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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5 09: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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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蕾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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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步履不停

美是步履不停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美是步履不停作者:李蕾排版:昷一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时间:2018-03-01ISBN:9787569920451本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推荐序有种美,叫李蕾的步履素黑 作家、心性疗愈师印象中,像她那种层次的声音、聪敏和睿智,极少女人能及。假如能走进更深处的她,你会发现,她对朋友的爱很付出,很细;对自己的爱能放,能收。这个女子叫李蕾。认识李蕾,是她刚从西安移居上海的时候,然后,地球便悄悄地公转了十回。这些年,我们很少见面,见面时总是热暖暖的,犹如从来没有异心的熟谂和信任。她叫我黑,我叫她蕾,一字道尽亲密缘。有时幻想,我若是男人,会悄悄爱上她。我打赌她也这样悄悄地“暗恋”过我。假如世上有什么人什么地方,能让你牵动说不出的亲密感的话,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前生约定。我们曾经一定相当靠近,彼此经历过彼此的,等待成为对方,然后,成为自己。2010年,她美美地飞到北京替我的新书发布会当主持人。2012年,她替我的书《好好修养爱》写了题为“有一种爱叫素黑”的后语。2017年,她再美美地赶过来担任我在上海的小说发布会嘉宾。每次她一开口,打动全场观众的便是她不是我。别误会,不是她喧宾夺主,相反,她像一只灵性的猫一样收起自己,每句打动人心的话语背后,只为成人之美。这是她的善良、修养和大气。这些年,她从幕前转职开课,由熟女变成妈妈,唯不变的,是那“亲,我们还可以像当年认识时一样傻啊”的眼神,和那如海如川如河如溪般刚柔同体的声音,典雅地散发的感染力,能唤醒人沉睡的灵魂,由冰封变暖流,麻木变动情。贪婪的我,由幻想当她的情人到索性想当她的女儿,渴望每天环回在她的声音里撒娇、蜕变。美在外边的女子不少,声音拥有抚心力量的女子却奇少,这是李蕾叫我最想妒忌的形而上特质,谁叫我是个没得救地仰慕声音美的女人。李蕾拥有迷人的外表,天籁的声频,纤细的心灵,闪亮的才气。但她的珍贵,绝不止于这些特质,而是她从不掩埋自己的缺点和内心的忧虑。公然或私下她都坦白,是只有从困惑走出来后,还选择与信念结伴的人,才能撑得起的那种真坦白。每次见面,她都傻气地笑着说,看到我的永恒不变令她惭愧,因为她还未做到,还会懵,会犯错。懂得不时容许对自己“不满”,原是替进步预留空间的智慧,是谦虚,更是自信,撒上一点不甘心的盐巴,便是李蕾为美提味的魔法。她说,她是一刀一刀把自己雕刻出来的作品。我说,她是一步一步由怕老走向重新年轻的奇迹。李蕾已不再恐惧老去。在满意后后悔,后悔后再满意之间起伏和成长,不怕年轻后老去,老去后可再年轻。这是她保持童颜的启示,没有秘密。声音最能透露内心能量的真实底蕴。能承载得起李蕾神级的声音的背后,不是技巧,不是苦功,而是对掌握自己的生命质量的信念,和追求绚丽和浪漫地活着的行动力。她的声优课不只是教你如何像锻炼马甲线般训练自己的声音,更是导引你去重新认识和创造自己,发现自己可以远比想象中更美,更有力量。有种美,叫李蕾的步履。《美是步履不停》是李蕾为美领航的潇洒之作。亲爱的蕾说“现在就走,不要停”,还说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偏要逆水行舟,像个傻瓜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像个傻瓜一样死磕,不是为了希望才努力,很多时候,我们用尽全力才有希望”。想想看,要对生命怀着何等热量、勇气、信任和爱的女人,才能活出愚若傻瓜那“跌得起,笑得开”的大智,继续提步走下去,活上去?李蕾傻而自负地活出来,走过来了。你,看得懂她的美丽了吗?自序唯有爱和不甘心让我前行时间越来越诡异了。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现在提起一年前,我总以为那是2008年。2008年,我离开西安,独自来到上海。南方的冬天太冷了,有一天加班回家,发现热水器坏了,我打开空调,打开电热油汀,蜷缩成一团,湿冷湿冷的寒气还是直往骨头缝里钻。下半夜更加难熬,我绕着房间跑步,在床上蹦,想着第二天的工作,忍不住大哭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被冻哭。后来我录了一期节目,《南方人和北方人谁更怕冷?》答案是:在南方过冬的北方人。有些事情根本不会被时间改变。现在我仍然特别怕冷,不喜欢冬天。看着那些明星街拍,在寒风中露出一截雪白大腿,我完全不能理解:难道人很红就不会被冻死吗?“90后”的小伙伴说:冻死不可怕,丑才可怕。每当听到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就得小心了,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提醒我什么叫作“上了年纪”。