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保罗·图赫
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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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的品格试读：
1 不良环境
●贫困孩子在学校里为何困难重重？
●非认知性技能的重要性
●“好吧，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
2013年，美国教育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全国公立学校中大多数学生（确切地说，是51%的学生）的家庭达不到联邦政府的“低收入”门槛，这意味着这些学生符合享受学校免费午餐或者午餐补助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所致，据南方教育基金会所编资料显示，自从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跟踪相关数字以来，美国公立学校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就一直在稳步上升。（1989年符合此定义的学生人数不足三分之一。）超过50%这道线就区别而言可能只是象征性的，但其意义却很重大。这意味着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对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再也不能被视为一种次要的挑战了。帮助贫困孩子迈向成功现在必然已经成了美国公立学校的重要任务，自然，这也成了美国公众的重要责任。
然而，我们却未能很好地履行这项职责。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20年间，八年级低收入家庭学生与其富裕同学在阅读和数学考试成绩上的差距丝毫未曾缩减。（在那20年间四年级的贫困学生与富裕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倒是缩小了，不过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同时，高中高年级富裕与贫困学生在SAT成绩上的差距在过去30年里实际上还增大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90分变成了如今的125分（满分是800分）。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在大学学位获得率上的差距也急剧扩大了。现如今，除非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大学文凭，否则他们的经济变动性会受到严重限制。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年收入低于21500美元左右）中长大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大学文凭的话，那么成年之后只有一半机会逃脱最低经济等级的命运。
尽管在过去20年间，消弭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之间的考试成绩差距已经成为乔治·布什总统“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又译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等国家教育政策的中心目标，但这些差距却依然在拉大。政府的这些努力得到了重多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与补充，这些组织通常是由一些财力雄厚并长期致力于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慈善家所资助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努力也创造了一些个别的成功案例——有些学校和项目确实对一些低收入学生起了作用——但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整体而言却收效甚微或者说全无改善。
这场持续的关于如何消弭差距以及那些差距究竟能否消弭等问题的全国性讨论并不仅仅限于政策制定者与慈善家之中。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指导教师、儿科医生和家长们都非常了解那些在不良环境中挣扎的孩子们的情形。如果你的工作对象是在贫困中或者其他不利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们，你就会知道，他们可能会令老师和其他专业工作者难以接近，难以激发其积极性，难以让其沉静下来，难以与其融洽相处。许多教育工作者克服了这些障碍（至少是对他们的一部分学生）。但是近些年我与其他数百位教师交谈过，工作带给他们的挫败感已经令他们疲惫不堪，甚至已经让他们灰心绝望。
我们中那些力图克服这种种教育差距的人面临着许多障碍——有些是财政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还有些是官僚体制上的。但是我认为，首要的障碍是观念上的：我们还未完全了解童年不良环境背后的机制。在贫困中长大为什么会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多令人不安的结果？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富裕的成长环境能为孩子们提供而贫困的成长环境却不能提供的？
这些问题是我在十多年的报道中所力图回答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书《竭尽所能》（Whatever It Takes）主要谈的是哈莱姆儿童教育中心的创始人杰弗里·卡纳达（Geoffrey Canada）的工作情况，探讨了诸如社区如何影响孩子的成长等问题，尤其是在集中贫困的社区生活的经历如何限制了孩子们的发展机会的。我的第二本书《品格的力量》（How Children Succeed）从一种不同的视角思考贫困儿童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或未能获得的技巧与能力。《品格的力量》特别关注的是，当贫困孩子面对挑战时，那些通常被称为非认知或“软”技能的因素——如坚毅、责任心、自我控制能力和乐观精神等品质——所起的作用，以及可以帮助他们走向成功的策略。这些品质，有时也被称为品格的力量，近年来日益引起儿童发展研究者的兴趣并让他们越来越乐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现在相信，它们是帮助改善低收入家庭孩子成长结果的决定性品质。
我们这种信念得到了神经科学和儿科学的部分支持，其中的最新研究表明，恶劣或动荡不定的环境会给婴幼儿的大脑和身体发育造成生理变化。那些变化会妨害有助于孩子们调节其思想感情的那一组重要的心智能力的发展，使得他们日后难以恰当地处理信息、控制情绪，从而获得学业上的成功。
该项神经生物学研究得到了一些长期的心理研究的补充，后者表明，那些表现出某些非认知能力（包括自我控制能力和责任心）的孩子成年之后更有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结果。这些心理研究中最详尽的一项跟踪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生于新西兰但尼丁市的一千名孩子达数十年之久，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孩子们接着完成了更多年头的学业，身体健康状况也更好，他们成为单亲父母、陷入信用问题、蹲监狱的可能性也更小。
