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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胜友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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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声试读：

十年潮

序

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

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

故宫，这座宫殿巍峨，形制严整，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又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衰败。

古往今来，生生灭灭，中华民族曾撞响多少命运的晨钟！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李自成挥戈挺进北京……

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饮恨金陵……

严复译《天演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图戊戌变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邓小平畅游北戴河……

一个苍劲的画外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第一集历史的选择

这位被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在那个狂躁迷乱的年代，当他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在江西省新建县这座小城的土坪上时，也许便开始了对未来岁月的深沉思索。

历史注定要他担当起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角色。

1980年，当华夏民族还拖着沉重的尾巴，蹒跚地迈动它的脚步，他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是场彻底革命。”

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把改革当做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在与来访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会晤时，他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

然而，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

时间上溯26年，那场席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震撼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早已成为历史烟尘了。

时至今日，40岁以上的人们回首往事，仍痛感人生曾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梦魇；而现今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兄辈们当年的举措不可理喻，以为那是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天方夜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人确确实实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苦挨了漫长的十个年头。

整整十年，全球正刮起一股“科技革命”的飓风，第三产业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中国的这场“革命”，据经济学家测算损失了5000个亿。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把一切推到极端之后，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当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痛苦、困惑、希望、疲惫、抗争，直至灵魂睁开眼睛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泪水、怒火与热血一齐喷涌；

当噩梦醒来提蟹沽酒敲锣打鼓庆贺又一次解放的游行大军穿越北京长安大街；

当数万观众、运动员如醉如狂地起立欢呼，向首次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看台上的久违了的邓小平致意；

中国人才蓦然惊悟：原来准备走进一个房间，最终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自己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砸碎了。

一片饥饿、焦渴、困惑的土地。

出路在哪里？

曙光在哪里？

希望在哪里？

历史长河，正是在一个旧秩序覆灭与新秩序诞生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选择突破口……

中国人做过多少次选择？

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向往强盛的了！

中国——这个曾经雄视千古、令四海称臣的东方大帝国，她的衰败只是近代的事。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工业产品占到全世界的19.7%，仅仅稍逊于英伦三岛上那个号称“日不落国”19.9%的世界产品占有率，在全球位居第二。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

自从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驾着20艘炮舰轰开清王朝闭锁的国门；随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高达1000亿两白银；仅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财政收入。

北京菜市口。

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淹没中国近代变革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这座金碧灿然、栉风沐雨数百年的老中药店西鹤年堂，却是当年清代监斩官的休息处所。一百零四年前（光绪二十四年）的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在这座店前慷慨赴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肝胆涂地前所发出的撼天动地的呼喊声犹然在耳……

距此百步之遥的北半截胡同41号，为当年的浏阳会馆，亦即为谭嗣同居室“莽苍苍斋”；往东，米市胡同43号，则是当年的南海会馆，一代名儒康有为的书斋“汗漫舫”即坐落于此。菜市口北达智桥胡同12号内的“谏草堂”，明代杨继盛曾在此写下弹劾严嵩“十大罪”奏章，康有为又借这块宝地召集千余名来京应考的举人，笔走龙蛇写就名垂青史的万言《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

震撼朝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殿西室刻有一对楹联：“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恰成深刻的历史嘲讽。

于是，虽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由黄河文明孕育的华夏民族，却一如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所形容的：“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乡村教书先生，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犹如农民对于土地的了解——他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一位西方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9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毛泽东跳下战马接管战争重创后的江山时，蒋介石已先期将国库中的黄金475.5万两、银元1640万元、美钞1537万元分别劫运去台湾或美国。

一片废墟，百业待举。

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新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成就有目共睹。

有时，一组枯燥的数字更具有诗的韵味。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钢产量增长64倍，煤产量增长16倍，原油产量增长428倍，水泥产量增长92倍，发电量增长91倍，粮食产量增长2.6倍，棉花产量增长4.9倍，水产品产量增长7.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倍。

任何经济现象的考察，都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考察——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无可选择地纳入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植根于中国这块浸染着小农生产思想的土壤，很快便消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极为短暂的勃勃生机；

由于成就的取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发动“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期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的大滑坡；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刻的毛泽东颇为冷静地答道：“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身处领导层中枢的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中国的改革伟业，是以气势雄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率先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发起攻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毋庸置疑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与一个旧时代的退隐。

为天安门“四五”运动正名；为张志新、遇罗克烈士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孕育着整个民族的大飞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

邓小平曾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步入小康社会；而后呢，再用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人的口中，有几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改革”的含义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大型传记故事片《周恩来》，其中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总理，强撑病体走出北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人民的心声，国家的心声，民族的心声！

先驱、英烈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苦斗，新中国近30年的曲折反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舍此，任何书本上的规定或外国的模式，都无助于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广袤领土、底子薄弱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踏上现代化之坦途！

毛泽东、周恩来所预言的宏伟前景，正由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魄付诸实践。

纵观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邓小平是作为民族英雄站在时代潮头的！

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多层次推进的——

最低层次的变革，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农民从使用头到使用拖拉机；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包括人类发展史上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变革。

中层次的变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是现代化经济运作的枢纽。

最高层次的变革，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即人的现代化——它所包容的内核将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部艰辛，都表现在旧意识形态的法庭对新经济秩序的审判上！

社会变革运动的恢宏，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在改革的潮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动的现代化进程，更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多次来华考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以其独具的慧眼指出，中国的改革“将对世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关山万重——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

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路……

第二集农村新起

土地——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纵且有一天工业文明占据了这块黄土地，也依然替代不了农业维系国家之命脉的地位。

农业的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第一要素。

后世史学家们也许会评述：是饥饿引发了今日中国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伟大社会变革……

这个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家召集到一块儿。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21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日后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没有土地的耕耘，哪来丰收的喜悦；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犹如枯树要发芽、古莲要开花，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揭示了民族昌隆发达的大深奥。

更值得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日，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账：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1+1=2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1979年，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又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农村大包干的成就时，会显得轻松且惬意。然而在当年，中国农民要迈过这道高高的历史门槛是多么不容易啊！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禁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20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500多万个队，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的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六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向产业经营权冲击的又一次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唱起了“主角”。

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30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了一个中国的“第二工业”。

三百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

卢志民，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谁的车？”“我的。”“你啥级别？”“没有，我是农民。”“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3500万元、年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上——

东莞模式——“三来一补”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之路。

1990年与1978年相比，东莞市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入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加工业的乡镇企业道路，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外地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纽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点发展到100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700多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组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纽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适逢改革盛世，他们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入“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国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十多亿人口的沉重包袱。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对10938家农户逐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87.4%的农户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0.8%的农户持“不满意”的态度。在满意的农户中，90.4%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感到比较自由了”；51.5%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集市贸易活跃，买卖方便”……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邓小平深刻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全部含义，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一位市长的话则形象地预示了一种壮阔的前景：“农村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是党中央作出的。但是，当亿万农民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实惠，从而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时，就汇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上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集艰难的起飞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这些气势恢宏、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中枢神经。

这里集结着共和国80%以上的财富。

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乃至每一纸指令、计划、报表、分析，都如同大山一般威严，不容置疑地操纵和指挥着华夏民族这部庞大经济机组的运行。

然而，这部机组出现了局部锈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呢？

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和生机。

让我们来讲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国家1000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1000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1000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中，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显然，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坚冰的壮阔，也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979年，以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为发端，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改革。

同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次年，又发展到6600多家。

旗开得胜——无疑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片乱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让利放权，给企业“松绑”，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最初的突破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和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庆、潍坊先后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劳动组合、劳动工资以及政府机构职能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尝试。

敞开大门，横向经济联合打破了长期闭锁的部门（即“条条”）与地区（即“块块”）分割，企业开始按照经济利益来选择合作伙伴。

过去鲜为人知的厂长、经理们，成为频频曝光在社会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改革者被人们赞誉为时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重又呈现出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70多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0%。“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对首钢，对钢铁行业，而且对其他各个行业的企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改变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髦的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企业破产法》时异常激烈争辩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倒闭，或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至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财政补贴多达8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为“一小二穷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业租赁了9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赁制。

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层浪，为此，《人民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列车车厢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一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作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占56.0%，集体占35.4%，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入宽敞、漂亮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的“阵痛”，也即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入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然摇荡，船上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

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入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一系列做好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四十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市场疲软——却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库存积压，截至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地遏止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左右）；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800百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加；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献计献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路向：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十三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未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四集走向新世纪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诊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2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无与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导致愚昧落后。

当今世界，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开放型世界。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邓小平科学地阐述：“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告诫国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深圳文锦渡——多么忙碌的海关。

中国改革的试验场通过这一“关口”，顿然变得五彩缤纷，气象万千。

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态势——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要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说：“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次年，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的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就撰文评论道：“这一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果敢的战略性决策。

与香港一河相隔的边陲小镇深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在荒滩野岭上耸立起一座繁华并不亚于港岛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深圳“拓荒牛”们创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连颇挑剔的日本商人也心悦诚服地赞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速度是领风骚于青史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带——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高潮。

1985年2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制定“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其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对东欧等国家的经贸关系——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周边开放格局。

邓小平多次强调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世界也许不会关注这样一个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这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早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中的第一商品。

而一度为中外新闻传媒频频曝光的北京“吉普风波”，则几乎浓缩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部艰辛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开始洽谈合资办厂，一谈就整整五年——无数次的磋商，公文旅行的扯皮，来自旧体制和旧传统思想的禁锢，给这个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合资企业的命运，更多的是关乎整个中国对合资企业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的信誉问题——直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布什、贝克等共同出面干预，难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长李·亚科卡万里迢迢来华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后，颇为感慨地说：“我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同样风格的“讽刺小品”，在秦皇岛市也上演过一次：为创办一个合资企业，专门配备两辆小轿车上下左右奔波盖公章，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国务院迅即颁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二十二条规定。虽有人戏称为“二十二条军规”，却一再为绝大多数来华投资的外商所称道和赞许。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告——不仅是信息时代商品消费导向的媒介，它还成为西方社会政治运作中政治家们登上政坛的阶梯。

在中国，广告也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尺度。

没有硬性规定，但似乎人人都明白：几年前，在北京长安大街——这条世界著名的长街上，是不允许悬挂广告牌的——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街”。而今时过境迁，又有谁能遏阻它对商品经济的依依恋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长安街边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广告大会”。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话颇含深意，他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及其通过贸易与合资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1991年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2%，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方经济界人士发出惊叹：中国的广东省将很快成为继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第五小龙”。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十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全市批准外商投资合同1075项，协议投资金额30.55亿美元，正式开业的“三资”企业已达648家。“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让人们熟知了闽西——一片浸染过鲜血的崇山峻岭。如今，在交通尚不发达的闽西山区，一个小小的龙岩罐头食品厂，利用山地综合开发的优势，凭借对外开放之雄风，其罐头、饮料产品居然远销至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年创汇额达150多万美元。

时光流逝，花谢花开。截至1991年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在我国注册登记的已达37215家，注册资金460亿美元。“三资”企业如繁星般洒落在中国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忆是尴尬的，而敢于回忆是自信心的体现——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退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正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调整期，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成就卓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6年起，国际经济开始了第三次大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转移。中国紧紧抓住了这次调整机会，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果敢地参与了“国际大循环”。

美国亚洲经济问题专家罗斯托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的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自己又加上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1983年，罗斯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姗姗来迟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经飞得很高很远了；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以极强的加速度飞上了蓝天；而中国，将作为亚洲的第三航班，很快就会起飞。

无疑，中国的十年改革开放踏进了一个轰响的历史，将中国经济推至起飞的临界点！

前苏联经济界人士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奇迹，中国的国民生产增长率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题为《中国：一个新的旭日东升之国》的报道，则以感慨的笔触写道：“一想到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活跃起来并实现工业化，西方产业界人士的心中就感到一阵恐惧。这个巨大而仍然相当神秘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其实，上个世纪曾经纵横驰骋、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中国，是一只酣睡的雄狮。让它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会撼动世界的！”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再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的人类灿烂文明已无须细说。据统计，在世界首富之国的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12万至13万人，其中华人占了3万多；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各分会担任主席的，一半以上是华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中，三分之一是华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了三分之一；在美国80多所大学中，华人教授就达1500多人；在美国“高技术心脏”硅谷，华人当经理的就有上百家公司……

毫不夸张地说：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中华炎黄后裔所锻造出的一双双青铜般坚执的手臂，共同擎起了美利坚合众国现代文明大厦的巍峨屋脊！

经济生活国际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勃兴，生产力的社会化，势必日益超越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狭隘界限，而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推向国际大舞台。

当今，太平洋地区的科技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新技术革命天赐良机给予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带来大好机缘。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深信不疑：当时序演进到2000年，亚洲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为瞩目的经济实体。

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太平洋地区将日益上升为世界市场的中心。

环太平洋地区蒸蒸日上的经济态势，无疑是人类未来史上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

中国，地处太平洋地区中轴线上，已成为亚太经济战略圈的主要成员国，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长的海岸线——倘若能够紧紧地抓住时机，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近海石油盆地，以孕育战略产业——中国之前景蔚为大观！

历史并不等待停滞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20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达也只是20年的事。

中国，曾经丧失过太多的历史发展机会。今后的10年、20年、5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啊！

199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告诫国人，在今后的10年、20年，对经济建设这一条要紧紧抓住不放，所有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改革会有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承受，而停止甚至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才干了十多年，如果再这样干上20年、30年、50年，一直干下去，中国的面貌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

我们听到了激荡的浪涛在不远的彼岸拍响，那是新时代的呐喊。

未来在挑战——

科学巨子钱学森指出：“中国要在下一个世纪发展高度知识密集型的农业型产业，同时补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迎头赶上第五次，准备第六次，第四、五、六次产业革命一气呵成，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这是推到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带有世纪性的历史选择。

中国人必须奋起于忧患。

后来者更须百倍努力。

历史注定了我们这一代只能是奋争的一代，艰辛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和开拓进取的一代。“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了十余年，应该说石头已经摸到，过河的方向也已经明确。

邓小平高韬伟略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这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警醒，走向富强、昌盛、民主、文明的必由之路……

附：《十年潮》主题歌

托起一个太阳

我们耕耘土地，

收获一个理想；

我们扬起风帆，

去追赶明天的希望。

啊，五千年寻梦十亿人奋发，

一路兼程几度风霜。

纵有长歌浩叹，

何惧徘徊悲怆。

用黄河的血液长城的脊梁，

托起一个新鲜的太阳！

1991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初稿

1992年2月15日至3月5日定稿

于北京珠市口斗室

历史的抉择

序

每一波潮汐，都孕育着一场生命的大躁动……

每一轮日出，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大跨越……

一

太阳东升，潮涨潮落。江河东流，万木争荣。岁首春风催动南国荡漾的春意。

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伟业已推进到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高蹈宏阔，雄健宛曲，其情其势非同凡响。

今天，在列车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轰鸣声中，一个新的思路在孕育——一场更加威武雄壮的时代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深圳在翘首企盼，已经企盼得太久太久——因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她的整个命运都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每一个思绪、每一步决策休戚相关……

深圳是中国改革的新生儿——她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漠小镇，又以“一夜之城”的现代都市雄姿撼动了太平洋的滚滚风涛，引来当今世界议论蜂起，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这是一座地球上最年轻的城市——她充满风险、充满竞争、充满活力、充满神奇……简直令世人不可思议！