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怕冷,不怕熬夜,不怕白头发,电子产品上的每一个按钮都会用,觉得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花钱。二十五岁时我看不顺眼的婴儿肥,现在让我无比怀念。年轻时我看不上父母的一些行为,现在我正在越来越像他们。坦白说,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美好,它让我很崩溃。“变老是发生在我身上最赞的一件事。”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这么说。我在书店里一眼看到这句话,立即买了书,心想她为什么要胡说。事实上我非常喜欢奥普拉,对于没见过面的人,能让我产生巨大信任感的,只有奥普拉和司马迁。这不是玩笑话。有时候看到一些文章,不管是谁写的,总要哼哼唧唧地说上了年纪是件美好的事情。我从来都不相信,心情糟糕的时候,我只想戴上拳击手套,把这些不负责任的哼哼唧唧暴打一顿:难道你们不怀念二十岁的腰和脖子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年轻有多好玩吗?难道你在犯错和等待的时候,没想过如果自己还年轻该多么好吗?不久前有个男生问我:你还有什么弱点?我说:二十年前我已经这么高了,花了整整二十年,我也没有再长高五厘米。他大笑说:我喜欢你。这是一个二十七岁的男生,牙齿漂亮,还有宽的肩膀。如果和他谈恋爱,我想去迪士尼玩个通宵,累到再也玩不动,我可以跟他说:我还要玩,我要一直一直玩。这才是我真正的弱点:永远不想停下来。哪怕是灰飞烟灭,也不会死心。多年以来,我对付年龄唯一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可能将所有关于年龄的禁忌丢在脑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的忠告就是:人应该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就像一棵植物吧,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妈妈说的总是对的,但我从来没有按照忠告来生活。从外表看,我比身份证上的数字年轻一些,在公开场合,总有人提问: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如果不是为了怕麻烦,我也完全不介意在生日蛋糕上如实地插上很多根蜡烛。但下面这些话是我必须要承认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对年龄斤斤计较。比起变老这件事本身,我更害怕的是变老给一个人带来的衰败感。因为变老是不可阻挡的,但保持年轻则是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在我打开电脑,写这篇文章时,欢喜问我:妈妈,发生了什么你要工作呀?我告诉她:工作让我赚到钱。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工作,我相信工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它让我觉得年轻。欢喜是我的女儿,她就要三岁了,我希望她成年以后能够想起妈妈这么说过,觉得这个妈妈还不错。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往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年纪还轻,并不明白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多年过去,我犯了很多很多错,终于可以不计较那些错;我做了很多很多没用的事情,终于变成了一个有点趣的人;我不那么年轻了,但我终于不再畏惧年纪这件事。也许我做不到像盖茨比那么了不起,但我正在证明奥普拉所说的:变老是一件很赞的事情。即便给我一个可以穿越的机会,如果不能带着此刻的头脑和心灵,我也根本不想重回自己的十七岁。对女人来说,“上了年纪”不是一个新故事。不管我有多么努力,有些梦想就是无法实现,有些错误就是一犯再犯。和那些成功人士不一样,我不是从未后悔过,我是常常后悔极了。有人说:美景之美,在于遗憾。我懂得他的心情,也完全可以代入自己的情感。但我想要的就是比遗憾多一点点,那多出来的一点点,就是像个傻瓜一样偏要逆水行舟,像个傻瓜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像个傻瓜一样死磕,不是为了希望才努力,很多时候,我们用尽全力才有希望。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这个傻瓜已经又老了一点点。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胸、膝盖和态度,一切都在改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有没有见过面,我一直都在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奋力向前。比起年轻时,我对现在的自己更满意。当我面对镜子,我会说:看看这个女人,她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是我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作品。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迹可循,如果你愿意,我做到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到。