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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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 主编 萧祥剑第一章总论
尝游四川之眉县，峨眉揖于前，象耳镇于后；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观突蟆颐，滩穿龙爪，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是宋苏文忠之故里也。世逾五百，流风已往，犹令人低徊流连不能去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必曰韩、苏。韩公文起八代之衰（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语），得文忠之言而愈彰。或谓韩公之文因文见道，文忠之文往往尚纵横、杂佛老，不如韩公之“非先王之言不言”。不知此正见文忠之文，气盛言宣、汪洋闳肆，广纳百氏，而其要归则亦正道明谊而已矣。
文忠之学得之其父洵（又称老苏），洵得之庐陵欧阳氏文忠，盖其再传弟子也。初好贾谊、陆贽书（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太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喜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又曰：“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所作文章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又通经学。老苏公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视其辞，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文忠述其志，文忠泣受命，卒以成书。后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则文忠之为文忠，岂必以文字见长？当其为童子时，读石介《庆历圣德诗》（详见第二章），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夫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阻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表，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文忠始终进德之叙，则由学问阅历而得之。方嘉祐（仁宗）、治平（英宗）间，年盛气强；熙宁（神宗）以后婴祸触患，靡所回挠；元祐（哲宗）再入，益趋平实，片言只辞，风动四方；迨绍圣（哲宗）后，则消释贯通，沉毅诚悫，又非中年比矣。平生大节在于临死生利害而不可夺。其厚于报知己、勇于疾非类，则历熙、丰、绍圣之变如一日。而世之徒以文艺知文忠者末也。【批评】
文忠所著《易书》及《论语说》三书成，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朱子以《易解》与颍滨《老子解》及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并驳之斥为杂学，未免贪偏见。
墓志及本传皆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今世所行《七集》本比此多《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则在续集中，不别行。按宋时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均生前刊行，崇宁初年奉诏毁板。诗文在宋时注者甚多，今惟王十朋、施宿、郎晔之注存，余皆亡矣。清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俱有补注。
或以文忠为禅学之宗，其实不然，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及与世不合，始与释子往来，所谓“桑榆暮景，忧患余生，乃始学佛者也”（文忠语）。
王渔洋诗云：“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盖以公文如万斛水源，随地涌出，如《华严经》之称性而谈，无所不有，无所不尽，法界事理，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何自而窥其深浅，议其工拙乎？盖公之学，深斥释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华严之妙也。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之褚、薛、颜、柳，仿佛近之。黄山谷评之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北宋以苏、黄、米、蔡为四大书家）
所作竹、木、拳石皆有致，邓公寿云：“眉山高名大节，照映今古。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墨竹，尽得与可之法。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接应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兰陵胡世将家收所画蟹，琐屑毛介，曲隈芒缕，无不备具，量亦得从心不逾矩之道也。”
我曾经到四川的眉县游玩，峨眉山在前，象耳山在后；山不是很高，却风景秀丽；水不是很深，却清澈见底；蟆颐观独立高耸，龙爪滩蜿蜒曲折，介于岷山与峨眉山之间，被江山的灵气所聚集，这里便是宋朝苏轼的故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前代遗传下来的风俗已成过往，此地仍然教我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从大唐以来，凡是谈论文章的必然会提到韩愈、苏轼。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韩愈的文章“挽救了从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萎靡之风”，这句评价让韩文公的功绩越发彰显。有人说韩愈的文章是以文载道，而苏轼的文章往往崇尚纵横捭阖的辩论，时而掺杂了佛家、道家的学说，不如韩愈的“不是先王的言论从不谈及”。他们不知道这正体现了苏轼的文章气魄盛大、语言清晰，意境像大海一样汪洋广阔，广纳各种学说，而文章的宗旨也不过是彰显正道仁义罢了。
