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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人物》杂志社 编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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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中共传奇人物档案试读：

李大钊，国民党右派痛恨的人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早期的国民党档案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许多国民党党员，特别是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因此，对李大钊的评价也颇为“负面”。

告状信中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他1907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其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他在北京参与创办《晨报》；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长期担任北京地区负责人，全面领导北方革命工作。

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1922年8月20日，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不久后，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4年1月，孙中山（中）、李大钊（左）等走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有左、右派之分。以廖仲恺、宋庆龄和邓演达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对共产党态度温和，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但他们不掌握实权。而以胡汉民、林森和张继等为首的右派却是国民党中的实权派，他们不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在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下面这封保存在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中的信，就能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右派对李大钊等中共人士的防范与敌视。

这是1923年5月29日，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信（档案号：环09147），其中主要说：

……顷闻党部有委任李君大钊为北京支部长之说……窃以直省支长早经先生令委溥公办理，群情爱戴，同志尊崇。李君大钊本非我党信徒，其于共产方面与陈独秀号称“南陈北李”，考其议论亦与我党主张立于作对地位，所以加入吾党者，不过假藉声威自厚实力（彼等目的可于《向导》中窥见）。今一旦以支部重权授非素信之人，于李君则诚有利矣，试问所招党徒，谁复能为吾党尽死力者，将来自成李君之共产党，于我党发展转多妨碍。钊忧患余生，以为北部党务当由溥公及本党声望素著之健全分子主持，不宜遗弃元老，委之首鼠两端之李大钊氏……立此骑墙人旗帜之下，以为党羞……

写此信的卢钊，是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成立组织和招募党员。此人在国民党中属于“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即便在国民党的各种档案中，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人物，在信中明确反对国民党任命李大钊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担心他假借国民党组织来发展中共势力，并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卢钊诋毁李大钊为“首鼠两端”“骑墙人”。从这些字眼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的根本态度。

“溥公”的真面目

卢钊信中两次提到的“溥公”，就是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继。在卢钊眼里，张继是“群情爱戴”“同志尊崇”，那张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张继生于1882年，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他留学日本，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该会直隶主盟人。1908年，张继赴法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1916年任护法军政府驻日本代表，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

1922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张继一度积极参与其事，对共产党的态度较为友好。1922年11月，张继曾携带孙中山的亲笔信到北京与苏俄使者越飞会谈，他还是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随着共产党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继开始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质疑，认为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他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不是真心尊重国民党领袖，也不是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在他看来，身为国民党员，动辄在刊物上批评、规劝国民党，就是以指导者自居，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张继等人逐渐开始排斥共产党。1924年1月，张继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6月，他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历数共产党的种种“问题”，遭到孙中山斥责。不过，孙中山去世后，张继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主张“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1927年，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年病死于南京。

“二钊”的较量

卢钊在信中坚决地反对李大钊、明确地力挺张继的背后，反映着国共两党在北京地区的合作与摩擦。

在北京，国民党的力量原本非常薄弱，除了在国会及新闻界有国民党人零星的活动外，并没有建立起党组织。1918年以后，卢钊在北京设立“壬戌俱乐部”与“中社”两个小团体。这是1917年护法运动以来，国民党首次在北方成立的外围组织。但直到1920年，加入两个团体的人数并不多。卢钊在向上海国民党本部报告这两个团体的信函（档案号：环09149.1）中提到：

钊自七年，同卢君锡卿护法失败来京以后，目睹北京本党凋落情形，即欲联合同志宣传党义……党部初基计三十四人，至今仅余十四，余均以态度未明见摒……

到1921年至1922年6月间，孙中山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主持广东革命政权上，未能顾及北方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改进”国民党，“谋求党务之改进与发展”。与此同时，国会在北京复会，国民党员开始纷纷北上。所以，1923年后，国民党在北京的党务发展较快。

国民党人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在两个领域：国会和北京各大学。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中发展党员，主要由谢持和邹鲁等人负责。他们以“中社”为国民党外围组织，发展较为迅速。邹鲁晚年在回忆“中社”发展情形时说：“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出席国会外，又和谢持先生做扩展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并先后介绍他们入党……”