时间上溯十六年。

人民共和国的列车刚刚穿越过一段黑暗的历史隧道。

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困惑、希望、抗争，直至灵魂睁开了眼睛，一个巨大的问号却摆在面前：中国向何处去？

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思考都在叩问这片古老而贫瘠的黄土地。

历史不容等待。

历史赋予他们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其哲学内涵或思想命题，都闪耀出里程碑式的光芒。

中国的政治家们犹如拨动一个地球仪，就这样异常艰难而又异常果敢地将偌大的中国推上了现代化进程。

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威加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近代百年凌辱、战祸离乱、闭关锁国的深重苦难之后，今天，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1979年，当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幛，完成了一次指导思想方面的战略大转移，深谋远虑的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的总体构想。他不无悲壮地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惊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正是这一年春，深圳卷起了一股黑色狂潮：数以万计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涌出边境线，逃往香港。

又并非始于这一年。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对峙格局，建国以来，深圳一直被视作“政治边防”和“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反崇洋”、“反向洋”、“反慕洋”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其结果，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竟形同虚设，无济于事，三十年来香港共接纳了30多万宝安县的逃港者。

地处著名中央街的沙头角镇，如果以人口计算，逃港者等于先后搬走了两个沙头角……

如果时间再上溯九十四年。

1898年，继甲午海战惨败之后，西方列强纷纷趁火打劫，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回荡在崇山峻岭也永远回荡在中国人心头的是一个民族被宰割的声音：“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连同香港岛以及毗邻的23个岛屿，共计106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99年。

其实，近百年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在延续着——隔河相望，河南岸繁华的高楼与河北岸破旧的村落，不正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令国人扼腕痛切的故事么？！

迎接挑战，抓住机会，就预示着成功的希望。

特区办在深圳，对于深圳来说是一种偶然——然而，一切偶然的社会动因又包容在历史规律的必然之中！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无异于关乎中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1980年8月26日，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和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最后完成创办特区立法程序为标志，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起步了……

二

创业的艰辛，唯有创业者的体尝最为深刻。

没有资金——国家只能贷款3000万元作启动费用，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以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

没有技术——几十家小工厂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形同作坊；

没有人才——仅有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27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大胆去闯，凭本事去起家！“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经受一切新、旧体制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俗话叫做“借鸡生蛋”。

这是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深圳也确立了一个目标：“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把香港、外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钞票会有的。”然而，谈何容易——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明摆着的现实是：通水、通电、通车、通讯、平地……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可供投资办企业的地皮，需耗资1亿元人民币。“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话千真万确。“出租工地”——在十二年前，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念头。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铺着厚厚的黄金——果然，十二年后，有经济学家测算0.8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土地上的财富足可铺一层一厘米厚的十元面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订租出土地4.54万平方米，收取租金2.136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40亿港元。“预售商品房”——在开发上步工业区时，大胆利用资本滚动增值原理，使建筑产品成为商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边盖房，边预售，两年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资金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借贷的1800万元转眼间变成了1.44亿元。

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搏风击浪。“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开始领略了商品世界的无限风光。

商品，无疑是支撑经济杠杆的一个坚实的支点！

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阵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生动极深刻的话：中国，是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的地方。

从长期习惯了的产品经济模式到开始探索商品经济模式，社会心理失去了平衡。

很快，在推土机欢快的轰鸣声中，深圳经济特区遭受到了第一次舆论风浪的冲击——

有的同志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

有的同志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有的人甚至担心：“特区办成租界，国将不国……”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试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试验，前辈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现实的社会实践也没有既成的模式——成功了，借以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失败了，烂也仅仅烂在那么一小块地方。

深圳人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铅块……

全国人的心头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深圳人对八年前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邓小平同样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同他老人家所说的：“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了，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显而易见，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感，时时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

邓小平果敢地发动中国这场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他坦率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二十年的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又岂止是中国，这是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就会发现——

从东欧大陆到苏维埃联盟，从布达佩斯到莫斯科，经济衰败所潜伏的巨大危机，如同一块乌云正在悄悄地遮蔽蓝天。

毫无疑问，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富足永远是支撑国家大厦的坚不可摧的基石。

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

可喜的是，深圳特区在最初四年的改革实践中，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他边看边高兴地说：“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

人们记忆犹新。在深圳渔村，邓小平看到老百姓确实富裕起来了，扳着指头说道：“看来，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需要一百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恐怕就差不多了。”

八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提及曾给予深圳人巨大鼓舞、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题词一事时，邓小平即刻将题词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关切，其实质是对中国改革前途的关切！

继视察深圳之后，邓小平随即又巡视了珠海经济特区和厦门经济特区，并接连为两个经济特区挥毫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呢？

有胆识有气魄的政治领导集团，必定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善于把握局势和时机，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新的战果。

试办经济特区初战告捷，犹如一股春风扑面，全国为之振奋；更为中央高层决策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由北至南的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中央正式决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文明富裕经济区，使沿海和内陆互为补充，以带动内陆经济的起飞。

1988年春，中央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开放人口增加到1.6亿人。同时，正式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

邓小平一再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沿海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可贻误时机”。

尔后，规划35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力图将大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以龙头之势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腾跃；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贯通连云港至鹿特丹世界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大力拓展对东欧各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经贸活动；至此，由沿海开放，进一步推进到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

中国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然形成……

无疑，这些重大决策及改革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有力地保证了从1984年至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1.7%，钢、原油、煤、电、水泥、硫酸、化肥、化纤、棉布、电视机、食糖等工业品产量进入世界前十名，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万元大关，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五年实现了一个飞跃，使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终于走出了贫困的沼泽地！

中国，终于撬开了通往新经济体制的大门！

四

今天，当我们站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院内这座著名的雕像前，唯有对开发特区、建设特区的“拓荒牛”们，表示深深的仰慕和崇敬之情。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深圳人正是在大刀阔斧破除旧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深刻认识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创造出震惊中外的“深圳速度”的。

1981年，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合在罗湖区兴建第一幢高层商业楼宇——国商大厦。深圳市政府敢于冒很大风险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并实施重奖重罚：工期提前一天奖励港币1万元，反之则罚款1万元。

中标的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面对巨大压力，别无选择，狠下决心破除铁板一块的传统“大锅饭”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层层承包，责任直接落实到班、组、人。

奇迹出现了：承包前25天才盖一层楼，承包后仅用8天就盖一层楼。结果，国商大厦提前94天竣工，冶建一公司也如数领到了94万元港币的奖金。

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概括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一石激起千层浪——

发轫于建筑行业、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支配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几年后，高160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号称神州第一楼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有如神话般地从这片土地上腾空跃起，直插蓝天。

历史永远会记住：深圳人兴建这座大厦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圳速度”——三天盖一层楼。

外国人惊讶了，由衷地赞叹道：“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深圳速度，是独领风骚于青史的！”

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巍然耸立、直插云霄的现代化贸易大厦，既是深圳的象征，又为深圳人赢来了骄傲和荣光。

如今，大厦内喷水飞花、灯红酒绿、流光溢彩；海内外富商巨贾纷至沓来，洽谈经贸，流连忘返，惊叹不已。俨然一座综合性的商业小城市。

八年前，邓小平前来巡视时，还只能登上22层的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今天，他老人家可以兴致勃勃地登上国贸中心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尽情地俯瞰深圳市容了。

登高望远，心旷神怡。视线所及，仅一河之隔的香港摩天大楼影影绰绰，同深圳鳞次栉比的高层楼宇相映成趣，欲与天公试比高。

邓小平高兴地说：“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实践再一次证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历史对改革者情有独钟：当年承包建造这座大厦的十几个人，白手起家，与深圳同步，今天已发展成为拥有3000名职工的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资产总值达13.8亿元、年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自1989年以来实现利润每年翻一番），是一家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管理，同时兼营工业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声名远播于海内外的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令人尤为欣喜的是，今日的深圳，已有一批类似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具有强大经济竞争实力、实施现代化管理的大型企业集团，挟改革之雄风脱颖而出……

震惊海内外的“深圳速度”，绝非仅仅表现在建筑业上。

深圳自创办经济特区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每两年至两年半即翻一番；十二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45.36%；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44.03%；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1.65%。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起飞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深圳人从改革开放、革故鼎新的实践中，率先提出了极富于哲理意味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口号很快又风靡全中国。“深圳速度”给予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正如同一位外国元首所称道的：“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有希望，才能推动中国的成功！”

五

改革的期望值是什么？

从商品生产观念的确立到社会主义市场新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深圳特区的决策者们敢为天下先，实现了变政策优势为体制优势的跳跃。

每一步攀登都异常艰辛，每一次冲击都充满风险——而完成每一次拓展，又必然跃上一个新的高度，饱览无限风光，领略创造人生的辉煌壮美的情怀！

改革，是一项社会综合系统工程。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就是开创前辈人所没有干过的事业。

深圳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得以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大建设局面，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百万劳动大军有如一波波狂涛叠浪涌入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用工制度的改革彻底砸碎了“铁饭碗”，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一齐上；实行双向选择，老板有权“炒”职工的“鱿鱼”，职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一次分配定终身已成为明日黄花。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由国家调拨、建材部门经营的“一统江山”局面，理所当然地被打破了；在深圳，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贸易、拍板成交。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食品、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始于1984年11月的深圳物价改革，与劳动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稳步推进，逐一放开；迄至今日，市场调节价格比例已占到97.4%，没有引发人心浮动和社会动荡；在深圳，价格真正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着引导消费、启动市场、调节商品的杠杆作用。

这组镜头对于国人来说是陌生的。

1987年12月，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了第一批股票。迄今，深圳建立股份制企业达136家，并有17家企业的股票正式上市。深圳不但把大量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促使经济飞轮加速运转，而且勇敢地打破了“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的固有观念。

毋庸置疑，深圳的股票市场还很年轻，管理机制和运作程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股份制改革既充满风险又备尝艰辛——然而，它毕竟在探索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还有“金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人才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深圳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全面发育与灵活运转，远远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列。

在深圳，对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尝试，都敢于大开绿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圳人正是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充分认识这一真理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今天，当深圳在全国率先显示“小康”的雏形：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0元人民币；十二年累计直接或间接上缴国家财政和税收达200亿元人民币；同时，安排内地劳动力就业100多万人、向内地汇回劳务费达55亿元人民币；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实现利税、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跃居全国首位，提前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时，内地某些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大中型企业职工中间，却在流传着一首《新好了歌》：“企业亏损好／什么摊派都不要了／企业亏损好／各种检查组不来了／企业亏损好／优惠政策上门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一席话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不能不引起人们深长思之啊！

六

放眼世界，以“第三次浪潮”的勃兴为发端，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先进科学技术有声有色地统领着全球经济舞台，成为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活跃和最强大的驱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一科学论断的巨大现实意义在于：把振兴教育、发展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一系列关乎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社会课题，摆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的战略位置上。

这一论断无疑又是对几十年来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左”的流毒的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拨乱反正！

深圳能否搏击太平洋风涛，问鼎世界市场？关键要以科技进步为依托，大力发展自己的高精技术产业——这正是智者思虑目光之焦点。

深圳先科激光公司的创办，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一跃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这种被西方人称作“魔镜”的激光视、唱盘的国家。

十二年风雨历程，深圳已发展成为拥有近百个科研机构、十余万名各类人才和数百家高科技企业、具有相当科技实力的现代化边境城市。

深圳创办特区的整个过程，也是延揽八方人才的过程。有胆识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来特区一试身手。

有一则传为佳话的故事——

创办特区之初，一群年轻大学生满怀希冀来到深圳人才招聘中心，问：“将分配我们干什么？”回答说：“这恰恰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你们到底能干什么？深圳将给你们提供最宝贵的机遇，关键是看你们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

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型的用人观念。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无用武之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人才的浪费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提出无疑表明了一种社会观念的进步。但至关重要的，还在于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环境；否则，再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流于空谈。

深圳特区形成了一个充满竞争的激励人才成长的大环境。在这里，所有人的聪明才智，都能通过社会大舞台激烈的竞争与角逐，最终充分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日前，深圳专门成立了“中国科技开发院”，旨在与密布于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新科技项目联网。

深圳经济特区正成为“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日益发挥着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

七

纵观一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始自20世纪40年代爱尔兰人创办香农特区；尔后，从欧洲到亚洲到大洋洲，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技工业园区、自由港等名目繁多的各类经济特区已达600多个。然而，它们都与本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割断了联系，一般只是单一功能，仅限于区内贸易或加工，吸引外资开办实业激活区域经济而已。

中国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旨在种一块试验田：对外，既可以走向世界；对内，又可以带动全国——而最终要让这颗种子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深圳——肩负着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的使命。

深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换型的。

客观而言，在一个相当封闭、落后的地区进行经济起飞前的积累，必然会首先选择“以贸为主”作为突破口。

然而，从“以贸为主”到“以工为主”，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间却要经历惊险的一跃。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香港等用了近百年时间才认识这一现代都市发展的规律；深圳人却只用了五年，便潇洒地走出了这片低谷。

1985年，深圳在全国最先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构想。确定发展“路向”是：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工农业产品以外销为主。大胆地走向世界，与国际市场相衔接。

然而，产品要打出去，要去搏击世界市场风云，必须具备雄厚实力，必须有资金，有销售渠道。否则，一切都将变成纸上谈兵。

深圳人还是靠一个“闯”字。

——眼睛向内，“内联”：依托内地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深圳联合办厂。

——眼睛朝外，“外引”：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外商前来深圳合资或独资办厂。

——组建自己的“托拉斯”：大胆突破传统外贸管理体制的束缚，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直接实现国际产销见面。

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

深圳人自创办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的第一天起，就将目光瞄准了云谲波诡的国际市场。

引入一流的设备和技术，融汇中外企业管理之精华，全力推行国际质量标准，讲求信誉，尊顾客为“上帝”，很快使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被国际同行们称作“崛起的巨人”，产品远销至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爱尔兰、丹麦、瑞典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跃成为自行车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单一生产厂家。

随后，赛格电子集团、康佳电子集团、浮法玻璃厂、中冠印染公司……中国的一路路商品集团大军，终于有资格有能力遵循国际惯例，扬眉吐气地升帆远航了……

这组数字无疑是辉煌而夺目的：深圳市出口总值由1980年的0.09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34.46亿美元，年递增63.71%；1992年1月到8月，出口总值又达到35.86亿美元；工业产品出口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三资企业密度居全国首位；出口创汇总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位；人均创汇额名列全国榜首。

深圳从起步之初的“三来一补”到及时转向三资企业为主，从中外合作、合资到欢迎外商独资，从大力办工业到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直至跨国经营。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为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及时制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参照系。

邓小平以时不我待的口吻指出：“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八

深圳留给了世人一个巨大的“谜”——值得政治学家们、经济学家们、金融学家们、建筑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穷其毕生去探求，去争辩，去论证。

的确，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基地，十二年卧薪尝胆，十二年栉风沐雨，创造过多少惊世骇俗的壮举啊！

——1984年5月，刚刚富裕起来的深圳万丰农民集资参股办工业村，构建了一种以共有制为基点的全新的农村经济体系“万丰模式”，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股份制的农村。