苏轼的学问是从他父亲苏洵（又称老苏）那里得来，苏洵是学自庐陵人欧阳修，苏轼属于欧阳修的再传弟子。苏轼最开始爱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因为这些文章论述古今的治乱规律时不作空谈。后来读了《庄子》，他感叹道：“我以前心中有想法，表达不出来，如今看到庄子的书，就像我自己说的，让我很受用。”于是写出《中庸论》，言辞精微高妙，都是古人不曾领悟的道理。他曾经评价自己：“我写文章就好比飘荡的云、流动的水那么自然，根本没有一定的形态，不过像流水行云行到它应该到的地方，停止于不得不停止的地方罢了。即使是可喜、可笑、可恨、可骂的话都能下笔叙述而出。”又说：“我平生没有别的快意的事情，只有做文章时，心中有了所想达到的效果，笔力就曲折宛转，没有不写尽我的心意的，自认为人世间的快乐之事再没有能超过这个了。”
苏轼所写的文章博大深沉、精光内敛，足以傲视千古，又精通经学。父亲苏洵晚年研究《易经》，玩味爻、象，感悟其中或刚或柔、或远或近、或喜或怒、或顺或逆的情况，再来看《易经》的文辞，就全部毫不费力地理解了。苏洵作了《易传》，还没完成，病情就恶化了，便嘱托儿子苏轼继承他的志向，完成他的心愿，续写他未完成的著述，苏轼哭着接受了嘱托，最后完成了《易传》。后来苏轼又作了《论语说》，阐发孔子深奥难解的义理，最后苏轼被贬谪到海南，撰写了《书传》，推究阐明上古时代失传的至理妙道，很多都是先前的大儒所未曾通达的。
作为士人，器量见识最重要，其次才是文学艺术，那么苏轼之所以谥号为文忠，难道一定只是文章写得优秀过人吗？当苏轼还是个小孩时，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已经有了赶超当代贤人哲士的心思。刚成年，苏轼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赶赴京城，声名鹊起，震动天下；不久进士及第，中了词科，进入翰林院，出任地方官。他凡事一定以敬爱君王为根本，忠诚的规劝，直言不讳的言论，高尚正直的节操，满朝大臣都无人能及，只是被小人忌惮排挤，无法在朝廷上安身。等到祸患降临，他的品节忠义足以让他坚固自己的操守。所谓上天所禀赋，能超越万物而充满整个天地间的是“气”。将它使用于事业上，足以排除万难；使用于文章上，足以妙夺造化。所以将苏轼放在朝廷里，他不会因此窃喜；将他贬斥到岭南海南，他也不会因此愤怒。他拥有一往无前的气势，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真是人中之龙啊！
苏轼始终按照顺序进益德行，随着学问与阅历慢慢地积累。他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宋英宗治平年间，年轻气盛；宋神宗熙宁年间以后，遭受祸患，也没有丝毫屈服；宋哲宗元祐年间再次进入朝廷，德行越发平实，波澜不惊，片言只语，足以耸动四方人士；到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后，就消泯痕迹，品德圆融，深沉坚毅，真诚谨饬，又不是中年时期可以比拟。苏轼平生品德操守的原则在于能够面临生死考验仍然百折不回，至于他的厚待知己、勇于跟恶势力做斗争等等，是从熙宁年间一直到绍圣年间数十年如一日的，而世间人只看到苏轼文艺方面的成就反而是细枝末节。【评论】
苏轼所撰写的《易书》《书传》与《论语说》三册书完成以后，抚摸着书说：“当今之世如果没有懂得的人，后世应该有君子懂得我吧！”朱熹将苏轼的《易解》与苏辙的《老子解》以及张无垢的《中庸解》、吕氏的《大学解》通通驳斥为杂而不纯的学问，不免太过偏见。
苏轼的墓志铭和《宋史苏轼传》都记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现代刊印的《七集》本比这个版本多了《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在续集中，不另外刊行。按：宋代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全部是苏轼生前刊印发行的，崇宁初年奉皇帝诏书烧毁苏轼所有作品的书版。苏轼的诗文在宋代注家非常多，如今只有王十朋、施宿、郎晔的注释保存下来，其余的都散佚了。清代的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都有补注。
有人认为苏轼是禅学的先导，其实不是这样，他文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力驳斥士大夫主张佛学与道家的错误，等到他跟世道不合，不得志时才开始跟佛门弟子交往，就像他自己说的“风烛残年，忧患一生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学佛法的啊”。
王士祯的诗说：“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大抵因为苏轼的文章就好比无穷的水源，随处喷涌出来，又像《华严经》里面依据“性心”而谈论事物，什么都可以包括，什么都可以穷尽，法界事理，开闭涌现，没有门庭、墙壁，没有差别选择，世俗的见识和文字，本已经扫荡的一点尘埃都不剩，还从哪里计较文章的深和浅，评议它的工稳与拙劣否？苏轼的学问，深刻批判佛教的错误，而他的文章又深得《华严经》等佛学的妙处。
苏轼小时候就喜欢书法，到了晚年也不厌倦，自己说书法不如晋代人，至于唐代的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大概可以比得上。黄庭坚评价说：“东坡先生的简牍和书札，字体温润，没有一毫尘俗气息。当代号称善于书法的几大家，虽然取法古人的规矩模范，但各自都有擅长的地方，至于浑然天成，笔致圆润，气韵生动，要将苏东坡这些独有的优胜处，跟上面提到的褚、薛、颜、柳四大家替换，我是不赞成的。”（北宋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四大书家）
苏轼画的墨竹、树木、拳石都有韵致，邓公寿说：“苏轼的大名和高尚品德，照耀着古往今来的人们。他在践行仁义道德的余暇，专心投入于绘画上，所创作的墨竹完全继承了文与可的方法。运笔的思致清秀挺拔，画作的英秀之风、劲瘦之气，扑面而来，感染人心，使人目不暇接，这恐怕不是文与可能够限制的境界了。兰陵胡世将家所收藏苏轼画的螃蟹，细微到茸毛蟹壳的每一部分，惟妙惟肖，没有不具备的，这大约也是苏东坡晚年绘画水平到了从心所欲，而有不逾越规矩的境地吧。”第二章科第
苏文忠公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又号东坡居士（按：世于东坡称号不一，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家习称之。山谷诗“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之云：“谓东坡也。”同时与东坡往来诗，又有呼为“子平”者。文与可诗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云：诗中子平，即子瞻也），世又称长公（称其弟辙为少公），或谓大苏或谓二苏（按：老苏之长子景先早卒，见欧阳公《墓志》；黄山谷《避暑李氏园》有句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谓东坡也。山谷又私东坡为二丈云），世家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纱縠行私第，比长，修髯朗眉，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七、八岁知读书，入乡校，奉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自京师来者，以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文忠从旁窃窥，问：“诗中所云之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文忠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之，尽以相告，且曰：“韩、范、富、欧此四人者，人杰也。”比长，追忆此事，常云：“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数公矣。”
