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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恩道尔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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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美）恩道尔 (Engdahl,F.W.)著；赵刚等译．—增订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10（恩道尔国际地缘政治丛书）

ISBN 978-7-5162-1041-3

Ⅰ．①石…　Ⅱ．①恩…②赵…　Ⅲ．①石油政治－研究－世界　Ⅳ．①F41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884号图书出品人：刘海涛出版统筹：赵卜慧丛书策划：刘　忠责任编辑：刘姝宏书　名／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增订版）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Revised Edition）作　者／［美］威廉·恩道尔　著赵刚　旷野　戴健　等译　欧阳武　校译出　版·发　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电　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传　真／63055259http://www.npcpub.comE-mail: mzfz@npcpub.com经　销／新华书店开　本／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印　张／21.5　字数/304千字版　本／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印　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书　　号／ISBN 978-7-5162-1041-3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中文增订版序PREFACE TO CHINESE REVISED EDITION中国能源安全危机四伏

过去数年间，能源安全尤其是进口油气安全，已成为中国关注的核心。十五年前，北京和上海宽阔的街道是自行车的天下，汽车为数不多，基本是政府车辆；到了2014年，中国所有城市都已车满为患。毋庸置疑，石油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支柱，天然气使工业引擎马力十足。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石油进口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比美国多，这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影响重大，因为中东和非洲是中国能源的命脉，而这些地区却饱受宗教激进组织“圣战”的摧残。

20世纪70年代初，欧佩克在政治操控下发动了石油禁运，世界为之震惊（详情在书中另有论述）。当时华盛顿最具权势的风云人物非基辛格莫属，他有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可以说，控制石油和天然气等碳氢燃料，早已成为美国五角大楼、国务院、中情局的战略核心。“9·11”事件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也门、乍得、苏丹、叙利亚、埃及、索马里、菲律宾和格鲁吉亚，美军的身影随处可见，既打公开战争，也搞秘密行动。不难看出，上述国家都与丰富的油气资源有关，这才是美国舞刀弄枪的真正原因；而剑锋直指中国，目标就是控制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能源来源，不管这能源来自何方。

右翼的安倍政府上台后，唯华盛顿马首是瞻，不久就宣布钓鱼岛“国有化”，称其是日本领土，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之争愈演愈烈。石油地质学家估计，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争议岛屿附近海域，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2014年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东盟外长们会晤期间，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曾对美国的政策有一段阐述。这位前中情局的发言人颐指气使地讲道：“在南海兴风作浪的不是我们，是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造成了这一切。”美国以亚太再平衡为名，不断增加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中国不过是兵来将挡，对于这一事实，它却刻意回避。显然，美国的政策不是寻求和解，更不是保持中立。同俄罗斯一样，中国已成为美国重大军事部署和情报搜集的首要目标。美国这些行动背后的核心，就是要进行一场控制中国乃至全世界油气来源的秘密战争。

本书详细描述了20世纪这场秘密石油战争的来龙去脉，其中很多内幕是首次公开。威廉·恩道尔德国　威斯巴登2014年9月中文第一版序PREFACE TO FIRST CHINESE EDITION

当我坐在桌前，铺开笔墨，准备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的时候，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惶惑。中国读者智慧而敏锐，要在这样一篇短序中将一个纷乱嘈杂的世界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了解美国，看它如何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特别是避免犯英国同样的错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形成自己的“软实力”，如何构建被《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所称的“美国世纪”，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美国世纪”隐藏在反对殖民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和企业自主的旗帜下，隐藏在“支持”民主的空洞而又诱人的口号中。在1945年之后的头几十年，美国强权的确在世界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但是，要记住，美国强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支撑基础——独霸世界的军事垄断地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独领风骚的货币龙头地位，美元是世界硬通货，美联储便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决定单方面放弃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关闭了美联储的“黄金窗口”，以防止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挤兑。美国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被无限放大，你只需“无条件地忠于美国、信任美国”。这样的安排使得美国当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有无限的融资能力来支持战争，滥杀无辜，解决扶摇直上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长期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近年来，这一趋势又扩展到中国这样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在保持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币地位的过程中，在世界贸易领域，没有哪种商品可以与石油相提并论。

