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光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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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评传试读：
总序
张岱年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序张岂之
近五六年以来，方光华同志随我读博士学位，后又同我一起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我们认为，学术史不同于政治史，也不同于一般的专史，而是学术范围内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中需要把这些特点揭示出来，这就必须要下一番工夫。
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在近代学术革新思潮中，不但出现过像梁启超、夏曾佑这样的今文经学家代表人物，而且也产生了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刘师培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思想充满矛盾。他从扬州学派转变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寻求新论的人物，这就表明乾嘉学派的后裔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和传统学术有进行变革的必要。在摸索变革道路的过程中，刘师培曾经和章太炎一起提出了所谓“国粹主义”的思路，强调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去设计中国的政治出路和进行学术创造。但是应当怎样改造传统的历史文化学术使之适应于廿世纪初中国的发展，刘师培还缺少经验和具体的操作方案。但是他关于传统历史文化和学术的研究，仅从学术史的意义上看，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
1906—1908年间，中国经历着酝酿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山雨欲来风满楼，巨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现实使得刘师培和章太炎等认识到，所谓国粹主义似乎很难解决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而学术上的创新也有待于寻求新的出路。因而刘师培一方面将国粹主义文化思路转变为对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实践，一方面却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他还曾经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来改变同盟会的纲领，重组同盟会。这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加上与章太炎在思想上发生矛盾，刘师培竟投靠清朝贵族端方。从刘师培的个人悲剧来看，无政府主义既无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也不会给学术的革新带来新的生机。至于刘师培晚年为袁世凯复辟鼓噪，更加证明他一生所追求的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软弱无力。
刘师培的一生反映了扬州学派探索政治革命和学术革命的失败。方光华同志在《刘师培评传》一书中不是简单地叙述失败的经过，而是力求找出失败的原因，以便为后人借鉴，让后人去思考。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刘师培早年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他在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介绍西方学术流派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和贡献。就拿他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其史学基本主张来说，至今仍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地方。方光华同志在《评传》中对于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分别用专章来论述，比较全面且有一定的深度。
方光华同志的这本书如果能在刘师培的学术影响方面再作些论述，那就会更加完整一些。关于刘师培的评传我没有见过其他版本，方光华同志所写的也许是这方面较早出版的评传吧。由此开展一些讨论，这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1995年11月3日于北京清华大学西北小区
PRÉCIS（英文提要）
Liu Shipe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master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Liu Shipei' 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position are appraised and described.
In chapter one to four, the focus of description is put on the complex life of Liu Shipei: from a successor of a well-learned and famous family to a vanguard of the nation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 from the vanguard to a traitor who seeked refuge with Qing Dynasty and attached himself to Yuan Shikai. In chapter five to nine, Liu' 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 Classic learning, historiography, Zhi scholars and philology are appraised and analysed. His academic limitations are analysed also.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1）The com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is driven not only by the New Text confucian classic school, but also by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Philological School in Qian Jia Period and its successors.
2）Basing upon their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Liu Shipei and Zhang Taiyan put forward their particular stand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academic revolution, their cultural stand is for the national essence.
3）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essence, Liu Shipei drew a wrong conclusion: he admired anarchism. It is the mix of wrong ideas and his own vain character that made Liu Shipei become a traitor. And his positive academic thinking is restricted by his political faults.
4）In his later life, Liu' s personal expectation is to be a master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 learning. Although he did mak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learning, he had gone astray from his own aim of academic revolution. So far as the later thoughts are concerned Liu Shipei can not be mentioned with Zhang Taiyan in the same breathe.
In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e, Liu Shipei Phenomenon is a phenomenon which should make scholars deep in thinking.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corruption of an academic life of an academic master with a great expectation, who, owing to the lure of vanity for fame and interests, discarded his own fundamental stand and took part in the political speculation actively. It is a lesson for all the scholars that onl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characters, and only through the scientific combiana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academic development can have a bright and hopeful future.
