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群明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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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散文试读：
明代散文
导 言
明代的散文，与同时代辉煌的小说、戏曲比，也许要稍微逊色一点，但仍有其坚强的实力和鲜明的特点，足以自立于散文之林而传诸后世。 朱明王朝的三百年，是一个在中世纪黑暗中萌生资本主义幼芽的时期，又是一个夹在两个异族统治者王朝之间的汉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因此，明代散文不能不带有这一时期的鲜明时代特征。 从散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明代散文似乎可以被认为具有两头强、中间弱的明显特点。 明初，以宋濂、刘基、高启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有的继续保持了对元末社会的批判锋芒和不合作态度，有的转而为明王朝歌功颂德，在扭转元末柔弱纤细文风、开拓雄浑豪放文风的局面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元代统治者鄙弃汉族文化造成的某种空白状态下，他们重新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一方面，给他们的创作增加了借鉴，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面，也无形之中埋下了复古的种子，为后来统治明代文坛一百余年的复古主义潮流打开了闸门。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文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几乎历代都是难以避免的，而明代更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结束元朝的残酷统治、统一中国、发展经济、加强边防方面，的确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有其可歌、可颂的地方。另外，朱元璋在明初的重典和比之元代统治者毫不逊色的残酷镇压也使得文人们要么缄口，要么就投入效忠者的行列，以保全、发展自己。特别是一批爬了上去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大写其歌功颂德的拍马文字，或者写些与社会痛痒无关的雍容华贵的粉饰文字，以致后来形成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所谓“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统治文坛近百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可见其影响之恶劣。 明代中叶一百多年时间，以反台阁体为开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后七子”，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旗号，在对抗官僚贵族的“台阁体”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使人们开阔了眼界，知道在台阁体与八股文之外还有诗文的广阔天地，其功劳自不可灭。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复古，特别是重在形式上的拟古主张，也给文坛带来了新的灾难并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其实，前、后七子中，各人的创作重点并不一致，有的以诗名，有的以戏曲名，有的以理论名，真正以散文传世的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创作与理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前期后期也还有所变化。所以，对他们亦要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前、后七子的散文总的成绩不算好，即使领袖人物李、何、王、李也不例外。倒是后七子中的宗臣写过几篇感情真挚、内容充实、形式清新的佳作，他的《报刘一丈书》几乎成了所有散文选本中必选的篇目。 与前后七子同时或稍后，值得注意的是以唐宋派相标榜的一批散文作家。其中先是追随前七子、后又转而反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的王慎中、唐顺之，认为秦汉文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法严而不可窥”，而唐宋人“以有法为法”，故不妨碍“卒归于自为其言”，因而抛弃了前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而提出了师法唐宋，“文从字顺”的要求，认为“直据胸臆，信手写出”，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他们的创作实践并未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们的努力给了前七子复古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当后七子垄断文坛时，归有光和茅坤接过了王、唐的主张，继续坚持唐宋派的观点，反对后七子“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的拟古文风。归有光以一乡间老儒公然向主盟文坛的王世贞挑战，大胆指斥王是蚍蜉撼树的“妄庸人”，并且以他感情真挚、表达朴素的散文创作为自己奠定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基础，以至于后来，王世贞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称赞他的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茅坤在散文创作上成就平平，但他因为选了一本《八大家文钞》而引人注目。尽管所选是否得当早就有人非议，而且八大家之名也非他首创，但由于此书的流传，他与唐宋八大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对抗后七子的复古思潮中，此书之选也的确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 明中叶，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散文创作，如与前七子同时代的画家唐寅、文徵明，与后七子同时的戏曲家汤显祖、徐渭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思想与周围传统的习惯势力格格不入，不仅在艺术上有很强烈的创作个性，而且在散文创作上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对他们来说，散文创作的成就真可谓是“妙手偶得之”的。 