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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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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十讲试读：

总序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21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地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际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又不应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达致此一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二○○三年十月

自序

本教材是笔者整理多年来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课程讲稿的一点成果。“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这门课程，虽然笔者已讲授多年，但是，一旦要见诸文字，还是颇费精力。整理这部教材的工作，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虽然经笔者的学生们的帮助，对笔者的讲课进行了录音，再誊写成文字，但由于涉及的文献很多，为求准确，都要一一核对原文，再加上整理过程中不断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和观点，所以，基本上还是重新撰写了。

现在，稿子终于完成，借此写序的机会，特别回顾一下笔者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课程的经历。笔者接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2～1985年，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已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为准备论文，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分层、阶级阶层的英文文献。当年，外文资料藏书最多的当属“北京图书馆”（现已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还没有搬到京城西郊白石桥附近的新址，而是坐落在北海公园南门文津街，文津街的名字听起来就那么有文化感。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笔者成为“北图”的常客，日复一日地读遍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英文著作。这对笔者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学训练。也可能正是这一时期的阅读，促使笔者后来走上社会学的道路。

1985年暑期，笔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后，在人民大学留校任教，但并没有继续原来的专业，而是“改行”踏入社会学领域。在社会学方面，笔者最初讲授的课程，也并不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记得当时讲过的课程有：社会学概论、社会指标体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美国社会问题等。笔者最初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课程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最开始是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专业课，后来也为社会学系的本科生讲这门课。这一阶段的部分讲稿，后来结集出版，就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一书。这本书更多侧重实证研究，分层的基础理论都集中在前两章，后面的十章主要是对中国阶级阶层的实证分析。自90年代初开设这门课以后，一直到笔者离开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主要由笔者承担。讲授该课程的次数究竟有多少，笔者自己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讲课虽然多，却没有专门撰写供学生用的教材。倒不是不想写，主要还是由于课题、调研，以及撰写其他论文的事情太多，来不及写教材。1999年，笔者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加盟清华大学，与同仁在清华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在招收社会学研究生后，笔者即开始开设“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课程，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也是多次讲授这门课程。

掐指算来，笔者讲授这门课程也有16年以上的历史。按道理，讲了这么多年，早就应该有专门的教材。但笔者的习惯，是并不安于用一种固定的讲稿来讲课。古希腊先贤赫拉克里特讲得有道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回顾笔者多年来的讲授，也是每次都有所变化，有时候着重讲收入分配，有时候则着重讲声望分层或权力分层。起先的讲授，比较偏重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分析。如果看1993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一书，就会发现，该书比较多的是分析中国阶级阶层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问题。该书特别对中国社会的六个主要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这六个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个体户与私营业主，以及社会贫困层。所以，如果与1993年的书相比较，本书的侧重点则完全不一样了。

本书侧重介绍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将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要理论流派都涵括在内。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即这些源于欧美社会的理论，究竟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践相接轨，换言之，怎样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阶级、阶层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特雷曼（D.Treiman）的观点：人类社会在结构上是具有相似[1]性的。因此，解释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理论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在阐释各个流派的理论和代表人物之后，总是要联系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做一些分析。比如，运用达伦多夫调节社会冲突的思想分析今日中国的和谐社会；运用涂尔干和新涂尔干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分析中国的社会整合；运用帕金的“文化缓冲带”思想剖析中国的“社会缓冲带”现象；等等。总之，本书介绍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践。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体系极为庞大，而本书只有十讲，这样就必须有所取舍。那么，究竟应该讲哪些，不讲哪些呢？本十讲的内容都是社会学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理论，包括传统分层理论的最主要流派，以及从传统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新韦伯主义流派、新涂尔干主义流派、功能主义流派、新自由主义分层流派、后现代文化分层流派等。本书还特别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社会结构测量的方法，包括定性的测量方法和定量的测量方法，并探索了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怎样测量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那么，舍掉的内容有哪些呢？首先是舍掉了社会流动方面。本书第七讲在介绍戈德索普的观点时，虽然也涉及社会流动的理论，但社会流动不是本书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书名强调的是“社会分层”，而不是“分层与流动”。如果对社会做简单分层的话，可以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下层。所以，在社会分层的讲课中，笔者过去也分别讲授过有关社会上层或社会精英的理论、社会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理论以及社会下层阶级的理论。此次由于篇幅所限，整理讲稿时间又紧迫，这一部分没有包括，以后再版时争取能够囊括进来。

