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厉以宁,吴敬琏,周其仁等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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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试读：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习近平在2014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节选）代序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如何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最重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重在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行政方式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今后要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何以见得呢？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劳动力需求量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生产。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境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省掉很多手续，同时还有贷款的支持。

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有的。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第一，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第一，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第二，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第三，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3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碰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上篇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第一章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什么是新常态

简单地说，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是超高速的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不可能长期这么高，因为这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大体上有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抓紧时机进行技术创新，以便给经济找出一条新的出路。中国也应该如此，但是在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一点。

GDP的结构比增量更重要。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了，但是要论结构，我们跟日本还有距离。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小于日本。对出口、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

出口越多越好，这是计划时代的观念，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受到外部的封锁、抵制，外汇很少，出口越多赚取外汇越多，可以买需要的东西。

现在的情况变了，出口多，其他国家的进口就多了，出口就少了。这种国际贸易关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应该转变，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进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所以说观念要变。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而且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要跟人家建立长远的贸易关系，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条件下来做。

另外，外汇储备也应该根据国家情况来考虑，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太多会带来几个毛病。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用人民币换来的。企业出口创汇，然后根据国家结算外汇的办法，把外汇卖给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付你人民币。所以外汇的增加实际上表明了人民币出口的增加，而有的外汇就存在那儿不动了，造成人民币通货膨胀。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

过去总是认为，要增加就业就必须高投资，高投资就能够提供就业的岗位，就业岗位多，就业人就多，这个看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有些工地正在施工，要建一个现代化工厂，你到那里问问看，这个厂投资了多少亿，会增加多少人就业？他给你的回答是你预想不到的，我不但不增加就业我还要裁员，全部用机器人，哪用那么多人！

跟新常态相对应的是适度投资，不是像从前那样投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就业靠什么解决呢？靠适度投资，靠政策，靠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靠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什么叫适度投资？并不是全要国家投资，国家只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间资本投资。民间资本投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中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民间投资，这种投资的特点是精打细算，不铺张，不浪费，因为民营投资自己要负责盈亏的。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

过去对待通货膨胀，主要是什么办法呢？提高利率，货币流通量就减少了。但是中国一二十年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了，高利率不能或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学里面，国际传递的通货膨胀是不算数的，就从供给、需求关系来看，通货膨胀分两类，一类叫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一类叫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进入21世纪，通货膨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提高了，物价就跟着上去了。

记得在2012年，一个月调整一次银行准备金率，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这个是很少动用的宏观调控手段，结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所以要技术创新。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认识到要治理通货膨胀，不能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而是鼓励技术创新。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放到重要位置。市场可以创造

我们所面临的市场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比如说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重在扩大民间消费，而民间消费的增加很慢。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关键的，你在生产端没有新产品出来。你要人家扩大消费，你得有新消费品。

我到服装店看，这个式样以前就有了，这个布料还是一样，我要这个干吗？我家里都有了，我买来干吗？市场要创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手机就是一个消费创新的例子。现在用的手机跟过去的手机不一样，功能增加了。10年前手机只是作为通话工具，现在的手机可以看电视、打电话、录音、照相。所以手机的销量一直在持续增加。要有两个假设、三种调节

现在谈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经济学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假设，叫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都是自利的，追求最低成本、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这是一个假设。这种假设并没错，但是显然是不够了。

第二种假设叫社会人假设，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为什么提社会人假设呢？因为很多事情都处于经济规律以外。

比如说有两个城市，A和B。如果你去A城市投资，成本低、销路广、利益大；去B城市成本高、盈利少。按经济人假设肯定在A市投资，可有些人偏偏要到B市去投资，为什么呢？经济学不好解释这个问题，社会学可以解释，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各种考虑。

现在谈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是用一只无形的手来支撑的。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政府用有形的手来支配，有形的手包括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等。那什么是第三种调节？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更晚了，是到国家形成了、政府出现了才出现的。可是人类社会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在几万年时间里没有市场、没有政府，但是人类社会沿袭下来，靠的只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资源配置效率比生产效率更重要

在经济学里面，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是生产效率。什么叫生产效率？经济学里指的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企业，它如果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效率提高了，这就是增加效率，或者在效益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能够减少也是一样的。生产效率是有用的，也是值得关注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就是资源配置效率。

假定投入总量不变，你可以用A方式配置这些资源，也可以用B方式配置资源。如果你用A方式配置资源，结果会得到N，用B方式配置资源得到的是N+1，这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这个排列出来以后，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生产效率固然重要，但资源配置效率更重要。为什么？因为生产效率主要是在微观领域起作用，从宏观角度讲，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

以我们国家来说，国有资产有好多万亿元，如果使用不好、配置不当，这就是损失。改革就是让国有资本，让国有的资源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需要重视产权激励制度

从经济理论分析的角度，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个原理，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造的，光有物质资本投入创造不了利润，光有人力资本投入也创造不了利润。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的分配只是让物质资本投入者享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合理吗？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不合理，明明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我们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报酬呢？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有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产权激励制度，人力资本投入者根据贡献的大小和产权的比例分享利润。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预调

进入新常态以后，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定要以微调、预调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是有害处的。

最大的害处在哪里？就是养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没有宏观调控就不行了，这会削弱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应该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应作为辅助。

市场经济本来是有内生机制的，宏观调控太多、太频繁，会抹杀内生机制。从宏观角度讲，一部分人有小业主意识不是坏事，可以平衡社会。宏观调控不可少，但必然走向是微调、预调。经济低碳化是新目标

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到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现在来看，要升级到第五目标。因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在增强，现在的环保概念与30年前不同，30年前只是有毒的不让排，现在的环保概念改了，二氧化碳也不让多排。

