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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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试读：
总序
“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史学科部分青年教师的研究专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本校最早设置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历史学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许多著名史学家的加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科研实力大为增强。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处于复旦文科发展的前列。
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但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教研组（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教研组（主任谭其骧）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才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形。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
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已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本学科向来重视集体合作与研究，诸如《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都是前辈学者集体合作的结晶。
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然而，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中国近代史学科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她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展望未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既要把前辈学者塑造的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又要培育学术接班人，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一个学科的发展如同个人的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贵在薪火传承。为此，我们推出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陆续刊行本领域青年教师的学术专著。此举既是为了展示本学科青年才俊的研究成果，也是借此机会寻求学界先进的批评与指正，以期促进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先生和其他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我们在此对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编委会2013年2月第一章导论一“孤岛”和“魔都”
近年来对上海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研究者的兴趣似乎很容易在1937年戛然而止，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人民出版社，2011），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孙绍谊的《想象的城市：文化、电影和视觉上海（1929～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和张真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沙丹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等，中外概莫能外。所幸，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这几年推出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丛书已将1937年界线打破，将研究时段下延至1945年或[1]1949年。
而对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下限也常常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亦告终止，上海人的战争体验在“八一三”之后再难融入整个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宏大叙事之中。对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柯灵就尖锐指出，“从总体来看，上海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是中国整个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不容忽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倒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把敏锐的目光投向这个历史领域。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不过，柯灵所批评的对战时上海文学的努力与成就视而不见的现象在过去的20多年里已有重大改变，随着张爱玲等沦陷时期海派作家的重新发掘与大放异彩，战时上海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上海抗战史研究[2]中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
本书修改自笔者的国家社科课题“战争与性别”的结项成果，这个课题在200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得到立项资助。这一年，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世界各地热映。这部源自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的电影，讲述的正是一个“战争与性别”的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的上海与香港（1939～1942年），一群爱国青年结成一个话剧团，为了暗杀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头目易先生，派年轻美貌的剧团台柱王佳芝假扮香港贵妇，借机色诱易先生。这个暗杀计划终于两年后在上海得以实施，可是佳芝却在生死关头因暧昧的情愫动了恻隐之心，放走了汉奸，暗杀计划失败。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并非写于战时的上海，最初于1978年4月11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之后收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惘然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王佳芝被认为有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国民党中统打入汉奸丁默邨身边的地下特工郑苹如。1939年12月21日，郑苹如在诱杀丁默邨时身份暴露，三天后被捕，1940年2月在上海被枪杀。郑苹如为国捐躯时年仅23岁。据说，张爱玲从胡兰成处获悉郑苹如的故事，萦绕于胸，不吐不快，终于在战后完成了小说《色·戒》。
