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路明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近代中国的故事之三：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故事试读：
洋务运动的故事
总理衙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清朝官僚内部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所办洋务，包括对外交涉、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矿业、铁路、电报、学堂等。过去的史书，把这些活动称为“同光新政”，意思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这些活动也就是洋务运动。
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打败，清政府一部分有点儿眼光的官僚，感到他们面临一个大变局，如果不谋求对策，清王朝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影下出场的。“洋务”一词，是从“夷务”二字演变而来的。“夷”在中国古史上，属于贱称，它或者是专指居住在东方的夷人，或者是指华夏之外的四方异族。总之，“夷”含有没有被文明教化、愚昧落后的意思。
到了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中国人把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方人也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而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又常常加上一个“洋”字，如“洋钱”（银元）、“洋药”（鸦片）之类。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开始把对外贸易、交涉等事务、统称为“夷务”，同时又称为“洋务”。
把欧洲人称为“夷”，自然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尊自大观念。为此曾引起一些来华的洋人们的不满。还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因上海的地方官员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字样，便上书抗议，说英国“不是夷国，乃系外国”，称“夷”是对他的“凌辱”。当地的地方官员在复函中改“该夷”为“该商”，胡夏米才没有再说什么。
到了1840年，怀着征服中国野心的英国侵略者表示，不能再容忍用“夷”来称呼他们了。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国的全权大臣璞鼎查对清政府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说：“夷事不美，今后不要再用。”当时在场的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在一旁搪塞说：孔子曾经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两人都是中国古代的英明君主，“夷”有何不美？这几句话反映了昏头昏脑的清朝统治者在战败之余，还想在文字上维护自己的“天朝体制”面子，表示自己在内心中是瞧不起英国人的。
但英国人并不是那么好糊弄，他们坚持原议，双方为此争议了很久。后来还是清政府让了步，在《南京条约》及附件中，都没有出现“夷”字。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当地的官厅迫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公开以“洋务”来代替“夷务”。在这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不论是京城内外，凡是英国人，中国官民都不得以“夷”字相称。侵略者的意志在炮口下变成了条约的条款，谁叫中国落后呢？
叫惯了“夷人”的清朝皇帝，一下子还改不过口来。不久，咸丰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又用了“夷”字，被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知道了。额尔金立即抗议清政府破坏条约。清朝政府负责同额尔金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顿时慌了手脚，只得一面应付额尔金说，今后一切按照条约规定的办理，一面要求军机处今后在发布有关“夷务”的文件时，一定要注意不出现“夷”字，以免引起麻烦。因此，清政府的官员们尽管不习惯，但还是逐渐地把“夷务”换成了“洋务”。
随着中国不断被西方列强侵略，清政府同洋人的交涉也越来越多。1860年冬，清政府一度设立抚夷局于北京的嘉兴寺，调派满汉官员轮番到局办公，处理对外交涉。不久，清政府发现这个名称不妥，随即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主持洋务的中央机关。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根据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建议而设立的。1861年1月，奕等三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提出了六条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分设南洋、北洋通商大臣；
三、管理新开各口的关税；
四、处理对外事务时有关将军和督抚（总督与巡抚）相互通知；
五、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六、各海口商情和外国新闻纸（即报纸），应按月上报。
过了几天，皇帝同意了这些建议。1月20日，清政府正式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简称为总署或译署。由原建议的三个满洲贵族恭亲王奕、桂良、文祥兼领。自此，清政府有关洋务的事，多由奕出面主持，文祥从中策划，他们两人相当于清政府的外交部长、副部长，形成了在中央的洋务派集团。
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1850年，道光皇帝病逝，咸丰接位，奕被封为恭亲王，这时他17岁。到20岁的时候，奕成为军机大臣，成为参与朝廷决策的重要人物。他是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抵御外国侵略并重的，认为这两方面都是清政府的敌人。当两个拳头不可能同时打这两个敌人的时候，他采取“两害取轻”的办法，联合外国侵略者去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后来，因为他长期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人们给了他“鬼子六”的绰号。
总理衙门除由王公大臣兼领，为其首领外，还调有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的官员，负责日常工作，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等名目。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和美国股，因为这四个国家是当时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最多，也是总理衙门同其打交道最多的国家。其他先后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则摊入这四个股之内。例如，法国股除要管同法国打交道的事务外，还要管同荷兰、西班牙等国有关的事务。
总理衙门除了办理外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主持军队和武器的更新。到1883年，它又增设了海防股，所管的事包括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武器制造、学堂、铁路、矿业等内容。这些属于军事、工矿和教育等方面的项目，怎么跑到这么一个外交机构里去了呢？原来这些内容，中国原本没有，它们的建立，都与洋人有关，要么购买洋人的机器设备，要么聘请洋工洋匠。总之，这些项目离了洋人就办不成，所以把内政也变成了外交。
总理衙门本是作为一个外交部门而设立的，地位按理应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等。但它不仅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外交事务，还包办了其他各部同外国发生联系的业务，如军事、工矿、关税等。这样，总理衙门就成了一个综合部门，成了办洋务的中枢。
总理衙门的主持人，一向是由居于宰相地位的军机大臣兼领的。奕既是总理衙门的主管大臣，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所以总理衙门实际上是驾于六部之上的一个机关。
总理衙门出现后，外国侵略者就把它看做是他们的一个办事部门，办得不如意的时候，就出来干预和指责。1875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为云南人民杀死侵入中国的英国人马嘉理一事进行谈判。威妥玛当着李鸿章的面指责说，自咸丰十一年至今（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总理衙门所办之事越来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公然说要换总理衙门几个人才行。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后，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总理衙门本身就是一个同侵略者打交道的部门，所以，侵略者要清政府履行那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不断提出新的侵略要求，都来找总理衙门。一个外国人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100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像一只野兔子似的踌躇、绕圈子、回避。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题为《说面子》的文章中，刻画总理衙门的窘态时说：
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深入，总理衙门的职权也就不断扩大，不仅管理通商、遣使、议和、勘界、借款等事务，凡是被列入为洋务的一切设施，它都得管。外国侵略者提出一项新要求，地方的洋务派增加一个新项目，也就为总理衙门增添了一项新任务。总理衙门业务的扩展，恰好体现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为了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学，培养洋务人才，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
在建议设立总理衙门的过程中，奕就已考虑到，总理衙门成立后，中外交涉的事件必然集中于总理衙门，但中外语言不通，文字难辨，难免会有隔膜，于是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建议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外国语言的人才。这一建议也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以前清政府也有类似的翻译机构，但是，那是为“藩属”朝贡服务的，名称叫做“四译馆”，只能翻译东方语言文字。随着洋务活动的扩大，翻译人才日益短缺，同文馆也就应运而生。
设立同文馆一事虽然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但却没有按时开办，主要原因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外语教师。总理衙门曾请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各代为召聘两名通晓外国语言的商人，送到北京充当教习（教师）。广东的回答是“无人可派”；江苏则说，有倒是有，但水平不是很高，而要求的薪金数目则不小，绕了一个圈子表达了与广东同样的意思。
没有办法，总理衙门不得不延聘外国人充当教习。后来，英国公使参赞威妥玛推荐通晓中文的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习。对于传教士，奕有些不放心，怕他趁机传教。于是，奕亲自对包尔腾做了面试，认为包尔腾还算诚实，同意聘为教习，同时要求他只准讲授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可是，奕仍不放心，又聘请汉人徐树琳为汉文教习，并嘱咐徐对包尔腾暗中进行观察，防止他传教。包尔腾的薪金，第一年定为300两银子，第二年增加到1000两。徐树琳则为每月8两银子，二者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同文馆的学生，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要求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以培养为满洲贵族服务的外交人才。1862年7月，挑选了10名满族学生入馆学习。这样，酝酿了一年多的同文馆总算开学了。
同文馆开始只有英文馆，以后增加了俄文馆、法文馆，1866年增设了天文算学馆，1872年增设德文馆，甲午战争后还增设了学习日语的东文馆。