明万历以后不到百年的时间，是明代散文创作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明王朝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这时，社会肌体已接近衰老和腐烂，内部腐败成风，外部倭寇与北方满族统治者频频侵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特别是崇祯以后至南明灭亡，国破家亡之痛，战乱兵荒之苦，真是惨烈无比，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肌体上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逐渐成长，必然在文艺创作上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与此同时，绵延数百年的宗派之争仍以新的面貌继续着。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绚丽多彩的局面。 首先是以李贽为代表的一批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家的作品，以其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言论，给浅薄、平庸的明代中期散文注入了强烈的思想活力，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李贽公然以“异端”自居，鼓吹民主平等的思想，反对抹杀个性，反对一切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反对假道学，认为“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认为“天下之至文”均出自“童心”，即“真心”，不出自童心的文章，“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因此，他的文章大胆直言，无所顾忌，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个性，且语言精警，通俗如话，绝无复古主义者故作艰辛、惺惺作态之感。 李贽之后，有由他的学生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三袁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他们继承了李贽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要求诗文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有真实性和独创性。如果一味盲目模仿、抄袭古人，则无异于“处严冬而袭夏之葛”，完全弄错了时代。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结束前后七子对明代文坛的统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晚明的文风为之一变。但是，他们的文学理论带有天生的缺陷，因过分强调独抒性灵，往往变得虚无缥缈，导致创作上多注重身边琐事和个人的喜怒哀乐，使得文学的轻灵远离了沉重黑暗的社会现实。尽管三袁的散文，特别是那些糅进了个人情感的山水游记和抒情小品，曾给明代的文坛注入了生机，带来过短暂的繁荣局面，但由于他们的天生弱点，最终不免流于轻浮油滑，而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所取代。《明史·袁宏道传》说：“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这段话，简略地勾画出了公安派走过的轨迹。不过，钟、谭企图矫公安派“清真”之流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亦只在形式上用功夫，虽博得“竟陵派”之称，但“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终于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 晚明散文中另外一个光辉顶峰是夏完淳、张岱、王思任等人的散文创作。他们处在改朝换代的剧烈变革时代，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心中自有一股悲愤怨恨之气，发而为文，无论是家书遗札、历史记载，还是写人状物、往事回忆，均一洗此前散文的朦胧空灵和卑微琐事，而是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沉痛的思想感情。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因抗清失败，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上母书》等文字，正气凛然，至今读来仍令人神旺。明亡即隐居不仕的张岱，在几十年的流浪生涯中，抚今追昔，写下了《陶庵梦忆）、《西游梦寻》等一大批回忆文字。以短小的篇幅、深沉的感情、清丽的文字、生动的形象，记叙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以及他平生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山水、人物、风景、故事，在他的笔下，无不优美自然，栩栩如生。论者以为他的散文有“公安”的清新、“竟陵”的冷峭、王思任的诙谐，这是不错的，但还是不应忽视他所独有的深沉与真挚。像他的《自为墓志铭》那样坦白而深刻地解剖自己一生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并不多见。 晚明散文作者中的名家还有高攀龙、张溥、祁彪佳、刘侗、陈子龙、艾南英、黄淳耀、魏学洢、张煌言等人，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那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细读他们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晚明的小品并非都是飘飘然的，它们的作者也决不都是“闲适”的，正如鲁迅所说：“晚明小品虽然比较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细读这些作家的文字，我们还常常可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一颗沉痛与愤慨的心。 明代散文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些一般文学史很少论及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等人的散文，譬如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政治家于谦、海瑞，军事家戚继光，科学家徐弘祖、宋应星、徐光启，他们的散文，也都各有特色。特别是处在明代派系斗争及政治斗争漩涡的政治家们，常常要为他们的文字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字，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至今仍有其可读可诵的意义。