自我那本书2012年秋天出版以来，这样一种观念，即这些品质是年轻人的发展中非常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在不断传播开去，在教育界尤其如此。但是近年来所有关于非认知因素的讨论还很少能就如何最好地帮助年轻人开发这些品质达成一致意见。可以理解，许多教育工作者为此感到非常沮丧。我的书出版之后，我有时会给一些老师或儿童发展专业人士群体做演讲。我会谈到生物学方面有关不良环境的最新研究，并向他们描述我在做报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医生、指导者、教师和孩子们。然后，当我讲完故事，听众们通常会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好吧，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听我演讲的许多教师，其个人感受都能与我这种观念产生共鸣，即非认知技能是保障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尤其如此。但是关于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最有效地为儿童和青少年们开发那些技能，他们无论在我的书中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还未能看到清楚的说明。
因此，2014年夏天，我决定开始一次新的冒险，对于我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所谈到的研究进行再次讨论，并将我的报道延伸到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教学模式和课堂内外对儿童新的干预方法之上。本书即是这次努力的结果。它旨在为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种实用指南，令其了解构成这个新兴领域的相关研究。本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2 策略
●按比例放大之法带来的问题
●不同的方法，共同的主线
●一个自出生开始至高中毕业为止的完整的故事
在开始之前，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在本书中将努力遵循的一些策略。首先，我得承认，像我这一类书写社会问题的新闻工作者在写作中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法，即我们会描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某个学校、某种教学法、某种课外活动或者某个社区组织，然后或隐或显地想要将其树为别人模仿的榜样。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为己任的慈善家们和各种基金会通常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他们寻找那些行之有效的项目并且努力将其复制、按比例放大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这种复制策略背后有其充分的理由。先尝试一大堆新事物，从中发现最成功的那一个，然后对其进行巩固与提升，这确实也是科技世界的基本发展范式。聚焦于成功的范例对于记者来说也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叙述方法，因为人们通常更喜欢阅读那些个人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求索的故事，对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不愿意埋头吃力地啃一大堆枯燥乏味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数据。
但是这种报道方法有其局限性，这种慈善行为也同样如此。按比例放大之法在社会服务与教育领域中不像在科技世界里那样行得通。社会科学文献中充斥着这样一些案例，即一些高质量的小型活动被放大和复制之后，收效似乎变得小多了。聚焦于个人的故事，从叙事方面来说固然令人满意，却也会令我们忽略一个可以说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如果这所学校（或幼儿园、导师项目等）有成效，那么它为什么会成功？导致其成功的原则与做法有哪些？
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审视各种干预方式以将其树为可供复制的模范项目，而是将其视为某些根本的观念和策略的表现。我的前提是，没有一种活动、一所学校是完美无瑕的，但是每种成功的干预方式中都包含着一些线索，提示我们它为何能成功，又是如何成功的，能让人受到一些启发。我的目标是对自己所写的每一个项目进行提炼并将其核心原则进行说明，然后寻找贯穿于所有项目中的那些共同主线。
那些努力寻求处理弱势儿童问题的策略的人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习惯于将童年时期划分为一系列分离的阶段，就像划分服装型号或者公共图书馆通道一样：婴幼儿在这儿，小学生在那儿，青少年全在别的某个地方。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倡导者，抑或慈善家、政府官僚机构，总体而言全都如此。以公共政策为例，在联邦的层面上，儿童最早期的教育属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职权范围，该部儿童和家庭管理处管理着学龄前儿童启蒙项目和其他幼儿教育项目。但是，一个儿童自迈入学前班的第一天起，其教育责任就魔法般地转移到了监督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教育部头上。州县一级的官僚机构同样也是这样进行划分的，罕有例外，机构中幼儿教育管理者和学校系统的管理者之间很少合作，甚至连相互交流都很少。
这种分工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对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基金会而言，要想承担整个儿童期的教育，任务都可能看起来过于庞杂，对教师、指导者或社工而言，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这种零碎分割的做法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不了贯穿一个孩子人生不同阶段的那些共同旋律与模式。因此我在本书中打算采用另一种策略：将儿童，尤其是不良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的发展历程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一个自出生开始至高中毕业为止的单一而完整的故事。
3 技能
●我们能就如何最好地教会学生培养坚毅达成一致意见吗？
●教品格而不谈品格
●称之为“教”合适吗？
因为坚毅、好奇心、自控力、乐观精神和自觉性等非认知性品质通常被粗略地描绘成“技能”，那些急于在其学生身上开发这些品质的教育者们很自然地就倾向于将它们与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传授的技能（如阅读、计算、分析等技能）同样对待。随着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性受到更为广泛的承认，对于一种能指导我们帮助学生开发这些技能的课程、教科书或教学策略的需求也在增长。要是我们能在如何最有效地教授勾股定理这一问题上统一意见，那我们难道就不能在如何最好地教会学生培养坚毅方面也达成一致吗？