所以现在提出了第五个目标，就是经济低碳化，这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原载于《新京报》）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于“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我想讲五点意见。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旧常态，我们已经维持了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其不可持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了三个季度以上的两位数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效果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或者像有些人认为的“不太微”也好，实际上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是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这次的收效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都有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这几个因素决定了过去高速度的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从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能再支持很高的发展速度了。

具体来说，第一个因素，也就是新增劳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早就提出中国将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当然也不只是依靠投资，还有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使得我们资产负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相比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二是开放。我们原来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了。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也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以此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的进步。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2003年、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都发生能量下降的情况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说得简单一点，其实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以平常心对待GDP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但逼近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仍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平常心不等于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的问题。

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减速过猛，造成很多问题。其次，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增长的质量，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适当的增长速度下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过去在增长质量差的情况下，表面上增速很快，但实惠不多，因为增长是靠更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就无法维持。

如果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增速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比原来还多。

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应集中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全面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那是1981年。这个十大方针环绕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但在“十五”“十一五”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党的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开始见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现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最明显的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却越来越好。2013年，我们预期的新增就业人数是900万人，实际完成数量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2014年，预期目标被提高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就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的不安。

另一方面，“十一五”计划决定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地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第一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持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一马当先。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2014年的趋势也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十二五”的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是因为进行了一些不太大但很管用的改革，其中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大大加速。你看网络销售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初期的一些动作，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新常态不能一蹴而就

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经济的效率，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在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效率的贡献，从而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障碍、困难的障碍，以及过去旧体制、旧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障碍，所以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应总结2014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教训，规划未来，把我们所希望建立的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本文系作者在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表象背后，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其中，发达国家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经济体制“向左转”，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则为“向右转”。“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3~5年的中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国、美国等国，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走红并引发热议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中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所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了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向右转”。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回避改革，将自己的经济推向更加艰难的境地。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一、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的推动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催生新增长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讲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的进程短期内不会来到。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很有必要提高。

二、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会继续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目前，蓝领工人劳动工资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第二个悄悄推进的结构调整，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第三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三、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动力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第三大改革，是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过去30年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万吨巨轮，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符合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发起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本文原载于新华网）“新常态”与“非常态”——中国失衡调整期的宏观经济走势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我国最近部分经济增长指标再度走低引发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GDP缓至7.3%，创下近6年来新低。前三季度增速分别为7.4%、7.5%和7.3%，呈现总体放缓态势。

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结合十年宏调史实践经验，全面认识目前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客观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新格局。经济增长为何减速

2012年二季度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至今一直在7.5%上下波动。2014年前三季度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三季度固定投资同比实际增速为15.3%，比上半年回落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速为8.5%，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同比增速10.8%，创2011年以来最低；前三季度用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速3.3%，实现贸易顺差2316亿美元，接近2013年的2597亿美元，显示我国内需较弱；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媒体“大宗商品雪崩钢价跌入无底洞”之类的报道。

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两层意义的下行压力。两年多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5%上下，与之前30多年近10%的增速比较，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的实际增速，并不完全由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近来政府追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没有政策层面“季度性增长保卫战”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

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过紧。近两年货币信贷增速在13%~15%，广义融资增长率在15%~22%，是实际经济增速的两倍上下。短期利率如一周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3月央票利率，2013年6月曾短暂飙升，然而近年总体走势无过度波动。近年企业债、城投债收益率及贷款融资非利息成本有所增长，主要是失衡调整期市场风险溢价上升的结果，不宜简单归结为货币政策过紧。

另一观点指出，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都在回落，由此推论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增量大国，中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互动影响而不仅是单向作用。假如各国都用外部因素解释本国经济波动，全球范围的走势将难以在世界经济内部得到合理解释。在肯定外部因素重要性的同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走势，还应侧重从国内环境阶段性特点方面探求根源。

近来学界讨论的视角，是把经济增速回落归结为适应新常态的结果。新常态大体指经济运行新近呈现的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及其派生状态。较有共识的看法认为，随着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目前应在接近8%的水平。

潜在增速回落的判断对观察目前形势有重要认识价值，不过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上述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的现象。每年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7.5%上下大体可从潜在增速回落角度解释，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内生动力难以支持7.5%的年均实际增速。实际经济增长相对潜在增速基准偏弱，显然不便直接从“新常态条件”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而需结合早先经济失衡累积矛盾的非常态因素方面寻求理解。宏观失衡的系统成因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了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的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的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逐步形成了宏观经济失衡格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观察宏观失衡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例如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与汇率体制改革滞后不相适应。伴随贸易与国际收支顺差失衡的急剧扩大，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又如长期利率管制与调节相对滞后导致利率扭曲，2003—2012年用CPI（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大半时期是负利率，利率这个宏观经济基本价格没搞对。再如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与商用土地价格偏高，土地这个关键要素价格没搞对。

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即货币信用扩张偏快。2012年实际经济总量是2003年的2.45倍，但是广义货币2012年是10年前的4.4倍，央行资产规模2012年是10年前的4.7倍，社会融资总额是10年前的6倍以上，货币及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幅的2~3倍。数据显示，2003—2012年央行资产扩张近八成源自储备资产过量增长，可见央行过量增持外汇储备是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直接推手。

再次是通胀压力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新特征。货币扩张偏快定义性派生通胀压力，然而在21世纪初年新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呈现出新特点。CPI或GDP平减指数等常规宏观流量物价指数上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更是间歇性大幅飙升，如商品房均价不到10年增长好几倍。对比考察2003—2012年十余种宏观物价指数涨幅，可见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涨幅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

最后是宏调过于宽泛化与深层改革难推动。政府宏调应对通胀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宏调主体部门过多与工具过于宽泛。梳理十年宏调史，多达十来个行政部门被赋予宏调职能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而参与了宏调，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被作为宏调措施采用。