像海瑞的《治安疏》，大胆指斥时弊，尖锐批评皇帝，秉笔直书，尖锐泼辣，令皇帝先是“大怒，抵之地”，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海瑞言俱是”。尽管如此，海瑞还是被抓进狱中，差点被杀头。明代散文中，类似海瑞这样的政治家的奏疏不少，从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本书为篇幅所限，这方面文章入选不多。 明代近三百年时间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要想在这样一本小册子中得到完全的反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定了以下几条入选原则： 一是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各个方面，以给读者一个明代散文比较完整的印象。入选文章，以抒情性的散文为主，也旁及哲理、寓言、政论、小赋和笑话等；入选作家的文章，重要的多至三四篇，一般均只选一篇，以使之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个别文字较长的，作了节录。 二是在突出人所熟知的名篇的前提下，尽量挖掘一些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而且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的鲜为人知的作品，以给读者一些新鲜感。为篇幅所限，有些广为流传的作品不得不因此而割爱，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和认可。 三是入选作家基本以出生并活动在明代的为主，但也照顾传统与习惯而有些例外，如明初的宋濂、刘基等，均生于元代，并有一段时间是活动于元代，张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清代生活，但一般都把他们划为明代人物，本书均从习惯入选。而钱谦益、冒襄等，虽有不少时间生活于明代，但一般均视他们为清初人物，故本书没有入选他们的作品。 入选各篇的赏析文字与作意说明，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纯系个人一得之见，理解得不准确乃至于不正确均不无可能，请读者仅当作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按编例要求，对入选各文作了分类编排，每一类文章又按作者生年的先后排列。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勉为其难地做了这一工作，心中仍十分惶恐，深怕因归类的不当而误导读者，亦恳请读者鉴谅。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半年多的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选本。交稿之日，真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对于接过我这“重负”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我将怀着永远的敬意与感谢。 雷群明送东阳马生序
宋 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②。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③，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④，煜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⑤，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⑥，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⑧，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⑨，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注释】 ①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要行冠礼，表示从此成年。 ②先达：前辈。《明史》本传称宋濂曾“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之门，两人皆亟逊。” ③媵（ｙìｎɡ映）人：侍婢。 ④容臭（xiu袖）：香袋。 ⑤缊袍：以麻丝为絮的袍，是穷人穿的衣服。 ⑥耄（ｍàｏ茂）：八十岁、九十岁称耄，这里泛指年老。 ⑦太学：古代的大学，明初又称国子学。 ⑧廪稍：朝廷供应的膳食费用。 ⑨司业：学官名，与博士均为太学教官。 【作意】 以亲身经历告诉东阳马生为学之难，勉励青年学子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有所成就。 【鉴赏】 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序”。序又作叙，本来是用来推荐或评价一部着作的文体，因为往往放在前面，故叫作序。但是后来发展成为所谓赠序体的文章，与推介着作已完全没有关系。本文就属这种性质。 说它特别，主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介绍作者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经验，而对于要“送”的东阳马生只是最后略带几笔。通篇可以说是喧宾夺主，借题发挥，但又语重心长，情真意切，使人感觉到，一个略带得意的蔼然长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宋濂与刘基、叶琛、章溢被称为明代开国四先生，对于朱元璋坐稳皇帝宝座，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有一次，朱元璋当众表扬宋濂说：“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虽然，曾经因为他孙子牵涉到胡惟庸的案子，差点被杀头，但他毕竟能在猜忌峭刻的朱元璋手下混得个善终，大为不易。这方面的是非姑且不论，单以“嗜学”这一点而论，宋濂的确有许多过人之处，值得后人钦敬。《明史》本传称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对照本文中他所说的“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虽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说的确是实话。 这篇序，围绕“嗜学”从正反多方面做足文章。先以大量篇幅介绍作者“嗜学”的情况：首先是刻苦自学，突出的是借书，抄书。天寒地冻，弄得砚台冰坚，手指僵直，也不肯罢休。加上借书时守信用，故得博览群书。其次是谦虚求教。他不以书本知识为满足，还千方百计求师受教。为了拜求名师，他不惜步行百里以外去“叩问”；名师身边学生很多，他就耐心等待；碰到老师不高兴，受到“叱咄”，不但不敢还嘴，反而“色愈恭，礼愈至”，等老师高兴时，再行请教。这样，终于感动了老师，使他“卒有所闻”。