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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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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蛰存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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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全集·唐诗百话(下册)

施蛰存全集·唐诗百话(下册)试读:

晚唐诗话

78李商隐:锦瑟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崇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使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方法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与章法、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用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亿、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高潮。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又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做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下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最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道源和尚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征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衔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像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商隐乱摊书本,找寻资料,以写诗文,其情状也和水獭祭鱼一样。“獭祭”这个词语,现在已被用来讥讽人家东抄西袭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时高僧,自称“弥天释道安”,诗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其后,经过程梦星、姚培谦、冯浩等人的笺注考释,现在我们用的是冯浩的《重校玉溪生诗详注》。借助于这个注本,我们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对于整首诗的涵义,还是不容易明白。尽管冯浩作了大量的考证笺释,恐怕还有许多不能作为定论的地方。

李商隐的诗,既然有了详尽的注解,还是不容易看懂,而读者偏偏还是爱好,这不是很有矛盾吗?并不矛盾。这正是唐诗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隐诗中体现了出来。唐诗极讲究声、色、意。首先是声,平仄谐和,词性一致,都是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称为律诗。隋代以前的五言诗,在不合乐的时候,都是平读的,像我们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唐代的律诗,即使不配音乐,也可以像歌曲一样吟唱,因为它的文字组织有音乐性。其次是色。它属于文字的美,是诉之于视觉的。李商隐极能组织绮丽的辞藻,他运用的单字和语词,浓淡,刚柔,非常匀称,看起来犹如一片古锦上斑斓的图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绪,都是诗的内容,我们称为诗意。李商隐的诗,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诗意,但是它们的声、色同样有魅力能逗取我们的爱好。现在我举出一些历代以来众口传诵的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卷旗。(《重过圣女祠》)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

以上八联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联不用绮丽字面,而句法却俨然为杜甫,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称之为“神句”。这些诗联放在全篇中,尽管全诗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此外,还有许多联句,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

李商隐的诗,有许多题作《无题》、《有感》、《读史》的,这些诗题,并不像历来诗人那样,用以说明诗的内容。为了记录他的恋爱生活,或者发泄他的单相思情绪,他写了一首隐隐约约的诗,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个题目:《无题》。如果他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触,也用艳情诗的外衣写下来,也题之为《无题》或《有感》。如果他对当时的政治、国家大事有所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诗,题之曰《读史》。“读史”就是“咏史”,这种诗题古已有之,“有感”也早有人用过,“无题”则是他的创造。此外,李商隐还有许多诗,用第一句开头二字为诗题,如《锦瑟》、《碧城》之类。这些诗,其实也就是“无题”。

白居易作《新乐府》,惟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还要摹仿《毛诗》,加上一个小序。例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伤农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要做到“老妪都解”。尽管他的诗已经够明白浅显,他还是不惮烦地要在诗题上表现清楚。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馀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隐,代表了两种文艺观点,两种创作方法,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近于象征主义。

现在就以《锦瑟》为例,看看历代以来许多人的体会: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

这大概是解释此诗的最早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听了令狐楚家妓弹奏锦瑟以后写的。锦瑟有四种音调,诗中两联四句即分别描写这四种音调。“庄生”句是写“适”,或“感”,“望帝”句是写“怨”,“沧海”句写“清”,“蓝田”句写“和”。这样讲诗,真是可谓曲解。“望帝”句勉强可以说是形容其怨,其馀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与琴一样,都是一弦二柱,锦瑟的柱数与弦数同,显然是胡说,既然李商隐自己没有注明此诗本事,又何从知道令狐楚家妓曾弹奏过适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尽管许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讲法,而王世贞还说:“李义山《锦瑟》诗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艺苑卮言》)他以为李商隐的这一类丽语,讲不通就没有意思,讲通了反而又觉得不过如此,没有馀味了。这一评语,正说穿了李商隐诗的特征。

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当时某一个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总之,都以为锦瑟是人名,而这首诗是李商隐写他对锦瑟的爱恋。这一讲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

但是《唐诗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诗,仍用“适怨清和”之说。廖文炳从而解云:“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华年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联)。乃若华年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为沧海之珠泪,‘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联)。”这样解释,已经是逐句串讲了,但是读者还未必能豁然开朗,信服他讲得不错,已表达了作者本意。

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诗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即以义山诗注义山诗,岂非明证?锦瑟当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集中悼亡诗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旧解纷纷,殊无意义。”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以锦瑟为兴感之物,朱彝尊、朱长孺、冯浩也都有此设想,不过对诗句的具体意义,各人的体会又各有异同。“锦瑟无端五十弦”,钱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二,则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冯浩最初的笺解,以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隐诗另一句“雨打湘灵五十弦”为例。又说:“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又说:“此悼亡诗,定论也。以首二字为题,集中甚多,何足泥也。”这样,冯氏虽然也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但认为锦瑟和五十弦都没有任何寓意,而他在重校本中却同意了钱氏的讲法。“一弦一柱思华年”,钱氏云:“弦分为五十,柱则依然二十五。数瑟之柱而思华年,意其人年二十五岁而卒也。”杨守智笺云:“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何焯解此诗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发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冯浩笺云:“杨说似精而实非也。言瑟而曰锦瑟、宝瑟,犹言琴而曰玉琴、瑶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庄生晓梦”二句,钱氏以为“言已化为异物”。何焯云:“悲其遽化异物。”冯浩则以为上句是“取物化之义”,下句则“谓身在蜀中,托物寓哀”。“沧海月明”二句,钱氏以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谓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何焯以为“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这两家的意见是同样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长眠地下。冯浩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以为这首诗的下半是“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沧海”句是“美其明眸”,“蓝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联,“此情”二句,钱氏解释道:“岂待今日始成追忆,当生存之时,固已忧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冯浩在初校本中,讲法与钱氏不同。他说:“‘惘然’紧应‘无端’二字。无端者,不意得此佳偶也。当时睹此美色,已觉如梦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坚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补注》中,却全部否定了自己的旧说,认为钱氏“起结之解,究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认钱氏对此诗首尾两联的解释,较为近理。可是还坚持他对中间二联的解释。