国民党在北京扩大势力的同时，李大钊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京各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有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学生之势。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更趋活跃。共产党还组建了另一个青年组织——北京与天津的青年国民俱乐部，力争在青年人中发展成员。这样一来，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势头，几乎盖过了国民党，让卢钊等人深感不安。

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卢钊除扩大“中社”外，还于1923年3月在北京北新华街41号，创建了“民中俱乐部”，宗旨为“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讨论政治问题”，成员“以本党纯粹党员组织之”。这里所说的“本党纯粹党员”，是指具有国民党一党党籍的党员，对于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即所谓的“跨党分子”，坚持采取排斥立场，其简章第二十一条就规定：“确有二重党籍经人揭发者”，即予以除名。

可见，在1923年国共商议合作事宜期间，许多地方的国共组织并未合作，甚至还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钊为代表的北京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对李大钊抱有很深的成见，就不难理解了。（撰文：王辉）

李大钊后代，清廉家风延续百年

提到李大钊，脑海里总会浮现曾经看过的一个话剧场景。那是2011年7月，天津人艺小剧场为配合建党90周年上演话剧《铁肩担道》，最后一幕李大钊昂首走向刑场，天空被映成血红色，穷凶极恶的敌人发疯般地叫嚣“快绞！快绞”，李大钊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陈词：“绞吧，你们这帮丑类！动手吧，你们这些热锅里的游鱼！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话剧再现这位伟大革命先驱85年前刑场斗争的壮烈情景，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1927年，遇害前的李大钊

李大钊，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1916年留日回国后，他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那一时期，李大钊撰写了很多赞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大钊虽然早早就走了，但却留下丰富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打造的清正勤俭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华，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而李葆华的子女中，李青已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亚中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李青和李宏塔的廉洁，多次见诸报端，笔者在听他们讲述其成长历程后，深感李家家风的可贵。

财产仅1块大洋

李大钊牺牲20多年后，李亚中才出世。“对于祖父，我大多是从书中了解的。”李亚中说，虽然未曾谋面，但他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由爷爷一手抚养长大。虽然出生于农家，但爷爷一直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入私塾，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前前后后上了18年学。”李亚中说，李大钊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早年，他也像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的办法。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影响了一批青年学子。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李亚中告诉记者，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140块大洋，后来他任教授涨到200块，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在250块至300块大洋。“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此外，只要有穷学生向他张口，他都会仗义疏财。李亚中清楚地记得姑姑李星华的回忆，每到发工资时，李大钊就会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李家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许多人。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衷心的崇敬之情。在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中，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曾因“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进行过论争的胡适，在《胡适文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李亚中告诉记者，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李葆华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但已有两年团龄的社会主义青年，蔡元培先生给他开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他用了半年时间，补习日文和其他课程，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并未获得学位，他的渊博学识来自于常年的革命实践和勤奋自学。

身教重于言教

1949年9月8日，开国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调整北平市委领导班子：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李葆华任职不变；第一副书记叶剑英调到华南地区任职，聂荣臻继任。27日，北平改名北京。此前，在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协助下，北平市委为了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已经紧张工作了数月之久。10月1日，李葆华提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妻子田映萱在家坐在收音机前，等待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两岁半的女儿李乐群依偎在她的怀里。4个月大的次子李宏塔还在襁褓之中。

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谈起父亲李葆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从小学习的时候，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说祖父为革命英勇牺牲，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并不代表任务完成了，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李葆华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后来问题清楚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从1966年起，李葆华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让几个子女刻骨铭心。李亚中回忆，“父亲从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到被冲击、被揪斗、被抄家、被罢官、被军管、被长达数年地在全省游斗，失去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落差如此之大，超乎常人的想象，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自抄家之后，李葆华夫妇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赶出了家，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废弃的小更衣室里。“房子不够，就把男女更衣室之间的过道用芦苇挡上当住所。后来，母亲被放出来，也只能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5年时间，专案组不允许父亲和母亲相见。”全家忐忑不安，担心李葆华不堪忍受凌辱而寻短见。“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争取到探视机会。父亲显得苍老消瘦，但没有想到他在逆境中，不缺乏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正如爷爷李大钊那样。”