文忠生十年，父洵宦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母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文忠问曰：“轼若为滂，吾母亦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后汉书·党锢传》：范滂，字孟博，少属清节，为州里所服。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临刑，其母就与之诀，滂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文忠亦奋励有当世志，母喜曰：“吾有子矣！”及出仕，早得谤誉，晚罹党禁，追念此言，能不感慨系之耶？
少与弟辙同师其父洵，兄弟间又互为师友，辙每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又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六十年中，仕隐语默，忧患欢愉，两人无不共喻相关，有如手足。尝与家氏兄弟并从学于西社刘微之，理宗所谓“西社同门友”者也。
仁宗嘉祐二年，文忠年二十二，春赴礼部试，仁宗笃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梅圣俞与其事，得文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示修，修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门下士曾巩（字子固，南丰人）所为，因避嫌，抑置第二。后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及殿试，与弟辙中进士乙科。仁宗读二人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公谓文忠必名世，且为书抵圣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已，久乃信服。）
登第后，自谓报亲之日方长，不意其年四月，遽遭武阳君程氏之丧。幸老苏公尚健，服除，侍父舟行出游，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自荆州陆行至京。
授河南府福昌主簿，会朝廷求直言之士，欧阳公以文忠荐，天章阁待制杨畋亦荐之，上文忠文五十篇，遂入选，比答制策，复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知凤翔府者为中书舍人宋选，初意文忠文人，未历吏事，及见文忠判狱如流，乃愈重之。
治平（英宗年号）二年，转殿中丞，遂自凤翔还朝。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为宰相韩琦所止。未几，遭父丧，英宗亦即崩。【批评】《庆历圣德诗》者，石介颂仁宗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十一人而作也。君明臣良，赓歌喜起，真盛世景象。其时既无报纸，乃一首新诗，已不胫而走，虽蜀道中冬烘村塾，亦已见之，与小学生口讲指画，津津乎有余味焉，宋之盛于斯为极矣。
韩、范、富、欧为时名臣，庐陵尤以文章重天下，草野小生皆知其名，宜也。乃以童年梦想之人，及乎壮岁，徒步上京拾取科第，一一结识之，使老成发后生可畏之叹，岂非人生第一得意事哉！
宋人王宗稷撰《东坡年表》，记其干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曲为之说云：“丙子、癸亥，水得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东坡亦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仆以磨蝎为命宫，生平多得谤誉，殆同病也！”星命之说，近于迷信，今故不取。
欧阳公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及我也！”其推许至矣！公殁，文忠为铭其墓。
苏洵在京修《礼书》，东坡、子由二人均外任，念老苏左右无侍子，子由奏乞留京师养亲。老苏临死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心常耿耿，东坡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一门孝友如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也，岂徒文章而已哉。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按：世间对于东坡的称号很多，比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人习惯这样称呼他。黄庭坚的诗就说：“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载这句诗，解释说：“是说苏东坡先生。”同时代的人跟苏轼交往唱和的诗中又有称呼他为“子平”的。比如文与可的诗说：“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解：诗中的子平，就是说的苏轼），世间又称呼他为苏长公（称他弟弟为苏少公），有的称他为大苏或者二苏（按：苏洵的长子苏景先早早去世，记载于欧阳修的《苏洵墓志铭》；黄庭坚的《避暑李氏园》有诗句说“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就说的苏东坡了。苏轼又私下被黄庭坚称为二丈），世代居住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苏轼出生于纱縠行私人府邸，成年后，留着大胡子，眉毛清朗，背后有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七八岁就会读书，进入乡间学校，拜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从京城归来的人，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先生看，小苏轼从旁边偷看，问道：“诗里面讲的十一个人是什么人呀？”先生道：“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小苏轼说：“这若是天上的人呢，我自然不敢过问；如果也是人的话，为何不能让我知道呢？”先生认为小苏轼很特别，便全部告诉他，而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世间的杰出人物。”等到苏轼长大以后，回想当年这件事，常常说：“当时虽然不是十分了然师傅的话，可是已经默默记住了这几位先生了！”