以上所引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笺注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诗,但是全诗八句,各人的讲法都不尽一致。即使有相同处,也是同中有异。总的说来,清代诗家均认为此诗为悼亡而作。只有一个纪晓岚,以为它是一首艳情诗:“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李义山诗辨正》引)差距其实不远,只是那位美人死与不死之别而已。

据说有一个宋刻本李商隐诗集,第一首就是《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为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此诗有自伤生平之意。此说记载于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冯浩以为这不是何焯的话。近代张采田作《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锦瑟》这首诗,就采用此说。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隐评传》,其作者更以为这样讲法“最得其实”。他又从而“发挥”之。现在节录如下:《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宋刊义山诗集把它置于卷首决不是偶然的。首联以“锦瑟”兴起,是虚写。“思华年”三字统摄全篇,是本诗基本主题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实写,即追忆青年时代仙游生活。“庄生”,诗人自谓;“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虚写,是说自己青年时代有过许多绮丽美好的理想,后来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惟有假诗篇以曲传。“春心”寓迟暮之感。“沧海”句取沧海遗珠之意,意思是说:沧海的遗珠长对明月而垂泪。“蓝田”句意思与上句相近,是说蓝田的美玉,每临暖日而生烟。总的说来,这两句义山自慨不遇。珠、玉,诗人自喻美才;泪、烟,抒写沉沦不遇之痛。尾联运用递进句式,今昔对照,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诗用反问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种种遭受,何待今天回忆,就在当时也够令人惆怅伤感的啊!又诗题曰《锦瑟》,取首二字为题,犹《无题》也。

作者每讲一个词语,都引李商隐其他诗中同一个词语为证。例如庄周梦蝶的典故,李商隐用过好几次,作者都引用来作为旁证,以证明这是写“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沧海”和“珠”字,就说这是“沧海遗珠”之意。从来讲唐诗的,何止数百家,尽有讲得很深奥屈曲的,但没有见过如此穿凿附会的讲法。李商隐原诗虽然不能逐句实讲,但体会其涵义,我以为悼亡之说,颇为近情。自伤生平的讲法,或者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用《评传》作者这样的曲解,恐怕无论如何也讲不清这是一首自伤生平的诗。

以《锦瑟》为例,可知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尽管注明了诗中所用典故,还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题思想。

冯浩在几十年的研究及笺注工作以后,写下了两段结论。其一云: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鼓吹》合诸无题诗而计数编之,全失本来意味,尤可噱也。

其二云: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如《无题》诸什,余深病前人动指令狐,初稿尽为翻驳,及审定行年,细探心曲,乃知屡启陈情之时,无非借艳情以寄慨。盖义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阳,其后郎君久持政柄,舍此旧好,更何求援?所谓“何处哀筝求急管”者,已揭其专壹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于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为附会也。若云通体一无谬戾,则何敢自信。

冯浩最初不赞成以前许多注释家的观点,他在初刻笺注本中,对前人以为有寄托的好些无题诗,一概批驳,断定它们都是描写爱情的艳诗。但后来对李商隐的生平遭遇,经过深入研究,发觉李商隐并不是一个风流浪子,他的那些艳诗,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隐喻的。于是他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探索这些无题诗的微意。结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笺注》中,他认为是有寄托的无题诗,反而更多于前人研究的结果。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无题诗,还是赋艳情之作。在这种夹杂不分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别,而《唐诗鼓吹》把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集中在一起,使读者不能区别鉴赏每一首诗的意味,这是他认为可笑的。

但是,对于李商隐的诗,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求解,冯浩也还不敢自信其无误。所以,我以为还是采取陶渊明的方法,“不求甚解”为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79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这是清康熙时诗人吴江叶燮的话,见于他所著《原诗》。他对李商隐的七绝评价如此之高,大可注意。因为一般人读李商隐诗,往往为他的七律和五言排律所吸引,而不很注意到他的七绝。其实他的七绝量既不少,质亦杰出。

叶氏概括李商隐七绝的优点是“寄托深而措辞婉”,我以为这还是其一个特征。而且叶氏这一句话,我们还不妨理解为三个特征:其一是寄托既深、措辞又婉的诗。其二是寄托深的诗,措辞不一定婉。其三是措辞婉的诗,不一定有很深的寄托。除此以外,我以为李商隐还有一些俊妙的七言绝句,运用的创作方法还不是叶氏这一句话所能概括的。现在选他几首七绝来谈谈。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这是唐诗中一首独特的闺情诗。绝大多数闺情诗,都是写妇女的伤春怨别情绪,惟有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女人睡在丈夫身旁梦见与她的情人欢会。这个题材,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第一句是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脾,都是指花心。红露是说红色而带露水的,白蜜是说白色而含蜜汁的。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都来向这朵鲜花采蜜。“两参差”三字用得极妙,表示蜂蝶并不同时来到。这两句诗已经把情况象征性地说明了。第三句才具体点明,这是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的一个风流梦。为什么要说是“春窗”而不说“秋窗”呢?因为这个“春”字并非必然用作窗的形容词,它的意义只是说明那个女人的情绪,应当理解为《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字。第四句是主题思想所在。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指丈夫)却是一点也没有知道。