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

车子和房子

父亲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

其实，从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

1987年，李宏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李宏塔应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他都榜上有名，但他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都主动让给了其他同志。1998年是最后一次实物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厅里许多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在小儿子李青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葆华到杭州开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刚好李青也在。“李泽民告诉父亲我表现很好，可父亲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还有1995年秋，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都要回家看望父亲，一般都骑自行车，下雨下雪就是坐公交车。从青龙桥到三里河，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我。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大爱，真诚的，严格的爱。”（撰文：铁雷）

张秀君：外公张闻天的寂寞晚年

这段话摘自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1925年所写的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那一年，25岁的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下了这本小说，以此明志。他称，自己将“冲到人生的战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闻天果真这样做了。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总是坚守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张闻天一生中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1935年遵义会议，他慷慨激昂，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并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从此离开政治舞台。1976年7月1日，76岁的张闻天含冤病逝。1979年，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张闻天

张闻天晚年是在何种心境下度过的？他的子女如今又生活得怎样？2010年，在张闻天诞辰11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访了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听她讲述了外公的人生最后岁月。

红色教授“不争权”

张秀君的家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两间小卧室，一个门厅，不大的房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张秀君今年65岁，退休前是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儿时跟随外公生活多年，也是外公晚年生活的见证人之一。“外公要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家人都很平常。”张秀君热情地给记者端来茶水，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摞资料，包括老照片、亲历者口述书稿、历史文献片，等等。她说，自己对外公的认识，也是这样一点点丰富起来的。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现属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18岁时，张闻天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当地一个善良勤劳的女子卫月莲成了亲。张秀君曾听外公说过，外婆“是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后不久，外公回到南京继续求学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东渡日本，又远赴美国。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卫月莲先后为张闻天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张维英和二女儿张引娣。张秀君的母亲就是张维英。张闻天离乡时，张维英只有3岁。张秀君说：“母亲对外公曾有过不理解，特别是1934年之后，外公成了共产党领导人，被国民党悬赏通缉。外婆在村里被叫作‘共匪婆’，母女三人经常四处逃难，甚至几天几夜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来，受尽磨难。”

张闻天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日、美留过学，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随后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沉着、儒雅、有学识，很快有了“红色教授”的美誉。

1931年，张闻天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曾在宣传教育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很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常委，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促成了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赞叹“洛甫（张闻天笔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还称他为“开明君主”。张秀君说：“外公被推为总书记后，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拖了20多天，后来由中央常委做出决定，这才挑起这副担子，他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在革命的征程中，张闻天结识了同样留学莫斯科，在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巡视员的刘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和刘英结了婚。张秀君听外婆刘英说：外公从年轻时就酷爱读书，喜欢思考，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思考问题，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

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才在离别近30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女儿张维英。“那时母亲已经结婚，带着我们来到上海大厦见外公。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他个子高高的，很精神，有学者风度。他们聊了很久，临别时，母亲希望外公能给自己介绍份工作，只为有个固定收入。没想到外公说：‘你在乡下种地挺好，还是继续种地吧。’外公身居高位，却从不给子女谋任何方便。”

1955年，张闻天为了减轻女儿的经济负担，将外孙女接到北京读书。那年张秀君9岁，被送到北京景山后街外公的住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外公送我就读北京军区八一学校，我是住校的，每周回来一次。我们有时一起去看电影和话剧，外公是个音乐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爱去剧院看演出。”

在张秀君记忆中，外公从未刻意要求过她的学业。“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扫街》，后来被刊载了，外公异常兴奋。他奖励我们的方式就是买书，他自己也爱看书，每周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张秀君在外公身边开了眼界，见到了很多政界要人，还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过毛主席。“城楼上有舞会的，大家都争着和毛主席跳舞，很热闹。”