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的办公费中提取的。当时，控制中国海关的是英国人赫德。因此，同文馆一设立，就受到赫德的左右。1869年，经赫德的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奕聘为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894年。他曾说，赫德是同文馆的“父亲”，他则是同文馆的“保姆”。由此可见，外国人对同文馆的影响是很大的。
同文馆成立后，翻译了一批西方着作，对中国认识世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的学生，毕业后有的留馆任教习、副教习，有的成了出使外国使节译员、驻外使馆秘书、领事、公使，也有在电报局、制造局、船政局等工业企业单位任职的，也有被任命为地方官员的。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是一般的官员、职员、教员，几乎没有出类拔萃者。
1900年，同文馆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名字消失了。
又过了一年，按照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的规定，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存在了40年的总理衙门就从此寿终正寝。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适应洋务的需要而设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它的消亡，也证明了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蒲安臣使美
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臣。派遣使臣本是通常的国际关系，但清政府最初派出的使节，是属于观光性的。清政府正式派往订有条约的各国呈递国书和签订条约的使团，要算蒲安臣使团。
这个使团出使的主要国家是美国，而使团的负责人又是一个美国人，他不仅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各国，居然还代表中国同外国签订条约，使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出现了这么一件怪诞的荒唐事。
说起蒲安臣使团，有必要先提及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件事。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就希望派出一位公使进驻北京，遭到清政府的拒绝。随后，英、法、美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要修改已订立的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明确提出，应派出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的驻节在北京朝廷”，中国也可以派出公使常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对于这几个国家来说，修约也好、公使进驻北京也好，都是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公使或大使，是正常的外交活动，本身并不能说是一种侵略行为。
咸丰皇帝年龄并不大，这时不过20多岁，但他的顽固守旧，还要超过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对英、法等国提出的割地、赔款要求，他都可以答应，唯独对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死活不肯同意。
1858年，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英法攻陷大沽口炮台时，提出的条约草案规定：英、法公使可以进驻北京，觐见皇帝时不再行三跪九叩礼，而用欧洲各国通用的礼节。咸丰对此批示说：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一条，对中国的危害最大，坚决不能同意。
英、法见清政府不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派兵攻打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吓得皇帝仓皇逃往承德的避暑山庄。
皇帝这么顽固，下面的大臣也就只能按照皇帝的意思去做，但被皇帝当做心腹和依靠力量的大将、大臣，除了顽固之外还糊涂。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途中，清政府同两国是边打边谈，联军临到北京城时，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等人，把来谈判的英、法两国人员30余人当场拘捕，以为这样两国就会退兵，没想到这反倒成为联军进攻北京的借口。不几日，北京就被英、法联军占领，清政府被迫同他们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明文规定各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
咸丰皇帝得知《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对于英国割占九龙，赔款1600万两白银并不心痛，耿耿于怀的仍是公使进驻北京这一条。以致条约签订，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他躲在避暑山庄不肯回来。
咸丰不肯回北京，重要原因是怕各国公使来北京后，当着他的面亲递国书。他担心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公使是否把国书递给他，如果要他亲手把国书接过来的话，那还成什么体统！
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害怕外国公使呢？
原来，人们觐见皇帝时，要匍伏于地，三跪九叩，山呼万万岁。可是，西洋人并不是中国皇帝的臣民，再说欧洲也没有这样的礼节，他们最尊重的礼节也仅是“弓身微曲左膝”，当然不会跪见中国皇帝，何况他们还是带着胜利者的姿态进驻北京呢。
咸丰皇帝觉得，如果世界上居然还有人可以不向皇帝呼万岁，不向皇帝跪拜而直接见到皇上，那皇上就会在臣民面前丧失最高权威，今后就没办法统治了。
后来，咸丰皇帝还是在承德见到了美国总统的国书。他见国书上总统对他这个天朝皇帝平等相称，十分不高兴，用朱笔在国书上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咸丰皇帝没有意识到，真正可笑的是他自己。
不久，咸丰皇帝死在北京，外国公使也以条约作保护，堂而皇之地进了北京。
到了1867年，《天津条约》又到了修约之期。主管了总理衙门几年，在办洋务中积累了点经验的奕等人，估计到英、法等国可能提出新的侵略要求，鉴于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与其临时关门，不如事先交涉，争取主动。要交涉，就得派出使臣。这时，已从欧洲返回中国的赫德，也不断地向总理衙门建议遣使。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也建议遣使势在必行。左宗棠认为，各国驻京公使恣意横行，而我不能加以诘责，如果遣使到各国了解事情的真伪，就可使其专横有所收敛。
既然如此，清政府认识到遣使已是不可避免了。可是，又有一道难题摆在面前，选什么样的人充当使节合适呢？
奕是赞同遣使的，但他却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犯愁。一是缺乏懂外语的人才，二是礼节一层不好办。如果派不合适的人出使，或者受侮而归，或者干出受外洋笑话的事来，反倒把事情弄糟。
正在奕踌躇为难的时候，总理衙门总算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1867年1月下旬，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准备辞职回国。临行前，他前往总理衙门辞行，奕特意设宴款待。
席间，蒲安臣毛遂自荐地向奕表示，今后中国如果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他一定会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指蒲安臣）为使相同”。还说，他愿意利用这次离开北京的机会，为总理衙门效力一二。
蒲安臣一席话，使正为找不到出使人选的奕豁然开朗，何不让蒲安臣代中国为使呢？
蒲安臣自1861年到北京充当驻华公使以来，积极倡导在形式上比较温和的“合作对华政策”，主张扶植清政府，而不是搞垮清政府，使中国维持一种均势，促使中国有秩序地向整个西方开放。1865年，蒲安臣请假回美，在国内信口开河，为中国的现状粉饰了一番。这样一来，他逐渐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使奕等人相信他“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现在遣使出洋正苦于无人，既然蒲安臣毛遂自荐，愿意代中国出使各国，奕便立即约他担任中国的“出使大臣”。
宴会结束后，蒲安臣没有返回使馆，而是径直去找好朋友赫德商量，立即得到了赫德的赞同。
随后，奕以送行为名，连日亲往美国公使馆，就委任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美、欧各国问题进行多次晤谈。蒲安臣见时机已经成熟，就“慨然允诺”，毫不费力地把清政府诱进了圈套。
1867年11月，蒲安臣代中国出使一事正式定了下来。总理衙门于11月18日奏明朝廷，赐蒲安臣一品红顶带，委为大清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时，为了平衡英、法两国，清政府又委派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法国籍职员德善为“左协理”，随同蒲安臣出使。为使这个使团多少带点儿中国气味，清政府在赫德的怂恿下，又加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陪同出使，这两人名义上同蒲安臣一样，同是钦差大臣，实际上不过是蒲安臣使团的点缀和陪衬。
这个不伦不类的使团于1868年2月由上海出发，4月份抵达旧金山。6月初，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呈递了国书。7月28日，蒲安臣同他的上司、国务卿西华德几次密谈之后，签订了由西华德亲手拟定的中美续增条约八条，一般历史书中又把它称为“蒲安臣条约”。
这个条约是由两个美国人签订，确实是近代中国那段扭曲历史所孕育的一个怪胎。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中国除原订贸易章程外，欲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
2、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予以优待。
3、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内，都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
4、两国人民前往对方游历、居住，均照最惠待遇办理。
5、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待遇；又，双方都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6、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政，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要外国帮助时，美国自愿襄赞。
这个条约，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平等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比美国落后，例如，有关游历、就学等条款，中国人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能有机会去美国游玩、上学呢，更不要说办学堂。相反，美国人则可以利用这个条约，自由出入中国，进行宗教和文化侵略。
蒲安臣使团又相继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和俄国。所到之处，都以中国正式代表团的名义活动。蒲安臣也自称是中国的“使臣”，他或递交国书，或谈判修约，但后来再没有取得像订立“蒲安臣条约”这样重大的成果。1870年2月，蒲安臣病死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使团在志刚率领下，又先后访问了布鲁塞尔和罗马，取道新开辟的苏伊士运河回国。1870年11月，使团回到北京，这个光怪陆离的出使活动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至于清政府直接派遣亲信大员出使外国，最早的一次是崇厚赴法。但他的出使任务却不光彩，它不是一般性的“通好”，而是去“谢罪”的。
1870年，天津教堂发生虐待婴儿事件，被当地人民发现，激起强烈不满。这年6月21日，群众聚集在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通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立即派重兵去镇压，崇厚没有照办。丰大业便气势汹汹地冲到崇厚的办公室，手拿两支手枪，朝崇厚开枪，没有打中，便将崇厚办公桌上的物件，弄得一塌糊涂。在回领事馆的路上，丰大业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不分青红皂白对刘杰举枪便打，击伤刘杰家人。这一暴行激起天津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当场打死丰大业，然后将法国领事馆、育婴堂、教堂付之一炬。