冯浩给这首的评语是“尖薄而率”,可知他没有深入理解这首诗。他以为这是一首没有寄托的艳情诗,有些轻薄,而且表现得太直率。我以为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寄托深而措辞婉”的代表作。有些人的思想、感情、行为,即使同在一起的人,或极其亲密的人,也不能了解,正如同床的丈夫还不知道妻子的思想、感情、行为一样。这是用有寄托的观点来解释这首诗,岂不是可以说是“寄托深而措辞婉”呢?至少,这样一讲,它就不是一首轻薄的艳情诗。至于从这一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所隐喻的具体动机,这就不可能求之更深了。过楚宫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楚襄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巫山神女欢会。巫山神女是兴云降雨的神,这个神话见于宋玉的《高唐赋》。后世文学上就把“云雨”用作男女交欢的代词。李商隐诗中用楚襄王与神女的故事为题材的很多,这是其中之一。第一句用“迢迢”来形容巫峡,用“旧”来形容楚宫,就值得读者注意。言外之意,可知现在离巫峡(神女所居之地)已远,而襄王从前所居之宫亦已成为陈迹。可是,第二句说,神女所施行的云雨至今还在遮暗红叶的枫树。第三句是转句,引出第四句作对比。“微生”在这里可以讲作“一般人”或“众人”。大家都留恋人世间的快乐,只有楚襄王还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从文字表面来讲,这是作者经过楚宫遗址而想起了楚襄王的神话,因而写了这首诗,形容巫山神女使人永久留恋。如果就这样讲,也很好,这首诗也很美了。但冯浩却说:“自伤独不得志,几于哀猿之啼矣。”这样一讲,这首诗也有寄托了。冯浩的理解是认为李商隐写此诗以寄托他感慨身世,发出不得志的哀啼。主题是揭出了,但他没有详解,可能还有读者不能领悟。

李商隐的一生,被牵累在牛李党争这一个政治旋涡中。他早年为令狐楚所赏识,令狐楚有意提拔他。后来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是李德裕的人,令狐楚是牛僧孺的人。这样,李商隐的婚姻,意味着背叛牛党而投靠李党。令狐楚死后,他儿子令狐绹的官位一天一天高起来,王茂元死后,李德裕的官位势力愈来愈降落。李商隐先后投奔郑亚和柳仲郢,在他们幕下为书记。郑、柳都是李德裕的人。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李德裕被令狐绹排挤,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于是李党政治集团彻底崩溃,李商隐也随着柳仲郢的降官而回到郑州老家,不久即病故。当令狐绹权势日高的时候,李商隐屡次上书献诗,希望令狐绹顾念旧情,给予援助,但令狐绹绝不理睬他。

李商隐的诗,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有明说的,有隐喻的。这首《过楚宫》诗,我以为可能是在大中四年令狐绹为宰相时写的。第一句“巫峡迢迢旧楚宫”,这个“楚”字很巧妙地借用作令狐楚。这时他早已不在令狐楚门下,令狐楚的家岂不已成为既远又旧的地方。第二句是以“云雨”比喻权势,令狐楚虽然已死,但他的权势还没有衰败,因为他的儿子又当了宰相。第三句是比喻别人都沾受了令狐父子两代的恩泽,第四句以襄王比自己,只有我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我把“至今云雨暗丹枫”一句讲作“权势还没有衰败”,可以有一个旁证:就在这首诗的下面,接着还有一首题作《深宫》的七言律诗。这两首诗恐怕是同时所作,因为意境差不多。《深宫》的结尾二句是:“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意思是:想不到掌握大权的,只有令狐家。冯浩也说这首诗:“与上章托意无殊,而吐词各别,真妙于言情者。”我想把他的结句改为“真妙于讽谕者”,那就明白了。屏风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这是一首咏物诗。题目是《屏风》,诗就描写屏风。四句诗,说的都是关于屏风的事。这种创作方法是“赋”。第一句写屏风的形状,一共六扇,钩连起来可以转折的,放在翠绿色的帷幕边。第二句写屏风所在的时地:高楼上,半夜里,主人酒醒之时。第三句写屏风的作用:掩灯、遮雾,把室内室外的一切光与景都严密地挡蔽了。第四句写屏风的效果:使室内的人不知一切外边的事,还是天晴有月亮呢,还是在下雨?

很明显,初学诗的人也可以感到这首诗不仅是咏屏风,它还有言外之意。把屏风比喻为一种阻挡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人物,而它的主人又是在高楼上、半夜里,并且酒醉才醒。可见这是一个不能明察秋毫,而易受蒙蔽的人。诗题是《屏风》,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为讽刺蔽贤之人。但冯浩以为不是。那么,从“雨落月明俱不知”这一句看,也可解释为讽刺被蒙蔽的达官贵人。但是,另外也可以把第二句和第四句认为是作者自写,那么,屏风对于诗人,就成为欺瞒他的小人了。

