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来经营农业：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信凯,于亢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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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谁来经营农业：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4年7月序“百业农为先，农兴百业兴，世界各国皆同此理。”这是习近平主席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的第一句话，这鲜明地指出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地位并不因其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表现为越来越不重要。这一观点对于当前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如何理性认知和科学解读这一观点并将之应用于发展实践，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之命运，而当务之急要回答的即是“未来谁来经营农业”，也即“未来谁来种地”，这既是当前“三农”工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头之问。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面向广大农村区域及农业领域的软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花了三年工夫，跑遍近百县市区村，调研数万各类主体，数易其稿完成了这本书，并且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和肯定，并给予后期资助。我应作者之邀为此书作序，一则希望广大的软科学研究工作者扎根农村、深入基层，在理论指导下走向实践，在调研实践中完善理论；二则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学术界和政策界给大家以新的启示并引发大家新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最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做出了系统部署，这是中央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培育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正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业分工分业不断深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这些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够优化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当然，目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在起步阶段，自身实力还不强，面临的问题还不少，亟须加强理论与政策研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便根据不同主体的特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本书理论逻辑与内容体系的展开正是立足于此。

过去十多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辉煌，经历了人类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农业生产增长与农民生活改善，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最大亮点。随着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将是由人口基数所决定的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发展问题，当然，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也会随之而不断发展。伴随这场伟大的以农业与农村改革为起点、为根本、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变革，大量的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研究工作者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尤其是伴随这场改革而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更是未来我国农业与农村改革的希望和寄托。这一代人将肩负着更大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责任。我们支持他们，更希望他们能够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国内环境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理念，为新时期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本书得到了以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厅（局）及所属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安徽省宿州埇桥区、黄山黄山区、六安金安、阜阳颖上、亳州涡阳、马鞍山当涂、合肥庐江、安庆桐城、芜湖南陵；广西省南宁宾阳、崇左江州、贺州富川、贵港桂平、北海合浦、柳州柳江、百色田东、玉林兴业、河池宜州；河南省安阳、信阳固始、安阳滑县、济源、鹤壁浚县、三门峡渑池、濮阳清丰、安阳汤阴、南阳新野、平顶山叶县、商丘永城；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绥化安达、双鸭山宝清、齐齐哈尔克山、牡丹江宁安、绥化庆安、哈尔滨双城、绥化肇东、双鸭山集贤、双鸭山饶河、鹤岗绥滨、富锦；湖南省株洲、湘西永顺、怀化溆浦、岳阳湘阴、湘潭、常德桃源、长沙宁乡、衡阳衡南、邵阳洞口、常德鼎城；江苏省扬州宝应、镇江丹阳、徐州丰县、南京高淳、扬州高邮、泰州姜堰、常州金坛、南通如皋、盐城射阳、徐州睢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土默特右旗、包头达茂旗、赤峰宁城、巴彦淖尔临河区、通辽科左中旗、兴安盟科右前旗、通辽开鲁、巴彦淖尔杭锦后旗、乌兰察布察右中旗、乌兰察布察右前旗、赤峰巴林左旗、兴安盟扎赉特旗；山东省枣庄滕州、烟台莱州、潍坊寿光、威海荣成、泰安岱岳区、青岛平度、青岛莱西、临沂沂水、东营广饶、德州陵县；陕西省安康平利、汉中勉县、铜川耀州、渭南大荔、西安长安、咸阳兴平、延安洛川、榆林府谷、榆林靖边、商洛商州区；云南省红河建水、红河蒙自、丽江玉龙、楚雄元谋、楚雄、丽江永胜、玉溪红塔、玉溪新平、宜良、昆明禄劝。

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进入了与现代化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农业生产组织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大量转移，传统经营模式地位逐渐下降，新型经营主体正不断影响和改造着传统农业。关于“今后谁来种地？”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实质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各地的城镇化推进，更多是城镇边界的扩张，而人口城镇化的进展缓慢。这种快速而畸形的城镇化发展，必然加剧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结构的不稳定。同时，这一问题也凸显出，在引导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方向上，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本书以当前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发展为基础，基于农业发展的历史视角与国际视野，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培育现代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的新型经营和建设主体的制度环境、演变趋势和经营效率。力图回答：在当前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引导、扶持政策，才能借助于各种新型主体的成长，实现“强农、惠农、富农”的目标。

