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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5 06: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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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大章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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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小史

中国古代建筑小史试读:

前言

中国比较正规的建筑史学研究,若自1929年国内最早的建筑历史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日算起,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其间,经国内各地学者潜心研究,多方努力,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诸门类中,建筑史研究可说是处于领先地位,其社会作用也日益增大。但建筑史的社会效用问题却不能一下就能被人们认识到。《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曾提到:“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的价值,……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其核心思想即是挽救国粹,发扬传统,对建筑史的社会作用并未详细研讨。解放初期受苏联文学艺术理论影响,提倡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应该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学习中国建筑历史成为创造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直接目的。其后有的同志提出学习建筑史,认识祖国建筑成就,可以启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具有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20世纪60年代时,学术界亦提出过“学习与研究建筑史,是为了从建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引出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过去建筑创作的技术、技巧及多种多样的形式处理经验,以培养正确的建筑学术观点,提高建筑理论修养和创作技巧”,即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发挥学习历史的作用。多年来,这些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推动着建筑历史研究工作。

若以较高的要求考察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与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尚有距离。一则是客观有困难,如建筑史基础史料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的后备力量尚嫌不足,建筑史学科牵涉的范围太广,等等;但另一方面,在认识史学作用上存在不同看法,亦为重要原因之一。“古为今用”的道理人人赞成,但如何达到“今用”的目的却看法不一。20世纪50年代中把具体历史形式简单机械地作为新建筑的民族形式加以引用,实为当时的建设工作帮了倒忙。社会条件不同了,历史形式不能简单地再现,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唯有从总结经验入手,得其精髓,才能收参借之功。即由现象到规律,由具象到抽象,由静止到变化,由实到虚,将历史经验上升到本质认识,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活动,反过来促进当前的工作。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条曲折的道路,可能也是史学“今用”所需要的特殊道路。在这本“史话”论述中,希望朝这方面努力,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验证。

历来治史的表达方式并非一途,各有所长。以社会历史的通史著作为例,有的以人为纲进行论述,如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巨著,该体例称之为纪传体史书。历朝的帝、王、将、相皆有纪传,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作用,记叙清楚,一目了然。帝相为政,贤哲做人,皆可借鉴。有的史书以时间顺序为线进行叙述,如《资治通鉴》等,称之为编年体史书。社会历史的兴衰嬗替,条清目楚,人事交叙,相互补充,时代脉络非常明显。而且这类史书在查找资料方面也非常便利。再有的史书以事为体,如《宋史纪事本末》等书,称之为纪事本末体史书,记叙中不分人、时,而以重要历史事件发展始末缘由为叙史之本。不求罗列所有历史事实与人物,而把一代王朝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事件中的经验、教训提炼出来,使读史者可有所借鉴。

近年来有关建筑史的著作亦有不少体例,除了地区性的、类型性的、游记性的或辞书性的书籍以外,通史体例的有:1980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由刘敦桢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是一本按时代划分为七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史书,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各类建筑活动及遗存实例都进行了叙述及分析,以期使读者建立起时代概念。这本书虽不是按逐年排列方式进行编写,但总的来说应列入编年体历史的范畴。1982年,为适应教学需要,由我国几座高等院校的建筑系共同编写了一部《中国建筑史》教材课本,其中古代建筑史部分除概况外,其余各章节是按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住宅、园林等建筑类型进行编写的。每一种类型的基本情况、历史演变等皆详尽阐述,给读者建立起有关该类型建筑的纵向概念,应该说是一种纪传体的写法。198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技术史》是按工种类别分类编写的,这种编写方式虽非以人物为纲,却是以类型、类别为则,从体例上应该归入纪传体史书之列。1999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建筑艺术史》,是以朝代为纲,以类型为细目编写的,属于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写法。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卷集,是由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编写的。该书的资料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观点亦有所发展,是目前较为深入的建筑史学论著。该书是按汉代以前、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代五卷分述的,但每卷内的章节仍按建筑类型论述,也是采用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写法。

各类编写方式皆有利弊,为了探索新的求知途径,不妨采取记事本末的方法,以历史事件为线索,采用“史话”的形式编写建筑历史。这样做可让初学者直接登堂入室,不必在“史料学”上兜圈子,将作者的心得与读者的感受直接挂起钩来。这类写法往往较多趣味性,使读者免去“苦读”的压力。亦可能更有利于达到寻求历史规律,借鉴历史经验的目的。这本书拟本着这种想法去努力。但作为尝试,其中谬误之处定不会少,恳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作者于1986年应当时出版社的约请,作为《中国建筑知识丛书》中的第一本出版的,距今已近30年。以目前的研究水平考察,此书论述尚觉浅易,资料亦不够丰富,有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及技术成就尚未论及,本人亦不满意。但受年龄及身体条件所限,已不可能重新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认为该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一定的读者范围及阅读价值,对普及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有益,希望再版此书。本人只能就原稿略加增删,补充图片,以期水平略有改善而已,希望读者见谅。孙大章2015年6月1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分期和演变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四千年,而中国建筑的历史要比史书记录的年代古远得多。它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同时又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按中照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中期、封建社会晚期这五个历史阶段。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丰富鲜明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生活、蕃息在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就像创造各种璀璨古代文化一样,也创造了风格独特、成就突出的建筑艺术。历来研究建筑史的学者都把中国古代建筑列为东方四大建筑体系之一。古代亚述、巴比伦建筑为西亚古代建筑体系,负有盛名的空中花园、萨艮王宫等优秀建筑可称为一代奇迹。可惜这个体系早已湮灭。南亚地区的印度系建筑亦有漫长的历史,受婆罗门教、佛教传布的影响,产生过不少如桑契大塔、阿旃陀石窟等雄伟的宗教建筑。流风所被,影响远及斯里兰卡、缅甸、南洋群岛等地,但后来这个建筑体系被西亚的伊斯兰教建筑所隔断,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西亚后起的伊斯兰教建筑体系,遍布欧、亚、非三洲,成为中世纪建筑历史上的重要角色。但历史最悠久、风格最统一、特点最显著者,莫过于东亚的中国建筑体系。日本、朝鲜、中南半岛的建筑都长期稳定地融合在这个体系之中,至今它还蕴藏着生机,为创造我国未来的建筑形式提供有益的营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四千年,而中国建筑的历史要比史书记录的年代古远得多。它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同时又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按照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时期