这部小说，在2007年李安将其搬上银幕前几乎默默无闻，但电影热映时大小媒体对男女主角床戏的尺寸、女主演汤唯脱了几分的大肆炒作则将这个战争与性别的电影叙事推上了道德审判的风口浪尖。电影的热映，也招来了多方批评，张承志、孔庆东、曹征路等作家、学者联名发表了致海内外华人的公开信，声讨《色·戒》：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抗争，也是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一次最彻底的动员。在这场坚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男女老幼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赴汤蹈火，其身虽殁，其志长存，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磐石砥柱。这其中，郑苹如以柔肩担大义，舍身殉国，其行其名，先是无良文人张爱玲以小说《色·戒》篡改郑苹如的心迹事迹，以个人情欲解构民族大义；而后李安的电影《色·戒》更变本加厉，以赤裸卑污的色情凌辱强暴抗日烈士的志行和名节，这种公然践踏我民族情感和伦理的举动，对[3]于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华儿女来说，都不可容忍。
图1-1即1937年7月《良友画报》的封面人物郑苹如。1918年出生的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长相甜美，从中学时代开始，她的照片便时常出现在上海的大小报刊上。战后，柳亚子借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楼阁玲珑五云起”“雪肤花貌参差是”等句赋诗赞美郑苹如：“雪肤花貌玉玲珑，图画崔微想像中；玛丽断头贞德炉，伤心五步血流[4]红！”将郑苹如比作玛丽女王和圣女贞德。孔庆东等在公开信里义正词严谴责李安的正义之士们，不可能不知道，像郑苹如这样年轻美貌的女特工，就是靠“牺牲色相”而潜伏于汉奸身边，伺机而动。而郑苹如与丁默邨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并非张爱玲凭空杜撰，这点可以从她牺牲后国民政府并未大肆褒恤看出端倪。所以，1946年，她母亲还呈文中统，请发抚恤金：
窃氏女郑苹如，于民国二十六年起，秉多局之命，在沪从事地下工作，当于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设计引诱丁逆默邨至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购买皮大衣，藉以暗杀丁逆，惜狙击未中，事机败露，将氏女拘押忆定盘路革宅……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竟将氏[5]女谋杀，迄今七载，冤仇未伸。图1-1 郑苹如，1937年7月《良友画报》封面人物
对床戏的迷恋来自男导演李安的电影《色·戒》，在张爱玲的笔下，小说《色·戒》并无床戏的描写，通篇多王佳芝的心理活动，在笔者读来，那种私人感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爱恨纠结，正是女英雄的故事中真正触动人心之处。彭小妍认为，女主人公王佳芝不过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为虚荣而上唐超演戏，为虚荣而扮演间谍；这是个混淆了性、金钱（钻戒）和爱的女人，一念之间选择了情人，不要党国。”这是一个在爱国和爱情中丢失了自我的女人。原来她应该成为一名“女英雄”，但是她选择了不合作。“如果国家历史论述是男人构筑的话语，女人往往是支撑这个论述最忠贞的信徒；一旦女人拒绝扮[6]演忠贞信徒的角色，国家论述焉能不瓦解崩盘？”
孔庆东等男性学者无法容忍的正是《色·戒》故事对传统贞洁、效忠的“女英雄”形象的颠覆性叙事。“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当民族国家都被正义信念所武装，民族国家间动辄因对方而动怒，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象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7]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8]
但是在“孤岛”上海，这个男性的“民族国家”概念变得模糊不定，“他”是那个偏安陪都的国民政府，还是与中国人离心离德的租界当局，抑或是汉奸的“汪伪政权”？这个男性家长的暂时缺席，给战时上海的社会性别制度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呢？林幸谦从女权主义角度解读张爱玲时认为，“整体来说，在男性家长/父亲的缺席下，女性家长的涌现遂构成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无父文本，这可说是张爱玲书写策略的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正是这样一块“民族国家”自组能力变弱甚至发展出“事仇民族主
[9]义”的独特土地。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它是国民政府希望国联介入、引起列强干涉的外交重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这个不宜恋战的平原都市却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精锐兵力，成了中日决斗的血战沙场；“八·一三”战败后，华界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但租界仍然掌握在西方殖民者手里，大量的工厂、学校内迁，同时又有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上海成了风雨飘摇中的“孤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变成了日本和汪伪政权控制的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亮剑占我东北，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大概没有哪个地区、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经历过如此复杂的战—和—战的状态，城市生活不断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因此对战时上海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也就显得格外复杂与困难。
刘建辉在《魔都上海》一书中特别提到近代史上存在“两个上海”——上海不同于其他中国城市的“魔性”源于这个城市存在的两个异质空间：一个是以旧上海老城厢为中心的传统空间，另一个是以“租界”为中心的现代空间，而这两种空间无休止地“越界”，使[10]上海得以形成五方“杂糅”的魔都。这种异质性与交叉性在熊月[11]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一书中亦多有关照，熊教授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织下的都市生活，主要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下的都市生活，而这种影响与交融在战时的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曾经参加过北伐，出版《从军日记》的女作家、黄埔六期女兵队学员谢冰莹，抗战爆发后就来到了上海抗战的前线，当她从沪苏交界的前线转身回到“孤岛”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从炮火连天的战区，来到上海，真像是从地狱里跑进了天堂。在这儿看不见血肉横飞的伤兵，听不到空隆空隆的炮声，来往于马路上的是那些奔驰的汽车和着了时装的摩登男女。晚上，红绿的电灯亮了，收音机响着悠扬的音乐，如果不是从前方来，那里想到上海是战区
