也有记者这个职业本身的挑战。有时候你也会权衡,究竟我该不该报道出去,因为报道出去也许维护了公理,但会牺牲一个人的名誉、隐私或者生计。这种时候需要理解和倾听,有时候你需要对采访对象有一种同情心。有些记者明明是承诺过要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但是却不信守承诺,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记者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职业化。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练好基本功。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在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你需要快,需要思想开放。你不要怕问刁钻的问题——你唯一担心的就是受访者可能觉得受到了触犯而拒绝再跟你谈话。

有些记者特别懒,他们已经习惯了去跑各种场次,拿到一个新闻稿稍微改一改就成了自己的稿子,就根本没有想要自己去挖掘故事。这里面也存在有偿新闻的问题,所谓“红包”现象。很多跑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记者有很多机会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会上会拿到一个信封,装着好几百元的所谓“车马费”。一些公关公司的工作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记者。有些记者就专门这样“赶场”来创收。我管这个叫贿赂新闻,它很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拿人钱财之后,你的报道还有什么平衡可言?这种潜规则的市场当然很大,但是这又回到高薪养廉的问题:是不是中国记者的薪水报酬都不是太高,导致他们很在乎这些“车马费”?

这份工作的回报如果不是“车马费”,又是什么呢?记者可以跑很多地方,而且有单位买单,多爽!免费旅行之后你得出东西,又能挣稿费,你说值不值?当然,作为记者,你无法充分地欣赏眼前的风景。你得集中精力,眼看着一分一秒过去,如果连采访对象还没联系上,多糟糕!但是,基本而言,这活儿很酷!

另一个回报是,有些很有意思的采访对象,可能会成为你终生的朋友,就像周律师和我一样。也许在采访中,你要保持中立客观,甚至有意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一旦采访结束——记者也是人嘛,也不是采访机器——你会感到这个人值得交往。这个时候,你又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新闻职业可以是交到真朋友的一个捷径。

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权利意识的张扬。中国修订的宪法明确写入了要尊重人权,还有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人权入宪那年,2004年,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有大规模的拆迁,有一个黄老汉手持宪法站在推土机前面,要用宪法捍卫自己的家园,媒体给了最重量级的报道。这个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动体现出一个小老百姓,一个升斗小民,能够拿起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在又到年关,快要过春节了,民工怎么讨回欠他们的薪水,如何关注社会的不同弱势边缘群体,这个时候又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从新闻手法的变化上而言,也出现了一批可圈可点的职业新闻人。他们在报道中,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用冷静客观的方式来报道描绘一些动态,而不是像以往盛行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叙述方式。现在有了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兴起,大家在回归到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职业标准上面。

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总体来说,在主流媒体中,还是以官方的声音为主,而民间的声音相对来说是不够的。有的记者甚至认为,我在一个具体报道里面应该给老百姓更多说话的机会,这样才能在整体上达到一种相对的话语平衡。

在立场方面,有时候你会很容易同情这些老百姓。有时候确实是明摆着,官商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他们真正是处于弱势边缘被欺凌的地步。但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2002到2003年,我拿到英国外交部发的“志奋奖学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了一个社会人类学的硕士。人类学家和记者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相似之处:两者都要和受访者相处一段时间,近距离观察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其实质性的区别在于,人类学家要写的是高头讲章,可能会曲高和寡,而且多半只有小范围的人看到,而记者是要给大范围的受众讲故事。

新闻记者就是信使。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纷杂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报道出来,让读者不出家门,不出国门就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就能开阔眼界。我们也像舵手——如果社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和冰山相撞,行将沉没,总该有人在那里盯着,说,嘿,伙计们,危险!目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还是像泡沫一样,迟早垮掉?我们应该发出警告。

记者必须把故事讲好,而不是仅仅娱乐受众。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领会事情的意义,发现内在的逻辑。我们的报道应该是一张邀请函,吸引读者和我们一起思考。

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热点问题,我有时候会感到很疲惫。我觉得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还是一种人治的机制,还是长官意志,官本位,还是想掩盖不好的一面,不愿做老实的事,向人民负责。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就会不断地老调重谈。

有时候的确需要有记者在那儿盯着,不断敲警钟。但是这样久了以后,会感到一种疲惫。就是说,都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即使我们报道的题目在变,背后的根源是何其相似。