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都提出了学术革命的口号，探讨了新的学术形态的哲学、方法，并作了初步实践。他们把传统经学研究从经今古文的辩论转化为对古代社会状况和儒家思想发展史的探讨，把为帝王提供服务的道德鉴戒型史学转化为为国民服务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特色的新史学，把历来处于附庸地位的诸子百家之学当成中国思想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把语言文学视为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有机反映，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过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的产生，我们向来重视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在鸦片战争前后，常州今文经学的主要论点，经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凤的发展，确实给传统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廖平、康有为为了论证学术的精神实质在于独立自得，不惜将古文经学视为刘歆的伪造，提出孔子编述六经完全是为了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晚清今文经学使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充分显示出来，并且动摇了传统经学长期笃守的信条，为传统学术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中，梁启超、夏曾佑等都是学术革命的干将，而他们都出自今文经学流派。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学术革命阵营也有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他们在鼓吹学术革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今文经学观点的感染，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乃至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评判，与今文经学家并不完全一致。如果我们将视线沿着这些学者的学术师承上溯，我们也将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后，古文经学阵营（或者说乾嘉朴学阵营）也在发生鲜明的变化。以扬州学派之刘文淇（刘师培的曾祖父）的家学传统而言，它兼有吴、皖两派之长，既能确守汉诂，条源析流，又能辞外见义，学求致用。它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刘文淇精通地理，刘毓崧（刘师培的祖父）通诸子学，刘寿曾（刘师培的伯父）精典制学，刘贵曾（刘师培之父）精天文历算学。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学求致用的学术精神相汇合，使得仪征刘氏形成了出能济世救民，入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门风。在刘师培投身学术革命思潮所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直接运用了他的先辈所提供的许多学术资料和学术结论。由此可见，乾嘉朴学在鸦片战争以后自身的演化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学术研究形态的产生。而像刘师培这样的朴学世家子弟也被吸引到学术革命的思潮中来，表明传统学术研究也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在传统学术如何向现代学术过渡的问题上，梁启超、夏曾佑与章太炎、刘师培既有相同的主张，也有分歧所在。大体而言，章太炎、刘师培在学术研究的价值标准上多持民族主义，而梁启超、夏曾佑多持民本主义。在学术研究的目标上，章太炎、刘师培多讲历史事实内部的源流，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讲历史发展的大势。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章太炎、刘师培主张以乾嘉朴学方法为基础，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使用所谓新的历史研究法。这些主张的相通之处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特征的共识，而分歧之处则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发展途径的不同预测。
学术研究的发展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中国近代学术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激进的今文经学健将，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而落在时代后边，成为保皇立宪派，而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却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革命派。时代风云既分化了学术革命的队伍，同时也将学术革命的理论探索引向深入。
在1906年后，围绕学术研究如何为现实需要服务、如何对待西方学术原理与学术方法、如何正确估价传统学术体系等等问题，学术革命队伍在不断进行调整。而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又恰恰是古文经学流派的章太炎。他在1906年发表《与人论朴学报书》，指出学术研究不能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不但不能准确了解学术对象的真正面貌，反而助长了学人的干禄躁进之风。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严复用甄克思《社会通诠》的原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大发展阶段的做法，明确指出，学术研究不能把西方学术原理当作教条，运用西方学术原理要注意将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客观事实相结合，更不能以无为有，以有为无。1909年他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再次强调，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它能使学者培养一种笃实纯真的道德品格，避免躁进求仕之风，而且，它有严格的方法程序，可以制约学者虚妄和浮谈，扭转学术研究越来越泛滥的主观主义。1910年他发表《征信论》，更加明确地指出，乾嘉朴学研究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相比照，更加具有科学性。