大约从60万年以前开始至公元前21世纪止,经历了漫长的时光。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曾经历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了这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当时的人类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和消费的原始共产的社会生活。初期的社会生产为采集野生植物,以后发展为进行渔猎以及原始农业。使用的生产工具为石器,并经过了旧石器(打击形成的石器)和新石器(磨制出来的石器)两个阶段,有石斧、石凿、石锛、石刀、石箭镞等类型的工具。同时也有少量骨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

原始人群时期,人类尚不能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只能利用自然条件解决居住问题,多选择近水、近猎场的山洞居住。例如,50万~40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猿人,即曾集体居住在天然山洞里(图1)。原始人群居住的山洞在河南、辽宁、湖北、浙江等地皆有发现,说明洞居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文献记载,在南方潮湿、多猛兽的地区,原始人群也可能居住在树上。

距今四万年左右,中国原始社会逐渐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了六七千年前,中国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了兴盛阶段,农业生产使人们定居下来,选择土层丰厚的黄土地区挖掘横穴或竖穴,用木材构筑简单的屋顶,作为居住的地方,并且形成村落。从此开始了人类有目的的营造活动,再也不受天然洞窟的局限,穴居提高了原始人群择居的自由度。由于黄河流域所处的有利自然条件,原始氏族村落大量地在这些地方涌现出来。例如陕西西安市附近的半坡遗址(图2)、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等,都是典型的原始氏族村落。图1:北京周口店原始人洞穴图2: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约在5000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母系氏族公社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居住建筑有的已经完全建立在地面上,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居住建筑。除了圆形、方形以外,还有“吕”字形平面以及三至五间房连在一起的形式。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结构的房屋。如南方湖滨地区有在密集的木桩上构筑的房屋,江西一带有脊长檐短、呈倒梯形屋顶的房屋,内蒙古地区有用石块砌成的圆形小房等。

中国北部地区房屋的结构,基本上是采用木构件互相搭接,以绳或藤条绑扎方法固定的。屋顶为草泥顶,墙壁多为木骨泥墙。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原始的榫卯技术。奴隶社会时期

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前后经历了约1600年。按照古代传说,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财产私有、王位世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阶级社会。夏代的创始者——禹动用了巨大的劳力整理河道,防治洪水,挖掘沟洫进行灌溉,修建城郭、陂池、宫室。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可能属于夏代的几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进一步探索夏代文化。

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成熟阶段,统治者大批役使奴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石器所具备的工具类型都已被青铜器所代替。根据某些建筑迹象推测,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锯子。商代国都筑有高大的城墙,城内修建了大规模的宫室建筑群,以及苑囿、台池等。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宫殿遗址等实例中,可以看出建筑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设计出了具有规整结构系统的大建筑物。奴隶主阶级根据“尊神事鬼”的迷信思想,在死后都要建造工程浩大的墓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中发现有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建筑区,还在陵墓区内发现了十几处大墓,墓内有数以百计的人殉。墓穴深入地下达13米(图3)。夯土与版筑技术是当时的一项创造,广泛用来筑城墙、高台及建筑物的台基。土和木两种材料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主要材料。“土木之功”成为巨大建筑工程的代名词。图3: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武官村大墓

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以许多王族和贵族为首领的诸侯国,建筑活动比前代更多。从陕西岐山西周早期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宫殿建筑已经形成了“前朝后寝”以及门廊制度。个体建筑平面中柱列整齐,开间匀称。西周时代开始制作陶瓦,改善了屋面构造。

延至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时期,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在城市,对建筑提出了更高的使用要求。文献中记载着“山节藻棁”“丹楹”“采椽”“刻桷”等对建筑外观描述的文字,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在建筑物中使用彩绘及雕刻等手段进行装饰美化的新趋向。封建社会早期

早期封建社会大约自战国时代开始,至南北朝时代结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581年,经一千余年的历史。这个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局面由第一次大统一到大分裂的时期。生产工具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至汉代已经完成了铁器代替青铜器的改革。木构架建筑体系亦形成初级形态。

战国时代各国的都城以及商业城市空前繁荣,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周的成周、魏的大梁、楚的鄢郢、韩的宜阳都是当时人口众多、工商麇集的大城。城市内分布着宫殿、官署、手工业作坊及市场。战国时代开始流行建造高台建筑,各国统治者都以“高台榭,美宫室”来夸耀自己的财富与权势,在政治上“以鸣得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在贯彻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同时,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筑活动。修驰通,开鸿沟,凿灵渠,筑长城。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征发70余万刑徒修建庞大奢华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并集中了全国的巧匠良材,依原有形式仿造六国宫殿,并将它们集中修建在咸阳北面的高地上。仅在首都附近200里内就修建了270处离宫别馆。沉重的劳役和残酷的剥削激起了农民的反抗与起义,结束了历时仅15年的秦王朝的统治。