然而，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些学校已经开发了一些教授品格的力量的综合方法，而且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老师们正在跟学生们更多地谈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等品质。但是我在《品格的力量》一书里所进行的报道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我所遇到的许多看起来最善于培养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教育者们，却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提起过一句关于这些技能的话。
比如我在《品格的力量》中所详细介绍的国际象棋教练伊丽莎白·施皮格尔（Elizabeth Spiegel）。她在318初级中学教国际象棋，该校是布鲁克林一所传统的非磁石公立学校（non-magnet public school），主要招收来自低收入有色人种家庭的学生。正如我在那本书中所描述的，她将318初级中学国际象棋队变成了一支很有竞争力的强队，经常能击败那些更财大气粗的私立学校国际象棋队，并获得全国冠军。看着她工作，我很清楚，她不仅在教学生们国际象棋知识，她也在向他们传递一种归属感、自信心和使命感。她的学生们所掌握的技能中有许多正像是其他教育者称之为品格的东西：学生们坚持不懈地完成困难的任务，克服种种巨大的障碍；他们沉着顽强地应对挫折、损失和失败；他们致力于那些常常看似希望渺茫的长远目标。
然而，在我所观察伊丽莎白·施皮格尔教学的那些时间里，我从来也没有听见她使用过诸如“坚韧不拔”、“品格”或者“自我控制”之类的词语。她跟学生们只谈国际象棋。她实际上甚至都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鼓舞士气的话。相反，她主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跟学生们认真地分析他们的比赛，坦率而详细地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本来还可以怎么做。她对学生行为的仔细而密切的关注，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棋艺，而且促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再如拉妮塔·里德（Lanita Reed）。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善于培养学生品格的力量的老师之一，但她不仅很少谈及品格，而且她根本就不是一名教师。她是一名美发师，自己在芝加哥城南部拥有一间名为“天才汉斯”的发廊。她在一个名为“青少年辅导项目”的组织做兼职导师，该组织受雇于芝加哥学校事务部，为一些被认为极具犯罪危险性或极有可能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的学生提供强化的辅导服务。我遇到里德的时候，她正在给一名17岁的女孩凯瑟·琼斯做辅导。凯瑟的童年生活极为艰难痛苦。为了发泄自己的沮丧与愤怒，她在高中时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跟自己遇见的第一个不正眼瞧她的同学动手打架。
在几个月的辅导过程中，里德花了好多个小时与凯瑟谈话——在她的发廊里，在快餐店里，在保龄球馆里——听她诉说自己的烦恼，像大姐姐一样给她建议。里德是一位了不起的导师，善良，体恤别人的感受，却不多愁善感。她一方面与凯瑟相处亲密，同情其所遭受过的种种虐待，但同时又切实做到让凯瑟明白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在里德的帮助下，凯瑟发生了正好是关注品格的教育者们所希望的那种改变：她变得更执着，更有韧性，更乐观，更有自控力，更愿意为了长远的幸福而放弃眼前的享乐。里德并没有跟凯瑟明确地谈过什么非认知性技能或者品格的力量，但变化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尽管我在报道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只是到了后来那本书出版之后，我才开始质疑套用那种教学模式来帮助年轻人开发非认知力量是否不对。也许你不能像教数学一样教品格。你要教二次方程式，就不能不实实在在地谈二次方程式，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可是从我的报道中却能很清楚地发现，你可以根本不对学生谈自我控制的好处，却能让他们变得更有自控力。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即某些教学技巧用来教数学或者历史很有效，但用来教品格的力量却不起作用。没有一个孩子是通过做关于好奇心的填空练习而学会具有好奇心的，听些关于坚持不懈的讲座对于年轻人坚持不懈品格的增强似乎也没有多大作用。
这种顿悟让我开始思考一些新的问题：要是非认知性能力确实不同于认知性技能怎么办？要是它们主要不能经由培训和练习而产生怎么办？要是开发非认知性能力的过程实际上看起来与学习阅读、写作和数学等东西的过程全然不同怎么办？
我得出结论，与其将非认知性能力视为可以传授的技能，倒不如将它们看成儿童环境的产物更为准确而有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对幼儿而言确实是这样；近些年来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不良环境对儿童早期发育的影响的知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孩子，其非认知性能力也主要是其所置身的环境的反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校环境。
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弄明白如何帮助孩子们开发这些能力的人来说是个重大的消息，或者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对我们那些寻求缩小基于阶层（class-based）的成绩差距并为不良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结果证明，要是我们想要提高一个儿童的坚毅、韧性或自控能力，并不能从儿童自身开始着手。我们首先所需要改变的似乎是他的环境。
4 压力
●战斗或逃跑反应简介
●毒性压力对大脑有什么影响？
●执行功能为何对上学很重要？
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紧迫的问题：在一个生活条件差的儿童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最强烈地妨碍着他发展迈向成功所必需的技能？部分答案与基本的健康问题有关：平均来看，贫穷儿童比富裕儿童所吃的营养食品要少，所得到的医疗照顾要差。另一部分答案与早期的认知刺激有关：富裕的父母一般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多的书籍和益智玩具；低收入的父母不太可能住在那些拥有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丰富机会的社区，他们在与自己的婴幼儿说话时也不太可能运用丰富多样的词汇。
所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不过，神经系统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经开始着力研究引起不良环境中长大儿童的问题的一系列新的和不同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正在调整我们关于劣势与机会的认识。这些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说，环境主要是通过压力机制影响儿童发育的。某些长期经历的环境因素会对儿童造成持续而不良的压力，而那些压力源会破坏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育，其程度比我们原先所理解的要大得多。
