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1卷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兴无、王彬彬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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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第1卷1)试读：

学术顾问 周勋初　董　健

主　编 徐兴无　王彬彬

副主编 苗怀明　汪正龙　董　晓（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　委

丁　帆　王彬彬　巩本栋　刘　俊

许　结　肖锦龙　吴　俊　汪正龙

沈卫威　张伯伟　苗怀明　金鑫荣

赵宪章　胡星亮　高小康　莫砺锋

徐兴无　董　晓

执行编委 苗怀明目录

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

从迦尔洵到阿尔志跋绥夫

政治小说的语言策略——以Looking Backward的四个汉译文本为中心

中国世华文学研究之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台湾文学研究为重点

在大同诗学与地方知识之间

北美华文文学双璧：郭松棻、李渝合论

从戴思杰的创作看当代法国华人文学

论语言生象与视觉透视

作为空间叙事的战争艺术

汉赋“持论”说

汉末士人群体分流与“三曹”建安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兼对曹植“辞赋小道”说这一学术公案的新思考

龙朔诗坛“影带”“假对”辨析

毛文锡生平述略：五代前蜀动荡政治局势的个案考察

卧游虽乐终余憾——从赤壁赋图题诗谈题山水画诗的局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的关系

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

历史的理性书写：晚清后中国文学的史学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沉浮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以上海某高校本科生为例

1925年至1930年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演变

抗战时期散文自由精神论纲

从存在心理学看汪曾祺小说的心理治疗性价值

沉默者的言说——论高行健戏剧中“沉默的人”

出版说明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持人语吴俊

不久前，南京大学与全国台联、台湾新地文学社联合主办了“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会议上最集中的议题就是华文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学。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世界文学如何进入或融入华文文学（或中国文学）。与此相关，一般的区域文学、少数族群文学等，如何调适与所谓世界文学的关系，也是会议谈论的热点——比如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非常关注有过殖民地历史的文学在今天应该获得怎样的地位确认。对中国学者而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似乎释放了一些此前有关“走向世界”的焦虑或自卑。好像诺奖成为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其实就在百多年前，林琴南已经非常智慧，也是自信地回答了中国本土文学与外国（西洋）文学的关系。在西风东渐的大势之下，林译小说第一次将外国文学或者说就是世界文学整体规模地引入到中国，在中国第一次确立了世界文学的整体观。但林琴南又是如何评价外国文学的呢？他说，外国文学之所以好，是因为契合了《左传》、《史记》之类中国文章的精神；换言之，大凡好的文学，都有其相通的精神，并不管古今中外。林氏此论显见得要比一般的启蒙论者高明一点。更重要的是，林氏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不断融通和建构的真相——并不存在高高在上、固定的、外在于中国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由“世界”共同建构的，世界文学是不断融通和发展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关键在于我们的主观视野和实际姿态。百多年前被视作保守派的林琴南很是自信，一举译出了百多部外国名作，倒是后来的激进革命者有不少反而生出了自卑心理。如今，如何调适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仍成为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等不同利益方纠结的问题。在此我们想通过这样一次会议和相关联的研究论文，再次显示一种有关世界文学的姿态：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不管是华文文学融入世界，还是世界文学融入华文世界或中国，不管是国别文学还是区域文学，世界的文学就是这样发生了联系，世界文学就是这样构成的。当然，我们最希望、最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从迦尔洵到阿尔志跋绥夫(1)孙郁

内容提要：俄国文学滋养了鲁迅，鲁迅的作品亦与之发生呼应和共鸣。尤其在北京时期，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之于鲁迅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在迦尔洵身上，鲁迅习得了呈现内心、表现自我、书写个体生命的技艺；在安德莱夫身上，鲁迅发掘了个体与世界间的紧张对立，发现了他对内心世界、精神暗区的展示与描述；在阿尔志跋绥夫身上，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自身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困顿。鲁迅把这些域外的元素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这些启示影响鲁迅多年，而鲁迅后期的诸多认识和选择也与之密切相关。

关键词：鲁迅；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一

在早期的翻译生涯里，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对鲁迅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域外小说集》就有迦尔洵、安德莱夫的作品。直到许多年后，谈到俄国小说，鲁迅对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北京时期，鲁迅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又延伸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细读他们的小说，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俄国文学的重要作品，在鲁迅留学时期的日本是有一些译本的。但何以选择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这有鲁迅的寄托在。此后的翻译，在人的选择上，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不是依据名头，而是看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的空白的填补，这个考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文学梦的开始。所选择的作家，在鲁迅看来都是中土最稀缺的。鲁迅后来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

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

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

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

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2)

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他们的梦并不久就被现实击碎了。因了审美的超前和语言的古奥，读者几乎没有反应。这是很大的打击。出师不利并未改变自己的审美爱好，一方面对自己所译的作家的作品是心服口服的，一方面也开始调整自己文学路的方向。他们不求闻达，只是不断借着域外文学，刺激自己的精神觉态，这对周氏兄弟是重要的。