只要这个世界对美元还有“信心”，这个系统就能运转。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人来说，这个系统简直就像是一台神奇的印钞机，但它的确不是。

今天的“美国世纪”正日渐式微。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读者解答这个问题。

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不是石油政治的美国版解释。本书追溯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关于强权政策、帝国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的历史。

今天，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你几乎找不到一本能够把英美外交政策背后的动力因素解释清楚的历史教科书，特别是能将1941年以后建立在“英美特殊关系”基础上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创立的“泛美主义”联盟下的世界解释清楚的书籍。这个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英美当局称为“英语国家联盟”，其目的是要统治整个地球。但是，联盟的今天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主要原因是联盟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在三十多年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20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飙升了400%，粮食严重不足，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时华盛顿和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这句鲜为人知的断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

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界一直信奉扩张主义信条，并把它命名为“天定命运”，即这是神的意志。以此为依据，美国的边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灭绝和限制。到1898年后，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菲律宾、古巴和夏威夷。作为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很早以前就从俄罗斯人手上购买了阿拉斯加。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和英美石油地缘政治

无论是亨利·基辛格和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洛克菲勒家族的御用政客制定的“现实政治”政策，还是由迪克·切尼等一小撮华盛顿鹰派制定的新保守战争与征服计划，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权力信条，就必须追溯他们思想的源泉——英帝国的精英阶层。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是围绕石油控制而展开的战争，即控制所有的石油，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这条红线串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首先，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讲，先是英（简称“BP”，当时的英国国有公司）国石油公司和伦敦罗斯柴尔德控制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之间的冲突。随后在英国皇家秘密警察的支持下，英国这两家石油巨头与美国洛克菲勒所属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之间发生了冲突。正因为如此，洛克菲勒也得到了美国政府必要的庇护和支持。

无论是在墨西哥的坦皮科，阿塞拜疆的巴库，还是美国中部的德克萨斯或加利福尼亚，或是在波斯，或是在摩苏尔或罗马尼亚，英美双方围绕着控制石油和由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英美之间的石油争夺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当时，所有英美石油大佬们齐聚苏格兰的阿奇纳卡里城堡，签署了“红线协议”，该协议给予美国公司在中东油田较大的份额。自此以后，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起伏跌宕，但世界仍然一直处在英美石油巨头的垄断和控制之下。

在过去一百年里，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能源，是英美一切行动的核心。今天如果没有了石油，任何国家必然面临经济灾难。对于这一点，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认识和理解得深刻。美国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住了潜在竞争对手发展经济的关键。皇家海军的战略调整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就把舰队从烧煤改成了烧油。英国海军最先认识到做此改变的战略意义所在。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海军舰队全部从烧煤换成了烧油。

丘吉尔深知，未来英帝国能够控制海洋，而且在德国海军还处在快速追赶英国海军的年代，英帝国还可以继续控制世界，这是英帝国模式的核心。英帝国是一个岛屿强国，是一个海洋强国。这是声名显赫的不列颠帝国主义者、地缘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定义的。相反，德国则被麦金德称为陆地强国。

只要设计巧妙，让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相互对抗，英帝国就不可战胜。在19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麦金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说了一句名言，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句名言言简意赅：谁统治了东欧（德国和波兰），谁就控制住了心脏地带（俄

罗斯和乌克兰）；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住了世界岛屿（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欧亚国家）；谁统治了世界岛屿，谁就

控制住了世界。

其中，麦金德十分隐晦地道出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臭名昭著的均势政策——的前提条件，即必须使东欧国家相互对抗，如波兰反对德国，德国反对俄国，俄国反对土耳其和法国，法国反对德国，永不和解。

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俄罗斯这个心脏地带强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结成利益联盟。

后来，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了中国，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从印度殖民地大规模向中国出口鸦片，试图消磨中国精英阶层的意志。1840年到1860年，为了控制中国，英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对英国商品开放港口，放弃对香港的主权，防止形成任何对英帝国直辖殖民地印度的潜在威胁。“用民主维护世界安全”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的宣传工具鼓足了干劲向美国人民兜售这是“一场为了民主而让世界更加安全的战争”，不仅美国人民不理解，甚至大多数历史学家也不理解，他们都被掩盖在真实事件上的假象所蒙蔽。