——1985年11月，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外汇市场）诞生在深圳，外汇兑换变黑市交易为公开、公平、公正、合法的买卖，对现行外贸、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1986年2月，深圳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实行向社会公开招聘局级领导干部，使“主人”在实际意义上真正享有了自荐、举荐、监督“公仆”的民主权利（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卢胜海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7年12月，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在深圳会堂举行。深圳市政府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做成第一笔土地交易，对国有土地传统管理方式是一次大冲击。

——1987年12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创办全封闭式的沙头角保税区，海关对0.2平方公里保税区域内的进出口货物简便手续，实行优惠政策，被人们誉为“特区中的特区”，为我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拓展外向型经济探索新路子。

——1988年9月，深圳市政府以竞投方式，在全国首次公开拍卖小汽车营运牌照，尝试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拍卖活动标志着由市政府传统的无偿分配营运“的士”牌照制度的终结。

1990年4月，深圳市政府宣布首次向国内外公开出售四家国有企业，允许国内外企业和个人购买。

——1992年8月，中国第一批高科技成果在深圳进行拍卖，拍卖会推出电子、微电子、精细化工、生物工程、机电仪一体化等35项高科技成果，成交额达92.2万元。深圳率先将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并转化为生产力，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深圳市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市长专线办公电话，与社会相沟通，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广泛地听取各界意见，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随后，为适应特区建设的新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深圳市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努力端正党风，净化特区社会风气，卓有成效地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

十二年间，深圳人在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共创造了多少“全国第一”，已很难数得清了；然而，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深圳发展速度最快，深圳改革步子最大，深圳开放程度最高，深圳的“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精神最可嘉。

显而易见，深圳人发起的每一次冲击，都将改革之剑直指旧体制的防护墙，都为催发新体制的萌生和解放生产力挺进了一大步！

今天，当你漫步在深圳街头，也许你会感到既陌生又神秘。

——的确，在深圳，你已很难找到从东欧到前苏联到中国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痕迹。一切先进的行之有效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营手段和管理方式，都被大胆地拿过来为我所用，而且创造出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更祥和的社会氛围。

今天，当你漫步在深圳街头，也许你还会心存疑虑而有所疑问。

——然而，深圳又确确实实不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在深圳，公有制依然占据着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执掌着政权，而且以其改革开放的宽阔襟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在不断地发扬光大，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时间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

那么，深圳到底给予人们什么启示呢？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又说：“经过将近七年的实践，现在看来，我们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是成功的。”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坚定地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一再告诫人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九

历史永远是一部教科书。

在这幅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卷面前，我们感悟到了什么呢？

昨天已经逝去，辉煌已成陈迹，民族要振兴，中华要腾飞——每一个中国人的肩上都会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啊！

深圳人民，全国人民也许永远记住了这个细节：邓小平缓缓地朝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踅转身，意味深长地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是啊，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告别过去，开辟未来；中华民族在近代被欺辱了几百年，是彻底改变她贫穷落后面貌的时候了。

唯有生机勃勃、开拓奋进、敢于撞响命运晨钟的民族，才具有这样的大气魄和大胆略——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凡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皆可任我取舍为我所用。

卡尔·马克思曾有过一段著名论述：“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中国人民奋起于忧患，经历了成功与挫折的考验，必将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业中，以高山一般的毅力和大海一般的情怀，展示无与伦比的雄健身姿……

大海无垠，水也滔滔，浪也滔滔。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永远是迎着风浪前进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情感张力，在于追求。

一位大师说过：历史不是发动的，而是到来的。

一位哲人说过：机会，永远钟情于有着特殊准备的民族。

每一次历史的抉择，都将拓展一片新天地。

中国，正拥抱着一个明天的太阳。

人民共和国这艘艨艟巨舰，正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航道，劈波斩浪驶向新世纪的黎明……

1992年9月20日定稿

于深圳迎宾馆

风帆起珠江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胡锦涛

序篇

珠江——历史注定她将演绎和见证中华民族之大变局！

源出于云南曲靖的西江，与游走于江西的北江、东江，犹如三支急箭直射广东境内，汇合成奔湍汹涌的浩浩长流；尔后又急匆匆漫向珠三角千里沃野，呈扇面形分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等八大江门注入南海。正可谓：“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入南洋。”

珠江同系中华民族母亲河，共创中华文明不朽之精魂，却又有别于黄河、长江。水纳百川聚拢而来，不择曲折挥洒而去……于是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珠江流域风潮激荡、文化碰撞、兼容并蓄、观念标新、开放融和……斯地也奇，男儿有志，一代又一代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图强报国，在珠江两岸上演了如此多彩多姿的历史活剧，更于当今挟世界改革之潮流，开启了一个高蹈宏阔的中华新时代……

主题歌《远航》

等待了许久，许久，

等待也是一份情缘，

当希望女神飘然而至，

化作一道美丽的倩影。

山也为之昂头，

水也为之扬帆；

激荡一江春水，

万古江河奔腾。

啊，民族觉醒中华复兴，

炎黄子孙风雨兼程。

莫道是前路漫漫滩险浪高，

请送去一声平安的祝愿！

第一集万古江河

中国地域之广袤博大，乃气象万千也。

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于海。

其间，山体雄浑、岭岭相接，尤以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诸山岭最为著名，统称“五岭”——中国江南这一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便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往来和文化、经济联络。

北人遂称岭南为“蛮夷之地”。

始自远古时代，珠江流域便为古百越民族栖息之地。

上溯至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继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发动对古百越大规模军事征讨。秦军翻山越岭抵达广西，为纾解军队物资运输之急需，举三年之功劈山凿渠修建了贯通湘江与漓江的水道——灵渠，却也奇妙地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一个因军事而兴建的古代水利工程，就这样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内循环系统开始得以建立。

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时三十分

或许，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打捞，将带给我们对于珠江和珠江流域太多的思索与叩问。

丽日和风，高天淡云。“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面整体出水。随后，在半潜驳船的托举之下，“南海一号”被运往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

专家鉴定，古船造于南宋时期。应是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商船。八百多年前，这艘船从珠江口出发，开始自己的国际贸易之旅。船上的大批瓷器中有些甚至是国外客户的定制品，当时流行的生产模式之一是国外用户绘出所需物品的样式，再交由中国瓷窑烧制，这或可算作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来样加工”。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书写珠江千百年来从不曾间断过的向世界开放的信史。无疑，这无愧为一座中华文明开放文化基因含量丰厚的记功碑。

追溯历史，公元十五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开始把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带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一五六九年，比利时人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他看来，地理不仅仅可以确定城市和河流的方位，它还是掌控世界政治时局最便捷的途径。

肇庆，十六世纪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便是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自古信奉“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原来脚下的大地居然是圆的，从这头出发走一圈还能够回到原出发地。

马礼逊则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这位原先供职于伦敦布道会的英国人，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绕道爪哇、澳门，经过海上四个月的风涛颠簸之后，于一八○七年九月八日抵达广州。

马礼逊在华二十七年，他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同时也把《三字经》、《大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以后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同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之方式。

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堂、开医馆、置印刷出版业诸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中西文化传播的先驱者。

其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因航海业的发达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勃兴，饱受海洋浸淫又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思想文化，正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国的相继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

因缘际会，珠江流域顺理成章成为西学东渐的首选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

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终于迎来一次骤烈的冲撞。

一七七三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这是英国勋爵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大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两国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酿成了历史的拐点。

马戛尔尼将如何觐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国王之手……争执从八月十二日一直持续至九月十日，英方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

半个世纪之后，英王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大门。

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是挟工业革命之威、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对夜郎自大如落日辉煌的清王朝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较量——也充分印证了西方列强的发家史，一路伴随着血与火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战略！

显而易见，始于十八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尤以英国全国铁路干线建成为标志，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推向崭新的蒸汽时代——这便是发轫于英格兰席卷欧洲大陆传之北美地区的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今日，我们可以视此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当西方工业文明正加速着历史车轮前进时，而中国恰恰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丧失了全部机遇。显然，“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从老大帝国跌落至谷底，被迫洞开国门——正如李鸿章痛心疾首喊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山河破败，国将不国，扼腕兮长叹息！

一批生于珠江流域或为官于珠江流域的士子学人，最先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此时，遥想三百年前利玛窦携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痛彻心肺之余，纷纷发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泣血呼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晚年授广东高邮知州的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奋笔著百卷本《海国图志》。他曾为后人留下两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令有识之士感到莫大悲哀的是：魏源的皇皇巨著，却成为日后日本国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的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作《盛世危言》，震动朝野国人争相传阅，全书贯穿“富强救国”之主旨，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项改革之方略。张之洞极备推崇曰：“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虎门——这里拥有珠江八个入海口中最宽阔的水面和最繁华的城市景观。

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先驱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在这里的销烟壮举，让“虎门”名扬中外。一生“经世自励”、忠勇可鉴的林则徐，曾一道奏章上书道光皇帝力陈禁烟之主张，曰：“法当以严，若犹泄泄视云，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倾全力组织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所撰，一八三四年伦敦初版），为近代学人第一次翻译世界地理著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之风气。

林则徐留下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为大义凛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炎黄子孙自强不息！

广东顺德人梁廷枏（一七九六—一八六一），是洞察国际局势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惨败，他为警醒国民而发愤著述，连续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

其中，一八四四年出版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美国通史，其论述的美国国家制度对于清朝臣民不啻为振聋发聩之声。次年出版的《兰仑偶说》（“兰仑”即伦敦），则系统阐述了英国一千余年的历史沿革，我们今天通用的“轮船”、“火车”二词，即从该书最初的译名“火轮船”、“火蒸车”演变而来。

曾任广东巡按使的徐继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一八四八年出版名著《瀛寰志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全书详述了与中国文化反差甚大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一八七六年，清王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随身携带《瀛寰志略》，成为他一路考察欧洲风物民情的指南。

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大清同治朝曾先后派出四批计一百二十名九岁至十五岁的官费留学生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这一石破天惊的“留美幼童”计划，即为容闳所倡导并组织实施的。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二十四人，第二批三十人中广东人仍占二十四人，第三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十七人，第四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十九人……倘若将这些留美学生比喻为中国第一次派往西方盗火的种子，则一百二十名“火种”中广东人即占了八十四名……

凡此种种，犹如刮起一阵阵越来越猛烈的思想飓风，劲吹和激荡着华夏大地，在多事之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珠江流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维新与革命思想孕育和传播的平台。

一八五三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浓烟滚滚的黑色巨舰把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年，日本幕府被迫与佩里签订城下之盟。

虽然，与大清帝国一样，同样是被炮舰轰开国门，但从来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自大”的泥淖中挣扎太久，很快就意识到，要强国就必须转变学习的对象。日本不仅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文化，更把用炮舰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奉为英雄。不知道该把这称道为一种博大的胸怀，还是激励自己改弦更张的决心。但不论怎样，借助于当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很快凭借甲午中日战争击败大清国，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兵败日本，这是一场老师败于学生的战争。对崇尚师道尊严的文人学子来说，比败于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更难于接受，也引发了从民间到宫廷的大反思。而执这场大反思牛耳者，同样是两个广东人：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和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康有为生于佛山，梁启超生于新会，两人同为彪炳中国近代史册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正是他们推动了震惊中外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虽然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告《明定国是诏》，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帝为止，前后仅仅一百零三天，却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康梁”的失败，并没有浇熄珠江觉醒的烈焰。又一个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广东人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

一八七九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他第一次看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立志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一百三十一年、历经二百三十位皇帝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他在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珠江流域几乎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同时也是几乎所有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南方人以特有的执着和血性，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因循和传统。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史风云：国运维艰，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借用马克思所形容的一句颇为精辟的话：“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一个永远回荡在珠江两岸令中国人揪心之痛的声音是，一八九八年，继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二百六十二个岛屿，共计一千零六十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九十九年……

珠江呜咽，既奔流着无尽的屈辱与悲怆，更迫切企盼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中华腾飞……

第二集开启国门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显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文化大革命”已然结束，“四人帮”也已被一举粉碎……历史却依然拖着一条沉重的尾巴，步履蹒跚，犬牙交错，扑朔迷离。

一个时代的大转折，却因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而发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中国政局终于廓清雾幛：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堪称“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国民期盼已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

正是同一时期，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二十一个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渴望摆脱饥饿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下了二十一个鲜红的手印：“包产到户！”——这一张皱巴巴的“契约”就成了日后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一场变革图强的新的伟大革命，就这样从庙堂到民间同时铺开了。

中华民族能否撞响命运的晨钟？

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日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何时开始将他睿智的目光投注于珠江以及珠江水系养育的这一片沃土的？

一则广为流传于珠江三角洲的趣闻：邓小平重返中国政坛的前夕，曾前来广州小住。他老人家压低帽檐悄悄来到一家国营蔬菜商店，只见货架上肉类食品空空如也，蔬菜瓜果也所剩无几，而老头、老太太还不断加入到已排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终于，老百姓发现了邓小平，惊讶之余一呼隆围上前来，鼓掌要老邓讲话。邓小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要能批出猪肉、批出青菜，一句话只要能批出真理，就一直批下去吧！”说完，扬长而去……

确确实实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曾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哩！”

其时，邓小平正忙于穿梭外交。一九七八年十月，东渡日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集团；他老人家还坐上气垫船、乘坐新干线列车。在出席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时，邓小平真挚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一九七九年新年刚过，老人家又马不停蹄飞越太平洋造访美利坚合众国，弄得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他的睿智敏捷、潇洒自如、风趣幽默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邓小平旋风”……给国人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七百二十五号，一座气势恢宏的老式建筑是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亚洲协会总部。在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礼堂观众席第四排正中一个座位椅背上清晰地刻着一行字：“谨以此向邓小平致敬”——这一享有至高荣誉的“永远座位”，仿佛永远在诉说着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刮起的中国旋风……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留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就以他犀利的思想与智慧的语言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开启国门，开启国门。

多次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邓小平，以他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告诫国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选择哪里率先对外开放呢？深思、熟虑、比较、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大决心：“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杨尚昆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缸里狠狠一按，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中央下发了“50号文件”，非常明确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珠江有幸，濒临珠江出海口的深圳、珠海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角色！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赞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如此说来，应当这样表述：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同时也在珠江两岸拉开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

世人皆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迎来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大扩张。其间，因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大分裂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令本来可以进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戛然而止。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正是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率先觉醒了，并以大智慧大谋略把握住风云激荡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在云谲波诡的多事之秋真正抓住了历史机遇——人民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以千百万先烈浴血奋斗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其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创建新中国的礼炮声响过不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大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同时也踏上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为日后启动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必备条件。

领袖和政治家们都在苦心孤诣地寻求中国发展的路径。

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就曾经预言：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一九五六年春节，欣逢毛泽东到广东视察，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在广州珠岛宾馆过了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领着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急匆匆赶往毛泽东住处，他们要汇报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一九五五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进一步高涨，使该地区的富商巨贾们（包括不少华裔富商）惊恐万状，纷纷将大批资金转移到相对稳定、自由的香港规避风险。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

陶铸请示毛泽东：能否捕捉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阴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五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一九五七年始，每年一届春、秋两季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隆重登场，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交易中心，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场所……“广交会”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为日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通了坚实的市场渠道。

一九六一年六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来游览。”为此，陶铸曾不辞辛劳先后六下宝安“支招”。于是，宝安外贸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一九六二年，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在中国经济学界素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称谓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即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自然毫无例外地被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