章太炎反思学术革命的这些观点得到刘师培的积极响应。1908年春，他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说：“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励己则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故思来述往，皆圣贤失志所为，而执古御今，乃策士纵横之习。若夫诵诗闻政、读史论兵，以雅颂致升平，以经术饰吏治，名为用世之良规，实则干时之捷径。虽佥人所乐道，亦君子所羞称。”表示他也反对将学术研究的经世作用估价过高，并说：“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盖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表示他也反对学术研究唯西方学术原理和学术方法是从。可以说，首先是那些具有高度传统历史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的建设问题，是他们首先意识到学术研究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应该统一，学术原理与学术内容应该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应该统一。我们回过头来看梁启超，他直到1922年前后才反省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长处，认识到民族学术传统的某些特色，提出要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课题，我们就不难认识到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但当时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未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章太炎在继续积极探索中国新的学术形态的理论问题时，刘师培却因为思想认识的混乱与个人性格的缺陷，投靠清朝贵族。政治上的失足以及清朝政府的迅速颠覆，使刘师培长期陷入对自身命运的求解之中。他余生中浓厚的宿命思想以及与此俱来的腐朽观念，表明他已无法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脉搏。虽然他试图将自己装扮成为扬州学派的传人，并也确实做了许多超越前人的具体研究工作，但他终究架不起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桥梁。而他也不能有章太炎那样的光芒，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们长期遗忘。
而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后将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深化。他重新探讨了传统学术的精神价值，提出传统学术的道德、人文精神将是新的学术形态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重新肯定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紧密联系。他全面估价了乾嘉朴学的长处，指出它们将是新型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由其发端，中国学术界在20年代出现了又一新的流派：本土文化主体论派。它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与同时的西化派（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争长竞短，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丰富多彩的局面。
追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刘师培流星一般的学术生命。他是怎样投身于学术革命的洪流？提出了怎样的学术理论？又是如何落后于时代的？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提供后人以怎样的启示？这是作者与读者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问题。第1章经学世家的余脉1.1 仪征刘氏的学术风格
清朝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1884年6月24日），刘师培出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
刘氏经学世家地位的奠定，始自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刘文淇从凌曙受学，精心研究经史典籍，对于历代经典注疏尤有兴趣。据陈立《致刘文淇书》，在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试，谈到十三经旧有注疏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商议各人分任新疏一经。刘宝楠治《论语》，柳兴恩治《穀梁》、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传》。此后，刘文淇集四十年之功编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十巨册，对《左传》的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刘文淇晚年仅写成《疏证》一卷。其子刘毓崧少承父业，淹通经史，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以及《周易》、《尚书》、《毛诗》等旧疏考证。刘毓崧共有四子：寿曾、贵曾、富曾、显曾。他死后，刘寿曾乃发愤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完成，但也只整理到《左传》襄公四年而卒。1882年他去世时，年仅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整理《左传》旧疏，对两汉古文家经说很有研究，并从成蓉镜学习三统四分之术，对经传中的历法问题心得尤多，撰有《左传历谱》，于经传二百五十七年历史能推考其日月离、分至启闭及岁星所在。又撰有《尚书历谱草补演》一卷，将成蓉镜的《尚书历谱草》加以发展。他还在刘毓崧广集诸经旧疏的基础上，将《礼记》旧疏加以集证，成《礼记旧疏考证》一卷。可见，从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开始，仪征刘氏就形成了以《左传》旧注疏证为核心，广泛整理经史典籍的门风。
刘氏家学的风格特点，如果从乾嘉朴学的门派角度来看，可说是兼具吴、皖两派之长。
朴学有两个重要门派，一派是以江苏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一派是以安徽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述二派风格，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
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
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謏
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
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
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
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
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
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
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
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
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
音韵表》，以解《说文》, 《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
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字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
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