宏调手段虽包含利率、财政平衡等总量和价格工具，然而实际操作过多倚重审批投资、有保有压、限贷限购等数量与产业政策工具，有时还诉诸冻结供地、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超常行政干预措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信用总量是影响短期宏观涨落的“水龙头”，利率、汇率等总量价格信号是调节引导总需求的“牛鼻子”。宏观总量价格工具利用不足，过多采用产业、数量、行政性工具调控，难以对宏观失衡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宏调产业化与微观化倾向多年延续，形形色色管制派生新的设租寻租利益格局，客观上为转型期体制内一些残存的非市场因素提供了滋养。

就此而言，宏观失衡既是体制不完善与改革滞后的结果，同时又通过宽泛化宏调负面效应支撑体制内扭曲性因素，构成宏观失衡系统根源的因果闭合链条。失衡调整进展与影响

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刺激伴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之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的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当时尚未能充分认识失衡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初步调整的性质和措施存在被动性和局限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的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顺序，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新阶段。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把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则体现两点取向：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宏观失衡的矛盾，同时侧重采用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经济增长偏快时期，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扩张更快，如钢铁等上游部门超常扩张，到2008年已面临调整压力，刺激经济失衡矛盾进一步加大，目前正经历艰难的产能过剩调整。近年，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是调整上游部门失衡的相对价格表现。

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2003—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刺激经济时期房地产经历了新一轮更为迅猛的扩张。房地产失衡本质上是货币过度扩张现象，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温和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的过量库存与风险开始显现出来。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并积累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2007—2010年增长一倍多达到10.7万亿元，到2013年中进一步增至17.9万亿元。近年中央正在防控系统性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限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在影子银行方面，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2014年初国办107号文正逐步改进相应监管。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21世纪初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的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利用市场力量稳健调减过剩产能、降低过高杠杆与调节虚高价格，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从一度流行的“政策是跌出来的”预期中走出来，有利于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调整新阶段的政策选择

预计这轮失衡调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针对4万亿刺激后通胀卷土重来的形势，当时政府初步实施了一些局部调整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对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度提升，新决策层尊重调整规律，主动推进调整，引导推动调整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目前的形势演变显示，经济运行正在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调整的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环境下，较大程度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累积的过剩产能与库存；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推动宏调架构朝更加科学的方向转型。如果推进大体平顺，预计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届时中国将在全新基础上展开其经济崛起历史进程的下半场。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标，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诉求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应继续坚守党的十八大以来结构性改革优先目标，以涉险犯难的决断直面调整困难，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稳健推进改革与调整。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1]速。依据对奥肯定律的认识，考虑中国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数量关系的现实情况，建议把GDP年均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7%或略低水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情况，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货币政策需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近来央行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多种工具维持货币适度增长。下一步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这样的总量工具。选择适当时机普遍降准，是对早先超常存款准备金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也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还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可谓一举多得。降准无疑应审慎，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失衡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的思路综合治理。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的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第五，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的冲击未雨绸缪。未来两三年大体平顺完成调整具有可预期的最大可能性，然而也不应排除内外环境超预期不利变化的可能性。需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并充实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金融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金融风险的主动性。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预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发生时沉稳应对，以确保调整改革取得最后成功。（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

[1] 奥肯定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这一定律认为，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十分严格。——编者注新常态经济的法律视角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最近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我对新常态没有深入研究，不过想谈一谈新常态经济的法律视角，就是从法律角度怎么理解新常态经济。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从高速转向了中速，应该说我们整个经济状况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我想就下面三个问题来分析新常态下的经济。新常态经济应该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

也就是说要减少国家干预，要停止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各种刺激手段，应该更多地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应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看公权和私权在市场中的地位，哪个是决定性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市场经济有两只手，一只是无形的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无形的手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无形的这只手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起不到它应有作用的时候，国家这只手才进行干预，这个原则应该在新常态经济里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这只手能起作用的时候，它其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才是常态的。那么反过来如果以国家手段来刺激和干预，这就不是正常状态下的经济。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从过去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进行总结和提高。

二是公权和私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常常讲法无禁止即可为，我们也谈到法无授权即禁止。其实这两个概念都有一个前提，“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指私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都是合法的，都是可为的。但对于公权来说则相反，“法无授权即禁止”，也就是说公权的行使必须有授权，没有授权那是不可为的。

这两句话说明了公权和私权的关系，说明了市场经济下私权是基础，而公权力是法律要明确规定授权才可以行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权不是可以随便行使的，必须有法律的依据才能行使。

三是市场经济作用下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私权以平等作为最高准则。具体包括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是市场规律、市场法则的最高指标。在这三个平等里，机会平等是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机会平等，哪来的权利平等？哪来的规则平等？机会不平等表现在许多方面，城乡差别、教育机会不平等、高考机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还导致了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平等。

我们法学界一位前辈——英国著名的法学家梅因曾经说过，从古代的法到现代的法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身份到契约。这句话在法学界也算是一句名言，身份是不平等，契约是平等，所以从身份到契约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转换的过程。这种机会不平等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权形式，甚至可以是身份的现代化表现。古时候身份不平等是因为他的贵族或特殊身份，而现在没有这种区别，再也没有贵族这样一个阶层的划分，不平等实际上表现的是特权和歧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新常态经济应该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调节作为主要手段，以国家干预作为次要手段。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了这个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法治经济，但是怎么来理解呢？我常常讲，市场经济叫作法治经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治经济，二是市场秩序的法治经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特别指出，一是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市场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经济，主要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

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在新常态经济下，市场自由更多地应该由市场来管，市场秩序更多由政府来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在市场自由方面国家干预得过多，而在市场秩序方面管得不够。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经济领域表现得很明显。其实国家应该更多管理市场秩序，在市场自由方面由市场自己去决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拿西方常用的谚语来说，“该由上帝管的由上帝管，该由恺撒管的由恺撒来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属于谁的就应该归谁去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都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拿土地的问题来说，土地是重要的市场资源，而在资源分配方面我们干预得过多。比如说，农村集体土地要进行建设，必须由国家先把它征收。为什么不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来做主呢？所以现在我们政策的趋势应该是更多地减少国家在土地征收方面的干预，减少过度的土地财政收入。