日本经验里，似乎没有比俄国文学的元素更让周氏兄弟动情的东西，即便有一点，也是可以称道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的时候，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候，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屠格涅夫的(3)书在知识界颇受欢迎。他们那时候关注俄国的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是自然的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研究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时候，发现了那时候的日本最好的作家和鲁迅一样，共同把目光投射到俄国文学之中。而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关注俄国，与欣赏民粹主义传统大有(4)关系。从相关的资料里，能够窥见俄国文化的影响力，在革命倾向的读书人的延续。

按照藤井省三的理解，日俄战争对日本的现代知识界的影响甚巨，其间对鲁迅的辐射力也不可小视。这个看法是对的。俄国的挫折与中国的挫折几乎相近。而那时候俄国关于战争的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似乎也能解释俄国人内心的问题。鲁迅是否意识到夏目漱石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如果他发现了日本作家对俄国文学的推崇的态度，那么连带对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失败的记忆，俄国人对他的吸引力要超过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留日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从他后来的言谈里都可以知道一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说得明白，《域外小说集》是倾向于俄国传统的：《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

波兰一人三篇，波斯尼亚人一人二篇，芬兰人一人一篇。从这上

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

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莱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

迦尔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豫才不

知何故深好安特莱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

书耳。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介绍得早且亦

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

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5)

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

吸引周氏兄弟的是俄国人的忧郁与写实的精神。俄国文学呈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而是在不完美里的搏击与突围。在周氏兄弟的经验里，那时候的中国与留学生队伍，其实也正在一种混乱之中。可是对这的乱象能够清醒地认识者，不是很多。俄国文学以智者的怪异而丰富了人对自己的认识，那种快感里的聪慧所散出的爱欲的光，抚慰着一切受难者。鲁迅其实内心也意识到，自己的同胞，也在这一苦海里，把清醒的目光扫描到的人间真相告知国人，没有什么比其更重要的了。

而俄国呈现的不都是镜子里的幻象，真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思想的流动。心灵的苦难与企盼以缠绕的方式纠葛着一切。不是觉醒的人，可以做到此点么？大约是难的。同样是落后的国度，俄国却有着悲悯者的歌哭在，而中国的文人却在睡着，对比起来，岂不可叹也夫？鲁迅大概觉得，心的觉醒，真的该到来了。中国人要走的路，是与此相近的吧。二《域外小说集》闪光的俄国作家的名字是迦尔洵与安德莱夫无疑。他们作品的幽深与奇异，连译者也惊讶不已。鲁迅在《著者事略》中专门介绍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谈到迦尔洵时说：迦尔洵与托尔斯泰同里，甚被感化。俄土之战，自投军中，

冀分受人世痛苦，写此情者，有小说曰《懦夫》。后负伤归，记

其阅历，成《四日》等篇，为俄国非战文学中名作。迦尔洵悲世

甚深，因成心疾，八十八年忽自投阁，遂死。晚年著作，多记其

悲观，尤极哀恻，《邂逅》其一也。所设人物，皆平凡困顿，多

过失而不违人情，故愈益可悯。文体以记事与二人自叙相间，尽(6)

其委屈，中国小说所未有也。

对迦尔洵的评价，一直是高的，乃至被别人所不解。1920年，谈及迦尔洵的时候，鲁迅又说：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

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

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7)

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或许可以说，这是鲁迅对小说艺术领会的一个逻辑起点。迦尔洵的作品不都是生活的陈述，而是内心的一种呈现。他的许多作品是战争的主题，可是却是战争的反对者，或者说是一个托尔斯泰的拥护者。但他缺少托尔斯泰那样的气象，没有汪洋恣肆的翻腾摇滚，只是个体生命的独语和漫步。他的作品以局部和细小著称，往往是人发自内心的描述，把善恶问题和生死问题，诗意地表示出来。鲁迅所译《四日》，就是战争中负伤者复杂心绪的缭绕，读了一唱三叹，有力量的撞击。后来鲁迅小说写人的心理，迦尔洵的因素是不自觉地走进来的，已溶化其间了。《四日》是战争的负伤者的回忆，大脑在受到重创后的碎片般的光泽闪现着。一面是残酷的战场的硝烟，一面是友善的内心的自责。人在战场几乎死去的时候，面对死亡和血迹，主人公的呻吟写满了对战争的怨怼和无奈。人杀人是一种罪过，但在战场上谁能够保证不去杀人呢？主人公在绝境里的诸多恐惧、不安的神思的流转，是弱者的强大精神的闪耀。这些对那些失败者而言，都有着内发的力量。

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喜欢迦尔洵的原因许多，其实重要的一点是，借着小说，表达一种世态和价值观。小说是思想的载体。但这个载体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及陈天华《狮子吼》是不同的，那完全是个体生命的感觉，而非“群”的感觉。以个性的方式对抗“群”的狂欢和无知，对鲁迅来说恰是重要的方面。这也和尼采的精神不违，歙合的地方也是有的。

