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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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试读：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著名学者、诗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第二编唐朝（上）古文是何时死的
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琊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人所说。《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闻谓之锚，或谓之姣。赵魂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厖，
……
……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厐，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
……或曰
……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汉武帝时，公孙弘做丞相，奏曰：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儒林传》参用）。
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种政策，叫各郡县挑选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师，读书一年，毕业之后，补“文学掌故”缺（也见《儒林传》）。又把这些“文学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国的“卒史”与“属”。当时太学，武帝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经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资格是“先用诵多者”。这样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识传播到各地了。从此以后，政府都只消照样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读古书，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尔雅”的古文。
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以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
科举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这固然是国语文学的大不幸。但我们平心而论，这件事也未尝没有绝大好处。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
这件事业的伟大，在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比例。只有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费了一千年的工夫，开化北欧的无数野蛮民族：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同等的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但是有一个大不同之点。欧洲各民族从中古时代爬出来的时候，虽然还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也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北欧、东欧各国也都有国语的文学了。拉丁文从此“作古”了。何以中国古文的势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国的国语文学到今日方才成为有意的运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欧洲各种新民族从那开化时代爬出来的时候，那神圣罗马帝国早已支不住了，早已无有能力统一全欧了，故欧洲分为许多独立小国，故各国的国语文学能自由发展。但中国自从汉以后，分裂的时候很短，统一的时间极长，故没有一种方言能有采用作国语的机会。第二，欧洲人不曾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
中国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六百多年，不再分裂；况且科举的制度自明太祖以来，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这个绝对的权威之下，应该不会有国语文学发生了。做白话文学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话文来应考求功名，有时还不敢叫人知道他曾做过白话的作品。故《水浒》《金瓶梅》等书的作者至今无人知道。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恳恳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这不是国语文学史上最纯洁、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吗？
还有一层，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参看《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白话文学的背景
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引见上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不过《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我们只好把他撇开。俗语说的好：“一部廿四史，从何处说起！”我们不能不有一个起点，而汉朝恰当古文学的死耗初次发觉的时期，恰好做我们的起点。
汉高祖本是一个无赖子弟，乘着乱世的机会，建立帝国，做了皇帝。他的亲戚子弟，故人功臣，都是从民间来的。开国功臣之中，除了张良等极少数旧家子弟之外，有的是屠狗的，有的是衙门里当差的，有的是在人胯下爬过来的。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史记》说：
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里活画出一副无赖相。《史记》又说，天下平定之后，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这又是一群无赖的写生。
在这一个朝廷之下，民间文学应该可以发达。高祖十二年（西历前一九五），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本纪》）
这虽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学。
后来高祖的妻妾吃醋，吕后把戚姬囚在永巷里，剪去她的头发，穿着赭衣，做舂米的苦工。戚姬想念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一面舂，一面唱歌道：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汉书》卷九十七上）
这也是当日的白话文学。
后来吕后擅权，诸吕用事，朱虚侯、刘章替他们刘家抱不平。有一天，他伺候吕后饮宴，太后派他监酒；酒酣之后，他起来歌舞。唱一只《耕田歌》：
深耕，穊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这也是一首白话的无韵诗。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当时应该有白话文学的产生。但当时白话文学有两种阻力：一是帝国初统一，方言太多，故政府不能不提倡古文作为教育的工具，作为官书的语言。一是一班文人因白话没有标准，不能不模仿古文辞；故当时文人的诗赋都是模仿古文学的。风气既成，一时不容易改革。到了武帝的时候，许多文学的清客，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大家竞争作仿古的辞赋，古文学更时髦了。后来王莽的时代，处处托古改制，所以事事更要模仿古人，诏书法令与辞赋诗歌便都成了假占董，但求像《尚书》《周颂》，而不问人能懂不能懂了。
我们且引一两首汉朝的《郊祀歌》，使读者知道当时那些仿古的庙堂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缎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汉《郊祀歌》）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同上）
但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说过当日的民间文学的环境：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捬缶而呼乌乌。
其歌曰：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邛，顿足起舞……