最后，他提出，贫而嗜学的人除了“勤且艰”之外，还要有不亢不卑的骨气，不要在那些纨绔子弟面前有自愧弗如的感觉。物质生活虽然穷，“口体之奉不若人”，但只要自己的学问可以骄人，就足以自乐。这样，不仅求得了心理的平衡，而且寻得了前进的动力。 为了突出自己嗜学的精神与经验，他又以当时太学的诸生作对比，指出他们虽然客观条件大为优越，无冻馁之患，无奔走之劳，老师和书本都摆在面前，但仍学而无成，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天分差，而是心不专造成的。这个道理可谓一针见血，古今相通。 在一褒一贬之后，最后才带出东阳马生，他虽也在“太学”，但与别人不一样，是一个“用心于学甚劳”的青年人。作者在以乡人的身份给以勉励后，仍不忘为自己辩解一番，是返照前文的极好结尾。 人不怕少学，不患无师，关键是自己要有嗜学之志，百折不挠，坚定不移，从学与问两途入手，天分再差也会有所成就。宋濂的这篇序，就是一篇现身说法的极有说服力的《劝学篇》。 【补充说明】 宋濂为杨维桢写的《墓志铭》中说：“文人者，挫之而气弥雄，激之而业愈精；其嶷立若嵩华，其昭回如云汉；衣被四海而无慊，流布百世而可征，是殆天之所相以弥纶文运”，也可以看作是夫子自道。另外，他又一贯强调，文人不能为作文而学习，而首先要学圣贤之为人：“圣贤不可见矣，圣贤之为人，其道德仁义之说存乎书，取而学焉，不徒师其文而师其行，不徒识诸心而征诸身……”学坏于宋论
祝允明 祝子曰①：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经业自汉儒迄于唐，或师弟授受，或朋友讲习，或闭户穷讨②，敷布演绎③，难疑订伪，益久益着。宋人都掩废之④，或用为己说，或稍援他人，皆当时党类⑤。吾不知果无先人一义一理乎，亦可谓厚诬之甚矣！其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烛千古，令学者治经用古注疏⑥，参以后说，而士不从也。 呜呼！试一阅两汉魏晋六代隋唐遵圣之学，其义指、理致、度数、章程为何等精密弘博⑦！宋人之劳，不见何处及之？况并之又况以为过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辩解也！ 【注释】 ①祝子：祝允明自称。 ②穷讨：极力钻研。 ③敷布演绎：展开发挥，推广发明。 ④掩废：遮盖而废止。 ⑤党类：同类。 ⑥治经：学习研究经书。 ⑦章程：文章作法。 【作意】 认为经学大盛于汉唐而坏于宋。 【鉴赏】 以一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骂倒一个朝代的学术，作者的“狂”态的确可掬。作者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石破天惊地提出“诗死于宋”论，认为宋诗“以议论为高，大率以牙驵评较为儒，嚣讼哗讦为典，炫耀怒骂为咏歌……千年诗道，至此而灭亡矣，故以为死”。他何以对宋代如此深恶痛绝呢？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原来程朱理学在明初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大大加强，宋濂等人的“文道合一”说，又使之弥漫于学术、创作各个领域，以至于明初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充斥着程朱理学的教条。陈腐的说教，言行不一的虚伪作风，窒息着人们的思想，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香臭不分了。这时，祝允明大胆喊出“学坏于宋”，对统治思想文化界数百年的程朱理学给予坚决的否定，犹如万马齐喑时的一声呐喊，无边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令人振奋，给人以鼓舞。 以文论文，本文颇多纰漏，最大的毛病是简单武断，立论与论证都有所偏颇和不足。即如“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便难以服人，因为一是学术并未尽变于宋，而仍有不少被宋儒所师承；二是“变”并不一定“辄坏”。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变”是正常的，应该的，不变倒是成问题的。又认为宋人“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也是不尽符合史实的。至于说朱元璋“洞烛千古”，要学者治经用古注疏云云，更是拍马抑或掩饰之言，因为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必备书的正是朱元璋其人！ 尽管如此，这篇矫枉过正的激愤之文，其价值、其在历史上的功绩仍不可灭。即使说它是开徐渭、李贽等人思想解放的先声，也不为过吧。文章虽短，但气势逼人。以汉唐与宋作对比，汉唐一切都好，而宋则一切都不好。指责宋儒的最大罪状是“掩废”汉唐久经考验的学术，而以个人或小圈子里的意见取代，并很有迷惑力，而重点其实是落在“数百年”后的学者的迷信与盲从上。矛头所向，当然是明代的卫道士们了。他认为自汉迄唐的“遵圣之学”在义指、理致、度数、章程方面都无比“精密弘博”，而宋人是远远不及的，根本上谈不到平起平坐，当然更说不上超过了。这也是针对明代道学家吹捧程朱理学的现实的。实际上这是一桩很难断的公案，就是写成一本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而今企图让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来担此重任，当然是很吃力的。但作者很聪明、很巧妙地以一句“此非空言可强辩解也”作结，让你无话可说，实在是一种略带蛮横的可爱。 【补充说明】 皇甫汸《祝氏集略·序》谓祝允明“性灵夙拔，机敏默成。五岁而手作径寸之书，九龄而目兼数行之览。稍长，益笃于学，夏无卷帷，冬有穿榻，遂综贯百氏，铨析九流，穷镜玄缁，覃研缃素，虽輶使未译，《尔雅》阙载，靡不究而习其说焉。其为文也，芳腴融于心极，雕缋畅于辞锋，取无竭源，叩有余响。分吏占牍，则十纸互通；对客挥毫，而千言立就。同时乃有杨仪曹之博极，都太仆之冲淡，徐迪功之俊婉，唐处士之纵诞，公特兼之。”八大家文钞总序
茅 坤 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以下，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①，文学之科并不得与，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两人焉②。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③，金之指南④。人于其间，以独禀之气而又必为之专一，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⑤，裨灶之于占，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秋之于弈，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焚经坑学士⑥，而六艺之旨几辍矣⑦。汉兴，招亡经，求学士，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始乃稍稍出⑧，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以下⑨，非不矫然龙骧也⑩，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艺日以弱，强弩之末（11），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 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12）。