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民主的反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詹得雄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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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民主的反思试读：

观云听涛六十年

按老的说法，我已年近古稀。从工作而言，平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观察国际形势。1970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从事国际报道工作，每天看外电外报，做过翻译、选报（从大量外电外报中挑选）、编辑和驻外记者，就这么一直干到退休。现在还做点研究工作。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直看了42年，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我的感想是两个词：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历史进程弯弯曲曲

我20世纪50年代读初中，一天早上踏进校门，就听见学校广播站传来兴奋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少年的心顿时激动了起来。那个年代有两句著名的话：“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东风压倒西风！”不要以为那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确实蓬勃向上，美国盖茨委员会1957年的报告承认：“苏联的经济正以比美国更快的步伐增长。”曾经用木犁耕地的俄国竟然超在美国之前发射了卫星，令美国举国震惊和哗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坚定、乐观的信念。

接下来就是“大跃进”。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这些学生兴奋地议论：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朝鲜超过日本……再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即便饿着肚子，脑子似乎还是兴奋着，不时地听到、想到“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口号。我在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的1962年踏入北京大学。没过两年，便是“四清运动”（我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了。那真是一段自己拼命折腾自己、折磨自己的难堪岁月。1969年我在唐山一个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天，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偷偷地告诉我：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了，他在国外看过电视。可是我当时在报纸和广播里没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更不要说电视了。

1970年底我进了新华社，能自己看到外电外报，大开眼界。最令人意外的是，基辛格偷偷地来了，后来尼克松自己也来了，这些我都比一般人早知道，但要保密。我深切地感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也看不清会变成什么样子。“四人帮”倒台之后，一个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展现在面前。邓小平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深入人心。一切都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再也不能用大帽子吓人了。1979年我奉派到印度工作，一个重要的调研题目是：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什么？印度朋友真诚地对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很好，我们印度可以帮助你们。”可是，后来的发展令印度人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发展那么快，那么不可思议。再后来是印度派代表团访问深圳，追问：“我们印度怎么会落到后面去了？”

正当中国飞速发展的时候，国内因发展而生发的许多矛盾爆发了，这正好与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的大环境相遇。这时候，轮到西方洋洋得意了，他们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颐指气使，似乎真理只在他们手中。他们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完了，今后只要把西方的一套推而广之，就能实现“美国治理下的永久和平”。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从1989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事实证明世界并没有按照美国规划的蓝图演变，而是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新局面。今天美国和整个西方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西方民主也在经受考问，而一批新兴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在崛起。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各有各的问题，也有很多困难，但美国已不能支配一切，一个多极的，或曰无极的新时代正在出现，世界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真是不假。世界潮流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没有穷尽的一天。我们只有继续观察，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三个主义相互激荡

若要评论当今的世界格局，可以有多种表述方法，我想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这“三国”不是指地理上的三方，而是指三种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下面分别来简要说说。

先说资本主义。法国有一个学术流派叫年鉴学派，主张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从“长时段”的尺度来认识和判断。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莫里斯•伯曼2012年10月2日在西班牙《起义报》上撰文说：“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为600年，即从1500年到2100年。生活在资本主义作为全球制度开始瓦解的阶段，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资本主义在16世纪主要是指商业资本，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为工业资本，20世纪和21世纪演变成通过货币投机、以钱生钱的金融资本。从辩证的角度看，能毁在自己的成就上是这个制度的胜利。”

这段话很有点哲学意味。资本主义从弱小、成长、壮大到现在走下坡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在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是生气勃勃的，是真老虎。它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它已无可奈何地走过了如日中天的阶段，焦虑地思考如何自救。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帝国的衰落来自于对外的过度扩张和社会内部扭曲的扩大。”用这句话来观照美国和西方，真是洞若观火。美国在自以为搞垮苏联之后，一度头脑膨胀，忘乎所以，急于挥鞭以御天下，而2001年“9•11”的发生正好给了它绝好的借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相继打响，结果落进了泥潭。

国内呢？自里根80年代力主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金融投机甚嚣尘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2012年9月接受《国家利益》双月刊编辑采访时说：“令我非常担忧的一个事实是，美国的金融体制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而不是越来越具有效率。个人贪婪——而不是社会增长——是体制内玩家的主要动机。我们的税收制度对富人有利，我认为，这十分不公正，不具经济效率，因为它造成我们的社会中不公平日益扩大。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公平极具破坏性，会破坏国家一致性，引发阶级冲突。”

这样的现状也就引起了对西方民主的考问。布热津斯基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权益与机会主义交融。国会集合了相对富有、拥有相对特权的人物。他们是不会不通过对他们整体而言有利的议案和安排的。结果，我们越来越难以明智地解决国内外的诸多问题。”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西方极力向外推销的自称完美的多党民主制度，在自己国内往往作不出正确的决断。