[12]呢？
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一书中讨论过“孤岛”时期，上海的男性作家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道德困境，这种困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之后就显得[13]更加窘迫。而贺萧在《危险的愉悦》里则引用了1938年《上海妇女》杂志上一篇署名碧瑶的评论，谴责“孤岛”上海是一个道德衰朽之地，“孤岛”的住客们沉溺于写作和阅读黄色小说、购买春药即为明证。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些东西都是麻痹人民斗志的麻醉剂。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淫窟”，而今日之“孤岛”，因大量难民的涌入——尤其是大量女性难民的涌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淫荡。碧瑶称，黄色书刊和社会混乱，再加上毒品，所有这些都是敌人用来瓦解我们的人民、使之服服帖帖的伎俩。他以一句战时颇为流行的话作结：“大英帝国扩张势力的先锋是军旗，法兰西的先锋是教士，[14]××帝国的先锋则是娼妓。”日本在中国设立的艺妓馆在五四以后被[15]称为“活日货”，是日本“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这篇评论，直指战时“大量女性难民的涌入”，使上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淫荡”，不仅直接将性与沦陷区的道德困境相连，并将这一责任归咎于女性难民的诱惑与堕落。但是根据著名统计学家邹依仁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年份里，上海租界成年男女的性别比是[16]稳步趋向均衡，而非日益失衡，但是娼妓的数目在稳步上升。显然，碧瑶的指控是轻率而武断的，娼妓的泛滥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女性难民的大量涌入。在傅葆石对战时上海男性文人的研究中，“妓女”的形象显得更加灵活多元，她既代表着民族衰亡的原因，民族屈辱的象征，又体现了为国捐躯、顽强抵抗的可能性，对战时上海性别话题的探讨真是陷阱重重。“淞沪战场”、“孤岛”和“魔都”这些元素在上海这片充满了“异质性”的土地上参差交叉，使本书的研究处处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又洋溢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无限诱惑。
本书关注的正是郑苹如或王佳芝这样无法置入——至少无法完全置入——民族国家抗战英雄史的历史叙事将于何处安放？虽然从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写下振聋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17]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以来，中国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就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现代化紧密相连，但是从秋瑾、唐群英这一辈心怀天下的“匹妇”开始，她们的“身不能，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自强之梦就常常与中国男性“同国异梦”。而在帝国主义侵略危机深重的20世纪上半叶，受害妇女更成了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侵略、“强奸”和征服的象征。但正如高彦颐在《闺塾师》一书中已经展开的对这种“五四妇女史观”——传统中国的父权制坚若磐石，传统中国妇女就是受害愚昧的封建女性——的声讨所指出的，这种将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简单化、脸谱化的叙事，“不但模糊了男、女关系间的动力，也模糊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的运转力。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妇女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18]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闺塾师》关注的是“帝国晚期最高度城市化的江南地区”，而本书则聚焦于1932～1945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上海。二“性别与战争”史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无论是论文专著，还是资料集、档案汇编、回忆录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唯独对于战时中国女性和战时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罕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
抗战时期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第一是秉承“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逻辑，着重于妇女对抗日战争贡献的探讨。以丁卫平教授的专著《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为例，这是目前仅见的一本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为研究主题的中文学术专著，但该书仍秉承传统中国妇女运动史或革命史的研究套路，以时间为顺序，着眼于战时的妇女运动，跳不出统一战线、国共两党领导、募款劳军保育、抗日女英雄、生产救亡等老话题、大话题；在“抗日救亡”的大主题下却见不到类似女作家谢冰莹笔下那些活生生的“女苦力”“寄包裹的士兵”“战地情书”[19]“丫头主席”“银座之夜”等与普通中国人息息相关的战时生活；也[20]见不到丁玲小说中那位霞村的姑娘贞贞发人深省的遭遇和《三八节有感》里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社会性别关系的犀利批评。
其他类似的研究成果多由各地、各级妇联牵头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妇女运动概况》（1983）、《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鲁中南妇女运动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妇女革命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烽火巾帼》（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等。这部分研究成果多完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为史料征集与整理，较少深入的专题性史学研究。