这里面写的环境，是和那庙堂文学不相宜的。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自然是民间的白话文学。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汉朝的民歌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人。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汉朝的文人正在仿古做辞赋的时候，四方的平民很不管那些皇帝的清客们做的什么假古董，他们只要唱他们自己懂得的歌曲。例如汉文帝待他的小兄弟淮南王长太忍了一点，民间就造出一只歌道：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米，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如武帝时，卫子夫做了皇后，她的兄弟卫青的威权可以压倒一国，民间也造作歌谣道：
生男无喜，
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这种民歌便是文学的渊泉。武帝时有个歌舞的子弟李延年得宠于武帝，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起舞，唱了这一只很美的歌：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兄妹都是歌舞伎的一流（《汉书》卷九十三云，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他们的歌曲正是民间的文学。
汉代民间的歌曲很有许多被保存的。故《晋书·乐志》说：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今举《江南可采莲》为例：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这种民歌只取音节和美好听，不必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这首采莲歌，很像《周南》里的《芣苢》，正是这一类的民歌。
有一些古歌辞是有很可动人的内容的。例如《战城南》一篇：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种反抗战争的抗议，是很有价值的民歌。同样的还有《十五从军征》一篇：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接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的平民文学之中，艳歌也不少。例如《有所思》一篇：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妃呼豨大概是有音无义的感叹词），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主人是女主人；夫婿是她的丈夫）从门来，斜柯西北眄（丁福保说：“斜柯”是古语，当为欹侧之意。梁简文帝《遥望》诗“散诞垂红帔，斜柯插玉簪”）。“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这两首诗都保存着民歌的形式，如前一首的“妃呼豨”，如后一首的开头十个字，都可证他们是真正民间文学。
艳诗之中，《陌上桑》要算是无上上品。这首诗可分做三段：第一段写罗敷出去采桑，接着写她的美丽：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耡者忘其耡；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天真烂漫的写法，真是民歌的独到之处。后来许多文人模仿此诗，只能模仿前十二句，终不能模仿后八句。第二段写一位过路的官人要调戏罗敷，她作谢绝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末段完全描写她的丈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坐中数千人，都说俺的夫婿特别漂亮”——这也是天真烂缦的民歌写法，决不是主持名教的道学先生们想得出的结尾法。
古歌辞中还有许多写社会风俗与家庭痛苦的。如《陇西行》写西北的妇女当家：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座客毡氍毹。清白各异尊，酒上正华疏（此句不易懂得）。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首八句也是民歌的形式。古人说《诗三百篇》有“兴”的一体，就是这一种无意义的起头话。《东门行》写一个不得意的白发小官僚和他的贤德的妻子：
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出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仓浪是青色。黄口儿是小孩子）！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在这种写社会情形的平民文学之中，最动人的自然要算《孤儿行》了。《孤儿行》的全文如下：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三月桑蚕，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这种充满悲情的作品，真实的情感充分流露在朴素的文字之中，故是上品的文学。
从文学的技术上说，我最爱《上山采蘼芜》一篇：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里只有八十个字，却已能写出一家夫妇三个人的性格与历史：写的是那弃妇从山上下来遇着故夫时几分钟的谈话，然而那三个人的历史与那一个家庭的情形，尤其是那无心肝的丈夫沾沾计较锱铢的心理，都充分写出来了。
以上略举向来相传的汉代民歌，可以证明当日在士大夫的贵族文学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我们现在距离汉朝太远了，保存的材料又太少，没有法子可以考见当时民间文学产生的详细状况。但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从地产出这些活的文学。小孩睡在睡篮里哭，母亲要编只儿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亲要说个故事哄他不吵；小儿女要唱山歌，农夫要唱曲子；痴男怨女要歌唱他们的恋爱，孤儿弃妇要叙述他们的痛苦；征夫离妇要声诉他们的离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平民，他们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学了古文再来唱歌说故事。所以他们只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歌；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切平民文学的起点。散文的故事不容易流传，故很少被保存的。韵文的歌曲却越传越远；你改一句，他改一句；你添一个花头，他翻一个花样，越传越有趣了，越传越好听了。遂有人传写下来，遂有人收到“乐府”里去。“乐府”即是后世所谓“教坊”。《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的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卷九十三云：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受阉割之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又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她，令方士少翁把她的鬼招来；那晚上，仿佛有鬼来，却不能近看她。武帝更想念她，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总看这几段记载，乐府即是唐以后所谓教坊，那是毫无疑义的。李延年的全家都是倡；延年自己是阉割了的倡工，在狗监里当差。司马相如也不是什么上等人，他不但曾“著犊鼻裈，与佣保杂作”，在他的太太开的酒店里洗碗盏；他的进身也是靠他的同乡狗监杨得意推荐的（《汉书》卷五十七上）。这一班狗监的朋友组织的“乐府”便成了一个俗乐的机关，民歌的保存所。《汉书》卷二十二又说：
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兴，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因恨淫声而遂废“乐府”，可见乐府是俗乐的中心。当时丞相孔光奏覆，把“乐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汉书》记此事，接着说：
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这可见当时俗乐民歌的势力之大。“乐府”这种制度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第一，民间歌曲因此得了写定的机会。第二，民间的文学因此有机会同文人接触，文人从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第三，文人感觉民歌的可爱，有时因为音乐的关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减，使他协律；有时因为文学上的冲动，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也往往带着“平民化”的趋势，因此便添了不少的自活或近于白话的诗歌。这三种关系，自汉至唐，继续存在。故民间的乐歌收在乐府的，叫做“乐府”；而文人模仿民歌做的乐歌，也王叫做“乐府”；而后来文人模仿古乐府作的不能入乐的诗歌，也叫做“乐府”或“新乐府”。
从汉到唐的白话韵文可以叫做“乐府”时期。乐府是平民文学的征集所、保存馆。这些平民的歌曲层出不穷地供给了无数新花样、新形式、新体裁；引起了当代的文人的新兴趣，使他们不能不爱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汉朝的散文