事情发生后，法国借此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纠集各国出动军舰，进行威胁。腐败的清政府经不起列强的恫吓，答应赔银50万两，特派崇厚赴法“乞情道歉”，并杀了20名无辜百姓，充军25人，才把事情了结。
清政府正式派遣驻外公使，是1875年。这年8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这是清政府正式派遣常驻各国使臣的开端。同年12月，又派陈兰彬为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的公使、容闳为副使。以后，派出的使节逐年增多。
替中国掌管海关的外国人
一个国家的关税自主，是这个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必须同英国协商。后来，在《南京条约》的附属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英国的进口货物值百抽五的税率，即价值100元的商品，抽取5元的关税。这个值百抽五的关税，是与外国协商的，不是由中国自行规定的，标志着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值百抽五的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它一方面使大量的外国商品涌人中国，给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税收，使清政府本来就紧张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情况之严重远远不止这些。后来，中国的海关大权完全落入了英国人出任的总税务司手里，出现了大清帝国的海关由外国人掌管的怪现象。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在租界里的上海海关被起义军捣毁，清政府设在这里的地方行政长官苏松太道道台吴健彰逃进了租界。他是上海包括苏州、松江和太仓等地的总税务官，他一逃跑，税款无人收，同时税也收不上来。
9月初，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与美国驻华公使商定后，派兵占领了上海海关，颁布上海海关六条临时办法，规定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时，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官厅向英、美商人征税，税款由领事代管。
可是，这个办法并不好，出现了许多船只、商人偷税漏税的事，上海几乎变成了一个没有关税的自由港。于是，英、美领事想出了一个办法，要由外国人参加中国海关的管理，人员由领事推荐。他们为中国服务，领取高薪。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同吴健彰订立了一个协定，委派一个由三个外国人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他们是法国人史密司、美国人卡尔、英国人威妥玛。一年后，李泰国代表威妥玛。这是中国海关落入外国人手中的开始。
法、美两国领事派出关税管理委员会的两人，均为领事馆官员，代办税务是临时任务，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心。只有英国人李泰国专搞海关行政与税务，加上他通晓中文，因而受到英美法等三国领事和商人的重视。上海关税本来比较多，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由于海关的中国官员，不是逃跑，就是无能之辈，使得关税大幅度下降。自从海关由三个外国人管理，由于三国领事的支持，各国商人不得不照章纳税，税收大增，到1859年，征收到了白银290万两，对清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那时，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正需要钱，这笔款子，恰好可以弥补军费的不足。正因为如此，清政府对李泰国也逐渐重视起来。恭亲王奕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李泰国在上海等地办理关税多年，征收甚旺，而且所得薪水也极多，尚不肯从中作弊，滋生弊端”。从恭亲王的话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外国人管理自己国家的海关，已是很信任的了。
1858年，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个《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各个通商口岸都按照上海的办法，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务大臣邀请英国人帮办税务。1859年，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在执行这个规定时，嫌每个口岸都要自己去选募太麻烦，竟糊里糊涂地让负责上海海关的李泰国负责选募，要李泰国“总司其事”。这样，李泰国就成了总税务司，各个通商口岸的税务司都是由他选募的。由于何桂清的糊涂，使得李泰国掌管了中国海关的人事大权，俨然成了中国全国海关人员的首脑了。
1861年，新成立的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
不久，李泰国因同太平军作战负伤，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国人赫德代理。1863年11月，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同清政府闹翻，被免去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正式接任，开始了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几十年的时期。
赫德于1835年出生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大学毕业后正赶上英国外交部招募驻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1854年到香港，在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1858年调任广州领事馆助理，1859年任广东海关副税务司。李泰国回国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未经清政府同意，就命令在广州的赫德到北京代理李泰国的职务。
因为赫德并非总理衙门所请，所以他刚来北京时，受到了总理衙门的冷落，但狡猾的赫德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到北京时，准备了大量的海关统计资料。赫德懂得一点儿中文，到北京后，凭着那些材料，逐渐引起了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重视，和文祥拉上了关系。随后，又通过卜鲁斯的安排，同奕见了面。
在同奕见面的过程中，赫德凭着他来华后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利用奕对海关的一无所知和惧外、媚外心理，讲了一套改进对海关管理的办法，博得了奕的好感。
赫德同奕的关系很快密切起来，以至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有一次，奕甚至撩开赫德身上的西装，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西装同马褂到底哪种方便。经过一番观察，奕称赞西装口袋的设计确实很方便。
就这样，赫德完全赢得了奕的信任和欢心。奕明确地对赫德说：“中国政府把你看做是自己人。”奕还叹息道：“我们如果有100个赫德就好了。”他同时向咸丰皇帝报告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服，语言亦多近理。”在皇帝面前这样谈论一个外国人，评价已经相当高了。
6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赫德在李泰国告假期间，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赫德正式出任。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他死时为止。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后，设法把各口海关的行政权集中到总税务司手里。清政府设在各个通商口岸的海关，原来都是由所在省的总督或巡抚控制，由海关监督管理。因此，各个海关的税则、章程、财务、人事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赫德上任后，制定了《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和《海关衙门章程》。根据这两个章程的规定，名义上，总税务司是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个官员，但总理衙门对海关的人事安排无权过问，各海关的主要外国雇员，一律由总税务司直接委派，他们的升迁降调完全由总税务司做主，连各海关内每月领薪水10两以上的中国人和每月领薪60两以上的外国人，他们薪金的增减，都必须请示总税务司才能决定。这样。赫德把海关的人事大权牢牢地控制在总税务司手里，也就是控制在他自己手里。
按照清政府原来的规定，各个海关的负责人是政府委派的海关监督，海关的税务司是清政府雇佣的人员，并从属于海关监督，服从海关监督的领导。对整个海关起领导作用的只有海关监督一人。赫德当上总税务司后，把海关分为税务司和海关监督两部分，而税务司只向总税务司负责，海关监督无权过问税务司的事务。这样，海关的具体事务控制在税务司手里，海关监督不过是一个虚设的傀儡。
就这样，赫德把中国海关变成了由他一个人绝对控制的独立王国，他就成了这个王国事实上的国王，不仅地方官员对当地海关无权过问，就是总理衙门，也不能干预海关总税务司的事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德在中国海关的独断专横、颐指气使，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清政府的干预，而是西方各国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争夺。为了使自己能稳坐总税务司的交椅，赫德施展了他的平衡术。
赫德正式继任总税务司时，在海关的税务司中，有6个英国人、3个美国人、3个法国人和1个德国人，当然没有一个中国人。为了拉拢美国，赫德特地与美国政府联系，让美国选派3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来中国海关任职。此后，他又要求普鲁士政府选派10名德国人、法国政府选派5名法国人到中国海关负责。这样，几个主要的侵华列强都有人占据中国海关的重要位置，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国际俱乐部。
当然，赫德更多的是从英国招募人员，使英国人在海关占有最大比例。1865年，中国的14个海关中，有71名扦子手以上等级的雇员，其中英国人46名，美、法各9名，德国5名，瑞士、丹麦各1人。中国人任职于自己国家海关的，绝大多数属于杂务、差役等工役性质，少数则办理一般文稿和缮写、校对工作。直到1907年，海关税务司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赫德规定，海关高级职员，都必须通晓英文，即使上层华人，由于这一限制，对海关职务也难以问津。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同列强各国的战争失败后都要赔款，各国都把海关看做是中国交付赔款和偿还外债的可靠保证机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英法的赔款开始，凡与清政府发生赔款、债务关系的，都以海关关税作为抵押，中国海关成了担保机构。所有收来的税款，在未偿付债务前，清政府是不能动用的。
海关的高级和重要职员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享受高额薪金和各种特殊优待。例如，外国人在海关服务7年，可领得一份额外薪金，称为退休津贴。清政府自从外国人掌管海关后，可以从海关拿到比较稳定的税款，称赞赫德把海关管理得好，奕就经常在皇帝面前夸奖赫德。但他也说，海关的费用太大。海关每年把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留作海关的经费，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而且这笔钱的开支从来没有公布过。
海关总税务司原是驻在上海的，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也是在上海办公，赫德代理总税务司时，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以及各地开办海关，但总税务司仍设在上海。由于赫德同总理衙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深得奕和文祥等人的信任，使他几乎成了总理衙门备以咨询不可缺少的人物。1865年8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将总税务司公署由上海移至北京。赫德常驻北京，更是成了清政府所倚重的内政外交顾问，在此后几十年中，中国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赫德利用总税务司这个职位，为英国侵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早期思想家陈炽在他写的《庸书》中揭露说：赫德“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每年收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浪费、耗费）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论，显绾（控制）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可见赫德不仅控制中国海关，而且干预清政府朝政，参与清政府对外妥协活动，其职权大大超过了海关的范围。所以，他在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不仅是英国在中国扩大侵略势力的功臣，也是清政府洋务活动的顾问。英国政府晋封他为男爵，清政府也给予他一连串的官衔和赏赐，如头品顶戴、尚书衔、太子太保、三代正一品封典之类。