也正是这一年（一九六二年），深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波大规模逃港潮。港、深两地经济的巨大落差，无疑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效应：多达十万之众的人群突然汇集在罗湖桥口岸，连树上都爬满了人，随时准备扒上火车，随时准备冲过香港新界……

离罗湖口岸近在咫尺有一个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夜以继日不惜冒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五百多人后又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却依旧叫“罗芳村”……为什么？据后来广东省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调查：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一百三十四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则高达一万三千元。

于是，从广东省政府到宝安县政府各级部门紧急动员，层层堵截，严控边境线……然而，智慧的逃港者选择月黑风高夜，用几床棉被铺在三米高的铁丝网上，照样一跃就翻过去了……

二○○五年十二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有六多万人经宝安县偷渡进入香港，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二○○六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八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一九六一年后的三年间，内地共有近十六万人偷渡到香港。

实际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内地就有人大量逃港，在六十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曾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并实地察看了收容站。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当习仲勋在收容站看到被遣返关押的衣衫褴褛的农民们时，他哭了：“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一九七七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的汇报时，老人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末了，又说了句：“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令汇报者面面相觑，如堕五里雾中……

若干年后，深圳特区前身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这样反思：那时逃港的民众用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窘迫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都嘀咕肚子没有吃饱。这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地讽刺过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人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与过去的逃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大陆人越来越少偷渡香港，反而出现了香港居民移居大陆的现象。

香港规划署调查发现，到二○○一年已经有四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近两年更是以年均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增长。到二○○五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十八点一六万个，共有近九点二万港人在大陆居住，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同一座罗湖桥，见证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一位西方经济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一九五二年搞计划生育，一九五四年搞生态保护，一九五六年开始经济改革，六十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九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一九五五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一九八○年，下降至百分之二点五；

一九六○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日本持平，到一九八○年，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九五，居第十二位，到一九八○年，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七五，居第三十二位。

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随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再加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天灾人祸，连一生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

一九六一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时的毛泽东颇为清醒而冷静地答道：“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坚定和理性地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一百多年时间！”

毛泽东又何尝不想尽快打破被封锁的僵局。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迎接尼克松的到访，他老人家二十多天前就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他的肺部感染，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强制锻炼身体，不停地练习起立、蹒跚走路……这一天更是怀着很少有的高兴，专门请来理发师理了发、刮了胡子，早早就坐到中南海游泳池室内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等待了……一俟接到尼克松专机已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的报告，他当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

毛泽东时年已七十九岁高龄，他老人家是在拼着生命的余力奋然推开国门啊！

雄汉盛唐，中国以“万邦来朝”的威仪主动敞开国门，延揽八面来风……

近代衰败的中国欲闭关锁国，却还是被西方列强用汹汹的炮舰轰开国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新技术革命为标识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人已分明听到了惊涛拍岸的呼啸声……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战略思维呢？如果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生长力量，不知道怎么来生长这个力量，就不叫战略思维。

广东、深圳的战略地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因其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而凸现出来。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风云际会——终于拉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前无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效越来越显著、影响越来越深远，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大幕。

一九七八年的珠江情有独钟——中国人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了，历史对于珠三角这片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如此厚爱。真可谓：天赐良机，万事俱备矣！

时序演进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从太空卫星上鸟瞰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迹：香港、澳门、广州、珠海、中山、深圳连成一片庞大的城市群落，是灯火最为璀璨亮丽的一道风景，他们遂调皮地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香圳”。

而有幸生息在这一道风景线上的人们，包括官员、教授、学者、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工人、农民以及打工仔、提壶卖浆者们，终于以觉醒者的身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

第三集深破冰

二○○七年，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实物展。

解说员：“这是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用过的饭盒，这是当年梁湘同志的办公桌和公文包，这是……”

显然，这是一个简陋的记忆，却是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的开端……

深圳，原来只是濒临珠江入海口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小镇。

人口不足三万，面积仅三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市容破败，二百米不到的“猪仔街”、“鱼仔街”脏乱拥挤，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算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

然而，走过了一七○○年历史风烟的深圳，却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上典型的“省尾国角”。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之初，有“五子登科”之说：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圩镇的底子，穷得不成样子。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中央委托，宣读了整个条例。在一片掌声中，《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深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

八月二十六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从此踏上悲壮的破冰之旅……

这是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一项大决策！

日后无数次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那一座著名雕塑《拓荒牛》，极其生动地揭示了深圳创业者的风采。

没有资金——首任书记吴南生和当年的副总理谷牧多方“化缘”，也仅争取到三万元贷款作为启动经费，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几十家小工厂、小作坊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及粗糙的家庭用品；

没有人才——可怜巴巴的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二十七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更为可怕的是，传统的计划体制，渗透在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经济建设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需要计划的链条来完成。可问题恰恰是，经济特区没有在这个计划的链条内。

经济特区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们大胆去闯，大胆去探索，凭本事起家！“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胡耀邦曾要求特区要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敢于经受一场新旧体制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的通行做法，俗话叫做“借鸡生蛋”。

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深圳也很快确立了一个方针：“特区建设资金以引入外资为主”，把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及欧美等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借鸡生蛋”也得先搭起一个“鸡窝”呀。

明摆着的现实是：平地、通水、通电、通车、通讯……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可供客商投资办企业的地皮，至少需耗资一亿元人民币。“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刚创办的深圳特区，此话千真万确啊！

深圳，需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壮举。

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改革开放的血路。“出租土地”——在民族情绪极度敏感的年代可是大逆不道之举，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分明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正垒着厚厚的黄金——果不其然，仅若干年后即有经济学家测算，最早开发的零点八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地面上累积起的财富已足可铺上一层厚厚的百元大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共租出四点五四万平方米土地，收取租金二点一三六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达四十亿港元。

从土地的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掘到了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

显然，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会堂的这次土地拍卖活动，被作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带有根本性改革的历史瞬间，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其实，早在特区建立之初，深圳拓荒者们突破“出租土地”的禁区后，一九八二年，更是规范了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标准使用费的规定。

这些被称为闯雷区的改革，其实依据于一九八○年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原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江泽民和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后来说，干脆就叫做土地使用费吧。土地使用费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租金，还有什么税都合在一起了。一叫“土地使用费”，大家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的样子，你一说地租就不行啦。

把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收取“土地使用费”，避开“地租”这个敏感的字眼，可以说是江泽民和特区改革者们的一大创造，是一场触及雷区的改革实验。

当年，“出租土地”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曾轰动了整个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作大篇幅报道。

当新中国的土地市场被资金瓶颈逼着走上舞台的时候，种种非议迅速传遍中国大地。某单位曾经召开讨论会，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深圳的土地出租制度就是新租界。有人则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大案”。

惊天动地第一槌，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随着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有期转让，国内第一次把土地由资源变为资产，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在此基础上，深圳率先实行经营性土地的招拍挂，使得房地产市场全面建立，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土地价值的真实回归。“预售商品房”——在开发上步工业区时，大胆利用资本滚动增值原理，使房地产产品快速进入流通领域，边盖房，边预售，甚至刚设计图纸时就开始进入交易，所谓“卖楼花”。两年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资金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借贷的一千八百万元转眼间变成了一点四四亿元。

楔入中国计划环境下的深圳经济特区，它所萌动的，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的苗——深圳试验的第一波冲击，就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带来的。

资金是所有生产最原始的动力。可特区建设初期，没有钱曾经让特区建设者为之深深的苦恼！一九八三年七月，为了筹集发展资金，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了“股金证券”——这实际上是一种“准股票”，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的股票重新回到社会经济舞台。更重要的是，它为深圳未来成为中国两大金融市场播下了最早的一粒种子。

一九八七年，深圳发展银行在本地率先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九九○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开业。

当时对股票市场，多数人持观望态度，也有部分人激烈反对，支持的只是少数人。反对的人并不否定股票对于筹集资金的作用，他们反对的理由，其实大多出自一个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理论，就是有股票就会有股票红利，就会滋生靠股利生活的剥削分子。

若干年后，当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视察的时候，明确地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

股票发行成功催生了金融资本市场，尽管它还有诸多幼稚之处——但是孩子既已出生，成长就可以期望。

正因为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战略构想，使深圳经济特区一起步就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体系。

市场，无疑是支撑经济杠杆的一个坚实的支点！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艰苦创业年代。

整个深圳特区犹如一个大工地，几十万建筑大军散落在深圳河北岸，更有于风萧萧中星夜驰骋南下的两万名转业工程兵——一支为锻造特区大厦而一路冲锋陷阵的虎贲之师……彼时的深圳，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地推土机隆隆汽车奔驰尘土飞扬机声轰鸣。

其时，深圳市的决策者们被老百姓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初来乍到住铁皮屋，夜里开会、看文件甚至躲入蚊帐内，以躲避嗡嗡乱飞的蚊群……然而，人人都感到开拓进取乐在其中。

显然，这是一个吞吐天下的激情改革年代。

断然取消购物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工人实行全员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率先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每一天，特区的太阳都是新鲜的；每一次，特区人的冲击都是惊世骇俗的，他们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一桩桩、一件件突破禁区的喜悦。

试想，在我们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之后，何曾经历过人们如此自觉投入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着阵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在中国，连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从长期习惯了计划经济模式到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心理顿时失去了平衡。

在推土机欢快的轰鸣声中，深圳经济特区很快成了舆论的“风暴眼”——

有的同志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

有的同志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有人忧心如焚：“特区办成了租界，国将不国……”

更有甚者：“深圳经济特区，只剩下一面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是红色的了……”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试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试验。前辈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供借鉴——此时，人们更深刻体会到了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分量……

若干年后，袁庚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语：“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特区就是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深圳人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铅块……

全国人的心头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人们戏称：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更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了？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显而易见，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感，时时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

可喜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初四年的改革实践，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

当邓小平登上二十二层高的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环顾四周时，他老人家终于高兴地笑了：“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同样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深圳特区正是在大刀阔斧破除旧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深刻认识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创造出震惊中外的“深圳速度”的。

一九八一年特区刚刚起步，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手在罗湖区兴建第一幢高层商业楼宇——国商大厦。深圳市政府豁出去了，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并实施重奖重罚：工期提前一天奖励港币一万元，反之则罚款一万元。

中标的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面对巨大压力，别无选择，狠下决心破除铁板一块的传统“大锅饭”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实行层层分包，责任直接落实到班、组、人。

奇迹出现了：承包前二十五天才盖一层楼，承包后仅用八天就盖起一层楼。结果，国商大厦提前九十四天竣工，冶建一公司也如数领到了九十四万元港币的奖金。

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创作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一石激起千层浪——

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开拓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几年后，高一百六十米、总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号称“神州第一楼”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又如神话般地从这片土地上腾空跃起直插蓝天。

历史会永远铭记：深圳人在兴建这座摩天大楼时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圳速度”——三天盖一层楼。

有外国汉学家莫名惊讶，由衷地赞叹道：“这近乎天方夜谭的深圳速度，是独领风骚于青史的！”

改革，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社会系统工程。

敢为天下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就是开创前辈人所从没干过的事业。

深圳特区从探索市场改革的实践中，更加坚定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大开发大建设局面，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百万劳动大军有如一波波狂涛叠浪涌入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用工制度的改革彻底砸碎了“铁饭碗”，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一齐上；实行双向选择，老板有权“炒”职工的“鱿鱼”，职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在深圳，一次分配定终身最先成为明日黄花。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由国家统一调拨、建材部门专营的“一统江山”局面最先在深圳被打破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贸易、拍板成交。“不找市长找市场”——在深圳成为一句极时髦的口头禅。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食品、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物价改革与劳动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稳步推进，逐一放开，没有引发人心浮动和社会震荡；在深圳，价格真正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着引导消费、调剂商品、激活市场的经济杠杆作用。

毋庸置疑，在探索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垂范不辱使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吴南生、梁湘、李灏……正是一任又一任的书记、市长们总在无畏地一路逆风前行，才共同托起了深圳这座名震天下的“一夜之城”……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来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视察。

就在深圳特区成立前一年，在罗湖的西面，已经可以听到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了。在那个靠近香港、仅有二点一四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轮船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人袁庚正在亲手开始一场社会实验。这个忙碌的春天，蛇口与深圳，宛如改革开放的两队探路尖兵，都在选择各自的突破口。而这个袁庚则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身影，在蛇口二点一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不惜“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取“蛇口这个改革试管婴儿的诞生”……

一九七九年八月，蛇口码头开工，十月份蛇口率先实行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办法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运土）奖金四分钱。分配体制的改革极大鼓励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但是这种尝试也挑战了左邻右舍传统的分配规定。四分钱的方案被紧急叫停。袁庚拍案而起，不得不求助于“尚方宝剑”。区区的四分钱居然惊动了中南海，是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肯定了蛇口的做法。

当实践获得认可之后，行动在转瞬间体现为口号。

曾在蛇口工业区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的邹富明清楚地记得，一九八○年冬天，在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的会议上，袁庚递给他的一张纸上写了这样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

袁庚的六句话，虽然只是简单的口号，但是每句都有强烈的指向。几经斟酌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写在了蛇口码头的一块三合板上。从这一天开始，蛇口高高擎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也旋即将自己拖入了争论的漩涡……

美国《财富》杂志曾把中国的改革形象地比喻为“抛球”：中国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会掉下来，但留在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来的多；蛇口就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

邓小平边看边高兴地说：“你们搞成了个港口，很好！”回到北京后，他老人家又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有个指导思想要更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块著名的标语牌，如今已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了。

史家称之为：“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

邓小平又来到深圳渔村，看到老百姓开始富裕起来并住上漂亮的小洋房了，便问渔民们：“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渔民们快语快言答道：“如果现在的生活算社会主义，我们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现在的生活算资本主义，我们就赞成资本主义。”他老人家欣慰地笑了，扳着指头说道：“看来，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需要一百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恐怕就差不多啰。”

若干年后，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不无欣羡地说道：“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对于历史而言，万千广厦仿佛起于一瞬间；而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往往隐匿于时代的深处。

珠江泱泱，风尘仆仆，邓小平结束了第一次深圳巡察之行。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正是癸亥岁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照例去庭院散步，回到住地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稍事休息。他老人家在视察珠海时已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有力的大字；此刻，又欣然命笔，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最后落款时，特意把时间写为“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表明这一评价他老人家在深圳视察时已成竹在胸。

次日，甲子新年，这一题词预兆着吉祥、喜庆——欢乐是如此巨大地飞扬着，霎时间便传遍深圳经济特区的山山水水、传遍九州中华的大江南北……

第四集潮涌珠江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来到浙江海宁盐官镇，观赏“天下奇观”钱江潮。目睹呼啸而来推波叠浪的钱江大潮，怀抱强国大梦的先生禁不住仰天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一经拉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个珠江三角洲沸腾了——犹如春笋要破土、种子要发芽、农夫要耕耘、大地要回春……

自古而然，珠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

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已逐渐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圩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的崛起，进而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就凭手摇桨橹的小船航行，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还不懂使用风帆，就凭着大海赋予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斯里兰卡——应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的出土文物里，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银盒，印证了那个年代岭南人丈量大海的步履何等广阔。