来未尝有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
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整体而言，吴派的特点是“学好博而尊闻”, “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皖派的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 “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但是，虽然朴学有上述研究旨趣的某些不同，而他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则基本相同。章太炎曾归纳其方法的六点长处：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
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
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
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无论吴派、皖派，都十分反感学术研究的主观虚妄之风。他们继承发展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开创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力求探索出能够准确了解经史典籍原义的科学方法。吴派比较注重经史典籍的复原，他们旁征博引，竭尽全力将经史典籍的汉代注疏以及古代佚书的资料加以罗列。而皖派则比较注重经史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范畴的辨析，发挥出由言以见义，因词以见道等种种具体方法。
吴、皖两派本没有根本冲突。在18世纪末叶，吴地的学者也多援引皖派的研究方法，皖派学者也具吴派的眼光。如仪征阮元，就治学方法上就继承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明其道”的方法。他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曾将经典中的语言文字条源析流，搜集材料十分广博。同时，他还因辞见义，阐述他自以为是正确的“性命”、“道器”观和“明堂”制度论。
刘文淇从事于《左传》旧注的疏证，很显然源于吴派门径。《疏证》对汉人旧注进行纤细靡遗的罗列。为搜罗有关资料，刘文淇及其后代还很重视诸子文集，《墨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论衡》、《中论》、《潜夫论》等都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与吴派“好博”“尊闻”的特点十分相契。但刘氏家学，“好博”而不“笃守”, “尊闻”而不迷古。《左传旧注疏证》兼收今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贾逵、服虔的局限。尊汉人也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也择善而从。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其顾、惠补注及王怀祖、王伯申、焦理堂诸君子说有可采者，咸与登列，皆显其姓氏，以矫元凯、冲远袭取之失。”《左传旧注疏证》取材广泛，而且不乏个人论断。《疏证》还吸取了皖派注重名物典章制度专题研究之长。书中运用三礼，尤其是用《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很多，对古历天算、日食晦朔的考证也很精到。其他如有关器物服饰、姓氏地理、鸟兽虫鱼的考辨，论断也颇精密。可以说，刘氏家学结合了吴、皖两派之长。既重视经史典籍及其注疏的复原，也重视经史典籍中的各类内容的专题研究，且后者的比重日趋重要。所以，当支伟成在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为刘文淇的学派特征询及章太炎，章太炎认为仪征刘氏在吴、皖之间，可以划入皖派。
刘氏家学还有超出吴、皖两派之处，那就是他们不严格强调区分汉学和宋学，有学术经世的意愿。刘文淇的学问由其舅氏凌曙发蒙。而凌曙之学主要来自于自学，据传：凌曙，字晓楼，江苏江都人。国子生。少甚贫，十岁甫就塾，
读四子书，年余未毕，即去乡作杂佣保，然得间辄默诵所已读书，
苦不通解。邻有富人为子弟延师者，乃乘夜隐轩外听讲论，数月，
师始觉而斥之。愤甚，于市中求已句点之旧籍，读之达旦，日中
仍佣作如故。年二十，集童子为塾师，制举文虽无尺度，而童子
尝从之游，则书必熟，字必正楷，以故信从者渐众，修脯入稍多，
益市书。初识包世臣，问所当治业，语以“治经必守家法，专治一家
以立其基，即诸家可渐通”。以其熟于《礼》，遂劝攻郑氏，并
授以张惠言所辑《四书汉说》数十事，及世臣与李兆洛等增缀未
就之稿，用为治经式。……岁余，稽典礼，考故训，补其不备，
为《四书典故覈》六卷。见知于梅花山长洪梧。既治郑氏得要领，嗣闻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
都，主阮元所，得尽睹魏晋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
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繁露》一书，原天以尊礼，
援比以贯类，旨粤词赜，莫得其会通，乃旁讨博参，承意仪志，
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别为《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
凌曙学由自得，对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别具慧眼，这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未能想象的。刘逢禄之学源于与吴、皖两派并立出现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创始人是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他在汉学蒸蒸日上的时候，想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借伪书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庄存与反对朴学家过分追究经史典籍的真实性，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关系民生日用。他的侄子庄述祖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并传给他自己的外甥刘逢禄。刘逢禄以为《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只有《公羊春秋》才是孔学的真传，其中的微言大义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凌曙对常州学派的观点的推崇，反映了汉学也在寻找自身进步的基点。正如焦循所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通义……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汉学研究也需要将研究者的心灵贯注其中，体现研究者的精神风貌。
刘文淇治学，也很重视经世致用。观刘文淇与汪喜孙（汪中之子）、陈立、沈钦韩相互之间的通信，他曾勉励陈立“通经致用”，汪喜孙与他讨论过性道问题，表明他也认识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如汪喜孙信中说：“《古文尚书》虽伪托，然如人心道心诸语，多出先秦古籍、七十子之微言，不可以其伪而尽弃之，毛西河不可为训，焦理堂未尝全非。吾辈生于朱子（等）十二儒之后，伪古文已有定论，不必攻之。第从其袭古书而不背于古者，去其伪而抉其微，所谓千虑一得。……足下蔚为经师……辨别孔冲远之剿说雷同，不分古今文门径，不分南北学师传……溯皇侃熊安生刘焯刘炫之疏义，审贾董郑许之师法，以上追周秦古义、周孔古书。知立言与立德立功不是三途，庶几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足下之门弟子不上轶曹宪、李善而直拟伏生、申公邪！”刘文淇这种学行并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格对其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刘毓崧、刘寿曾、刘贵曾都有比较激进的入世愿望。刘毓崧、刘寿曾都曾相继入曾国藩幕府，主持金陵书局，参与了洋务事宜。