洋务派的求强
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朝统治阶级中便出现了两个派别，一是标榜“自强求富”、兴办“洋务事业”的洋务派；二是坚持顽固保守，不主张任何变革的顽固派。洋务派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集团。中央以奕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中央的洋务派重在办外交，处理对外交涉；地方的洋务派重在兴办工矿企业，进行求强求富活动。这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所谓“求强”，就是发展军事工业，“求富”则是创办民用工业，它是洋务运动的两个阶段。先看看洋务是怎样求强的。
在洋务派看来，外国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是由于他们船坚炮利，武器先进；中国在这两次战争中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外洋枪炮船只。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之下，他们认为要挽求中国危亡，最紧要的是购买外洋的船炮。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再次体会到新式武器的重要。
1861年12月，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攻克杭州，正准备向上海挺进。这时，清政府命李鸿章率军去救援上海。李鸿章的淮军本来驻在安庆，距离上海有2000多里的路程，沿江两岸又多半是太平军的阵地，由于依靠8艘英国轮船接运，7000淮军才在次年4月顺利到达上海。要是没有这几艘轮船，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实现的。李鸿章一到上海，立即出高价向外国商人收购枪炮。当时，从英国舰艇上走私来的一个12磅重的普通榴弹，值银30多两，1万个最劣等的子弹壳价格，也高达19两现银。
这样一来，购买洋枪洋炮价格昂贵，而洋枪洋炮的威力又大大胜于土枪土炮，曾国藩、李鸿章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己生产新式武器是十分重要的。
1861年秋，曾国藩指挥湘军攻克了太平军占领的重要城市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迈开了洋务派“求强”的第一步。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认识到新式武器的重要性。安庆攻克之后，他派人寻觅到无锡的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于1862年8月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这年年底，又试制成功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1865年，又造成了一艘重25吨，长55尺的火轮，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成功，曾国藩将其取名为“黄鹄”号。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但它制成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
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也找匠人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在西湖试航。
不过，曾国藩的“黄鹄”号也好，左宗棠的西湖小轮船也好，都是由中国工匠用手工仿制的，所以航速不快，毛病很多。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要制造新式武器，关键问题是要有“制器之器”，就是要有制造新式武器的机器设备，也就是工作母机。
对于这一点，李鸿章也认识到了。1864年，他写信给奕说：“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和自己的理解，向皇帝汇报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奕还举例说：近年江苏用兵，英、法洋员将各国火器贩运到军营应用，李鸿章不惜出高价雇用外国工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运往各营，各营得到了这些利器，摧破太平军坚垒，所向克捷，效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李鸿章在当年10月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强调说：“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认为这两条是实现自强的关键。
下面对几个重要的军事工业企业作一点简介。
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或江南机器局，简称沪局，是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
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子在上海虹口地方收买了美国商人创办的旗记铁工厂，这个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和洋枪洋炮。李鸿章买下之后，把早两年成立的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机器并入，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把旗记铁工厂里的洋匠也接收留用。此前，曾国藩曾派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带68万两银子，去美国购买机器设备。容闳把买的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交给此局。
江南制造总局的厂址原来就在虹口旗记铁厂原址，因虹口被美国占为租界，侵略者反对中国在那里制造军火；又因为工厂中工匠时常与洋人发生口角，同时也由于规模不断扩大和修造轮船，需要有发展余地的地界，也必须选择一处临江的处所。于是选择城南高昌庙滨临黄浦江的地方，作为该局的新厂址。
江南制造总局搬到高昌庙后，扩建成包括机器厂、汽炉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火箭厂等厂的规模，厂房面积70余亩，后来扩展到400亩，雇用工人达2000多人，主要从事枪、炮、子弹、水雷等军用品的制造，也能制造轮船。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成了第一艘轮船，这是一条木壳船，长约18丈5尺，宽约2丈7尺，每小时航行37里。该局创办人之一的曾国藩将其命名为“恬吉”号，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恬吉”号试制成功后，还陆续制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船。1872年，江南制造总局又试制了一艘大兵船“海安”号。海安船身30丈，机器马力400匹，锅炉在船腹水线之下，舱面及两旁两层安装大炮26尊，被称为中国当时第一大船。不过，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轮船总数并不多。前10年才造了7艘，1876年之后的10年一艘都没有造，1885年才造了一艘1900匹马力的“保民”轮。
1868年5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江南制造总局视察，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厂旁设立了一所兵工学堂。1898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工艺学堂，招收学生学习有关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筹设了翻译馆，先后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里、林乐知、玛高温等，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作为“制造之根本”，并选派少年学生，进馆学习。这个翻译馆，第一年译出了《汽机发轨》、《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到1879年，共翻译98种书籍，多属军事和工程方面的，对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在创办和主持近代军事企业的时候，不免把封建官场中盛行的官僚制度也带进去，把工厂变成衙门。江南制造总局这方面是很典型的。它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而是清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它既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监督，又受总理衙门的节制，在主持局务的总办、会办之下，还有一大批委员、司事，全然是一派官场气习。此外还有许多只拿工资、从不上班的人员。所以它的成本中，一半是薪水、工食和办公费用的开支。有的产品质量也很差，所造之炮，炮身不长，机器也不灵，一个小时只能放七八发炮弹。生产出来的兵船，当时人们的评论是“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这其中难免有夸张之词，但它的产品，与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确实是比较陈旧粗劣的。
金陵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成立于1865年，其前身是李鸿章委托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的上海洋炮局。
马格里原是英军第九十九团的助理军医。1862年，他辞去军中职务，加入“常胜军”，担任“常胜军”头目白齐文的军事秘书。1863年初，他“投效”李鸿章，在淮军中担任洋枪洋炮的教练。他向李鸿章建议说，用来购买外国弹药的费用太贵，不如中国自行设厂制造。李鸿章接受了这个意见，委托他在松江建一所西洋炮局。马格里把炮局设在松江城外的一座庙宇里，最初仅雇了50名工人，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完全是手工生产，每天生产百余发炮弹。
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克苏州，马格里主持的炮局随李鸿章一起，由松江迁至苏州，以太平军叛将纳王郜永宽的府第为厂址，改称苏州炮局。1865年夏，李鸿章到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把苏州炮局也迁到了南京，改称为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的厂址选定在南京雨花台，1865年动工建厂，第二年8月建成。它的规模比江南制造总局小，主要生产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其他军用品，生产出来的军械弹药，主要供淮军使用。
马格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分子，在金陵机器局作威作福，盛气凌人。他常和该局总办刘佐禹发生矛盾冲突，每次他都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到李鸿章面前说刘的不是，终于把刘佐禹挤走。从此之后，他更加飞扬跋扈，气焰十分嚣张。他私自组织了一支有30名士兵的私人武装卫队。李鸿章知道后，要求他将卫队解散，被他断然拒绝，表示愿意由他自己支付卫队的费用。他这种横蛮态度，使李鸿章很生气。1874年11月，李鸿章任命另一洋人为总办，将他降为工头。马格里当即拒绝接受，并以辞职相要挟。
1875年1月，这个局制造的两门68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李鸿章召马格里到天津当面责问。马格里迟迟没有动身，拖到5月才到天津。见了李鸿章后，他又拒绝承认有失职之过，并要求重新检查演试。他亲自在大沽的南炮台试放大炮，结果仍然发生爆炸。在事实面前他无法抵赖，只得承认大炮的钢质不良并有裂缝，但仍寻找种种借口推卸责任。7月，李鸿章下令撤销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的职务。
金陵机器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所以他一直把这个局当做维系集团的私人财产。一开始，它的产品只供淮军使用，后来规模扩大后才逐渐扩大到供应其他各军，但仍以李鸿章集团为主。后来，李鸿章一直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他没有把金陵机器局迁去，但该局仍然受他管辖，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他也时常过问。李鸿章实际上是全国洋务运动的主持者。