宋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于是，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一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整个岭南地区遂享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末、清初实施海禁，广州也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的独大局面，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其时，一个以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俗称广东四大镇）为横轴，以广州—澳门为纵轴的“T”字型商贸网络，便逐渐延伸、拓展成整个珠江三角洲商贸网络。“诸奇卉果，流俎天下”，商民绸缪，奇货可居……明朝新会举人李子世曾咏诗曰：“千船如蚁集江门，却喜江声效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

足见当时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人小市人流熙攘财源茂盛的升平景象。

显然，对外贸易既动摇了大清王朝因循守旧的社会秩序，更刺激人们急于去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广州仁济路、杉木栏路等极为普通的街道，再向南直达珠江岸边，很难想象这就是三百多年声名显赫、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洋行——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一六八四年，广州。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大英帝国正式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好了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并且开始放手征服世界（到一九一四年，英国领地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已是英国本土的一百三十七倍）。而此刻，清朝的乾隆皇帝却选择对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并规定到中国朝贡的船队只准泊于广州。这种“一口通商”的措施，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十三洋行”。十三洋行分为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十三家“夷馆”，是专门租给外国商客居住的地方。洋行的本质，其实只是清政府为了限制洋人与内地贸易往来的关卡，但是客观上却给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从此，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大黄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漂洋出海，流布天下；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洋行，转卖至中国内地，密如蛛网的珠江水道为其提供了天然的交通便利……这就在广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圈”。

十三洋行整整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直到一八五六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之中……

开初，中国凭借自己的特色商品，向西方大量出口丝绸、茶叶，一度赚足了洋人的真金白银。当英国人惊觉白银危机之后，开始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箱箱鸦片贩运至中国赚取白银——正是这样一个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最终导致爆发了一场“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步入了百年动荡的近代史门槛……

改革开放——中国延揽八面来风，又一次接受世界新经济大潮的冲击。

国门刚刚打开，资本就来敲门了。

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与中共高层人脉深厚的香港爱国富商霍英东，已经跨过罗湖桥，向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广州投资建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宾馆，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

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

白天鹅宾馆的奢华，的确让广州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像白天鹅宾馆这样的高档外资项目，离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十分遥远。

建国后，广东作为“前线”，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一九五六年国家确定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到改革开放前，广东已经连续十四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游。一九七九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六百三十六元，广东只有五百二十三元。一九八一年，广州的居民生活需要四十六种票证，每人每月发五角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时移境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挟裹而来，珠江三角洲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竞争、交锋的主战场……

从广州向南、向东，有两条高速公路可分别直达珠海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沿途经过的南海、顺德、中山以及东莞——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主战场上声名赫赫的“广东四小虎”。

珠三角人敢为天下先——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进”与“太平”等企业的创业奇观。

一九七八年八月，顺德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三百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二十万美元。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东莞二轻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也签下了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书。九月十五日，“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挂牌开工，该手袋厂第一年获取加工费一百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六十万港元。

一九七八年的初秋，香港的一位谢女士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经过与村干部半年时间讨论，最后征得同意，正式把上屋大队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编织厂，投资改建成了一家企业——怡高电业厂。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澳门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建起了当地第一家外资项目——香洲毛纺厂，并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毛纺来料加工协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由于原始资料难寻，究竟哪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了一件难以裁决的公案。但毫无疑问，它们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声鸽哨、点燃珠江三角洲人们发财致富希望的火种——日后，由经济学家们总结为“三来一补”（来资金、来原料、来技术和补偿贸易）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产品市场在外）的“珠江经济模式”，在全国率先打响了“外资牌”。

这是一种勇气的象征，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象征。

缺口一旦打开，香港资本大举入粤，地处香港至广州之间珠江两岸的经济走廊尽得地利之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与之实现“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并成功承接了香港、台湾，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欧美的产业转移，顺利融入全球产业链而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如火如荼风生水起……珠江东岸的东莞和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很快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东莞模式”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迅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顺德模式”和“中山模式”则着重发展乡镇企业，经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转出一派红红火火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景象。

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协同发展、齐头并进。以IT、服装、家具、灯饰、皮革、五金等产品组成的“产业族群”，犹如满天星斗般散落在珠江两岸成百上千个村镇。有外商戏称：“如果东莞至深圳的高速公路上塞车十五分钟，则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将发生波动”，“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可以在珠三角制造提货”……

这是一则传为美谈的真实故事：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邓小平从珠海往广州途经顺德，小憩。农民出身、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用粤语向邓小平汇报说，顺德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就靠了四个字“摇头摆尾”，邓小平听了一愣，欧广源连说带比划，“摇头”就是电风扇，“摆尾”就是养鱼……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

早在粉碎“四人帮”时，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邓小平就曾预言：“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庄稼，一小片水塘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珠三角地区短短几年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不仅让贫穷了几十年的老百姓开始有机会品尝初步富裕的滋味，也让珠三角成为全国瞩目的“风暴眼”。

此时，广东省的领导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广东人喜欢吃鱼，已经到了无鱼不成席的程度。这除了是饮食习惯，还渗透着浓浓的精神寄托——希望生活能够“年年有余”。

一九八二年春，在千百年来人称“鱼米之乡”的广州，为了满足群众能够有鱼吃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愿望，广州市委决定，全面放开塘鱼价格，希望通过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扩大市场供应。

但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常常并不成全人们的美意。价格刚放开，在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供应丰富之前，塘鱼的价格却上涨了好几倍。

一下子，政府的好意转化成了群众的愤怒，有人甚至直接向中央告状。

所幸的是，在中央的理解和省委的支持下，广州市的这一新政策并没有马上“喊停”，并坚持认为这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眼前的涨价只是暂时的“阵痛”。

果然，放开价格的政策让鱼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生产大量增加。三年之后，全国十八个大中城市，广州活鱼的消费量最大，但价格却最便宜。

这一次局部的价格放开试验，证明了市场驱动力量往往比任何行政命令的威力都要更加强大、更加有效。也为广东、为全国在更大范围放开市场管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然而，改革开放进程的错纵复杂往往让人们始料不及。

一九八二年，广东沿海一带普遍出现走私现象，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时的走私，主要是渔民用渔船偷运一些尼龙布、塑料手表、收录音机等。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

据说，当时在北方的一个火车站，凡是从广东来的乘客，都要接受单独的搜身检查，好像人人都成了走私犯。

形势逼人，国务院各部门先后发了二十八个文件，收回了对广东的很多特殊政策。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专程赴京作了两次检查，有人甚至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当时的陆丰县委书记王仲因为参与走私，涉案五万元，被执行枪决！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广东在坚决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动摇，任仲夷更提出了著名的“排污不排外”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

因为此事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广东的干部也自嘲地说：“广东是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当然，这样一些发展中的曲折，绝不能阻遏珠江三角洲浩荡向前的改革洪流……

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的发展模式，很快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合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典范。

从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黄土地上萌生出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勃兴于中国的一场伴随城镇化浪潮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乡村的“第二工业”，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无异于把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口吸纳入了自己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

遥想三百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之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城镇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勇闯新路，既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劳动、创造的蓬勃生机。正是这种创造与活力，造就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活跃起来的风光无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学者称：一九八四年，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顺应潮流者，审时度势，乃为俊杰；中流击水者，勇于拼搏，则是弄潮儿。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商大厦的楼顶俯瞰全景。倒卖玉米起家的王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楼下拥挤、喧闹而激动的人群忽然使王石心里喊出一个声音：“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五月份，“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随着业务空间的拓展，理想主义的王石又做起了打造“贸易王国”的梦想。

也正是这一年，一家日后叱咤风云的珠江本土饮料加工厂应运而生。广东三水县，珠江三条重要干流汇合之处。三水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喝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这种饮料。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蓦然产生了，他要搞一种运动型饮料。他第一次提出用易拉罐进行饮料包装，他设计了非常另类的产品商标，并给这种饮料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健力宝”。一阵忙乱的准备之后，健力宝出现在亚足联的广州会议上；六月，又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因为辅助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健力宝又被媒体冠以“中国魔水”的称号。此后十五年里，它都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历史功勋在于，它昭告了中国饮料市场春天的降临：珠三角冒出了无数饮料、食品、保健品厂，“珠江水”和“广东粮”占领全国市场的时代到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四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大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从珠江出发，登上全国的改革大舞台。

在惠州，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在顺德荣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用铁锤、手锉等十分简陋的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开门电冰箱。一九八四年十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是“容声”，潘宁任总经理。

改革，犹如大浪淘沙，筛选、磨砺、缔造着一批又一批创业者，而他们却无一不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共同去撞开新时代的大门！

二○○四年十一月，中山市小榄镇隆重举办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甲申菊花文化艺术欣赏会”，遍地金黄，万人空巷，普天同庆。最大的一棵单株立菊围成四十五圈多达六千二百一十一朵菊花，以及楼高达二十三点二六米的赏菊楼和单株嫁接达二百四十七个品种的大立菊，同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轰动全球。

这是小榄人以其独特的乡情民俗，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劳动、创造、智慧、财富，以及迈入“工业革命”门槛的喜悦和对改革开放大时代的感恩情怀。

小榄镇，这个位于珠江西岸、南海古海湾的岛屿，因小山丘形似橄榄而得名，又以延续了八百多年历史而久负盛名的菊花被誉为“菊城”。明代礼部尚书、乡贤李孙宸曾赋诗云：“岁岁菊花看不尽，诗坛酌酒尝花村。”自清嘉庆甲戌年（一八一四年）举办了首届菊花大会，乡亲们便相约每隔六十年一个甲子举办一届大型菊花会展。

然而，让小榄人津津乐道而永志难忘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破例举办的“一九七九年菊花会”——正是这次菊花会既衔接起小榄断裂的历史，又引领风气，海内外众乡贤跨海踏浪而来，凝聚民心献计献策摩拳擦掌——才开始迈上了大办乡镇企业之坦途。

浙江温州人曾靠一台补鞋机开创出一个“温州模式”。

广东小榄人则凭借一把锁起家，开启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手工业革命”，快速将小榄镇打拼成“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继而又带动电子电器音响、食品饮料、服装制鞋、化工胶粘、印刷包装等各行业产品升级换代，创国家级、省级名牌名标九十三个，一跃成为“全国明星乡镇”。

今日之小榄镇，人均GDP超一万美元，人均纳税一点三万元，人均储蓄存款八点二万元，平均两家农户即拥有一辆汽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二点五万元，各项综合指标在全国乡镇排名第七位……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和谐，其乐融融。

放眼珠江三角洲大地，昔日河汊纵横的阡陌村舍，绿阴掩映中屋宇连成片、工厂连成片、小城镇连成片……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前店后厂，到“一镇一品，一镇数品”的专业经济形态，再到“园镇互动，滚动式发展”的园区经济形态……世世代代躬耕陇亩的农民们怀着一股从没有过的致富的强烈冲动，从黄土地上挣脱出来汇入商品经济滚滚洪流，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农村快速向城镇化转型，农民快速向社区居民转型——这是一波何等强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洪流！这是一股何等汹涌澎湃创造未来的社会变革大潮头啊！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国务院专门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对改革开放大局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要求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产业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呈现跨越式、立体型、全方位展开的大格局。

农村层面——发轫于“三来一补”、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乡镇工业，通过不断地调整、合并、重组、改制、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积极融入跨国大公司的供应链，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仅顺德这样一个县级行政区所生产的电冰箱、空调器、微波炉、电风扇、电饭煲、电子消毒柜、热水器等十几个家电产品产销量均居全国第一，家用电器工业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百分之十五左右。顺德大道从南到北约十公里的车程内，就云集了五个中国驰名商标（厂家）——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

到二○○一年底止，南海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已发展到七万多户。按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十六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

特区层面——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肩负改革开放试验场、排头兵使命，敢为天下先，通过不断地探索、突破、进取、开拓获取成功经验，尤以“蛇口模式”最早诞生的三个开创性企业最为突出：诞生于蛇口一间财务室的招商银行、起家于蛇口退休基金的平安保险、崛起于蛇口一家焊铁栅栏小作坊的南山开发（集团）……正是它们的创业经验催生了日后全国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城市层面——以广州中心城市为依托，搞活国有经济辐射周边地区，激励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拓展相关服务产业；同时以商贸流通业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

港澳层面——因地利之便，散布在九龙的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迅速搬迁到了珠江三角洲上游地区，凭借香港、澳门资本、技术、管理的带动，沿着珠江、珠三角地区聚集起两大高科技产业带：珠江东岸以广州、深圳、东莞为龙头形成“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江西岸则由顺德、广州、南海、中山等组成“电子机械产业带”。两大产业走廊当之无愧地被称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迈向世界的“火车头”。而香港则依托中国大陆腹地的支持，也变得愈加繁华、富裕起来。

在珠江三角洲的四百多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四分之一，有些市县所属的建制镇几乎全部发展成为专业镇。这些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专业镇，经济规模从几个亿到几百亿不等，但就是这些涓涓细流，汇合成了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宽阔水面……

由此为发端，以广州、深圳和“四小虎”为代表的“广货”，像有些可笑的广东普通话一样，像引领全国潮流的南粤流行音乐一样，像广东人模仿香港人、全国人又模仿广东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开始风行全国，成为时尚的标志，新生活的象征。“广货”不论从外观到工艺，从功能到质量，都大大超越了“国货”过去“傻、大、黑、粗”的形象——因为，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珠江三角洲从世界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各种设备达九十四万台（套），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属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

今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家用电器的第一生产大国，珠三角先行一步，功不可没。

一九八八年，广东的经济总量首次跃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二○○一年，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亿大关的省份，并一直领先至今。

二○○七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八分之一。

一九九八年，广东GDP超过新加坡；二○○三年，广东GDP超过香港；二○○七年，广东GDP超过台湾。

邓小平曾希望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至此，广东经济总量已超其三，紧追韩国，并且年均增量从二○○五年起已明显超出韩国。

进入新世纪，广东的外贸出口，实现了“月超百亿、年超千亿”的历史性突破，长期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

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当年，从广州前往珠海不足一百公里路程，却需摆渡五六个渡口，耗费上七、八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了。

改革发展时不我待。广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提出：“地方办路，集资修桥”，“以桥养桥，借款还贷”等口号，率先打破了公路建设由国家投资的一统体制。

珠三角大地，一条条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蜿蜒伸展，一座座巍峨长桥凌空飞架……仅一九八四年短短一年，即有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沙口大桥和容奇大桥先后落成通车。

创新的模式，使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也使珠三角的发展优势获得质的飞跃。

多么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线啊：昼夜奔驰在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巍峨长桥上的，是一列列集装箱车群、货柜车群、大卡车车群……

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大动脉涌流的乐章……

这是南中国城镇崛起时吞吐时代气息的节奏……

珠江滔滔，春潮叠涌。

邓小平他老人家殷切嘱托：广东能快就快，不要等。不发展，什么都不行！

中华要腾飞，这里是试验场、出发地——万古珠江率先觉醒，率先领跑，她所期待的，她正经历的，以及她将要展示的，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五集继往开来

据称，“高州”的地名由“高凉郡”演化而来，寓意为“高高的凉爽的山冈”。

隋开皇十八年（五九八年），这“高高的凉爽的山冈”上崛起了一座古城池——曰：“高州城”，遂为历代州、郡、路、府、道、专区之治所，历史上曾长时期占据粤西经济、军事、文化之要津。