在《懦夫》中，迦尔洵以胆小的小人物内心的活动，写出对战争的恐惧。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人们没有藏身之所，反战的人也被迫加入战争的行列。小说写到社会的气氛里弥漫着无所不在的紧张、无望。战场上的死灭、凶残如何一步步逼入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写那些无奈者的心绪真的漂亮极了。一是把自己的价值观表达出来，二是极为感性，没有一点伪善的痕迹。那些意识的流水，在诗意的直觉里闪耀着无限的光芒。鲁迅在小说里借鉴了《懦夫》和《四日》的手法，《狂人日记》《长明灯》都使我们想起迦尔洵的笔意来。

迦尔洵对鲁迅的参照，是留下痕迹的。对比鲁迅《在酒楼上》与迦尔洵《邂逅》，在理路是接近的。鲁迅从迦尔洵小说的人物设计和结构方式获得灵感，遂有了“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在酒楼上》的人物也是邂逅，两个老友相逢的对白。《邂逅》写两位大学同学在海边的重逢，一个是中学教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一个是工程师库德里亚绍夫。前者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后者却以欺骗的方式获得资产和荣耀。小说后来在库德里亚绍夫的家里的餐厅展开对话，两人的聊天充满了对立和不安。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虽然寒酸，却保留了一种良知在。他对自己的同学的谴责，有着一种道德的力量。这和托尔斯泰的观点极为吻合。迦尔洵面临的是俄国社会的道德问题，青年如何进步，靠什么进入社会的舞台，看法是有别的。但迦尔洵坚持的是一种信念和爱的精神。鲁迅的《在酒楼上》也是同学间对话，但通篇却是压抑的。无路可走，是鲁迅的笔下人物的命运，因为他们都不想堕落。可是迦尔洵却写了两类人物，明暗对比是强烈的。鲁迅不喜欢道德说教，以为那是无力的表达。中国的道德说教已经上千年了，可是有收获么？在这里，他是按照自己的心得进入问题的，于是显得比迦尔洵更为低沉和痛楚，那是只有在东方专制体制下的人才有的感受，鲁迅借着俄国的意象，转化成中国的故事，讲的是自己内心要讲的故事。

后来重译迦尔洵的作品的翻译家马加先生，专门谈及迦尔洵的特点：“迦尔洵作品的主人公，就其志趣与见解来说，往往是迦尔洵自(8)己或者带有迦尔洵气质的人。”这或许显得单一，但透彻、深入，有穿透的力量在。其实鲁迅的小说里，有着自己气质的人物，何尝没有呢？只是他有着与迦尔洵完全不同的背景，则文体的内在之力略有差异而已。迦尔洵的神经质的语言片断，是人的内在宇宙的一种探视，也因了这种非常规的思维，就把人的主观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联系起来，有了异样的色彩。人性的解释，是与心理的拷问联系的。中国文化所缺者，鲁迅在迦尔洵这类作家身上找到了。

许多年后，鲁迅专门翻译了日本学者研究迦尔洵的文章《人性的天才——迦尔洵》。那时候他已经左转了，但还念念不忘这位俄国的老师。他从其作品里得到的启发，是刻骨的。有思想而有不被思想所累，能够从更广阔的世界感知人间的隐秘，且坚守自己的信念，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已经有了寻路的目标时，他还驻足于迦尔洵，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三

在最初接触的俄国作家中，安德莱夫对鲁迅的印象最深。其作品都很抑郁，压抑的成分多于平常的一面。是精神的多层的打量，心理学层面的存在颇多。鲁迅自称自己是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的，许多研究者在鲁迅的那里看到了内在的联系。藤井省三在《俄罗斯之影》里对鲁迅、夏目漱石如何共同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曾做过精彩的描述。赵京华在介绍这个话题时，把鲁迅与安德莱夫的关系也解释得颇为深刻：伴随着日本现代文学在1890年代前后对个人主题“内面世

界”的发现，1900年代安德烈夫文学开始作为表现“内面”孤

独的最新方法介绍到日本来，而在“大逆事件”（1900年）前后

人们甚至将其作为“抵抗的文学”来阅读。安德烈夫文学所描绘

的不安和恐怖心理，色彩浓烈地反映出第一革命前后俄国知识分

子的精神混乱。如果从思想结构上阐释清楚夏目漱石和鲁迅对安

德烈夫的接受过程，那将引导我们深入理解日俄战争之后深陷革(9)

命与反革命漩涡之中的东洋封闭窒息的时代之精神状况。

藤井省三的看法提供了我们认识鲁迅与安德莱夫的视角。夏目漱石的一些作品在心理分析方面确有安德莱夫的痕迹，鲁迅在阅读其作品时是否感受这一点，还值得探讨，但在夏目漱石与安德莱夫之间，后者对鲁迅的印象更深。鲁迅在谈及安德莱夫的时候就说：安特来夫幼苦学，卒业为律师，一八九八年始作《默》，为