西方把民主放在神龛中顶礼膜拜，要别人坚信它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可是，这个神灵却未必保佑得了他们自己的幸福安康。西方动不动就指责别的国家缺乏“民主合法性”，现在这个问题落到了自己头上。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2012年10月10日撰文指出：“经济增长陷入半停滞的社会，不能满足人们对就业、涨工资和政府福利的所有期望。这样一来，政治机构就会失去合法地位。欧洲可能预示着这一凄惨螺旋的开始。”西方民众已经提出了质疑，并以各种方式力图“将自己从装模作样的民主中解放出来，这种民主只有4年或6年一次的投票权，并且民主退化成传媒大公司操纵公共舆论，而经济权贵则不断敲诈的东西”（引自西班牙政治科学教授赫苏斯•桑切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9月文章《危机与民主、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前途，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他们根本不承认正在衰落，坚信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它还会兴旺发达。不过，细读他们的文章，只觉得情绪多于事实，论断多于论证。当然，无论从经济上、军事上和软实力上来看，美国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然会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说走下坡路也好，说衰落也好，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2008年的危机也决不是最后一场危机。谁也说不准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再说说社会主义。我有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仿佛是一对孪生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资本主义一诞生，社会主义思想便萌芽了。前者为资本家撑腰说理，后者则为工人争权讲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一直伴随资本主义的演变而变化，所以，因为苏联瓦解而声称社会主义灭亡了，那是无知，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苏联的瓦解怎么评价？西方的主流舆论把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宛如人间地狱，说到底，他们坚称十月革命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但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说不该发生，可是它明明发生了啊！不但发生了，而且还兴旺过几十年。西方也有一些明智的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人类为创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以人为本的新社会而作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尽管它最终失败了，但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人可以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千万做不得的。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实行民主？怎样保障民生？怎样管理社会？这些问题都可以从苏联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苏联瓦解之后，新领导人以为西方会真诚地拥抱一个新朋友，老百姓也天真地以为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了。现实太无情了，俄罗斯人很快发现来的不是亲姥姥，而是狼外婆。普京对国人讲了这么一句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俄罗斯没法后悔，只能继续摸索强国之路。

在似乎举世惶恐的时候，中国冷静观察，站稳脚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1989年后不久，有外交官朋友回国对我说，那时西方以为中国很快就要垮台了，大使馆请外国客人来参加活动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看错了。中国不但站住了，而且发展得很快，以至于国外惊呼中国连续高速发展30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中国崩溃”论忽然又变成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成了一条他们怎么也看不明白的龙，这条龙打破了西方经济教科书上的定律，也打破了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虽然“不民主”、“没人权”、“不自由”等的骂声不绝，但龙依然在自信地腾飞。这样说并不是没有看到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当别人企图唱衰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强调谦虚，而是要自信。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2012年10月访华后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文章说：“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却找不到出路。一边是似乎无法阻止的上升，一边是重要性不断减少的下降，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11月3日的文章说：“欢迎了解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对西方人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新现象。但它会塑造我们的未来。”像这样的议论（不一定都对）不胜枚举，我们听了不可陶醉，但可增强自信。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在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又是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却昂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难道不是一个奇迹？我请教过曾长期在古巴工作的同事，得到的答复是古巴人收入比较平等，凝聚力特别强，党的干部很廉洁。他们虽然生活水平低，但精神上却不穷，也很乐观。在古巴这个榜样的影响下，拉美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有好几个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西方人酸溜溜地议论，说拉美现在有几个总统曾经是共产党员或类似于共产党的政党的成员。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足以引起人们遐想。也有人说，他们搞的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我想问：什么才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标准，标准只在老百姓的心里，在老百姓的感受里。其实，即使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滋长发育，前途不可估量。

最后说说伊斯兰主义。现在的西亚、北非，一百多年前那里很多地方是西方的殖民地。但一千多年前，那里曾有一些相当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最近的一个是1453年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一带，曾称雄一时。中世纪时，阿拉伯文明长期比西方文明兴盛。他们的商船早在唐朝甚至更早就到我国的广州、泉州贸易。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直有矛盾和冲突，11世纪以及之后的几百年曾发生多次“十字军”东征。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也给他们留下了屈辱和痛苦。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国，这个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筒。

