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午故事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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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01-14)试读：
正午故事正午故事（01-1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正午故事（01-14）作者：正午故事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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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2014年9月。
本期主题：游荡《正午》团队
谢丁：《正午》负责人。记者十年，减肥十年，都未成功。
郭玉洁：《正午》编辑。关注社会变革，喜欢人的故事，现实主义的信徒。
叶三：《正午》编辑。喜欢猫、食物和好艺术的虚无主义者。
朱墨：《正午》视觉编辑。靠谱的文艺王。
陈晓舒：
记者八年，曾就职于《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杂志。爱好是“宅”和“出门玩”，分裂的天秤座。
王琛：
1988年生于山东。2012年在广州开始做记者，写稿越来越慢。曾居上海、深圳、广州，现居北京常营。初入《正午》时，误以为自己是一名作家。
李纯：
毕业于盛产美女和非直男的五角场文秘技术学院，学了6年新闻，有种被坑惨的后知后觉。曾供职于《南都周刊》，现在是《正午》记者。相信人们听故事的渴望和人类一样古老。
黄昕宇：《正午》记者。特别害怕认识停滞，因此寄望于写作，希望它能带自己走得更远。冯远征：我穿墙过去口述|冯远征 采访|张莹莹一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也有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 you！”“For 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 you! Thank 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 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1986年夏天，梅尔辛第二次来到中国，我和同学们到她在北京住的宾馆看望她。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嘛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1990年冬天，我和朋友们在柏林墙前。如今除了我，其他的人都在德国。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八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八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嘛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六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一千五到两千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纹身、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1986年初，梅尔辛结束了第一次在人艺的授课准备回国，我和同学们到北京火车站为她送行。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嘛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兑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呆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作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22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我有点想哭，但还是微笑着，拥抱了她。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22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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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莹，撰稿人，常居北京。