在刘师培诞生之前，刘氏家学已经凝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学术传统，它兼取吴、皖两派之长，资料罗列和资料整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同时它比吴、皖传统朴学更加注重学术经世的功能，要求学术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这表明，以刘氏家学为代表的乾嘉朴学及其后继者，按照他们自身学术的特色，开始探索与晚清今文经学同样的学术课题。虽然他们没有像廖平、康有为那样提出具有爆发力的观点，但他们也在调整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使学术研究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切入社会主题。1.2 刘师培早期学术倾向
就在刘师培诞生前后，中国政治和学术形势正酝酿着新的变化。自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开始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从而加紧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西北，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入侵新疆，成立了“哲德莎尔”傀儡政权。1871年6月，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宣布“伊犁永久归并为俄国领土”。左宗棠于1876年率军摧毁了阿古柏政权，后来又经中俄谈判签约，虽然收回了伊犁地区，但沙俄仍然割占我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东南，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犯台湾，通过中日《北京专约》，日本获得大量赔款后答应从台湾撤兵，但又借口吞并了琉球群岛。在西南，英国借端挑衅，入侵云南和西藏。法国于1883年12月挑起中法战争。清军虽然取胜，但最后还是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给法国在广西、云南以特殊权益。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越来越暴露出来。政治维新的呼声开始高涨。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指出，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特别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改革。
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着中国学人必须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学术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从，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加极端的发展。1883年，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的主张。他指出经学这个庞大的体系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古文经，一种是今文经。两种不同因素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二者所说的制度不同，今文以《王制》为主，古文以《周官》为主。经学内部的分歧源自孔子一生学术前后两期的变化。孔子早年是复古主义者，有“从周”之意，晚年则是改革主义者，有“因革”之意。今文乃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年写成《礼运注》，把《公羊传》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理想结合起来，把孔子说成是具有历史变易思想的政治家。1887年，廖平进一步否定古文经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它们皆有作伪迹象。康有为1890年与廖平在羊城相会，他从廖平的见解中得到了启示，他立即召集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很快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将“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视为“贾、马、许、郑之学”, “乃王莽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梁启超后来将《新学伪经考》归纳为五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在廖平论点的基础上，将一切古文经完全视为子虚乌有，孔子学说只有“因革”的内容，《六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孔子挽救社会的药方，是孔子垂宪后世的宏篇巨制。康有为无疑将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提到了首要地位。既然儒家经学的本质在于托古改制，在于借助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出针砭社会现实的药方、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那些所谓纯粹科学性的研究（所谓实事求是的汉学）当作学术的主流，就应该针对新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要突出学术研究的个性、创造性。
廖平、康有为的观点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分析，虽然不符合经学的历史，但由于它饱含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忧虑，所以大多数学者都宽容了其穿凿附会。“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份理而害道。”廖平，特别是康有为的学说，随着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与失败，得到了迅速地传播。
刘师培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学术革新的时代暗流中度过的。
仪征刘氏虽然是经学世家，但人丁并不十分兴旺，而且寿命均不长，刘文淇活了66岁，刘毓崧活了50岁，刘寿曾活了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也只活了54岁。
据说在刘师培诞生后，刘贵曾燃香祷告祖庙，忽潸然哭泣。刘贵曾此时年届40，而他的哥哥寿曾已去世两年，把九岁的儿子刘师苍留给了他。为支撑门户，刘贵曾“侵晨而兴，以厘家政，米盐筐箧凌杂之事，力司其劬”。同时还要“为桑梓筹利弊，躬亲宾祭庆吊”。壮年得子按说应该是高兴的事，但也许在祖宗神位之前，刘贵曾想到自己积劳成疾的身体和祖宗传下来的家学，不禁要为幼小的生命能否担当起光耀祖庭的重任而担忧。