世所知，遂专心于文章。其著作多属象征，表示人生全体，不限

于一隅，《戏剧》《人之一生》可为代表。长篇小说有《赤笑》，

记一九○四年日俄战争事，虽未身历战阵，而凭借神思，写战争

惨苦，暗示之力，较明言者尤大。又有《七死囚记》，则反对死

刑之书，呈托尔斯泰者也。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昭明，唯凭

读者之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今以私意推之，《谩》述狂人心情，自疑至杀，殆极微妙，若其谓人生为大谩，

则或著者当时之意，未可知也。《默》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

与神秘教派所言略同，或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而可怖亦尤(10)

甚也。

在《域外小说集》里，安德莱夫的《谩》《默》给人的印象尤深。鲁迅用文言的方式试图还原俄国人惊恐的意绪，其笔法是深入骨髓的。《谩》启发了鲁迅心理小说的写作，《狂人日记》里未尝没有它的影子。一个分裂者的无序的独白，真的让人悸动，在分裂的思绪里，精神多维的存在被一一描绘出来。《默》写牧师家庭的悲剧，两代之间的隔膜，人陷在苦难的大泽里，一切都被悲伤笼罩着。当牧师在墓园里与死去的女儿对白的时候，心情与死灭的存在，如夜空般沉静辽远。鲁迅后来在《药》里写夏瑜的死，亲人的到墓地的追悼，用的就是安德莱夫的笔法。他从那死后的祭奠里，学到了灵魂的对话。

1921年，鲁迅译了安德莱夫的《黯淡的烟霭里》《书籍》，译笔和文言文的时期颇为不同，惆怅的调子更浓了。在早期翻译的安德莱夫的作品中，古奥的句子不太易传达忧伤的音律。而在白话翻译里，安德莱夫式的忧郁再现了出来。《黯淡的烟霭里》是安德莱夫作品的艰涩的裸露。小说写一个离家出走七年的青年尼古拉忽然返回家中，他与亲人格格不入，世俗的一切都和其隔膜无关。他的古怪的性格使亲人感到恐惧，除了血缘的关系，再没有其他的精神的联系了。尼古拉最后再一次出走，消失在烟霭里。那个孤独的身影，和亲人对视时的冷然的目光，都是不可思议的外来之电的闪动。父子之间的无法沟通，日常里的快慰的气息和自己似乎无关。在圣诞到来之际，人们沉浸在快慰里的时候，他依然是沉郁的样子，精神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最后离家时与仆人的对视尤为生动，是人性的陌生化的写真。这在仆人和亲人看来，都是可怕的选择，乃离经叛道之举。安德莱夫在处理这一话题时的寂寞的苦楚，是满溢纸面的。

这让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尼采式的不安与决然也是有的。这个主题对鲁迅的知识分子话题的写作都有辐射，我们想起《孤独者》里的不被人理解的悲哀，在安德莱夫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源头。安德莱夫把个性主义者与大众的对立，以家庭话题的方式呈现出来，鲁迅是受益很深的。他由此也开始思考独异者与庸众之间的紧张对立，思考寂寞的独行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径。而且重要的是，安德莱夫以印象的、隐喻的方式，达成了这样一个主题，在艺术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在译过《黯淡的烟霭里》之后，鲁迅写道：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

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

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之差，而现

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

不失其现实性的。这一篇《黯淡的烟霭里》是一九○○年作。克罗绥克说，“这

篇的主人公大约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说，在俄国的检查

上是不许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许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

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11)

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显然，这说出了鲁迅心仪之所。他翻译此篇，其实就是要流布安德莱夫的艺术灵光，刺激中国沉默的文坛。鲁迅以为，好的作家，除了现实性的因素外，不失艺术陌生化的表达，则高矣贵矣，岂是常人可及？四

1924年，在青年学生李霁野那里，他读到了安德莱夫的话剧《往星空》，他颇为兴奋，竟自己出钱把这本译著出版了。鲁迅致许钦文信里附有对安德莱夫的评价：“全然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大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12)观）。”

安德莱夫的剧本引起了鲁迅的好奇。他对于剧本的概括很能显示作为小说家的敏感，那印象的描述是鲜活的：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

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

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

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去？但是，

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

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

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漫的”“情感”的境界里的。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

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

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但其子的(13)

未婚妻却不能懂得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

安德莱夫所涉猎的其实就是象牙塔与民间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往星空》的主题恰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在精神上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它的出版，对于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是引起思考的著作。不过，鲁迅和李霁野未必知道，安德莱夫的作品是受到苏联革命作家的批评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多少含有消极的因素，灰暗总要高于亮色，精神的太阳迟迟不能升起。高尔基看到他的一些作品时，有些不安，在阅读了其小说《黑暗》和《七个绞刑犯》时，就批评说：黑暗的主人公无疑是低能儿，此人意志薄弱，一番怪论就可

以把他打倒。《七个绞刑犯》中的革命家对于他们为之而上绞刑

的大事毫不感兴趣，在整篇小说里，这些革命家中任何一个都没

有片言只语提及这些事。他们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些人都

苦闷不堪，度日如年，他们同狱外的世界没有一点实际关系，他(14)