公元二○○○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千年文化古郡高州，读史籍、栽荔枝、沐春风；又一路兴致勃勃巡视深圳、顺德、广州，纵览珠三角大地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潮……此刻，他也许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谷牧同志一道考察初创的深圳经济特区时，两人的套靴里全都灌满了泥沙和污水的艰辛而又开心的情景。……

浮想联翩。时隔二十年前，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曾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一路马不停蹄访问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六国，实地考察了九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还专门邀请了联合国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的论证会。正是这次出访和考察，就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政策性建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满腔热情向常委们推介“蛇口模式”——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杆风向标，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第一个在全国搞工程招标，第一个搞职工聘任制，第一个搞住宅商品化改革……江泽民指出：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时序演进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已进入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的“深水区”。显然，以前的改革若“破”字当头，则此后的探索以“立”字为先。

一九九二年的深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深圳市政府代表团飞渡重洋赴美国招聘中国留学生，成为全国以政府名义赴海外招聘留学生的创举。

——率先建立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为日后全国普遍推行从城镇到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开了先河。

——九九二年七月一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

这一决定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决定明确规定，特区立法可依照宪法条文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在具体规定上根据实际有所突破。

有专家甚至把深圳的特区立法权，与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并称为深圳最重要的“两大优势”。

——一九九二年八月八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科技成果拍卖会在深圳举行，成为以市场原则为科技成果“定价”的“破冰”之举。

在随后的日子里，深圳经济特区以国际惯例为坐标，连续打出不断深入改革的“组合拳”：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使企业成为无行政上级的独立法人；取消企业内部干部、工人的身份界线，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持股比例可高达企业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建立全国首个产权交易所，为全国各地企业的兼并、转让、拍卖、处置闲置资产提供了规范、透明的媒介；建立深圳外汇交易中心；将企业设立的政府审批制改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核准登记制，进而又将企业登记的行政审批制也改为依法核准登记制，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注册官”制度，实行“一站式”注册。

改革的成果是：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深圳共新诞生了二点六三万家企业，相当于特区成立前十二年注册企业的总和……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国家体改委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

正当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珠江两岸高歌猛进之时，又一场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却不期而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下去？

这一尖锐的诘问，无疑引起了深圳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弹……

在这个历史关口，一九九四年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江泽民总书记又一次来到深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著名的“三个不变”：“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他还特别强调，“变了，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抚今追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制高点，新觉醒、新思想的鼓点又一次从珠江畔擂响，回荡在新世纪的天幕——

江泽民向全党郑重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和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觉醒，精辟分析和把握天下大势，洞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之主题，从而确立了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无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征程中，又一次新的伟大的觉醒：确立了党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回答了新时期应该建设怎么样的党。同时表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广州视察期间，江泽民还参观了著名的珠江钢琴厂，并欣喜地坐在这个民族品牌的钢琴前，弹奏了一曲。珠江钢琴厂今天已经在世界钢琴制造行业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可以听到中国民族品牌奏响的琴音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广东特别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

二○○○年二月，江泽民又再次强调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务必要“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显然，对于实施外向带动战略的珠江三角洲来说，“引进来”与“走出去”一直是交相辉映的。代表着当今时代财富与科技实力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已有二百五十多家进驻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并从最初的试探性投资转向扎根型拓展。不少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如三星、索尼、希捷等，不但大幅增资，而且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发中心，他们不再视珠三角这片热土只是“世界加工场”，而是能够驰骋国际市场的重要基地。

显然，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使广东一大批企业走出了国门，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展雄风，并已培育出一批“粤字号”的世界级名牌。广东的华为、中兴、万科、中集、TCL、康佳、乐华，以及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盐田港集团等，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明星企业。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由国家外经贸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隆重开幕。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惠州国际数码节”等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高端会展也相继在珠江三角洲举办，并迅速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从广交会一枝独秀到“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举办，生动表明了广东产业升级换代、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轨迹；珠江三角洲迅速从原来的加工制造基地成功转型，从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此时的广东，随着浦东开发带来的全国改革开放格局的改变，先发优势正在弱化，面临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跨越。广东省委审时度势，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全面实施外向带动、科技兴粤人才兴粤、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四大新战略，争创开放、产业、科技、体制、环境五大新优势，把广东推向发展新阶段，同时也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起飞的坚实基础。

深圳骄傲地把“自主创新”写在了特区发展的旗帜上……

共和国也正在把“自主创新”写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上……

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如果说十九世纪是帝国的时代，二十世纪是战争的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则是金融的时代。银行、投资公司、共有基金……共同构建起了今日全球经济之大格局。

珠江三角洲既见证了历史，又开启了时代——承担起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潮的先遣团的使命。

历史总是格外眷顾珠江流域这一片沃土。

二○○三年四月，又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春天。

癸末新岁，“非典”肆虐，阴霾漫天。刚刚履总书记新职不久而日理万机的胡锦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系人民生命健康，毅然决然亲临广东抗非典第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势，胡锦涛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从湛江到深圳，从东莞到广州，他一路考察一路思索。他要求广东人民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注重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强调“科学发展”的战略新思维孕育而生。

显然，纵览改革之艰难曲折，廓清丛生之歧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来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伟大觉醒和历史性飞跃。

二○○三年六月，胡锦涛代表全党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敏锐的英国著名学者彼得·诺兰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杰出成果。到了二○○二年十一月‘十六大’之际，中国已经明确地离开了河的‘此岸’……然而，‘彼岸’尚只能依稀可辨……为了寻找前进的道路，中国领导人正在审视中国的过去，并吸取他国的教训，以寻找到一条能建设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的道路。”

珠江滔滔，万古长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上溯至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珠江流域、南粤大地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机缘巧合地成为新思想、新观念宣扬、发布的历史舞台。

追求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共生，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珠海——因其珍珠般散落在珠江入海口的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岛屿而得名。

珠海行政区划可一直追溯至公元前二二一年，自宋以降盐业和银矿业勃兴；明末筑城设寨，遂成军事要冲，兼管理澳门外交事务；近代更成为南中国门户，为抗击外来入侵者而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

一九七九年珠海建市，一九八○年创办珠海经济特区，自此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条依傍着海岸线曲折延伸二十八公里长的著名的“情侣路”，将浩瀚妩媚的南海与柔情蜜意的珠江扭结在一起，奔放的海风撩动一岸的浪漫，更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如梦如幻曼妙神奇的海滨世界。

道路、绿地、山坡、公园、庭院、宾馆……密匝匝盛开着花朵大而艳红的三角梅（市花：簕杜鹃）；满城绿树婆娑，婀娜多姿，摇曳万种风情（市树：红花紫荆）；海滩、海港、渔场……成群结队的海鸥（市鸟：海鸥）欢腾雀跃，或戏水于海边，或漂浮于水面，觅食、飞翔，突然又似离弦之箭直指海鱼；依山而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一幢幢红墙绿瓦的高校群落……所有这一切，不是仙境胜似仙境，为珠海特区赢得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旅游城市、浪漫城市、生态环保模范城市、人类居住最佳城市等一顶顶桂冠。

显而易见，一条“情侣路”、一座海滨城、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特区……足见珠海市一届又一届的执政者们具有何等宽广的谋事胸襟、人本思想与人道情怀——从而书写出一篇又一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锦绣文章。

深圳这个以“一夜城”的美誉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僻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型，崛起之快捷，发展之神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然而毋庸置疑，深圳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骤风暴雨般的改革与发展之后，同样面临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消耗难以为继的困局。

深圳经济特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显然是摆在深圳人面前的新挑战、新考验。“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很快确立了新的发展路径。

二○○三年四月十一日下午，深圳中兴通讯总部人声鼎沸、欢呼雀跃，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来中兴视察。尤令中兴员工们欣喜与感动的是，两年前胡锦涛访问塞浦路斯时，曾抽暇出席中兴通讯与塞浦路斯电信总局智能网项目合作签字仪式，如今他记忆犹新，还专门向总裁侯为贵详细询问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

胡锦涛听了汇报当即表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兴通讯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与人才优势，紧紧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坚定地进军国际高科技市场。

中兴通讯不负总书记的嘱托，海外市场捷报频传：为罗马尼亚构建全球第一个全国性NGM网络，ADSL规模服务于二○○四年雅典奥运会，承建香港OADM城域骨干网，交换机中标美国国际汇结局，担纲越南第一个铁路专用通信网……

中兴通讯作为国内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凭借在通讯系统设备和个人终端设备研发生产上所具备的领先优势，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与准确的国际市场定位，这已成为中兴通讯快速增长和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走进深圳华为公司，穿梭于一个又一个不同型号的通信交换机、光网络产品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之间，耳畔回响着此起彼伏的优雅的声音：“华为是一个开放性组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搞研发与生产，宽广的世界等待着中国……”

这家成立于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即开始实施员工持股产权改革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创办之初即把目光瞄准世界。近二十年在国际电信市场的击风搏浪，华为已在全球建立起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均设有研究所。华为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德国、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埃及、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四十多个国家。

华为在坚持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实施开放性合作战略，已与TI、摩托摩拉、英特尔、AT&T、ALTERA、SUN、微软等世界一流企业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以不断提升拓展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二○○七年，深圳华为合同销售额高达一千亿元，其中出口超过百亿美元，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

一九八五年，深圳即开始创办“科技工业园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新型科技体制。

一九九二年以来，深圳先后制定实施了五十多项鼓励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

到二○○七年，全市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八，连续四年居全国首位。目前在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已从二○○○年的四十多家增至一百三十多家，创业资本总规模达一百一十五亿元，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一九九二年以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五；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一九九二年的三十二亿元，发展到二○○七年的七千五百九十八点八亿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回望二十多年历史，深圳经济特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转型以及创新科技体制的道路上大步奋进——深圳“科技之树”已根深叶茂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改到深处是观念，观念一变天地宽”——今日，当我们漫步在蛇口，你会发现当年以“工业”命名的工业大道、工业一路、工业二路已分别更名为：南海大道、蛇口一路、蛇口二路——显然，“工业”悄然告别蛇口，彰显出蛇口发展战略一次脱胎换骨的大转型。

南海之滨，深圳湾畔，蛇口这块掎角之地又创造出了新传奇：率先进行产业升级，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区向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港口小镇、创意产业基地、国际化人文社区等多重角色演变——最终将打造成为香港高端服务的空间外溢区与珠三角地域外向型金融、娱乐、航运服务中心。

这对于蛇口这个当年中国改革的“试管婴儿”，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新一轮改革冲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大城市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和金融，同时是各种文化和人才交汇之地；深圳经济特区努力将经济、政治、文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向进步。

由文化部、商务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精品化”的办展方向，突出提升文博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突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突出和催生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以拉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显然，已成为覆盖全国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文化会展的“龙头品牌”，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树起了一面旗帜。

政府主导，市场导向。从二○○四年举办首届深圳“文博会”，国内外参展企业六百多家，观众总人数四十七点七万人；二○○五年第二届“文博会”参展企业一千零七十一家，观众总人数九十点六三万人；到二○○七年第三届“文博会”观众总人数攀升至一百七十万人，合同成交额、文化产业项目投融资、文化产品交易额分别达到二百零七亿元、一百五十一亿元和五十六亿元……规模越办越扩大，人气越办越红火，影响越来越深广，当之无愧地成了深圳鲜亮的城市文化符号，与“读书月”和“市民文化大讲堂”并列为深圳三大文化名片。

借助于“文博会”的强大驱动力，深圳正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深圳文化产业园区也在筹划打造全国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中心”、“动漫游戏开发中心”、“文化产品生产制作中心”和“区域文化市场消费中心”，进而把深圳打造成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大市场。

激活文化创造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无疑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又一道亮丽风景。“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努力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探索出了新路子

从创办经济特区之日起，“发展与和谐”始终是深圳无时无刻必须面对的社会大课题。

已拥有一千七百万人口，堪称国际大都市的深圳，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了。深圳的移民人口已占到百百分之九十以上，远远超出了美国纽约百分之四十七的移民比例。

深圳还容纳了七百万的外来劳务工，他们的背后站着七百万个家庭，同时辐射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社会和谐，直接牵动着全国的社会神经。

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劳务工医疗保险体系的城市；第一个制定《献血法》的城市；第一个自己制作血源库、也是第一个血源不仅供应自己还输向全国的城市——“一夜城”的深圳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把最大的移民城市（单留下须消化的城中村及违法建筑就达二百多处）建成了最具归属感的城市，同时也就升华为一个和谐的城市。

二○○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称：追求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依据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选出深圳、东莞、北京为全国地级以上大城市中科学发展水平前三名的城市。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它自降生之日起即置身于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之风暴中心，风云际会，风起云涌，风动中华——从摸着石头过河、一路突破禁区，到创立新经济模式，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始终领跑于前沿。

今日之深圳，与时俱进，审时度势，调整路向，协调发展，尤以在大力开拓高科技产业全面进军国际市场、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倾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创建国际大都市等方面，又闯出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二○○五年八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出台《深圳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调控指标体系》，四十一项考核指标向各级党政干部清晰表明了每个部门在每个时间段的工作要求。

二○○六年底，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通过《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涉及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等的二十一项指标，以民生为标尺对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向、官员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效果进行严格考核。

以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考核政府工作，在全国尚属首次。

速度深圳、效益深圳、科技深圳、人才深圳、生态深圳、文化深圳、和谐深圳……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词。

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时，曾特别要求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毫无疑问，深圳经济特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新世纪、新气象——珠三角大地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展现一派异彩纷呈的绚丽风光。

从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启动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到后来CEPA的实施；从珠三角到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再到包括珠江流域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经济圈（俗称“9+2”战略），珠江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正一浪高过一浪。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强劲发展，陆地面积只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八五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七分之一的财税收入、四分之一的外资总额、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金额。然而，在这一串闪亮的数据背后，广东也有很多难言之隐。作为移民大省，广东人口激增数十倍，人均可耕地面积急剧萎缩。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广东中心地带，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临界点。

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在他的新著《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二○○七年）中文版前言中以坚定的口吻预言：“中国由此之后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康氏还分析说：邓小平几乎把经济增长的所有优势发挥至淋漓尽致，其时代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此刻面临的将是更为艰辛的任务，给予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填充上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

滚滚珠江，正承载着世人惊奇与赞叹的目光，以大气磅礴之势在南中国这片沃土上奔湍飞泻……

第六集中国之路

深圳莲花山顶，七峰如莲，松柏苍翠，绿阴匝地。

邓小平全身塑像高高耸立于此：他老人家身披风衣，目光炯炯，上身前倾，脚步匆匆……似乎又一次巡视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热土上。

回首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曾两度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榜，标题赫然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里查德·霍尔尼克曾由衷地充满敬意地说：邓小平“给世界带来了震撼”，“他所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江泽民专程前来为邓小平塑像揭幕，神色庄重。

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胡锦涛深情地瞻仰了这位世纪伟人，敬献花篮。

这是后继者对先驱者满怀敬仰的追思，同时又是后继者对先驱者庄严神圣的承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复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始于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成功于邓小平高蹈宏阔的改革开放谋略与阔步前行的胆识，承传光大于后继者江泽民、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开拓与奋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将偌大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推上了变革图强的征途。

欢歌庄严的历程——大风起于南海，席卷万里神州，中国人民正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豪迈与自信的身姿走入新世纪！

