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南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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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俄罗斯试读：
导言
苏联剧变已有20多年。从转型视角分析这一期间俄罗斯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及力图达到的目标，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它所面临的转型任务，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对正面临重启改革议程的中国来说，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就20多年来有关俄罗斯转型的主要问题做一扼要与客观评析。
作为俄罗斯母体的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时期经历了多次改革，赫鲁晓夫曾揭露与批判过斯大林个人崇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亦力图进行根本性改革，提出公开性与民主化等改革新思维，并在1980年代末，经过激烈争论，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才实际上达成共识。但苏联时期的改革，都只是从具体体制层面进行修补，没有从制度层面推行转型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设想目标并未达到，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1991年底上台执政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与弊端具体表现为：（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在斯大林时期使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专政，并往往是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因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显然，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与维持长久的。俄罗斯民主派1991年底上台执政后，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转型，从根本上改掉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已失去发展动力和人们不再信任的苏联政治制度，使国家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1992年1月5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3月31日，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除鞑靼斯坦和车臣两个共和国没有参加）中的87个联邦主体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条约确立了联邦制的原则和划分了俄联邦中央与各联邦主体之间的职权范围。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对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12月25日宪法正式生效。由此确立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也明确了国家权力结构。1993年通过的基本宪法制度根本不同于苏联历史上先后制定的四部宪法中的任何一部。
从立法原则到宪法的内容与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放弃了“社会主义”及其立法原则，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政治制度，规定由“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可被剥夺并且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取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基础的提法，代之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宣称：“私有权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可以说，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通过与生效，标志着俄罗斯“民主政治”框架初步确立。
从权力体系划分来看，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俄罗斯联邦总统由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任期四年；同一个人只就任两届。梅德韦杰夫任俄罗斯总统后，在2008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内容之一是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六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职能。俄罗斯联邦的司法系统包括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与联邦总检察院。按宪法规定，审判权只由法院行使，法官是独立的，只服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按照俄罗斯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俄罗斯检察机关既不属于国家立法和执行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作为联邦集中统一的机关体系，俄罗斯各级检察机关是代表联邦对国家各部门的法律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法律机关。
叶利钦执政八年，通过政治制度的转型，使以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复存在，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制度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是政治制度迈向现代化的重大步骤。正是这个原因，在俄罗斯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框架为多数政党与多数民众所接受，从而使这种转型方向变得不可逆转，再恢复苏联时期那种政治制度已不再可能。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这里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八年来制度性的转型、冲垮了苏联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模式的框架。
当然，我们讲俄罗斯在政治制度转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不忽视在俄罗斯形成的新的政治制度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与不完善之处。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总统权力过大，在一些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个人做出的，因此，往往带有叶利钦个人集权的性质。虽然在转型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总统集权制”有其积极作用，如能较快结束俄罗斯“双重政权”局面，总统在稳定政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也有明显的负面效应，难以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三权分立体制的实行，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这也是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政党政治很不成熟，政党过多，1999年12月俄议会选举时获准登记的党派就有26个。在议会占多数的党派无权组阁，政党的作用受到制约。这使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方面难以发挥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实现自己民主权利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民主权利尚难享用。四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影响俄罗斯政府机构决策的民主进程，使宪法的执行受到制约，最终阻碍国家向民主政治制度转型目标的实现。关于这一问题，普京在2012年1月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发表的《民主与国家素质》一文中指出，在叶利钦时期民主被寡头精英们侵占了，“在民主的大旗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普京在从2000年起的两任总统期间，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呈不断加强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叶利钦时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贪污腐败和团伙犯罪已经达到创纪录的地步。普京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是国家的软弱无力。因此，普京在政治领域的整治政策是，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增强中央的集权。这也是普京每次讲话反复强调国家作用的基本原因。他在200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讲：巩固国家是战略任务。通过加强各级权力机构来巩固国家。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俄罗斯就无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成就。
普京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提出的方针是，坚持整顿权力机构的秩序，并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政治制度；实际改善联邦主体的条件和建立发展俄罗斯的法律保障。
从普京执政8年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权力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与引导，2001年4月26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新闻媒体法修正案》；推进政党制度建设，2001年通过了《政党法》；采取措施排除寡头对政治的干扰；加快司法改革，加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下决心加快行政机构的改革，目的是消除官僚主义、官员腐败和管理低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普京在2002年4月18日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执行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仍然是集中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指挥部，各部还在继续做出努力，使企业和组织在财政和行政方面服从于自己。由于限制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普京还透露，在俄电视征询的近50万居民的意见中，有3/4的人控告的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肆意妄为。
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凌晨第二次当选连任后，一再强调最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强有力的行政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普京这八年在政治制度方面，强化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架构，形成了大大突出他个人的作用，在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体制。由于普京强调集权与稳定，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停滞不前。对此，2009年6月9日，曾忠于普京的俄罗斯公正党领袖、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就公开指出，俄罗斯包括政党体制在内的许多民主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政权党一党独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停滞不前。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成为最大的雇主、最活跃的出版者和最佳制片人，它自己就是法院、政党和人民。这样的系统绝对是没有效率的，并且只会催生腐败。它助长大众的法律虚无主义，违背宪法，妨碍创新型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这亦说明俄罗斯政治体系是缺乏效率的。