与此相对，近年来对战时中国女性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则是战争中女性受害者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题，如苏智良教授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1999）、《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经盛鸿的《慰安妇血铸的史实——对南京侵华日军慰安所的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日本学者矢野玲子的《慰安妇问题研究》（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等。中日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问题展开了较扎实、严肃的史学调查研究，但仍然单一地将妇女置于受害者的地位，得出控诉式的结论。像日本学者江原由美子的《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商务印书馆，2004）这样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战时慰安妇问题，分析性暴力与民族战争关系的力作并不多见。慰安妇问题为何会在战后这么长时间里得不到伸张的机会，正说明所有男性——不管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心照不宣的信念：自己民族的女性属于自己，自己民族的女性被其他民族凌辱等同于“男人的名誉”受到玷污；因此中、日、韩三国的“慰安妇”们就成为了“玷污”本国、本民族男性名誉的“罪魁祸首”，这种男权中心的价值观直接阻扰了慰安妇等相[21]关问题研究的深化。所幸这类研究也在向细化推进，如吴天威的《日军史无前例的强暴中华妇女——被强奸者远多于慰安妇》（《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2003）等。与抗战史的其他研究专题相比，对战时妇女[22]或性别问题的研究论文的重点与热点多集中于妇女地位变化、妇[23][24]女运动和知名妇女三大主题。当然，近年来相关研究的视野也[25][26]有一定拓展，对于战时的乡村妇女、婚姻关系和性别关系、妇[27][28]女与媒介、民族国家与女性主体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虽然宋少鹏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一文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但她对于民族国家观念建构和女权诉求之间关系的分析却是值得借鉴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社会，男性利用妇女问题和女权运动的现代性象征表达了对传统的摈弃和对一个现代性新型国家和新型社会的诉求，女性则通过利用男性的现代性诉求所开拓的新的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以及通过等同女性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和责任来凸显女性的主体身份和要[29]求女权。”
近年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几位中生代历史学者专注于战争与妇女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如完成于2004年的大部头口述历史著作[30]《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口述史料；罗久蓉的《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
[31]系》以女画家李青萍为案例深入剖析了战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在追问女性何以成为战后社会秩序重整的焦点的同时，触及的却是战乱下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面相；游鉴明的《受益者抑被害者：第二次[32]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则检视了台湾女性如何会成为战争的重要后援，并为自己赢得“出头天”，打破了传统妇女史研究将女性视为战争受害者、反战力量的简单二分法。
西方研究中，Bobby Siu的Women of China，Imperialism and Women’s Resistance 1900-1949（London，1982）是较早一部研究中国妇女反帝斗争历史的系统之作。而Nicole Huang的Women，War，Domesticity：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Brill，2005）是近年来从文学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沦陷区女性的一本力作。Karen J.Leong的The Chia Mystique：Pearl S.Buck，Anna May Wong，Mayling Soong，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对于战时宋美龄形象的研究不仅是对“社会性别化的美国式东方主义（Gendering American Orientalism）”的检讨，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另类视角。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的Marriage Reform，Rural Women and 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World War II（Nicola Spakowskieds，2005）则已经将研究的视角深入战时的中国农村妇女。2009年6月，笔者所在的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主办“社会性别研究国际会议”，其中有多篇论文讨论战争与性别的关系，尤其四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以“中日战争中的妇女与公民资格”为专题，集中讨论了抗战时期家庭、婚姻、民族身份认同等与性别相关的话题。葛淑娴（Susan Glosser）对于抗战时期上海家庭主妇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相关研究中着力塑造的“抗战妇女”的单一形象。丛小平关注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抗属婚姻问题，分析在战时和边区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李莉思（Elizabeth A.Littell-Lamb）考察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如何通过战争完成其“作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舒海澜（Helen M.Schneider）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国民党的战时社会教育项目两个个案入手，探讨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妇女精英动员民众抗日的言论与行动。