其所着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以后（13），唐且中坠；沿及五代兵戈之际，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14），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也（15）。 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騕褭骐骥于千里之门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16），谓涂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17）。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18），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19）！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20），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剽裂已乎！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家各有引，条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戾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 【注释】 ①六艺：即六经，指《礼》、《乐》、《书》、《诗》、《易》、《春秋》，《乐》今佚。 ②文学之科：孔子门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文学只有子游、子夏两人。 ③石之结绿：似指石上可长青苔之意。 ④金之指南：指磁铁有指南的特性。 ⑤“伶伦之于音”七句：均指古代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伶伦，传说中为黄帝作律的人。裨灶，春秋时郑国人，善占卜。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善射。造父，周穆王时人，善驾车。扁鹊，传说中黄帝时的良医。僚，《庄子》中所载古时善弄丸者。秋，《孟子》所载古时善下棋的人。以上各句似从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化出。 ⑥“秦人”句：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⑦辍（ｃｈｕò绰）：中止。此指失传。 ⑧“晁错”句：这七人均是西汉着名的作者。 ⑨崔、蔡：崔瑗、蔡邕，东汉着名书法家、作家。 ⑩龙骧：比喻气概威武。 （11）“强弩”三句：意强弓开出的箭到了最后已无力量，连鲁国生产的很薄的绢也穿不透，更何况穿透铠甲上的叶片呢？ （12）“非先秦”句：韩愈《答李翊书》：“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13）贞元以后：似应指永贞、元和以后，即韩、柳以后。 （14）“欧阳公”句：见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15）眇：细看。 （16）騕褭 （ｙǎｏｎｉǎｏ杳鸟）：骏马名。 （17）“涂之蓟”句：亦南辕北辙之意。 （18）茅茨土簋（ɡｕǐ鬼）：茅屋与土制的盛器。 （19）明堂：古代天子祭祀、庆赏等活动的场所。云罍（ｌéｉ雷）牺樽：带云纹的酒器。骈枝：骈拇枝指，意属多余。 （20）庖牺：即伏羲氏，上古帝王。 【作意】 阐述孔子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选评《八大家文钞》的本意。 【鉴赏】 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以“文必秦汉”相号召，且多从形式模仿方面下功夫，以至有些人弄得文章古奥生涩，诘屈聱牙，令人不忍卒读。嘉靖初年，唐顺之、王慎中等人在走了一段追求形式的弯路后，改弦更张，提倡学习唐宋“本色”散文，并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抨击徒然在形式上学秦汉的文章，不过是“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比唐顺之略小但对唐甚为佩服的茅坤，自己喜爱唐宋古文，并且花了不少力气，编选了一百六十四卷之巨的《八大家文钞》作为对唐、王等“唐宋派”的支持。这篇《总序》就是阐述他编选该书的指导思想的。 通篇以孔子的“其旨远，其辞文”为最高指示立论，理出了一条“文以载道”的传承脉络，明确提出了“文特以道相盛衰”，而不应“与时相高下”的主张。他认为，孔子的两句话，是教天下后世写文章的人的最高准则，但是，真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孔子的优秀弟子七十二人中，文学一科称得上有名气的也不过子游、子夏两人。所以，能够实践孔夫子教导的人，一是要有天赋的“独禀之气”，二是要肯进行“专一之学”，才能“独得其解”，做出卓越成绩。 接着，作者理出了一条“文特以道相盛衰”的线索，认为从孔子到明以前，总的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只有三段时间略有起色：一是西汉时出了晁错等一批大家，“号为尔雅”；二是中唐韩、柳使渐渐流失的六经之旨又得到振兴；三是宋代的欧阳修、三苏、曾、王等人使孔子的“六艺之遗”，又变得“家习而户眇”。对于明代前七子的代表李梦阳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茅坤是大不以为然的。认为李所标榜的“吾《左》、吾《史》与《汉》矣”，“吾黄初，建安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充其量，他不过是“词林之雄”罢了，而与孔子的古六艺之遗是相差太远了。因为他反对“文章与时相高下”的观点，而主张文章只与“道”密切相关，同时代无关。不过，平心而论，他突出唐宋，而反对别人的突出秦汉，其实还是对“时”并非“非所论也”，只不过只准他“论”，不准别人“论”而已。试想，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要复到秦汉时代去，为何李、何要复到秦汉反而不成了呢？岂非有点自相矛盾？有人说，明代的门户之见几乎无所不在，于此也可略知一二。 作为选本的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企图通过编选、批评八大家之文来揭示“古六艺之旨”，至少使之“于道不相戾”。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是他的评点，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的“法”上面，结果从一个片面走入了另一个片面。正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不过，不管怎样，因为他的这个选本，“唐宋八大家”之名不胫而走，名声大振，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韩、柳等人地下有知，亦应大感欣慰了。 【补充说明】 茅坤选此书，多有反对者。明吴应箕《答陈定生书》说茅坤的“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清袁枚在《书茅氏八家文选》中几乎全盘否定他的选评。认为“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是选择不当；对他“所讲起伏之法”，“尤不以为然”。童心说