所有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一个东德记者的记忆碎片陈晓舒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记者们开始适应新的写作。但多年养成的惯性，已在他们心中竖起另一道墙。自我阉割有时比秘密警察更可怕。这是一个东德记者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简短回顾。如今25年过去，旧时代的痕迹还在，但一个新的互联网媒体时代又将来临。也许他需要再次推翻一堵墙。一
乌韦·彼得（Uwe Peter）总是聊起东德时期的经历，如今20多年过去，他仍常和年轻的记者们说：“在东德的最后几年，我是戴着手铐在写作。”隔绝两个世界的那堵墙已经倒塌，但记忆中的墙还在，时时刻刻被提起，作为见证，也是警醒。
彼得看上去颇为强壮，大高个，步态敏捷矫健。完全看不出61岁的他，曾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他出生于冷战时代的德累斯顿，隶属于东德。从小喜欢体育，这也是东德时期为数不多被鼓励的爱好。东德在体育上曾取得比其他领域更多的骄傲，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初露锋芒（排名世界第五）开始，东德的竞技体育大爆发。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东德仅次于美苏，到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已仅次于苏联。
彼得那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而之所以想做记者，是因为“报纸太无聊了，我想改变它”。
在东德，所有报纸和杂志都挂靠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四个联盟党、或者自由德国青年（FDJ）、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这样的组织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出版的日报《新德国》，被称为德国最乏味的报纸，却是东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但即便是这类乏味的新闻，也是被严格训练出来的。在东德，要成为一名记者，首先必须经过统一培训。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成为准新闻记者的统一培训基地，每年仅有100个名额。在彼得就读卡尔马克思大学前，有关部门找他谈话，说：“如果你不为我们工作，就不能学新闻，不能当记者。”彼得。1974年。
这次谈话以闲谈的方式开始。彼得是个疯狂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迷，收藏了这个巨星所有的唱片。他们聊这些唱片，聊这些摇滚乐。在当时的东德，这些摇滚唱片并不能出版也不出售，彼得的唱片都是通过西德的亲戚和日本笔友这类“不正规渠道”寄来的。“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都是我身边的人报告给他们的。”彼得说。
民主德国把宣传分成两部分：宣传与鼓动，由此派生了宣传部和鼓动部。东德有句广为流传的话，精妙地区别了这两个词语：“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宣传负责提供科学的基础，而鼓动则是就曲折与困境做出解释”。德国统一党直言表明：“如果你在政治上不可靠，就不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这不是彼得的第一次谈话。18岁当兵时，有关部门就找他谈了一次，想让他为党工作，做秘密警察。彼得拒绝了。上大学的这一次，他同样保持拒绝的态度。但也许在对方看来，彼得似乎仍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同志”。他居然顺利进入了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但在彼得的整个大学生涯中，他不断被告诫，记者应该是凭借“一种责任感”在工作——犯政治上的错误，不但会终结你的职业生涯，还有可能造成其他危害。“培训的记者很少，我们互相都认识。”彼得后来回忆，“我在1974年毕业，直到今天，我的大部分同学仍然在做记者。”
在培训期间，记者们有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阅读清单：43卷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全集，40卷列宁作品，还有斯大林、东德领导人作品以及马列主义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作品。“除了学校的培训，更多的控制来自报纸的总编辑，他们都是党性非常强的人。”彼得说。
毕业后，彼得回到德累斯顿，成为《萨克森日报》一名撰写国际政治的记者。相比起那些报道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同事，彼得略感庆幸。“他们每周有一次交流会议，讨论哪些选题是允许报道的，哪些是严格禁止上报的。”彼得说，“但作为国际政治记者，我们只是每个月在柏林的外交部有一次真正的信息交流会。”