近年来，抗战史研究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对象的下移，催生了抗战史与口述历史的结合，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在近年来的抗战史研[33]究中崭露头角，正如有学者在分析抗日战争口述史的价值时所认为的，口述史料所具有的“惟一性与真实性”十分重要，“这种惟一性和真实性不是指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惟一性和真实性，而是指作为历史个体的特殊经历的惟一性和真实性”，作为亲历者，“他们所口[34]述的历史具有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但令人遗憾的是，针对战时妇女的口述访谈成果仍不多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战时性别史[35]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李小江教授在主持庞大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历史计划时对于战争与女性的关系深为着迷，认为战争于20世纪的中国妇女有着特殊的关系，“无论底层或中上层妇女，无论她是文盲还是知识女性，都有可能通过‘参战’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和[36]性别屏蔽打通道路”。游鉴明教授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时也认为，“战争呈现的是破坏、失序，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带来新的秩序，台湾女性之所以有机会在职场上出头天，为自己的角色[37]地位重新定位，便是受惠于战争”。本书的部分研究以口述历史切入，试图将社会性别的视角与口述历史的方法相结合，展开对于战时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的研究，这些人的故事在传统的“历史”形态——档案、报刊、已出版回忆录、研究论著中都是完全不见的，这些人的记忆初读起来可能互不相干，可能前后矛盾，可能南辕北辙，却给了我们另类的视角来看普通人的抗战史，而这也恰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三全书结构安排
本书在第一章导论外，下分九章。
第二章将“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战争与性别”的民间传说与“打麻将”这一上海人最喜闻乐见却从不入正史的娱乐活动放在一起讨论，它们的连接点是“长城”。抗日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战时“中华民族”和“中国”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内涵上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将女性作为贞节的象征，歌颂妇女在战时的牺牲，和将女性视为可怕的破坏力量的源泉，恰恰是当战争遇上性别时的叙事主流，抗战时期也不例外。打麻将的上海女人，是上海堕落的象征，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人类的英雌”。从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到这些打麻将的“英雌”，女性在战争中的位置与身份，变化而尴尬，这正是本书余下几章将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章可以看作《女声》杂志三部曲，在试图勾勒中日两国女性作家围绕《女声》杂志所产生的跨国互动的同时，也回应了英国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Virginia Woolf）广为流传的名言——“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在《女声》这个团结女性作者与读者的公共空间里，她们不再各自困守于“一个人的房间”，而是借由《女声》的写与读、来信与评论，在两国交战时期，构建出一个中日两国女性的跨国协商空间。战前、战时、战后三份《女声》杂志都面临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在伍尔芙之后，女权主义者们更达到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妇女的实际的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甚且妇女根本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章职业女性的困境，从战时上海邮政局拒招女性职员和裁汰已婚女职员切入，分析了近代中国女性就业的状况，上海职业女性的独特面相，以及战争与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女性战争史的解读，都认为男性上战场，给女性提供了全新的就业机会，但从本章的例子来看，战时中国“女权”话语的倒行逆施，“新贤妻良母主义”的一度盛行，引发我们对战时“娜拉”们处境新的考量。
第五章的“灰钿之争”是一桩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女作家张爱玲与业界巨子、男性报人平襟亚之间围绕1000元稿费发生的笔墨官司，让我们看到像张爱玲这样的女作家从父权的家出走，进入男性为主的文人世界之后，不仅在写作上挑战性别规训，还以自己的行为对抗着各种性别约束。这场围绕张爱玲的性别之战，很好地帮助我们跳出张爱玲的创作，看实际生活中女作家面临的压力，和她们如何挑战社会秩序——战争所造成的某些权力失序、真空，显然给她们的这些回应与挑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可能。战时上海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女性写作繁荣，对于传统父权的性别关系的挑战是深刻的。
第六章的“困守上海的男人”是以往研究中极少涉及的从男性研究角度剖析战争与男性关系的一次尝试。从一本战时风靡上海的小说《秋海棠》和同名话剧讲起，进而剖析与秋海棠同样是梨园名旦的梅兰芳在战时蓄须明志的象征意义。以往的战争史研究，往往简单地将个人进退与国事大局相联结比对，似乎国破就意味着家亡，似乎每个人在战时就应置个人生死、私人生活于度外。可是在停战的上海，已经无仗可打，日常生活却仍在延续。抗战，更大程度上只意味着漫漫等待！被日本人押回上海的外交名宿颜惠庆，和主动辞去内政部卫生署长职、从重庆返回上海的颜福庆，这一对堂兄弟的战时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困守“魔都”的男人们多样的选择。
第七章“倾城之恋”与“抗战夫人”借用了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故事与背景，勾勒了施济美、唐弢等人的战时之恋。苏青和张爱玲对婚姻、家庭、妇女问题的笔谈所引发的大讨论，使我们吃惊地看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与当下的中国在婚姻家庭话语上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女明星英茵为中统地下工作者平祖仁殉情的故事，本该被当成“烈女”殉夫的传奇广为歌颂，但英茵非正妻的身份，和平祖仁中统特务的身份，都使他们的故事在我们的抗战历史中几近湮没。战时屡见不鲜的“抗战夫人”被称为“另类的伪组织”。在战后，政治上的伪组织或许容易解决，因为伪组织本身已随战争的结束而潜形匿迹，所要处理的只是汉奸问题。但家庭的伪组织则不然，这个问题固由抗战中生长起来，却并不因抗战的结束而消失。战争状态下，传统大家族崩解，中国传统社会事关大节的家族礼法、五服之礼大大松动，难以遵守。而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民法·亲属篇》为“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刚刚确立的法律地位，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战时性别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实难以对错是非下简单判断。
抗日战争史研究喜“宏大叙事”，以致抗战史的写作，往往见事不见人，面对妇女/战争和妇女/国家这些革命叙述，如何体现妇女/性别史研究努力追求的“个人记忆”和“女性体验”，是本书面临的最大难点与挑战，本书第八章以下可以看作笔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姑侄的抗战：杨荫榆与杨绛”这一章从杨荫榆这个被鲁迅先生一棍打死的封建“恶婆婆”在抗战时的英勇献身谈起，以杨绛和钱锺书夫妇“沦陷”上海的经历为主线，不仅挖掘了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在国难时期的进退应对，“国”与“家”的关系，进而讨论了是否只有“抗日”才是“爱国”，留在“沦陷区”就是“不爱国”这类道德审判的意涵，也分析了杨绛与男性作家不同的战争记忆。