不幸，尤其是幼儿时期的不幸，对于我们每个人体内那个复杂的将大脑、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产生与释放包括皮质醇在内的应激激素的腺体）连为一体的压力—反应网络的发育具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幼儿时期，这个复杂的网络对于环境提示高度敏感，它在不断地从环境中寻找信号以告诉自己未来的岁月里会发生什么。当那些信号暗示生活将会很艰难时，这个网络就会做出准备应对麻烦的反应：升高血压，增加肾上腺素的产生，提高警惕。
从短期来看，这也许会有好处，尤其是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当你的威胁探测系统——有时又被称为或战斗或逃跑反应——处于高级戒备状态时，你随时准备面对麻烦，你便可以很快对麻烦做出反应。换句话说，这些自我调适的产生具有其坚实的进化原因。但是，较长时间进行这些调适也会引起许多生理问题：它们往往会导致免疫系统缺乏抵抗力，代谢系统发生转变并引起体重增加，然后，将来会导致哮喘、心脏病等各种身体疾病。更糟糕的是，压力会影响大脑发育。高强度的压力，尤其是在幼儿时期，会阻碍儿童前额皮质的发育，而前额皮质正是我们大脑中控制最微妙最复杂的智力功能和情绪与认知调节能力的那一部分。
在情感层面上，早年长期的压力——现在许多研究者称之为毒性压力——会使得儿童难以节制自己面对失望与挑衅的反应。小小的挫折会让他们觉得像惨重的失败，稍许的蔑视会让他们觉得像严重的对抗。在学校里，一个随时警惕威胁的高度敏感的压力—反应系统会导致这样一些事与愿违的行为模式：打架，顶嘴，在课堂上捣乱，此外更微妙的还有，一天到晚戒备同龄人、抗拒老师和其他成年人。
在认知的层面上，在一个混乱而不稳定的环境中长大——并且经历这种环境所产生的那种慢性而高度的压力——会破坏许多由前额皮质所控制的被称为执行能力的技能的发展，如被许多研究者比作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一组监督大脑工作的高阶心智能力。执行能力包括工作记忆、自动调节和认知弹性，是支撑韧性与坚毅等非认知性能力的大脑发育的构件，即神经系统的基础设施。它们对于应对不熟悉的情况和处理新的信息极其有帮助，而这些事情正是我们让孩子们每天在学校里所做的事情。当一个孩子的执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时，他那些上学的日子就会变成一种没完没了的挫败体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指令，而他又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
5 父母
●婴儿是如何理解世界的？
●“发球—接发球式互动”的重要性
●帮助或不帮助婴儿应对压力
许多关于幼年不幸与儿童发育的新研究都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一方面对贫穷所滋生的问题有了非常清楚明白的认识与了解，而另一方面却对解决之道茫然无知。现如今人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你得成为一位神经化学博士才能明白那些生活条件差的儿童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都是怎么回事。然而那门错综复杂的科学——那些肾上腺得以分泌糖皮质激素、免疫细胞得以发送细胞因子的精确的机制——并不太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孩子。也许有一天会出现对付这些神经化学失衡症状的神经化学疗法——打一针或者吃一片药就能神奇地对抗童年不良环境的影响。不过现在我们要纠正或补偿那些影响，最好的法子还是一个笨办法：改变孩子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我们听见“环境”这个词语时，我们通常最先想到的是一个孩子的物理环境。不利的物理环境在儿童的发育中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当它们真的有毒的时候，如儿童所饮用的水中含铅或所呼吸的空气中有一氧化碳。但是这一批新的研究人员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对大部分儿童来说，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而是他们所感受的关系——即生活中成年人与他们的互动方式，尤其是当他们感受到压力时。
儿童发展情感、心理与认知能力的首要环境是他们的家庭——更具体地说，是其家人。从婴儿期开始，儿童就依靠父母的反应来理解世界。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将之称为“发球与接发球”式互动。婴儿发出一种声音或看着某个物体——那就是发球——父母的接发球则是关注孩子所关注的东西，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言语回应孩子的咿咿呀呀：“对，那是你的狗狗！”“你看见风扇了？”“噢，宝贝，你不高兴了？”父母和婴儿之间这些基本的互动，在父母看来常常是没有意义的重复，但对婴儿来说却充满了宝贵的信息，能告诉他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比婴儿的任何其他体验更能触发其大脑中控制情绪、认知、语言与记忆区域的神经联系的发展和强化。
父母在孩子幼时所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孩子压力的外在调节者，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有研究表明，要是父母表现严厉或者喜怒无常——尤其是当孩子心烦意乱的时候——天长日久，孩子们就不太可能培养出管理强烈情绪的能力，而更有可能对压力情境做不出有效的反应。与之相反，能够帮助孩子处理压力时刻、在发过脾气之后或恐惧之余能够自己冷静下来的父母，对于孩子养成长期管理压力的能力则通常具有深刻的积极作用。婴幼儿时期自然有很多大哭大闹的时候，而每一次哭闹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即便对于当时的孩子父母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当一个孩子的照料者敏感而沉着地回应其躁动的情绪时，孩子就更有可能明白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情绪，即使是那些强烈的不愉快情绪也能管理。那种理解虽然首先还不是一种知性的理解，但却会深深地铭刻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以后当这孩子再次面临压力情境甚至面对危机的岁月时，那将会是他极其宝贵的财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在啮齿动物和人类研究中都证实，父母的照顾，特别是紧张时刻父母的照顾，不仅会影响儿童荷尔蒙水平和脑内化学物质的发育水平，而且能更深刻地影响其基因表现水平的发展。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表明， 母鼠特定的育儿行为会改变幼鼠DNA中某些化学物质固定在某些序列上的方式，即其所谓甲基化过程。幼鼠紧张时母鼠温暖而积极的回应与养育——尤其是被称为舔舐和理毛的那种抚慰性的母性行为——会正好在幼鼠DNA中控制成年后海马体处理压力荷尔蒙的方式的那个区域创造甲基化效应。（尽管具体的证据还有待发现，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作为对相应的人类养育行为的反应，同样的甲基化效应也发生在人类婴儿身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证实，许多父母（和已经长大的孩子回忆童年时）直观地感觉到，哪怕是父母关注的小小瞬间也在很深的层次上有助于促进儿童的发展——事实证明，能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基本基因序列。
6 创伤
●你的不良童年经历（ACE）得分如何？