在上述背景下，2009年9月在梅德韦杰夫发表的题为《前进，俄罗斯！》纲领性文章中公布了国家新政方略。之后，梅德韦杰夫在不同场合公开阐述了政治现代化问题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两个月后，即2009年11月，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具体阐述了新政治战略付诸实施的计划，并在新政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理念。他指出：“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决定一切的宗法式社会。”也就是说，21世纪俄罗斯现代化将以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和体制为基础。2010年9月9日至10日，召开了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政治论坛。梅德韦杰夫在论坛上较集中地论述了有关现代化与民主及自由问题。
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虽已经走上了民主之路，但是，民主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
普京于2012年3月总统大选获胜后，如何认识其政治制度转型趋势，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次总统大选普京胜选并无悬念，但各政党竞争激烈，在俄罗斯很多城市出现了集会游行的街头政治。反对派发动了集会，这实际上是多年来“去普京化”不断发酵的表现。“反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时期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对一个国家依赖于某一个强权人物来主导，表达不满，认为这显然与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总的来说，“反普”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同时也说明以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尚未足够认识到公民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因而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完善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制度。
从政治转型视角来看，普京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民主政治改革。通过这次大选，普京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对政治的垄断和威权政治的强烈不满，因此必须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据俄罗斯时事评论网2012年2月6日报道，普京在会见政治家时坦承，自己当选后最大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创建一种体制，使国家命运不会被1～3人左右。但普京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时强调要谨慎。他在竞选时发表的《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一文中说，俄罗斯政治制度需要重塑，但不要指望外部模式。他坚持说，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普京看来，如大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会削弱强大的联邦中心与他个人的威权，而且稍有不慎会影响政局稳定。普京在文章中还说：“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在表面上复制。”但是，如果民主政治改革缓慢又将引起反对派的强烈不满，难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如何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对普京来说，既是难题又是重大挑战。
至于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趋势，笔者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普京仍将继续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转型的路径，突出普京个人作用的威权主义仍将是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形态。但同时要指出的是，随着转型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磨合，威权主义将逐步弱化，具有弹性与柔性。今后俄罗斯更可能朝符合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方向发展，政治制度走向更成熟化和法制化，从而走向现代化。在今后的转型过程中，政治制度进一步集权化、威权主义发展为普京独裁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经过20多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大致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框架。从国际背景来看，当前的俄罗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根本不同。俄罗斯走向极权必然会遭到西方的反对。再说，俄罗斯如果把自己重新孤立起来，不融入世界，也难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与政治制度一样，经历苏联时期多次改革，俄罗斯民主派上台时面临的仍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就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而言，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源于斯大林主义。在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这一理论指导下，在超高速工业化与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加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苏联也完成了从多种经济成分向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转变。
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多次经济体制改革，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不仅未能改变，而且国家所有制进一步发展。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制的比重为92%。
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从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来看，是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手段，走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长期以来是半封闭的国家，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并不起作用，经济走的不是开放式发展道路。这使竞争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国家。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GNP的7.7%，而这一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GNP的21%以上。
这种经济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排斥市场的作用。2012年12月26日，普京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成员对话时指出，苏联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的非市场化，缺乏竞争等等”。
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经济制度，不论从制度本身讲，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都是十分落后的、低效的。在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条件下，加上片面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造成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影响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量高出苏联3.6倍，美国则高出5.5倍，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民主派执政后，加速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通过激进式经济转型，俄罗斯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1996年，俄罗斯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主要表现在：（1）1996年俄罗斯以转让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已基本结束。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占全俄GDP的比重分别约为60%与70%。也就是说，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还认为，通过私有化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制度转型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私有者与企业家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2）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在银行体制方面，俄罗斯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在财税体制方面，俄罗斯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因此，要强化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行分税制，在联邦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基本建立。在外汇管理方面，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由过去的重公平忽视效率，转向重效率兼顾公平。（4）在完善经济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5）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参加世界经济组织。1992年6月加入IMF，同年又加入世界银行，1993年向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提交了加入该组织的正式申请（经过18年的努力于2011年12月16日“入世”）。
但应看到，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框架，是极不成熟的。由于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形成于强大的国家制度削弱与瓦解过程中，使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政治斗争，这使得市场经济运作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
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制度转型，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反而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恳请大家原谅”。他说：“我苦思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确保国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总统任期内，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施政目标了。”1992年，俄罗斯经济转型，到1999年，GDP累计下降40%。
很明显，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经济发展来看，叶利钦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经济反而出现了严重的转型危机。
2000年普京上台后，继续强调的战略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
普京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针对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第二，在经济转型的方法上，“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第三，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第四，反对重新国有化。第五，要有经济发展战略。针对过去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普京强调，为了使俄罗斯有信心走出危机，走向振兴之路，增强国内凝聚力，需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各领域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乱、无序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加上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8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8日，普京被国家杜马批准为政府总理，“梅普政权”正式形成。为了使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转型政策继续下去，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普京在其离任前的2月8日，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的讲话（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为俄罗斯今后12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大的框架。从经济转型视角来看，《发展战略》与普京执政8年期间相比，更加突出以下几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经济实行创新型发展。第二，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第三，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因为这是“知识经济”的领航员。第四，调整经济结构，摆脱惯性地依赖于能源原料的发展版本。第五，战略的重点是发展有竞争的市场经济。