第九章“女汉奸”从女作家关露和女画家李青萍两人在战时和战后的遭遇切入，分析“沦陷区”和“女性”在战后所遭遇的“双重污名”，帮助我们思考在战争带来社会结构松动瓦解，女性似乎获得了较为宽广的独立自主空间后，战争的结束却转眼间将这种自由与解放通过道德审视和国家审判，化为钳制与束缚，而战后全社会对“女汉奸”话题的热衷和对“女汉奸”的审判，更是提醒我们注意任何性别议题都有泛政治化的可能。
本书对普通人战争体验的关注集中体现在最后一章——“口述、性别与上海抗战史”，以八个对普通上海人的口述访谈为中心，将社会性别研究视角与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展开对战时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的研究，试图从访谈对象的不同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叙述习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口述史料，进而追问那些无法包容进传统抗战史叙述的普通人的抗战史应该何去何从。四为什么要这样研究抗战史？
白露（Tani Barlow）在探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时自问自答“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历史”，是因为“除了历史书写传统的脆弱性外，在历史编纂上可信赖的女性主义历史书写不得不进行斗争以保持现代妇女普遍范畴的不稳定。大多数研究性别的史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现在都接受了妇女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范畴的论点。但实际上，书写动摇不定的历史要比重申轻松的真实性难得多……书写女性主义历史就意味着要详细说明妇女的规范是如何被强加、被遗漏、被重叠、被置换、被再强加或可能被废弃。历史比其他方式能更多地思考现代妇女，它可以展示每一次妇女事件的细节和解决偶然问题的[38]可能性”。可是，正如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一书中讨论为什么性别视角始终无法在民国史的研究中进入主流时所提出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我们还应该同时努力从整体上，从各个方面用社会性别研究去分析民国时期或者说中国的历史。这意味着任何历史分析都应该同等考虑男女社会性别因素，并把社会性别关系作为一个推动历史的可能因素来[39]考虑”，将性别研究与民国史、抗战史有机结合，把社会性别作为推动历史的可能因素来考虑，“长统丝袜”是个有趣的联结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女性的裙长开始缩短到膝盖附近，双腿的裸露使得女装的设计从过去对胸、腰、臀的表现转到腿部，这就催生了长统丝袜的流行。“20年代前半期流行黑色长统袜，后半期[40]流行肉色长统袜。”长统丝袜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来自东方的蚕丝。长统丝袜的流行使得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上进口生丝最多的国家。与欧洲不同，在二战前，美国进口的生丝主要用于生产丝袜，主产地是日本。“在1924年到1934年美国生丝进口一般占世界贸易量的75%左右。其中从日本进口的生丝在进口总量的比重，由1931年的80%左右上升到1933年的90%以上。”可是同一时期，中国向美国的生丝出口却是大幅下降，“在1932～1938年中国生丝在美国进口中的[41]比重，只有2%～5%，濒临存亡之际”。
但是，除了美女们脚上的长统丝袜外，在当时，生丝也是制造降落伞、帐篷等军用物资的重要原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美生丝交易完全终止，美国政府宣布生丝为应急军需品，接收了进口商和工厂的全部生丝库存。这样，不仅长统丝袜生产告急，降落伞的原材料也开始严重短缺，这一短缺催生了一项伟大发明的推广。这项发明由美国杜邦公司有机化学部负责人华莱士·卡罗瑟斯（W.H.Carothers，1896-1937）领衔完成，它的名字Nylon甚至被解释为是“Now You，Lazy Old Nippon”的缩写，Nylon——尼龙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抗日本廉价纺织品对西方倾销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并最终使美国摆脱了对日本在生丝进口上长期的依赖。
人们通常认为，正是妇女们对长统丝袜的需求催生了尼龙在[42]1939年底的正式工业化。可是，从表1-1的统计来看，这一结论并不准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丝袜最主要的原料仍然是生丝。除了1941年尼龙在丝袜原料中占据9%左右的份额外，战时其他年份，尼龙几乎未被用来制作丝袜。但是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尼龙袜的比例在丝袜中迅速超过一半，到1949年更是达到90.9%。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们穿着的长统或短统丝袜的主要原料既不是日本来的生丝，也不是杜邦制的尼龙，而是战前较少使用的，在外观、手感、质感都较差的人造丝。[43]表1-1 1939～1946年美国丝袜的产量和用丝量统计
因此，在生丝和尼龙先后成为重要的军需品后，不穿丝袜成为欧[44]美女性爱国的标志之一。在欧战爆发两年后的德国，长统丝袜也成了稀缺商品，柏林的时装妇女们“穿着新式的外套……自腿以下却完全赤裸”，原料短缺，使得德国的妇女们无丝袜可穿，只好“用画[45]眉铅笔在小腿后面画一条假线缝，混充穿着长统丝袜呢”。图1-2 “凯旋”牌丝袜广告，《永安月刊》，1934年
这类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货运动”中同样存在。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长统丝袜早就是都市女郎的日常装扮（图1-2是1934年《永安月刊》上的“凯旋”牌丝袜广告）。
1927年11月，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描写一位同行的刘太太，“剪发烫发，又戴上霞飞路十八元毡帽，长统丝袜，绣花手[46]套”，马上就不复“吴下阿蒙”之态，而“亭亭艳艳”了。侦探小说家程小青描述女性的装扮也时常提到长统丝袜：
伊的身上穿一件雪青软锻的长袖夹颀袍，足上一双肉色的长统丝[47]袜，高过了膝盖，一双树胶底的网球鞋还是簇新的。
但是，到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运动时，女性裸露的双腿和丝袜却变成“国货运动”的主攻对象。比较容易想象的是长统丝袜和高跟皮鞋、脂粉香水一起被认为是浪费“国家民族膏脂”的奢侈品，[48]但是，当中国的摩登女性抛弃这些“奢靡”的打扮，不着长统丝袜，在夏天赤足后，还是引来了反对的声浪：
不久以前，为了一般妇女在夏天喜欢赤足，不着长统丝袜纱袜，本埠若干家袜厂营业突然低落，因而有函请商会转呈行政院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得以救济之举。妇女些须装饰衣着之微，竟能使市场的营业不振，也可以造成国家对外贸易之巨大漏卮，这何能不说是妇女在[49]经济上具有莫大的“势力”。
该文在大谈因为摩登女子裸露腿部足部，转而使用润肤霜粉，不仅“导致”1934年上半年入超85万元巨款，更使民营袜厂经营不振，濒临倒闭。作者转而想象农妇在赤足劳作之后，就在溪水中将腿脚洗干净，而工厂女工则穿着朴素的布袜，是最美丽的景象。女性的足部消费，在倡用国货者眼中几乎有祸国殃民的力量，正所谓“摩登[50]女子，一颦一笑之间，可以断送金融，斩丧国力”。图1-3 “九一八”牌丝袜商标图，左旭初：《憧憬·追求·辉煌：中国老字号与早期博览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第53～55页