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坐下来,开始阅读自己这些年写下来的专栏。看见写作它们时我正在做的事,那些见过的人和经历之地全部来到眼前,就像墙上的画,哗啦一声走下来,变成真的。我想起了当初是怎样和自己的念头相爱相杀,为什么熬夜到很晚,又早早醒来,那些让我失声痛哭和开怀大笑的又是什么?我非常后悔没有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没有坚持写日记,没有多拍照片。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你活着,敞开心灵去面对改变,就能了解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欢愉、痛苦、责任、自由、求不得和断舍离。我很惊奇地发现:一个人最想要的东西其实非常少,它们往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现在我的专栏要变成一本书了,书名是编辑定的。她说: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步履不停。我笑起来,问她:难道不是野心不死吗?别弄错了我的意思。不管有多么想把握当下,我都有做不到的时刻。不管有多少理由纵情欢乐,我都有痛到呼吸困难的经历。生活还要继续,有可能变得更糟。也许你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办法是这样的:一直往前走,拖着所有的困难往你想去的地方走。也许再坚持几分钟,也许要坚持很多年,重要的是:现在就走,不要停。即便你独自一人,也犹如带领百万雄兵。这句话我说过了,至少为了这本书,还可以再说一遍。欢迎来读我的私人启示之书。这世上没有秘密,唯有爱和不甘心让我前行。列夫·托尔斯泰—一个人如果知道怎样去工作和怎样去爱,知道怎样为自己所爱的人工作和爱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丰盛的人生。唯有选择能决定一个人的位置熬啊熬,终于把七天的假期熬过去了。我不喜欢放假。主要是叛逆期没过,所以反对一切被规定的事物,觉得不可爱。在安排好的时间,和所有人一起齐刷刷休假,这带给我一种停电检修的感觉。和它相比,工作更能让我高兴一点。这一年的长假里,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猝死,微信朋友圈都在说这件事。太可惜了,他只有四十一岁,在创业,IPO(首次公开募股)快要实现,人却没了。有个朋友写了篇文章《拿命去换钱究竟值不值得?》,我愣了一下,很认真地问了自己一遍。如果让你来回答,那答案是什么?我的一个女友开了个美食微信公众号,叫“神婆爱吃”。她也写到这件事,说上小学的时候,用“生死存亡”造句,好像没有革命烈士就有语病。但活到现在,“张锐们”大大拓宽了这词的边界。//////这辈子不仅为“活”,更为了“存”,那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辈子不仅为“活”,更为了“存”,那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喜欢这个说法,我喜欢“张锐们”。这个愚蠢的世界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人拿命去交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做事,有人选择休息。我最讨厌的是什么都不做的人对做事的人指手画脚、嗤之以鼻,因为不做事就没有失败、没有风险、没有力量感,也没有了生死存亡。//////这个愚蠢的世界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人拿命去交换。如果什么都不做,那这条命有什么意思呢?收藏生命并不会让它延长。2016年,我辞职,做了“美的专业主义”这个自媒体。在此之前,我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年轻的时候,到大学做讲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成为女主播的?回答了很多次之后我才发现,提问的人并不想了解一个女主播是怎样做功课,怎样提问,怎样思考的。更多的人关心你是怎么出名的,我怎么才能干掉你,坐在你的位置上。我的同行白岩松说过一句话:如果把一条狗拉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然后在黄金时间连播它一个月,这之后,这条狗就成为中国的一条名狗。的确,女主播常常被人羡慕,我也认为出名就是这个职业的待遇。因为有了待遇,有了话语权,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都需要负责任,要用自己的名誉做担保。老实说,这常常让我有一种不安感。事情的改变发生在2012年,那一年令我印象深刻。先是我主持的所有节目都被停掉了。我写过很多检查,生气过,也努力过,最后终于认账—在传统媒体里,谈话节目没有生存空间了。第二件事是作为一个电视媒体人,我家的电视机至少有十个月没有开过。它在书架的中央,就像一块黑色磁铁,我在屏幕上贴了一个圣斗士星矢,它一直没有被拿掉。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易中天先生主持了一档节目,在CCTV1播出。节目播出了快一年,我并没有红,一直出现却不被记住,这是白岩松也万万没想到的状况吧。渐渐地,我自己所在的频道很少再开业务会,电视台里的男孩子跟我说:李老师,我们找不到女朋友。这不行。