在李商隐的七言绝句诗中,这一首是写得最浅显的。它不是有什么寄托,而只是有所比喻,因为它并不像专指一件事,这就是“赋而比”的创作方法。至于这首诗的措辞,也不能说是婉,最后一句未免说得太显露了。旧将军云台高议正纷纷,谁是当时荡寇勋。日暮霸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六年),下令把辅助光武帝建立中兴大业的三十二位功臣大将画像于云台。在后世的文学词汇中,云台就作为一个论功行赏的地方。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云台上议论纷纷,决不定谁是当时扫荡敌人的功臣。第三、四句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汉时名将李广告老家居时,有一天,带了一员卫士入山打猎,在农村里朋友家饮酒,不觉夜晚,已到宵禁时间。回到霸陵旗亭,被一个喝醉酒的霸陵尉斥骂,不准通行。卫士便说:“这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犯禁夜行,何况你这个前任将军。”这个故事形容人间的势利,以李广那样立大功的人,一到退休林下,失去权势,便为一个小小尉官所瞧不起。李商隐在这首诗的第三、四句概括了这个故事,联系上面两句,可以知道这首诗是写一个功高的将军,非但不能画像于云台,而且为卑官小吏所轻视。那么,李商隐所同情的“旧将军”是谁呢?冯浩以为是李德裕。因为宣宗大中二年七月,曾命令继承太宗的故事,增画功臣图像于凌烟阁上,想必当时一定有纷纷议论,谁应该算是功臣。李德裕有攘回纥、定泽潞之功,可是非但没有被定为功臣,而且已于上年贬官为潮州司马。当年十一月,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李商隐这首诗,作于大中二年,为李德裕鸣不平,情事完全符合,用典也非常贴切,我以为冯浩的笺释是无可否定的。这是一首艺术手法很高明的讽谕诗。【附记】

刘言史有《乐府杂词》三首,其第三首云:不耐檐前红槿枝,薄妆春寝觉仍迟。梦中无限风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

此诗与李商隐《闺情》诗同。刘言史与李贺同时,略早于李商隐,不知是一诗误入二人集中,或二人各有所作,偶尔意同。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80温庭筠:五七言诗四首

温庭筠,太原人,字飞卿,太宗时宰相温彦博的后裔。他和李商隐同时,可能稍长几年。他的诗,风格与李商隐相同,当时便齐名并称为“温李”。他的身世遭遇,也和李商隐很相似,同是为令狐绹所压制。虽然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记,可是都不详细,而且与其他资料出入很大。《旧唐书》说他:“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新唐书》说他:“文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公元八六年),试有司,廉视尤谨。庭筠不乐,上书千馀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所为,授方城尉。”这两段史传都没有说他成进士,但《新唐书》记载他在试场中严密监视之下,已为八个人做了枪手,而自己还能写成千馀字的考卷。最后两句,恐怕有节略。执政者既然鄙其所为,为什么还要授以方城尉之职?应该是进士及第之后,不给他做校书郎之类的清流官,而把他外任为县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都说他是“谪为方城尉”,并且还载了当时朝廷的制词云:“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据此可知他的被降谪,是由于品德恶劣。但既然方城尉是降谪的结果,那么他原先又是什么官职呢?这一情况,也无可考查。

史传都没有说他做过国子助教,但《花间集》中却称他为“温助教”。又《宝刻丛编》记载有《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铭》,为其弟庭皓所撰写。这就可以证明他最后的官职是国子助教,并不像《全唐诗话》所说的“流落而死”。近年夏承焘先生作《温飞卿年谱》,搜集资料甚多,考证甚详,但对于这些问题,还未能解决。大约温庭筠这个人,品德远不如李商隐。他的缺点,一是恃才傲物,喜欢讥讽别人,以致得罪了许多人。二是沉湎于酒色,行止不检,以致为士林所不齿。但他的仕宦前程,主要是为令狐绹所压制,这又和李商隐一样了。

温庭筠的诗,其声色之美,和李商隐不相上下,但其诗意却远不及李商隐。李诗有比兴者多,温诗纯用赋体,绝少言外之意。严羽《沧浪诗话》说宋初杨、刘等人倡“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我以为这句话说倒了。西昆诗人虽然竭力摹仿李商隐,然而他们的诗,只能学到温庭筠。后世学西昆体者,也大多只学像了温庭筠。

明人顾璘在评点《唐音》时批评温庭筠道:“温生作诗,全无兴象,又乏清温。句法刻俗,无一可法。不知后人何以尊信。大抵清高难及,粗浊易流,盖便于流俗浅学耳。余故恐郑声乱雅,故特排击之。”清初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引述顾璘这段评论,但是他以为顾璘的话未免过分。他以为“大抵温氏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淡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然警慧处,亦非流俗浅学所易及”。综合这两家意见,我以为说温诗“句法刻俗,无一可法”,确是排击太甚。我倒同意贺氏,以为温诗亦有“非流俗浅学所易及”之处。不过贺氏谓温庭筠的才情“能瑰丽而不能淡远”三句,我觉得也有些过分。淡远、雅正、自然,这三种风格,温庭筠并不是没有。

温庭筠的诗,有两种风格。一种显然是受李贺影响的齐梁体小乐府,和辞藻秾艳的七言律诗,这是贺裳所谓瑰丽的一面。另一种是写行旅、登览的五言律诗,这些诗仍然是从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等人的风调发展而来,并不用瑰丽的辞藻,这是贺裳所谓淡远的一面。李商隐没有这一类的五言律诗,所以他的全部诗作,声、色是一致的。温庭筠的全集中,有声色截然不同的现象。

温庭筠诗集前三卷都是乐府诗。选题造句,摹仿李贺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有写得很好的,现在举例一首:湘宫人歌池塘芳意湿,夜半东风起。生绿画罗屏,金壶贮春水。黄粉楚宫人,方飞玉刻鳞。娟娟照棋烛,不语两含。