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简称闽厂或闽局，是由左宗棠创办的一个造船的军事工业企业。
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仿造小轮船失败后，原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都是法国人）乘机向他建议，从外国购进轮机，按照法国造船图册造船。当时，太平军余部进入福建，左宗棠奉命入闽，暂时无力顾及造船，事情不了了之。
到了1866年，太平军余部被歼灭，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造船之事有了可能，他通过同日意格和德克碑的联络，筹设船厂之事渐有眉目。然后，他向清政府递了一份奏折，历数自己造船的种种好处，得到清政府的赞同。于是，他把日意格和德克碑邀请来福州，选定马尾山下作为船厂厂址。该地宽130丈，长110丈，水深约12丈，是个理想的船厂厂址。
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了设厂、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还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带往上海，邀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作保。正当左宗棠准备自己造出几艘像样的轮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清政府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上谕”，要他率领湘军去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左宗棠这时造船的决心很大，他一面要德克碑赶紧去上海，会同日意格商定办法，一面加紧布置离任前有关船厂的事宜，并特地上书清政府，请求留闽二三十天，待筹建船厂的工作有些头绪后再启程北上。
左宗棠接到调令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寻找一位接办船厂的合适人选。他认为将军、督抚都不宜接办船厂，不仅因为他们公务繁忙，而且经常调动。于是，他向清政府推荐在家服丧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担任总理船政大臣。他曾三次拜访沈葆桢，请沈答应出山。开始，沈葆桢坚辞不就。在左宗棠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发布“上谕”，让沈葆桢“出而任事”，就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才不得不答应接办船厂。
1866年12月23日，福州船政局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专业船舶制造厂诞生了。
福州船政局在创办之初，由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务，并雇用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船政局先后设有铸铁厂、打铁厂、模子厂、拉铁厂、锤铁厂等14个厂。1869年6月，第一艘150匹马力的轮船“万年清”号下水。“万年清”号系木质暗轮，排水量为1370吨，比日本1862年仿造的蒸气船“千代田”号138吨的排水量要大10倍。从这时起到1905年止，马尾船厂共造兵商各轮40艘。
1884年8月，驶入闽江的法国舰队对福建水师发动袭击，马尾船厂也遭到彻底破坏。中法战争结束，船厂虽然重建，但元气大伤，生产大不如前。
1867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少年学生学习制造、驾驶等技术。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学堂还先后三次向英、法、德等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近代海军知识。
天津机器局：清政府在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相继建立起来后，深恐外洋枪炮船只完全操纵在汉族官僚手中，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于是命令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
1867年3月，天津机器局成立，以美国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机器，打算制造火药，供卫戍京师的神机营使用。
1868年夏，采购的机器陆续运到天津，所雇洋匠也先后到达。1870年8月，厂房先后落成，机器也安装就绪，天津机器局的创建工厂基本完成。随即开始生产，主要生产火药、枪子和炮弹。
1870年，天津发生反洋教斗争，崇厚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前往法国“道歉”。这年冬天，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清政府不得不将天津机器局交给李鸿章接办。
李鸿章把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沈保靖调来主持津局工作，并以“防剿匪徒需要军火”为由，大大加以扩充，从香港招募来的外国工匠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军用器具等。到19世纪70、80年代，天津机器局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个大兵工厂。
除上述四个局之外，为了供应当地驻军的需要，清政府也陆续在内地开设了一些军事企业。左宗棠率部进入西北时，先设西安制造局，后迁兰州，称兰州制造局。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设立了山东机器局，他调入四川总督后，又在成都设立了四川机器局。此外，云南、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省，都设立了机器局，它们的规模都很小。
洋务派设立军事工业，其口号是求强，直接目的一是镇压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二是抵御外国侵略，从一定程度上讲，后者更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使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很慢。而且，外国侵略者也不希望中国能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各个企业引进了的机器设备与工艺技术，都不是当时最先进的，往往要比同类产品落后若干年，洋务派搞了多年的“求强”，始终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不过，洋务派在创办军事企业的同时，引进了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洋务派的求富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企业时，除了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外，还有一个令他们头痛的问题，这就是财政方面的严重困难，他们虽然多方筹措，仍无法筹足所需款项。
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对于向西方学习的认识，较之以前有了一个大的进步。最初，他们以为西方的长处仅仅是“船坚炮利”，于是积极创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海陆军，以为这样便可使国家强盛起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和中外接触的增加，他们开始意识到，问题并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西方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他们主张，在继续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同时，把西方那些致富的经济设施也移植过来，以增加清王朝的力量，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由弱变强，化穷为富。
关于这种认识，李鸿章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曾说，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是由于贫穷；西方国家领土不如中国广阔，每年的财政收入却多得惊人，无非是他们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开办电报、邮政，从中收取税收。中国如果不早谋图变计，仿照西方的设施，那么，中国是以弱对强，以穷对富，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要“求强”必须先解决“求富”的问题，求富才是求强的根本。
其次，在军事工业建立之后，所需的一切原料都得从外国输入，机器不用说，煤铁也不用说，甚至连木材也要到外国去买。福州船政局开办时所需的木材，就是从暹罗买来的。现在，当经费支出局促的时候，洋务派感到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李鸿章曾说，船炮机器的制造，没有煤铁不行。英国之所行称雄于西方各国，靠的就是这两件东西。现在闽、沪各厂，每天所需煤铁极多，中国土法生产的，多数不合格，不能使用，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闭关绝市，外国的煤铁运不进来，不仅各铁厂会坐以待毙，就是已经造成的轮船，没有煤也寸步难行。他认为这是最让人担忧的。
为了解决上面两个难题，洋务派举办了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织布局、电报局等等，为的是从这些企业中取得黄金果，解决兴办新式企业经费不足的问题。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的重点由“求强”转到了“求富”，从建立军事工业阶段，转入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其他民用企业阶段。
民用企业的设立，为的是解决军事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求富”的目的，是如何收集大量资金，为“求强"服务。问题是这些“求富”企业的开办，本身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清政府是无法拿出这笔钱的。
于是，洋务派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商人出钱认股，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管理，这样，政府不要直接投资，企业盈利可以分红，亏损却不要政府负担。为了吸引商人投资认股，开始先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待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这种办法，果然解决了民用企业开办经费不足的问题，这种企业也就有了一个名称，叫做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第二阶段兴办的许多企业，都是按这种办法兴办的。
这种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官权太重，不仅使企业衙门化，经营腐败，而且洋务官员往往弄虚作假，绞尽脑汁侵吞私人股本，这就使商人投资的积极性大为挫伤。于是，洋务派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由官方和商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管理。这种企业，经营大权往往仍控制在官方委派的人员手中，商人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商人多不愿投资入股。参加官商合办的商人，大多是官绅或买办，要么本身就是官僚。在洋务运动中，这种形式创办的企业，数量不多，大概只占全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十。
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三种形式，表现了洋务派举办洋务企业的发展过程。到了洋务运动后期，三种形式并存，而所办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是它的主要形式。这些民用企业，涉及矿业、冶炼、交通运输、纺织等行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
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官办形式转向官督商办形式的第一个企业。
轮船招商局成立前，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
1862年，由走私鸦片发了财的美商旗昌洋行，利用太平天国同清军激战，中国旧式帆船航运完全中断的机会，开辟上海到汉口的轮船航线，每吨货物收运价25两，往返一趟就可以把购船的成本收回。旗昌轮船公司大发横财，利润和资本都成倍增加。