然而，张秀君和外公的愉快生活十分短暂。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大家讨论认为，“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前途光明。而彭德怀觉得问题并没有谈妥，上书给毛主席。张秀君说：“当时气氛已经很紧张了，然而外公又在会上做了8000字的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刘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20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电话。田家英等同志出于关心，劝他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不久，胡乔木也来电话，劝他还是少说为好。然而，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发言，总共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张秀君说：“这就是外公的性格。其实庐山会议前，外公刚刚动过一个小手术，出院不久就接到通知要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否参加自己决定。外公当时是搞外交工作的，完全可以不去，但他发现老百姓吃不饱，就想把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

张秀君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正好暑假，我和刘英外婆在北戴河，约好了庐山会议以后，外公也去。但是怎么等他都不来，刘英外婆可能已经感觉到出事了。”回家后，虽然张闻天从不在孩子面前谈工作，但张秀君还是感觉到了变化。“家里人少了，没有人来，气氛也很压抑，外公睡得很晚，学校的同学对我说‘你外公又犯错误了’。外公一时间成了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追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问题。张秀君能看出外公的苦闷，“这对于一个当过总书记的人是极大的侮辱。外婆说，外公一直意志坚强，从未见过他落泪，只有那一次，他流泪了。”

此后，张闻天的身体每况愈下，冠心病、心绞痛屡屡复发，经常住医院。张秀君说：“我妈妈维英从信中得知消息，想去北京看父亲。但外公回信说，他一切都好，要相信党，接受党的长期考验。”

被囚禁的523天

1960年7月，张闻天送走了外孙女张秀君。他写信嘱咐女儿，要让秀君到工农子弟多的学校继续学习。

张秀君给记者放了一段纪录片，她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份文献资料，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里面有很多‘文革’的镜头。我第一次看到外公挨批斗的情景，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淡定。”虽然张秀君多次从家人和书中了解到外公“文革”时的遭遇，但当真实的画面出现时，她还是忍不住落泪。“外公虽说书生气很重，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能显示出他的品格。”“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从1969年5月16日起，他和妻子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张秀君翻开刘英的回忆录给记者看，上面写道：“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张闻天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便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等到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她不会因为拖不干净地板而被看守人员斥骂。而刘英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也会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几把……他们就这样被囚禁了523天。

之后，张闻天和刘英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张闻天改名“张普”，意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在那里煎熬了整整6年。1975年，张秀君收到外公的来信，要她有时间前往。“那时，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外公了。当我看到身体虚弱，刚从医院走出来的外公时，想说的话，全都说不出口。”

逆境中不变的信仰

张闻天当时的住处，背靠着一座小山冈，几间简陋的平房，离肇庆集镇还有两里的路程。“没有熟人，没有电话，上街买菜、煮饭成了外婆的主要差事，外公则负责打扫院子。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且孤独闭塞，但是在晚辈面前只字不提，我也是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张秀君说，一次外公突发心脏病，外婆只有借来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医院。“住处到医院很远，而且又要上下坡，外婆那样一个瘦小的老人，跟着平板车一路小跑，帮着推车，那时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

张秀君被外公外婆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所感动。“南方气候湿热，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外婆即便出去买菜，心里也不踏实，担心高度近视的外公万一滑倒怎么办；而外公也尽力帮助外婆分担家务。肇庆没有煤，做饭要用柴草，外公生火，常常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依旧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那时候外公的矫正视力只有0.2，他每天写作，也没有说写给谁看，外婆依旧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我去了两周，也抄了两周。”有一次，张闻天突然问张秀君，“你能看懂吗？如果能看懂，那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们的名义发表。”看着外公拄着拐杖，一边捶背，一边吞服硝酸甘油药片，张秀君心里说不出地难受。

如今回忆这段往事，张秀君说，她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在外公处境最难的时候，我与他谈起了信仰问题。当时我真的有点迷茫。我甚至跟外公诉苦，说我在学校的处境，还有表弟为此不能参军了……我真不应该说。”

张闻天告诉外孙女，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胜利。“我听了心里很有感触，外公说话时语气平缓，不快不慢。从庐山会议到‘文革’，他受了这么多迫害，但他的信仰还是那么坚定。还有外婆，在那样的情况下，依旧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她说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我现在想想，他们这两个共产党员真了不起，刘英外婆一直说，向前看，向前看。”