在市场准入方面，也应该考虑许多问题。比如说，现在仍然有一些在法律之外强加的对于市场准入资格的条件，想要有这个资格条件就必须经过考试，经过考试必须有很多费用，包括利益所得。所以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资格准入考试都应该取消，只有法律规定的资格准入考试才可以有。比如说律师进入的资格条件、医生进入的资格条件，这都是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有一些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市场秩序的管理方面仍然需要改进。要改变那种主要用行政手段如罚款、没收这样的办法来治理市场秩序的做法，改为更多地用民事手段来完善市场秩序。我们在制定《产品质量法》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叫《产品责任法》还是叫《产品质量法》？美国是《产品责任法》，因为产品责任造成的损失，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我们国家是《产品质量法》，主要靠的是行政措施。新常态经济应当是综合治理体系

新常态经济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平衡，它和运动式的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法律强调综合性，过去民国时期有《六法全书》，我们废除了《六法全书》，现在我们有几法？应该说也有六法：一是民商法，民商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市场自由，即市场主体的私有和私法手段；二是经济法，经济法实际上是市场秩序的表现，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三是行政法；四是社会法，过去对社会法不重视，现在社会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五是诉讼法；六是《刑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法律必须涵盖得全面、综合，才能够体现法律调整的意义。因此，新常态经济应该包含各个方面，如环境治理、生态、福利等。

当然，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长久性，新常态经济也应该体现这种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这两点，只为一时的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本文原载于新华网）第二章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新常态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路径是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新常态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第二个观点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两个话题毫无疑问是密切相关的。“新常态”这个词在我印象中是四五年前在达沃斯的冬季论坛上大家开始热炒的一个词。当时这个词主要用来形容西方经济，金融市场有所恢复，其他货币政策不断宽松。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推出之后，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当时的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当你等一辆公共汽车，本来应该5分钟一班车，5分钟到了还不来，20分钟到了还不来，一个小时到了还不来，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进入一个新常态了，公共汽车永远不会来。这是一个调侃的词，但是我们现在强调新常态，不是悲观的，相反，我们的取向是面向未来的，是想给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的思想。

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新常态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增长速度阶段性地下降，注意是阶段性下降。我不同意很多学者认为增长速度是下台阶的分析，我认为是阶段性下降。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能认为就直线下降，降到6%以下。

我判断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这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差距。全世界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大型经济体长期以来领先的就是美国，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占世界GDP总量的15%，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从商业模式、技术、理念、教育等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人均收入低，潜力就高了，还包括受教育水平、储蓄率等因素。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是阶段性下降，主要是为了消化前期经济结构和增长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像到了冬天人的身体要修复，我们中国经济也正处在一个修复期。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若干领域的投资过头了，包括房地产，房地产的实际投资是超前了，还有若干领域的产能，这些都是需要修复的。因此，在修复期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增长率在7%左右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并不等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直线下滑，这个我不同意。

第二个新常态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结构深刻、全面升级。既体现在新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增加，也体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涨得远远比白领快。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是我们基尼系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整个基尼系数在下降。

在结构调整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物流过去是很多企业自己搞的，现在变成专业公司了。网站的托管过去是每个单位自己搞，现在逐步交给专业公司了。因为专业网站的管理（包括数据管理）越来越专业化，实际上交给专业公司更安全，这就是专业分工细化。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上升，也带动了新增就业的增长速度，这远远超出了预期。官方数据是2013年新创造就业机会1300万个，也许里面有重复计算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远远超过一般认为的1000万左右的心理预期。

结构调整还包括技术领域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度和附加值产业链提高的程度，我认为这也远远超过大部分学者的预期。我本人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的，起初是被作为工程师培养的，包括机械、车、钳、铣、刨、磨、焊都学过，所以我特别愿意关心工程的事情。我经常跟国外的朋友们讲，如果我是德国人的话我会挺担心，中国工程技术赶超很快，部分是自主研发，部分是到意大利北部买核心技术，这个增长很快。我国每年专利的申请量以及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都稳居世界第二，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所以未来10年之内应该能超过美国。

新常态的第三个要素是中国正在以崭新的心态和姿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分工，这一要素目前强调得还不够。中国现在不仅是全球化的维护者和受益者，还是领导者。所以现在政府提出要搞“一带一路”，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坚持五年、十年。“一带一路”抓住了当前国际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也是借鉴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的一些心得，这一举措将会改变全球。

同时，国家提出要搞三个基金，即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应急措施。这一系列举措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开始学习做经济大国了。10年前回国的时候我在北大说中国需要大国发展战略，可能提早了一点，现在正在搞大国发展战略。这是我认为的新常态的三个重要要素，这个新常态和国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是一个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大到北京、小到每一个村，都在这张网里，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我相信会真正走向改革之路。

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举几个例子，比如咱们有很多淘宝村，好像不用政府管，但是不要忘记淘宝村背后增长质量如何还是要靠政府。那些地本来是耕地，现在搞成工业了，合不合适，污染情况怎么样，交通是不是配套，这些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规划是政府永远的天职。在美国、欧洲，政府都是搞规划，我们没有，北京也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门口一块地被拆迁了，不知道干什么的，过两年盖了一栋高楼。

所以政府的力量必须加强，需要法治，需要用法律管住政府的行为，让舆论、百姓去监督政府，让百姓利益通过更好的监管落实到经济体中。这是新常态下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最难的一条。