●不良经历和不良环境
●不良童年经历及其对学业成功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家庭环境能对儿童发育起到积极影响的话，它们也能起到相反的影响。我们知道，儿童在毒性压力之下，尤其是在非常年幼之时，他们的发育会遭受极大的破坏，其免疫系统、执行能力和心理健康都会受到危害。儿童当然也会受到家庭之外的压力影响，如邻居的暴力、陌生人的虐待等，但是对大多数儿童来说，其压力—反应系统最重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家庭内部。
关于童年压力和创伤的长期效应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研究之一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该项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位内科医生罗伯特·安达（Robert Anda）和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庞大的凯萨医疗机构预防医学部的创始人文森特·弗里蒂（Vincent Felitti）共同进行的。安达和弗里蒂一起对加利福尼亚南部17000多名凯萨的患者——其中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白人——进行了关于其童年创伤经历的调查。安达和弗里蒂向患者问到的十种创伤总的来说都发生在家庭之内和家人之间。它们包括三种虐待、两种疏忽，另外五种则与在一个“严重失调的家庭”中长大有关：亲眼看见家庭暴力，父母离异，家庭成员或者坐过牢或者有精神病或者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在调查中，每个受调查者仅需指出他/她儿时经历过多少种不同的不良环境。
然后安达和弗里蒂查阅凯萨的文件深入了解每名患者的病史。他们发现，每名患者童年经历的创伤种类的数量和他/她成年后可能罹患的多种疾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关联性。有过四五种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简称ACE）的人患癌症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患肝病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患肺气肿和支气管炎的可能性则会增加三倍。
尽管“创伤”一词通常与孤立的悲惨经历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安达和弗里蒂所追踪的问题类别大部分是长期的和持续性的。父母离异、精神疾患和疏于照顾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并不只在某一天，孩子们每天都会感受到。童年不良经历研究所真正追踪的，更多的是不良的生存环境的影响，而不是那些不良的一次性经历。事实证明，那种恶劣的影响不仅对孩子的生理发育而且对他们的智力和心理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安达和弗里蒂发现，不良童年经历得分越高，相应地，抑郁、焦虑和自杀以及各种自毁性行为的发生率就越高。与没有童年不良经历者相比，有四种或四种以上不良童年经历者15岁以前抽烟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酗酒的可能性会增加七倍，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七倍。
最近，使用安达和弗里蒂量表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发现，在一个气氛长期紧张的家庭中长大，即不良童年经历得分很高，对儿童执行能力乃至于其在学校里有效学习的能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旧金山的一位儿科专家和创伤研究者纳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不良童年经历得分为零的儿童只有3%在学校里表现出学习或行为方面的问题，而有四种或更多不良童年经历的儿童却51%都有学习或行为方面的问题。2014年发表的一项单独的全国性研究（该研究对不良童年经历的定义略有不同）发现，有两种或更多不良童年经历的学龄儿童与没有不良童年经历的学龄儿童相比，表现出行为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加八倍，留级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多。这项研究表明，在所有儿童中，略多于一半的人没有过不良童年经历，但是老师们在学校里所见到的行为问题85%都出现在那另一半至少有一次不良童年经历的儿童身上。
7 忽视
●一种“良性”忽视？
●慢性刺激不足的恶劣影响
●一所俄罗斯孤儿院的教训
十个种类的童年不良经历中反映出的是儿童家庭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这些破坏显然对儿童的发育有着不利的影响。但是小一些的家庭功能紊乱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最近在俄勒冈进行的一项研究就着眼于父母之间的非暴力争吵对婴儿发育的影响。研究者们挑选了一些六到十二个月的婴儿，在他们睡觉之时，用一种脑功能磁共振成像仪器对其进行脑部扫描，该仪器能让科学家看到人脑的哪些部分被激活以响应不同的刺激。当这些婴儿们睡觉的时候，研究者们播放一些听起来很生气的无意义的语音。婴儿的母亲们各自填写了一份关于孩子家庭环境的调查表，问题包括父母争吵的频率。结果是：那些母亲报告家里没有多少争吵的婴儿对生气的声音的反应相对比较平静。而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那些母亲报告家庭争吵很多的婴儿，其大脑中与情感、压力反应和自我控制相联系的区域则会突然活动加剧。
这项研究以及与之类似的一些研究有助于表明，在儿童的生活中存在一系列环境因素，它们不符合传统的“创伤”定义，却还是对大脑发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儿童健康发育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忽视——父母或照顾者对儿童全然没有回应。当儿童受到忽视时，尤其是在婴儿时期，他们的神经系统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幸福遭到了严重威胁；研究者发现，忽视甚至会带来比身体虐待更多的长期伤害。
忽视也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统一连续体。心理学家表示，形式最温和的忽视——照顾者对儿童偶尔的疏忽——其实还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让儿童不总是处于父母关注的中心，这对儿童有好处，能让他们学会有时专心玩自己的，自娱自乐。这个统一连续体的另一端是严重忽视，从法律上来说已构成虐待并需要儿童福利当局的干预。两极之间的忽视属于一种所谓慢性刺激不足的类型，就是父母们不常用一种专注的、面对面的、发球与接发球式的方式与孩子们交流互动，不理睬他们的哭闹或者想要谈话的企图，把他们往电视机前一放就是几个小时。
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即便是这种程度的忽视，对于大脑的发育也有深远的破坏性影响。忽视通过对前额皮质的影响会导致压力反应系统的损伤，而这反过来又会引起童年以及以后的人生中情绪、行为和社交方面的困难。经历过慢性刺激不足的儿童通常较少与其他儿童进行交往。他们在认知和语言发展测量中落后于其他儿童，并且还有执行功能方面的问题：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在老师和父母眼里他们心不在焉、过于活跃爱动；在学校里他们很难集中注意力。