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发达总在韵文之后，散文的平民文学发达总在韵文的平民文学之后。这里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白话的散文。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昕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子”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这话颇像今日淮扬一带人说话，大概司马迁记的是当时的白话。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的种田朋友听说陈涉做了“王”，赶去看他，陈涉请他进宫去，他看见殿屋帷帐，喊道：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加睹）《汉书》改作：
伙！涉之为王沉沉者！
这话也像现在江南人说话，（“夥颐”是惊羡的口气；“者”略如苏州话的“笃”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话。又如《史记·周昌传》里写一个口吃的周昌谏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也是有意描摹实地说话的样子。又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记也多是白话的，如东方朔对武帝说：
朱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索长安米。《史记》的《魏其武安传》里也很多白话的记载。如说灌夫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蚡（丞相田蚡）谓夫曰：“程李（李广）俱东西官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灌夫）独不为李将军地乎？”
夫曰：“今日斩头穴胸，何知程李！”
这种记载所以流传二千年，至今还有人爱读，正因为当日史家肯老实描写人物的精神口气，写的有声有色，带有小说风味。《史记》的《魏其武其侯传》，《汉书》的《外戚传》都是这样的。后世文人不明此理，只觉得这几篇文章好，而不知道他们的好处并不在古色古香，乃在他们的白话化呵。《汉书》的《外戚传》（卷九十七下）里有司隶解光奏弹赵飞燕姊妹的长文，其中引有审问宫婢宦官的口供，可算是当日的白话。我们引其中关于中宫史曹宫的一案的供词如下：
元延元年中（西历前一二），官语房（宫婢道房）曰，“陛下幸宫。”
后数月，晓（曹宫之母曹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产也）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掖庭狱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及]谁儿也。”
武迎置狱。宫曰：“善藏我儿胞（胞衣）；丞知是何等儿也？”
后三日，客（田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
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赵飞燕之妹）大怒，奈何不杀？”
式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惟留意。”
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黄门王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憆也”。
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纳）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宫婢张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
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临饮是监视她吃药）”。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薄小纸叫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
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太后居长信宫）得闻之？”
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自缪死。武皆奏状。
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这是证人的口供，大概是当日的白话，或近于当日的白话。
汉宣帝时，有个专做古董文学的西蜀文人王褒，是皇帝的一个清客。他年轻在蜀时，却也曾做过白话的文学。他有一篇《僮约》，是一张买奴券，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抄在下面（此篇有各种本子，最好是《续古文苑》本，故我依此本）。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这是《僮约》的序，可以表示当时的白话散文。下文是《僮约》，即是王褒同便了订的买奴的条件：
神爵三年（西历前五九）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斗……织履作粗，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桉，园中拔蒜，断苏切脯……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伴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担荷（杨氏，池名，出荷）……持斧入山，断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儿木屐彘盘……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两三束……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这虽是有韵之文，却很可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孤儿行》等民歌确可以代表当日的白话韵文，又可以知道《史记》《汉书》的记载里有许多话和民间的白话很相接近。
王褒在蜀时，还肯做这种“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白话文学。后来他被益州刺史举荐到长安，宣帝叫他做个“待诏”的清客。《汉书·王褒传》记此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那班文学待诏们过的生活：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做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西历前一五七）：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西历前八五）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卷七）
又元凤二年（西历前七九）诏：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豆粟）当赋。（同上）
这竟是说话了。
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与《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禅札》说的更是荒诞无根的妖言，若写作朴实的散文，便不成话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种假古董的文体来掩饰那浅薄昏乱的内容。《封禅札》中的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迩陿游原，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闿怿，回首面内，便成了两千年来做“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
后来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来做一点社会政治的改革，所以处处模仿古代，连应用的文字也变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国元年（西历纪元九年）王莽策群司诏云：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西二〇年）下书曰：
乃壬午晡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书曰：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
这种假古董的恶劣散文也在后代发生了不小的恶影响。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西二七，死年约在西一〇〇）。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趋附权势，忘恩负义，故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他又哀怜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务》。他又恨当时的“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虚妄之言胜真美”，故作了一部《论衡》。不幸他的《讥俗节义》与《政务》都失传了，只剩下一部《论衡》。《论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传记，叫做《自纪篇》。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讥俗节义》是用白话做的。他说：