李 贽 龙洞山农叙《西厢》①，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②？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着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着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③？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④？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宫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注释】 ①龙洞山农：不详，有人说当是李贽别号。 ②遽（ｊù具）：骤然。 ③古选：《昭明文选）选录的古诗。此泛指古代的诗。 ④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语》、《孟》：《论语》、《孟子》。 【作意】 盛赞童心之可贵，抨击“满场是假”的虚伪世风。 【鉴赏】 这是一篇战斗性、针对性很强的说理散文，也是很能体现李贽思想与写作风格的散文。 童心是什么？作者说它是“真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是“心之初”，似乎很玄，其实，它指的是一种与生俱来、没受外界环境污染的原始的思想，即所谓的“赤子之心”和人的未加修饰的真情实感。李贽非常重视“童心”，认为童心是真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童心，便没有了真心，也就不成其为真人。而人要是不真，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这种主张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说是一篇思想上打假的宣言。在李贽看来，当时社会简直是无所不假：大家都是戴着假面具的“假人”，说的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做的是自欺欺人的“假事”，写的文章也是没有血肉的“假文”，真是虚伪的渊薮，假货的堆栈。更可怕的是，因为人假则无所不假，而无所不假之后，便逢假而喜，越假越喜，大家沉浸在虚假的世界而沾沾自喜，完全不顾真情的泯灭、道德的沦丧！ 同时，它也是文学上反对复古模仿、搞形式主义的战斗檄文。李贽认为，出自童心的文章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只要出自胸臆，不论什么道理，什么见识，也不论何时何人何种文体，都可以是好文章。当时前、后七子等倡导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贽则鲜明地提出：如果童心常存，不仅诗不必古选、文不必先秦，就是六朝之文、近体之诗、传奇院本、杂剧话本，甚至举子业，都可以成为最好的文章。他还针对统治阶级以六经、《语》、《孟》为范本、扼杀人们真性灵的做法，把矛头直指六经及《语》、《孟》，把它们说得一钱不值。说它们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少部分纵然是圣人说的，但也是“有为而发”，不过针对当时当地其人之病而开的药方，不能当作“万世之至论”而随时随地套用。最后尖锐地判决：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在当时，确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今天看来，自然有偏颇之处，但对那些拉大旗作虎皮、寻章摘句，不惜割裂、歪曲原作来推销自己私货、假货的“假人”们，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人的童心为什么会失去？李贽认为，小时候人们耳目的所见所闻和长大后从读书识理而来的所知所感，逐渐遮盖、排斥了原有的童心，而让名缰利锁、美恶物欲等外来的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见闻越多、读书越多而人越假。这种观点很明显受到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为了避免多读书给童心造成的损害，他提出了要护而使之勿失的要求，但如何护而勿失，则语焉不详。 最后一句，作者希望能找到一个童心未失的真正大圣人与之交流作文之道，沉痛中显出其遗世独立的孤独。在他活着时，除一度为耿定向所赏识（但不久就疏远并厌恶他）之外，他几乎没有知音，他的文章和思想得不到理解，最后还被人诬陷，冤死于狱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补充说明】 李贽在《杂说》中极赞文章应是真情流露：“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他为文心态的自我写照。牡丹亭记题词
汤显祖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①，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②，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③。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④，皆形骸之论也。 传杜太守事者⑤，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⑥，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⑦，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⑧。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注释】 ①弥连：弥留，病危濒死。 ②手画形容：亲自画自己的肖像。 ③溟莫：冥世。即迷信传说中的鬼的世界。 ④荐枕而成亲：宋玉《高唐赋》记巫山神女对楚王说：“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后以此指女子主动向男子献身。挂冠而为密：旧注以为用汉逢萌挂冠”带家属远走避祸典，似不确。 ⑤传杜太守事者：当时流传的杜太守的故事，今存有明何大抡的《燕居笔记》所收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即《牡丹亭记》所本。 ⑥“仿佛”句：指《还魂记》所本的两件事：前者见《搜神后记》载：晋武都太守李仲文女丧，葬城北，后代理郡守之子夜梦一女来会，遂以为常。李仲文见女儿一履在郡守子床下，即命人发冢，见女体尸骨新肉再生，颜色如故。