我是个手艺人,得做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胡乱混过去的日子一点儿也不舒服,像是大难临头,吓死我了。于是我辞职了。//////如果什么都不做,那这条命有什么意思呢?收藏生命并不会让它延长。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辞职?这很容易回答。我要赚钱,我害怕过气。令我沮丧的并不是过气这件事,而是那种感受。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心有猛虎的女人,我要抵抗的是那种“什么都难以发生”的过气感。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媒体人,比我早两年辞职,去了一家网络公司。她说: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厉害的人,我要赚很多很多钱,熬很多很多夜。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漂亮,聪明,而且非常有野心。创业有一百万种可能性,它并不能让我一直兴奋。实在太忙了,每天早晨醒来,觉得脑门上贴了一万件事,屁滚尿流地做完五千件,晚上躺在床上一数,变成一万五千件。事业和爱情一样,都是越做越多。只要你迈出那一步,一切都会不同。放假回家,妈妈问我:你现在做的这件事能赚钱吗?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没办法解释清楚我在做什么。我爹什么都不问,他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银行APP,让我表妹教他使用,然后他跟我说:以后我们给你转钱就不用跑去银行了。//////事业和爱情一样,都是越做越多。只要你迈出那一步,一切都会不同。人老了就胆小了。我一直不停地朝着想要的生活奔跑,还没等我跑到,我爹我娘就老了,我是他们悬在身体之外的心,放不下来。我妈曾经问过我:你不辞职不行吗?那个时候我已经办完了辞职手续,从办公室拉回了几十本书,一些奖状、奖牌。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箱子里,再也没有打开过。接下来就是昏天黑地地忙。我很少跟父母解释我在做什么,他们问: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做得成吗?我不知道。即使我做错了所有的事情,父母也会爱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犯错,也不怕犯错,因为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过了三十岁,时间变得深不可测。我并不知道它会埋伏在哪里,在哪个关键时刻给我沉重的一击。幸运的是,随着年纪渐长,我犯错的概率越来越小了。我对妈妈讲,如果不辞职,女主播这碗饭我也能继续吃下去。但它就像一碗没有淘干净的米,里面有微小的沙子,长年累月会磨损我的牙齿,折磨我的肠胃,直到我决定放弃它。放弃一碗饭不是结果,它是开始。任何改变都没那么可怕,它最好来得早一点。我想我是做对了。能不能一直都做对?我并不知道。但我会坚持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觉得不那么平庸。假期里我剪短了头发,拍了一组照片。是的,今年我要出一本新书。照片发在朋友圈,瞬间收获了几百个好评,朋友说你短发很好看。实际上我头发掉得太厉害,索性剪短,更有安全感。你看,这真是充满自主权的一年。小到头发,大到饭碗,我都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决定怎么做。现在我的团队有七个人,她们非常年轻,有的是“85后”,有的是“90后”,都很聪明。我们做视频节目,做医疗美容知识入口,采访专家和KOL(关键意见领袖),有机会尝试最新的美容项目,一个个越变越美。再写招聘启事的时候,我就很得意,心想你们为什么不快点到我身边来呢?要知道,跟我在一起会越来越美,这才是最好的命运。每一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都会有人留言,问一些怎样变美的专业知识,这让我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做的事能对别人有帮助。在很多年前,关于美和审美是由男人说了算的。男人们站在历史的上层位置,他们并不关心女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反正男人们只喜欢胸大、貌美和很听话的女人。当我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跟女性有关的项目、了解女人的需求时,我发现,所有变美的动力都来自女人内部的争论。你喜欢谁?你想要什么?怎么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女人们常常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和很多年前不同,女人们在努力变美,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让自己更自信。她们想要定义的美,并不只是胸大貌美很听话,那些令人着迷的女人,都会更有样子,更有自己的风格。现在我学会了通过一张脸认识一个人,这是准确的。因为一个人的脸上写着他的生活。年轻时候走过的路,遇到的人,经过的那些事,都会在一张脸上现形。