东德的“鼓动委员会”第二号人物曾经告诫：“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根据自身自由意志加入党的前线战士。没人被迫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但在各种忠告之下，许多记者们往往会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失去这份坐在办公桌前写稿的饭碗，被赶到工厂里工作。
压力无处不在。到了1980年代后期，所有的情绪都处于崩塌边缘。1970年，彼得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二
在德国，有关东德的故事往往很受欢迎，那像是寄居在这个国度上的另一个世界。柏林随处可见东德的影子，沿着施普雷河漫步，可以看到满是涂鸦的柏林墙遗址；在市中心，讲述东德政治生态的DDR博物馆常年挤满前来接受课外教育的学生；在查理检查站的街角，开设了一间不大的柏林墙博物馆，专门展示东德人如何穿越柏林墙的各种方式和工具；就连地铁站底下，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东德故事的展示厅。
彼得每年都要向来自全球的记者分享自己的东德故事。我在2014年夏天遇到他，尽管他已经讲述了很多遍，但激动之处，他不自觉地从英语转换成了德语。“讲自己的故事，太难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了。”他抱歉地向翻译克里斯寻求帮助。
克里斯是我们德国访问的导游兼翻译。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们去Bernauer街的柏林墙遗址，他指着街对面方方正正的小楼问：“你们猜这一边是东德还是西德？”每个刚到德国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考验，去辨认东德和西德的界限与区别。那个方正小楼，如今被居民装饰着各式鲜花，外墙已粉刷一新，但仍可以看出它是苏俄式的建筑。
1961年夏末，东德领导人曾下令士兵用水泥填堵Bernauer街上所有楼房底层的门窗，目的是不让东德人逃往西边。为了反击“叛逃”行为，东德的许多报刊上都登载了西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那些曾经受过工作培训的年轻女孩，在背叛祖国之后，沦为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她们现在住在西德的妓院，把生命浪费在取悦和满足美国占领军上，或者她们必须将其身体暴露在肥胖的资本家和花花公子们贪婪的目光注视下。这就是称赞有加的自由世界，它采用流氓的方式来误导人们，或强使她们以违法的方式背叛祖国，最终陷入悲惨的境地。”
但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宣传，只会让更多东德人感到恐惧。在Bernauer街，许多人爬上没有完全被填堵的楼房顶层，借助西德人的帮助，跳往西边。1945年到1961年间，约有270万人离开东德。在柏林墙开始修建的那一天（1961年8月13日），大约有15万人试图逃离，但不少人却死在了路上。
今天，这条街上设置了照片展示窗，纪念这些“用脚投票”而遇难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不少柏林人在这里驻足阅读纪念墙上的故事，所踏之处皆是历史，脚下的土地被嵌上圆形金属片，设有不同的数字编号，人们可根据语音导览倾听这块土地发生的故事。
克里斯把我们带到Bernauer街的柏林墙遗址前，这部分墙被修复成一根根竖立的钢管。“政府要重修柏林墙，柏林人不同意，毕竟这是一段不太好的历史，这个墙给柏林人太多的阴影，后来就用钢管的形式，可以穿行。”他说。
克里斯是个在读的博士生，他的孩提记忆里并没有太多冷战时代的阴影，但他对那段历史的细节丝毫不陌生，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都隐藏着这段历史。“你家住在东德还是西德？”几乎成了他们那时聊天的必问句。2014年，彼得在古巴。三
1989年10月，《萨克森日报》的记者们发出了许多以前不能发、也不能写的故事。很快，报社被没人管了，员工们自发召集了一个编委会，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那时我们天天聚集在会议室里讨论。”彼得说，“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在过去，“为党工作”是东德所有报纸唯一的目标，但突然间，这个目标不存在了。同事们开始重新建立和统一大家的价值观，自发创造这份报纸的各项规定，制定共同目标，解释为什么工作。“我们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完全真实客观的新闻主义，我们规定我们的报道完全独立于各个政府机构、政治团体和地方领导之外。”彼得说，“而且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岁月。”