不过，对于国货厂商而言，生产丝袜与爱国——也许只是消费“爱国”——可以并行不悖。上海第一织造厂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纺织企业，主营产品是“金叶”牌丝袜、线袜（见图1-3）。192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上，“金叶”牌产品曾获纺织品类丙等金奖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第一织造厂就设计了“九一八”牌商标，推出“九一八”牌木纱团。第二年9月18日，该厂还成功地将国耻纪念日与促销相结合：为回报消费者对“九一八”牌木纱团的[51]青睐，当日该厂所有产品均打9.18折。纺织企业试图藉由“爱国”的理念促进丝袜消费，可是对于中国妇女来说，穿或者不穿长统丝袜却都是个问题！
对于爱穿丝袜的美国女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困境，中国驻美记者有敏锐的观察，在发回的报道中称：
到了美国第一件使你注意的就是没有一个女子不穿丝袜，而丝袜的丝几乎全部为日本货。假定每个女子一年穿一打，每打售美金十二元（最便宜者），又假定少女与成年妇女占全人口十分之四，则美国一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应有六千万少女与成年妇女，每年应消费六千万打丝袜，值七万万二千万元。据说每只丝袜之丝之成本只占四分之一，则美国妇女每年替日本做生丝交易一万万八千万美金。这是一项何等惊人的数目！所以何怪美国抵制日货运动中以妇女不穿丝袜为口号，而美国抵制运动中最困难的一点亦在丝袜。因为妇女爱穿丝袜已成习惯与风尚（现在虽在提倡穿麻纱袜与人造丝袜，但究系少数），而且依织制丝袜为职业者之工人与企业亦不在少数。我想，倘我国之生丝如能改良之成极细坚强而可制丝袜者，何不乘此美国人士同情于我国[52]而又舍不得丝袜之烦闷中而作一大推销呢？
可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亲密盟友和日本战败，并没有使中国的针织行业在战后获得新生，相反美国尼龙丝袜大量走私流入中国市场，给上海的针织工业毁灭性的打击。1947年9月，上海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在呈送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呈文中称上海企业“出口女式丝袜已历有年，惨淡经营，差堪维持，不意去岁美货尼隆丝袜大量走私进口，吾丝袜工业遂大受打击”，今年又“大量走私，充斥[53]于市，致吾丝袜工业再度遭受严重摧残”，呈请经济部能够出面打击走私。
但美袜对中国丝织企业的冲击远未得到抵制，所以到抗美援朝、中美交战的1951年，尼龙丝袜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连作家唐弢都要发文质问《“尼龙”丝袜问题》：
抗战前二百四十五家袜厂，受到“尼龙”丝袜大量进口的影响，到现在只剩下十六家中型工厂和一些零星的家庭手工业的小厂，论百人因此破产，成千人因此失业，这一只美帝经济侵略的魔手，非把它斩断不可的！“在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开展的今日，禁销‘尼龙’丝袜，实在是有其必要的。这是无耻堕落的‘美国生活方式’所依托的奢侈品之一，健康朴素的人民不需要它，爱护祖国，关心民族工商业前途的商人，[54]也一定会清楚它的不需要！”这回是“尼龙丝袜”成了问题！
中国史的性别研究，向来集中在与妇女相关的领域，比如婚姻家庭、女学、缠足、性等，鲜少涉足经济、政治和战争等传统被认为是男性领域的历史。“长统丝袜”似乎仍然是一个女性的话题，但它勾连着战时的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值得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它展开新的阐释之旅。斯科特在将社会性别作为重要而有效的分析范畴引入历史研究时，就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尽管传统政治史学家习以战争、外交和上层政治来质疑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国家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的重要性、公共权力，以及它拥有崇高权威的事实和原因，都建立在它把妇[55]女排斥在外的前提上”。因此，当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去重新思考一些旧问题，比如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对家庭与性的影响，妇女将不再被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排斥在外，并且有可能重新定义这些研究的新的版图。当我们不仅仅将妇女的历史局限于“分离的领域”——妇女史研究中一度特别强调的要写与“大写”的“他的”历史相分离的属于女性的历史，更加关注“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放性，愿意将其作为“连接点”（conjunction），作为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范畴，这也许有助于我们产生新的学术分析与行动议程。
笔者愿意把本书的写作看成是这样的历史研究实践，只是邯郸学步，恐有诸多疏漏，恳请指正。[1] 包括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等。[2] 近些年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多卷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2000；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王进：《魅影下的“上海”书写：从“抗战”中的张爱玲到“文革”后的王安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王军：《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3] 《多名学者公开批评电影版〈色·戒〉》，《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4] 陆曼炎：《书女侠郑苹如事》，《国防月刊》第5卷第4期，1948年。[5] 《严惩丁默邨发给抚恤金》，《申报》1946年12月30日，第2版。这段呈文中有关郑苹如被捕和牺牲的时间，与一般论著中的记载不同，无法核实，本书对此一说法未予采用。[6] 彭小妍：《女人作为隐喻：〈色·戒〉的历史建构与解构》，台北：《戏剧研究》第2期，2008年7月。[7]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页。[8] 据柯灵考证，“孤岛”一词由上海《大公报》的一篇社论率先使用，从此，“孤岛时期”成为上海在抗战期间特定的历史名词。参见柯灵《煮字生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3页。[9] 有关“事仇民族主义”，参见卜正民的《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83～220页。卜正民在该文中所引用的汪伪政府教育部长顾澄的“民既不存，国于何有？”一语，正是日占区降民们“事仇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10]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3页。[11] 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冰莹：《来到上海》，《民族呼声》1937年第2期。[13] 参见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刘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4] 碧瑶：《孤岛的诲淫者》，《上海妇女》第1卷第8期，1938年8月。