在俄罗斯转型20多年期间，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2012年1月30日，普京在俄《新闻报》发表的题为《我们的经济任务》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为发达国家的1/3或1/4。”至于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与苏联一样仍是原料型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能源与原料供应国地位。鉴于上述原因，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主要问题是要着力解决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
根据以上从政治与经济制度转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这20多年里，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结束了制度转型。2008年普京谈到俄政治制度时曾尖锐地指出：“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化的、腐败的制度，它没有谋求积极的动力，更谈不上有谋求急速发展的动力。”“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是权力过分集中。”普京提出，“政府应该成为提出思想、制定战略规划的智囊中心”，“而不是一个劲儿找无关紧要的细节，在鸡毛蒜皮上下功夫”。在行政体制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严重。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不久，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米·戈尔什科夫院士在访华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在关于经过20年转型的俄罗斯今天是否已成为民主国家的问题，社会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是，52%的受访者认为不是。俄经济制度同样是极不完善的，离文明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垄断性强，缺乏平等竞争，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对经济过分地行政挤压，在国家公司，起作用的往往不是市场机制，而是人为的管理原则，这一切造成当今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问题——效率低下。2004年俄著名学者阿甘别基扬院士指出，如果要达到文明、有效的市场经[1]济需走60步的话，俄罗斯只走了15步。现在又过了8年多，算又走了15步，还有30步要走。当然这是形象的比喻，但说明俄远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本书各篇的作者是：陆南泉（导言、一、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潘德礼（二）；庞大鹏（三、四）；崔皓旭（五）；李雅君（六、十五）；李福川（十一）；薛福岐（十六）；李莉（十七）。全书由陆南泉设计框架并最后定稿。
[1] 参见〔俄〕A.阿甘别基扬《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莫斯科，2004，第231页。第一编历史背景一不再具有生命力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模式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后来，由于这一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失去动力机制，走到了尽头。前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被证明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赢得前[1]途”。换言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具有生命力。1.主要内容与主要弊端（1）主要内容
第一，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在斯大林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理论的指导下，苏联一直坚持将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第二，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重大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的个人极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2]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
第四，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第五，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3]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4]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
第六，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扩张主义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有效的保证。
第七，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这里需要指出，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2）主要弊端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第一，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
第二，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
第三，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
第四，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第五，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第六，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
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99.5%的工业企业是国有企业。
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伴随着浪费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19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次饥荒饿死者数以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高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中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和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历次改革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的特点。要消除种种弊端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苏联时期，要么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要么改革失误，要么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从而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这里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苏联改革的历史。
1921年3月，根据列宁的提议，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又回到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停止了。在“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八年中，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这里讲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在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是空前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是，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这就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原有的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另外，战后，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同时，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摆脱战备的理念。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6]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赫鲁晓夫只有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改革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等方面的失误，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使经济改革半途而废，政治体制也出现倒退，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这突出表现在：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费尽了心机。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两者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领导干部老化；“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既得利益“特权阶层”成为抵制与反对改革的主要阻力。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加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此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7]了。”政府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加强了，最恶劣的做法是把不同政见者作为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医院。
政治体制倒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苏联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3.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改革为时已晚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根据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形势，做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局部性修修补补，这样，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到了这个时期，政治体制对改革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正如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8]平间”。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突出表现在：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先走错了第一步；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