经过民主投票，记者们票选了这份报纸第一个女总编，由她来代表这个报社和所有同事的利益。“许多报纸、广播、电视台都开始选举新的主编。他们要给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意味着自由和专业：主编要引领大家面对公平的市场和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彼得说。在新主编的带领下，记者们完全自主地计划工作、寻找选题和决定报纸的各重大事项，包括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免。
在东德，所有报纸都由归属单位拨款养活，发行则是通过东德的邮政系统。但到了1991年，《萨克森日报》已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发行系统，他们很快就能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统一后的新德国成立了一个组织，管理这些原来的“党管单位”。其中一些东德的报纸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了西德的公司，但绝大部分东德的报纸还是消失了。
1993年，《萨克森日报》卖给了汉堡的出版集团。作为新股东，这个出版集团有权力决定谁是这张报纸的总编辑。但这位新股东表现得似乎“很圆滑”。彼得说：“他们找了个借口，说他们并不了解德雷斯顿。因此新股东并不打算换掉编委会，原来的总编辑继续留任。” 对于报纸的编辑内容，新股东至今都没有插手过。他们最看重也最先开始入手管理的，其实是广告部。
事实上，在了解西德媒体的运作后，彼得明白，对于汉堡的出版集团来说，总编辑这个职位，已经不是一个思想工具，而是否赢利却成为一个总编辑的关键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颠覆性的。”彼得说，“在东德，总编辑全权负责这份报纸，报纸是用来鼓动和宣传的。但现在，我们和自由市场下的其他公司一样，赢利成了中心目标。我们想要的独立，必须建立在赢利的前提下。如果报纸不赚钱，股东就会再次卖掉它。”
从东德到西德，报纸所有权的转移相对容易，但对于不少东德人来说，那堵墙已经建造在心里。几年前有次外国记者采访，彼得向他们回忆起一件小事。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公共电视台被西德人接管，新上司是个女人，她走进会议室，气势颇强。然后她讲了一番话，等待大家的回应——作为西德人，她习惯了辩论和质疑，但是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彼得说。《萨克森日报》那时也曾经召开过一次编委会，公开投票表决，让那些不能认同新的价值观的人离开。在报社的很多同事看来，这当中有些人应该离职——他们可能是秘密警察，或者曾和秘密警察合作过，在东德时期监视自己的同事，他们甚至写过许多关于同事的报告。“但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自由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彼得说，“如今在萨克森州，几乎没有政党喜欢我们——这才是一份报纸应该有的完美境界。”1990年，彼得在莫斯科。四
我初次见到彼得，是在《萨克森日报》位于德累斯顿的办公室。这个城市被美誉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曾是萨克森王国的都城。二战时，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几乎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那些辉煌的古代建筑连同过往的历史一同被毁灭。
二战结束，两德分立，德累斯顿被划归于东德。那天上午，彼得带着我走到报社最顶层的会议室。“我们先来看看德累斯顿。”他边说边打开天台的门。德累斯顿的建筑都不高，站在那里，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彼得指着远处的一座教堂：“你们去过没？圣母教堂。”那座教堂在大轰炸中几乎荡然无存，人们从废墟中挑出旧砖，重建工程持续了13年。新教堂如今还保留着一面残壁。
从天台离开时，彼得突然说：“我觉得东德的社会主义和宗教很类似，不认同的人就是无用的人。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体制是最好的，99个人同意，只要有1个人问为什么，这个人就会有危险。”
彼得现在讲起过去的故事总显得云淡风轻，但在当时，他过得并不轻松。“10%的东德人会和秘密警察合作。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报纸那时没有那么多的秘密警察，是因为我们的总编辑、书记会主动向他们报告。”他说，“自我阉割比秘密警察要可怕得多。”
德国统一后，所有的报社都检查了员工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请研究者到管理秘密警察的部门去挨个查阅。但彼得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查阅自己的材料。他并不想知道都有谁曾经出卖他，对他来说，那已经无关紧要。