们接受死刑，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服一勺苦药。

高尔基的看法，对中国读者都是陌生的，鲁迅那时候还不会从高尔基的视角去打量问题，只是到了1927年后，他才对革命与旧知识阶级之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不过，安德莱夫给鲁迅的启示是较大的。因为其作品对内心世界无限广大的展示，以及精神暗区的多维度的描述，是罕见的。他和李霁野的对话里其实涉及了类似的话题。

安德莱夫与高尔基曾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彼此的通信透露了各自不同的审美偏好。高尔基曾经帮助过这个敏感的作家，起初还很密切，后来竟有了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对之间的坦率交往还是怀念的。他在致高尔基的信里谈到自己的审美选择：我对于生与死思考了很多，并认为它们之中有很深奥的秘

密，但是我对于这种神秘的感受就像对一幅拉下来的幕布；想把(15)

它稍稍拉起来，可怎么也不能沿着那个方向爬到黑暗中去。

坦率得很，真实得很，在这封信里，能够看到这个俄国人内心丰富的痛苦。俄国人的这一表述方式对鲁迅来说是一大优点，而高尔基却发现了问题。那问题不是审美的层面的，而是非文学因素无疑。比如高尔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要求作家的写作，而安德莱夫则本于内心的感受去传达个体的情感。这两者都是一种各有意味的存在，强求一律大约是个问题。高尔基对安德莱夫的批评，是左翼精神的一种必然反应，鲁迅后来的思路里，也是有高尔基的因素的。

安德莱夫是一种隐喻的表达，高尔基则要求直接的表达。前者则倾向于心理的猜想，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表露，后者则把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起来，是一体的存在。鲁迅在那时候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他眼里，艺术的表达与政治的表达毕竟不同，文学家的隐曲复杂的歌咏是允许的。当一个人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在焦虑和冲突里诗意地表达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与安德莱夫同时进入鲁迅视野的还有梭罗古勃、勃洛克、叶赛宁、梭波里等人。然而对鲁迅吸引较大的还是阿尔志跋绥夫，他在其作品里看到了比安德莱夫更为复杂的存在。因为这位作家的文本涉及了思想层面的问题，他呈现的问题曾让人处于两难的地步。一扇门打开了，魔鬼也进入其中，在瞭望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不安的感受也孕育着。鲁迅在那里受到的震动是久远的。五

20年代的时候，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发生了兴趣。较之于迦尔洵和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思想更有斑驳多姿的色调。鲁迅翻译过《幸福》《医生》《工人绥惠略夫》几篇作品，都很精彩。阿尔志跋绥夫的特别处是，摇摆于托尔斯泰与尼采之间，在抵抗和非抵抗中徘徊不已，最后成为厌世的作家。他在弱小者那里看到了世道的不可救药性，一再在文本里暗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可是这种暗示又常常是矛盾和困苦的。他对未来的失望也尽在笔端，以致像雾一般弥漫在作品的上空。可是这种不安里我们也能够谛听到一个远远的声音的召唤。那是作者个人生命力的回响，其文本感人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在译过了《幸福》之后，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

气息。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

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

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

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16)

先前都介涅夫的（Turgenev）《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

说作者是主我的作家，那是会心之言。《工人绥惠略夫》阴森可怖的画面，可以证明这一切。但作者也是正义感很强的作家，他在《医生》里写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放弃对屠杀犹太人的警察的医疗，则系价值观的一种诗意的表达。阿尔志跋绥夫常常把人物放到极端的无路可行的地方，拷问着人心，在极度紧张里放射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对《医生》的评价很高，译过之后，他深切地说道：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写和

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

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

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

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17)

——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

鲁迅在这里看到了作者的矛盾，但这一矛盾却带来深刻的精神冲击。一切思想都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作家面临的是理论无法解释的一切，于是便犹豫，甚至偏离理性之轨。《医生》是良心的闪动。在压抑的氛围和死亡的气息里，主人公选择了与统治者对立的方式，结局是那么感人。医生面对屠杀犹太人的警察，明明知道可以救治他，可是看到惨烈的景象，心向着弱小者，便扬起了医德。这个看似极端的选择，却有正义的精神，那是一般作家难能为之的文本。

另一作品《工人绥惠略夫》，无疑是一部恐怖主义之作。小说写到了被迫害者的复仇，以血迹洗刷罪恶的选择给人是抑郁的感觉。作品通篇是沉闷的空气，人们之间的隔膜、冷漠，像霜一般冻着人心。对复仇，鲁迅是赞成的。可是对无辜者下手，则问题重矣。鲁迅对滥杀无辜是警惕的。他在谈到《工人绥惠略夫》时这样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

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

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联也并不受欢迎。听说

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

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

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

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

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

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

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

百卢布”。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

也还要华赡得多。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

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

一切都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个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18)