人们记忆犹新——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邓小平第一次南下巡视深圳。他老人家下车伊始即言明：“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一回到北京，老人家即找来几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兴致勃勃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接着又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极严肃地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以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旋风迅速卷过大江南北……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沿着中国一万八千公里大陆海岸线逶迤排开，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带——掀起了继创办经济特区之后对外开放的第一波高潮。

一九八五年一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州）、泉（州）、厦（门）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波高潮。

一九八八年春，中央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其后，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以上海为龙头激活长江流域一江春水，拉动中部腾飞；开发大西北地区；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参与东北亚经济圈——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波高潮。

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沿边到内陆，中国基本实现了对五洲四洋的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全面开放大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的三次浪潮：以深圳特区、珠江三角洲开放为发端的第一次浪潮，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开发大西北地区为代表的第二次浪潮，以加快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实现环勃海经济圈崛起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中国改革开放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前浪迅猛发展。

回望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怎么样的党，再到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应该说，我们实实在在摸到了三块坚固的理论基石。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开辟的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由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延揽八方的胸襟，开始面向世界拥抱世界！

人们记忆犹新——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九时，珠江奔腾，万木争荣，岁首春风催动南国荡漾的春意。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时隔八年之后，伴随着火车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巨大轰鸣声，第二次南下巡视深圳。

一路风尘仆仆的邓小平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刚坐下来不到半小时，老人家又急切地站起来：“不行，我要出去走走……”

在深圳逗留的短短四天时间里，邓小平不顾旅途劳顿旋风似也参观了深圳市容、火车站、皇岗口岸、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中国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并游览仙湖植物园与杨尚昆一道种下高山榕……老人家边走边看边说妙语连珠滔滔不绝。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九时四十分，邓小平一行从深圳蛇口港乘船前往珠海，他老人家已缓缓地朝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过身来，意味深长地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圳特区报》头版隆重推出被后人称之为“历史关头一篇雄文”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素以抢抓新闻“快、准、狠”而闻名的《羊城晚报》，当日即果断调整已拼好的主要新闻版面，以较大篇幅予以摘登。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文汇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三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当日夜，新华社即通过“嚓嚓嚓嚓”的电波机器声，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一万一千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电讯稿……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时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讲话振聋发聩的声音，响彻山川湖海、城镇乡村……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麦克·阿汉逊敏锐地指出：邓小平先生的第二次南方讲话，至关重要的是骤然重组了当时中国改革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到实践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被国人普遍称誉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邓小平第二次南方巡视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理论上透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则理所当然地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迅猛推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江泽民同志明白无误地向全党宣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还说，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被世人称誉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的击槌轻落，标志着中国长达十五年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漫长谈判进程的终结。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中国，以一个复兴的经济大国的不屈信念，豪迈地汇入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主潮。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莫斯科的夜晚浪漫、安宁而祥和，显然，这是大决战之前的寂静。世贸中心大厦正举行国际奥委会第一一二次会议，与会的一百零二位奥委会委员将进行最后的投票，从日本大阪、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中国北京五个大都会城市中，最终确定二○○八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经过各国代表团精彩纷呈的陈述和两轮投票的激烈角逐，莫斯科时间十八点十分，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老人缓步走上主席台，宣布“北京……”整个会场欢腾啦！此一刻，“百年奥运，中华圆梦”——北京中华世纪坛，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卷入一个狂欢之夜……

二○○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迅捷传播：“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胡锦涛总书记满怀激情地昭告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第九自然段中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现阶段奋斗目标时，专门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内容。“四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党领导人民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构想，是中国改革向深层试水。

显然，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

在国际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不只是资本、技术、管理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也不仅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逐步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争取经济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与国际惯例进行对接，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在“四位一体”改革的今天，不仅经济、文化、社会改革要深入，政治改革也需要同步推进。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改革的稳妥与成功。

历史如此巧合。

我们既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挫折的前二十九年；又经历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大获成功的后二十九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新高度，将满怀豪情地向第三个二十九年进发。

倘若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为分界，改革开放新时期正好又是前后两个十五年。当我们从“十七大”出发前往抵达第三个十五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的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全面走向成熟阶段。

如果再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加以观察，党的“十七大”又处于第一个十年的后半程与开启第二个十年的连接点上。

无疑，“十七大”所处的这三个重要的时空联线，给予我们无穷的遐思与启迪……

毋庸置疑，一个思想大解放、改革大推进、社会大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席卷而来。

解放思想，一直是中国百年文化嬗变的原始动力。

自近代开始，广东一直是中国新思想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南风北渐，已成为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八年春天，思想解放之风再次劲吹珠三角大地。

汪洋，这个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汪帅”的封疆大吏，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先是出席中共“广州起义”庆典活动，再到清远访贫，接触底层群众，尔后回广州主持省委全委会。出人意料的是，汪洋慷慨陈辞时，手里举着的，则是前广州政协主席陈开枝所著《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一书。在随后的讲话中，汪洋鼓励广州、深圳敢于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鼓励深圳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

深圳率先响应省委解放思想的号召，在全市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大整改等一系列活动。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告诫全市人民：不能为定势所困，不能为成绩所累，不能为视野所限，不能为艰难所惧。解放思想，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场自我的革命。深圳必须不断激发出与时俱进、创新创业的精神！

二○○八年一月，广东省二十二个选举单位依法完成了新一届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引人瞩目的是，六位农民工代表进入代表行列。在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省人大代表中还是首次出现农民工的身影。从二○○○年开始，深圳、东莞、珠海等工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越来越多外来工经过合法程序当选人大代表，“入乡当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截至今年，全省已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工会实现工人直选。“中国的政治变得十分有趣了。”

在谈论中国二○○八年两会的“民主”话题时，与印度、法国、美国等媒体“迈向民主的步子”“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快发展”等评价不同，德国《时代周报》写下这么俏皮而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有趣”的现实针对，是“增量民主向社会底层的倾斜”使民主与民生合唱了一回主角——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既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切，又体现了民意代表民主制度正在滋生成长。

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高塞特曾特别提醒国际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将有助西方政治学家发现‘民主’这一概念的更丰富内涵。”

外电纷纷评述说：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路、发展轨迹上的又一次“漂亮转身”！

欢歌三十年历史进程：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世人分明听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脚步声……

人们记忆犹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当香港金碧辉煌的会展中心降下英联合王国国旗和香港旗，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十年之后回忆说，当时自己哭了：“……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但他又由衷地说：“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国运昌隆，好事成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时，在澳门新落成的文化中心花园馆，同样一幕的降旗升旗仪式重现……被英帝国主义管制了一百五十六年的香港和饱经四百四十二年漂泊沧桑的游子澳门，就这样前脚踩后脚地回归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面对国耻的最后洗雪——此情此景，普天下中华炎黄子孙无不更加缅怀那位老人、那位天才地创立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有一个心愿在香港回归之日到香港土地上走一走（哪怕是坐上轮椅）、看上一眼的老人；更加追思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富强兴邦而不惜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

毋庸置疑，当年邓小平果断决策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率先开放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时，对于香港、澳门、台湾前途命运的考量，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题中之义。

这是一个大中华经济圈崛起的战略新思维！

人们记忆犹新——二○○八年的中国，正可谓“多难兴邦”。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北纬三十一度、东经一百零三点四度，刹那间山崩地陷，狂石飞走，江河呜咽，仅仅八十秒钟，数百万生命被抛向生死一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惨烈的四川汶川八级强地震。此一刻，即成国殇！

此前，戊子春节覆盖整个南中国的皑皑冰雪，春光明媚的拉萨街头升起打砸抢滚滚黑烟，境外奥运圣火传递风波迭起，齐鲁大地上两列飞驰的火车轰然相撞，以及入夏珠江流域、黄河流域水患肆虐成一片泽国……凡此种种，一桩桩一件件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着中国，考验着中国。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豪迈地喊出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上，注定要历经艰辛险阻千磨百难。

灾难中巍然挺立的中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让全世界见识了令人惊叹的顽强意志、感天撼地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聚起来的雄厚的国家实力……

当今之中国，裹挟着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改革开放之飓风，正以规模最大、最迅捷、最平稳，以及增幅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高增长的社会转型，越来越走入世界的眼睛里——

英国《金融时报》称：“十年来，中国经济闯过并排除了一轮又一轮国内、地区和全球危机：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和本土发生的非典事件。没有一次危机能让中国经济陷入窘境。”并赞誉中国为“世界经济中的稀有动物……其影响力更像一个大国的感觉。”

美国财长鲍尔森则称：“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

二○○八年新年伊始，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中国是一种恩惠，因为“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欧福钦感叹：“现在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种说法。这首先是因为战后（一九六○年—一九八○年）出现的日本奇迹。之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续写日本的辉煌。但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邓小平三十年前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后中国的迅速崛起。”

显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声音因蒸蒸日上的经济越来越响亮——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航母的另一个“引擎”……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另一种声音也不期而至——

一时间，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谬误之言蜂起：粮食威胁论、能源威胁论、军事威胁论……

忽一日，国际上又冒出一个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太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因而构成了另一种新的威胁，曰：“模式威胁论。”

毋庸讳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二○○七年，中国的GDP大约为三点四万亿美元，飙升至全球第四位；外汇储备达一点五三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两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国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近二十五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百分之六十七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联合国则称赞这是人类反贫困斗争中一个史无前例的胜利。

过去十年，前来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从三点六万人激增至十一万人。

中国已在全世界六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设立了二百一十所孔子学府，以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与此同时，二○○七年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中，百分之二十九的条目都与中国事务有关。

外国人纷纷惊呼：“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大跃进！”

GDP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一项最伟大发明”。在中国，这一发明一度被地方领导上升到了拜物教的程度。但以二○○三年的SARS为转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被中央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GDP情结开始淡化。

二○○六年八月，一条很容易让人忽视的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将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十省市纳入首批绿色GDP试点。以此为起点，中国将尝试把衡量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并以此指标来衡量、指导经济发展。

舆论认为，这是中国迈向绿色发展的积极信号。

中国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与奋斗目标是异常清晰的：到二○二○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或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历经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东部已迅速崛起三大城市群落：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大的引擎。

完全可以预言：中国东部沿海线上很快还会有旅顺大连、山东半岛和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三个新的城市群崛起；中国中部和西部，估计还会形成九个城市群——如此一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上半叶，将会有十五个城市群犹如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于神州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毋庸置疑，这正是十三亿亿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梦”——“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伟业！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将会撼动世界的。

显然，世界已在倾听巨人前行的步伐……

回望千年，回望百年——

滔滔黄河可以作证……

滔滔长江可以作证……

滔滔珠江可以作证……

历史如此厚爱。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中觉醒，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奋进，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之路！

2008年6月5日—6月23日

第四稿于北京、深圳

海南：中国大特区

公元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办大特区。

追溯历史，从清代的张之洞、岑春煊，到孙中山、徐成章、陈策、冯白驹都曾力主海南设省。然而，海南省在祖国母体历经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孕育……

序

当历史赋予她一次机遇，犹如奏响一部辉煌的交响诗——长歌浩叹，空谷和鸣，千回百转，韵律悠长。

她象征一种信念，塑造一种风格，诠释一种启迪，揭示一种全新的生命意识。

无论对于海南，对于中国，对于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变革运动，都将是一次壮行，一次关于政治学、经济学、未来学意义的探索。

机遇与挑战——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南中国的这一方热土……

第一集荒岛梦圆

海风吹拂2000年。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潮起潮落，世纪更迭，孕育出了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个阳光岛——她地处中国的最南端，既被大海拥抱，又被太阳拥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阳光明媚，海韵椰风，槟榔树、油棕树、椰子树尽情地展示着南国风姿，岁岁年年花果飘香。

这是一个神秘岛——她作为中国的第二大岛而孤悬海上，汉、黎、苗、回、壮等多民族聚居于此，竹楼掩映，村寨错落，世世代代刀耕火种的农民和摇橹拖网的渔民，经年地在这块岛屿上编织成一幅安宁、祥和、封闭及与世无争的田园风景线。

被称作“天之涯，海之角”的荒芜僻远的海南——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烟尘中笼罩上了一层迷雾似的纱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南因一场“汽车风波”而声名远播，震惊海内外——一夜之间成为东方的底特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不生产汽车的“汽车城”。

显然，这既是一次非市场行为的不规范的经济演习，又表述了海南人急切与现代生活接轨的浮躁心态。

这是海南当代开发史上的第一波潮汐，一声沉重的叹息。

海南在翘首企盼——企盼一个历史性的契机！

社会运动的轨迹表明：历史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寻找其突破口。

北京。中南海里。一双饱经风霜、睿智的眼睛正越过历史的峰岚，运筹谋划着中国改革开放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

1984年2月24日，刚刚视察完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风尘仆仆返回共和国首都的邓小平，欣喜地对同事们指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又明确表示：“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进而说道：“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这是一个新鲜的信号。

这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这是总设计师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

海南——作为中国最大、最开放的经济特区和最小、最年轻的省份，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已经推进到第十个年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先行改革的四个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沿海十四城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相继对外开放，从而形成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从沿海至内陆多侧面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基础上，中央决策高层作出的新举措。

海南大特区的构建必须要有高起点和大思路，必须闯出新路子和新模式——概而言之，要用大手笔做大文章。

历史在一瞬间将海南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无疑驱动了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

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组建，一开始就实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框架，在全国省一级行政机构改革方面先行一步。

依据精干、高效、优化、勤政、廉洁的原则，海南省最高行政当局毫不犹豫向自己举起了“手术刀”，大刀阔斧地进行精兵拆庙，裁减冗员，省政府机构由过去行政区的67个部局委办，缩减为27个厅；同时施行省对市、县直接管理，原行政区十几个专业管理局和行政性公司，一律改为经济实体性企业。

目前，海南省政府机构与同类省区相比较，机构少三分之二，人员少30%。

海南省机构改革的第二步目标，是全面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通过实行“税利分流”新财税体制，扩大市县和企业生产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减少对企业及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切实做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加强宏观调控。

本着“微观放权、宏观管好”的方针，海南省政府主动有序地将进出口权、企业审批权、项目审批权、土地审批权、人员进出境审批权、物价管理权等权限下放给县市，同时把劳动人事、工资分配、投资决策、产品定价和进出口经营权真正落实给企业。

1993年4月，海南省政府依据国际惯例，又进一步出台“落地登记”制度，将长期沿用不变的企业审批登记制改为直接登记制：除申办金融、保险业等24种企业仍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外，其他企业一律直接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新制度简化了申办手续，放宽了企业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打破了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登记和经济条件的界限，堵塞了企业申办报批过程中“权钱交易”的漏洞。新制度出台不到三个月，海南新增企业达5000多家。

与上述改革措施配套进行的，是大力推进法制建设。

海南省根据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授予的立法权限，以经济立法为重点，建立起一整套法律体系，逐步形成民主、科学、严密的社会制衡机制。

——为促进土地开发建设和资源保护，颁布了《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海南省水资源管理办法》、《海南省外商投资开发矿产资源的规定》等。

——为鼓励和吸引海内外客商前来投资办实业，颁布了《海南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海南省关于华侨港澳台投资捐赠奖励办法》等。

——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良性循环，颁布了《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等。

——海南特区基本条例、特别关税区条例、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办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条例等法规相继出台。