为全面深入分析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的发展状况，预测各类主体的变化趋势，本书根据《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简称《规划》）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区域的划分，筛选出分布在不同区域的10个有代表性的省和自治区，并由各省份选择有代表性的10个县，由每个县的农业主管部门针对本县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的具体情况填写调查问卷，问卷主体内容旨在反映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经营效率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信息。2012年8月1日共发放问卷110份，至2012年8月15日回收问卷105份，其中有效问卷91份，有效回收率达82.7%。同时，为了对率先实现区域的土地流转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分别对代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城市和代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梅州市，进行了农户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780份，有效问卷共753份，有效回收率达96.5%。此外，作为对前述调研的补充研究，还选取了率先实现区域另外两个典型省：黑龙江省和山东省。并采取配额抽样法，每个省内随机抽取一个市，每个市随机抽取一个县，每个县抽取2~3个村，对当地农户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共回收问卷490份，其中有效问卷330份，有效率为67.35%。

本书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分析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的变化趋势，探索主体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研究报告对调查样本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数理分析，以劳动力数量、主要生产资料数量和产出量等经济规模评价指标为基础，分别对传统农业经营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农工商企业以及农业与农村公共服务机构的演进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述。主要结论是：（1）传统承包经营户的衰退情况明显，土地流转发生率低，同时部分传统承包经营户生产效率提高，有明显向种粮大户转变的趋势，但总体来看，传统承包经营户种植经济作物的规模效应仍然较小；（2）种养大户持续增长，粮食种植面积明显增加，且粮食总产量显著提高，但在经济作物上也并未呈现出较大的优势；（3）专业合作社的数量明显增多，呈现出均衡的纺锤形，无论是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还是农机合作社都发展迅速，相比于传统承包经营户和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的优势体现在其资源的集成能力和一定的规模效应上，特别在粮食种植方面具有较高资源优势；（4）大部分农业企业的主营业务仍然围绕种植业，但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也充分体现出了规模养殖的优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但是农户覆盖率却一直低位不前；（5）公共服务机构的功能正在越来越多元化，针对不同经营与建设主体，政策支持和服务需求也有差异。本书应用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以劳动力数量变化率、主要生产资料数量变化率、产出量变化率为分类标准，分析了不同类别的主体所在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农业基本状况的差异性，从而得出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是促使各类主体结构变迁的核心驱动力。

第二，对比发达国家各类主体的演变特征，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研究报告主要对比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小国，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得出：（1）美国农业的发展和经营主体的演进，离不开完善的土地制度、劳动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推动；（2）日本农业的发展和经营主体的演进，在经历农村土地改革和农田私有化之后，陷入徘徊不前的食品自给率和日益凸显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之中；（3）法国农业的发展和经营主体的演进，伴随着早期农业税的取消、巨额的农业补贴，以及其他惠农政策对农业持续的保护。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的发展也有所差异：（1）家庭或个人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主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农协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群众基础最牢的农村综合性经营合作组织；（3）法国发达的农业离不开其高效运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此，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现代农业经营和建设主体结构将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

第三，基于经典的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分析不同区域各主体的政策扶持着力点。本书基于交易成本、产权理论及其衍生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基本概念和假设，分析了农业主体经营成本与效率，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发展权转移的内在动因和可能性，并构建了土地流转中“非粮化”问题的计量模型。针对《规划》中三大区域资源禀赋、农业与经济发展上的差异，研究报告重点对比了不同区域主体发展的政策着力点：（1）重点推进区域应当通过降低流通费用和完善标准规范，帮扶传统承包经营户向种养大户转变，并为种养大户提供充分的市场预警和技术服务信息；（2）率先实现区域应当通过降低龙头企业交易中的流通费用，强化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发挥其带动作用；（3）稳定发展区域应当通过为各类专业合作社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发挥它们对生态保障的积极作用。针对率实现区域农户的土地流转问题，本书分析了影响土地流转和农户种粮行为的关键因素。最后，研究报告整理出300多个产粮大县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布情况。根据这些产粮大县粮食年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比重的洛伦兹曲线，本书认为对于产粮大县的粮食产量总和占到该省粮食总产量60%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对应的粮食安全政策也应该有所侧重。