苏轼到十岁上，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问苏轼关于古今成功失败的教训，总是能讲出大概。母亲曾经读《东汉史·范滂传》，感慨叹息，小苏轼问：“儿子如果做范滂，母亲大人也会允许我这样做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做不得范滂母亲吗？”（《后汉书·党锢传》记载：“范滂字孟博，少年时代就有高尚品节，被州里所敬服。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范滂临刑前，他母亲前来跟他诀别，范滂说：‘希望母亲大人割舍不能忍心的慈爱之恩，切勿增添悲感和哀戚。’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固、杜乔齐名天下，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既然有了美好名声，又想求取长寿，怎么可以鱼掌兼得呢？’范滂跪下听母亲的教导，拜了两拜，跟母亲作别。”)苏轼也奋发自励，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业，母亲欢喜地说：“我儿子有出息啊！”等到后来苏轼步入仕途，早年遭受各种毁谤，晚年遇到党禁的祸患，回想当年这段话，怎么能不对之感概万千呢？
少年时和弟弟苏辙一起师从他们的父亲苏洵，兄弟两个既是朋友，又互相为师傅，苏辙常常说：“哥哥子瞻读书，有的心得跟别人讲，有的心得不跟别人讲，可是都跟我讲，而且说我懂得他。”苏辙又说：“子瞻爱护我时就是哥哥，教诲我时就是师傅。”兄弟二人在六十年里，无论做官隐居、发言或缄默、忧患和欢乐，没有不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是一人的手和脚那样关系密切。他俩曾经跟家氏兄弟一起从学于西社的刘微之，这就是宋理宗所说的“西社同门友”了。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年22岁，春天赶赴礼部科考。仁宗皇帝求才心切，进士等科一次及第的人数多达1300多人。士人素习崇尚奇险、怪癖、生涩的文风，号称“太学体”。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对新出的“太学体”大加贬抑，梅圣俞也参与改卷，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喜出望外，认为作者是个很特别的学生，想将他列为众多举子的的魁首，又疑心是门下的学生曾巩（字子固，是南丰人）所作，因此为了避嫌，委屈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参加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名，等到殿试，与弟弟苏辙二人双双高中进士乙科。仁宗皇帝读到兄弟二人的制策，退朝回到后宫跟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谋得两个宰相！”（欧阳修说苏轼一定能知名于当世，而且写信给梅圣俞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热汗直流，痛快痛快！老夫应该让出地步，给这个青年出人头地的机会。”听闻的人们开始都哗然不止，很久以后才信服欧阳修的话。）
及第以后，苏轼自以为报答双亲的日子很多，谁料当年的四月份，母亲程氏突然就去世了。幸而父亲苏洵还康健，苏轼兄弟守丧完毕以后，侍奉父亲乘船出门游历，从蜀地到楚地，坐船六十天，经过十一个郡，二十六个县，然后从荆州陆路抵达京师。
不久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主簿，正当朝廷寻求直言进谏的士人，欧阳修推荐了苏轼，天章阁待制杨畋也推荐他，并呈上了五十篇苏轼的政论文，于是苏轼入选制科考试，到制策问答时，又进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当时做凤翔府知府的是中书舍人宋选，开始想苏轼一介文人，哪有什么办案经验，等看见苏轼判决案件非常敏捷，才愈发重用他。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升任殿中丞，于是从凤翔回到朝廷。英宗皇帝在做皇子时就听说苏轼的大名，想用唐朝的旧例将他招入翰林院掌管制诰，被宰相韩琦劝止。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英宗也驾崩了。【评论】《庆历圣德诗》是石介为了歌颂宋仁宗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等十一个人而创作的。君王圣明，臣子贤良，互相酬唱诗歌，真是一派盛世景象。当时没有报纸，竟然一首新诗，能传遍天下，即使是四川那边偏远落后的乡村私塾也能见到这诗，先生向学生津津有味地讲解指点，宋代在这个方面可谓是最繁盛的了。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当时的著名大臣，庐陵欧阳修尤其以文章名重天下，穷乡僻壤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大名，是应该的。可苏轼竟然能将童年时代梦想的大人物，在他成年以后徒步上京城赶考，获取功名以后一个一个地认识，使得功成名就的欧阳修等人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件值得得意的事情吗？
宋代人王宗稷撰写的《东坡年表》记载苏轼出生年月的天干地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而勉强地解释道：“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所以才华浩瀚而清澈爽朗，子卯互相伤害，晚年会多灾多难。”苏轼本人也说过：“韩愈是以磨蝎为身宫，我以磨蝎为命宫，平生的毁谤和赞誉无数，大概是有同样的忧患呀！”星辰命运的说法近于迷信，因而如今不采纳。
欧阳修跟儿子欧阳棐讨论文章时提到苏东坡，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世上的人再也不会提及我了！”这可谓极大的推许了！欧阳修死后，苏轼给他撰写了墓志铭。
苏洵在京城撰写《太常因革礼》，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在地方任职，考虑老父亲身边没有服侍的儿子，苏辙启奏皇帝请求留在京城赡养老父亲。苏洵弥留之际还因为自己的兄长苏太白早早亡故，其儿子孙子还没有立业，自己的妹妹嫁给杜姓人家，死了还没安葬，心里常常愧疚不安，念念不忘。苏轼守孝完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官职可以荫袭，便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一家孝顺友爱以至于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难得仅仅凭借文章而已吗？第三章与王安石之关系