旗昌轮船公司的巨额利润，引起了其他外国洋人的眼红，他们也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同旗昌开展竞赛。经过激烈角逐，有的被挤垮，有的站稳了脚跟。到了70年代，除旗昌外，外商经营的大型轮船公司还有太古、怡和等公司。这几家轮船公司互相争夺，共同霸占了我国的航运，使我国的旧式航运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洋务派对于外国轮船垄断我国航运事业是不满的，他们决心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改变这种状态。同时，经营航运可以获得优厚的利润，而他们办军事企业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也使他们感到组织轮船公司势在必行。
1872年，李鸿章命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在上海设局招商。结果，招得商股73万两，另由海关拨官股190多万两作为资本，官督商办，官款由招商局轮船承包漕运（将税粮运向北京的运输）等物抵还，至于商股的盈亏，全由公司经营情况决定，与官府无关。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打破了外国轮船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自然也就受到旗昌、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它们用倾跌运价的办法，企图挤垮招商局，使招商局不得不减低运价，亏本航运，靠装运官府物资勉强维持。
招商局的海外航运，也遭失败。招商局成立后，先后派轮船开辟到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的航线，均因外国轮船的竞争而中止。1879年，派出“合众”号轮船试航美国，遭美国海关敲诈勒索，亏损巨大，从此再也不敢远航海外。
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之下，招商局从成立时起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止，三次被迫同怡和、太古（旗昌于1877年由招商局出银222万两收购）订立“齐价合同”，不仅规定统一的运输价格，而且对航线、货源分配、轮船只数、吨数都按一定比例加以规定。中国自己的航运业，反而受到外国资本的制约和干涉，而外国轮船公司反而利用不平等条约，利用资金、设备等优势，进行垄断。招商局轮船的船长、机师，都是雇用外国人充任，多次发生撞船、焚船等事故，因为有领事裁判权作庇护，招商局奈何他们不得。
1884年中法战争时，招商局督办盛宣怀，把船只和码头押给美商旗昌洋行，悬挂美国国旗，战后才赎回。1894年甲午战争时，盛宣怀又把招商局轮船换旗出售，第二年再赎回。这虽是当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这几进几出，使招商局亏损更大。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重重夹缝中，苦苦挣扎。
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1877年由李鸿章创办的一个煤矿企业。这个煤矿是我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矿区，也是洋务运动时期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洋货的输入逐年增加，其中，洋煤、洋铁占有一定的比重。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输入中国的洋煤达十几万吨。中国是个产煤历史悠久的国家，但由于土法开采，数量有限，质量又差，不能适用于工厂、轮船，而且运输工具落后，由产煤地靠牛车之类工具运至大城市，价格往往比原产地高出十几倍，根本无法同英国煤或澳大利亚煤竞争。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洋务派开办军事企业后，迫切需要煤铁的供应。他们在购买外国煤铁的过程中，深受洋商的挟制，逐渐认识到自采煤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认为，如果自己“采炼得法”，必然“有利可图”，是“求富”的一种好方式。
1877年，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董唐廷枢到滦州筹办开平矿务局，开采煤铁。开始拟定官办，因清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出足够的开办费，改为官督商办，招商股80万两。开平矿务局在总办唐廷枢和英人矿师巴赖的主持下，于1878年开始钻探工作。从1879年起，使用从外国购办的采矿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1881年出煤日产达四五百吨。10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达一二千吨，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产量。
开平矿务局所产之煤，煤质好，产量多，成本较低，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外，还有大量的煤可供应市场，而且价格比洋煤低，很快打破了洋煤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洋煤的进口也随之减少。
1886年，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又在唐山成立了细棉土厂，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后来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
在开平矿务局创办前后，洋务派还在其他各地创办了一批新式煤矿，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只有开平煤矿得以维持下来。1892年，唐廷枢去世，由张翼继任总办，从此开平矿务局不断走下坡路。
张翼本是醇亲王府中的侍役，为醇亲王奕讠睘夫妇宠信，加上他的后妻与慈禧太后有点儿沾亲带故，出资捐了个候补道员的头衔。后来，张翼投奔李鸿章，耍尽献媚巴结的伎俩，博得李鸿章的赏识。唐廷枢去世后，李鸿章让他当上了矿务局的总办，后改任督办。
张翼既无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是一个奸诈小人。他上任后，开平矿务局闲散人员充斥，贪污舞弊司空见惯，据说矿局工资单上虚报姓名冒领工资者达6000余人，张翼本人则趁机贪污，成为天津最有钱的富翁之一。
1900年，唐山被沙俄侵略军占领，张翼逃往天津租界，委派洋人德璀琳为矿局总代理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美商胡华狼狈为奸，故设圈套，把开平矿务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按照英国法律在伦敦注册，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这样，矿局成了英国资本的企业。后来清政府几次交涉，都未收回。
漠河金矿：洋务派在开办煤矿的同时，也试用新式方法进行金属开采，如热河承德的铜矿、贵州青溪的铁矿，山东淄川的铅矿，这些都因资金不足、经营不善而失败。稍有点成就的是漠河金矿。
漠河一带号称“金穴”，其主要产金地是距漠河入黑龙江口东南70余里的老沟，这里的金矿含金量高，开采容易。漠河有金矿，是由当地的鄂伦春人挖掘墓穴时发现的，这个消息被黑龙江对岸的俄国人得知，他们纷纷招募人员，渡过黑龙江，到我国境内进行偷采。到1885年，在漠河盗挖金矿的人数达1万余人，仅1883年至1884年，俄国人就盗采了黄金21万两。
1884年前，清政府对俄国人偷采漠河黄金竟不知道。这一年，黑龙江将军文绪得知后，才决定采取措施。他派出军队，以武力将盗采金矿的俄国人驱逐回国。
1886年12月，新任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清政府开办漠河金矿，得到批准。1887年成立漠河矿务局，招商股7万两，另借官款13万两，共20万两。官督商办，规定将盈利的百分之三十上交清政府。
1889年初，金矿正式开采，工人约2000人，采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年得金19万两。以后逐年增加，陆续归还了所借官款。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沙俄乘机出兵侵略我国东北，漠河金矿被俄军占领，清政府几经交涉，才于1901年用款赎回。
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1889年由张之洞筹建的。
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打算在广州建一所规模较大的炼铁厂，并从外国订购了一座日产生铁100吨的溶铁大炉。可是厂没建成，张之洞于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一职由李瀚章继任。
李瀚章是个守旧的官僚，对开办新式企业没有兴趣。他就任两广总督后，向朝廷上奏说，广东产铁的地方不多，炼铁无矿可供，而且建厂所费资金也不足，建议清政府把铁厂迁到湖北去办，其用意是把办铁厂这个包袱仍旧扔给张之洞。
清政府于是询问张之洞可否将所购机器移置湖北？张对办洋务很热心，一心想办个大铁厂堵住洋铁的输入，朝廷这么一问，他立即欣然接受。他本来就想把铁厂带到湖北，怕广东不同意，没有提出来。现在广东拱手相送，正是求之不得。
1890年春，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由办洋务有点经验的湖北候补道蔡锡勇为总办。经过广泛勘查，发现大冶铁矿质量很好，张之洞决定开采大冶铁矿，雇用采铁工人达1000多人。但在湖北境内没有找到很好的煤矿，试采了几个地方，效果都不好，最后开采江西萍乡的煤矿，才解决燃料问题。
由于煤矿和铁矿之间有一段较远的距离，于是铁厂厂址应该选在何处，一时颇使张之洞为难。一般情况，炼铁1吨需煤3吨，将炼铁厂设在煤矿附近，从经济角度考虑比较划算，李鸿章也这样向张之洞建议。张之洞认为，湖北情况不同，不必拘泥移铁就煤之说，炼铁厂还是设在省城附近比较合适，这样便于管理。经过反复斟酌，厂址终于选定在汉阳县大别山（龟山）脚下。
厂址选定之后，建厂工程于1891年9月动工。至1893年冬，各主要厂相继建厂，其中包括炼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等大小10个厂，大冶矿运铁路（由大冶至黄石港）及汉阳水陆码头也相继建成。1894年2月铁厂开始生产，至1895年10月，铁厂共出铁5600多吨。
建立汉阳铁厂的经费是非常巨大的，与李鸿章向外国购买铁甲战舰的费用不相上下。原计划用银2468万余两，实际费用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加上浪费多、亏耗大，自开办到1896年，前后六七年间，铁厂一共支出了580多万两。由于摊子铺得大，管理不善，加之铁厂完全按封建衙门的模式、大小岗位均由官吏充任，把官场中勾心斗角、贪污浪费、营私舞弊、任人唯亲、不负责任等不良习气也带入铁厂，造成经营混乱，效率低下，由于亏损太多，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到最后，由于张之洞无款可筹，只得由盛宣怀接办改为官督商办。
洋务派在这一阶段兴办的企业，比较着名的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局、中国电报局、兰州织尼局等，它们的情况，大都与上面几个企业差不多。
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本意是“求富”。求富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他们兴办的企业，对于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能把他们的洋务活动，一律斥为卖国活动，更不能说洋务派就是投降派。至于他们兴办的企业大多失败，关键还是当时政治上的腐败造成的，同时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
1893年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清花厂不慎起火，狂风大作，扑救不及，厂房及机器设备大部分被烧毁。起火之时，该局总办杨宗濂派人到租界请英、法、美各洋龙队（即消防队）救援，可租界当局以该厂不在租界之内为由，拒绝施救。这次火灾损失达70多万两银子。
为什么不去施救，代表洋人利益的租界报纸《北华捷报》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
织布局是属于李鸿章和他的朋友们的。由于他对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一事，过去曾经设置而且现在仍然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试图援救他在尽力垄断并严重干扰对外贸易的织布局，那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侵略者是希望中国永远落后的，当然也就不会支持和同情洋务派的“求富”活动。
艰难延伸的中国早期铁路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曾修筑了几条铁路。
可是，最早在中国提出修铁路的，不是洋务派，而是外国侵略者。
1863年，正当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攻打太平军占领的苏州时，英商怡和洋行联络27家洋行，联名向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求修筑上海至苏州的86公里的铁路，被李鸿章拒绝。