继秦而起统一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前8年)和东汉(25—220年)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经济,都城的规模更加宏阔。汉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内的未央宫和长乐宫都是周围10公里左右的大建筑群,城内贯通南北的大街长达5.5公里,街宽50米。汉代陵墓规制亦有变化。东汉以后地下墓室大量采用砖石结构,代替了木椁墓室,以求耐久。遗存至今的汉墓石阙以及墓中殉葬的陶制明器和墓壁装饰用的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汉代建筑的丰富形象(图4)。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建筑的技术与艺术也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木构技术进一步提高,不仅应用于单层房屋,而且开始建造楼阁建筑。建筑屋顶形式多样化,出现了五种基本形式——庑殿(四面坡的屋顶)、悬山(两面坡的屋顶)、囤顶(弧形的屋顶)、攒尖(坡顶攒聚在中心点后屋顶)以及折线式的歇山顶(山面是悬山加披檐的屋顶)。砖、石及石灰的用量较前增多。用于墓室中的空心砖长达1.5米,砌筑拱券用的型砖有小砖、楔形砖、子母砖等多种类型。图4:四川绵阳平阳府君阙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由于连年争战,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人民企图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因此,自东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兴盛,建寺立塔,成为当时建筑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北魏统治区域内建筑了佛寺3万多座。《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永宁寺即是洛阳城内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寺内木塔高达9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座高大的木构建筑足以代表当时建筑水平之高。此外,还建造了大量的石窟寺。现存的山西大同云冈(图5)、河南洛阳龙门、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都是当时著名的大窟。石工们以极为准确而细致的手法,不仅雕凿了巨大的佛像,而且檐廊、窟壁上还留下不少有关建筑的形象,可作为我们了解这时期建筑状况的参借。图5:山西大同云冈第十窟前室西壁封建社会中期

约自隋代开始,历经唐宋,以迄辽、金、元时代,即从公元587年至1368年,历时近800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第二次大统一,后又陷入分裂的局面。这个时期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建筑技术更为成熟,木结构房屋已有科学的设计方法,施工组织和管理方面更加严密。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遗留着大量的古建筑实物,可作为分析研究当时建筑发展情况的例证。

隋朝时期,开凿了南起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贯通南北、长达1794公里的大运河,并在长安、洛阳、江都(今扬州)等地建造大批奢华的宫殿苑囿。但不久以后,它就被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辉煌灿烂的朝代——唐朝所代替。

唐代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展,内陆和沿海城市空前繁荣,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唐代建筑也显现了新的突出成就。唐初即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划最严密的都城——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在八千余公顷的土地上有计划地统一布置宫殿、衙署、坊里、市场、庙宇、绿化、水道与道路等建筑与设施,道路系统是方直的方格网系统,主次分明、建筑形象宏伟富丽,是中国城市规划中的“里坊制”的成熟阶段。据文献记载,在洛阳建造了明堂(即万象神宫)和天堂,也是规模宏巨的大建筑物。现存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都是优秀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开间的大殿堂,斗栱与梁架结合紧密,历经千年,巍然屹立,表现出唐代木构技术的高度水平(图6)。此外在佛塔、陵墓、桥梁方面亦有优异的创造。唐代建筑成就不仅促进中原地区建筑的繁荣,而且流风四被,影响到新疆、西藏、黑龙江等边远地区。

北宋时期手工业十分发达,在制瓷、造纸、纺织、印刷、造船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步,商业活动亦发展很快。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商业城市。千余年来在城市之内用高墙封闭起来的居住里坊,以及贸易必须在集中的市场内进行的制度被打破了——拆除了坊墙,取消了夜禁,沿街设店,按行业成街;还涌现出大量的茶楼、酒店、旅馆、戏棚等公共建筑,新的城市生活给城市带来崭新的城市面貌。这个时期的建筑艺术形象由于琉璃、彩画和“小木作”装修技巧的提高而丰富多彩起来。在一些重要建筑物上使用各色的琉璃瓦和贴面砖。室内外的木构件上普遍涂饰彩色油漆,仅官式彩画在北宋时期即已经有了5种标准格式,分别代表了5种不同等级的建筑。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历经唐代的改革,至宋代已完全被踞坐所更替,室内家具由低矮的榻案变为较高的桌椅凳。门窗普遍由固定的直棂窗,改为可开启的格扇门窗,并配以多种多样的毬文、菱花纹的窗棂格。整个宋代建筑风格呈现出华丽纤巧的面貌。而北方的辽王朝却较多地继承了唐代传统,著名的应县木塔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大建筑,都还保持着结构谨严、气势豪放的风格(图7、图8)。在建筑方面,北宋尚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工程技术专著,就是1103年出版的《营造法式》。它是由李诫主持编修的一部国家建筑规范书籍,书中详列了13个工种的设计原则和有关模数,以及加工制造的方法、工料定额和设计图样。这部书可称作是封建社会中期建筑技术的一个总结。图6: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以后,充分地利用宗教作为统治工具,尤其是喇嘛教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原地区普遍兴建喇嘛寺庙以及西藏式的瓶式塔,俗称喇嘛塔。并在建筑装饰艺术中加入了许多外来元素。但从整体来看,元代的建筑仍然沿着汉族几千年的传统发展着。图7: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图8: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景封建社会晚期