最后，我想说，不要认为有了互联网，有了新经济，政府可以靠边站，相反，政府正确的作用更加重要。实现这一目标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互联网的监督、法律界和经济学界的批评和建议都非常重要。（此文系作者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据我所知，管理学家通常看不上经济学家，但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学家看管理学的东西觉得简单，管理学家却说，经济学那么复杂有什么用？对此，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根据消费行为的研究，人们在收入低的时候消费有用的东西，但收入越高消费的东西越没用。我开始以为经济学就够没用的了，后来发现还有更没用的，那就是哲学、悖论。“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收入越高，对于没用的东西可能关注得就越多。

比如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形势再差，也有很好的企业；形势再好，也有很差的企业。企业搞得好不好，跟宏观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多数企业来说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金融的、全球的企业例外。

其实，这个形势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就是一个问题：下行。

经济下行，当然是有很多数据的，现在有些地区、行业、企业，真的是相当困难。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真正难受的，还不是经济增速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国人难受的，是我们从高位运行到下行的转变，而不是日本那种从增长2%变成增长1%的下行，所以日本虽然难受，但没有我们这么难受。中国的GDP在2007年曾超过14%，而现在就只有7%。从14%到7%，下降了一半啊。这个还是个平均值，如果具体到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某些企业，那真是哗啦哗啦的了。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认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难对付，因为有巨大的惯性。曾经有一些省份GDP增长14%、15%，甚至有些增长20%多，持续了很多年，一下变成7%，这是很难受的。经济运行有很大惯性，我们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预期，有不少公司、企业领导人、地方领导人，都希望这个经济再回到14%，这种速度失调是很难受的。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年经济增长率在10%、11%、12%以上，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呢？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再加上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农民收入低，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它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它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系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是一个月50元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番，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再一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100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工人，也跟人家差80~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宾馆。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内地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100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回报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多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生产出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世界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20世纪90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中国制造。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世界的工厂？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这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美签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当口儿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流量可怜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对外出口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的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型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的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所有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了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来我们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月工资50元、60元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得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的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年、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来，出口贸易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元放到经济里面却没有见效的原因。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元加上9万亿元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的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出口的，而国际经济根本就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到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欧债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的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手，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都换成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交电费，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按人民币算的，产品是按美元计价，人民币相对美元一升值，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元对不对？那7元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元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后来搞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美元，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得了？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它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遏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要进入经济体，但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生活都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来了，企业家精神就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多年，我们融资还是以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主。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上去、下来都会放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减掉物价上涨因素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划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得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划算的。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股权为主的经济体就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分红，不好就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好上加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的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就发现借的钱成了累赘。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得很难受。

我所讲的就是，以上这三个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了。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块石头”

而中国经济一被拉下来，三大块石头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讲的判断：水落石出。

第一块是成本。成本就是企业的开支，问题是什么时候支出？钢铁产品什么时候买的？都是大家看好的时候买的。即使钢价、矿石价还在涨，也有人买。等到钢价一下跌，过去买的库存就能顶死企业。如果是借钱买的，那就死得更快，因为要还息。企业雇的人是什么时候雇的？大家抢人的时候雇的，价钱肯定好，价格不好，人就不会来。当你卖的产品价格下跌了，你能马上削减工资吗？这是很难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块石头。

债务，是第二块石头。由于债权合约都是在好的时候签的，随着真实利率的转正，债务就成了第二块石头。

第三块，过剩产能。市场好的时候，就会出现抢货，你也上，我也上，国家也上，国务院开会都讲七大新兴战略行业。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个传导机制，怎么可以这样来定事情？聪明的农民，现在县长让他种什么他是不种的。可是，我们在大项目里面还是说上一起上，好产业都被做成了不好的。其实，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力量一起推动了过剩产能，等到市场“一拉脸”，国外没有了订单，可钱已经变成社会的了，这时你是撤还是不撤？你是停还是不停？有的行业还有连续性，不能随便说“没订单就关门”，所以还要接着做，这是很难受的。

以上这三块石头，就把国民经济顶住了。变被动为主动：消化资本、重组债务、消化过剩产能

那么，这个时候，宏观经济要怎么应对？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虽然有一些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来控制，这种变量是在中国内部。然而，外需不在我们的手里，是由不得我们的。欧债危机什么时候好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则是刚刚有一点起色。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在困难时期，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中国的相对成本变化让很多美国公司回到本土去了，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们需要改革，但改革没有那么快。国务院已经很着急，开始放松审批。但到企业一问，这对他们有影响吗？回答是没有影响。国务院已经宣布去掉了几千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剩多少项。总的来说，改革不是那么快的。

放松审批，中央做了决定，国务院也推行，然而这样的大国要实现政策落地，还要有个过程。至于“真实利率”，这一把刀是很厉害的，这个需要大量研究。

至于通缩，通常市场一翻脸就由通胀变成了通缩。20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过一次，通货膨胀达到24%，国家大刀阔斧杀通货膨胀，在1997年突然开始出现通缩。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金融结构里有一个麻烦：过度依赖银行债务。我们说要发展股权、发展资本市场，目标提出来了却没有落下来。现在，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总融资的比例没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这个经济结构遇到波动，就会有派生的情况出现。所以，难受是肯定的。

有几种措施，可以把我们国家从这种情况下拉出来：第一，消化资本；第二，重组债务；第三，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

现在，很多人的经济预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况不好，觉得什么都不行了，这种预期就会互相传染，悲观情绪就占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很茫然，实际上是看错了时机，在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投资的时候。对此，要冷静地分析。对外升级：新兴市场大有可为

全球化地考虑，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到2007年以前去了，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

但是，在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的份额大幅度地提高。最发达的7个国家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7个最厉害的新兴市场国家放一起，总量哪一个大？当然是后一个大。然而，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于最发达的那个市场，因为其购买力现成、出价高、基础设施完备、金融服务良好、物流非常顺畅。我们接单子生产，于是我们就成了世界的工厂。但很多新兴市场特点不是这样的，比如有购买力但市场不成熟，要买货但基础设施不够，电量不够、港口不够、铁道不够等。所以，中国现在提“一带一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就是重大的战略。