同年有个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不请自来，到中国考察，抛出了一个所谓的综合铁路计划，即从汉口西经四川、云南接连缅甸；从汉口东至上海，南至广州；从镇江北至天津、北京；从上海至宁波；又从福州至内地等。这个计划交给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怏地离开中国。
西方列强两次修筑铁路的要求都被拒绝后，就干脆采用先斩而奏的办法，不经清政府批准擅自修筑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目的是宣扬铁路的便利，以达清政府同意修路的目的。这条铁路不使用机车，而是用人力推动。尽管如此，当时仍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结果被清政府以有伤风化为由，下令拆除。
1865年，英国商人组织了淞沪铁路公司，要求修筑上海至吴淞30里的铁路，被上海地方当局拒绝。英商并不甘心，经过一段时间，又向新任上海关道沈秉成含糊地提出修通至吴淞道路的要求。沈氏以为不是修铁路而是修一般的道路，当即就同意了，但明确表示修路所需之地由英商自行解决。英商见修路之请得到批准，马上着手修筑铁路。工程于1876年1月动工，2月中旬即铺轨达四分之三，由名为“引导”号的机车试车，这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行驶火车，轰动乡里，同时也引起了上海道冯焌光的注意。冯照会英国领事麦华陀，要求禁止。经过多次争执，麦华陀同意暂时停驶一个月，然后由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决定。
随后英国公使派人到上海与冯煌光谈判。谈判中，英方要求中国将铁路买回后，由怡和洋行承办，遭到冯的拒绝，谈判破裂。与此同时，淞沪铁路公司却加紧筑路，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就范。
6月30日，这条铁路全线通车，7月3日正式营业。7月14日那天，火车压死一名中国人，被迫停驶。冯焌光利用这个机会与麦华陀谈判，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派汉文正使梅辉立与李鸿章所派代表盛宣怀交涉，结果中国以白银285万两将铁路购回拆毁。
开始时，李鸿章等洋务派是不赞成修筑铁路的。后来，他们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自己修铁路既可堵住洋人筑路的要求，又可用来运兵，而且也是“求富”的一种手段，转为赞同修筑铁路。
在英商修筑淞沪铁路的同时，台湾基隆矿区于1876年秋建筑了一条轻便铁路，利用海岸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虽未用机车牵引，却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轨。
到了洋务运动中期，李鸿章已把修筑铁路列入他的洋务建设的计划里。1880年12月，他给清政府上了一道奏折，列举了修筑铁路的9条好处，同时提出了他拟定修筑中国南北铁路干线的计划。南路一是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二是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的两条，一路是由北京东至奉天（辽宁沈阳），一路是西通甘肃。这个计划除一些具体地点略有变化外，基本上规定了后来京沪、京汉、京沈（即北宁）、京绥铁路的雏形。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之顽固派的反对，他的这个计划没有立即实施。
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是唐胥铁路。
开平煤矿修建的时候，李鸿章和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是计划修铁路将煤用火车运到天津的。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同时资金也不足，唐廷枢放弃了先修筑铁路的打算，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他建议，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段，约长70里，专供运煤之用，取名“煤河”；又由胥各庄河头修筑“快车路”一条，约长15里，直抵煤厂。李鸿章同意了这个建议。
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中的“快车道”，李鸿章在奏报清政府时称为“马路”，实际上是一条轻便铁路。这条路由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设计，路轨用的是4英尺8寸的标准轨，目的是便于将来更换重轨由机车牵引。
为了避免清朝顽固势力的阻挠，这条路建成后，最初是由骡马牵引的，是名副其实的“马路”。
1892年，金达利用矿局废弃的一台旧锅炉改造成一辆小机车，能牵引百余吨，代替骡马行驶，这是我国行驶机车铁路之始。这辆机车根据矿局总工程师薄内之妻的建议，以英国第一辆机车之名命名为“中国之洛克提”，又名“中国火箭号”。
机车行驶不久，就遭到顽固派的攻击，说机车直驶，震动东陵（已故皇帝的陵墓），而且机车喷出的黑煤，有伤禾苗庄稼。在顽固派的阻挠下，机车被迫停驶。后经唐廷枢力谋营求，几经波折，几个月后，清政府才同意恢复机车牵引。
随着煤炭产量的提高，开平矿务局又面临运输条件问题。原来开挖的“煤河”，由于春秋两季河水不大，运煤船常因水浅而无法行驶，而且河道本身经常淤塞，每年需要挑挖，费时费钱，十分不便。开平矿务局便于1886年7月向李鸿章提出申请，要求将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延长至芦台附近的阎庄，长约65里，得到了李鸿章的批准。于是，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派伍廷芳为总办，招集商股25万两。1886年秋动工，次年5月筑成。不久，又经清政府同意，将铁路延展到大沽，后来又延伸到天津。
洋务派为了减少修筑铁路的阻力，尤其是改变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于修筑铁路迟疑不决的态度，在光绪皇帝大婚之前，在中南海中修筑了一条铁路。
这条小铁路是1888年修筑的，分为两期完成。第一期工程修通了中海北部的紫光阁、时应宫一带。工程结束后，李鸿章从天津运来了6节车厢和一个机车头，放在这里供慈禧御览。后来为了实验列车运行，将已修成的紫光阁路段向北延伸，穿过福华门，进入北海的阳泽门，再由北海西岸北至极乐世界折向东，经阐福寺、洛兰轩、大西天，至终点镜清斋，全长1500余米，有157米是可以随时安拆的铁轨，分别置于福华门内、福华门外到阳泽门前，以及阐福寺前的神路上。因为这三处是交通要道，如将铁轨固定，车马通行时很不方便。
铁轨铺完后，李鸿章将火车运抵北京，进献慈禧，请示是否可以试车。
这列小火车原是天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潘骏德，向法国新盛公司订购的。其中乘客车厢6节，包括上等豪华车厢l节，上等普通车厢2节，这3节车厢里面陈设华美，做工精良。另有中等车厢2节，行李车厢1节，里面装饰也很不错，再加上一个火车头。这一列火车原订价才6000两银子，结果在巴黎加工后，分别装箱海运到中国，结果这点儿钱连运费都不够。但生产厂家为了把他们的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所以不计成本，价格才如此低廉。他们知道，只要慈禧高兴，认为这些火车不错，他们的产品不愁在中国没有销路，今后多卖些火车给中国，不是能赚回更多的钱吗？
由于当时法国通行的是窄轨火车，因此李鸿章进贡的也是这种火车。慈禧乘坐后感到很满意，对于造车的洋人给予了重赏，同时也改变了对火车的看法，认为火车还是有不少益处的，从此对修筑铁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洋务派总算没有白费心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南海变成了侵略军的指挥部，清宫里的小火车、铁轨全被毁坏。
唐山至天津的铁路筑成后，主持修筑此路的“中国铁路公司”决定把铁路从天津修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之所以只修到通州而不直接修到北京，就是怕顽固派阻挠。尽管如此，还是遭到许多朝廷重臣的反对，他们害怕把铁路修到京城会给外国侵略者进入清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提供方便。这件事与李鸿章进贡小铁路联系在一起，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顽固派对洋务派修筑铁路，一直没有停止过攻击。中南海修筑小铁路和李鸿章奏请修筑津通铁路后，1889年1月起，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御史屠仁守、吴兆泰等20余人，对李鸿章等人进行弹劾。他们反对修筑铁路的理由，除了铁路“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只可试行于边疆不可推行于腹地等陈词滥调外，强调通州是京师门户，漕运重镇，万万不可修铁路。一旦铁路穿行其间，则京师“尽撤藩篱，洞启门户”，火车风驰雷厉，如果洋人进攻，可以朝发夕至，那样北京可危险了。
对于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进行了反击，他们对不能修筑铁路的理由逐一反驳，指出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或者是出于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者是对铁路作用的无知。
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端捅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手里。慈禧一贯是用洋务派牵制顽固派，又以顽固派去制约洋务派，使两派都听命于自己。所以，这场争论发生后，她并没有马上作出谁是谁非的结论，而且把球踢给各省的将军与督抚，让他们发表意见。结果，封疆大吏大多主张兴办铁路。
慈禧和光绪皇帝亲自试坐过中南海里的小火车，对火车的印象还不错，而且清政府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更主要的是依赖洋务派，那帮御史，除了议论别人的长短外，并无多大能耐。所以，这场争论的结局是洋务派占了上风。清政府虽然没有同意修筑津通铁路，但仍肯定修筑铁路是“自强要策”，并且宣布，只要有利于国家，对百姓无损，就可毅然兴办，没有必要议论来议论去，随后还批准了张之洞提出的芦（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计划。
在此之前的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获得批准。1891年，完成台北向东到基隆港的一段28公里。从台北向西南到新竹一段78公里，两段共长107公里。
1894年，张之洞主持修筑了大冶至黄石港的铁路，长28公里。与此同时，李鸿章在修筑唐津铁路时，由唐山向北展筑，1890年修成24公里，到达古冶林西煤矿。
1891年3月，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计划。李鸿章以俄患日趋严重为由，奏请修筑关东铁路，计划由古冶林西修筑至黑龙江的珲春（今属吉林省），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同年4月，清政府委派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并把原拨给芦汉铁路的官款转拨给关东铁路，聘请英人金达为总工程师。1894年，关内段铁路完工通车，关外铁路工程继续进行，同年甲午战争爆发，关外段被迫停工。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总共修筑了483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都是中国自修的。
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国铁路的修筑权逐渐被西方列强掠夺去。修筑铁路成为列强各国侵略中国的一种时髦方式。
几经周折的早期电报
架设电线，创办电报局，是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架设电线，最早也是外国侵略者提出来的。
1862年，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多次对清政府说，为了与本国通信方便，要求架设俄国经北京直达天津的“铜线”（铜线即电线，当时又称“飞线”）。中国以前从来没有电线，文武百官也从未见过电报是怎么拍发的。他们只是凭直觉认为，洋鬼子提出的要求，都是不怀好意的。于是，负责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答复说，中国不能够保证“铜线”不出现问题，而且不免经常遭到损害，这样的话，反而使两国关系产生裂缝，委婉地拒绝俄国人的要求。
此后两三年间，英、美等国公使和领事纷纷出面，要求在各通商口岸架设电线，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清政府不仅自己不同意外国人在中国架设电线，也怕地方官员瞒着中央政府，私自同意洋人开办电报业，特地于1865年2月由总理衙门通知各地督抚说：中国的情况同外国不同，不可以让外国人拉设电线。鉴于各地的领事仍难免存在觊觎之心，甚至可能有洋人不向地方官员禀明，就私有架设电线之事，要求他们对此类情况一定要严加防范，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免洋人借机挑起事端。
其实，清政府的满朝文武官员，大多数对电报的功效作用是茫然无知。总理衙门说，如果让洋人架设电线，后果比让他们修筑铁路还严重。相隔数千里之外的一切事情，中国的公文还没有传递到，外国人早已清楚，做起事来就更加受他们牵制。而且电线偶尔有损坏，洋人必然归咎于中国官民没有保护，又必定节外生枝，滋生事端，使中国疲于应付。