当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主流之后，伊斯兰教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三个根本问题：这个创立于公元610年的宗教怎样适应世界的巨大变化？怎样对待西方文明？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以埃及纳赛尔为代表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一度给他们带来希望，建立了世俗的、大致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政权。开始时确实吹来一股新风，但渐渐地掌权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发展也很慢，人民的不满上升。与此同时，一股强烈抵抗西方文明、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的力量在抬头，其中少数人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1978年以霍梅尼为最高精神领袖的伊斯兰共和国在推翻了巴列维国王后在伊朗建立，他们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中情局帮助训练了一批反苏的穆斯林游击战士，“基地”组织的骨干也在其中。美国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了“恐怖分子”，直接导致了“9•11”的发生。

现在世界上有十多亿穆斯林，分布在九十多个国家。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穆斯林移民，这也成了西方一些极右团体的一块心病。2010年底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再次把伊斯兰教信众地区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在世界面前。西方认为这只是一个“民主”问题，其实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它包括宗教与政府的关系、宗教各派别之间关系、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怎样发展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路很长很长。

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爆炸和儿童哭泣的画面时，心里充满了同情，真想说：“别打了，都是一个宗教的兄弟，何苦呢！”但是，西方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还在继续，这就是他们要的“民主”吗？

以上简要说了说三个主义，这是影响世界进程的三个主义。这三者当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而是在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变化发展。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虽然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作了一点修正，但依然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他2012年11月对记者讲了这么一段话：“过去20年，有两个事物的发展对我最初所提理论形成了挑战：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国崛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毕竟，它不会过多影响社会进化，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另一个事物就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持久性。就理论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我的理论带来了挑战。”

福山先生把伊斯兰主义归结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显然以偏概全，不大公平。至于中国经济的成功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那是事实。当然，福山先生在承认这一点时不忘提醒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引发一些问题，它必须要有所改进。”这当然说得没错。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后的路很长很长。三个主义的前途如何，这正是全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世界会向何处发展？

大家都看到，2008年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正在艰难地自救；社会主义在1989年跌入低谷后，正在顽强探索；而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之后，伊斯兰主义也正痛苦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当今世界，像是一艘“诺亚方舟”，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不会一直风平浪静，会有恶浪，有暗礁，有风暴，但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前驶去。如果船上的人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团结合作，那么前途会是光明的。如果依然以私利为重，都想霸占这条船，那么很可能船毁人亡，沉入海底。圣雄甘地讲过：“大自然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每个人的贪欲。”

资本主义的前途如何？奥巴马说要拯救美国，就要发展高科技，要抓教育，要再工业化，把流到中国的工作岗位拿回去。这些都会有成效。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占领华尔街”的人提出的99%与1%的人的关系。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初在《名利场》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属于1%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文章说美国1%的人口控制了约40%的财富，把全部收入的20%装入自己的腰包。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大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英国“大白话”速记公司主编凯文•拉弗蒂2012年10月25日在《日本时报》上也写了类似的话：“在距离总统选举还不到三个星期的时刻，所有

关于民主

奥巴马是高呼“改变”而上台的，现在正是需要改变的时候。到底怎么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10月一期有篇文章提出：现在需要一种新型的激进中间派政治，找出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文章回顾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19世纪末期是“镀金时代”，表面繁华，内里贫富差距太大，最后导致了1929年的大萧条。第二个阶段是所谓“进步时代”，那就是罗斯福的新政，政府鼓励竞争，引进累进税制，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机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终因石油冲击和经济滞胀而搞不下去，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开始似乎有效，又有了近30年的繁荣，但是，到2008年危机爆发了。现在钟摆又在摆回去。奥巴马等西方领袖必须拿出一个“既公平又能带来发展的东西。不然，每个人都将付出代价”。文章作者称这个新时期为“新进步时代”。

这个新时代会到来吗？如果真的到来了，资本主义就有救了，也许那时仍有人叫它老名字，也有人会称呼它别的名字。如果这只是一种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贫富差距太大而引起的阶级斗争会带来一场又一场动乱。“占领华尔街”只是抗议而不是替代，如果矛盾太尖锐了，就会有替代的尝试出现。正在为人民抗议而忧心忡忡的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我并不担心政府之间的争执，但我确实担心人民之间的分歧和仇恨。”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难有定论。

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方向，不管路途多么崎岖，人类总是要朝这个方向走的。关于历史进程，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曾发生过的事和人，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另一种认为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但那时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往往把俘虏杀掉，因为养不活他们。到了奴隶社会，俘虏变成奴隶，可以生产口粮之外的剩余产品。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肯定不高。到了封建社会，农奴和自耕农有了比奴隶更多的自由，也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成了产业工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至少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也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一旦贫富差距太大，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在进步，尽管充满了苦难和血泪。到了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成了时代的呼声，这个任务落到了社会主义的肩上。应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的挫折中顽强前行的，它一定会踏出一片新的天地。