第四，为了从实践角度，更加生动和详实地呈现现代农业与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本书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围绕规模与效益、合作与共赢、龙头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具体的案例分析包括：（1）通过寿光市田柳镇崔家村1984~2011年历史档案的案例研究，探究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对主体变革的驱动作用；（2）从当前我国农业专业大户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规模与效益的理论，本书以息县为典型案例，从种植品种、分布情况、耕地来源情况、耕地流转和承包费用多个角度分析了种粮大户对适度规模经营的促进，得出了种粮大户发展的制约因素如国家政策具体实施的不彻底、土地承包方面造成的障碍、市场价格冲击带来的风险、种粮大户自身素质不够；（3）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于初级阶段，多表现为数量的增长与形式的合作，本书以稳步发展区域的内蒙古“大众顺”巴美肉羊育种专业合作社为例，运用合作与共赢相关的理论，一方面分析农户间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分析利益相关者与合作社的合作共赢，由此来阐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如何在草原生态经济区推动了环境友好生产方式的发展的；（4）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基本情况，本书借鉴旨在分析与处理处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状态下各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发展极理论，探讨了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展极建设的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回程效应三大效应。

基于以上内容，本书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第一，农民仍然是创造农村生产力的主力军，应当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要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农户主体，一方面，提升传统承包经营户的实力，加强对耕地资源的保护，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升转包发生率而降低入股占比，同时还要增加对农产品储运、加工和销售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对种养大户的扶持力度，支持大户参股企业和合作社，为其健全农机作业服务体系，降低农产品流通费用。对各种专业合作社，如种养业合作社，要合理、有序地促进土地流转，探索适度规模经营实现途径；对于农机合作社，则要提高入社农户的入股比例，通过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完善农机作业服务来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增加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真正实现农业合作社收益增加。对于龙头企业，首先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其次，支持专业合作社兴办龙头企业，实现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同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将加工、销售环节的部分收益让利给农户。最后，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为基地农户积极开展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以上各主体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公共服务机构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它为传统承包经营户提供生产技能培训、农产品供销信息、生产技术指导；为种养大户提供防灾减灾预警和关键技术；为专业合作社提供启动资金和管理人才；为龙头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第二，新大陆国家的规模化农场经营方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也不能像东亚小国一样放弃主要粮食品种的基本自给，我们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发展道路。在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各国都有着依存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自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具有地广人稀的特征，形成了大规模以农场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建设与经营模式。例如美国，通过政策鼓励使非经营者所有权程度提高，又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了经营风险，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大型农场规模化经营的各种成本。而东亚小国如日本、韩国，则具有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相对较小。例如日本，虽然其农业生产经营凸显了很强的组织性和高效性，但是在食品供给与国家安全上仍具有很大的弊端和风险。欧盟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其基本国情居于前两者之间。例如法国，其因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付出沉重代价后开始反思以往的经济政策，转而高度关注农业问题并采取措施对农业及农民予以大力保护。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地关系依然紧张，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从制度约束下的有限选择到政府约束不断放松条件下的相对自由选择的转型过程。因此，应该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的道路。