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这里透露出鲁迅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也能够看出他对无政府主义式的复仇的保留意见。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价值在鲁迅看来逊于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但却有现实的意义。鲁迅觉得他所展示的题材里有我们个性主义的精神本色。在四处灰暗的时候，什么才是占据我们精神的灯火呢？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似乎有这样的情思的涌动。但是他是尼采和托尔斯泰思想的破碎的组合者，那些美丽的瞬间还有着邪毒的东西。鲁迅清醒于此，知道哪些可取，哪些要抵制。他后来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的关注，或许也是对自己当年过于钟爱阴郁的文本的警惕。

在整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里，阿尔志跋绥夫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衔接了知识阶层的两极，鲁迅通过对其跨越而进入到新俄文化的历程。在同路人作家未进入鲁迅视野之前，这个俄国作家的选择使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自身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困顿。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作家，鲁迅以为中国也十分稀少，那原因是视野的不太开放和认知的局限性。鲁迅后来意识到，高尔基、法捷耶夫的价值可能更高于那些旧俄的作家，因为他们把另一种光泽折射到自己的文本里了。六

无疑的是，在和这些作家相遇的时候，鲁迅不仅受到了艺术技巧的启发，关键在于，刺激了自己的诸多的问题意识。俄国知识阶层的声音里，恰有我们民族沉睡精神的因子，或者说，那些因子因为俄国文本的出现而被激活了。比如个人主义与虚无话题，比如黄金世界的有无，比如不抵抗主义，都被鲁迅引入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关照里。

后来，在外国作家那里，他知道了“知识阶级”这个话题，其中主要源于俄国作家的实践。在鲁迅看来，那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诸多重要的社会情怀。鲁迅在《两地书》里讨论的话题，许多是俄国作家的思路的延续，只是被自己消化成中国的问题意识，不太易被人所发现。1925年3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

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

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

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

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

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

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

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19)

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鲁迅说的话，都是从自己的译文的启发而来。首先是对黄金世界的怀疑，这是俄国知识阶级常常讨论的话题，被移到中国来了。其次是对个人主义的同情，他们要救群众，但群众却成了自己的敌人，反而坑害自己，是大可悲哀的事情。第三是，当个人主义者无法与世界沟通的时候，选择与世界的对立是错误的，那是一条绝径。这里，鲁迅的意识充满了矛盾的因素。他同情绥惠略夫，因为自己就有和他们相近的东西。但极端的自我，在鲁迅看来是危险的存在，是要放弃的。他后来左转，其实就是要与社会的沟通。个人主义而又要与社会沟通，是大难之事，但晚年他去克服这些困难，积极与社会沟通，那就告别了阿尔志跋绥夫的思路了。

在北京时期，鲁迅的作品的黑暗感，许多来于俄国作家的启示。在《野草》里，无边的苦海翻卷着，还带着怨怼之情的流溢。《彷徨》里的调子，可以看出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的一些痕迹。那些情感的表达，在中国旧文学里是没有的，完全是鲁迅自我意识与俄国文本对话的产物。那里几乎没有日本的元素和德国文学的痕迹，反倒是对俄国文化的诸多借用。他和许广平说自己的内心太黑暗了，唯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简直是安德莱夫的翻版。鲁迅把这些域外的元素，很好地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古老中国的幽魂也游荡其间，形成了独特的文本。但是他知道，那些黑暗感一多，如和社会隔膜，反易被黑暗所吞没。他一方面欣赏俄国作家的黑暗的体验，把诗意的存在移到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清醒地和现实对话，不被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所囿。在他眼里，按照小说里的情景生活，大抵是要吃亏的。在与许广平的通信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

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

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

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

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20)

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这真是悟道之言。鲁迅所讲“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都是这个意思。五四后的作家，沉浸在黑暗和感伤的地方的人多，一时拔不出身来。便与社会渐渐对立起来。鲁迅是感受的深也有，理性的清醒也在，他把不断与世俗社会周旋的斗士风采和诗人气质都结合得甚好。俄国作家在揭示问题上是无人过之的，但一旦谈到现实的改造，许多都交了白卷。那原因是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性判断不够。鲁迅常常是把新旧分开、内外分开、长幼分开来讨论问题。这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方面对灰暗的作品充满兴趣，一方面阅读理论著作。其实是克服自己的情感的片面性，保持认知世界的敏锐的目光。俄国小说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改造社会的冲动，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以为，为人生的目的，其实恰在于去改良人生。

多年后，当中俄文化之交活跃的时候，鲁迅念念不忘当年自己从俄国文化受到启示的往事。在他看来，这些为了人生的作品，是社会改革的先导。知识阶级要做的，大概是这样的事情。欧洲曾说俄国是半开化的民族，但却诞生了一流的文学。这原因何故？鲁迅对此是颇多心思的。他由此也想，落后的中国，或许靠知识阶级的努力，便也可做出改造社会、影响人心的事业。这样的时候，他就感到，只有呐喊还远远不够，走出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这时候还在顾影自怜的路上，是大有问题的。他自己就在阅读俄国作品的过程，发现了与俄罗斯知识人接近的内心，也一面意识到这内心的可怕。由此坚定了铲除旧的思想痼疾的信念。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兴趣，都与这个思路有关。