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无产阶级标志的镰刀和斧头也已成了象征。今天真正用镰刀和斧头干活的产业工人已不多了，也许应该用装有GPS的收割机和数控机床来代替。还有，坐在电脑前的“白领”其实也是劳动者，甚至是更辛苦的劳动者。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方式的变化。人们更渴求富足、平等、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怀。当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成了出资人和出力（包括脑力和体力）人之间的关系。当年反目成仇的兄弟今天有可能成为好说好商量、为企业的兴旺共同努力的好兄弟。

企业不应该只成为生产产品的地方，也应该成为大家和睦相处、共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就好像大家一起心情舒畅地把蛋糕做大，然后按照出资和出力尽量公平地分配这个蛋糕。也许这样说太理想化了，一时难以全部做到，但它完全值得我们去追求。在这中间，政府的职能十分重要，人民政府为人民不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孕育其中。

世界会向何处发展？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鉴往知今，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明确的，我们只能祈望越变越好，并对可能的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机遇垂青做好准备的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自己瞎折腾，那么机遇来了你也抓不住。历史不相信眼泪，历史也不爱听牢骚，历史要求你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走错了就改。人类永远都在路上，一刻也停不下来，除非你甘愿被淘汰。

最后就这本书说几句。承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美意，他们要把我近10年写的东西出个集子，重点是讲讲西方对民主的看法。我自知才识有限 ，总觉得有点拿不出手。后来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我的一家之言吧，读者可以自己评判。关于西方民主，我总的有这么一些看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是共同的要求。各国有各国的情况，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道路和办法。谁也不要以为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更不要强制别人实施自己样式的民主。如果借推广民主的名义搞霸权，那就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了。说真的，我衷心祈望西方民主继续进步，不要在自己的国内搞不下去，因为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倘若真的搞不下去，说不定类似希特勒式的极端人物就要趁势登场了。但愿这是我的杞人忧天。我也衷心祈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广。

霍金曾预言，人类在1000年后就要消亡了。但更多的人相信前面还有几千万、几亿年的岁月在等待人类去跋涉。人老了，总是希望我们的后代能过得更好、更好。詹得雄2012年11月18日关于民主|About Democracy

人类在基本上跨过封建主义时期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了皇帝和国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抽象地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却极不容易。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真正的代表？选出来的人怎么管理？如果他们做错了怎么办？等等。这决不像一些理想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的开国元勋创建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民主模式，并已实践了两百多年，是是非非，尚无定论。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近30年来美国领导人的重要演讲，都贯穿这样一个“美国逻辑”：只有把别国都变得“民主”了，我美国才真正“安全”了。报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是谁给予美国这样的权力？美国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和效果是什么？这是美国强加给别人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关于自由的札记

去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伊拉克的战火吸引。今年伊始，人们的耳膜又被“自由”的宏论所鼓动。寻根问源，始作俑者便是布什总统。他在今年1月20日短短20分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自由”和“解放”不下25次。

布什说：“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 “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纽约时报》的记者第二天是这样报道的：“他的语气充满自豪，没有丝毫的歉意，甚至还带有挑衅的意味。” “玄之又玄并有布道的狂热。”

布什的话音刚落，世界议论纷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高调后面的玄机：布什的第一个任期高举的是反恐的大旗，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战场上是胜利了，但战后的形势实在不妙。尤其是伊拉克，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没有找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勾结的证据，如何向世人交代？不要紧，智囊们祭出了“自由”这面大旗：打倒萨达姆是为了除暴君、争自由、推广民主。这么一来，非但不必愧疚，反而理直气壮，而且还可以威逼其他“暴政前哨”，伺机而行。

推广“自由”已经成了美国的国策，他们似乎已经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又自封为评判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的法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自由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番观察和思考。自由的真谛是什么

自古以来，人人生来都爱自由。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仍还在追求自由的路途之中，真正完全的自由还很遥远。

什么叫自由？如果理解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谁都知道是不现实的。自由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联系。近代西方争取自由有两次壮举。第一次是14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那是人们要从教皇那里争取人应有的地位。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中找到思想武器，拿来向神权抗争。但丁在《神曲》中写道：“他追寻自由，自由是如何可贵，凡是为它舍弃生命的人都知道。”第二次是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已经壮大，不甘心自己地位的低下和受层层盘剥，他们要从神权和王权那里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涌现出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卢梭和伏尔泰以及美国的杰斐逊和潘恩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引发了这些国家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伏尔泰说：“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这些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总是以全社会总代表的身份和口吻，来宣传实际上当时只有资产阶级才享有的权利。美国在1776年制订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这些都是宝贵的理念和信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由的赞歌一唱便从此人人平等和自由了呢？百万富豪和穷人是平等的吗？他们如何相处？《人权宣言》接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这一条的理念也很好，告诉人们自由并非为所欲为，它应该不妨碍他人，并用法律规定。问题是：什么叫不妨碍他人？法律由谁并根据什么来制订和执行？笼统的理念变成具体的行动时，就牵涉到社会上的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在阶级社会里，那就涉及阶级的利益。