实际上，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在进行一场世界版图权力的争夺战。人们在努力思考着一个问题，谁将取代日渐衰落的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过了其经济发展的顶峰，并陷入深深的经济萧条，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取英国而代之的过程中，只有两个真正的竞争者——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迎来了高速的产业扩张，在钢产量的吨位数方面、在科技教育的进步方面、在动员令人敬畏的经济潜能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英国。

在JP摩根银行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领导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出现。早在1914年，他们就已经做好了从伦敦手中接管帝国的准备。

但是，他们还不成熟。

为了使美国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还需要一场残酷的经济大萧条来建立一个机构，以推动建立一个公司化运作的私营-国有垄断组织，这个机构就是摩根-洛克菲勒豢养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

尽管从来没有公开言明，但摩根和洛克菲勒的模式，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由女王特许的私营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受到皇家海军的庇护，随心所欲，肆意抢掠，出口鸦片，挑起战争。这样一个由低三下四的国家政权支持下的私人帝国，实际上就是亨利·卢斯在1914年著名的《美国世纪》社论中所提到的。

整个战后世界和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角色，都是经过了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及其下属的战争与和平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秘密会议精心策划的，这个机构由洛克菲勒集团通过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经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1943年7月，对外关系理事会邀请了当时年事已高的麦金德，对他的地缘政治平衡学说进行阐释，这对于制定“美国世纪”的规则十分必要。麦金德的观点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外交》杂志上刊载，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和赢取和平》。

在这篇十分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麦金德告诉他的美国兄弟：“……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它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这一结论不容置疑。此外，它还将处（苏联）于战略上最强大的防御地位。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精英分子不惜一切，（NATO）说服美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挑起冷战。之后，在1946年，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铁幕》的演讲。

的确，只有透过超级大国的政治，运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才能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很遗憾，除了英美的少数精英战略家，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地缘政治学说有所关注。本书试图唤醒人们重新认清英美地缘政治的如意算盘，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需要这种意识。伊拉克警钟

尽管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布什政府还是作出了单方面决定，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除美国政府之外，各国政府都很清楚，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没有关系，也与拉登没有关系。萨达姆认为拉登是具有破坏性的狂热分子。萨达姆也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伊拉克对美国绝对不构成威胁，也不会对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构成威胁。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识，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伊拉克未经开采的石油储备估计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第二位。

众所周知，中国、俄罗斯、法国的石油公司早就与萨达姆政府签署了石油开采协议，一旦1991年美伊战争后应美国要求实施的联合国制裁解除，这些国家就可以开始开采伊拉克尚未开采的油田。冷战从未结束

当今国际事务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员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军事工业以及哈尼伯顿、埃克森美孚、雪佛于美国的实权派龙德士古等石油巨头）来说，冷战并没有因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也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

事实上，直到今天，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

为了取得核优势，华盛顿一直在竭尽全力进行军备竞赛。闹得沸沸扬扬的波兰和捷克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这只是取得第一轮核打击优势的必要步骤。如果这一企图得逞的话，这个地球上的生活将变得黯然失色。

了解美国当局为什么不结束冷战，对于了解今天这个世界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本有机会化剑为犁，把庞大的军事工业转为民用，把俄罗斯当作伙伴，参与俄罗斯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建。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七国集团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乔治·布什总统坚持下，西方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所有东欧国家实施自由市场的“休克疗法”。结果是，为西方跨国公司开辟了一个可供抢劫的富矿脉。俄罗斯因此陷入难以启齿的混乱。中国也因此得到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教训。

在1997年9/10月号《外交》杂志上，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文章，对“后冷战结束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概述。布热津斯基是今天的总统竞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哈尔福德·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公开支持者，他在1997年写道：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国

家。历史上所有问鼎世界的超级大国都源于欧亚大陆。世界人口

最多的地区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在欧亚大陆，它们很有可能

是美国优势在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挑战者。美国之后，六个最大的

经济和军事强国都在这里，它们都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核力量。欧

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GNP的60%和能源的75%。总的来讲，

欧亚大陆的潜在力量甚至超过美国。欧亚大陆是全球最大的陆地，位于世界的核心轴上。如果有

能力主导欧亚大陆，就能对世界上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中的两个

——西欧和东亚发挥决定性影响。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主导

欧亚大陆的国家自然就是中东和非洲的主宰。欧亚大陆已经是地

缘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盘棋，根本不需要对欧洲和亚洲单独设局（制定政策）。欧亚大陆上的权力分配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