第三，未来谁来经营农业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问题，中国有两万多种农产品，全国各地的区域条件千差万别，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充分考虑到产品差别与地区差别是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从产品差别的角度，大田作物更适合于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框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它的经营主体自然是家庭或适度规模的大户；经济作物更适合于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经营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它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健康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当然，大规模的现代化养殖及农产品加工最适合于工商资本的介入。而从区域差别的角度，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产业化很难实现，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要实施差别化的引导或扶持政策，但规范或促进不同主体的发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对于重点推进区域的主导思路是“大户带动，企业推进”。该区域耕地质量较高，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政策重点在于帮扶传统承包经营户的同时，发挥种养大户的带动作用。通过“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降低和分散经营成本，而不是通过“公司+农户”抑或“公司”模式侵占传统承包经营户的利益，更不是取而代之。对于率先实现区域，主导思路是“链式合作，网络辐射”。加强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将农资供应商、农户、农产品加工企业等主体链接起来形成一体化经营模式，从而提高专业化生产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同时，鼓励物流企业、代理商、配送中心、批发商等经营主体加入进来，打造农产品的加工、包装、运输、保管、装卸、信息传递、销售等业务融合的现代农业基地、园区。对于稳定发展区域，主导思路是“政府主导，合作社辅助”。该区域政府必须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农民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此外，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公共服务机构、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建设的重要保障，促进不同区域各类现代农业经营和建设主体的健康发展，前提是健全并完善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制度。从粮食安全、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出发，土地制度变革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农民利益、改善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关键的是，要成为工业化、城市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支撑。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与其资源禀赋具有状态依赖的互动特征，因此在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行为主体有效的“退出机制”与“进入机制”，特别是，审慎地探索小规模农户的“土地退出机制”。区分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有序地控制社会资本进入不同的农业产业，原则上，不鼓励企业长期租用基本农田，但是可以允许企业利用符合条件的土地从事季节性、鲜活性农产品的生产。必须大力改善农地流转的交易环境，完善土地流转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规范村集体等承担政府职能的组织对土地流转的参与制度，并进一步推进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事实上，我国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本来就过小，并且土地细碎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推进农地的流转与集中是必然选择。但是，在实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必须警惕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倾向，关键是要将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目标与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统一起来。

第五，产粮大县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必须积极发挥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可以探索土地发展权转移的模式，将粮食产量作为产粮大县政府的主要绩效考评依据。如果以GDP绝对量和增长量为衡量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那么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误导当地政府的决策重心向非粮化产业转移，以牺牲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代价追求短期利益，使大量优质农地资源向大财团甚至海外资本倾斜，从而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要提高产粮大县的扶持扶植政策的效果，真正挖掘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潜力，中央政府应该将以前的“奖励政策”转变为“给予”，实际就是土地发展权的有偿转移，加大对粮食生产、良种和农资供应的补贴力度，并且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体制，特别是针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围绕粮食生产的科技、培训、咨询、质控、市场等服务建立专项的转移支付。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将粮食产量作为产粮大县政府主要绩效考评依据，从而提高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产粮大县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作用。

从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主体发展趋势来看，在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镇化率达到70%的情况下，4.5亿农村居民中，将有3.5亿兼业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1亿职业农民。其中，职业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将达到15亩以上、人均年肉蛋奶鱼产量将达到1吨。同时，职业农民中的大户将起到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的示范作用，合作社将成为主要农资采购组织者和产品销售代理，龙头企业将成为促进农户、合作社与市场对接的主体。导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农业

未来谁来种地？未来谁来经营农业？这是一个当前被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大可不必管它，因为市场迟早会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守株待兔的做法犹如坐以待毙，我们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基于此，我们认为，全面系统地分析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与建设主体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促进建设主体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农业与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整个社会却表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的“离农”情结。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离农”的本意是“离贫”，城乡之间巨大的与身份相关的利益格式差异决定了“离农”的本意是“离开农民的身份”，这都是最理性的抉择，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离农”情结与“对农业的无知”深深根植于越来越多的人的大脑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这种“离农”情结就必然异化为对“三农”的盲目排斥，也就必然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误入歧途。因此，要谈未来谁来经营农业，我们就必须“重新认识农业”，第一是认识农业的本质，第二是认识中国农业的本质。

农业，是一个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伴随和支撑着整个人类进化史，并随社会发展和进步越来越表现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产业。当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完成，“农民”将终结于“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将不再只是农产品的初始生产者，而是赋予了农业增加值的创新者、农业相关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者；“农村”将终结于“小城镇”、“微城镇”与“规模农庄”，它们甚至在生活环境上比城市更具竞争力，“逆城市化”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到那时，“三农”的概念将自然消失，但农业仍然是永恒的产业。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概念出发去认识农业，那么应对21世纪的国际竞争就只能是空谈。D.1粮食、食物与农业

粮食、食物与农业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永恒话题，这三者构成了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基础。小到一日三餐，大到国家博弈，粮食、食物与农业随着全球化大潮一步步走向世界发展的前台。近年来，诸如“转基因安全性”、“粮食战争”、“大豆阴谋”、“食品安全危机”等话题频频见诸各大新闻媒体，这让工业革命以来埋头追求信息化、工业化的人们又渐渐将目光回归到吃饭问题上。