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的学生叶鹏飞等帮助录音笔者的讲课和誊写文字；另一位学生李卓蒙帮助笔者做了本书附录三个量表的整理工作。另外，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清华大学毕业的童根兴编辑做了很多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于所有帮助笔者完成本书的学生、友人，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笔者深知，成就一部书稿而又没有任何错误，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本书稿虽然经笔者本人和童根兴阅读多次，但每读一次还是能够发现错误，这着实也令笔者心惊胆战、诚惶诚恐。在此，也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给予指正，不吝赐教。李强2008年4月15日于清华园蓝旗营小区注解：[1] Treiman，D.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ademic Press，New York. Pp.5-12.第一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述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定义

我们知道，社会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完全没有层化现象。当然，开宗明义，先要澄清概念。“社会分层”，英文是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恐怕比较生疏。如果从字面上推测，大约可以理解，是指社会有高低不同的分层次现象。在社会学里，这个词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地质学中称为stratify，指的是地质的沉积成层现象。后来，这个词被引入社会学，用意在于：采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层化现象。如果从学术上给社会分层下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这里之所以采用“社会资源”概念，是因为造成地位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资源是指对人有价值的全部资源的总称，它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当然，在社会资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既然社会资源是多元的，那么，造成的层化现象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经济资源不同而形成富裕层与贫困层，因教育资源不同而分成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等等。

那么，什么是社会流动呢？社会流动，英文是social mobility，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当然，社会学更注重研究前一个方面，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像农民工流入城市、工人调动工作、家庭成员几代人的变迁、干部升迁、富裕集团的形成等，都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一个讲的是社会分成高低不同的层次，另一个讲的是人们怎样进入这种层次。两者的关系详见本章第三节。二 社会差异、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公正等概念辨析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是高低不同的，是不平等的。这样社会分层就具有了价值判断。是不是一切社会差异、社会差别现象都可以说成是社会分层或社会不平等呢？当然不是。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差异现象开始，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差异、差别都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人类社会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当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其差别要比自然界的差别复杂一些，因为，人同时具有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两个方面。人从出生以后，就会发生和遇到各种各样的差异，首先会遇到自然差别，比如男孩、女孩，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差别。所谓自然差别是人与人之间因生理原因而形成的差别，比如：年龄的差异、高矮的差异、相貌的差异等。所谓社会差别则是人们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往关系等社会因素而形成的差别。虽然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两类差别予以区分，但实际上，这两类差别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譬如，直观地看，男人与女人是明显的生理差别，但无论在传统的女权社会或男权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男人和女人都被赋予重要的社会意义。所以，自然差别与社会差别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以上分析说明，差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差别与不平等是什么关系呢？差别就是不平等吗？社会学认为，仅仅有差别还不意味着就是不平等。当我们说“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时，显然赋予了“穷人与富人”这种现象以一定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样的说法有价值判断，什么样的说法没有价值判断呢？笔者在此作一下词义上的辨析。我们中国人讲究“春秋笔法”，用词常常有褒贬含义在里面，这样，在使用的术语上就更为复杂一些。首先，在这方面，最不具价值倾向、取向的术语是差别、差异，而“分化”（division）则指差别、差异的形成过程，最初也不具有价值倾向、取向。

其次，有一对概念，含义很不清晰，常常引起争议，这就是“平等”、“不平等”概念。之所以常常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常常在两重意义上使用这对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描述“均等”或“不均等”（有人爱用“平均”或“不平均”概念，意思是一样的）现象，即完全客观的数量上的一致或不一致。比如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均等的、不一样的，这里只是做客观描述，没有做主观上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的评价。但是，也有些人在使用“平等”、“不平等”概念时，不是在完全客观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加上了主观评价。所以，为了使学术表达更为准确，避免引发歧义，笔者以为，当我们试图表述纯粹客观上的差异现象时，应尽量使用“均等”或“不均等”（“平均”、“不平均”）概念；而当我们想表现主观上对一种差异现象的评价时，应尽量使用明确的主观评价术语，比如不公正、不合理等等。