仔细审视一下欧亚大陆地图，就能看出来，这个地区对中国太重要了，因为它是华盛顿控制未来欧亚大陆的着力点。美国在科索沃、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格鲁吉亚，还可能在乌克兰建立一系列的北约基地，其目标不仅仅是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包围，还有就是让北约能够控制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能源联系。

华盛顿现在的政策包含了一系列的“民主”制度的变动或政变，就像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颜色革命”。为削弱中国对战略性能源通道的防御潜力，华盛顿也把缅甸列为重要目标。

改变制度的一个战略目的，也是为了切断中国进入里海地区的通道，以便获得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资源。从前，由于这一地区多山的地理原因，伟大的丝绸之路就是穿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的阿玛堤。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地缘政治控制，就能够实现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管道线路控制，正如实施对俄罗斯的包围将有助于控制石油管道以及它与西欧、中国、印度和中东的联系。

布什政府拼命指责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其目的就是要把北约军队开进这一地区，与华盛顿对当地的人权保护问题毫无关系。看一看伊拉克或阿富汗就知道，华盛顿是多么“关心”人权啊！

这确实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有关。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或整个世界。

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单方面入侵就是警钟。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开始布局控制战略性石油要地和资源，这样就可以控制欧亚，特别是控制中国和俄罗斯。

北京的反应审慎而高明，正如中国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说的那样：避实而击虚。避免与对手硬碰硬。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以来，美国就利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即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掠夺第三世界的原材料，以贬值的本地货币生产，出口换取美元。1990年后，这样的掠夺扩大到了当时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扩大到了东亚，扩大到了当时闻名遐迩的“亚洲四虎”，就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健康的机体。

2001年，这个掠夺过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一剩下的猎场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由于地理原因，这一地区恰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备。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而展开的战争，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纳入美国管辖的战争。世界各国很快明白了这点。在写作本序的时候，战争双方已两败俱伤，这也是美帝国最终衰落的反映。

在深入考察美帝国过度扩张的情况后，中国针对非洲制定的策略非常成功，该策略有效地绕开了美国在非洲曾经使用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非洲人对这些政策深恶痛绝。中国的策略已经显现出成效，开始赢得了石油和其他原料开采的长期合同。中国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限制性条件，相反使用的是软贷款甚至捐款修建学校、医院、桥梁等基础设施，换取采矿权。中国邀请了40个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北京，并派出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不计其数的高官访问非洲。而近年来，美国总统只访问过一次非洲。

中国还了解到，华盛顿正拼命拉拢经济上迅速发展的邻居印度，让印度成为美国动摇中国的代理人，这也是华盛顿精心谋划的另一个典型的“均势”。在写作本序时，美国的这些招数已经被化解，北京和新德里正在就合作协议进行公开的讨论。

美国企图用俄罗斯抗衡中国的策略也没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几十年苦涩的历史，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有必要开展新形式的合作，来对抗华盛顿单边霸权的“震慑与畏惧”。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想法的很好体现。上海合作组织是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共同倡导成立的多边安全组织。

华盛顿和他们的日本朋友试图控制欧亚大陆的分裂和统治策略，影响越来越小。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很像当年的越南战争，整个世界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华盛顿的政策越来越好战，正在使自己孤立起来。哈尔福德·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的噩梦正变成现实：欧亚大陆的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已经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强大力量，甚至不用北约的军事力量，凭自己就能抗击华盛顿的威胁。

2008年年初的几周里，不仅美国利用巨大军事优势作为外交政（这体现在华盛顿鹰派对伊拉克的打击并不成功）策工具遭到失败；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力量由于房地产“次贷危机”正在蒸发。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正转而向新秩序的新兴力量——拥有大量美元余额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阿拉伯国家、中国、俄罗斯乞求资金，来支撑问题成堆的美国银行。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纽约正在失去其世界金融超级中心的地位，已病入膏肓。前华尔街的投资（现美国财长）银行家亨利·保尔森也无力扭转这一颓势。在华盛顿以及纽约银行的董事会上，恐惧氛围正在蔓延。