食物，是生命与文明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去照顾其他的事情。人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而食物不仅仅是生命之源，还是人类的文明之源。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食物需求都是最基本的需求。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这正是对食物重要性的警示。古往今来，不能解决好吃饭问题的文明都走向了消亡，为争夺食物而爆发的战争层出不穷，生命和文明往往因为食物的缺乏而被毁灭，足见食物之于人类的意义何等重大。时至今日，食物被赋予了世界稳定、国家安全与人道主义等诸多现实意义，但其根本意义仍在于维系人类生命、支撑人类文明。

农业，是食物的首要来源。自古以来人类用于获取食物的各种活动，如采摘、种植、捕捞、无土栽培等，都是悠久的农业发展史的一部分。创造食物、分配食物和争夺食物一直是人类发展史的主线。文明古国的兴亡，世界版图的变幻，也大都与农业的兴衰有关。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虽然农业已经成为非主导产业，但其作为人类食物的首要来源，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石油农业”和“信息化农业”的新发展，展现出这一古老产业强大的兼容性和生命力。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食物的充分性、多样性、安全性和环境友好性日益增强，更优质、更安全、更高端的农产品层出不穷。人类对农产品永无止境的消费需求，预示着农业这一产业的美好前景和巨大潜力。

粮食，是食物的根本所在。相比其他食物，粮食的技术门槛较低，贮存时间较长，生产成本较为合理，大规模远程运输难度较小。即使以发达国家的仓储和物流条件来衡量，粮食仍是最适宜作为战略储备资源的食物。粮食作物在生物链中处于底层，肉类、蛋类、奶类、油脂以及生物质能源等均由其转化而来。我国以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成功经验就在于从粮食入手解决“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粮食在食物中的根本性地位。这一战略不仅为国家安定和人民温饱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人类战胜饥饿与和平发展也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因此，食物是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粮食作为食物的一部分，同时是食物的重中之重。粮食属于食物，食物源于农业。农业以食物供给为使命，以粮食生产为根本，是人类生命之源，发展之始，文明之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后至今两百余年，农业逐步退出了主导产业的行列。原因在于农业是一个“以生命力创造生命力”的产业，相比其他产业，农业受到自然界客观生命规律的制约最多。然而，农业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展现了生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处处体现出生命的智慧。从远古的刀耕火种到现代机械化农业再到今日的生态农业，农业的发展哲学始终存在于人类与生命世界的有机互动之中，这与人类与机械或是微电子的无机互动相异甚远。自然与生命的复杂性、变化性、不可知性使得农业的发展哲学一直在不确定中发展前进。可以说，农业不是一个单纯计算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产业，而是一个需要人类与动植物两类生命体共同维系的长远事业，是一个面向生命、创造生命、服务生命并延续生命的产业，是一个与生命打交道的产业。当今农业需要处理的问题，仍然集中于如何消除饥饿对生命的威胁。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人口增长为几何增长，食物供给为算术增长，农业发展的速度不足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未来人类将最终生活在最低食物水平上。反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农业作为人类食物的首要来源，成功反驳了这一悲观的论断，人类任何一次革命性的进步与农业相结合，都使得这最悠久的产业迸发出强大的生产力。无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石油农业”还是信息时代影响下的“信息化农业”，每一次人类生活的重大变革，都能与农业携手共进释放出巨大的力量。随着生命科学与生态理念日益被人们所认可，下一个时代的农业将为我们展现无限种可能。在更远的将来，农业带给我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遐想，这也正是农业魅力之所在。