当然，制订法律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总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像船长在船上虽享有最大的权威，但船首先要受到大海的制约。第一个把这个问题真正说透的是马克思。他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这段话使人茅塞顿开。抽象地谈自由、平等是激动人心的、崇高的，但也是有点虚伪的。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看问题，一切都变得明白了。资产阶级从神权和王权那里争来了贸易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享有建立政治统治的自由。这些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劳动者的自由只是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很长的时间里，英、法、美等国的选举权都有财产的限制，穷人是没有选举权的。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那一批启蒙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历史使命只是向神权和王权争自由。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资产阶级独享的权利有扩散的趋向。推动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的发展。

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的。人类的远景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是这么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还很遥远。只有到那时，个人才是充分自由的（肯定也不是为所欲为）。通向这个未来的道路只有一条：发展生产力。目标虽然遥远，但值得我们一步一步地向那个方向前进。人类几千年来都向往着那个目标。西方发达国家不要健忘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宗教、民俗的不同，各国的政治形态也是形形色色的。它们分别处于各个发展阶段，不可能在一条线上。历史的步伐有它自己的规律，人为地“推进”，往往适得其反。非洲和拉美的很多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不妨来回顾一下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近代史。

发现新大陆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催化剂。美洲大陆的开发到处浸透了印第安人的鲜血。开始时，印第安人把白人当客人招待，待之以礼，赠之以物。可是，白人马上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他们几乎斩尽杀绝。侵入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在1703年的立法会议上公然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头盖皮和捕获一个黄种人，都给奖金40镑，1720年提高到100镑。如果那时有公正的人谴责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是“邪恶轴心”，应不应该？

英国人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用炮舰轰开大门之后，印度几十万手纺工人马上断了生计，后来成了廉价劳动力。殖民当局还征收高额土地税，高得连地主都交不起。英国运给中国的鸦片不但夺走了白银，还制造了一个“东亚病夫”。鸦片战争是在捍卫“贸易自由”的崇高口号声中进行的。如果那时有公正的人谴责英国是“流氓国家”，应不应该？

美国1776年就庄严宣布人人生来平等。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写上奴隶制侵犯了黑人“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但遭到参加大陆会议的南方奴隶主代表的激烈反对，这些词句被删掉了。这一删就过去了86年，直到1862年9月24日，林肯才宣布《解放宣言》。从宣言的公布到黑人的真正自由、平等还有漫长的路，其间还曾遭到三K党人的残杀。试问，从1776年到1862年，如果有公正的人谴责一个保存奴隶制的国家是“暴政”，应不应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十分曲折。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同年8月26日公布了《人权宣言》。1792年9月21日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按说，法国应该走上自由平等的坦途了，实际不然。首先，国民大会内代表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吉伦特派与相对代表穷人的雅各宾派发生了冲突，最后导致1793年6月的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从1793年到1795年，恐怖笼罩巴黎，约有三千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王后、革命者丹东、吉伦特派的罗兰夫人以及雅各宾派的代表罗伯斯庇尔等。

法国处于政治动荡、外战内乱的混乱局面。到1799年下半年，法国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面。于是历史潮流把拿破仑•波拿巴推上了宝座。1804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当上了皇帝，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这个新皇帝用暴力镇压旧的保王党，用大炮对付示威群众。他虽然恢复了封建王朝的很多特权，但推行的却是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使法国经济在比较稳定的环境里迅速发展。这似乎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让一个皇帝来保证高歌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此后的曲折还很多，不必一一提及。这段历史给人的启示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实现要经过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岂是理想化的头脑所能企及。

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各种规章体制都比较成熟了，那里的人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生活富裕，颇有绅士风度。要提醒他们的是：在指责当今世界别的国家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的时候，先别忘了自己的历史，要允许别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如果连这点雅量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宏扬自由呢？当心在自由的大旗下谋私

西方关于自由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在《马赛曲》里唱的：“不自由，毋宁死！”另一句是前面提到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说的：“自由，自由，几多恶行假汝之名以行！”（也译作：自由，自由，多少坏事都是以你的名义干的！）