美国世纪是怎样兴起和衰落的，它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点亮一个世纪黑暗历史中的某些角落，尽管看起来，这段历史过于悲惨——历时百年的石油战争。威廉·恩道尔德国　威斯巴登2008年2月第一章三足鼎立英帝国的贸易、金融、原材料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贸易政策大幕的拉开，英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由工业巨头换成了银行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原材料优势，构成了英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英帝国的新战略

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主要受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影响，围绕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版图，但人们对此却了解甚少。

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自1815年开始，英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贷货币。英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国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并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严格监护。全世界对此充满了嫉妒。在滑铁卢，普鲁士的军事优势是战胜拿破仑军队的关键，但是，赢得胜利者美誉的却是惠灵顿和英国人，于是，世界的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使得其储备占据了世界最大的份额。黄金“像英国先令一样可靠”，这是当时不言自明的道理。1816年6月22日，英帝国颁布法律宣布，黄金是唯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在此后的七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日益侧重于保护英国的国库——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包括全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无论这些黄金是产自澳大利亚、美国还是南非。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随时对拥有黄金储备的竞争对手实施“战略打压”政策。

1815年之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领导世界几十年。

然而，就在英国对外显示出强权的同时，英国国内却隐藏着危机。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商号的信用延伸得越远，在阿根廷、美国以及俄国的铁路建设中，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贷出的资金越多，英国国内的经济就越是恶化。很少有人明白，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之后，英帝国在外交大臣卡苏里勋爵的外交斡旋下，通过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欧洲大陆强国进行交易，获得了海洋控制权。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彼此分裂，势力较弱，根本无法挑战英国在全球的扩张。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控制了世界的海运贸易，这构成了滑铁卢之后新的英帝国三大支柱之一。当时的贸易条款由伦敦劳埃德海运保险和银行财团制定，欧洲大陆的制造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制造业者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而竞争者的船队则不得不向伦敦劳埃德保险财团购买保险，以防海盗、灾难以及战争的威胁。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海运贸易来说，伦敦银行的信用证以及现钞兑（即伦敦金融换是十分必要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由伦敦“金融城”区的统称）里的巴林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财团共同创办，操纵着世界绝大多数货币黄金的供给，它们精心策划，导致大量的英国出口品肆意倾销到竞争者的市场。对国际银行业的主导，无疑是1815年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国对棉花、金属、咖啡、煤炭以及19世纪末新兴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缘政治优势。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支柱显得越来越重要。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英国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场主的著名的《谷物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谷物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通商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谷物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谷物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谷物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谷物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谷物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篮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篮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谷物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1］“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

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

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

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2］

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3］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

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

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

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

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

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4］

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

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

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

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均势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它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它，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均势”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它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于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史称英印（度）“大博弈”］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财政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应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航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它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它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运河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SOE）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

（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机构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二十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三十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谷物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它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谷物法》废除后，仅过了二十五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则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它们实现了两百年来最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第二章分道扬镳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German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Great War

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它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德国的经济奇迹

1873年后，英帝国的经济萧条与欧洲大陆工业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比更为明显，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石油已经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此，只有伦敦、纽约银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有所认识，其他人直到数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1890年之前，针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英国银行业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德国出现了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这无疑对英国形成了致命威胁。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无人能敌。第二个警告针对的是德国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当时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林与巴格达的铁路。

关于英德两国的海军对抗和建设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对英德双方来说，即使没有公开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为了石油。英国当局认为，英德两国在世纪之交开战的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个中缘由。

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无论速度还是质量均超越了英国。与此同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把德国工业的崛起看成是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成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19世纪50年代前，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国经济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国大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也被推崇为神圣的真理。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逐渐意识到继续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了本国工业和农业发展，德国开始逐渐放弃英国的自由贸易模式，调整本国的经济策略，这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放弃英国模式以后，1850—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250%。实际工薪在1817—1913年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但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爆炸式的技术进步。为了为自己的工业发展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德国效仿法国的多学科技术学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国性技术学校和学院体系，德国在国内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建立起培养商业人才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德国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了自然科学上，于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兴旺发达。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职业培训系统，培养有技能的贸易人才。其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大型工业公司相比，德国的新兴企业显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世界工业与运输业燃料来源来说，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国产煤8 800万吨，英国产煤18 200万吨，是德国产煤量的两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国的产煤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1 900万吨，而英国26 400万吨的产煤量仅仅领先德国一点点。