在结束他的东德故事时，彼得拍了一下手，略显轻松地说：“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柏林墙倒塌的那段历史，这种见证感让我更加热爱记者这份职业。“现在呢？会有压力吗？”我说。如今已是另外一个时代，甚至已不是报纸的天下。互联网波及全世界的媒体，德国的年轻人也沉溺于Facebook和Twitter。媒体正在经历另一个历史的转变——技术革命将推倒另一堵墙。“这或许该问问我的孩子们，他们也是记者。”彼得几乎要大笑起来。他的一对儿女现在正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报纸做记者。
彼得所在的《萨克森日报》报纸显然已受到冲击。这份地区日报共有210个全职编辑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每天销售24万份，报纸70%的收入来自广告。但如今格局变了，广告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0%。
对于媒体经营者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2014年冬天，德国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经营者坐到了一起，讨论如何收费阅读。他们希望在2015年各大媒体的线上新闻全部转为收费。但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个下策。当他们无力顺应潮流时，再设立一堵墙，似乎已无济于事。
对于临近退休的彼得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在他看来，新时代的革命不会逆转，就像25年前的那堵墙终究会倒塌。不过，未来将是属于他的孩子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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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朝鲜观光团赋格
去朝鲜，“自由行”是行不通的，但可以“说走就走”。我在吉林省延吉市报了个“朝鲜二日游”的团，第二天早上出发，从中朝边境的圈河口岸渡过图们江，对岸就是朝鲜元汀口岸。
看地图便知元汀已非常接近俄罗斯边境，图们江流过圈河—元汀后很快到达中朝俄三国交界点，由中、朝界河变为朝、俄界河，这样一来吉林省就失去了拥有海岸线的可能，被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朝鲜咸镜北道（“道”相当于中国的省）隔成内陆省份。实际上三国交界点离图们江入海口（注入日本海）仅有十几公里，吉林省只能望洋兴叹。
图们江在朝鲜叫“豆满江”，俄语发音“图曼那亚”，意思是“雾”。这些年，图们江因为成了“脱北者”通道而出名，冬天江面结冰时最容易偷渡，《洛杉矶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采写的“脱北者”访问录《我们最幸福》里就写了好几个从咸镜北道偷渡图们江进入中国的“脱北者”故事。
过境时，我在桥上见到的图们江只是窄窄一道水流，中国这边伸向朝鲜的沙洲和朝鲜那边伸向中国的沙洲像两片互相接近的舌头，差一点就要碰到。朝鲜一侧的山丘光秃秃的，大概树木都被砍掉了，便于哨兵监视，防止偷渡。
我参加的旅游团，目的地是日本海西岸港口城市罗津。导游说，从元汀到罗津这五十公里水泥路是中国2012年援建的。罗津市同北边的先锋郡（以前叫雄鸡郡，“郡”相当于中国的县）在1991年被划为朝鲜唯一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显然因为与中国、俄罗斯接壤。现在罗津—先锋双子城合并为“罗先特别市”，归中央直辖，行政上不再隶属咸镜北道。
我们团配备了一男一女两名朝鲜导游，分坐两辆车。女导叫金润美，我坐她的车。在朝鲜，每个旅游团一律配备两名汉语流利的导游，便于监控团员，两人也互相监督。朝鲜导游无论男女都作白领打扮，尤其女导游全程穿高跟鞋，兼以肤色白皙，年轻苗条，难怪说“南男北女”——韩国出产美男，朝鲜出产美女。一路上，金导照例向我们普及“朝鲜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朝鲜，住房、教育、看病都不花钱”之类的“国情”，同时不断阻止团员拍照：“不要拍！这里不能拍！这个也不能拍。”
透过车窗拍摄路人和风景是不被允许的。在元汀口岸等待过关时，中方领队要把所有人的相机手机平板电脑等一切能拍照录音的电子设备交给朝鲜海关官员逐个检查，发现违规照片、录音的话轻则删除重则罚款、没收相机。来去都要检查，进朝鲜查的是“精神污染”，一个同行的团员刚去过俄罗斯海参崴，她删掉了夜总会艳舞女郎的照片才把迷你iPad交给领队。出朝鲜查得更严，但那么多游客那么多相机也不可能查得太仔细，我发现朝鲜官员只是对新玩意儿好奇，查得细——目前似乎是iPad Mini，爱不释手地划看很久，大单反相机倒不屑一顾。
最近手机也可以带过境了，但领队建议最好别带智能手机，朝鲜官员可能看到每个他不认识的App都要玩一玩，不经意间就把微信什么的全删光。圈河口岸的小卖部因此生意兴隆，每个旅游团都会在出境前寄存一堆手机，从朝鲜回来后再取回。