我在考虑我的下一步怎么走。我的一些外国朋友认为现在海外出版的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太多怨妇情结,特别情绪化;需要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有深度、相对平衡的业内人士来写中国,可以写评论,也可以写书。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尤其是一个用外语向海外报道中国的记者,也许在某个时候应该写一本书,把对这个国家的理解,用书表现出来。这当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开始,如何面对整个中国。

“媒体自我人格的形成刚刚开始”

——谭宏凯【我们采访谭宏凯的时候,他是《中国日报》评论部的主任。2008年10月,他离开了评论部,就任报社总编辑助理。朱迪认为,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话柔和的谭属于那种定位明确的东西方之间的沟通者。确实,作为面向外国读者的一家英语媒体,谭宏凯和他在《中国日报》的同仁们,在国内新闻界的知名度十分有限。即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耕耘了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然甚至没有出道才几年的中文媒体的小记者有名。然而,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发出中国的声音,为中国争取着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在我们采访的所有人中,谭宏凯最为低调。但是,作为同行,我深深地了解,言论版是一家报纸的魂之所在。而面对强势的西方媒体,创刊还不到30年,主要的编辑记者都是以非母语写作的国内英文专业毕业生的《中国日报》,以其现有的力量,能够坚持每天出两篇有时三篇社论和两个版的言论,是何等的挑战。国外的评论写手都是资深新闻工作者,而《中国日报》目前的评论写手,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谭宏凯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天天有社论、有言论。这非常难得。而且,面对经常不断的外部压力,谭宏凯总是自问:我有没有穷尽了现有的可能?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真正新闻人做事的态度。】我当记者可以说是阴差阳错。我的本科是在四川大学读的哲学。我从本科的时候,公共外语成绩在四川大学算是不错的。我一直也比较关心媒体,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那时候这种渠道很少,但是像《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几乎每期都看。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中国事务的报道,他们对中国事务的评论。

我在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拿了硕士学位,毕业时有几个选择:有推荐让我去企业的,有介绍我去大学的,还在国家机关面试过。很多人愿意去部委工作,其实我倒无所谓,觉得可能这是最没意思的工作。后来我的导师推荐我去厦门大学。我没有去过厦门,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觉得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好,另外厦门是特区,我感觉可能环境相对应该宽松一些,就决定了要去厦门大学教书。学校甚至都给我安排了课。如果没有意外,我就教书去了。

1989年年初,最后一个寒假,我回河南老家时路过北京,待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住在《光明日报》的一个朋友那里。有一天,他跟《中国日报》体育部一个朋友通电话,对方说他最近很忙,好多毕业生来考《中国日报》。朋友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跟我开玩笑说,不都说你英语好吗?人家都在考《中国日报》,有本事你也去试试。

我也开玩笑说,试试就试试,大不了权当去玩儿嘛!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那时候我没有真的想来工作,就是和朋友开玩笑。来了之后,我发现报考《中国日报》的都是英语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我考完就走了,都没有问结果。

要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小子,在这里参加人家的考试,最后连成绩都不知道,都不敢问就走了。我说,有什么不敢问,于是就打电话问《中国日报》。对方说,哦?你终于出来了,你走了都没给我们留个联系的方式,找你都找不到,你赶紧过来吧。《中国日报》考我的两位副总编说我考得还可以,问我愿不愿意来工作?

考虑了考虑,我觉得试试也可以嘛。就这样,一来就干了16年。

最初,他们曾希望我去体育部,体育部缺人。但我不愿意做体育记者。评论部一位副主任听说我的背景,认为吉林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不错,希望我到评论部。所以我就到评论部了。这是后来他跟我说的。

我从来没有学过新闻专业,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学习过英语专业,所以刚刚到《中国日报》,要面临一个转折一样的过程。在适应了用外语工作的环境之后,我有意识去做一些采访。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很乐意提携我们这些年轻人,也给了我一些建议帮助我。我跑了一些有关立法和行政改革的新闻,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中国日报》的言论版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够大。一个积极一点的变化是,《中国日报》现在终于每天都有社论了。《中国日报》过去总觉得社论必须是针对大事的,如中央开大会了,或者有个巨大的事情的时候,才值得发社论。有几位资历比较老的人,如果遇到大事的时候,编委会认为需要发一篇评论,就会从他们当中找一个人来写。那时候都没有信心说这是社论,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很难对一些事情提出有价值有见地的观点。他们往往会说,这是我们的评论。后来编委会的概念有了变化,认为一张报纸怎么能没有社论呢?这样我们就有了社论,做这个事情的人也相对多一些了。最终每天都有社论了。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天有三篇社论,但是没有怎么坚持。因为领导认为一天三篇太多了,没有必要。现在我们一般每天登两篇。