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到阿尔志巴绥夫，这条线索的俄国文学，是心灵的敞开。在精神的深与灵魂的深上，是极为突出的。鲁迅意识到文学的深度往往与这样的特别的表达有关。中国文学不补上这一课，大概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写实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涉及非理性与理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接受的眼光里，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被其不矛盾的眼光所欣赏地打量的。任何人的精神与审美都有各类的可能性，鲁迅是走到多种语境里的作家，他对各类体验下的包容的心的理解和认识，是思想洞开的一种折射。在落后的中国文坛，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1) 作者简介：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2)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4)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5)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6)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7)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8) 冯加：《〈迦尔洵小说集〉译后记》，［俄］迦尔洵：《迦尔洵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9)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10)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11) 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12)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13)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14) 高尔基：《论文学 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15) 李建刚：《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夫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16) 鲁迅：《〈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17) 鲁迅：《〈医生〉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3页。(18) 鲁迅：《记谈话》，《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19)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20)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政治小说的语言策略——以Looking Backward的四个汉译文本为中心(1)武春野

内容提要：晚清来华传教士将政治小说传入中国，其参与实际政治问题的讨论、强烈的入世精神、变革意识，完全不同于此前抒怀式的中国文学，更是改变了文学向来是“小道”和“消遣”的命运，为文学接下来占领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做了重要的铺垫。美国人爱德华(2)·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乌托邦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最早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文言译出，在晚清文化政治运动中影响广泛，此后迭经翻译，直至20世纪60年代尚有新译本。各译本选择了不同文体和语言风格，其翻译策略可以见出晚清以来书面语言的变迁、小说在社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小说读者群的变化。

关键词：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政治小说；乌托邦；翻译

在传统的文学史论述中，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随后创作《新中国未来记》（1902），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小说的(3)发端。其实，早在1891年，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就翻译了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并连载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梁启超、(4)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案头读物《万国公报》上。此文一经刊登便长期受到关注，梁启超也是此小说的最初读者。《回头看纪略》诞生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剑雄《新少年》（1907）、碧荷馆主人《新纪元》（1908）、陆士谔《新中国》（1910）等一大批(5)政治小说出现在近代文坛上。

费正清说：“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6)实。”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从1891年到1904年，十多年间，西方传教士、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倡者等近代变革中重要团体的代表人物，均参与了对Looking Backward的翻译，由于各自身份、对文学的看法以及政治诉求的差异，使得几个文本间有着很大的出入。从十年间多个翻译文本的变迁，翻译者的变化、读者范围的扩展，以及在其影响下近代小说创作的变化等，可以管窥到近代小说变革过程中一些被文学史常识所忽视的内容，包括被遮蔽的创作群体、文学工具如何被认识、白话文体的演变、古今中外文学审美因子如何在近代小说中被调适，等等。《回头看纪略》：文言传体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就曾谈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自泰西始，是没有问题的，但泰西的政治小说如何影响到中国，哪些人群对此作了贡献，其过程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尚需解决。

Edward Bellamy，于1888年在美国出版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小说描述了患有失眠症的青年韦斯特在1887年被催眠后，一觉睡到2000年，此时美国已经大不同于一百年前了：国家以人民的需求为根本取消了私有制，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生产力快速提高，人民均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不但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更可以享受到崇高的精神生活，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一应俱废，美国变成了一个人人平等、幸福安宁的理想社会。就在韦斯特沉静在对理想社会的喜悦中时，猛然发现自己仍然身在1887年的美国，2000年的理想社会只是一场黄粱美梦。Looking Backward面世后，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文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介绍到英语以外的国家。在中国，译稿登在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注明“津析来稿”，中文名为《回头看纪略》，共28章（删去了原文最后一章），约八千字，显是缩写本。当时《万国公报》的管理者和主编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其后出版的署名译者“李提摩太”的单行本译文，可知《回头看纪略》上署名的“津析”就是主编李提摩太本人。中国文学作品中与这个乌托邦的故事接近的有一类幻想类作品，源头是《桃花源记》，后来的有《枕中记》《游仙窟》《仙游记》《莽墟赋》等，直到清代集大成的《聊斋志异》。但这类作品都不涉及具体社会体制问题的探讨，语及政治处，多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笔带过，与《回头看纪略》这样的政治乌托邦小说，反复讨论社会制度，差距不小。《回头看纪略》初登《万国公报》，开篇介绍此文说：美国现出一书回头看名儒毕拉宓君著也所论皆美国后百年变

化诸事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业

已刊印数十万部行于世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着重号

为引者所加）“传”这种文字，在中国文学中，是指与历史事实有关的文字，或为严格意义的史传，或为加入文学成分的史传文学。译者指出原文“一如传体”，已经点明了其文学性。引文中还称作者为“儒”，这与耻于在作品上署真名的中国传统小说作者更是形成巨大反差。