这个时期相当于明、清两代,自公元136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止,近500年间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在政治上体现了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统一的局面,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融合、巩固的新阶段。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造园艺术和装饰艺术获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代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中心是辉煌富丽的紫禁城(宫城)。古代文献中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并形成了一条贯穿全城、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线上设置了城门、广场、楼阙、宫殿、山峰、亭阁,高低错落,抑扬开合,布局严整,气势雄伟,建筑群体布局艺术可称臻于高峰(图9)。明代帝王陵墓选择在北京的昌平区境内,群山环抱,双峪对峙,谷内因山就势布置了13座陵墓,长达7公里的神道作为墓群的脊干,建筑群与地形环境相结合,在创造肃穆陵园气氛上体现出了高度成熟的建筑艺术技巧。明代制砖生产迅速提高,普遍将各地城墙包砌城砖,并应用砖拱券结构建造了不少称为“无梁殿”的大殿屋。这个时期还建设了沿海卫所城市,进一步修整了驰名世界的万里长城。

1644年建立的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在建筑发展上也是一脉相承,没有明显差别。清代建筑艺术发展的划时代成就表现在造园艺术方面。在二百余年间,皇帝们在北京西郊风景区建设了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等一大批园林,合称“三山五园”。并在城内原来明代西苑的基础上整修了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康熙、乾隆时期出于政治原因,在长城以外的承德地区,建设了规模巨大的避暑山庄。自明代开始,富商巨宦又在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杭州、无锡、扬州一带营建私家园林。这期间造园之盛,史无前例。这些园林创造中所体现的多种艺术构思和意境,充分反映了中国山水园的艺术特点,在世界造园艺术中独树一帜。图9:北京正阳门城楼及箭楼

清代继续利用宗教作为统治的辅助手段,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筑喇嘛庙寺院,如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都是著名的大寺院,称为藏传佛教的六大寺院。拉萨的布达拉宫建于17世纪初,它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宫城,又兼有佛殿及灵塔殿等宗教建筑。它修在山顶上,峻峭挺拔,与山峰连为一体,创造出雄伟独特的建筑造型(图10)。康熙、乾隆时期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建造了11座寺院,合称为外八庙建筑群,这些建筑广泛吸收了藏、蒙、汉各民族的建筑风格,融于一体,再创造出新颖的形象。

清代木构建筑中大量应用包镶拼合木料,用小料拼合成大料,为创造体量巨大的建筑开辟了新的途径。烧制琉璃、玻璃技术有了新的提高。这个时期,各种精巧的工艺美术技术对建筑装饰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鎏金、贴金、镶嵌、丝织、雕刻、磨漆等特殊技术,再配以传统的彩画、琉璃、粉刷、装裱等各项手法,将古代建筑装扮得更加五彩缤纷、绮丽多姿。图10: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宣告中国封建制度的末日。中国从此转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建筑的发展也就开始了新的篇章。2半坡及姜寨居及巢居分别是我国上古时代北方、南方的原始居住形式,而它们也分别演化出了抬梁式、穿斗式这两种中国古代建筑最普遍的建筑形穴式。半坡及姜寨是我国原始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居住遗址,其建筑布置形式已经明确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特色。两种原始的居住形式

我国古老的《易经》的《系辞》中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一书中也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这两段记载反映了原始人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受兽洞、鸟巢的启发,采用两种最简单的构造方式建造住屋,即“穴居”和“巢居”。而后丰富而神奇的建筑术正是在这种简朴的构造形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巢居是以一根或多根树木为基干,上面搭接架木、棚屋而成,人类居住在上面,以木梯上下,可防猛兽的侵袭。至今在农田或果园中的看守人小屋尚采用类似巢居的构造。为了适应渔猎及农牧生产的需要,人类的居住点不能只依附于树木,必须在生产活动附近自由地选择居住点。为此,创造了类似巢居的“干阑”式建筑。干阑是一种由木柱架起的木构房屋。居住生活在上层,以避免土地潮湿及虫兽的侵扰。而下层木柱间不作生活空间使用,或仅作饲养牲畜之处。在我国西南各省农村中,干阑式建筑仍在普遍应用。许多太平洋沿岸的国家,也广泛建造干阑式房屋,说明该种建筑构造有世界共通性。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除了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石器以外,尚发现大量带有榫卯的木构件,以及栽入地下的桩木(图11)。根据遗址地势湿,居住范围内没有发现坚硬的居住地面,而大量散布着橡子壳、菱角壳、鱼骨、兽骨等食余弃物,遗址地段的桩木附近尚遗存有梁柱构件等情况分析,这处遗址可能为干阑式的建筑。即是说这类建筑在6000年前已出现在我国长江流域了。图11: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木构件

穴居是通行于我国北方干旱寒冷地区的一种古老居住方式。最早出现的应该是依靠陡崖土壁挖掘出的横向的水平穴,即横穴。至今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通行的窑洞建筑,正是横穴的继承和发展。原始人类为了摆脱横穴必须依靠陡崖才能挖掘的局限,开始在平地上经营竖穴,向地下挖深数尺,口小底大,形如袋状,又称“袋穴”,穴上口以树枝编织成顶盖以御风雨(图12),实为没有独立墙体的空间。由于出入不便和地面比较潮湿等原因,竖穴逐渐变浅,成为具有明显屋顶的有半截墙体的半穴居,最后演变成为完全建立在地面上,具有台基、墙壁、屋顶形式的房屋。图12:河南偃师汤泉沟新石器时期穴居遗址复原图(《考古学报》75年1期)