在我们开始每天出社论之前,我就在想,也跟同事一起商量,怎么想些办法,让我们的版面和日常工作流程更合理一些。我说,这样吧,我们开始每天早上来开会,来讨论,今天的新闻线索里面,哪些是我们应该去做社论的选题。即使我们到时候不能出,也要来讨论一下。刚开始有人怀疑: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或者做起来能不能坚持呢?但是后来我们做了,也坚持下来了。如果说这些年有我感到做得还不错的事,这应该还算是一件吧。

每天早上9点半,他们几个人都会来我办公室。先是每个人说说到9点半为止,我看到的、我了解到的哪些新闻线索还比较有价值。每个人把自己的摆出来,就成了一个单子,大家对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有个基本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选定两个题目,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看从哪个角度做。然后我会说,这个东西给谁来做。大致的思路大家会碰一下,然后大家分头去做。最后的版面是由老总们决定的。社论也不是我个人能定的——应该讲如果社论是我一个人来定,那就不对了。我不是《中国日报》编委会的成员。社论应该是代表媒体导向的东西,是吧?所以不应该是我决定。

让我具体讲哪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去查也可能比较难。如果不说具体某一篇的话,我印象中,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稿件。《中国日报》对这样一个大事,根据时势的走向,比较好地贯彻了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就是在联合国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穷尽了和平的可能之前,不应该轻易去用武力。从伊拉克战争开始,我们的言论版曾经让美国驻华大使馆很不喜欢。我们版上发的一些卡通是美国使馆最受不了的,他们就来找我们,说《中国日报》反美,批评美国的东西太多了。其实我直接参与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像美国使馆说的是反美的。做为一家媒体,除了社论,还有个人署名的评论文章,从国际关系普遍接受的准则,或者从道义的角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观点,当然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我们的决定相对比较独立:一般情况下这个意见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并没有很直接的官方背景,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一般也没有人告诉你,来做一些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强调我们是喉舌,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个概念。比如说对于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以一种第三方的比较冷静,比较客观,比较理智的角度去看?曾经有一段我们做得还可以,写过几篇东西应该说还读得下去。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的社论每天评论的题目涵盖的面还是比较宽广的。比如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5年的社会形势分析预测报告。这是社科院每年发表的蓝皮书,讲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些分析以及对下一年做些预测。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三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这个问题大家都很重视。所以昨天我们定了它。另外中国刚刚公布了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第三批结果,里面新的统计和旧的统计体系之间,有很多不吻合的地方,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根据最新的公布,地区间的GDP排名有变化。广东是不是被山东超过了?北京排在什么位置?上海在什么位置?地方之间开始有这种讨论。不久前,不管是官方,还是社会,大家都在讲中国这些年对GDP重视有些过分了,而忽视了环境的污染,这里面有一些社会的代价。讲所谓的“绿色GDP”,就是说发展不应该只看GDP,还应该有社会、人文、环境的指标。而第三批数字出来之后,地方又开始比GDP,炒得特别热。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我1994年被任命为《中国日报》的评论部副主任,做主任好像是2001年吧。1997到1998年,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这一年对我来讲非常有用。最重要的是,让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西方或者具体讲是美国的主流新闻观念,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当然还有美国新闻的历史,美国的新闻到今天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对我个人新闻观念的成熟、对于我工作的进步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面对新闻业务里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这可以给你一种参照。另外一点,我觉得受益非常非常大的是,我在这一年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新闻业务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技巧。这对我个人的帮助可能更直接一些、更大一些、更明显一些。我回来之后应该说是更有信心、更有激情了。

因为当时我是《中国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就以为我是个什么人物似的。其实因为体制的问题,《中国日报》跟美国的媒体完全不一样,是两回事。我们现在的总编辑是2004年年底上任的,他很重视言论版,亲自点名成立了一个评论小组,有一个7个人的常备名单。但实际参与社论写作的没那么多。《中国日报》长期以来一个很致命的缺陷就是人员的知识结构。我们的记者90%以上都是学语言的。而这些人往往从大学到大学,或者说从大学到这里来,没有在社会上的生活经历、没有工作的经历,而在知识上又没有哪一门专业的知识储备。我们这个言论版的人员你知道有多年轻吗?我已经是最老的一个了,上面刚刚给我派来两位比我年纪要长一些的人,其他的都是20多岁,经历非常有限。指望我们这些人做一个好的言论版是很难的。有些话题连我这样年纪的做起来都吃力,比我年轻的就更有难度了。