这首诗如果放在《李长吉歌诗》中,恐怕没有人能看出是温庭筠的诗。句法、结构、神情、面目,全是李贺的特征。全诗无法逐句讲解,只能大略感到第一、二句是写时、地。地是在池塘边的宫闱中,时是春天夜半。第三、四句是宫闱内景:用翠绿色画的屏风,有滴漏报时的铜壶。第五句是点明题目:额上点着黄粉的楚国宫人。第六句不可解。“方飞”,一本作“芳花”,但也无法讲得通。不过这一句的作用,大概总是描写这两个宫女的装饰。第七、八句是写这两个宫女对着残棋短烛,含夜坐,表现了她们的怨情。题目是《湘宫人歌》,内容就是“宫怨”。三洲词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月随波动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娘十六青丝发,画带双花为君结。门前有路轻别离,惟恐归来旧香灭。《三洲词》,或称《三洲曲》,是流行于巴陵三江口的民歌。那地方的商人乘船从长江上下,贩货经商。歌辞内容就写商人重利轻别,使妻子在家空房独守,有华年易老之感。这首诗前四句是比喻。波中之月虽然是圆的,但波动而月就碎,这团圆便是虚假的。树枝上的雪虽然洁白如梅花,但它终不能折下来当作梅花,插瓶供赏。第五、六句写一个假拟中的李娘,年才十六,就已经嫁人了。结发、结带,都是结婚的代词。第七、八句写门前有水路直通扬州,做商人的丈夫轻易就离别而去,只怕你回来时已闻不到旧时的香了。“旧香”,用来象征青春年少。过陈琳墓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这是一首和李商隐风格相同的七言律诗。所谓西昆体,从宋初的杨亿到明末清初的陈子龙、钱谦益,主要是摹拟这一路的律诗。它们音调雄健,辞藻丰腴,或者秾丽,诗意的逻辑结构明白清楚,在明、清人的鉴赏标准中,这是唐律的典范。

这首诗是温庭筠的名作,许多选本都选了它,也有许多人给作了注解。我本来不想在这里选讲。可是一检诸家注解,发现有几句似乎大家都没有讲通,因此就凭我的了解,提出另一些讲法,与读者商榷。

第一句的“青史”,只有曾益注引江淹的文句“并图青史”,算是注出了这个语词的来历。其实这个注可有可无,因为“青史”二字早已成为普通常用的名词,意义就是历史书。“遗文”二字,郝天挺注云:“《三国志》有《陈琳传》。”这样一注,这句诗就被解释为:“曾经在《三国志》这部史书中读到你的传记。”温庭筠分明说是“见遗文”,怎么可以理解为在史籍中读到陈琳传记呢?问题在于“青史”二字不能仅讲作《三国志》之类的史籍。在文学修辞中,一切古书都可以称为“青史”。温庭筠这句诗是说:“我曾在古书中见过你的文章。”廖文炳解释就不用郝天挺的注,他说:“此言陈琳文章,曾于青史中见之。”这就讲通了。

第四句的“霸才无主”,沈德潜释云:“言袁绍非霸才,不堪为主也。有伤其生不逢时之意。”这是以为“霸才”是指袁绍。但陈琳先在袁绍幕府,袁绍死后,归依曹操。袁绍既不是霸才,难道曹操也不是霸才吗?既以“霸才”为指袁绍,那么,“霸才无主”应当讲作“袁绍无主”,怎么能讲作“袁绍不堪为主”呢?“无主”并不是“非主”,这个讲法,显然是不通的。富寿荪在《校记》中指出了“沈说非是”。又引用纪昀的《瀛奎律髓刊误》云:“‘词客’指陈,‘霸才’自谓。此一联有异代同心之感,实则彼此互文,‘应’字极兀傲,‘始’字极沉痛。通首以此二语为骨,非吊陈琳也。虚谷以‘霸才’为曹操,谬甚。”虚谷是《瀛奎律髓》的编者方回,他解此诗,以为“霸才”是指曹操。这与沈德潜同样错误,使下面“无主”二字讲不通了。纪昀驳斥了方虚谷之谬,而以“霸才”为温庭筠称许自己,我看也是半斤八两。既然温庭筠自叹“霸才无主”,为什么不可怜自己,反而要可怜陈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注的《唐诗选》采用了纪昀的讲法,解释道:“作者自命有经世之才而无所依托,所以对陈琳同情。”但是,紧接下去,却又说:“陈琳先后依袁绍、曹操,也只是做一些文字工作,并非被重用,所以作者仍然觉得他可怜。”这一段解释岂非前后矛盾?到底谁是“霸才无主”呢?这里,只有四个可能。不是袁绍,便是曹操,而他们二人都用不上“无主”。不是温庭筠自己,便是陈琳,既然下半句是“始怜君”,可知应当理解为作者温庭筠在怜陈琳这个王霸之才不遇明主。虽然怜陈琳,也就是怜自己,这可以从上句“词客有灵应识我”的语气中体会出来。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二句的次序是倒装了。先是怜惜陈琳的霸才无主,然后才希望陈琳地下有灵,会知道我和你的遭遇相同。这样理解,岂非句句都可通?可是在四个可能中,偏偏没有人理解“霸才”是指陈琳,这却出于我的意外。

结句“欲将书剑学从军”,郝天挺引王粲诗“从军有苦乐”作注,也只是注出了字面的来历,而没有注明其意义。廖文炳解释道:“余也飘零过此,追摹遗风,亦将以书剑之术,学公之从事于军中也。”《唐诗选》亦采此解,释云:“末两句说在这里临风凭吊,倍觉伤感,并非无故。因为自己也正要学陈琳的榜样,携带书剑去从军。”很奇怪,陈琳在袁绍、曹操军府中典记室,为军谋祭酒,这在当时都算作“从军”,而温庭筠还要怜他“霸才无主”。温庭筠在令狐绹、徐商节镇幕中,也已经是“从军”了,为什么还要学陈琳的榜样?我以为这一句的意义是弃文就武,用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作者既有感于陈琳的“霸才无主”,因此想用自己的兵书剑术去辅佐一位明主,以施展自己的王霸之才。他并不是要学陈琳的榜样,而是要以陈琳的遭遇为鉴戒。这一句诗,似乎前人都理解错了。杨炯《从军行》结句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的从军,不是去当参军记室啊!