女因此不得复活，夜中托梦泣别。后者见《法苑珠林》等载：东晋时广州太守冯孝将之子马子，夜梦一十八九岁女子，自称是北海太守徐元方女，被鬼所杀，应复活为其妻。马子祭坟发冢，见女尸完好，抱归帐中，一年后复如生人，便结为夫妇。 ⑦收考柳生：见《牡丹亭》第五十三出《硬拷》。 ⑧收考谈生：事见《搜神记》等书，谓谈生四十岁未聚，一天晚上有一十五六岁少女来与他结为夫妇，嘱他三年之内不可用火照她。待生子后，谈生忍不住照看，见女子腰以上生肉，腰以下为枯骨。女醒，责备谈生“负义”，遂与永诀，赠以珠袍，并裂生衣裙为念。后谈生卖珠袍，为睢阳王怀疑是盗墓者，乃收而拷之。谈生据实告，王遂召之为婿。 【作意】 叙述杜丽娘本事由来，歌颂杜丽娘生死不渝、一往情深的纯真爱情。 【鉴赏】 汤显祖作有戏曲四部，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他自己最满意、别人也一致公认为最好的是《牡丹亭》。这个剧本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虽然有李仲文、冯孝将儿女事为蓝本，其实是寄托了作者深深的感慨和美好的理想的。自从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统治阶级便大加赞赏地接过去加以推广应用。他们自己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却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祭起“理”的绳索，企图捆住一切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们。这种现象到了明代显得尤为严重，但遇到的反抗和抵制也十分激烈。在文学作品中，以宣传“情”来反对“理”，就是表现之一。像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以及“三言”、“二拍”中一些作品，甚至走得过头了一些，使某些爱情描写有陷入“色情”之嫌。不过，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有其不应受苛责的理由。汤显祖的《牡丹亭》则用舞台形象给“情”字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让人明白他的剧本的主旨所在而不致被曲解，他才写了这段题词。所以，这《题词》也可看作是理解《牡丹亭》的一把钥匙。 文章的重点是歌颂杜丽娘的“至情”。这种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它是心灵撞击的火花，是两颗没有受到环境污染的“童心”的袒露。这种“情”，用道学家之“理”绝对是无法理解的。而有些“恒以理相格”的“通人”，就是企图拿他们的所谓“理”来衡量和要求《牡丹亭》所表现的“情”的。作者巧妙地驳斥道：人世间的事，并不是人世所能穷尽其理的。你一定要说按“理”不可能有，可你又哪里知道从“情”方面看就一定会有呢！他就是这样否定了“通人”的“理”，而强调了人世“至情”的存在。 针对“通人”们可能会发出“梦中之情，当不得真”的责难，作者也只是巧妙地用“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作答。认为既然现实社会中许多人生活在“梦”中，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为什么梦中的真情就不真呢？接着以两个例子说明，过于拘泥实际，反倒成了肤浅之见。其言下之意就是：我写的梦中的情，正是一种深刻的情，本质的真。剧本及演出的成功，恰好是有力的佐证；而后世一些人对剧作和作者的歪曲、攻击，又恰恰从反面论证了它的震撼力量。 【补充说明】 王思任说：“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往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陈继儒《牡丹亭·题词》谓汤显祖“以《花间》、《兰畹》之馀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髑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笑，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文中还记载汤显祖答复张新建的责难时说：“师讲性，某讲情。”并称赞汤是一个“化梦还觉，化情归性”的“善谈名理者”。叙小修诗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岁馀即着《黄山》、《雪》二赋①，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②，傅以相如、太冲之法③，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④，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摹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⑤。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⑥，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⑦，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⑧，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⑨，又何疑焉！ 【注释】 ①《黄山》：赋名。此黄山是湖北公安境内之山，非安徽之黄山。 ②饤饾（ｄìｎɡｄòｕ定豆）：此指堆砌罗列。 ③太冲：西晋辞赋家左思的字，史传其名作《三都赋》出，人们竞相传抄，使得洛阳纸贵。 ④列御寇：即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道家，着有《列子》，原书佚（今本为魏晋间伪书）。 ⑤野狐外道：即“野狐禅”，佛教用语，意为异端邪说。 ⑥闾阎：指普通百姓所居之处。《擘破玉》、《打草竿》：明代民间流传的民歌，“擘”一般作“劈”。 ⑦樽节：节制、抑止。樽，通“撙”。 ⑧忿怼（ｄｕì对）：忿懑、怨恨。 ⑨楚风：楚地的民歌。 【作意】 借为小修诗集作序，主张诗文要独抒性灵，表现真情实感，反对剿袭模拟，无病呻吟。 【鉴赏】 明代文坛，是一个门户叠出、宗派林立的世界。作者们为了发明和维护自己的主张，无不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攻击自己的对立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他的这篇《叙小修诗》可以看作是公安派的文学纲领，也是向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宣战的檄文。 前、后七子，在纠正台阁体的纤弱空虚方面自有其历史功绩，但是他们过分强调的复古、拟古，被一些追随者引向极端，也使文学走入了徒然玩弄形式而毫无生气的死胡同。袁宏道此文首先针对当时“卑极”的文坛，对七子鼓吹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痛加批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前七子首领李梦阳提出来的，《明史》本传说他：“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传序》说他与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也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甚至出现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这样极端的思潮。