有人来采访我说,创业让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我想起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写过一段话: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创业大概就是这样吧,有时候会觉得孤独,不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也并没有人可以分担。一个人变美并不容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一定能让命运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活着呢?时不时这样想想当然是好的,它促使我一次次做出选择。唯有选择能决定一个人的位置。成长都是像刀一样,越磨越锋利不久前,上海的一种报纸停刊了,它曾经很有影响,养活了我很多的朋友。三年前,我主持的一档谈话节目关掉了,因为收视率不高。这些年,我的几个记者朋友,一些人转行,一些人移民,几个最好看和最著名的同行创业去了。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直到今天接到卷毛的电话。卷毛曾经是我的同行,他是特稿记者,因为报道黑社会而被人家恐吓,一年内搬了三次家,睡觉从来不脱鞋,枕头下面压着一把刀。卷毛爱洗脚,爱打麻将,一群人去K歌,他最爱罗文,跟我合唱一个《铁血丹心》。几年前,卷毛所在的报社不景气,他便和人合伙,开了一家饭店,据说生意不错。有媒体人去吃饭,只要报卷毛的名字,总会送两个菜。我没想到卷毛会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事,他说:蕾蕾,我们报纸毕了。在陕西话里,“毕了”就是驾崩的意思。我说你也不靠报纸活着。他说你真不懂事儿,这报纸再不景气,有它在,就是高堂在,一旦没了,我就成了孤儿。我吓了一跳,感觉被他逼着要说几句真心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卷毛叹口气说,后天就是记者节,你在干吗?这下我可真犯了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忘了记者节这回事儿。//////唯有选择能决定一个人的位置。//////这么多年,很多人很多事聚了又散,那些所热爱的和畏惧的一起消失不见。2000年,我从北京返回西安,成为《三秦都市报》的一名记者。那个夏天,我腰围一尺七,晒得黑黑的。好多年后,我的制片人回忆第一次见我:我和李蕾握了一下手,我记得很清楚,李蕾的手像个鸟爪子,凉的,眼睛很大,像个蚂蚁。我们制片人八十年代的时候写诗,很受女生欢迎。2000年11月8号,中国有了记者节,我和这些朋友一起过节,可我那时还没有记者证;我写人物特稿,喜欢采访,有一篇稿被很多报纸刊登,竟然拿到了七千多元稿费。这么多年,很多人很多事聚了又散,那些我们所热爱的和畏惧的一起消失不见。我现在住在上海,自认是个手艺人。抽屉里有一个蓝皮的记者证,去年用了一次,上高铁,可以先上车后补票。我想先说说2002年8月11日我在内蒙古的经历。那是一次比较特殊的经历,没有很明确的采访任务,又走得很远,这让我很放松。我一直想来草原看看,看看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他们说的是汉人听不懂的蒙古语,他们大碗喝酒,酒是植物做的。他们认为动物中最好看的眼睛是马的眼睛,他们和马睡在一起,醒过来搂着马脖子看它的眼睫毛。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就在那个地方,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看见羊群归家。靠在一个小小的敖包上,我想起来,上小学时我的理想就是做记者。大约十岁多吧,写作文《我的理想》。什么都不懂,怎么会懂理想?我以为记者就是拿着一个照相机到处跑,在一大片腿之间钻来钻去,比别人更快地问大人物一个问题。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作文里,班主任说理想不等于幻想,你还是写写医生或者教师更实际一点。//////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不可抵抗的商业时代,所有优美的灵魂都生不逢时。后来我还是成了一个媒体人,这和理想没什么关系。我靠手艺吃饭,每个月想的都是怎么能把活干得更好,怎么赚到更多的钱,怎么让别人觉得我很牛。为了这些虚荣心,我又实际又不怕吃苦,在北京租房子住,很破的房子,一个月房租两千四百块,冬天没有暖气,我就拼命申请出差,去南方。有一年11月我在烟台,拍一个名叫《兄弟》的纪录片。是桩真事儿:孤儿兄弟自幼相依为命,哥哥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弟弟终于考上大学,要交钱学计算机,哥哥就监守自盗,偷了公司的东西,之后潜逃。警方去学校找弟弟,要他给哥哥打电话,就说自己病重,哥哥忍不住偷偷去学校探望,被捕归案。片子拍得很顺利,结束后弟弟和我们告别,他伸出手,我提起三脚架,没理他。剪片子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看哥哥的特写镜头,那么朴素的一张脸,厚厚的嘴唇簌簌地抖着,我一直觉得他就要哭了,可他却始终没有哭。看了七遍,我哭了。//////成长真是很奇妙的事,你根本无法预料自己的心会选择背负什么。这个片子改了三次才通过。制片人跟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不能太理想化,媒体需要一个正确的立场,这是责任。工作以来,我的心情第一次遭到来自责任的挑战,我抽了半包烟,第二天舌头上长出一个泡,很痛,两天没吃东西。2002年的8月,我在草原上想起这些。我一直想来草原看马,看看它们长睫毛下面美丽的眼睛,只是草原上草很少,马也很少了,牧民用摩托车替代了马。摩托车比马跑得快,不生病,吃得少,只是没有灵魂。