八句律诗,有三句被讲解得歧义纷纭,这也是说诗不易的一例。送人东归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温庭筠作行旅、送别诗,多用五言律体,与瑰丽的七言律诗、五言排律,或乐府诗迥然不同。如《利州南渡》、《商山早行》等,都是他的著名五律,已为许多选本所选录,现在避熟就生,举这一首为例。

诗题本作《送人东游》,但注云“一作东归”。我以为原本应是“东归”,因为诗中有“天涯孤棹还”一句可知。但也许有人看了“浩然离故关”一句,便以为是东游,就改了题目。以误传误,至今未改正。现在我认定这是一首送友人东归的诗。

起二句点明题目:在黄叶纷纷坠落的荒城中,你浩然有出关回乡之志。“故关”即“旧关”或“古关”,顾予咸注引庾信诗“函谷故关前”,则此处恐怕也是指函谷关。大约有人以为“故关”即“故乡”,因此把诗的内容误为送人东游了。“荒戍”是荒凉的边城,可知送人之处不在都城,而在边远的小邑。颔联写景,点出东归的目的地,可知这位朋友是回到江汉之间的老家去。颈联抒情,从诗意来看,这两句也是倒装句。你是天涯孤客,现在回归老家,在这个江汉流域中,有几个老朋友还生存着呢?这是对东归友人的寂寞不得志表示同情,也感慨那边的旧友凋零,久无消息。结尾二句,表惜别之情,希望有朝一日,重新相见,大家喝一杯酒,以慰藉离别之情。“情”字不协韵,就用“颜”字代替。“何当”,唐人语,诗中常见,即“何时”、“何缘”。

这是五言律诗的正格。起承转合,思维逻辑很清楚。中间二联,一写景,一抒情,也符合于宋人一虚一实的要求。结句所表达的也是一般人临歧握别时的思想言语。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衡量,这首诗都只是平稳而已,不能说有什么特长,在温庭筠的全部作品中,它也排不到上乘。但是,温庭筠生于晚唐,他的诗就列入晚唐诗。而晚唐诗是为后世诗论家所瞧不起的。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把晚唐诗人几乎都列入“馀响”一级。后来他选定《唐诗正声》(《唐诗品汇》的简编本),就根本不选晚唐诗。可知他以为晚唐诗中,没有正声。这种过于轻视晚唐诗的成见,使许多诗人的作品不能获得公正的评价。温庭筠、李商隐的那些秾丽的艳情诗,太突出了,为初、盛、中唐所未有,即使鄙薄晚唐诗的诗论家,也不能不另眼相看。至于温庭筠的那些歌咏行旅、游览山寺的五言律诗,就被压在“馀响”中,似乎远不如他的前辈诗人了。现在,我们即以这首《送人东归》为例,如果把它编在刘长卿、戴叔伦等大历诗人的诗集中,恐怕也不会有人发觉是误入。在《唐诗品汇》中,刘长卿、戴叔伦的五言律诗都列入“接武”一级,我就不能不为温庭筠叫屈了。

温庭筠的诗,文字与意境都比李商隐浅显。论艺术性,这是他的短处;论大众化,这是他的长处。韦縠《才调集》选温庭筠诗六十一首,李商隐诗四十首,为全书诸诗人中选诗最多的,这就反映着温、李诗在五代时的盛行,同时也说明了北宋初时流行西昆体的渊源。而温庭筠诗在当时,比李商隐诗有更多的读者,也由此可见。

宋代以后,情况一变。秾丽诗以李商隐为代表,选了李商隐就不选温庭筠。五言律诗因为属于晚唐而被轻视,于是温庭筠在唐诗中的地位大大地被贬低了。

贺裳着眼于温庭筠诗集中的一大半艳体诗,因而说他不能淡远、雅正和自然。现在我从温庭筠的五、七言律诗中摘选几联并不秾丽的名句,以供读者评品,大概可以证明温庭筠不是不能作淡雅自然的诗吧!七律摘句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利州南渡》)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经李征君故居》)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老君庙》)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南湖》)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寄李远》)五律摘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萍皱风来后,荷喧雨到时。(《卢氏池上遇雨》)波上旅愁起,天边归路长。(《旅次盱眙》)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斜。(《处士卢岵山居》)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送淮阴县令之官》)细雨无妨烛,轻寒不隔帘。(《偶题》)野梅江上晚,堤柳雨中春。(《和段柯古》)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渚宫晚春》)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81温庭筠:菩萨蛮

贺黄公《载酒园诗话》曾把李商隐、温庭筠二人生平的长短得失做过比较。他说:诗歌笺启,二人都不相上下。李商隐有文集流传,温庭筠却没有。温庭筠有词,李商隐没有。李商隐进士及第,有科名;温庭筠没有。温庭筠有一个争气的儿子,诗人温宪;李商隐却没有。

词,应当称为曲子词,是温庭筠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尽管《唐书》本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含有鄙薄的意义。但这种“侧艳之词”却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温庭筠俨然成为这种新型文学的开山祖师。

从两汉到隋代,我国的音乐,一直是历代朝廷制定的中原华夏民族的音乐,称为雅乐。南北朝时代,西凉龟兹音乐侵入中国。到隋代,南、北政权统一后,正式吸收西凉龟兹的胡乐,结合雅乐,制定了一种新的音乐,称为燕乐。燕,就是“讌”,也就是“宴”。燕乐是宴会所用的音乐。至于朝廷举行大典礼,仍用古典的雅乐。