要子女做个普通人

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经中央批准，一家人来到江苏无锡养病。张秀君曾4次前往无锡，看望外公。“我记得1976年前后，外公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连厚书都拿不动，他还要把厚书拆成小薄本，坚持学习。我两次建议外公写自传，他都坦然回答：‘一个人的是非忠奸，历史是最公正的’。”

张闻天到无锡后，仍然化名张普，蹒跚着出去考察民情。菜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里面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位经常见面的老人，曾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冠心病猝死。在无锡病重时，张闻天就给自己安排了后事。“外公告诉外婆，他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一共4万元，‘一定要做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答应了，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外婆写了一张字条，约定两个人去世后，把全部存款交党费。”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号召学习他服从真理的品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历史终于给张闻天正了名。

张闻天共有一儿三女，大女儿张维英已年近90，生活在上海，是位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张秀君说：“母亲晚年生活幸福，她非常知足。”二女儿张引娣，1953年曾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女儿带头离开外交部机关，回到上海，在自行车厂做普通职员。张闻天和刘英的独生子张虹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张虹生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张闻天和刘英1961年还领养了一个孤儿，现在北京生活。1976年，张闻天逝世前与妻子刘英的最后一张合影

张闻天生前曾这样写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采访结束时，张秀君感慨：“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喜张扬，爱读书。要说外公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撰文：刘畅）

李英男：父亲李立三的跨国生死恋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先后担任1922年“安源大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总指挥。1927年任中共中央常委。1928年六大后成为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离世，终年68岁。1979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有一对特殊的母女教师：母亲李莎，曾在这里耕耘了50载，桃李满天下；女儿李英男，也在此工作了30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俄语专业人才。

2009年3月2日，就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访的这天，李英男刚刚办理完退休手续，学生们正围着她，依依不舍。但是，很少有学生知道，这位皮肤白皙、气质出众的女老师，竟是中国早期杰出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

李英男很热情地招待了记者。谈起父母，她的眼中洋溢着钦佩的神采。“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我的母亲李莎。”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无限的恩爱”。

她说：“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感在如今很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

李英男回忆说：“母亲告诉我们，俄罗斯女性对爱情的看法是：爱情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对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进行理性思考，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与俄罗斯少女相识

1930年6月至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来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做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叶丽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

李英男告诉记者：“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不多的中国青年。后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妈妈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但从未把他的错误与他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有陈云、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等十几名来宾参加。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当李立三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李莎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李莎知道，这意味着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在莫斯科留影

李英男至今还记得，1946年1月16日父亲回国时的情景。那天，李莎抱着3岁的李英男到火车站送别丈夫，“我从母亲的怀里跳了下来，喊着‘爸爸，抱我’。爸爸抱着我说‘英男，你要听妈妈的话，过段时间我来接你和妈妈去中国。’”

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父亲因为开会没有到车站接我们，但他穿着整齐的军服站在家门口等着我们母女。”李莎回忆，“我跑到父亲身边，跳进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年后，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李英男收藏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站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了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照片中的父亲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后还原了历史。”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待遇。李立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被陈云称为新中国的“坦克车”。“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当好‘后勤部长’”。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回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个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李英男回忆：“红卫兵强行我进驻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母亲也一起被拉去挂牌陪斗。”李英男说，那一段时期，母亲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每天都安慰父亲要坚强。“平时热闹的家里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门，为了我们不受牵连，父母都让我们住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车子。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去世前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未写完。”

李英男含泪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李英男、李雅兰出狱，先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然后陆续回到北京。1975年5月，她们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

为父母申冤平反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李英男来到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所在地。在传达室，她鼓起勇气说：“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李英男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她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父亲的名字了。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做出公正的结论。

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做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许多朋友都闻讯赶来探望她。

在李莎和女儿们的努力下，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那一天正好是母亲66岁的生日。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李立三平反后，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回忆他的文章，李立三的子女也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