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不可抵挡的商业时代,所有优美的灵魂都生不逢时。草原上有人唱起深情的歌,我想起当年教训过我的制片人。离开北京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话却一直跟着我。成长真是很奇妙的事,你根本无法预料自己的心会选择背负什么。在报社的几年,我去了更多地方,看到更多事实。我采访过十七岁患黑色素瘤的女孩子,她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从重症监护室里递出来:我不想死,我还没有恋爱过;我看到一个人上访了三十一年,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只是为了三百三十五元钱;我沿着渭河做田野调查,从西安上溯到它的源头甘肃省渭源县,史书上说那座山阳面产金,阴面产玉,有白虎出没,我走了半个多月,眼看着一条河是怎样被人“糟蹋”,从圣河变成废河。那时候《三秦都市报》的办公室在一个叫安东街的地方,街很窄,站在道路的这边可以和另一边眉来眼去。我们办公室里来过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他进来,不说一句话,从一个大大的蛇皮袋子里往外掏东西,都是材料,堆在桌面上,有一尺多高。掏完了,还是不说话,咚的一声跪在地上,我听见人的膝盖骨磕在瓷砖上的声音。//////有些灵敏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在媒体工作很容易唤起集体荣誉感,也容易养成一些洁癖。我们会为一个好标题激动得睡不着,会像神经病一样不接地气。办一份周刊,叫《新青年》,卷首语是万老师写的,第一句就是:风中红旗漫卷,路上青春跌宕。我们吵架,纯粹为了一个开头该怎么写,或者一件事的对错是非,吵急了摔门、骂人、怠工、打架……这些事都发生过。后来我做了特稿部主任,穿着黑T恤,扎着头巾站在《陕西日报》的大会议室述职,为了几篇被毙掉的稿子跟总编拍桌子。回想起来,我们总编真是个好人,他还请我吃饭。那时候我就是别人眼里的愤青吧,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只是不平静,遇见不能理解的和不能接受的就心情巨坏,盼望把一切都毁灭重来才好。2003年,我在陕西电视台主持一档名叫《开坛》的谈话节目。下半年,《开坛》做了一期节目,嘉宾是学者朱学勤,上网查看资料时,看到了他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高尚意图”所迷惑,不以这一意图进入历史过程的责任后果为念。看完这段话,我发现朱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和我在传媒中遭遇的困惑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瓜。对我来说,“记者”这个身份像是一双高跟鞋,一穿上它,立即觉得自己看世界的海拔不一样了,可以口诛笔伐,动辄砍杀秩序,这么做的确快意恩仇,至于破坏了以后,能不能建设更好的秩序却是我没想过的。//////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真正重要的东西会越来越明确。我的一个朋友说,真正的“报纸人”,是上帝放逐在混沌人间的天使,他们有一颗澄明的心,一双犀利的眼,一支独立的、只忠诚于真理和道义的笔。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他们应该有平静的坏心情,闷在盖子里架在火上烧,冒出的是智慧的蓝火苗,而不是浮躁的红火苗。2008年,我离开西安,到了上海。一直被问,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说不清楚。有些灵敏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我可能是这样一个品种,多长了一根无用的天线,接收到特定的频率,就像有个声音一直在耳朵里说:快点走快点走。所以我总是一直在路上,这样的动荡和不安有一个好处,它让我保持了身材。有一年冬天,父母来看我,我们在上海一个叫天鹅轩的地方吃饭。那时候我正和一位前辈共同做着一档谈话节目,我妈妈就诉苦:易老师,我这个女儿,辞职的时候都没告诉我。她要来上海了,回家跟我们说,我是来通知的,不是来商量的。我听得吃吃笑,心平气和地帮母亲剥一颗笋,说,那个人真是我吗?可真是个白眼狼啊。每一个故事都应该标识出它所诞生的地方,那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去,而是为了让我们发现自己走了多远。后来我不再做电视节目,也不参加什么业务会。我的很多同行都有点伤感,觉得自己成了媒体的难民,那一艘曾经华美的大船,像泰坦尼克号,有着悲剧的命运。坚持到最后的人,无非是甲板上那一群乐手,保持着教养和风度,心里知道所有的救生艇都走了。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真正重要的东西会越来越明确。尽管媒体在经历着巨大的动荡,可我依然相信自己并不会成为悲剧的一部分。我越来越忠诚地认为:自己是个手艺人。我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对待理想,也不断突破自己的某些障碍。坦白说,手艺人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也是这世上唯一不需要担心世界变化快的行当。没什么可害怕的,成长都是像刀一样,越磨越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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