唐代音乐,最初是继承隋代的制度。到玄宗时,又大量吸收西域各国的胡乐,制为歌曲,名为胡部新声,并成立左右教坊,以管理乐工杂伎。这是俗乐,亦为燕乐。朝廷大典礼所用雅乐,仍归太常寺管理。

安禄山乱后,有一个崔令钦,写了一部《教坊记》,记载教坊的制度与人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记录了当时制定传唱的二百七十八个曲名。有了曲子,必须配以歌词。唐代诗人集中常有用歌曲名为诗题的,这些诗就是这个曲子用的歌词。李白有《清平乐》四首,王之涣有《凉州词》,白居易有《何满子》,又有《乐世》、《绿要》等,都是以曲名为诗题。但这些诗仍是五、七言绝句,从文字组织上,看不出各个曲调音节的不同。中唐以后,渐渐地出现依据曲调的节拍为诗,使歌唱时更便于配合音乐。例如刘禹锡的《春去也》,自注云:“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去也”是诗题,而这两首诗是配合《忆江南》曲调用的歌词。其第一首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杨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句法、韵法、平仄粘缀,都不同于五、七言律诗。虽然编在诗集里,其实已经是曲子词了。不过在刘禹锡的时候,曲子词还没有离开诗而独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中、晚唐人的诗集中,这一种诗仅称为“长短句”而仍隶属于诗。《菩萨蛮》是记录在《教坊记》中的一个曲名。有几种文献可以说明晚唐时这个曲子非常流行。一条是《唐诗纪事》所载:宣宗李忱爱唱《菩萨蛮》,需要新的歌词。宰相令狐绹请温庭筠代做了几首进呈。令狐绹嘱咐温庭筠保守秘密,但温庭筠却立刻宣扬出去,因而得罪了令狐绹。另一条是《唐书·昭宗本纪》载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昭宗李晔为李茂贞军队所逼,避难在华州,“七月甲戌,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这位逃难皇帝的《菩萨蛮》词共有二首,今抄录其第一首: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1]迎归大内中。

温庭筠代令狐绹做了多少《菩萨蛮》曲子词,无从查考。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花间集》所载十四首,《尊前集》所载一首,共十五首。这里选录比较容易了解的四首,作为尝鼎一脔:其一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一般的曲子词,都分两段写。每段称为遍,或片。上遍与下遍之间,旧例要空一格(现一般空二格)。在音乐上,上遍是一支曲子的全部。下遍是这支曲子的复奏。因此,曲子词的上下遍,句法大体相同。《菩萨蛮》曲词上遍为七言二句、五言二句,下遍为五言四句。韵法是二句一韵。这首词的韵脚是灭、雪(仄声韵),眉、迟(平声韵),镜、映(仄声韵),襦、鸪(平声韵)。凡是《菩萨蛮》词,都用同样的格律。敦煌写本曲子词中有字句与一般格律不同的,都是歌唱者加进去的衬字。

这首词描写美人晓起的情景。上遍第一句,“小山”是屏风。一般的屏风,都是六扇相连,故云“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写早晨的阳光。第二句意为浓厚的鬓发几乎要掩盖了雪白的面颊。第三、四句写美人晏起,梳妆迟了。下遍第三、四句写美人梳妆完毕后穿上新做的绣花衣服。看到衣上绣着成双作对的鹧鸪,因而有所感伤。

唐五代词的创作手法,可以温庭筠的词为代表。它们都不用虚字,没有表现思维逻辑的词语,组合许多景语、情语,让读者去贯串起来,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物、景色、情绪。但这种创作手法,仅限于文人所作的曲子词。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民间诗人的曲子词,写法就不同了。其六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其九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其十一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闭门。

以上第六、第九首是怀念旅人之作。第六首上遍第一句可以解释为:玉楼中,明月光照着,有人在永远怀念。以下三句便是她所永远怀念的、当年送他出门的情景。那时柳丝袅娜,还在初春。门外芳草萋萋,我送你出门上马,看你去得远了,只听到马嘶声。下遍回过来写玉楼明月中的人,看着罗衣上金绣的翡翠鸟。蜡烛已快烧完,销融成泪了,这是表示夜深了。她睡在绿窗下,在残梦迷离中,看见窗外花落,听到树上鸟啼。

这样讲解,也还是“以意逆志”的方法。作者是否如此设想,我还不敢说。例如第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这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中所特有的句法。温庭筠用这种句法作曲子词,开创了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词风。“玉楼”、“明月”,是两个景;“长相忆”是一个情。这三个词语的逻辑关系如何?是玉楼中的明月,还是明月中的玉楼?“玉楼明月”是长相忆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是所怀念的地方?作者都没有表示明确,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句“柳丝袅娜春无力”就是一般诗人的句法。“柳丝袅娜”是柳丝娇弱。柳丝娇弱,便可以体会到春之无力。春是抽象的东西,它的有力无力,必须借具体景物来表现。这样讲法,这一句便是写景句。但是我们还可以体会得深一些。讲作:人到了春天,就像柳丝袅娜似的,困倦无力了。这样讲,这一句就成为修饰句,描写第一句中那个“长相忆”的人。此下第三、四句,意义明白,谁也不会理解错。下遍四句,堆砌了许多名物。“画罗金翡翠”,是不是应当理解为“用金线绣画的罗衣”?下一句“香烛销成泪”,没有不可解的困难。但它与上句有什么关系,也还难说。“花落”句与“绿窗”句的关系,也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花落,子规啼,可以是梦中所见闻,也可以讲作它们使残梦醒来。“绿窗残梦迷”是全词的结尾句,也可能用以总结全文。那么,上片四句也可能讲作都是梦境。