世界政治格局历经数千年发展，先后出现了数次大洗牌。之前的历次政治格局变革，都通过战争这种毁灭性的形式来进行。核武器出现后，美苏慑于其毁灭力进行了长达50余年的冷战，说明下一次国际政治格局大变革，可能会选择战争以外的手段。新世纪伊始，各国开始通过各种非战争手段角力，在这之中农业发挥了比核武器更为现实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产品产量一直远超本土消费需求，但美国仍是全球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国家。美国农民40%的收入源于政府补贴，2012财年的联邦农业补贴高达2 860亿美元，是同期我国军费的2.7倍。如此坚定地补贴农业，其实质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击败其他国家。20世纪末，亚洲兴起了一批以日韩港台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但工业化占地导致了耕地的消失，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韩国下降了31%，中国台湾地区下降了19%。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1 589万吨下降到985万吨，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下降了50个百分点。2003年韩国粮食自给率只达到26.9%。这与2002年（30.4%）相比下降了将近4个百分点，2004年日本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头号大国，中南半岛各国的粮食产量也呈现全面下跌趋势，至21世纪初，除我国外，亚洲各国的粮食安全都受制于美国粮食出口。2007年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自1975年以来的首个能源法案，该法案要求减少石油进口，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实质是把出口的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美国又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出口国，这一变化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粮食被大量用于生物能源，造成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使得工业品的价格也被拉高。这样，美国就可以靠大量买入工业品增加库存以防工业品涨价，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从而进一步把农业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策略既可以对石油涨价进行有力的反制，又可以打击世界各国的农业基础。结果在这一轮涨价之中，许多国家都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农业总销售量的比例高达25%。很多国家受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农业受到了巨大损失。进口农产品造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农民失业，这些失业农民在城镇化大潮下，只能离开土地进入廉价工业品生产线，为美国制造大量低附加值工业品，以产品价格计算，几千万双鞋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美国低价买入这些包含了大量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工业品，把污染和通胀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一方面担负着食物供给和支撑工业发展的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凭借过密化特性吸纳过剩劳动力并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既是基础又是软肋。美国以强大的农业力量，在新兴发展中工业国刚刚具有一定工业规模时，利用生物燃料引发世界农产品价格暴涨，干预了各国的工农业发展进程。21世纪的农业竞赛，已经超越军备竞赛成为新的角力点，农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慑力已经可以同核武器的威慑力比肩。

与其他经济行业相比，农业的魅力在于它是为人提供食物的产业，是最具有挑战性也是最需要危机感的产业。农业竞争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实是，美国农业部是除国防部以外的第二大国家内阁部门。不仅管理着美国领土上的农业生产，还影响着全世界的农产品供应。与军事力量相比，美国农业的影响力、干涉力、控制力和破坏力是隐蔽而强大的，几十年来，美国用于打击世界各国的武器并非核武器，而是农产品。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 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而中国大豆生产是没有补贴的，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使中国农民越生产越赔钱，造成中国本土黄金大豆生产迅速萎缩，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40%左右。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从全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1年至2004年，美国大豆价格从415炒到1 064（单位：美分/蒲式耳），同期我国大豆跟涨导致东北豆农扩种，国内压榨能力大幅增加。2004年4月，国内外大豆价格暴跌，短短7个月时间，美国大豆从1 064跌到500，跌幅达53%，直接导致国内的大豆价格暴跌，豆农和国内的压榨企业因巨额亏损倒闭，外资乘机低价收购，基本上控制了我国的压榨行业。之后，被外资控制的各大压榨企业大量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中国大豆逐步失去市场，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大豆产业最终失守。世界农业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不但预示着农业将成为21世纪极具挑战性的产业，而且警示我们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建设强大的农业。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农业的战略价值正在日益增大。进入21世纪，“食物主权”这一概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正如前文所述，农业部作为美国除五角大楼以外的第二大内阁部门，不仅管理着美国农业生产，而且影响着全世界的玉米、大豆等多项大宗农产品的供应。20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新能源法，推动美国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目前，美国已经建成114家乙醇提炼厂，还有80家工厂正在建设中。2006年乙醇产量超过50亿加仑，比2005年增加了1/4。2006年，美国投入4 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美国能源署官员称，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玉米仍将是美国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由于美国的乙醇战略，美国玉米价格翻倍上扬，创下了10年新高。美国众议院在2007年12月18日通过新能源法后玉米价格更有加速上扬的趋势。而玉米在食品中应用广泛，也是重要的饲料，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用于生产面包的粮食价格上涨了30%～50%，豆类和植物油种子上涨了60%～80%。美国的生物能源战略成了隐蔽打击新兴国家的新型手段。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1美元，该花费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的。如果食物价格上涨50%～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之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生物能源生产国，美国农业部在生物能源领域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世界粮食价格的波动。一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非洲籍专家曾无奈地说：“由于粮食做燃料这件事，其他国家或许会爆发饥饿，但美国人的想法却是他们不能不开车。”事实上，美国政府给每加仑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但现在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仍处于赔本经营状态。美国声称要通过生产乙醇来实现能源独立，但目前利用粮食提炼乙醇仅能满足3%的汽车动力需要，即使把美国出产的全部粮食都用来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仅能满足美国18%的需要。尽管乙醇生产是赔本生意且实际上也无法满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生物乙醇生产，这完全是因为乙醇战略有利于维持美国的超级强国地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农产品和乙醇，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但却伤害到缺粮的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也造成美国通胀，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更大。美国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使得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从而打击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在亚洲各国大力发展轻工业，各国政府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的背景下，美国突然开始减少农作物出口，把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完全是为了打击新型工业国家，维持美国的超级强国地位。