研究压力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忽视、虐待和其他形式的创伤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向婴幼儿发育中的大脑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他们的环境动荡不定、不可捉摸、混乱不堪。儿童尤其是婴儿的大脑在搜寻着周围世界的模式，当他们眼前的环境变动不居——当他们生活轨道上的大人们举止不定或很少与他们交流互动时——孩子的大脑以及与之相连的压力—反应系统就被触发得时刻警惕着，准备面对不稳定的生活，准备面对一切不测。
不过，忽视和虐待等行为固然会对儿童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巨大影响，但某些有害的父母行为如果发生改变，其所造成的影响却也确实能够得到减轻甚至被逆转。以21世纪初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进行的一项实验为例。当时后苏联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导致许多俄罗斯婴儿被送往孤儿院。那些孤儿院的情况跟狄更斯笔下的孤儿院大不相同，孩子们在那里有充足的食品和衣物，睡觉的地方很干净，能享受医疗照顾，甚至还有玩具。但是孤儿院的管理模式严格而没有人情味，工作人员从不用一种热情的响应方式与孩子们交流互动。一份报告这样描述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孤儿院，“（工作人员）机械地给孩子们喂饭、换衣服、洗澡，而不像家庭中父母一般会对孩子所做的那样，对他们笑，和他们说话，跟他们进行目光交流”。
然后一个俄罗斯和美国的科学家小组对一家大部分孩子不到两岁的孤儿院的员工进行了培训，教他们一种新的更体贴的保育模式。他们鼓励员工们利用日常给孩子们喂饭、洗澡等的机会与孩子们进行热情的响应式交流互动。不用做什么大事——就是跟孩子们说说话、对他们笑一笑，像大部分父母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本能地就会做的那样。那些孤儿们的情况几乎马上就发生了改变。九个月之后，他们在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发展和动作技能的测量中得分大大地提高了。或许最为明显的是，孩子们的身体也好多了。尽管他们的饮食和所得到的医疗服务都并没有改变，但他们的身高、体重和胸围（改革之前每个孩子都发育不良）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且保育员们也从中受益，他们所照顾的孤儿变得更健康快乐，他们自己也就不那么沮丧与焦虑了。保育者行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改变给孩子们的生活和孤儿院的情感氛围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圣彼得堡实验奏效了，因为它改变了孤儿院中那些婴幼儿的环境。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再次注意到，在圣彼得堡孤儿院中，所改变的并不是物理环境，那些孩子们并没有获得更好的床铺、更好的食物或者更令人兴奋的玩具，改变的只是他们周围的大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改善处境不利的儿童的幼年生活，我们可以使用的最好的手段便是同样强大的环境因素：那些孩子们每天所遇到的大人的行为和态度。
8 早期干预
●幼年为什么重要
●教育项目应顺应脑科学的发展
●跟孩子说话与政策制定者的困境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这个研究的一个前提是，童年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如果我们想帮助改善处境不利儿童的结果，我们需要寻找机会在这个连续统一体的许多不同节点上用积极的方式进行干预。仍然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显示，一个孩子的幼年时期——六岁以前，特别是三岁以前——是其发育的一个非寻常时期，既有机遇，又有潜在的危险。幼年期儿童的大脑具有最大的可塑性，对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和暗示比任何其他时间节点都更为敏感。那时神经系统基础设施正在形成，它将成为一个孩子今后各种能力的支撑，不仅包括其智力能力——如何辨识、计算、比较和推断——也包括那些有助于他/她在校内校外顺利生活的情感和心理习惯、能力与思维模式。幼年时期环境的影响会被放大：孩子处于一个好的环境中，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会非常好，而孩子处于一个不好的环境中，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则会非常坏。
关于幼年时期尤其是幼年儿童大脑发展的科学认知还在不断增强之中，但把这些科学认知反映在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政策方面，美国做得很是不够。我们花在孩子们身上的公共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婴幼儿；在关于幼儿社会服务公共支出总额比例的最近一次国际排名中，美国在32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31位。而且在我们确实花在幼儿身上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于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而这通常意味着用于一些侧重于建设四岁儿童以及少量三岁儿童的学习技能的项目。
关于学前教育项目的有效性方面的数据有点儿复杂。全国越来越多的学前教育项目是全民项目，即不仅面向处境不利儿童，也面向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让学前教育项目面向每一个人，其背后有很好的政治与社会原因，包括有益于所有儿童的社会经济一体化，以及中产阶级选民更有可能希望（自己缴纳的税金）投资于非仅针对穷人的项目。但是学前教育项目对来自非贫穷家庭的子女是否有教育价值这一问题仍然有争议；已有研究发现，全民学前教育项目对于富裕家庭儿童的技能（提高）罕有或没有积极作用（甚至会有负面影响）。即便如此，学前教育似乎确实能可靠地帮助处境不利的四岁儿童发展上学前班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只要他们所参加的学前教育项目算得上是高质量的。
尽管如此，从我们供应有限的幼儿公共资金中拿出这么多用于学前教育，这种做法意味着，我们就只剩下很少的资金能用于帮助那些三岁以内的孩子及其父母的项目。根据一项估算，美国幼儿公共资金中仅有6%用于那些三岁以内儿童的项目，其余94%则用于三岁、四岁和五岁儿童的项目。问题是，在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之下，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明白，那最初三年的大脑发育对孩子今后一生的成功有多大的影响。在学前班入学测试中，最初几年里所发展的各种能力也许比数数、认字等能力更难测量，但它们却正是与执行能力密切相关的那些技能，也就是研究者们最近所确认的对学前班及以上阶段非常重要的能力：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专注于一项活动的能力，理解并遵从指令的能力，应对失望和挫折的能力，与其他学生有效互动的能力。