在德国的经济增长中，钢铁工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矿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创新了炼钢工艺，1880—1900年这二十年间，通过使用新的工艺，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890年，英国的铁产量仍然领先于德国，英国生产了790万吨生铁，而德国仅仅生产了460万吨；而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 460万吨，比英国的1 000万吨产量多出了近50%。与此同时，德国的炼钢成本也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几乎是英国生铁产［1］量的两倍了。

工业产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运输需求，铁路基础设施成为德国第一次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德国铁路系统的第一次扩张始于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关税同盟及国家铁路计划的影响下，1870—1913年间，国家支持的铁道系统的铁轨长度以公里数计算整整延长了两倍。

在奥斯卡·冯·米勒等人的技术发明推动下，集中发电和远程输变电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电力工业从1895年仅拥有26 000名员工的幼小产业发展到1913年占整个国际电力贸易量一半的主导产业。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员的推动下，德国化工业也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发展为苯胺燃料、医药品和化肥产品的世界巨头。

冯·李比希等人还引进了农业化工的概念，使得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世纪早期，德国还处于饥荒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从俄罗斯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粮食。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征收保护性关税，控制廉价粮食进口。

1882年，德国的收割机仅有两万台，1907年，增加到了30万台，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幅迈进。尽管德国的土壤质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德国于188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粮食产量较以前增长了80%。作为比较，我们考察战争爆发那一年，俄罗斯比德国多用300万英亩的耕地，却少收获了1 900万吨粮食。到1913年，尽管人均肉类消费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德国本国生产的猪肉自给率却达到了95%。相比之下，英国猪肉需求的45%依赖进口。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得益于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到世纪末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187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 000万增长到了6 700万，几乎增长了75%。在发展工业方面，德国创造了新的“德国模式”，即大银行与大工业企业相互参股，在这一思想的指（如德意志银导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大型工业通过与德国的银行［2］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加速发展。

1870年后的一段时期，德国的“银企共生”大量出现。后来所说的从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中或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恢复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期间打下的工业基础。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却不得不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1890年，伦敦久负盛名的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由于在阿根廷的债券投机和投资亏空巨大，几近破产，国际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德国银行业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柏林银行恐慌随之发生。

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投资者深陷国际铁路建设的投机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银行的崩溃，其投资于阿根廷的价值7 500万美元的各种债券的蚀本，粉碎了德国投资者对金融投机奇迹的幻想。

阿根廷小麦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欧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之后，对欧洲出口小麦的柏林大谷物交易商里特-布鲁门塞尔产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机，占领整个德国小麦市场的愚蠢想法。然而，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加剧了德国的金融恐慌。赫希菲尔德-沃尔夫私有银行破产了，导致德国内利奇-伟斯费里彻银行的巨额损失，进而触发了对所有德国银行的挤兑和柏林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1年秋。

为了应对恐慌，德国总理提名了28位杰出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他们在帝国银行行长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领导下，负责调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并提出立法建议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科克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来自工业、农业、大学、政党以及银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调查委员会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结论，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国议会制定《交易法》和《保证金法》时被写进了法律。《保证金法》几乎是当时工业国家中对金融投机限制最为严格的法律。谷物期货被禁止，股票市场投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那以后，作为影响德国经济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场投机现象大幅减少。

1896年的德国《交易法》确立了一个与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限制性规定也迫使伦敦金融机构减少了他们在德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活动，从而减轻了伦敦金融界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直到今天，英美银行结构与在德国、荷兰、瑞士以及日本等国盛行的“德国模式”之间的根本［3］差异仍然清晰可见。船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1873年后，英国的国家工业与金融政策阻碍了技术进步，而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1900年，两国的发展路径差异日趋明显。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迅速全面发展的两个特殊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作为一个现代航运强国的迅速崛起，这对长期以来统治海洋的英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德国如果没有控制好本国的现代商业船队，没有精良的海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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