如今，美国农业部实际上和五角大楼一样，其“管辖范围”早已超出美国的领土。一国“食物主权”的行使，只能靠本国农业来保障。否则就将受制于人，落入自己的吃饭问题要别人说了算的境地。当前西方国家日渐形成的“食物霸权主义”，不仅通过国际农产品定价权干预食物供给，还通过贸易话语权大量订立技术标准，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建立其对食物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农业能否胜任国家安全重任，不但要看农产品产量能否满足国民需求，而且要看农产品质量能否获得本国消费者的信心。2008年前后我国奶粉接连出现信任危机，国家奶业的信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据商务部统计，进口奶粉在2008年第四个季度便轻易占领了中国市场50%的份额，数百元一罐的洋奶粉畅销无阻，国内奶粉行业持续低迷数年，市场占有率最低时不足20%。农产品作为刚性商品、良心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农业是最需要信誉的产业，每一次农产品质量危机都让农业失信于消费者，失地于“食物霸权主义”。保障国家安全，就需要从“食物主权”的角度对待农业，将农业放在更高的战略位置上发展，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权益，与消费者一道构建稳固的农产品供求关系。随着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作为一个与生化技术紧密相关的产业，未来农业甚至可能拥有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武器属性。在生物技术掩护下，未来农产品一面是平常的米面果蔬油盐酱醋，另一面可能就是敌国国民体内的“食物炸弹”。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通过生化技术改造，完全可以使某种病毒只对特定遗传特征的人们产生致病作用。一国凭借自己的生物技术优势，可以通过出口粮食、蔬菜、种子、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污染和破坏目标国家的人体、土壤、水系，从而隐蔽地消灭目标国家有生力量。基因食品、生物农药等病毒载体在两国数十年的和平状态下，就能够以农业渠道进入敌国民众、士兵甚至子孙后代的食物和水源之中，一旦发生冲突，这种农业武器的灭绝性和隐蔽性的杀伤力将是空前绝后的。未来农业是国家安全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仅仅武力的强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农业作为人的生存基础，时刻需要人们保持高度警惕，不设防的农业必然成为国家的“阿基里斯之踵”。

农业不但在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方面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技术和生态角度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交织，这使得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与任何产业都有所区别。农业技术发展的社会目的、生产实践基础、科学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方法以及社会政策更加贴近自然规律。农业生产是受人工干预的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从生产的自然影响和生产的社会影响两个角度寻找出路。每一次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新品种的选育、耕作制度的推广、新技术的发明等，既要善于运用千百万年来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必须考虑社会的需要和实现这些技术成果的社会条件。我国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中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农业哲学。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农业哲学，将自然智慧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看成彼此联结的有机整体，强调了人的调控能力，又不忽视生产因素间的辩证关系。“三才”理论是中国古农书的立论依据。《吕氏春秋·审时》最早明确表述了“三才”理论，指出：“夫嫁，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对农业生产中生物有机（稼）与人和环境（天和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朴素概括。“天、地、人”三大因素的关系中，“人”的因素被日益突出地放到首位，同时对“天、地、人”三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向纵深发展，对中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当今流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事实上早就蕴含在农业发展历程中。我国的农业结构，是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小而全结构。战国时孟轲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西汉时提出“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从战国秦汉至今，我国形成了农牧分区，农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牧区以牧为主，牧农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以“种植业提供饲料，畜牧业提供畜粪，还田培肥地力”为发展原则，事实上建立起一种结构上完备合理，功能上健全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明清时期的“农—牧—桑—鱼”农业生态系统，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哲学的最高水平。中国历史上的农牧结合系统，曾被国外专家誉为“最完善的农牧结合形式”。农业中包含的生存智慧，不但对于农业自身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也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产业，农业旺盛的生命力将在新世纪大放异彩。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有着优良的农业文明传统，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发达。中国的地形复杂多样，有山地、丘陵、高原、平原、盆地等多种地形结构，适合发展多种农业生产，中国气候多样，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等气候，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但是，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了人多地少，人多水少，森林资源匮乏，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不断扩张，工业污染加剧等严峻的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将迎来新的变革。未来农业必定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在较长的时期内还将以提高单产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我国人民群众食物结构与饮食习惯正在改变，未来农业的发展将更加关注质量进步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将农产品价格调控至较低水平，保障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而未来的通货膨胀、收入增长，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会给中国带来一个食品高消费阶段，我们拭目以待。我国耕地缺乏，未来很可能会着眼海外增进与非洲和拉美的农业合作。借助两个大洲优越的农业资源发展跨国农业，这是农业发展即将面临的新问题。21世纪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人口高峰、食物危机都将如期到来，只有在农业这片广阔天地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大有作为。D.2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1】