任何想要帮助培养低收入家庭幼儿非认知能力的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孩子们在学前教育中所进行的那种有意的练习对于发展他们的执行能力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相反，那些能力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而环境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们与父母及其生活中其他成年人的关系。这就给决策者们带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科学告诉我们，父母和照顾者及其为一个孩子营造的环境很可能是我们用以改善这个孩子未来的最有效工具。但是父母行为，尤其是那些私下亲密层面的行为，如是否用耳语跟孩子说话、把孩子在电视屏幕前放多长时间、怎样与孩子进行“发球—接发球”式互动等，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非常乐意接受政府的干预。
困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的方法也不容易找到。但是在我最近的报道中，我遇到了一些专注于改善儿童早期教育环境——尤其是生命最初三年那可称之为儿童早期教育环境的组织。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简要地描述他们所开发出来的一些最有希望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针对父母的，其余则用以建设家庭之外支持性和培育性的环境。没有一项措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它们或许会共同为我们指出一条干预处境不利儿童早年生活的新路。
9 依恋
●牙买加实验告诉我们亲子依恋的重要性
●建立“安全堡垒”
●只给父母分发一些小册子就能让婴儿对父母更有安全依恋感吗？
1986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一些最贫穷的社区中，来自西印度群岛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实验，该实验在过去30年中为证明父母干预的潜在有效性做了很多工作。实验涉及129名婴儿和学步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在实验开始时在身体或心理上都有发育迟缓的迹象。这些家庭被分为四组。一组每周接受一位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一次一小时的家访，研究人员鼓励父母们花更多的时间积极地与孩子一起玩耍：读图画书，唱歌，玩躲猫猫游戏。第二组孩子每周得到一公斤的乳制营养补品。第三组既得到营养品也受到游戏支持的家访。而第四组是对照组，什么都没得到。
干预活动本身在两年后就结束了，不过研究人员此后一直密切注意着孩子们的情况。（这些孩子现在已经30多岁了。）结果是：给孩子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干预形式并不是增加营养，而是鼓励父母们多跟孩子玩耍。那些父母被忠告多与他们玩耍的孩子们，在整个童年阶段，在智商测试中，在攻击性行为和自我控制方面都做得更好一些。今天，作为成年人，他们比那些父母没有接受家访的孩子每年的平均收入要多25%；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方面来衡量，这些从前发育迟缓的婴儿现在已经赶上了一个比较组的那些婴儿期没有任何发育迟缓迹象的同龄人。
牙买加实验为某种对处境不利的父母进行家访式干预的潜在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论据。但是因为家访者对父母的鼓励相当笼统，其结果在下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上不一定能给我们很多启发：父母们哪些行为最重要？家访者哪种指导或指令最容易让处境不利的父母采取那些行为？
关于那些问题的答案，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美国主要有三种家访的方法，它们之间有时候相互冲突，有时候互相交叉。一组干预措施主要针对儿童的健康问题；另一组主要针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尤其是他们的词汇和阅读能力；再一组针对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如今美国最广泛的家访项目是一种主要针对健康问题的“护士—家庭合作项目”，该项目将训练有素的护士派往低收入待产母亲的家庭，这些待产母亲大多数是未婚青少年。（目前有三万多个家庭参加了这个项目。）然后这些护士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定期拜访这些母亲，指导她们进行戒烟等促进孩子健康的行为，并就如何保护孩子的安全以及如何让她们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等提供建议。三个单独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护士—家庭合作项目”对母亲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包括虐待儿童、母亲入狱和孩子被送进福利机构等事件都减少了。在大多数家庭，这些家访对儿童的心智发展或学校适应情况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那些母亲的智力和心理健康测试得分特别低的家庭，经过家访，儿童的学业成绩确实有所提高。
没有多少确切的证据证明针对儿童识字和词汇能力的家访干预的效果。这些干预的前提是这样一种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即因为社会阶层的不同，儿童早期接触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言——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书本和其他印刷物；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跟他们说话也比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跟他们的孩子说话多——据估计，要多得多——而且他们所说的话也更为复杂。这种趋势，与学前班入学时低收入家庭儿童在词汇和语言理解能力测试中的显著劣势相一致。
鉴于这种现实，许多研究者和支持者创立了一些实验项目，试图通过鼓励低收入父母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读书、说话以减少那些差距。但是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处境不利儿童语言能力的提高有长效作用。挑战在于，婴儿是在不断地而不是只在某些特定的教育时刻才从父母那里吸收语言。因此，如果你是一位父母，而且你和很多低收入父母一样词汇量很有限，那么，只靠你自己来培养孩子丰富的词汇量是不容易的。
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许多研究者相信，改变父母行为最有希望的办法是第三种：针对亲子关系的干预。许多这一类的干预措施旨在鼓励儿童发展一种名为“亲子依恋”的心理现象。20世纪50年代，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者们发现，婴儿如果在人生的最初12个月里受到温暖周到的养育，他们与父母之间通常会形成一种强烈而和谐的关系，研究者称之为“安全型依恋”。这种关系会在婴儿心中树立一种根深蒂固的安全和自信意识——用研究者的话来说，是一个安全堡垒——他们长大点之后，这种意识会使得他们更独立而勇敢地探索世界。而且那种自信和独立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实际意义：20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开始进行的一项关于依恋的里程碑式的纵向研究发现，在一岁的时候对母亲显露出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后来在幼儿园里会表现得更专心更积极，在中学会表现得更有求知欲，适应力更强，而且明显地更有可能读到高中毕业。