[15]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52页。[16]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45～48页。根据邹依仁的统计，1935年，整个上海地区人口中男女比例是141.2 ∶100；到1942年，上海“华界”和租界中“除了儿童少年及乳幼儿未分性别以外，当时男对女的比例为137 ∶100”，其中法租界的男女性别比更是已经下降至114 ∶100。[17] 爱自由者金一著《女界钟》，大同书局出版，爱国女校发行，1903，第5页。[18]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2～5页。[19] 谢冰莹：《新从军日记》，天马书店，1939。[20] 丁玲、陈明：《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知书店，1946。[21] 参见江原由美子《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商务印书馆，2004，第204页。[22] 如郭海文《女子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畅引婷：《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23] 如丁卫平《国统区妇女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3年第6期；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山东妇女工作》，《理论学刊》2005年第4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夏蓉：《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妇女职业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近年来，还有一批相关博士学位论文完成，比如刘凤芝《全面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张化芳：《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的妇女运动述论》（西北大学，2004），邓惠：《烽火巾帼路：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扬州大学，2008），乔彦丽：《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天津商业大学，2010），黄桥：《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2011）等。[24] 对于战时知名女性的研究以围绕宋氏三姐妹展开最多，包括唐曼珍《抗日烽火中的宋氏三姐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尚明轩：《宋庆龄与抗日战争》，《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沈丽娅的博士学位论文《宋美龄战时妇女工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其他还比如靳玉娟《抗战时期邓颖超对培养妇女干部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1期；罗义俊：《何香凝和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尚明轩：《何香凝与抗日战争》，《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周天度：《抗日战争时期的史良》，《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仲明：《抗日战争时期的刘清扬》，《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等。[25] 如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张志永：《边缘到主流：抗战时期华北农村妇女特殊亚群体的演化》，《史林》2010年第1期等。[26] 如丛小平《 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黄东：《抗日根据地婚姻建设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张志永：《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27] 如侯杰《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刘人锋：《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刊物——〈中国妇女〉》，《编辑之友》2012年第9期等。[28] 如王晓丹《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非女性化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11期；于明静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的女性与国家》（华东师范大学，2006）；黄小梅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妇女救济事业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2）等。[29] 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11期[30] 罗久蓉、游鉴明等：《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31] 罗久蓉：《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1：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32] 游鉴明：《受益者抑被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3] 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口述淞沪抗战》（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编《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张成德等编《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蔡佩玲主编《口述历史：抗战时期的澳门》，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2005。[34] 刘萍：《对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些体会——以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为例》，周新国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63页。[35] 国内有关妇女与战争的口述访谈成果中，被引用最多的当数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其他零星的成果包括山西电视台编写的《人证：抗战时期山西盂县慰安妇口述实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另有一些口述史料散见于各地、各级的文史资料中。[36]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4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