结合具体的地理环境,穴居、巢居这两种原始居住形式分别是我国北方、南方的地区形式,并有着各自的结构和构造方法。由穴居演进而形成的屋架构造多用绑扎方法,并据此发展成为通行于北方的柱梁顶托、层梁叠置的抬梁式结构形式;而由巢居演变形成的建筑,除在个别竹构房屋中使用绑扎方法外,大部木构已经使用简单榫卯技术,并演进成为通行于南方各地的穿斗式结构形式。半坡遗址

原始社会的穴居遗址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皆有发现,横穴遗址至今仅发现数处,分布在山西、宁夏、甘肃等地,皆已残破。原因是这类穴居往往因黄土塌陷而破坏了穴形,无法辨认出其顶部构造,估计为券顶,加上简单的木柱支承。已发现的穴居遗址,绝大部分为竖穴,深约2~3米,底大口小,呈袋状。这些遗址多为单个或数个洞穴的组群。从遗址内容构成上看,还不具备居民点的规模,即原始社会初期尚无长期固定居住地。

首先发现的完整的原始社会居民点当属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这是一处由半穴居和地面房屋组成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居住遗址。东西最宽处约190米,南北最长处约300米,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它选择在浐河东岸的台地上,既便于取水,又免受洪水泛滥的冲击。居住地点有明确的三个分区:居住、陶窑制作和墓葬。居住区约占3万平方米,从已发掘的居住区内发现了四十余座方形或圆形的建筑,边长或直径约4米左右,安排有序。在这个居住区的中心部分,有一座规模相当大的方形房屋,平面尺寸为12.5米×14米,内部有四根立柱支撑屋顶,并划分出几个小室(图13、图14)。据民族学材料推测,小房子为母系社会的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房,而大房子为氏族首领及氏族内部老、幼、病、残成员的住所,兼作全部氏族的会议、庆祝及祭祀活动的场所。小房子的门都朝向大房子,可见其间活动联系之紧密。居住区周围有5~6米宽深的壕沟围绕,临居住区一侧的沟壁较为陡峻,显然是为了防御猛兽对居民的侵袭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北面的壕沟上有桥梁设置。居住区内和沟外尚分布着一些窖穴,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沟外的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陶窑制作区。图13: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大方房子图14: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大方房子复原图

半坡遗址的建筑布局充分反映出原始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即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没有私人的窖穴和储藏物,在氏族首领的组织下,大家生活在一起,死后埋在一块公共的墓地里。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定的宗教信仰,相信灵魂不死,企望在死后仍能长期团聚。

半坡遗址的建筑残存反映出了原始社会建筑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利用磨制出的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人们已可采伐加工直径达45厘米的巨大木材,但大量使用的仍是20厘米直径的材料。利用搭接和绑扎方法,可以构造出两面坡或攒尖式的圆顶或方顶。某些地面上房屋的墙壁是利用小木条编织成木骨,两面抹泥,形成木骨泥墙。屋面是用抹平压实过的草拌泥作为防水面层,个别房屋并在屋顶上开有采光、出烟的天窗。地面用草泥铺平压实。房屋中间设有火塘,作为加工食物及取暖之用。姜寨遗址

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临潼附近的姜寨村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居住遗址,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7万平方米中,已显露出房屋基址一百余座及大量窖穴、墓葬等,它所反映出的原始村落面貌比半坡遗址更为典型(图15)。整个居住区的北、东、南三面被一条壕沟包围着,西南有一条河流。壕沟的东边及南边是集中的墓葬区。陶窑有四座,分布在西部河流岸边,形成窑场区,与居住区分离。居住区内四面都分布着许多大、中、小型房屋。更为有趣的是,居住区内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房屋的门口均朝向居住区中心开设。中心保留了一块近1400平方米的广场,还有两片可能是作为牲畜夜宿场的地方。所有的房屋都是住人的,室内都有灶坑。大部分房屋为半地穴式,少数是平地起建的,建筑技术、质量彼此近似。小型房屋面积约15平方米,有方形与圆形两种,可住3~4人。中型房屋可住6~8人。大型房屋全村一共有5座,每座面积约为80~120平方米,可住20~30人。分析房屋布局状况,可明显地划分为五个组群,每群以一座大房子为中心,周围布置若干中小型房子。图15: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复原图

根据民族学材料分析,姜寨村落中的大中小型房屋是有不同功用的住宅建筑。小型房屋是母系社会中一个家族里成年女子过对偶生活的住房,这样的家庭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只保存有少量配给的储粮,因此没有独用的窖穴。中型房屋是供一个家族使用的,族长是女性,带领着老人、未成年的幼儿居住在一起,屋内除有灶坑以外,尚有一定面积作为会议和举行仪式的地方。睡觉的床位往往分成左右两半,分布在入口两侧,可能是因男女分睡的要求而设置的。在家族中,供对偶家庭使用的小房子都围绕着家族房子布置。大型房屋是供氏族使用的,在这里不仅床位面积较大,而且在床位后面有较大的空地,供举行集会、议事、庆祝活动之用。根据上述分析,证明姜寨原始社会遗址是一座有5个氏族聚居的村落。结合着陶窑、畜栏、窖穴、墓地的分布情况,可知在原始社会土地耕作、家畜饲养、制陶等生产活动等统由氏族掌握,产品的最初分配也是由氏族决定。粮食的储藏分别由家族负责。成员死后聚葬在氏族的集中墓地里,继续过着另一世界的集体生活。建筑布置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特点