王世贞颂扬李攀龙的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乐府诗“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其实也看出了拟古的毛病。以至于在袁宏道面前，展示的竟是这样一个“舆论一律”、死气沉沉的文坛：“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摹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这对于主张思想解放的袁宏道来说，真是不堪容忍！所以，他奋力批驳，大声疾呼，指出秦、汉以上尚有六经，盛唐以上还有汉魏，如果前人也照此办理，就没有拟古派心目中的偶像了。所以他首先提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才“可贵”的观点。接着，他进一步指出独创的可贵，认为天下之物，只要有特点就一定能存在，想废也废不掉；如果雷同就一定难流传，想保也保不住。而所谓有特点的东西，就是“真人”的“真声”，而不是那些效颦之作。从这些见解中，很明显地看到袁宏道受他的老师李贽很深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作为公安派旗帜的“性灵说”。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都是从作者自己胸臆中“流”出来的。这种作品，因为感情真挚，即使表达形式欠缺一点，也是有价值的。这与袁的好友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的话是一致的。袁说：“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尔。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由是以观诗，期于自性灵出耳，又何必唐，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也！”出自性灵则真，真则新。这就是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从他的文学主张出发，作者对弟弟小修的诗的评价，特别强调的也是一个“真”字。前面强调弟弟早期写作的赋，摹仿得很出色，同那些摹仿派自诩的不朽之作简直没什么两样，但后来遭到弟弟自己的否定。一个“厌薄”，一个“弃去”，明是写弟弟，实际上已经在打摹拟派的耳光了。后面强调他弟弟“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真实感人，堪比屈子楚辞。评价未免太高，但阐述亦算理直气壮。另外，文中还谈到他对闾阎妇人、小孩所唱民歌的高度评价，表示了文人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也是明代文坛的一大进步。 本文作者一方面怀着对当时文坛复古、拟古风气的强烈不满之情，另一方面又有对弟弟的深厚怀念之情，二情进发，所以文章写得真气鼓荡，感情充沛，圆转晓畅，一泻千里，读来甚感痛快。当然，矫枉过正，难免有片面之处，如对其弟的视妻子为鹿豕之聚的错误观点以及对其弟作品的“疵处”无保留的赞美，未免过分，但这不影响本文强烈的战斗力量。 【补充说明】 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称：“先生立言虽不逐世之颦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远，而出自灵窍，吐于慧舌，写于铦颖，萧萧泠泠，皆足以荡涤尘情，消除热恼。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诘，有杜陵，有昌黎，有长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笔与之会，合众乐以成元音，控八河而无异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为后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柳敬亭说书
张 岱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①，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②：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夬声如巨钟③，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④，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⑤。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⑥，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齚舌死也⑦。 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⑧，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注释】 ①书帕：礼金。下定：预订。 ②行情人：走红的艺人。 ③勃夬（ɡｕàｉ怪）：状声词。 ④“謈”（ｐáｏ袍）：状声词，大声。 ⑤掉舌：鼓舌，开口。 ⑥呫哔（ｃｈèｂì彻必）：低声絮语的样子。 ⑦齚舌：咬舌，形容惭愧之态。 ⑧波俏：形容口齿伶俐。 【作意】 记述柳麻子说书水平之高超，突出其貌丑而心美。 【鉴赏】 鲁迅说，明末的“传奇风韵”“实弥漫天下”，“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那原因，大概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发展，人的价值的发现和尊重有了客观的需要，另外，一大批因为改朝换代而被抛入社会下层的文人，得以接触许多普通的百姓，并有可能产生写作的冲动。张岱之写《柳敬亭说书》，也可作如是观。 张岱笔下描写了许多奇人异士，其中柳麻子柳敬亭可说是最成功的。文字虽短，但人物形象刻画鲜明、生动，令人一见难忘。 作品首先极写其身价之高：一天说书只限一回，定价一两，而且要提前十天以上预约，否则休想请得动他！这几句先声夺人，在读者心目中奠定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因而很自然地引起了想知道个中究竟的愿望。 接着作品就以他说《武松打虎》为例，极写其身价之高乃是来自技艺之高，并非徒有虚名的“名人”的“包装”所致。他说的《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指《水浒传》）大异”，说明多有创造；而刻画入微却不唠叨，声音洪亮，神情毕现。这些当然很能吸引听众。武松店中一吼的细节，既写出武松的英雄气概，又传出柳敬亭的高超技艺，以声音写画面，令人击节。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