新兴市场这个板块还是中空的，我们实际上铺了多少货在新兴市场？几年前我去印度看，很热，但没几家用空调的，这两年才好一点。面对印度这个空调的新兴市场，中国这样物美价廉的空调制造大国，却没有往印度打进去多少。而俄罗斯的市场都是欧洲货，日本、韩国货都少，就更不要说中国了。资源广大的新兴市场，大学毕业生，包括我们北大的毕业生都看不上，一讲就是美国、法国之类的地方。华为打世界怎么打？阿富汗怎么去的？那是要死人的，炸弹是会掉下来的。我们在这些市场上耕耘、开拓的真正的商人还是很少。大学生总说没有就业，2014年700万毕业生的签约率看了让人焦虑。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总说，下一个时代，是要小语种人才的时代。小语种的需求会极速升级，因为新兴市场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印度尼西亚有两亿多人，这是很大的市场，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没有市场，国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欧洲资本市场是怎么进中国的？中国当时什么也没有，欧洲为什么借钱给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自由外汇，不是“中国借这个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而是全部用来买德国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工业设备都是德国设备的原因。今天我们的4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做呢？为什么不能做外方信贷？没有电为什么不能去建电站？没有铁路为什么不能修铁路？为什么不借钱给别的国家，倒过来做BOT（建设—经营—转让）？当年我们的铁路、高速公路，外资为什么跑到中国大陆来修？就是为了20年的收费权，20年后再送给中国政府。我们现在要重新复习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资本进中国的那些经验，并将它倒过来用，来开拓国际市场，等待欧美市场进一步复苏。总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还是大有可为的。对内升级：改变观念，在“冬天”投资

我们说的过剩，是大路货过剩，与进口货同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改进品质，这还有很大的市场。大家看看现在进口的情况：阿里巴巴网站上，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进口的东西多了？因为收入提高了以后，人们对于产品品质要求也高了。国庆节期间，我有一个朋友到德国去，回来带了一个双立人牌的指甲刀，那个指甲刀让我感叹：剪完以后怎么这么舒服？仔细看一下，它有两个弧度。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品质。而我们的产业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品质，还早着呢。中国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要买进口货？那些东西中国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质要差一点。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好企业，比如华为，按它手机业务的发展趋势，过几年，发达国家就麻烦了。

当然，现在可以改善的东西：一个是对外升级，一个是对内升级。对于国内市场，我们的空间布局还早着呢。今天，还是65%的总人口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17%已经到了城市长住。这样的空间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比如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跑马征地”，比如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这个“跑马征地”，真正让这些骨头挂上肉，变成现在的城市生活，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越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预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把未来谋划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说不行的时候，勇敢地决定投资；就是要在很多人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在“冬天”投资。等人们都醒过来的时候，买啥啥贵，也就没你什么事了。很多人上一个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块石头”顶得难受，想要放弃。但若真的放弃，5年以后一定会后悔。因为这两个海平面，从100倍缩减到现在，还是剩下10倍的。现在，很多人说“是人工把我们顶死了”，但发达国家怎么生产？苹果的工人什么收入？双立人是德国生产的产品，照样活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要认清形势。当然，这一点国家也在进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界、企业界、第一线怎么认清现在这个形势，抓住这个战机。

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本文系作者在“2014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永隆银行董事长）

我们当下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年平均增长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2014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的预测，2014年年底中国恐怕维持不了年经济增长率7.4%，还会继续下调。

经济放缓，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我理解的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才叫新常态。

中国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得益于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还有我们中国东方特有的储蓄红利等等。但是今天这些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减弱。比如说人口红利，中国临近了刘易斯拐点，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争论，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绝对的无限供给变成了绝对数的下降。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近90倍，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6倍，但是2014年上半年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数。还有像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中国现在都已经面临危机，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则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在制订“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把“十二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把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上来，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但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经济放缓，而是经济在放缓的时候，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进行结构调整。我们经济放缓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纵观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增长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会回落。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时间，GDP增长达到9.8%，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就降到4%。从1992年到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0.87%，被称为“失落的2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规律显示，经济高速增长到第四个十年一般都会下降到4%以下，中国现在还是7%。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很靓丽，但我们心里一定要认清这一点：GDP不仅是个数字的概念，不仅是个量的概念，决定GDP本质的东西是GDP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这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新加坡的一位副总理曾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中国过去30多年确实令世界瞩目，但你们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你们都是低端制造业，你们就凭借人口红利，牺牲环境，以人力和物力为代价发展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后的GDP，年增长率7%的GDP是什么样的GDP，不应该都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应该是有更多技术含量的GDP。另外，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年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了，这个叫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跟新兴市场比，已经没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而和发达国家比还暂时不具备先进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不上不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国，基尼系数连续十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不正视的话，很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现在转型升级，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都应该深刻认识的，或者说应该正确认识的。当然，新常态会有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比如经济下行，会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具体地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增长动力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4万亿投资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就会使原有的增长动力“三驾马车”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是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不能再继续了，但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这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矛盾，经济新常态本身是对过去很多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和习惯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要适应。要思考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有没有机会。我的观点是，在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机会要比过去平铺直叙的上升机会大得多。大家都懂得“弯道超车”的道理，也懂得“变动中才有机会”的道理，不变动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我总结有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规划，这个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如果GDP年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

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措施配合。所以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而未来7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元。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国只有45%。

我们国家2013年服务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要达到50%，就是说第三产业等于第一产业加上第二产业之和。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我们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除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加，2014年已经超过了城镇人均收入的增幅；资本的输出已经超过了资本的流入，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城镇化的机会

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2013年四季度，中央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一个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得像城里一样。

所谓人的城镇化，以农民工为例，农民进城，不是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上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