李英男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2010年，96岁的李莎住在国家分配的专家楼里，李英男每周都会带着子女去看望母亲。“母亲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书看报，还一心一意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这本书倾注了母亲对父亲的所有思念，马上就要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李立三生前很注重子女的学习，他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国语学校读书，大女儿、二女儿也被送到大连学习。“我和妹妹从小就在苏联大使馆办的学校学习俄语。我们家里经常用俄语交流，收藏了许多俄文书，说我们家是‘俄语教研室’一点也不夸张。”和谐的国际家庭，摄于2009年元旦（李莎为前排中；李英男夫妇为前排右一、右二；其他为李莎孙辈）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雅兰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俄文教师。现在，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李英男笑着说：“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一家人其乐融融。（撰文：李荣刚）

刘志丹之女刘力贞：斯诺称父亲为“现代侠盗罗宾汉”

提起刘志丹，耳边就会响起那首语调高亢、悠扬的歌：“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位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把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陕甘红军的灵魂人物。他33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传奇色彩。

2008年11月底，记者在西安见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时，老人刚刚过完79岁生日。她身着中式对襟棉袄，戴着一顶红色帽子，谈话间思路清晰、言语幽默，对于往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你看我长得像不像我爸？”刘力贞问记者。刘力贞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很多老照片，父亲刘志丹和母亲同桂荣的两张大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刘志丹牺牲时，刘力贞只有7岁，她对父亲的记忆很少，更多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刘力贞近照

山沟沟走出的刘景桂主席

190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刘志丹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村。“那是个山沟沟，我家就在沟壑里。”刘力贞说。

刘家在当地条件较好，刘志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私塾先生，兼做一点小生意。刘志丹是家里的长孙。因为出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祖父为他取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志丹”。“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外祖父是好朋友，在母亲才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就订了亲。”1921年春，19岁的刘志丹和17岁的同桂荣完婚。婚后第二年，刘志丹考入当时陕北地区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父亲是学生会主席，经常带领同学们举行反军阀、反帝、反侵略的游行示威”。

1925年3月，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推荐他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翌年毕业后，刘志丹被党派到冯玉祥统率的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是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清党”，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

渭华起义虽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为这一地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陕北至今流传着一百多首歌唱刘志丹的信天游，“渭华原上开红花，刘景桂主席到我家……穷苦人拧成一股绳，打倒土豪咱当家。”

刘力贞还听家人说，1932年，不到20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失败，非常伤心。父亲鼓励他说：“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我失败了70多次，失败了再战，接受经验教训。”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是“人见人爱的宠物”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1929年冬天，女儿的降生，让刘志丹非常兴奋。“父亲给我取名‘力真’，是‘真诚’‘质朴’的意思。”

1934年初，31岁的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他刚带着军队开始转移，没过多久，国民党便贴出了悬赏捉拿刘志丹家人的告示。刘志丹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躲进山窨（读yìn，指悬崖峭壁上挖的岩洞）子里藏着。“他们烧了我们家，掀了我家的祖坟。”夜里，刘力贞的母亲和奶奶去沟里找水，遇到了国民党兵。“奶奶怕连累全家，拉着妈妈滚下山崖，幸亏被树挡住才算捡了条命。”为了缩小目标，刘志丹的家人开始分散转移。“妈妈带我在一个山洞里藏了8天，靠接雨水吃炒面维生。那时我才4岁多。后来，二姨父在山上找到我们，将我们带回自己家的草窑里藏起来，才躲过这一劫。”不久，习仲勋打听到她们母女的下落，把她们带到了南梁根据地，才与刘志丹团聚。

在南梁根据地的两年，是刘力贞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一个漂亮的6岁小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五角星，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还为自己有一个‘土匪’父亲而骄傲。”“红军里头的娃娃很少，所以斯诺的妻子海伦说我是‘人见人爱的宠物’。”刘力贞笑着说。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描写刘志丹：“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斯诺没见过父亲，他形容父亲是罗宾汉，因为罗宾汉是个杀富济贫的侠盗。其实父亲哪里是侠盗，他是个英雄好汉。”刘力贞回忆，“别看父亲斯斯文文，打仗可厉害！都叫他‘活地图’，哪里的地形什么样，甚至哪个村有几个锅、几个炕，能往哪里跑，他都知道。”