对小说的态度差异与传教士的政治观念有关，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1895年第77期《万国公报》上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征稿，云：“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翻译了日本驻美大使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1897年此书的序文登在第88期的《万国公报》上，提倡普及人文教育，文学兴国。翻译《回头看纪略》正是传教士们文学兴国主张的先声。

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贝拉米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小说中“乌托邦”式的新政符合《万国公报》介绍新知的办刊宗旨。《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机关报，在广学会拟定的《万国公报》发行计划中，拟覆盖的读者群是：县级和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为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驻派各个省级的高级候补官员及协助其工作的人员等2000人，文人中以百分之五计算考取进士至秀才的30000人，经(7)过挑选的官吏及其家人4000人，共计44036人。虽然在实际发行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拟定的计划，但在创办者的雄心之下，《万国公报》确实影响到了晚清权力和文化精英阶层。1896年第93册的《万国公报》上，对其自家销量有这样的记录：“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8)读，“高级官吏们也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康有为(9)在自编年谱中说，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重点介绍《万国公报》：“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后因事中止，至己丑后复开至今，亦每月一本，(10)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可见当时此刊对当时一批重要人物的影响。《万国公报》的读者群，使得译者有信心，《回头看纪略》定能引起中国精英的重视。既然读者是掌握社会变动方向的中上层士大夫，文言是这个阶层中被认可的书面语，所以此书虽是小说，译者却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小说常用的白话文体。这个文本的翻译在今天看来连忠实的标准都没有达到。考虑到历史隔膜、文化差异，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生活完全陌生，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许多关于美国历史知识、社会制度的一般知识。原小说的叙事策略、语言特点、场景描述等，也因为要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而被改写。

在《万国公报》刊毕，1898年，Looking Backward以《百年一觉》之名，由广学会出版，此次译者署名为李提摩太，28章，此版本正文内容与《回头看纪略》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加了句读和篇章名，例如前4章的章名分别为“工争价值”、“延医人蛰”、“一睡百年”、“始通姓名”，都是章节内容的概括。虽仍旧是“译大略”，译者却不命名为“百年一觉纪略”，而是用“百年一觉”，看起来更有故事性。译者的这些修改，使得《百年一觉》从形式上接近了当时流行的章回小说。

采用单本发行后，《百年一觉》的影响开始显现。光绪皇帝在1898年订购的129种西书中即有此书。能够出现在光绪帝的案头，至少说明荐书的大臣看重这本书。在戊戌变法的几个精神领袖中，谭嗣同所著的《仁学》（1896）、康有为所著《大同书》（1902）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都可以发现该书的影响。因为写作了(11)《大同书》，康有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作者。康有为说：(12)“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书影子。”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他主张变法，主要是受(13)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梁启超说《百年一觉》，“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意相合者，(14)可谓奇闻矣”。此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可谓显著。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政治上主张维新的人士，往往身上有东西两种文明因子共存，他们一面接受西洋思想，欣赏西洋文学，一面又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并试图调和两者。这种调适并不如今天想象的那样艰难。反应在他们著作上，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其中国式的故事和来自《百年一觉》的全新的未来完成时的叙事就巧妙地融为一体了。

但《百年一觉》毕竟只是一个缩写本，其28章仅仅是对每一个章内容做了一个概括介绍，每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原著的二十分之一。这样大幅度的缩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留住原著的文学特点，这包括语言风格、叙述视角、情节错综曲折的安排、环境、人物性格(15)的塑造，等等。《百年一觉》：白话演义

1898年，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裘廷梁也翻译了该小说，刊载于(16)他本人主编的《中国官音白话报》第7期至第10期，译本保留了李提摩太《百年一觉》的小说译名。裘廷梁，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1889年裘廷梁在《苏报》上撰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两千多字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第一声呼号，裘廷梁因此被视作晚清白话文运动第一人。他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说：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

视之，廑廑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

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

学，何至暗汶如斯矣？……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一

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17)

是谓无民。裘廷梁认为文言太耗费精神，占据了太多时间，使得人们无暇学习其他更为实用的知识。

戊戌前，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行销万余份，风靡海内，它从创刊号开始直到停刊，始终在连载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受《时务报》启发，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报刊也都刊载小说，吸引读者。如《农学报》连载“朱树人译述”的《穑者传》，《求是报》连载陈季同翻译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中国官音白话报》连载《百年一觉》与《穑者传》，都是变法风气下的产物。

裘廷梁的译文是对李提摩太译本的再加工，并非直接译自英文原文，秉承他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译文采用了白话文。在正文前，裘廷梁附有一个说明，其中把李提摩太的译文称为“议论”，他自己则旨在将《百年一觉》改编为“演义”。演义是中国旧长篇小说的一种，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根据史传敷演成文。裘的体裁意识可见一斑。《百年一觉》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中只连载了一千多字就戛然而止了，原因未得知。在此将其改写与李提摩太的译文做一个对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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