2.6亿农民工进城，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我刚才说的服务业是有密切关联的。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入1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是多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这是过去的数字，不一定准确。

总之，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过去的30年，城镇化率每年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中国现在叫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它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福布斯》算过的，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上海、广州、深圳、宁波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比如武汉。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成本比北京节省30%多。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定高，将来要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

基于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实现蓬勃发展。我这里有个数据，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我们走出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战，制度的、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又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另外，欧洲的国家也积极地欢迎中国企业到它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

按照过去统计局的行业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是和过去不一样的。这个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

基于社交网络趋势的，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的，像上哪儿吃饭的、买什么东西的，太多了。人们的生活大多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绿公司联盟圆桌会”上的演讲）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环境与战略”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意义？我担心咱们不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甚至是中速，没准到低速，没准来一个大起大落，这是国际国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就说明整个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比如像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如果你在温州，赶上温州这几年，又赶上地产的冲击，尽管你经营得很好，但是担保方、交易方都垮了，跟你赖账那就麻烦了。所以最应该关心的是经济环境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出现大的波动，政府就需要应对，如果应对得很好大家日子就好过，如果手忙脚乱应对错了，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我想经济环境的核心恐怕在这方面。

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30多年，后面增长的前景，我个人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说到中国经济，我赞同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潜力”。但是潜力不是现实，潜力发挥不出来的太多了，印度经济也非常有潜力。有潜力的地方很多，但是最后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太多因素。应该说我们目前的挑战是非常尖锐的，因为这个挑战并非今天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都存在。改革开放第10个年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末尾就是中国面临三个前景：第一个是高速增长的前景，第二个是出现动乱的前景，第三个是长期停滞的前景。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最主要的是分析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因素不仅支撑不了高速增长，恐怕也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

当时的分析是，中国过去经济几十年增长有四大因素在支撑，或者叫“四轮驱动”。第一是改革开放。我的观点就是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亚于改革的意义。如果关起门来搞改革，我们今天恐怕还没走多远。中国一直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但外国人没认为有大变革，认为撒下一点面包渣你愿意怎么捡就怎么捡，捡了30年之后美国认为不一样了，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美国在很多领域成了对手，大差距的好处在慢慢消失，反过来人家开始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进行防范、博弈、围追堵截。我们过去主要靠开放，靠后发优势，尽管这点优势今天还有，但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负面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第二是市场化。一方面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市场因素，逐步使得整个经济市场化了，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改造，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30年以后，问题也大了，市场化的好处有了，市场化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企业改革这一块更是这样，我们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应该说30年前提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来。35年前就说政企分开，现在国企（包括央企）并没有政企分开。

第三是靠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支火箭式推动力，令农村焕发了活力，给中国领导人以信心。在那个信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的改革。乡村的发展，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这些因素带来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后来的发展和增长，但这些因素的推动力正在消失，相关问题也在出现。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但是现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就是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成本上升了，但是中国劳动力、人力成本的提升非常有限。农村人普遍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了，在中国经济需要提升的时候，如果人的素质不提升，下面的增长就会遇到瓶颈。

第四，跟地方竞争有关系。中国国家大，靠财政承包和地方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做企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体会，各个地方竞相用更优惠的政策吸引投资。这种做法，尽管中国人很不满意，但是别人看起来，比如说印度人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天堂了。现在地方政府竞争也开始走到另外一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来维持，造成一系列扭曲。经济增长靠结构变化

原来的推动力都开始衰减，中国要想继续增长靠什么？现在经常讲到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技术创新中国比不上美国，中国的人力资本也比不上美国，中国要改革体制，我想一天两天也改不成美国那种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这些因素，美国每年增长2%就感觉很好了。如果中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2%~3%，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中国新常态只不过从10%降到5%左右，这样一般化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还有比较高的潜在生产力？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对的，但解决不了问题。在“金砖五国”里中国也是在最顶端，什么才能支撑这个？实际上只有靠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结构转换了。最大的结构就是农民从低产出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土地上，现在农民的一般产值也就是年人均1000元人民币，他现在出来到城里当小工，马上就能收入好几万。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收益是支撑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超过5%就比较高了，5%以上的增长，光靠技术因素和一般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占35%左右，65%是农村户口。农民工进来了两个多亿，但是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

经济增速要达到5%以上，主要还是靠结构变化。这个结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具备的潜力，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在这个转换当中，除了正常的技术进步、创新，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有大量的人口，总人口当中很大比例是从低产出的农业部门转向高产出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农业经济规模小、聚集度比较低，而城市是高度聚集的，交流、沟通的成本降低，同样是互联网企业挤在一起，同样是金融企业在一条街上。这才是中国有可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

但是实现这个增长需要对中国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中国已经提出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但采取的措施还远远不够。经济环境，最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略有改动）引领经济走向好的新常态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对新常态认识的逐步深化。新常态需要引领，以走向好的方面。正确理解新常态

从字面上看，新即有异于旧，常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它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有所不同的新阶段。

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重要的是要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以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已被决策层所认可。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也存在“新常态”，它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缓慢而痛苦恢复的过程，反映了西方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乃至周期性危机的现实。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显然不是从危机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等角度来说的。与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

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特点如下：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2003—2007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并不多见，被称为“中国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8%，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第四，经济体制为政府主导型。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渡态

既然有“新常态”和“旧常态”，它们中间就还有一个“过渡态”。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和顺利程度。

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或者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真正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大换挡、结构调整大变动，都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只有当三期叠加期走完之后，高房价问题、地方债和企业债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解决后，新的经济制度环境形成后，经济才进入较稳定的新常态。

经济过渡态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第二，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第三，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第四，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因为过渡态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在过渡态时期我们面临着如下问题和挑战。