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再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集以俗言”大概就是“杂以俗言”，不全是白话，不过夹杂着一些俗话罢了。《讥俗》之书虽不可见了，但我们可以推想那部书和《论衡》的文体大致相同。何以见得呢？因为王充曾说当时有人批评他道：《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这可见《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又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语言的浅文。
王充是主张通俗文学的第一人。他自己说：《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衡”只是一种公平评判的论文，他又说：《论衡》之造也，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
他著书的目的只是：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同上）
他因为深恨那“华伪之文”，故他采用那朴实通俗的语言。他主张一切著述议论的文字都应该看作实用的文字，都应该用明显的语言来做。他说：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作手中，其实一也。（同上）
他主张这种著述都应该以明白显露为主。他说：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自纪》，下同）
又说：
夫文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口字或是曰字之误）。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鸿，大也）。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文字与语言同类，说话要人懂得，为什么作文章要人不懂呢？推原其故，都是为了一种盲目的仿古心理。却不知道古人的经传所以难懂，只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并不是当初便有意作难懂的文章叫后人去猜谜呵！故古人的文字难懂只可叫做“语异”，今人的文字有意叫人不懂，只可叫做“不巧”，不巧便是笨蠢了。所以王充痛快地说：
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王充真是一个有意主张白活的人，因为只有白话的文章可以不“须师乃学”。
王充论文章的结论是两种极有价值的公式：
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贯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王充的主张真是救文弊的妙药。他的影响似乎也不小。东汉三国的时代出了不少的议论文章，如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之类。虽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张，却也都是明白晓畅的文章。直到后来骈偶的文章和浮华空泛的词藻完全占据了一切庙堂文字与碑版文字，方才有骈偶的议沦文章出来。重要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刘知幾的《史通》，皆免不了浮华的文学的恶影响。我们总看中古时期的散文的文学，不能不对于王充表示特别的敬礼了。汉末魏晋的文学
汉朝的韵文有两条来路：一条路是模仿古人的辞赋，一条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条路是死的，僵化了的，无可救药的。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说：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这条路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表过不提。如今且说那些自然产生的民歌，流传在民间，采集在“乐府”，他们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影响是无法躲避的。所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
旧说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见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诗也不可靠。枚乘的诗九首，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八首收入萧统的《文选》，都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之中。萧统还不敢说是谁人作的；徐陵生于萧统之后，却敢武断是枚乘的诗，这不是很可疑的吗？
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起于二世纪的晚年，汉灵帝（一六八—一八九）与献帝（一九〇—二二〇）的时代。灵帝时有个名士赵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挤，屡次得罪，几乎丧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赋》，赋中有歌两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这虽不是好诗，但古赋中夹着这种白话歌辞，很可以看时代风气的转移了。
这个时代（灵帝、献帝时代）是个大乱的时代。政治的昏乱到了极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党锢”之祸一网打尽（党锢起于一六六，至一八四始解）。外边是鲜卑连年寇边，里面是黄巾的大乱。中央的权力渐渐瓦解，成了一个州牧割据的局面，许多的小割据区域渐渐被并吞征服，后来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刘备，东南的孙权，遂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直到晋武帝平了孙吴（二八〇），方才暂时有近二十年的统一。
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和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做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做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做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做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钞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二二〇），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二二六）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家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众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于二三二），是当日最伟大的诗人。现今所存他的诗集里，他作的乐府歌辞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从此以后，乐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学体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诗，我们也举几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囘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风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二一七），《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二一二）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没，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二一八）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一三一—一三五），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一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二《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作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瑒有《文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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