半坡和姜寨遗址所反映的建筑布置情况,对于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现代居民来说会感到陌生,甚至不十分理解,这是因为依据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产生了新的居住建筑形式。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上某些尚保持着氏族制度的地区或民族,为了强调血缘的联系,加强集体的防御手段,那里的住房往往依然遗存有原始社会的建筑布置特点。例如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营帐、澳洲土人的村落、非洲富尔贝族的居住点,等等,都是像姜寨遗址一样围成圆圈形或者是半圆形、方形,周围有土墙或栅栏围绕,中间有广场、畜栏等,有时还有一些公共性的建筑物。在我国福建省南部永定、龙岩一带居住的客家族居民,虽然早已摆脱了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但由于他们是从外地迁入福建的,是侨居的客户,故长期以来聚族而居。他们的住宅即建成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大堡垒,全族人住在里面(图16)。大者直径达70米,三圈环形房屋相套,多达300余间房屋。外圈房屋高4层,底层为厨房杂用,二层储粮,三层以上住人。中央建造祠堂,为族人议事、举办婚丧典礼之处。这个例子也说明这种封闭的圆形建筑布置形式是为了维持家族血缘联系,共同防御外人侵袭的社会生活目的而产生的。图16:福建南靖梅林乡坎下村怀远楼

又如半坡、姜寨遗址中,围绕大房子周围布置的供成年女子过对偶生活的小房子的布局方式,也可以从民族学材料中得到例证。直到解放前尚保留母系氏族制度的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区的住房就是一例(图17)。在那里,一个母系家族住着一所单独的院落,其中大房间(主室)一间,小房间(客房)若干间。主室住着家长、老年人和未婚的青少年,中央以火塘为界,左右立两根柱子,以男左女右之序分别为男女青年举行进入成年期的仪式,此外,全家举行会议及宗教仪式也在主室。客房分配给正过着婚姻生活的妇女,作为晚上接待男朋友的居室,室内仅有火塘一口,作为取暖之用。这种奇怪的住宅正是原始社会家族形态的反映。图17:云南宁蒗永宁区摩梭人住宅平面图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宗族体制,鼓励数世同居,形成巨大的家庭组合,家庭经济由家长掌握,家庭成员生活统一安排。为了适应这种状况,其住宅设计成行列式的、集体吃住、男女分行的模式,如同兵营一般(图18)。这种状况也是家庭生活状态的反映。

通过研究早已消亡的原始社会状况,历史学家不仅从考古学的发展中获得了大批实证材料,同时也可以从民族学研究中发现不少旁证材料。考古学和民族学成为解开原始社会之谜的两把钥匙,建筑的历史发展也不例外。图18:南海霍氏四世同堂而居的住宅图3二里头及殷墟殿与陵墓是奴隶社会中诞生的两类重要建筑。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除拥有宫室、墓葬外,廊院也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殷墟遗址为商宫代,在此发掘出了规模极为宏大的王室、贵族墓葬。在这个时期内,建筑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墙、台基、木构、桥梁等已然成形。人们集居的城市内部已有了功能的分区。二里头

中国的奴隶社会一般认为始于夏代,按《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期历经十四世十七王,统治中原四百余年(前2070年—前1600年)。活动范围包括今日的晋西南及豫北地区。从都城及宫殿的建造及墓葬祭祀状况分析,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是可信的。考古学家们正在努力搜寻夏代的遗址,企望用实物来探索夏文化的面貌,目前这项探测工作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无更多的完整实例发现。原因是夏代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转型时期,其生产技术尚处于石器时代,其建筑文化与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有相似之处,故其遗存很难确指。夏代以后的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建筑技术有很大的进步,规模较大的遗址较易于发现,因此一些具有显著奴隶制时代特点的建筑遗迹显露出来。为了满足作为首次出现的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需要,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出现了,宫殿与陵墓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类建筑,分别代表奴隶主的生前要求和死后欲望。

夏代一般平民的建筑与新石器时代建筑类似,特点不突出。有幸的是1959年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一处夏代晚期的都邑遗址,遗址范围近2平方公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玉器、蚌器及铜器。有的专家认为此遗址即为夏人第二次迁都的“斟寻”。遗址中部还发现两组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分别为1号宫室及2号宫室。1号宫室遗址由门屋、行廊、广庭及主殿组成。整座宫殿坐落在一座高约80厘米的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108米,南北纵深101米,占地约1万平方米。遗址周围有廊庑围绕,有些是朝向内院的单面廊,有些是朝向内外两面的双面复廊。南部廊庑中间设置一座七开间的穿堂式大门,廊庑与大门共同圈成封闭的中庭。中庭面积达5000平方米,可举行大型集会。中庭北部居中有一座单独建筑,据柱网分布可知为面阔八间计30.4米,进深三间计11.4米,坐北朝南的一座木构大建筑。房间内是否还有立柱尚不清楚。在檐柱之外尚有较细的柱洞,专家分析可能是承托出檐的擎檐柱,也可能是建筑台明的构造柱。它的屋顶形式可能是四坡屋顶,茅草覆盖的草顶屋面。它是这组建筑中的主要殿堂。气势雄伟,可称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宫殿遗址(图19、图20)。图19: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复原图