罗兰夫人是巴黎一位雕刻家的女儿，多才多艺，信仰卢梭学说。她家的客厅成了著名的沙龙。她的丈夫在法国革命中参加吉伦特派，担任部长。风云变幻，革命者被别人革了命，杀她的人也自称是自由的信徒。对她的评价世无定论，但她的愤世绝唱一直留给后人无穷的感叹和思索。

一切热爱自由的人都应牢记这两句话，在激情四射的时候，也要冷静思考。面对山姆大叔又在鼓动自由、民主风潮，更要头脑清醒。

在听了布什的就职演说后，《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敏逊•裴朵斯说：“布什的整个演说不可思议地充满理想主义……但是让人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阐述如此崇高政策目标不久之前，刚刚发生阿布格里卜虐囚丑闻，关塔那摩基地现在还关着几百名不被审判、无限期被关闭的俘虏。”他又说：“他们（中东人民）会说‘看，美国又来了’，拿一套理想主义的东西来为自己与此毫不相关的行动提供合法依据。”

美国外交学会副会长詹姆斯•林赛评论说：“总统在演说里有一句话，说对世界和平最好的希望是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这很动听，问题是：真的吗？……如果你同美国以外的很多人，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人对话，你会听到他们说‘我们并不反对美国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反对民主，我们反对的是你们政府追求的政策。正是那些政策使得我们国家和地区里的反美主义不断滋长、恶化’。”

一位曾在四大洲任职的资深欧洲外交官说：“我们欧洲人花了1000年时间才认识到运动不是个好主意。现在布什总统想让美国从事类似的民主运动。”

布什说了，也干了。从中东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人们都看到：美国人不但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而且动手动脚。他们通过明的暗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各种手段，极力使当地的矛盾和风潮沿着他们设想好的轨道前进，以达到建立亲美政权的目的。他们的手法无非是：抹黑当政者、培养“民主派”、控制话语权、制造国际压力、束缚当政者手脚，鼓动上街并最后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深入知识分子和基层中活动，蛊惑人心，颇有影响。这与其说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不如说是把美国的势力扩展到战略要地和盛产石油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形势，俄罗斯表示不满。近来俄罗斯为了国内稳定，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料2月25日普京与布什在斯洛伐克首都会晤时，布什当面教训普京：“民主拥有一些共同特点：法治、保护少数民族、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政治反对派。我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履行这些全球通行的原则。”普京板着脸回答说：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必须适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他在当日发表的演讲中也说，俄罗斯必须发展民主，但同时应“保护其自己的价值观。保持自己的传统，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之路”。

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批评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俄境内从事“推进民主”的活动。他的话具有军人的风格：“民主概念绝对不是土豆，不能从一块地里移栽到另一块地里！”

美国向何处去？

布什到底想干什么？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约瑟夫•奇林乔内在布什发表就职演说的当天对记者说：“我担心他是在为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找借口。” “他似乎是在给美国的扩张和政权更迭政策披上一件反暴政的外衣。”美利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艾伦•利希特曼说，布什“给自己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从而可以在追求自由民主时想采取什么政策就采取什么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驻美国总局局长寺田正臣在1月22日述评中说：“布什为了‘扩大自由’而不惜对他国动武，不惜冒财政和让国民流血牺牲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布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野心的总统。”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题为《自由不是一种原则》的文章中告诫说：“但是，有更多理由断定，以促进民主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特色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传播民主是非常困难的。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一名观察者，站在外面看美国，有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的超强国家，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安全？环顾宇内，有哪个国家想要进攻美国？固然，“9•11”事件是美国人永久的痛，但“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总想不明白？林赛说：“布什真正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有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而同‘我们’没什么关系。”如果美国在国际上平等待人，与人为善，不颠覆别国，把庞大的军费拿出一部分来帮助穷国早点富起来，美国的处境和形象将会有根本的改观。民主和自由固然重要，这不是美国的专利，而是大家的愿望。但采取什么模式那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南北之间贫富差距太大。号称崇尚贸易自由、富得流油的美国，对别的国家多出口一些内衣和袜子，挣一点手工钱，也要大喊大叫，动辄制裁，这不是滑稽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堆满一飞机的袜子也换不来一架波音747吗？难怪世界人民现今看到的不是一个高举火炬和蔼可亲的自由女神，而是高举导弹霸气逼人的美国大兵！美国人该反省了！如果具有争取自由光荣传统的美国人，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世界也就太平了，自由和民主的美景也容易实现了。2005年5月8日