纵观中国历史，其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灾荒史，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特别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1】本节内容为朱信凯于2012年6月3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专题讲座上的讲稿，讲座题目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任委员长吴邦国主持讲座。D.2.1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

1.关于粮食安全的几个基本问题

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粮食安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目前国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阶段论。

粮食安全的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典型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还没有满足消费需求，需要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将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低。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表述为，随时向民众供应足够的基本食品，简言之，就是人人有饭吃，整个社会刚刚进入温饱阶段。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是总量保障。

粮食安全的第二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其基本特征是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在总量上满足需求，社会已经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困扰，其他食品如水果、蔬菜、肉禽蛋鱼等丰富起来，人们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小康社会的种种特征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粮食商品化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接近50%。这一阶段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并买得起粮食，整个社会已进入小康。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流通保证。

粮食安全的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化水平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根本改变，粮食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生产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人口总量趋于平稳或下降，因而对粮食的消费也趋于平稳。在粮食消费中，人们更多关注的已不是总量和品种问题。这一时期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城镇人口规模远大于农业与农村人口规模。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食物中的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其他食物消费的重要性逐渐高于粮食，粮食安全将逐渐让位于食品安全或食物安全。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保障以及随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强调逐步以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扩大对粮食安全认知的内涵和外延，粮食安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将粮食安全纳入“三化同步”的历史进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粮食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实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便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这必然注定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2.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粮食安全仍然堪忧

毫无疑问，21世纪头10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2004～2011年，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年均增幅3%，并首次连续五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可以用三个平衡概括：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够高。本质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

司马迁讲“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我们虽然创造了粮食生产“八连增”的伟大奇迹，但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第一，这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自1996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以来，16年中，粮食总产量超过一万亿斤的年份有8年，另8年低于一万亿斤，处于徘徊状态。第二，“八连增”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由1996年的596斤上升到2011年的688斤。第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是增加化肥的投入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22.85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24.10亿亩，只增长了5.5%，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16.8亿亩下降为2011年的16.5亿亩，而化肥的施用量由1996年的3 827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5 561万吨，增长了45.3%。这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源头。

此外，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30.6%下降到2009年的24.3%，大豆的收益率由37.0%下降为22.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收益。虽然采取了粮食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一测算结果可以有力地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价格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采取抑制价格政策从而进一步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产量徘徊的局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方面，我国已经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逆差额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 479万吨，两项合计6 05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产业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我们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和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未来的粮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3.基于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形势

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幅增加农业投入，深化农村改革，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11年，粮食产量达到11 424亿斤，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五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供应充足，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畜牧业和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分别比改革初上升了17.3和7.7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1.8∶1，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初步形成。第三，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05亿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4.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第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2.17万家，登记成员数1 196.43万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1万家，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第五，农民收入大幅提升，2011年农民收入达到6 977元，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但是，也要看到，农业仍是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三化同步”的短板、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并主要表现出“四大矛盾”：一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强与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的矛盾。三是农村劳动力大幅转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的矛盾。四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矛盾。

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的阶段，如果能及时加强农业、发展农村，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协调发展；如果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那么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 000美元，能否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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