1978年对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继之发现了2号宫室遗址。遗址总平面呈矩形,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8米。周围有廊屋围绕,东西为单廊,南面为复廊,北部为夯土厚墙,围合成中部广庭。南廊中部为门屋,面阔三间,一明两暗,墙壁为木骨泥墙,前后有廊柱,建筑构造明显。庭院中部偏北处有一宫室,东西九间,南北三间,廊柱之内有一圈木骨泥墙,分成三个房间,中间为过厅,两侧为居室。并在宫室之后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庭院东廊下有两处陶制排水管道,以排除院内积水。院内主体建筑体量较小,柱径较细,仅20厘米左右,同时院内又发现墓葬,故此遗址可能为祭祀建筑(图21)。从其建筑总体布局来看,已充分表现出夏代廊院式宫室的特点。图20: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一号宫殿遗址平面图

类似夏代宫室建筑的商代宫殿遗址,在湖北黄陂县盘龙城也发现了一座,这是商代中期一个方国统治者的驻地。城址近方形,东西240米,南北290米,四面有城门。在城内东北高地上,有一组宫廷建筑群基址,一共有三座建筑,以南北为轴,平行地布置在高约1米的高台上。按古代“前堂后寝”之制,最后一座建筑应是寝殿。该殿共分四室,一列排开,由木骨泥墙围成,四室之外有一圈柱列,形成前后左右四面外廊,总面积约为480平方米(38.9米×12.3米),是一座相当庞大的建筑物。其前后檐柱的数目并不相等,南面20根,北面17根,说明当时屋盖的横列构架尚未形成,搭接比较自由(图22)。此外,商代宫殿建筑在郑州商城遗址及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也有发现,证实了奴隶社会大型建筑构造的基本模式。图21: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二号宫殿遗址平面图

而南方各处方国的宫室实例较少,但在四川成都十二桥村发现的商代早期木构建筑遗址中,出现了长约1米的桩木,下端削尖,打入地下作为桩基,上面建房。大型建筑则在地坪上铺设地梁(地栿),梁上立柱建屋。说明各地因气候地质条体不同,建屋的方法也各异。图22: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平面图殷墟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时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并在此建都达270年之久,殷都即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1949年以前考古工作者即在此进行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多次系统的发掘,在洹河两岸十余里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宫室、庙宇、坟墓、住宅、窖穴等遗迹。数十处宫室建筑群位于小屯村中心,多呈矩形或“凹”字形,面积大者达400平方米(40米×10米),朝向都是坐北朝南,并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各建筑间的布置有一定规律,一般成组排列,围成院落。在宫室建筑基址下面埋有殉人和牲畜,作为奠基的祭物。

殷墟范围内除了住宅、作坊场地外,尤以王室和贵族的墓葬最为宏大。武官村发现的大墓深入地下达7米.为土坑木椁式墓室,整个墓室面积达170平方米。其中木椁面积为30平方米(6米×5米),全由大木材以井干方式垒成,椁底还平铺了30根枋木。墓室上部有殉人骨架34具及大量兽骨、铜器、木器、钟磬等物,尽穷奢极侈之能事。另在侯家庄发掘出一座据认是商王的陵墓,深入地下15米,墓室四面各开一条墓道,形成“亚”字形平面,墓室面积为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达1800平方米,是已知最大的土坑式墓穴。奴隶制时代统治者墓葬规模之巨大,常使人迷惑不解,正如世人见到埃及金字塔时的心情。从死后墓葬的奢靡程度,也可以想象到奴隶主生前的宫室坛庙建筑,一定也是相当豪华可观的。廊院

我国古代建筑传统特点之一即是院落布局方式。提起院落式,大家惯常联想到北京四合院以及各地以房屋围成院落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古代还盛行着另一种院落形式——廊院,即以廊子围成院落,院落之中建造主体建筑,这种廊院的历史甚至比四合院式还要早。二里头夏代晚期宫殿遗址可算是这种形式的最早例证。

汉代建筑依然采用廊院制度,例如从河北安平汉墓墓室中一幅地主庄园的壁画可以看出,汉代大住宅也是由数个廊院组合而成的(图23)。甘肃敦煌壁画中所表现的北朝至隋唐的佛教寺院图像,大都是廊院形式。唐代大寺院中的廊院众多,分为中院与别院。中院布置佛殿、佛塔、讲堂、经藏等主要建筑;别院则有各种内容,如供佛的佛殿院、供养帝王影像的圣容院、供养高僧的影堂院、居住用的僧房院、医方院、库院等。据记载,著名的西安大雁塔的所在地——唐代的慈恩寺,盛时曾有十余院,1800余间,有太平院、元果院、浴室院、翻经院等,雁塔即在寺的西院。长安西明寺有10院,扶风法门寺有24院。唐代律宗大师撰写的《戒坛图经》中描写的律宗寺院的别院达40余所(图24)。一直到明代,廊院制式的寺院仍然盛行。如洪武初年所建的太原大崇善寺仍采用廊院式,规模宏大,布局谨严,除中间三进主院以外,两侧又配以16座别院,寺院对面尚有五座小院,可谓重门叠院,气象万千(图25)。受我国佛教建筑影响而建造的日本奈良法隆寺,也是一座典型的廊院制建筑。周围有空廊环绕,南廊中间为中三门,北廊中部为讲堂,院子中间并列两座主体建筑,左为金堂,右为五重塔。图23:河北安平汉墓壁画图24:《戒坛图经》所示律宗寺院图