关于民主的札记

细读今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近几年来美国领导人的重要演讲，都贯穿这样一个“美国逻辑”：只有把别国都变得“民主”了，我美国才真正“安全”了。报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由于自由国家向往和平，自由的进步将使美国更为安全。”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民主”为旗号的任何行动，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环。这让人产生疑问：是谁赋予美国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行“民主”？美国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样来评判别国民主不民主？这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做派本身民主吗？美国的民主就是最好的吗？还有，当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与发展呢，还是在热盼美国的“民主”？这些问题值得好好想想。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界恐怕极少有人反对。人民都希望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细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过好日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而采用什么机制则一定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在远古，印度乡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村民们便聚在一棵大树底下议论。要议论就得有一个或几个人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分高的人被推举出来。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会”。这个名称在今天的印度乡村里还在沿用。

古希腊以城邦繁荣著称，城里各种利益集团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都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议，实行直接民主相对容易。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人口只有40万，其中自由民16. 8万，外邦人3. 2万，奴隶20万。当时的执政官是一年一选的，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显得颇为民主。但是，别忘了这20万奴隶和其他没有取得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还有，伯里克利本人连任首席将军15年。所以，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你如果去问奴隶民主不民主，答案不难想象。

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后来在古罗马得到传承和发展，曲曲折折地演变了几百年，后来都被帝制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城邦衰落了，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是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当道、奴隶起义、外族入侵，都是古希腊、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

在此后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一直到13、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矛头针对教皇。当时的觉醒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废墟里挖掘出了“人道”和“民主”这样的政治元素，用“人”来挑战“神”。但他们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艺术和学术的形式。一直到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来反对封建王权，痛斥“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论”，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武器。

以上就是西方民主大致的发展轨迹。从中似可得到几个认识：第一，民主是一种理念，人民要当家作主，那是人类永恒的不倦追求；第二，民主是一种机制，它是皇帝和国王统治的对立面；第三，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要让大家过上公正、平安和富足的好日子；第四，民主是一种过程，无论是全世界的民主还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都还在发展、演变和完善之中，这条路不是直线，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也千姿百态。如果有人偏要说，他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顶峰，历史到此终结了，那肯定是瞎说。二、美式民主是与非

西方国家走上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并不平坦，三百多年来，走走停停，时有反复。英国是17世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过一段社会动乱后，逐步实行“君主立宪”，走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英国人享有普遍选举权迄今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很长时间里穷人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法国则急风暴雨，攻打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但自1789年到1815年，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雅各宾专政、寡头政务委员会、拿破仑执政与称帝、君主复辟以及重归共和政体……人们不禁感叹，说一声民主容易，要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岂能一蹴而就？

以历史的眼光看，美国建立的民主政体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又一个高峰，这也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理由所在。当年从欧洲飘洋过海去新大陆拓荒的早期移民，不少是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其中很多人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憧憬着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建立起人间天堂，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梦想。当他们被迫切断同英国王室的政治联系宣布独立时，便想设计出一个没有国王又能正常运转的崭新的机制。今天人们看到的联邦制、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鼎立，就是历经二百多年风雨而形成的东西。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它在民主实践中的是与非，是值得其他各国人民关注和参考的，其中不乏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入纯理论的、理想化的误区中去，要把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就拿“三权鼎立”来说，它的设计原理虽然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但在具体设计时，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

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人为独立而战，在战场上是平等的。一旦独立，富的仍富，穷的仍穷，说平等就虚伪了。于是，美国各地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怨声。1786年马萨诸塞州为此爆发了谢斯起义，对私有财产权形成了威胁。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的一人一票，穷人肯定占优势，形成的法案一定对富人不利。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其《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写道：“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纯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

他还写道：“一套经过‘纯化’透过代议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决无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把关。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入最高法院的制衡。”

知道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掀开“三权鼎立”的神圣面纱，看到它诞生的初衷。当然，这个概念对于“民主监督”来说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付诸实践。

至于多党议会民主，麦克里兰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换句话说，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指出，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是一批各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精英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选民的无奈体现在投票率上，近几次大选出来投票的选民仅为40%左右。这种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还是由美国人民自己评说为好。

但是，涉及别国人民利益的事情，别人不能不关心。比如，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4500亿美元，不但是世界之最，而且超过了其他几大国军费的总和。美国议会还在年年增拨军费，这是为什么？明眼人说，这是因为强大的军工集团在操纵议会，他们可以通过智囊制造一个又一个“敌人”和“潜在对手”，从而保证预算案的顺利通过。还有，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是议会授的权。这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吗？最近，因为中国等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石油的需求增长，美国议会里马上响起了“资源威胁论”。似乎美国在全世界开采石油天经地义，而别的国家要想开采那就是大逆不道，这民主吗？

至于伴随议会民主而生的黑金政治、院外活动、幕后交易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近“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案、尼尔•沃尔森贿赂欺诈案、众议员威廉•杰斐逊遭司法部搜查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难以一一记述。许许多多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一方面美国民主制度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强大；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种种弊端也日益明显，现在到了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的时候了。