清朝统治者被列强敲诈怕了，凡是外来的东西，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抗拒与害怕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洋人可以用电报传递信息，中国自己也可同样通过架设电线及时了解各地情况。所以，清政府既不允许洋人在中国架设电线，自己也不打算架设电线。
这时，只有个别的洋务派官员主张自设电线。李鸿章在1865年3月致信总理衙门说：“铜线”费钱不多，递信又极快，洋人必定处心积虑要办，将来能不能永远禁止还很难说，与其这样，还不如中国人仿照洋机，自立电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文为汉字，传递信息远远快于驿站。因此，电线到了万不能禁时，只能用自己的“铜线”去与洋人的“飞线”相抗衡。这个意见，一时没有得到其他官员的赞同，也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1870年4月，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从广州沿海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地海口，施设海底电缆通到上海。他利用总理衙门的无知，哄骗清政府说：“数年以来，所有商议的架通电线办法，都是在陆上明设，这次则是在海底暗设，电线的两端都安放在船只上，船只可以在港口外的海面停泊，这样对中国毫无损伤。”
总理衙门办了多年洋务，也同洋人打了不少交道，可是对国际知识的掌握仍几乎为零，根本没有领海主权的概念，以为外国不在中国陆地上架设电线，就无损中国主权，就糊里糊涂地答复说：“只要电线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的陆路不相干涉，界限分明，可以通融同意。”这样，英国取得了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
此后，英国大东公司致力于敷设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国沿海的海底电缆，丹麦的大北公司则敷设自海参崴通往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1871年，大北公司架设的香港至上海的电线架通，并在长江口的一个小岛上擅自牵引登岸。过了两年，又私自架设了吴淞口至上海的电线。
大北公司的电线上岸后，清政府虽然要求其全部撤除，但人家不予理睬。而且，他们还骗取专办电线事宜的候补知府丁嘉伟订立了从福州至厦门敷设电线的合同，引起其他各国仿效。总理衙门只得以中国对电线难以照料，如有毁坏、与地方无关，而且不能退赔修建费为由，加以拒绝。
也就是从这时起，洋务派正式提出自行敷设电线的主张。
1870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提议说，洋人坚持要架设，如果无法阻止，不如中国自己架设，让洋人提供技术，中国掌握主权。如果听任洋人自行敷设，则一旦遇上机密事宜，他们一二日内便可得知，而我们却十天半日仍不清楚，这样更为被动。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清政府委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支援，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原来，日本侵犯台湾时，李鸿章靠传统的驿站与沈葆桢商量调兵的事，往返一个月，才把事情定下来，随后调集轮船兵员，装船赴台，又花了三个月，等到沈葆桢率兵到台湾时，清政府已同日本通过谈判，以赔款50万两换取日本撤兵。吃了消息不灵的亏，沈和李都深感应赶快架设电线。
于是，沈葆桢奏请清政府设立福州陆路到厦门，由厦门水路到台湾的电线。他特别奏明，这条电线由官府设立，与以前外国人所请办者不同，以消除清政府对电报的疑虑。
丹麦的大北公司闻讯中国要自设电线，便立即与福建地方当局商议，由大北公司架设福州到厦门的电线。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大北公司就擅自动工，除敷设福州至厦门的电线外，还乘机架设福州南台到罗星塔的线路，结果发生福建人民将电线拆毁的事件。
1875年2月，丹麦驻北京公使拉斯勒福跑到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命令地方官妥善保护已设线路，不得再有损坏，同时要清政府出钱将线路购回。
福建当局奉命同大北公司进行谈判。大北公司乘机进行讹诈。不仅索价高达1545万元，而且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如清政府将电线购回后，福州至厦门的电线仍由该公司包造，地方官员负有保护之责；电线架成后，清政府要请丹麦人“教导”三年，每年的薪金达3万元之巨。丹麦本为北欧一小国，此时也趁清政府的软弱进行勒索。
在收购大北公司福州至厦门电线问题上，福建的高级官员之间意见又发生了分歧。闽浙总督李鹤年认为大北公司索价太高，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则认为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事后不再发生枝节。在电线买回后如何处理上，李鹤年认为架线工程应暂时停止。而福建巡抚王凯泰、福州将军文煜则认为，“买而不造，未免虚费”。议论来议论去，拖了一年，也没有结果。直到1876年3月，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才与大北公司订立合同，将电线购回后，由福建地方当局拆毁。
福州至厦门的电线拆除后，丁日昌将有些设备移到台湾，在台湾的打狗（淡水）地方架设了一条电线，这也是中国人自己架设和掌管的第一条电线。
1879年，李鸿章从加强海防的目的出发，架设了大沽、北塘炮台到天津的电线。经过试验，效果良好，使他对创办电报业的信心大增。
1880年，清政府为收回被沙俄侵占的伊犁进行交涉，中俄关系紧张，其他列强也对中国虎视眈眈，沿海各地纷纷告急，李鸿章更是感到电报的重要。他建议敷设天津到上海的电线，以便加强南北两地的通信联系。他对清政府说，兵贵神速，西洋各国，水路有轮船，陆路有火车，数万里之外要通军事情报，又有电报。中国虽然有驿站，一天能传递600里，但与各国相比，速度仍然太悬殊。架设天津到上海的陆路电线，花费不过10万两，时间只要半年。他的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7处各设电报分局。1881年4月开放架设电线，12月全部完工，共用银1787万两。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招雇丹麦人来华教习电学、收发报等。1882年，上海也成立了电报学堂。
中国近代电讯事业，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诞生了。
津沪电报接通后，头几个月的经营状况不佳，每月全线开支达几千两，而收发电报的收入，不过几百两，亏损严重，于是李鸿章将津沪电报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
受津沪电报的影响，广东商人在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合的公司，于1882年敷设了广州至九龙的电线。后由于收报费有限，商人无力垫赔官府借款，由张树声出面，让电报总局接收该线，将华合公司改组为广州电报分局。
1884年，洋务派修通了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北起上海，南至广州的沪粤电线。随后又架通了上海到汉口的沪汉电线。由于上海是当时国内贸易中心，电报业务也最多。沪粤电线修通后，李鸿章将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到了上海。
这些电线的兴办，使沿海地区的通信条件大为改善，一些原来对电报持强烈反对态度的顽固派，对电报也慢慢习惯了，改变了对电报的看法。李鸿章见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总理衙门把电线由天津架设到通州，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3年，津通线接通。第二年7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匡出面，奏请将通州电报分局迁至北京城内，分为内外城两条线，内城电报局设在总理衙门附近的泡子池，外城电报局设在东河沿附近，前者专发官电，后者专发商电，并由商电补贴官电。由于奕匡的奏请，清政府终于表示同意，电线也就进入北京城了。
1883年，中法关系紧张，我国云南、广西成为法国侵略对象。为了加强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两广总督张树声请求将电线架设到滇、桂边境。他说，军情从广州发往北京，南北7000里，片刻可达，而广州到广西龙州和镇南关，不过2000里，即使水陆兼程，日夜传递，没有半个月也传递不到，要改变这种状况，非架设电线不可。这个建议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广州至龙州的电线于这年年底架通。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的电报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新疆、云南、东北等边疆地区都已有了电报。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全国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架了电线，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电信网。
清政府在发展电报的时候，往往对官报尤其是军报的保密注意不够，调兵催饷的机密消息，常常泄露。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偷袭北洋舰队向朝鲜运兵的船只，造成不小损失。这就是当时天津电报局的一个小职员被日本间谍收买，将清政府运兵机密泄露出来造成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滑稽的阿思本舰队
洋务派举办洋务活动的动机，是“富国强兵”，而且“强兵”的目的性更明确。于是，创办新式海军，就成了洋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式海军当然离不开新式的船舰。当时中国没有制造新式船舰的能力，要创办新式海军，当然免不了要向外国购买船舰。
洋务运动前，清政府也有海军，不过名称叫水师或水军，装备无疑很落后，水师使用的战船全是木质帆船，使用的武器无非是弓矢、拍竿、藤牌、钧枪，再加上一点火瓶、火球、旧式火炮等，与外国侵略者的枪炮战舰相比，不知要落后多少倍，也就不可能是船坚炮利的洋人的对手。
最早认识到购买外国船炮，增加本国海防力量的，要算是林则徐。
1840年初，林则徐从美国商人手中购买了一艘大商船“甘美力治”号，载重1080吨，装有34门英国大炮，同时还购买了两艘25吨重的帆船和一艘小轮船。遗憾的是，不久林则徐遭革职，他购买的那些船只，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侵略者所俘获。
1840年10月，林则徐向清政府建议说，西洋船炮是巩固海防不可缺少的武器，从长远考虑，必须一个周密的计划，可利用广东海关的收入，制造船炮。清政府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转眼过了10余年。清政府这时已在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困扰。50年代期间，太平军已席卷长江中下游一带，占领了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城市。1855年，上海地方当局为了防止太平军进攻上海，从美国旗昌洋行手中购得了“天平”号轮船；第二年，又向英国宝顺洋行购得“铁皮”号轮船，作为炮艇，并雇有外国炮手、水手。与此同时，曾国藩也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在香港购买外国大炮，装备湘军水师。不过，这些购船买炮活动都是小打小闹，而且是地方官员所为。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购买船舰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
清政府花了10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不但没有把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扑灭，太平军反而在苏州、常州一带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等要求暂时得到满足，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侵略者为了使不平等条约早日落实，也希望把太平天国起义早日镇压下去。于是，他们给清政府出主意了。
1861年4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向总理衙门说：他曾沿长江西上，看到曾国藩、胡林翼的水陆各军，船不坚，炮不利，这样恐怕很难灭“贼”，怂恿清政府购买洋船洋炮。
听巴夏礼这么一说，本来对洋枪洋炮就比较迷信的总理衙门大臣奕，心有些动了，但还是下不了决心，便把刚到北京任代理总税司的赫德找去，征求他的意见。
赫德在同奕的多次交往中摸清了奕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乘机献策，大谈购买外国船炮的种种好处，说是只要有了外国船炮，就可克复沿海失守之处，是目前最宜置办的事情。又说，要是只购买小火轮10余船，所费不过几十万两银子，至于驾驶，可雇内地人随时学习，也可雇用外国人“令其司舵司炮”。至于清政府担心的筹款问题，可以将鸦片税留作购船炮的费用。
奕听后表示满意，他一面嘱咐赫德开列船炮的具体价格，一面上奏朝廷，请求购买外洋船炮。声称不购买船炮，不可“自强”，也不可消除匪患（指镇压农民起义）。
清政府正为镇压太平天国苦无良策，见了奕的奏议，立即予以同意，并要总理衙门征求曾国藩等人的意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