除开各种禁令，朝鲜旅游的特点（或者说魅力）还在于不确定性。每天住哪家宾馆一般无法预知，连中方领队都不知道，每天行程也是当天揭晓，景点的参观顺序往往和旅行社宣传页写的不一致，临时取消某个项目换成别的，也大有可能。
这倒进一步增加了朝鲜的神秘感。据金导解释，外国人的旅游团都是由朝鲜国家旅行社统一调度，根据各景点、餐厅和宾馆的接待能力来安排各旅游团行程，避免拥堵错乱。“我们朝鲜是计划经济”，导游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一下：“中国是什么呢？市场经济。”
因此，在计划经济“杠杆”作用之下，我们被安排住到日本海边——“日本海”是政治不正确的地理名词，正确名称叫“朝鲜东海”。海滩不吸引人，但海水是干净的，开阔的海景是监狱似的旅游方式的一种补偿。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金导提醒我们千万要留意拦在宾馆和海滩之间的铁丝网，“有电”，她说了两遍。我问为什么要在宾馆门口架电网，她很哲学地答：“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但是也有坏心眼的人。”再问她电网的作用是不让外面的人进去还是不让里面的人出来，她想了想说，不让外面的人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被保护起来了。旅馆叫“海滨浴场宾馆”，条件简陋与世隔绝，但总比住城里强，而且电力供应很正常，整晚没有断电。宾馆和海滩之间的铁丝网中间有道门，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开放，我们可以到海滩边透透气，甚至跳进日本海里游一圈。团里有六个引人注目的朝鲜族美女，二三十岁，身材非常好，和朝鲜女导游可以比美而且更壮实（毕竟营养好），穿薄如蝉翼的连衣裙，走路摇曳生姿，不停自拍。看得出她们来朝鲜主要目的是到海边自拍，可怜吉林省不像辽宁省拥有海岸线，最近的海就是罗先的日本海。
在无法自由行动又没有多少景点可看的情况下，观赏身边团员也不失为一种旅游项目。我两次参加朝鲜旅游团都遇到有趣的大妈小分队，上回在平壤是一群意气风发乐观积极的山东女企业家，就是那种合影会做“V”字手势、走路蹦蹦跳跳口里说“要减肥减肥减肥”的中妇，这回是一群上海退休老阿姨，是那种听导游骄傲地说“朝鲜住房不花钱”就激动地告诉导游上海各区房价分别多少万，吃饭时开小组会讨论“朝鲜去过了么阿拉下次可以去斯里兰卡玩玩，哎听人家讲缅甸也蛮好”的可爱的夕阳红旅游搭子。
这八位上海老阿姨和六位朝鲜族女中青年无疑是我团闪光点，此外也有一些旅游动机颇难猜测的团员。比如参观“太阳像”（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墙）时，导游让我们买花献给“伟大领袖”和“将军”，没人掏钱去买，最多在画像前拍照，唯一的例外是个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姑娘，虔诚地买了一束去献，却是塑料假花，和朝鲜各个城市居民楼窗台上装点门面的那种假花一样。我很好奇她为什么要给领袖像献花，后来知道她是公费旅游，就没多问。
参观“太阳像”，参观温室培育的“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分别被形容为“太阳之花”、“不灭之花”），参观罗津港，参观国营纪念品商店，最后观看少儿文艺演出，这就是一天的全部项目。也许换了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把一个破破烂烂的港口当重要景点介绍给外国游客吧？但我相信朝鲜是认真地把罗津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开放给我们看的。苏联解体前罗津对苏联很重要，是海参崴的替补港口，一旦海参崴封冻了就用罗津作为苏联远东不冻港。现在轮到中国把它作为吉林省的出海口，租用了二号码头，俄罗斯则租用着三号码头，中国东北的煤炭和俄罗斯远东的木材在罗津港会面。如果发展起来，与北海道隔海相望的罗津有可能成为中国又一海外战略据点，“借港出海”的新跳板。
但是我们眼前的罗津港不见任何“自贸区”应有的繁忙迹象，地面坑坑洼洼，停泊码头的两艘轮船锈迹斑斑，让人怀疑是否已成两坨废铁。其中一艘，船身写着“万景峰”（Mangyongbong）字样，我后来在网络上查到《纽约时报》一篇有关报道，说这艘船属于朝鲜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国有公司，2011年被翻修成运载外国游客（主要是中国游客）的度假邮轮，来往于罗津到金刚山风景区的航线，结果游客抱怨船上条件太差，首航过后，定期航班一直没能正常运行起来。儿童文艺表演。摄影：赋格
澳洲出版的“孤独星球”旅行指南用四分之一页篇幅描写罗先这个双子城：“罗津和先锋是两座乏善可陈的工业港口，周边环绕着漂亮的群山、湿地和森林……尽管游客在这里无事可干，罗先的山光水色却美得出奇，仿佛世界尽头一样。”我比较了几个新旧版本，发现“孤独星球”有关罗先的段落多年来几乎一字不改，说明写书的作者起码有七八年没有再来罗先做调查。书里唯一写到的景点是动物园，称它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动物园：“拥有三只水鸭、一只巨肥的火鸡、几头我们无缘得见的狐狸、一只我们只看见照片的猴子以及三头熊——其中一头少了条前腿。还有一头栓在篱笆上的牛，无法确定它是供人参观的还是刚好给牵到了这里。”