纵观西方民主政体，不难看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一个问题、一个矛盾、一个危机，如果大家能以大局为重，坐下来好好商议，齐心协力地去克服，都不难解决，而放在党派斗争的环境下去处理，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不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场灾难，把一点火星煽成一场大火。大火熊熊之时，正是他们选票源源不断之日。结果呢？往往问题久拖不决，老百姓吃了亏，而那帮政客却在洋洋得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议员们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长远利益。没有长期打算，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是难以办到的。

英国《卫报》2004年6月22日刊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者马丁•雅克的一篇文章，他写道：“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蔑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至少15年来，这些趋势在各个方面都能觉察得到。”“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法国政治家、思想家莫拉斯（1868—1952）长期观察西方民主后得出这样的看法：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普遍选举权和政党竞争而已。成功的民主政治，最需要的是多数。只有多数才能产生坚强的政治领导，只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国家机构发挥解决全国重大问题的功能。三、“神圣使命”利为先

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天下第一，关起门来欣赏，那是美国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其实，你有好的地方，别人也会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强制推行自己的民主，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个问题就大了。

在美国领导人的演说里，经常搬出上帝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意思，美国有些人也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身负道义上的重任，似乎只有美国在世界上主持正义，反对暴政，一腔热忱。这叫人想起了拿破仑。

法国大革命初步胜利之后，先是雅各宾，后是拿破仑，他们奉行要用法国的民主来教化天下的民族主义，要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并非建立在正确原则之上。打了一仗又一仗，拿破仑一度十分风光。然而，令拿破仑由衷震惊的是，本以为替天行道的他会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不料等待他的是一片焦土和深仇大恨。历史学家评论说：“解放战争的问题是，肉眼无法看出它与征服战争有何区别。侵略就是侵略，无论动机多么纯洁。”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何其相似！

伊拉克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美国赢了战争，输了道义，捧着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一心要建立的合心的民主还在民族、宗教和各种地方势力的旋涡中挣扎。有人辩解说，这是为了得到民主而应付出的代价。真的吗？说这种话的人决不是在动荡、爆炸、枪杀和贫困中挣扎的伊拉克人民，而是在象牙塔里隔洋观火的谋士们，他们惯于转动地球仪画几条弧线来制定宏伟的“战略”，却不了解当地老百姓在想什么。

很多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及中东计划主任亨利•西格曼今年初对记者说：“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努力现在遭受了挫折，美国的国家诚信已经受到损害。美国在中东叫卖民主，但一旦出现自己并非乐见的结果（指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作者注）就进行打压，这不能让人信服。伊斯兰世界现在看清了，美国推广民主只是叶公好龙，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即使出于好心，别人也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越俎代庖。美国资深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今年3月2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写到，对于中东地区美国认为的专制政权，“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促使它们垮台。它们的发展和消亡越顺其自然，流血的可能性就越小”。“政治变革不是我们必须强加给人民的东西，而是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正常状态。”

赞同启蒙运动但又有独立见解的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认为，风俗、法律、建制好不好，不能以某种普遍的启蒙标准来判断，而应该以地方的、特殊的标准来判断。问题的提法不是这个建制或风俗适不适合全体人类？而是这个建制或风俗适不适合“我们”。

最近有一件事引人注目。因1992年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站出来同新保守主义划清界线，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他今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

当然，美国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不这么想。在运用武力受挫之后，又寄希望于“颜色革命”，即以硬实力为后盾，用各种“软实力”加金钱来扶植他们中意的“民主派”，希望由他们来建立亲美政权。美国因此要搞“变革外交”，政府已批准今年动用17亿美元来支持旨在“寻求政治变革”的人和组织，国务院为此还新设了专门的办公机构。看来，人们要留个心眼了，看看笑眯眯地给你糖吃的那个人，究竟是“亲姥姥”还是“狼外婆”。2006年7月1日

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一

提要：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前景如何还不好说。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人们只能感叹世道变化之快。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还在欢呼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世界，“历史终结”了。才过去不到20年，现在轮到资本主义喊救命了。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病史很长。19世纪的繁荣与灾难且不去说它，到了1929年，资本主义大病一场。人们在历史书里读到，一夜之间，许多百万富翁沦为乞丐。一边是穷人挨饿，一边又在把牛奶倒进阴沟。这种令常人匪夷所思的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的新政和欧洲的福利国家。那时候，苏联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参照物。不过，让美国真正走出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参战，军火和军需工业十分兴旺。它还跟德国和日本保持“正常贸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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