第九首文字和意境都很明白,如白居易的诗。先以月照梨花起兴,想到万里外的故人。“金雁一双飞”也是指衣上的绣花。翡翠、鸳鸯、蝴蝶、鹧鸪、燕子,都是双宿双飞的,诗人往往用以象征生活在一处的夫妇或情侣。提到这些禽鸟昆虫,可以不点明“双”字。雁是群飞的鸟,但不是雌雄成对地双飞的,如果用以象征夫妇同行,就得说“一双飞”;如果用以象征夫妇离别,就可以说“两行征雁分”(温庭筠《更漏子》)。下遍四句,如一首五言绝句,不需要解释。

第十一首写一个春困的女人,全体是客观描写。上遍四句以写景为主,故多用景语,而用“愁闻”二字反映出景中人的情绪。下遍以写情为主,故多用情语:无语,无聊,匀脸,掩屏,闭门,都是为表现情绪服务的。

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曲子词都是给歌女在酒席上合乐演唱的,《花间集序》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就说明了曲子词在当时的作用,不过是由绮筵公子,写出宫体丽辞,交给绣幌佳人,按拍歌唱。从温庭筠、韦庄到欧阳修、晏氏父子,他们所写的曲子词的题材,大多是闺情、宫怨、送别、迎宾;只要求文字美丽、音调宛转,并不需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绪,更不需要有所寄托。但是,只有李后主亡国后的词,才开始有了作者自己咏怀的意味。及至苏东坡以后,词的题材内容,向诗靠近,于是它有时也成为作者言志的工具。清代的张惠言、张琦兄弟二人更进一步主张词必须重视立意,作词不能纯用赋体,必须有比兴、寄托,并以他们的理论建立了常州词派。追随二张理论的词人,都用作诗的手法来作词,词的本色从此便消失了。

张惠言编《词选》,用他的观点以读温庭筠的词,就把温庭筠的《菩萨蛮》看作是一组有组织地写成的咏怀诗。他解释第一首道: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又解释第六首云:“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辞,故“江上柳如烟”,梦中情景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

解释第十一首云: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

他以为《花间集》所收十四首《菩萨蛮》词是一篇《感士不遇赋》。第一首是主题先行,以下各首是“节节逆叙”。第十一首以后是叙梦境,也是说明第六首“绿窗残梦迷”的那个梦。又把十四首中所有杨柳结合起来,认为都是与第一首“柳丝袅娜”有联系。

我们能不能在这十四首词中体会到温庭筠寄托着他的“不遇之感”,这个问题暂且不提。先要看看温庭筠之为人,以及他的诗里有多少比兴寓意的篇什。温庭筠是个逞才气而生活放诞的文人,他当然也有牢骚,也有不遇之感,但他不是屈原式的人物。他的诗极少用比兴方法,《过陈琳墓》诗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已经是他表白得最露骨的不遇之感了。诗既少用比兴,曲子词里更不会用比兴手法。这十四首《菩萨蛮》词,很可能就是他代令狐绹做了进呈宣宗皇帝,以供宫廷乐工演唱,当然更不可能,也不需要寄托他的不遇之感。因此,我以为张惠言兄弟的理论,可以用在苏东坡以后的一部分词作,但不能用以解释李后主以外的唐、五代词。

温庭筠的词,只能与六朝小赋一起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美文学,不能评价太高,也不必轻视。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1] 大内:即皇宫。82杜牧:七言绝句十一首

杜牧是著《通典》的史学家杜佑的孙子。家世历代仕宦,是一个清贵子弟。他字曰牧之,李商隐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前四句云: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梁朝的著名诗人江总,字曰总持,李商隐诗用杜牧的名字来开玩笑,比之为江总。这首诗是杜牧官司勋员外郎时写赠的,故称之为杜司勋。

杜牧这个人,在唐诗人中有些突出。他的文学、思想和品德,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进士及第后,他在宣州刺史沈传师幕下为书记。听说湖州多美女,就去游览。湖州刺史崔公,是他的老朋友,把本州所有名妓都找来,供他选择,他却一个也不满意。刺史为他举行了一次赛船大会,引逗得全城姑娘都出来观看。杜牧沿着两岸一路物色过去,也看不到一个中意的姑娘。到了傍晚,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带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一看,认为是绝世佳人。当下就托人去和老太太商量,要娶这个姑娘。老太太很畏惧,面有难色。杜牧说:现在不娶,我十年之后,会到这里来做刺史,那时再娶你的姑娘。如果十年不来,你的姑娘就可以另嫁别人。于是给了老太太许多财帛,以为订婚的礼物。十四年后,到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杜牧果然来做湖州刺史。一到任,就访问那个姑娘,才知她已在三年前嫁了人,而且有两个孩子了。杜牧大为惆怅,写了一首《怅别》诗: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这是杜牧第一个浪漫史,见于《丽情集》。故事可能是真的,但年代却不正确。沈传师卒于大和元年(公元八二七年),做宣州刺史必在此以前,大约应当在长庆末年。杜牧卒时年才五十,大约在大中五年。做湖州刺史之后,还入京拜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又迁中书舍人。这样看来,他任湖州刺史也当在大中三年以前。从长庆末年到大中初年,已有二十多年,可知这个记载的年代是不可信的。

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把杜牧请去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扬州是个妓女乐舞荟萃的繁华都会。杜牧在牛僧孺幕下,白天办公,夜晚便出去狎妓饮宴,过他的风流生活。牛僧孺卸任临行时,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杜牧。杜牧打开一看,都是牛僧孺部下探子的报告,一条一条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处宴饮。”“某月某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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