海南建省以来，已先后颁布地方性法规22项以及143项行政规章条例。

法制之剑成为海南改革之船扬帆破浪的守护神！

大特区必须造成一种激励竞争的大环境。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则是激励竞争机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显然，无论在海南，在中国，这都是一项开创性的试验。

海南作为全国社会保障制度综合改革的试点省，职工养老、工伤、待业和医疗等四项社会保险制度，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海南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为以全员劳动合同制为重点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既促进了职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也使各类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行平等竞争成为现实。

海南办大特区，既定的方针是“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这首先有赖于人才济济，万商汇集，高朋满座，宾客如云。

海之博大在于集纳百川。海南的襟怀是宽广的，她广招天下贤能，延揽八面来风。

1988年，对于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作家、时装模特、演员、歌星、企业家……无疑是一次人生机遇的大抉择。他（她）们从黄土高坡、长城脚下、大江南北不约而同地汇集成滚滚“人才潮”，向南，向南，跨海踏浪，奔赴阳光地带，奔赴心目中梦幻般的天涯海角，奔赴中国改革开放的“自由岛”。“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这幢坐落在海封路上的两层楼房，曾经牵动多少年轻人的心。

今天，当我们饶有兴趣地重新翻阅这一沓沓人才登记表格时，依然能想象出发生在本世纪中国这场最恢宏的“人才迁徙运动”的壮阔场景。

轰轰烈烈、汹涌澎湃的“人才潮”已悄然退去，尘埃落定，历经了淬火、冲撞、磨砺以及“几乎被扒掉一层皮”的年轻的“闯海”者、“寻梦”者，他（她）们的境遇又如何呢？“打工妹”自办公司成了总经理的并不罕见……

小科员在国营大厂、政府经济部门挑大梁的不乏其人……

毋庸讳言，也有溺水者、遁逃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海南已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

显而易见，海南的改革伟业急需大量人才。海南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又给予人才空前的机遇，为人才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聪明才智的社会大舞台！

一个区域经济要实现超常规发展，其潜在实力在于教育、科技和文化。

海南省决策者们的目光是远大的，他们在不拘一格引入大量人才的同时，倾全力抓教育、科技、文化等至关重要的人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海南建省以来，教育经费总投入平均每年以14.2%的速度增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19%以上。教师队伍不断充实，素质迅速提高。全省现有普通高校5所，中专和技工学校36所，中学482所，农业、职业中学44所，电大5所，成人中等专科学校31所，初步形成层次齐全、内部结构趋向合理的教育体系。

海南将“科技兴琼”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放宽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使科研步入“研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轨道，并大力扶持民办科技机构的发展。建省以来，已取得各类科技成果1012项，其中258项获国家级和部级奖励，推广新技术、新品种615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近20个百分点。

翻开一部卷帙浩繁的海南编年史，自唐宋以来，她曾接纳过大政治家李德裕、大文学家苏东坡、抗金民族英雄李纲等历朝历代遭贬谪的忠臣义士，同时也接纳了由黄河文明孕育的中原文化；而僻远与闭锁的地理位置，又使海南文化长期处于蒙昧和神奥之中。

大特区造成的大改革、大开放格局，很快迎来文化大繁荣景象。海南省现已拥有5家电台、电视台，广播和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60%和83%。彩电中心、展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相映成趣，组成一种独特的大特区文化景观。

1990年7月8日，海南泛安爱乐乐团首次交响音乐会在海口市金棕榈文化城隆重推出——这对于胡彬（海南省广播电台记者）和马剑平（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等年轻人来说，不啻为人生的一次盛大节日——是他们以民办的形式在一片酒吧、歌舞厅、卡拉OK厅的流行曲声中，第一次让高贵的缪斯女神降临海岛。

1992年4月3日至8日，盛况空前的首届海南国际椰子节在海口、通什、三亚、文昌、万宁等五个市、县同时举办，以“友城联谊”、“民族欢歌”、“侨情乡音”、“温泉灯会”、“天涯之旅”等主题晚会组成的节庆活动，令亚、非、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饱览了海南大特区风采。

不同地域文化的移动与融汇，其本质是一种文明的推动力！

海南大特区所全力推进的大改革、大开放，其根本和核心是建立市场经济运作体系。

海南大特区不断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其唯一的取向是加速新旧体制的转换。

海南——这一片曾沉睡千年尚无经历工业文明洗礼的处女地，在方兴未艾的全部社会变革进程中，最令人惊叹和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当首推人的观念的变革——新思想、新意识、新观念正在这块新移民区不断迸射出绚丽夺目的火花！

第二集中国热土

如果说，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世界的眼睛里，中国革故鼎新的改革壮举一直搅得舆论圈沸沸扬扬，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话题；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南大特区的迅速崛起，则成了中国视线的聚焦点。

在海南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风和空气都飘散着“大改革，大开放”的气息。

一部世界经济发展史告知人们：当西方权威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向人类阐述“市场经济”这一新概念时，“市场”的魔力便借助于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这两只翅膀，很快席卷了整个欧洲、北美大陆。

商品经济首先依托于市场。

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的疏通、扩展和完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快车”，正是循着“市场轨道”高速奔驰的。

海南大特区既然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深知肩负着“披荆斩棘，投石问路”的重任。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示：“海南省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

大特区理应积极、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超前试验。

1988年，海南省率先提出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路向：“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依靠市场机制，实行市场调节……由过去半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

犹如登上一座高峰，眼前豁然开阔——海南大特区的经济杠杆寻找到了力的支撑点！

改革是一种开拓，一种冲刺，机遇与风险并存。

海南省政府将人们谈虎色变、十分棘手、视为畏途的“价格改革”选作突破口，足见其决策者的大智大勇大气魄。

——在三年时间内稳妥地走完“提高粮食购销定价”和“压销平价口粮供应指标”这两步棋后，从1991年5月1日开始，在全国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放开城镇居民口粮价格，并促使90%以上的生活资料价格进入市场调节。粮价改革的分步推进，没有引发社会动荡情绪，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

——对国家计划分配尚处于双轨制价格状态的钢材、水泥、重油、铜、铝、锌、锡、硫酸、烧碱、纯碱、橡胶、焦炭、生铁、铜材、铝材（除成品油、煤炭、化肥建立专营市场外）等主要生产资料，从1992年6月开始，全面放开经营，实行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并轨，市场调节的总量占到72.8%。

物价“闯关”成功，双轨制并成单轨制后，价格真正反映价值，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市场流通体系顺畅，企业得以实行公开、公平竞争——可谓之“一着妙棋，满盘皆活”！

海南省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既大刀阔斧又步步为营，犹如推土机似的顽强掘进。

从1990年开始，海南省政府决定将加快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全省的市场组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开发。

——广泛动员社会筹措资金，鼓励多方兴办各类市场，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土地转让、项目选择、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综合补偿。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原则，因地制宜建立各类综合性、专业性市场；有条件的地区和口岸则创办规范化的，进行省区间、国际间规模交易的期货市场、批发市场。

——加快发展证券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等中介组织。

——有计划、有步骤地拓展一批与物流、人流相适应的仓储设备和运输网络。

——全面改革流通体制，对国营商业、物资、外贸企业实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政策；以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起多渠道、少环节的新批发体系；鼓励发展工商、工贸、农工商、农工贸等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体，组织商品、物资的配送、加工、出口、信息服务；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流通企业集团。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海南省先后开发和培育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粮食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类市场成网状布局，市场体系初具规模，市场机制日趋完善。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尤其是转换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是摆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领导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颇具难度的课题。

由于传统的惰性力量和旧体制的制约，国营企业的改革一直举步维艰、成效甚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海南省政府在继续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风险抵押承包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进一步激活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基础上，1991年3月开始，又从企业经营体制入手，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股份制试点改革。

海南的企业股份制试点，始终严格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并将股份制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在管理方面，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对内部职工股股权证进行集中办理、集中托管的规范化办法。

截至1993年9月，全省共有96家企业步入规范化股份公司行列。其中从事旅游与成片开发的31家，从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26家，从事机场、公路、电厂和重点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的9家，从事市场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3家。

股份制改革大大促进了海南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的发展，使企业市场经济意识增强，经营机制更为灵活，经济实力迅速增加，经济效益显著增长。

海南大特区有别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一个突出点是：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0%以上，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达2000万亩之多。

这既是造成海南“基础差、底子薄”的客观现实，又是海南所具有的潜在优势：现代农业开发前景广阔。

如何使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呢？

1990年初，海南省政府即确立了“改革农业开发体制，实行农业成片开发、综合开发，走工业型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并于同年8月创办起全国第一个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

占地500万亩的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分布在海口市、儋县、琼山县、东方县、乐东县、琼县等八个县（市）的十二个开发片内。为充分利用丰富的土地、光热、海洋、森林和热带作物资源，试验区分别设有种植区、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涉农商贸区和农业高科技区。

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在贸易、税收、金融、土地、人才、综合补偿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特殊优惠政策；试验区实行“公司+农民”的组织形式，把个体农民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来；同时，试验区以开发外向型、创汇型和开放型农业为先导，实现了高投入、高科技、高效益发展。

目前，海南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已兴建开发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达20亿元，初步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新格局，为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了新经验！

1992年新年伊始，中国大地和中国人的心灵都同时感受到了春天的问候，春风鼓荡，春意融融——更加威武雄壮的新一轮改革大戏拉开了帷幕。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涌动着开放改革的热潮。

海南大特区靠什么继续保持吸引投资和超前发展的地位呢？

海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提出不靠政策靠体制领先的社会发展战略，将改革之剑直指多年来尚无彻底冲决、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的旧体制的防护墙。

海口市在全国率先取消税务专管员管户制度。由过去税务专管员包办企业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和税款入库制，改为计算机征税和税务代理制度，实行税收、银行一体化服务，同时设立税务法庭，强化税收稽查——无疑是一项强有力的重大改革举措。

此项改革彻底摆脱了旧模式的框框，走出了一条符合国际惯例的新路子，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税收征管秩序，增强了企业依法纳税意识，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同时，堵住了某些税务执法人员徇私舞弊、随意减免税款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的漏洞，税务机关得以依法治税，廉政建设真正实现了从治标到治本的根本性转变。

现在，每月一到纳税日，海口市各征税窗口和银行专柜前络绎不绝的纳税人便自觉地排起了长队。仅1993年上半年该市工商税收即达到7.047亿元。

实行大改革，其本质是全面改革，关键要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大胆进行创新。

海南省针对旧体制弊端相继推出一系列改革新措施。

——改革投资体制，将基础设施项目视为经营主体，对三亚凤凰机场、东线高速公路、南山电厂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让业主向社会定向募集股本金，使资金短缺的矛盾在新体制推动下迎刃而解。

——一律取消对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断其后路，促使企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改经理、厂长委任制为公开招聘制，人事组织部门公开登报向全社会招聘大型企业领导人，通过自荐、举荐、考核、答辩、竞选等一系列民主程序，择优选贤任能。

——出口配额实行招标分配；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让企业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逐步形成一种“社会公平”氛围。

——推行国有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试点，借以疏通国有资产存量流通渠道。

——变计划工作为轨道管理，以产业政策来规范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

1992年，海南省国民生产总值达140.8亿元，比建省前的1987年增长74.8%，年均递增11.8%，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全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935元上升到2113元，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显而易见，海南大特区敢为天下先，在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方面大胆探索，锐意革新，好戏连台，初步形成了各项要素市场发育良好的市场框架，变政策优势为体制优势，促使海南的经济建设列车迅速驶上了“快车道”。

南海扬波，惊涛拍岸。

一个新海南，犹如喷薄而出之红日，正跃升于广阔的东方地平线上……

第三集大洋风涛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预言：当历史叩开21世纪的大门，国际市场的中心将越过滚滚的大洋波涛东移，环太平洋地区将创造出速度惊人的经济奇迹。

亚太经济圈的崛起和发达，无疑是人类未来史上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

海南——处于西太平洋环形经济带的中心，愈来愈成为全球注目的热点地区。

海南——将以怎样的身姿走进国际大分工、国际大竞争、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世界大舞台呢？

海南从办大特区一开始，即以“自由岛”的战略格局，来构思和设计她的今天与明天的。

环岛1528公里悠长的海岸线，其连缀的是一片蔚蓝色的梦——大海雄沉，浩浩淼淼，海南将从这里起航，在拓海贸易的风浪中吸吮现代文明的琼浆。

因之，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出发点：抓好港区建设敞开黄金口岸，成为推开门户、推动往来的首要之举。

目前，海南已构成北有海口港，南有三亚港，西有八所、洋浦、马村港，东有清澜、乌场港“四方七港”之格局；拥有各类泊位码头70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10个，港口年吞吐量达到1170万吨；全省已有船舶运力38万吨；除与国内各大港口通航外，开辟有国际航线69条，同2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和贸易运输往来。

经济生活国际化是“第三次浪潮”创造的文明成果。

空中航运则是一个地域参与世界区域化、集团化经济竞争的重要标志之一。

扩建后的海口机场已升格为中国十大航空港之一，空中航线由5条增至38条，每周定期航班达124个班次，从海口可直飞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周边地区和国家；兴建中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客运能力第一期为每年150万人次，终期目标则为每年1600万人次，可起降当今世界上最大型波音747-400型客机。

显然，由海运和空运组成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将长期孤悬海上的海南岛，同中国内地及世界连成了一体。

海南本岛内的公路建设成就卓然。

全省公路形成“三纵四横”的网状体系，通车里程达到1.3万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每平方38公里，通车密度跃为全国之冠；全长268.25公里、总投资达10.56亿元的环岛东线半幅高速公路已部分建成通车，全线将于1994年正式投入运营。

铁路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海南现有铁路238公里；贯穿海口市、洋浦港和石碌矿区的西环线铁路工程正在全力掘进之中；与大陆铁路联网，由海南西环铁路、琼州海峡火车轮渡、广东遂（溪）海（安）铁路三大项目构成的陆岛铁路通道工程，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已进入实施兴建阶段，计划于1994年竣工。

陆海空运输渠道的进一步拓宽，使整个海南经济流动了起来。

信息社会将时间和空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浓缩。

一个通讯基础设施落后而闭塞的区域，是无权问鼎现代经济运作的大舞台的。

海南建省后投入5亿元巨资，全省通讯设施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海口市无线电话寻呼系统及三亚、洋浦卫星通讯地面站均已建成；全省市话装机容量从2.55万门急增至10.98万门；全省长话线路达到1817条；19个县、市电话均实现自拨自通，其中海口、三亚等11个县、市进入全国电话自动网，可与全国1100多个城市及世界195个国家和地区直拨通话——海南无异于建造起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能源开发颇见成效。全省电力装机容量已达80.6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20亿千瓦小时，电网覆盖全省19个市、县99%的乡镇，成为全国第二个电力富余的省份；正在兴建的装机容量24万千瓦、灌溉农田100万亩的大广坝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及发电能力45万千瓦的洋浦电厂，主体基础工程已经完成。

海南建省以来，基本建设总投入达121.16亿元，昔日蛮荒与沉寂的历史永远翻过去了，海南已具备大规模吸引海内外投资开发的良好环境。

大改革、大开放，必然带来大开发、大建设。

海南大特区始终坚持以改革探路，靠开放起家，闯出了一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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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声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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