具体到每天的工作,人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我没有足够多的既有兴趣、又有能力的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我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像我理想的那样好,这也是个问题。尤其你每天要出这样一个版,很多时候很辛苦,有时候甚至很绝望,因为需要改进的余地太大了。我不能什么都照顾到,常常顾此失彼。今天我看这边不好,明天我看那边不好,回头想想,哪边都不好。

年轻人说,我们的舆论环境不好。就是说,好像自由没有那么多。在中国谁都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跟同事说,也对自己说,我有没有穷尽了现有的可能?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我们一定要多去做。每个人都去做,每个人都把事情做到极致。我们不断地去试着往前走,哪怕是一步,都比你在这儿空说要好些。光是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认为有些时候,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是,我们自己有一种惯性。你说,现在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自己现有的可能充分去利用了,做到了应该可以达到的程度?我觉得还没有。这真的是很实际的问题。我的能力还不够,有时候可能再加上没有足够努力吧,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摊开讲。比如说新闻审查,你说哪儿没有?哪儿都有,就像人权问题一样。我的前提是说,这些问题哪儿都有,只不过方式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些人不太谈这些东西,比较忌讳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

在更高的层面上,我在想怎么能够比较快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形成一个对媒体角色的比较健康的共识。我们作为媒体本身的从业人员,在为我们所向往的——中国人不大谈的新闻自由而努力的同时,应该怎么来比较好地体现社会责任感?在这个行业之外,官方怎么能够很好地认为媒体更大的自由对社会是一种良性的因素?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更早地达到共识,对所有的人都会更好。我们的工作会更好,对社会的影响会更良性,(政府)领导工作也更方便。

我认为,在任何地方,新闻机构都应该立足于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为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做贡献,对社会负有责任的职业和机构。我并不认为,因为你是资本主义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新闻的职业操守就应该有所不同。可能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大家会有不同,甚至在它的哲学基础上会有些不同,但作为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应该有大致相同的行为规范,他们基本的、最核心的概念应该是共同的。

不管是这个职业,还是这个社会,变化应该说很大。中国社会、中国媒体再不是千人一面了。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每年都不一样,公众意识有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媒体很活跃。我进入这个职业后有一段时间内媒体相对不那么活跃了。现在很难说是活跃了还是不活跃了,但是我总体感觉,还是有很大变化。尽管从所有制关系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体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媒体还是在向多元化发展。媒体的声音在分化,媒体的自我定位也在分化。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这是巨大的变化。而媒体本身的分化,对将来中国一旦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市场化媒体的格局,也会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

要我预测媒体5到1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想谁都很难说。事情的走向,并不完全是任何个人或者群体的意志能够左右的。中国媒体目前仅仅是刚刚开始这种分化,就是说媒体自我人格的形成还只是刚刚开始。就连现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本身也是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相信,再经历5到10年,就能够有一些自我人格相对成熟的媒体出现。至于我的希望,我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更快的积极的变化。政府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媒体没有一个很充分活动的空间,那这个过程也会很艰难。另外我也希望,我们作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我们这些机构,如果能够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去发挥作用,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更好地去利用这份空间和这份自由。你值不值得有那种活动空间和自由,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媒体自身的责任意识直接关系到媒体的公信力和它的社会角色:社会有没有那份信任,让你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责任。

这些年我听到好多年轻人都说到,他们想来做新闻工作,是因为每天都有新鲜感,是因为这份工作特有的刺激。好奇心是做一个好记者的很重要的基础条件,但是要想做一个很好的、称职的新闻工作者,仅仅有好奇心真的还很不够。这个职业要做好,恐怕你投入的不仅仅是那份好奇心。这样一份事业并不总是讨好,不会总能给你带来很好的收入,带来你期望的那种名利,它可能有时候要你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应该先问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为了这样一份事业牺牲个人的利益?你能不能承受、愿不愿意承受?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一种很严肃的承诺,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事业值得你去付出。我觉得这就决定你能不能在这里做得足够久、足够好。

或者说,你要是想挣钱呢,就应该去从事别的行业。有很多比新闻媒体行业更好的地方。但在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做了,就应该对得起公众的期望和信任。

记者这个职业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因为这个工作到你想去的地方,看你愿意看的东西。当然对于这个职业来讲,这是比较次要的一件事情。我学过一些政治学,学过一些哲学,还有社会学,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尽管我不置身于官场,认为很没意思,但是对社会问题、对政治问题还是有些兴趣。尤其中国这种社会,又是发展中的、转型的,我觉得做新闻的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应该很幸福,即使难题很多也无所谓。