即便在根据地，刘力贞见到父亲的机会也不多。1935年，刘志丹带着红军去了陕北，4个月拿下6座县城，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由于形势变化，刘力贞跟着母亲随政府迁往甘泉下寺湾，入秋后又转移到永坪。“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弟弟，我自己骑一匹马。一次马突然受惊了，大人们吓慌了，我抱着马鞍一声不响。爸爸跑过来制服了马，哈哈大笑说‘这女子真厉害，到底是我的娃’！”这个片段，是刘力贞对父亲难得的记忆。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又上了前线。“父亲刚走，我和弟弟就病了。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给我们开了药。我吃了药就头晕恶心，弟弟吃药不到两小时就断气了。等到明白过来，那个医生已经逃跑了。”为了不让在前线的刘志丹分心，同桂荣没有把儿子夭折的消息告诉丈夫，只是盼着打了胜仗之后，刘志丹能早点回来。

给毛主席做棉鞋

正当人民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苏区开始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0月5日，刘志丹被调去执行一项任务，他骑马路过安塞真武洞时，碰到一位通信员。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红十五军团领导的信，信中是即将被捕的干部名单，上面有刘志丹的名字。“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父亲毅然舍身顾全大局。”刘力贞说。刘志丹看过信后，把信交给通信员，让他送到军团部，然后转身便去保卫局报到，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刘志丹被关在瓦窑堡的窑洞里。刘力贞和母亲想方设法去看他，但牢房的窗户全用砖封了，只留下一个气眼。刘力贞喊“爸爸”，听到的只有阵阵咳嗽声。

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决定把大本营放在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一听说刘志丹被关起来了，立刻下令停止“肃反”。11月，周恩来到瓦窑堡，亲自将戴着手铐脚镣的刘志丹释放了出来。“回到家，父亲对母亲说，寒冬腊月毛主席还穿着单鞋，你快给做一双棉鞋。我母亲就去街上买了黑礼服呢面子，两天赶出了一双棉鞋，她亲自给毛主席送去。主席穿着走了两步，夸母亲手真巧，十分感谢母亲。”刘力贞说。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4月14日，他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当时局势比较紧张，父亲被草草埋在了瓦窑堡城南的一个果树园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4月正是梨花开的时候，满院的梨花，我感觉连大自然都在为他吊孝，很多人都在哭。”7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父亲下葬的场面，刘力贞仍然眼含泪水。

同年6月，为纪念这位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都为他题了词。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我很感动，当时边区也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七八年了，沿途的老百姓还自动地摆香案长跪，还哭。一个给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刘力贞说。

最不容易的是母亲

1999年，94岁的同桂荣在西安去世。每次想起母亲，刘力贞都抑制不住想哭：“我这个人其实在精神上的依赖性很强，特别是对于我的母亲。”

1938年，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曾派人送刘力贞去苏联上学，张国焘叛变后，由于国民党查得紧，走到甘肃就回来了。“幸亏我没去，我走了，母亲想我想到吐血，父亲走了以后，我就是她的生命。”刘力贞流着泪回忆说。“父亲去世后，祖父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在外面太可怜，派人接我们回去，母亲坚决不回。她担心祖父让她改嫁，她和父亲感情非常深。”

一次，同桂荣听说部队要转移，赶紧回家打包裹，邓颖超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大妹子，你干什么？我们还没动呢，你收拾什么？放心，不会把你丢下的！”

1948年，18岁的刘力贞已经有了两年的党龄，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这期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时在《陕西日报》工作的记者张光。“我不找骑马的、有警卫员的，那样就要当他的附属物，我就失去独立性了。”刘力贞笑着说。

1949年初，刘力贞到沈阳医科大学学习，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由于学习紧张，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陕北后，刘力贞拖着病弱的身体，带领30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陕北巡回医疗。之后，她留在西安工作、生活。同桂荣和幼年刘力贞

1980年，陕西省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选副主任时，刘力贞成为候选人。在打印候选人名单时，她的本名“刘力真”被打成“刘力贞”。不承想，刘力贞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从此，她的名字也改成了“刘力贞”。

刘力贞有一子一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我对孩子说，你们干什么我不干预，人的能力有大小，最主要的是不要亏负于先人，绝不给我们的先人抹黑。”（撰文：刘心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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