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做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9]也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做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10]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梅德韦杰夫对苏联历史基本上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并且这一态度越来越鲜明，如2009年10月30日，即在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的时候，他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他说：“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索尔仁尼琴称当时的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被从历史上勾销了。”他接着说：“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听到这种说法：为了某些崇高的国家目标，这么多人的牺牲是值得的。”“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梅德韦杰夫一直持否定与严厉批判的立场。在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5周年活动期间，梅德韦杰夫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了永远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与罪行。他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当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指认斯大林制造了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时，梅德韦杰夫提醒广大俄罗斯群众，斯大林独裁者曾犯下诸多罪行。
不论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还是罪行，都是在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权体制与缺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实行的国家转型必然与制度变迁同步。叶利钦在短时间内，将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冲垮，使其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使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各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1] 〔德〕汉斯·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马细谱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第2页。
[2] 高放：《苏联制度宏观研究论纲》，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80页。
[3] 《真理报》1990年7月15日。
[4]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3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页。
[6] 〔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别无选择》，王复士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第584页。
[7]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91～192页。
[8] 转引自谢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同舟共进》2007年第11期。
[9]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想》（中），新华出版社，2010，第1160页。
[10]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5页。第二编政治转型二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进程与特点
俄罗斯政治转型始于苏联后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俄罗斯民主派为摆脱苏联共产党，脱离由苏共控制的联盟中央的束缚，选择了放弃联盟，寻求俄罗斯自身发展的道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立国初期的混乱与动荡，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完成了政治转型、经济转轨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逐步向有序、相对稳定转化，实现了社会政治稳定。1.政治转型的进程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发端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以苏联剧变和解体为标志，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可分为两大阶段：苏联剧变和解体前为第一阶段，其间经历了政治转型的酝酿和启动，以及完成第一阶段主要任务的政治进程——该阶段主要任务是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转型进入第二阶段，以《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通过、生效为分界线，此前为政治体制确立时期，此后则为政治体制调整、巩固、完善时期。（1）政治转型第一阶段
苏联、俄罗斯政治转型第一阶段表现为夺权斗争：以俄罗斯民主派为首的苏共反对派与苏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斗争；由民主派执掌的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与苏共控制的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一阶段的斗争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苏联模式经历数十年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日益不满，寻求变革的呼声渐起。1985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上任不久便指出，苏联自70年代末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障碍机制”，出现了全面停滞趋势，因而“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认，苏共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以科技进步和对社会生产力进行根本改革为主要手段的“加速战略”。在政治方面，提出社会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由此开始了民主化改革进程。
苏共长期执政，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各种失误和错误，过去此类问题是绝对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留有“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随着一些历史真相被揭露，社会上掀起了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否定苏联模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一批“非正式组织”，并逐渐向政党方向转化。在这场运动中，苏共由改革的领导力量变为批评的对象和“被告”，出现信仰危机，在苏共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从思想分歧逐渐向派别化方向发展。此时，仍可视为苏联包括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酝酿阶段，或前期思想准备阶段。
在社会思想出现混乱、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政治领域。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革新国家权力结构、把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会议通过决议，把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成立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以此为起点，苏联、俄罗斯开始了政治转型。
1989年3月，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在选出的2250名代表中，88%的代表是第一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苏共各级领导人有20%落选。5～6月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42人组成的两院制（联盟院、民族院）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的问题。同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接受了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的现实，通过了苏联总统职位法，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苏联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架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执行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
从1990年起，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在1990年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中，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同年5月29日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政治体制改革后，以联邦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联盟国家开始面临分离主义威胁。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同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其他加盟共和国迅速仿效，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其法律高于全苏法律。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和革新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76.4%的选民赞成保留联盟。
俄罗斯借全民公决之机，在俄罗斯公民的选票上添加一项：是否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52%的选民赞成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同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当选总统。7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7月20日签署俄罗斯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俄罗斯总统职位的设立，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式的政治体制框架，但根据几经修改补充的1978年俄罗斯宪法，这时的政治体制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制度。
1990年7月苏共召开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此时的苏共已深陷“派别化”和“联邦化”困境中。此前形成的三个派别：“民主激进派”“传统派”和“主流派”提出了各自的纲领。大会通过了主流派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三权分立的法制国家和“主权共和国联盟”。大会期间，叶利钦宣布退党，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摆脱苏共中央的取向显露出来。
在新联盟条约签署前夕，发生了“8·19”事件，事变历时三天以失败告终。叶利钦下令中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没收其财产。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叶利钦颁布命令把俄罗斯境内的联盟中央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所有。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宣布接管联盟在其境内的财产和权力。联盟中央的权力被架空，联盟名存实亡。
12月8日，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宣布苏联解体。三国元首商议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元首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2）政治转型第二阶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转型进入第二阶段，包括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梅普组合”时期和2012年5月开始的“新普京时期”。
以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生效为标志，俄罗斯政治转型基本结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均以国家基本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