我做的真的没什么好骄傲的东西。我只能说,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我很尽力。现在回头来看,也许很多东西本身都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去注意、去做了,读者,尤其是比较关心这个版面、比较关心这个报纸的人,他们看到了就会说:这个很好。

“抗拒新闻的易碎”

——晋永权【晋永权的硕士学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可是我总认为他是学哲学的。因为他对新闻这个职业有既宏观又深入的哲学思考,甚至对人生都有宏观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不仅一直在坚守这个职业,而且在抗拒着这个职业的易碎。对此,国内一位新闻系的教授赞叹不已:想不到中国还有这样的新闻人,把新闻三昧看得如此透彻!作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把新闻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按照他的“五年计划”流程,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前两本是他在访谈时提到的《最后的汉族》和《出三峡记》。后一本是他2009年刚刚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这三本书,都和他的新闻生涯密切相关。】

我是在安徽不同的地方长大的。父亲是中学老师,工作调动比较频繁,从城镇到农村,我一直跟着他。后来我做了记者,我爸说,我还是经常跑,在一个地方总是待不长。这也许是和我小时候的经历相关吧。

我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四。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但是我排第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我属于父母几乎可以不管的。上面的哥哥姐姐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下面的弟弟妹妹需要更多的关照。我比较自由,从小就感到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来干涉我的选择。

我原来学的专业跟新闻和现在所做的新闻摄影都没有关系。我在合肥师范学校先学的英语,后来上了教育学院,又学政治。在8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有很多非常剧烈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很多问题我自己稀里糊涂的,又想把这些搞清楚——于是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考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较为特别的专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现在几乎忘了它的全称,只是简称马列所。全称是我今天上午现查的。这个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17个国家研究所之一,专门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传播。我1990年进入马列所,开始严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培训。现在,这个所与时俱进,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父亲是教政治的,小学的时候我就把他的一些书拿起来看。男孩子爱看打仗的书,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拿下来看。但是我看不懂。我想,既然是打仗的书,我怎么看不懂呢?这个发现深深地刺痛了我。既然叫《法兰西内战》,为什么里面没有图画——没有刀、没有枪、没有人,为什么?我爱学习,我拿了《列宁是怎样学习的》,发现自己也看不懂。它为什么不告诉我列宁是怎么背书、怎么写字、怎么对付老师的?它都没有,都看不懂。我在考上马列所导师进行面试时,我对着参加面试的老师们说,我希望把我小时候看不懂的书、搞不明白的问题在这里搞明白,结果老师们都笑了。事实上,因为有这些问题存在,所以我的自学非常成功,“马列经典著作”这门课,很多考生都摸不着头绪,我却考了很高的分。

在我读研究生的过程中出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了,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东欧也发生一系列剧烈地变化。这些对我的影响冲击和以前的不解相比更大了,我在思想上突然短路了,很多问题愈加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隔壁住的是新闻系的研究生。他们看不上我们,当时他们说苏联都解体了,中国还不一定怎么着呢,你们学马列的完蛋了。我们对他们也有看法:新闻无学,你们读过几本经典?我们来讨论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怎么样?事实上,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和新闻系的同学有了很好的交流,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关系。他们影响了我。我们是不是影响了他们,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上学期间,我听了一次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讲座。这位老师、学生心目中坚定的马列主义拥护者说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个时候,我有了想法,找一个做记者的工作。我觉得记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期间我接触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虽然一知半解,但不少问题还是给自己提了出来。

不过书我还是很认真地读下来。按照学校的评价标准,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获得者。我可以进国家机关,去写理论文章,或者做领导的秘书。但是我在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后选择了做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但是这是我比较想做的。当然做起来会发现很多问题,与自己想象的东西会有些不一样。

研究生最后一年,通过新闻系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到了《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实习。这是一家非常活跃、官僚体制因素影响似乎少一些的报纸,对年轻人比较好,不论资排辈,能接触到社会的一些真实的东西。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业内名气非常大。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你学过新闻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你学过摄影没有?我说也没有学过。他接着问你知道贺延光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可以,你就在这里实习吧。其实,在学校我选修了些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课,借了很多新闻方面的书来看,在合肥师范学校时也学过几年摄影,还当了两年摄影组小组长,而且我也知道贺延光。为什么都回答说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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