但刘师培聪颖绝伦，授读过目成诵，年12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而且作诗很有天赋，“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表现出了超人的勤奋和理解能力。他的勤奋受到了父亲的激励。后来他回忆父亲时，记下了父亲的训告：“古语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养身之要，是在勤矣。”父亲的教导使刘师培幼小的心灵对于祖先的学术充满了敬意。“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师培14岁，这年他的堂哥，21岁的刘师苍中举。刘师苍在刘师培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已崭露头角，名满江淮，尤有著作才能，从事《国语注补辑》、《元代帝王世系表》的著述。刘师苍对刘师培的成长也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师培15岁，这年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去世。父亲之死给刘师培打击很大。他在母亲的教育下更加勤勉，并将视野扩展到诸子百家以及史书，开始对它们产生研究兴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师培18岁，补县学生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刘师苍送子弟应省试，在过江时不幸溺死，年仅29岁，而刘师培在这年考中举人。
在刘师培应举子业的这些年月，他并没有完全为八股文所限制。从他1903—1905年间迅速发表的许多论著来看，他对家学的风格和要点都有所理解，具有如下几点基本学术倾向。其一，他略知《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尤其对汉代古文家学的传承有较深的研究。其二，在经今、古文学的问题上，他比较认同今文经学对于学术精神的发挥，并试图使他的先辈之学也具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眼光。1903年，他作有《包慎伯〈说储〉跋》，其中说：古《说储》一书，安吴包慎伯先生著，其刻于《安吴四种》
中者，仅其序例。至其篇中多改制之言。嘉道之际，文网尚密，
故未刊行。吾观此书，精义大抵在于重官权、达民情二端。其说
多出于崑山顾氏，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当嘉道之
世，中国之局方守其老洫不化，而先生已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
外，一人而已。此书乃家藏旧本，为慎伯先生所手自写定，书眉
有沈小宛、周保绪二先生批语，颇足补此书所不及。包慎伯即包世臣，生于1775年，卒于1855年，安徽泾县人。在学术思想上称颂顾炎武，讲求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凌曙曾从他问学。刘师培将他的学说与龚自珍相提并论，这无疑是说，刘氏家学也具有学术经世的眼光。刘师培后来保存在他家中，与其家世学问有关的包世臣的来往书信题跋，也是这种意思。其三，他对群经和诸子有浓厚兴趣。据《清史稿》记载，刘师培的祖父刘毓崧对群经和诸子很有研究。“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刘毓崧的诸子起源说在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古学起源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申述。
由上可见，刘师培在1902年以前已经具备了刘氏家学的基本素养。他既了解他的先辈的学术观点，也领会了他们的学术方法。他肩负着宏扬刘氏家学乃至扬州学派的大任。刘氏家学与扬州之学在近代新的学术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就看刘师培怎样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就看他怎样在继承祖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将传统学术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第2章民族革命的闯将2.1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形势
历史进入20世纪初，中国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00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组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带光绪帝逃奔西安。1901年九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它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这种新的政治变局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分化。康有为等成为保皇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期望光绪皇帝重新出来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而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有些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依靠清政府改良政治，根本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富强。梁启超在1901—1902年间就曾与其师康有为发生重大分化。章太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是“断发易服”，痛悔自己的改良主张，严肃地批评了自己对清朝政府抱有幻想，提出要获得民族独立，首先需要推翻清政府，如果不推翻它，爱国就谈不上，反帝也不会成功，中国人民只能沦落为列强的奴隶。“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知识分子普遍弥漫的反清革命思想使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
革命知识分子与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终于在1903年形成公开对立。这一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问世，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流传，《檀山新报》披露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论争。
论战的主题是要不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革命还是保皇。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的立场是保君保国，反对革命。他们认为清朝政府于1901年已开始预备立宪，只要拥护立宪，实行君民同治，就有可能使政治走上轨道。而且满汉界限已经消失，反满口号已经过时。何况革命还要发生内乱，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造成更多的机会。革命派则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对外投降的真正面目。指出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要打倒清政府。革命是医治社会弊病的“圣药”。革命难免杀人流血，但革命可使中国免遭更大的痛苦。革命不怕外侮，只有革命创立新的政府，才能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对于国家制度，改良派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认为只要改变一下清朝政府的组织形式，颁布宪法，召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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