跟其他父母相比，由于贫困或生活中其他不稳定因素而饱受压力的父母不太可能平静而专心致志地回应自己的婴儿，与其互动交流，从而促进孩子的安全型依恋。不过现在令许多研究者感到激动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那些行为是可以学到的。支持并劝告处境不利的父母，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一种促进婴儿依恋感的养育方法，这似乎相对容易一些。实际上，某些成功的养育干预措施有可能无意之中促进了婴儿的依恋感。那些以健康为导向的干预措施，诸如“护士—家庭合作”项目，或者“和你的孩子一起读书”项目，甚或“牙买加实验”等，之所以能产生积极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要求家访者敦促父母们多与婴儿一起玩耍、读书、谈话——换句话说，就是多进行发球与接发球式的互动——即便这种干预措施的目的并不在依恋感，但那些近距离的亲子互动也有可能产生促进安全型依恋的效果。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促进压力巨大的父母和婴儿之间的安全型依恋，最好的办法本质上是知识性的，即向父母们传授一些最有可能引起婴儿安全型依恋的技巧和行为？我们能不能只给父母分发一些小册子就能让婴儿对父母更有安全依恋感？遗憾的是，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确实有一些特定的行为有助于促进依恋感——面对面的玩耍，平静的语调，发球与接发球式的互动，微笑，温暖的触摸，等等。但是对许多父母来说，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不良环境之中或者自身小时候就不曾受到过多少促进依恋式养育的父母来说（或者对既身处不良环境又从小没有受到过依恋式养育的父母来说），阻碍他们那样养育孩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没记住该采取哪些行为方式，而是他们既心怀怨恨又睡眠不足，还可能充满沮丧，根本就不太想与自己面前那个裹着脏兮兮尿布、不好好睡午觉、哭闹不止的婴儿进行发球与接发球式的互动。这些不堪重负的父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其实，最有效的注重依恋感的家访型干预措施不仅是为父母提供养育技巧，而且还给他们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家访者通过移情和鼓励，确确实实地让他们对自己与婴儿的关系感觉更好一些，也对自己为人父母的身份感觉更有把握一些。
旨在促进依恋感的干预措施采取得好，对处境不利的父母及其孩子的影响可能是脱胎换骨性的。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涉及137个有儿童虐待记录的家庭。换句话说，这些父母过去曾被发现虐待或者忽视儿童，而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婴儿要照顾。这些家庭被分为一个对照组和一个试验组，对照组接受那种专为有儿童虐待记录家庭所提供的标准社区服务，试验组则接受为期一年的侧重亲子关系的治疗性咨询。一年结束之时，对照组中只有2%的儿童对父母产生了安全型依恋，而实验组中则有61%的儿童对父母产生了安全型依恋——这是一种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那些孩子将来的幸福与成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0 家访
●依恋与生物行为匹配
●茱莉安娜和扔饼干风波
●“我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积极的时刻之上”
2015年7月一个闷热的日子，纽约皇后区一个名叫圣·奥尔本斯里的工人阶级社区，我在茱莉安娜和她的小妹妹伊莎贝拉的养母斯蒂芬妮·金家里度过了一个下午。伊莎贝拉是一个温顺的小女孩，还有几个星期就满两周岁。我是在斯蒂芬妮家里观察玛格丽塔·普伦萨（Margarita Prensa）的家访的。玛格丽塔是一个名为“依恋与生物行为匹配”（Attachment and Biobehavioral Catch-up，简称“ABC”）的家访项目的父母教练。这种干预措施大量吸收了依恋心理学原理，由特拉华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人员玛丽·多齐尔（Mary Dozier）首创，目前为纽约市四个地方的儿童保护和领养系统所采用。
和大多数被领养的孩子一样，茱莉安娜生来就处境艰难。她的妈妈名叫瓦莱里娅，20岁刚出头，生她的时候正住在纽约市的一个收容所里。茱莉安娜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候，瓦莱里娅把她送到斯蒂芬妮和她情人肯恩的家过周末，她们俩都是瓦莱里娅的朋友。周末过完之后，瓦莱里娅说她不能把茱莉安娜接回去。她没去接女儿，而是送过去一个小包包，里面装着茱莉安娜所有的世俗财产——一些衣服和几个玩具。从此，茱莉安娜尽管还能经常见到瓦莱里娅，但她却是由斯蒂芬妮和肯恩抚养的，不过瓦莱里娅现在想要逐渐收回抚养权。在我去拜访玛格丽塔家几个月前，瓦莱里娅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伊莎贝拉。不过没多久，伊莎贝拉也跟斯蒂芬妮和肯恩生活在了一起。
正是这种养育过程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模式对许多儿童的发育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不过在我与茱莉安娜待在一起的那个下午，她看起来还不错。她能那样，似乎跟她与斯蒂芬妮相处融洽有很大的关系。斯蒂芬妮是一位非洲裔美国女士， 30岁出头，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很爱笑，还喜欢自嘲。“依恋与生物行为匹配”项目运用玛格丽塔这样的教练进行家访，以鼓励父母和养父母之间增强联系并在与他们抚养的小孩子相处时更敏感一些。在我们访问斯蒂芬妮和茱莉安娜期间，玛格丽塔一边观察她们俩互动，一边不时地进行点评：“刚才你跟她配合得不错。”“这种开开心心满面笑容的样子很好！”“她开始哭了，你开始抚摸她的额头。很好；这样关爱孩子很好。”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让斯蒂芬妮这样的父母更注重与自己抚养的儿童之间进行小小的互动。玛格丽塔通过提请斯蒂芬妮注意那些促进亲子关系与依恋感的瞬间并夸她做得不错来帮助她，引导她掌握更好的育儿方法。而且通过突出积极的方面而不是批评做得不对的地方，玛格丽塔强调良好的养育技巧并不像火箭科学那么高深莫测——斯蒂芬妮其实已经掌握并运用了许多积极的父母养育行为。
在我们访问期间，很多时候茱莉安娜都在玩玛格丽塔带过去的一套塑料套杯，就是几个杯子型号不一、每个杯子都刚好可以放进下一个稍大一点的杯子里的那种套杯。有那么一刻，在斯蒂芬妮和玛格丽塔聊着伊莎贝拉的事情的时候，茱莉安娜开始把自己正吃着的一块饼干捏碎了塞进一个杯子里，然后还突然向斯蒂芬妮和小妹妹伊莎贝拉扔了一把饼干。“别这样，宝贝，”斯蒂芬妮看着茱莉安娜，冷静地说，“咱们不能像这样把饼干扔得到处都是。”“我要！”茱莉安娜说。她穿着白色的棉裤子和粉色的衬衣，在几英尺之外站着，挑衅似地盯着斯蒂芬妮。
斯蒂芬妮抱着伊莎贝拉，站起身。“那你恐怕不能再吃饼干了。”“不！”茱莉安娜回答道，她的音量提高了，也更尖厉了。“是的，你确实不能吃饼干了，因为饼干到我这边来了，”斯蒂芬妮伸手去拿茱莉安娜还抓在手上的一些剩余的饼干屑，“请给我。谢谢！”
茱莉安娜开始大声哭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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