神宗即位，改元熙宁，其年四月，诏王安石越次入对。文忠服阕还朝，则已在安石参政之时。倡言新法，朝局尽变，神宗召见文忠，问以政令得失，公谓：“求治不宜太急，听言不可太广，进人不可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退而上《万言书》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盐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减兵吏禀禄，甚至欲复肉刑。民且狼顾，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禀，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济之逃亡。不还则累及邻保，势必有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法，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宏羊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旨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科，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批评】
宋黄震（字东发，余姚人，著《黄氏日钞》）评东坡此文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无复名状。方其年少气锐，尚欲迅扫宿弊，变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
神宗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熙宁，当年四月，下诏书召王安石越级进宫面圣，询问治国方略。苏轼服丧期满，回到朝廷，已经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了。王安石倡议新法，朝廷局面完全改变，神宗皇帝召见苏轼，问他政策的得与失，苏轼对皇帝说：“追求天下大治不可以太急迫，听从朝臣意见不可以太广泛，升任官员不可以太仓促，希望陛下能用安宁的政策，等待时机到来，然后做出相应的对策。”退出后，苏轼写了一封《万言书》递上去，其中说：
臣所想说的，只有三句话罢了。请求陛下维系民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
君主依靠的是民心，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地，商人有资产，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朝廷和顺平易与百姓同心同德而国家不能安定的，也没有朝廷刚愎独断而不陷入险境的。陛下也知道百姓对新法的不满了。
自从太祖、太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青年人天天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外出办事。设置三司条例司，是想谋利的借口，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外派人员，是谋利的工具。新法开始声势很大，让百姓感到惊疑；因创法新奇，差吏都很惊惶疑惑。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来谋求财利，以天下主宰的身份来管理财务，产生了各种舆论，万民议论纷纷。有的说京师的官方正店正商议要设置盐官，夔州路的深山里要施行酒禁，要将和尚尼姑拘拿收监，要锐减士兵府吏的薪水，甚至想恢复肉刑。老百姓且极其不安，但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中湖中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日夜忙碌，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业，还茫茫然像捕捉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混浊，从有人民以来，就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池塘水库使水变清，“灌溉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水库，一年一沉淀，三年水库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便让他们考察地形所在，毫无凭据地寻求水利，狂妄和平庸之人轻浮急躁，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知道办法不合适，也不敢就此停止，却召集当地老少，去看是否可以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办，必定姑且发动工役。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此举在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原来的河道，造成灾祸，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徭役对象，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百姓中天生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力役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收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法，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子抽打，急着催还债务，他们就会逃亡。人不回来，就把债务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将来天下人怨恨此事，国史记载说青苗法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法，已经算是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现成的好法律，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官家在货物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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