第一，多种问题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调控智慧。同时，国内问题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二，面临着诸多两难选择。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和控风险、稳增长与促改革、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都存在两难选择。许多人认为，改革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而且社会公平确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或建生态）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太快。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去解决，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去维持平衡。

第三，需要花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过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积累了一些风险和泡沫，化解这些风险和泡沫仅靠改革、转型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别是挤泡沫和释放风险的手段。经济新常态是由多种新常态构成的画卷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于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应是均衡的。这也是常态的应有之义。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新常态时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态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经济新常态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30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5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长，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下台阶。当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排放结构的新常态。其中，消费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学乐康安美”（学习、快乐、健康、安全、美丽）的需求占比越来越高，“吃穿住行用”需求的占比相对下降；产业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比重占主导地位，并越来越高，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区域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排放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减少，氧气、水蒸气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劳动力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简单说即改革、转型、创新）拉动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结构内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转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转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转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财富分配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主要实现国富转为主要实现民富，由少数垄断行业富裕转为各个行业共同富裕，由少数人暴富转为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让广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环境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则由权力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为社会型政府，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按照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由人治转向法治。新常态并不会自动实现

新常态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机遇。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已很大，基数已很高，即使保持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全球经济创造很可观的增量，带来巨大的市场投资机会。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将呈现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和一些新兴城镇、新兴农村地区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机会。随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多元化，中国经济的活力将进一步增强，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将进一步规范。随着财富分配更多惠及广大民众，中国内需潜力将进一步提高，民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进一步迸发。

进入新常态并不会一帆风顺，一些潜在风险正渐渐浮出水面，新常态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存在惯性，企业、民众和政府对高速增长有路径依赖，当经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时，难免会出现阵痛，引发一些问题、矛盾和风险。特别是多年来积累的高房价、地方政府债务偏高、影子银行、产能过剩等，在进入新常态过程中会使一些潜在风险暴露出来。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通过改革、转型、创新和科学的宏观调控予以防范和化解。引领新常态的短期对策

从短期看，引领新常态、实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的对策有：

一是顺增长，控风险。顺增长也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增长的态势，不要过度阻止经济速度的调整。在顺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要做好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工作，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控风险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解决好存量风险，主要是锁定、释放和化解存量风险；另一方面是控制好增量风险，主要是减少增量风险。

二是去产能，挤泡沫。产能过剩问题不可能悄然化于无形，包括产能过剩、高房价、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在内的经济泡沫不可能只通过改革、转型、创新就轻易解决，改革、转型、创新主要可解决培育新增长点的问题，至于淘汰产能过剩、化解经济泡沫还需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在去产能、挤泡沫的过程中，风险难以避免。有了风险怎么办？回避不是办法，往后拖延也不是办法，只有勇敢地面对，积极化解，才是正途。化解的一个重要办法是释放风险，而非捂住风险。释放风险需要技巧，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三是守底线，稳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底线意识，要将最坏的情况想好，提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尽可能将各种矛盾和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引领新常态的长期对策

第一，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当前比较紧迫而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推进这些改革要采取合理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要搞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调动基层各个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推进七大经济转型。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资源能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向今后主要依靠技术、人才、信息这些高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转型。二是排放结构的转型，即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减少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途径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三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包括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或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产业信息化等九个方面。四是区域结构的转型，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三个方面。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由原来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另一个是需求结构内部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六是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强调国富向主要强调民富转型，由原来主要是少部分垄断行业致富向更多行业共同致富转型，由原来少部分人富裕向更多人共同富裕转型。七是发展目标结构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强国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的强大，而不仅是GDP的数量多），由原来主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向主要追求无形财富和有形财富的共同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主要追求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转型。

第三，推进全面创新。全面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含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等内容。观念创新主要解决思想的建设问题，培育全民的创新意识。技术创新必须落实到产品和工艺创新层面，而不是制造很多华而不实的“科研成果”。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创新、管理内容的创新和管理服务的创新等。模式创新主要指发展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总之，全面实施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长期对策主要是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它们对应着前述经济增长动力的“三大发动机”，也对应着本人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的三个方面：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只有采取这些长期对策，同时结合短期对策，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寻找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经济增长客观上有哪些动力？

第一组动力：需求边动力。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过去多年来，很多人将其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我们不能否认，这“三驾马车”确实是经济增长需求边的短期动力，但也要认清：它们仅仅是需求边的动力、短期的动力，而且是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的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下行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第二组动力：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也能带来经济增长。众所周知，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等号左边是GDP或者产量，等号右边就是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组动力：效率提高动力。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也就是说，提高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

其中，制度变革或改革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等途径释放生产力；工业化（含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或区域向高效率部门或区域转移释放生产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通过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释放生产力。

第四组动力：中国特色动力——“五驾制度马车”。前三组动力都是用经济学比较容易解释、世界各国都通行的动力，除了这些动力之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五个特色动力。

第一，“价格制度动力”。即通过价格管理部门的价格管制，将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为地压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促进出口，带来经济增长。其副作用是过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资源，并把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用了。

第二，“财税制度动力”。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偏向经济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那些将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优先安排的国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动力”。突出表现在货币制度设计上，在央行不独立的情况下，货币发行要重点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非主要维持币值稳定。

第四，“土地制度动力”。在城乡差别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低价买过来，经过整理后再高价卖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五，“考核制度动力”。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于是各地竞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

这五大特色制度动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问题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上述哪些动力开始靠不住了，哪些动力是未来必须主要依靠的动力？笔者认为，未来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组动力越来越靠不住了。如“三驾马车”中的出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显下台阶了，从以往的年增长20%以上，降到了近几年的8%左右，2012年、2013年出口总额都只增长了7.9%，2014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不到6%。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债务压力。消费一直相对稳定，难以有大的改观。

通过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则遇到了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雾霾很严重的挑战。“五驾制度马车”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三大发动机”既健康又富有潜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在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这“三大发动机”。（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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