根据资料分析,历史上的廊院建筑有多种布局形式。一般情况是将主体建筑置于院落中央,如衙署中间为正厅建筑,寺院就是佛塔。某种情况下,有的建筑会将佛堂与佛塔并列置于院中或将堂、塔前后布置在院中。某些小型房屋的廊院(如住宅)则将正房布置在北廊中央,廊院中间不布置房屋(图26)。我国建筑发展后期,为了增加院落中的使用面积,廊院形式逐步被四合院房屋所代替。但在某些实例中尚可看出廊院制的痕迹。如北京故宫三大殿组群实际上就是廊院,不过周廊不是空廊,而变成联檐通脊的廊庑及门阁(图27)。由于在太和殿、保和殿左右增设了隔墙,分隔开了统一的廊院空间,使人感觉不出三大殿是位于廊院的中央。图25:山西太原崇善寺复原图图26: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石刻祠堂图图27:北京故宫三大殿平面图夯土、栽柱与纵架

奴隶社会的建筑与原始社会对比,在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具体的构造做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提到的应该是夯土技术,人们应用它建造了城墙、台基、坟墓以及部分墙壁。它与土坯砖是人类最早利用黄土为建造房屋服务的两个途径。初期夯土技术比较简单,夯层不太均匀,一般约10厘米厚,较现代夯层为薄。夯窝约5厘米,呈半球形,可能是用木棒形夯杆夯筑的,有时夯层中还铺垫有鹅卵石。奴隶们利用这样简单的技术,在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基址中,夯筑了达2万立方米的台基,在郑州商城夯筑了七千余米的城墙(图28)。在郑州商城住宅基址上还发现了版筑的墙基,每一版长为133厘米,高为43厘米。当时不见得用木板作模具,也可用圆木杆垒叠进行夯制,现在农村中也常用此法。应该说夯土技术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并由此一直沿用了数千年,至今应用三七灰土夯制的基础仍是一般工程常用的基础形式。农村住宅中用夯土做屋壁或院墙者更为习见,在青砖没有广泛应用以前,夯土是古代建筑构成壁体的主要施工方法。历代城镇(包括都城在内)的城墙都是夯土墙,一直持续到元代,明代以后才改为包砖城墙。

这个时期建筑中木柱的稳定方法亦有特点。今天看到的古建筑木柱多是托在台基面的柱顶石表面,木柱的稳定是依靠屋架及檩椽的整体连接的。而早期建筑木柱是栽埋在夯土台基中,埋深约50~200厘米,柱底铺垫一块或数块卵石,以防柱身下沉,即使没有搭放屋架,柱身也可直立在台基上,称之为栽埋柱。从二里头、盘龙城、郑州商城、殷墟等处遗址以及陕西岐山的西周遗址都可发现类似情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汉代。日本古建筑也应用这种栽柱方法,称为“掘立柱”。为了增强柱身在土中的稳固性,在柱根部又钉上十字交插的木条,以免柱身上部摆动。从栽柱的应用也可反映出当时房屋构架的整体性尚不够完善,中国的木构架体系是经过若干阶段的改进才逐渐完备起来的。图28:河南郑州商城城墙遗址

这个时期的建筑中,柱子的排列方式也有耐人寻味之处,即有些建筑的柱网排列在纵向成列而在横向不成排。例如盘龙城宫殿遗址的北面沿面阔方向纵列了17个柱洞,南面却有20个柱洞。按照今天设想一般长方形房屋皆在横向设置屋架,一榀榀架好后再搭檩架椽,铺盖屋面,这就要求前后檐柱对位,才能构制屋面。这种前后柱位不一致的情况在晚期建筑中很少遇到。因此,有些建筑史学者推测这时期建筑结构方式是采用纵架方式(与一榀榀的横向屋架对比而言),即是用梁枋沿纵向将一系列柱子联系在一起形成框架,然后在两列或多列纵架之间架设梁檩,形成屋盖。更早期的夏商建筑多用纵向的木骨泥墙作为辅助的承重结构,对于草顶屋盖是可以负担的。后来的东周、两汉时期的建筑,也利用两面用木架夹持的夯土墙作为承重墙,来负荷屋面重量。目前因限于考古发掘的材料,对纵架的具体构造方式尚难确定,但推测的这种结构方式是可行的。例如西南地区藏族的建筑,其构造之法即沿用着纵架方式,即在纵向的柱头上安设大替木,替木上面搭纵梁,再横向搭密檩,形成平屋盖。并与土墙或石墙结合起来,可灵活地组合各类房屋建筑。

在我国木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两种构架方式交替运用的现象。唐宋以来,木构架方式已经发展为横架构造体系,但在元代,为了改进和扩大使用空间的灵活性,变通地移动平面中柱子的位置,在山西省一带很多的古建筑中应用通长的纵向大额枋的构造方法,这样柱子位置可以改变,也可减少,梁架置于大额枋之上,不受柱位的限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纵架的结构方式。历史的形式有时会重复出现,不过每次都是在新条件下进行了某些改进的新形式,不是旧形式的简单再现。

这时期的建筑技术特点不仅表现在夯土、栽柱与纵架上,集居方式已出现城市,城市内部布局已有功能分区,大型墓葬出现木椁葬制,某些建筑木构件上使用了榫卯构造,比捆绑方式更为先进,建筑物内部的墙壁上出现彩色图案,商代遗址中已有下水的水沟及陶管道,等等,这些措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上述诸点可以体察到,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是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技术特点,而这些特点将会随着建筑技术发展而逐渐消失,被新的特点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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