BBC记者约翰•斯维尼参观过平壤动物园，他在《暗访朝鲜》里说，一群游客乖乖地被两名导游押解着与另一群困兽面面相觑，也是蛮好玩的事情。可惜罗先动物园不在我们团行程表上，也就无从知道传说中的那头独臂熊和那只巨肥的火鸡命运如何。作为补偿，我们第二天穿上救生衣出海去朝鲜唯一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看海狗。
在海上，比野生海狗更让我好奇的是先锋郡琵琶岛岸边的一座砖红色大楼，据说那是朝鲜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杨受成的英皇娱乐酒店，实际上是个朝鲜人不得入内的赌场。金导神秘兮兮地说：“听说成龙也有股份！”我们团的行程不包括赌场，车经过时连停下来拍张照都不行，我只能在出海途中从船上远远地偷拍了一张。赌场从远处看像个正常的星级酒店，但在近处看有点瘆人，庞大笨重，窗子黑乎乎的半闭着。我们的车子经过赌场时，几个衣衫破旧的苦力在路边割草，如果把他们和背后的赌场一起拍下来会是有意思的照片。不过，不允许拍。
游客进赌场需要特别许可，延吉的旅行社可能弄到邀请函。据说赌场全盛时期，每年从圈河口岸流出一亿人民币到这里，赌徒主要是东北大款和一些私挪公款的贪官。2012年以前元汀口岸到罗先市的公路还是土路，那些身怀巨款的赌徒们都得忍受五十公里的颠簸。导游说曾经有个吉林省的官员用公款在这里赌输后企图自杀，口岸收紧了些，现在路好走了，来的人却没从前多。
除了英皇赌场，在先锋郡路过的另一个有趣但同样不准拍照的地方是炼油厂，占地很大，气势磅礴，本来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我们参观的，可它不幸停产了。对此金导轻描淡写地说，停产，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封锁。
导游总结说，此行两大刺激项目是看儿童文艺表演和看海狗。“刺激”这个字眼让我觉得刺耳，旅游总是有很无情、很消费感的一面，幸好海狗不会像儿童一样受驯为人表演。去罗先之前，中方领队要大家买些铅笔、饼干带去送给孩子们，演出自然是非常精彩的，有几个歌舞真是难度不小，不知道三五岁的小孩要经受怎样的训练才能做得如此完美。朝鲜的儿童没有中国小孩身上常见的骄蛮之气，他们努力表演，演完了就平静地接受中国游客（和少量俄罗斯游客）的合影要求，接受我们赏给的铅笔和饼干。这些礼物他们是不能私自拿走的，手接过来默默放在脚边，等观众退场后会有老师过来统一收起，再根据小孩们当天的表现发给他们一些作为奖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的表情显然是不高兴的，我不确定那是委屈，愤怒，遗憾，或只是累得麻木、疼得难受。这个让我忘不掉的表情一直定格在他脸上，任凭兴高采烈的游客们把他拉过来搂过去合影，这个表情始终不变。
我自问为什么来朝鲜旅游，而且到过平壤后再度参团。海狗和儿童显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许我只是很自虐地想再一次体会这种全程隔绝的旅游方式，或寻找“孤独星球”书上形容的那种世界尽头的感觉？
又或者，来朝鲜只是为了吃。有个团员向导游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普通朝鲜人每个月能分到多少肉？金导一点都没被难住：“一家人每星期有一公斤猪肉。”没人相信。我们只在最后一顿旅游团餐的一个菜里发现了少量五花肉。无肉不欢者在朝鲜肯定觉得吃得非常差，连外宾都吃不到肉，普通百姓能有肉吃？少了绿叶菜就不行的中国人也会觉得朝鲜之行吃得不好，但我在吃上面却很满意。一是朝鲜泡菜吃得惯，二是这里的食物新鲜，味道正，导游也强调朝鲜人种地不用化肥农药，产量低但没有污染。这我相信，工厂都停产了，也没有能源驱动机器，农业退回中世纪，一切都是有机无污染的，完全有可能。我们的团餐，馒头非常香，好像掺了什么粗粮，小小的土豆、细嫩的豆芽也非常好吃，豆腐尤其好吃。我是不喜欢吃复杂的食物而宁可吃简单新鲜东西的，餐餐都觉得不错。途中有几次自愿自费打牙祭的机会，主要是吃海鲜，也都好。日本海里捞出来的新鲜海胆，十块人民币一只，剖开生吃，任何酱料都不加，本身有淡淡咸味，是上好的刺身，比什么五星级酒店的料理都好。早餐有海虹粥供应，五块一碗，极鲜美，恨不得连吃三碗。每天下午各有一次参观海鲜市场的安排，可以自愿买些鱼虾蟹和贝类，晚饭时让餐厅加工。如果不去想朝鲜人吃不吃得上肉的问题（当然旅游团也绝不可能让你有机会看到普通朝鲜人的生活状况），到这个空气新鲜食物也新鲜而且不能上网不能打电话的国家排排毒也是好的。朝鲜并没有让我感觉像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概因为旅游团与朝鲜民众是隔绝的缘故。我看到的咸镜北道的清秀山川倒是让我想起四五十年代的日本黑白电影，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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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格：闲逛者，写作者，曾出版《上海不插电》、《无酒精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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