再次，我们还需要对合理或不合理、公平或不公平、公正或不公正等概念做一下辨析。这类概念的共同特点是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虽然各对概念之间略有差异。比如，合理是讲道理的意思，是指对事物的判断要合乎人们的理性思考。合理与平均不是一回事，合理的不一定是均等的。比如，根据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合理的，这样，有贫富差别也可以是合理的，没有贫富差别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而公平或不公平虽然被用得最为广泛，但在含义上就容易产生一点歧义。因为“公平”这个概念里有一个“平”字，所以，有些人误以为“平均”的才是公平的，不平均的就不是公平的。“公平”这个词确实容易导致歧义。因为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同时跨了“公正”和“平均”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有明确价值判断的领域，第二个领域是表述一种纯粹的客观现象，没有价值判断。笔者以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人在使用“公平或不公平”概念时，是想表达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但由于字面上有“平”这个字，却很容易导致误解。所以，为了使表述更为严谨，笔者主张，在表述有明确价值判断时，我们还是使用“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一些。笔者在此做的词义辨析，可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频繁使用“公平或不公平”、“平等或不平等”这样的概念，而有的时候，一些人没有辨析清楚要表述的真实含义，所以，仅就词汇本身已经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比如，有些人在论证收入分配的合理与不合理时，使用的是“公平或不公平”、“平等或不平等”概念，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似乎“公平的”或“平等的”与“均等的”是同义语，这样，讨论就进入了误区。笔者以为，如果要表述明确的立场、观点、价值判断，最好还是使用“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这样的词汇，以使得观点更为澄清。笔者认为，在今日中国的分层问题、分配问题上，尽管测量贫富差距的数值和系数偏高，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不是“均等不均等”问题，最为核心的还是“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问题。老百姓意见大的还是一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比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欺压百姓、违法乱纪等。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问题。至于一些真正有贡献的人获得数百万元奖金，比如，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专家王选各获得500万元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老百姓不但没有意见，反而认为很合理、很公正。

总之，通过以上的概念辨析，我们知道，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我们会遇到两种现象，一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差异现象，另一种是对社会差异现象的主观评价。所谓社会分层研究就是研究这两种现象的关系。三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按照上文的叙述，社会差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差异都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差异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什么样的社会差异不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呢？也如上文所述，社会分层是指社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不均等体系，该体系大多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这种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均等体系，社会学通常称之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对于社会结构，不同学科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社会学更加关注社会群体的地位结构，也就是上下、高低不等的垂直结构。最典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就是“阶级结构”，它是指各阶级群体因为经济地位、经济资源占有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异结构。当然，阶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比如社会还有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等等。这些结构也会表现出地位差异的制度化体系。比如，在我国当前的城乡结构中，城市处于较高位置，农村处于较低位置。总之，社会学在理解社会结构时比较强调这种地位不同的社会差异体系，也就是本书的核心：“社会分层体系”或“社会分层结构”。

笔者曾经在阐述社会结构定义时说：“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或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社会的要素有多种结合方式，而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特别重视社会要素的这种上下、垂直的结构形态或结合模式（李强，2004a：369～381）。第二节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意义一 社会分层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根基所在，是社会学研究赓续不绝的主题之一。我们知道，尽管社会学涉及领域很广、问题很多，社会学的分支也很多——目前社会学已经有107个分支，包括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等等，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分支来说，社会分层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偏重于强调社会整体，而你面对芸芸众生，比如，中国现在有13亿人，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类聚合体，13亿人，你怎么下手研究呢？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是对复杂的聚合体、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社会分层实际上就是对人群的一种基本分类，而且是一种本质的分类。对于人群分类，有多种方式，比如按体质特征分类、按血型分类、按人格分类等。再比如，按地域可以分成河南人、河北人、浙江人、山东人等等，不同地域的人，可能乡土口音就不一样。社会上的差异现象有千千万万，有差异就可以进行分类，所以，分类也有千千万万种。但在所有这些分类中，分层研究的问题是非常本质的问题，分层首先关注的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不同。什么造成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呢？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所以，社会分层研究的是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差异，这涉及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尽管有多种关系，但经济利益关系是最为本原的关系，其他关系都是从这种本原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从经济、物质利益上去剖析人类的行为，是最为深层次的解剖。二 几乎所有重要社会学理论家，对分层问题都有所关注

社会学这门学科，从19世纪30年代算起，到现在差不多有17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长一段历史过程中，涌现出很多重要的社会学家。从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到帕克、帕森斯、米尔斯、吉登斯、布迪厄、福柯等等，几乎每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从某个方面阐释了社会分层现象。所以，我们只要讲社会学，就要讲社会分层。三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分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讲究等级层次的社会，连落草的水泊梁山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迄今为止，无论是出席礼仪、会议发言、电视上镜头、报纸上排名之先后，都常常遵循非常严格的级别顺序。说起社会分层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与作用，老百姓人人都十分关心的“子女教育”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教育原本的功能是对人的教化和培育，即古人云：传道、授业、解惑；今人讲：教书育人。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关心的并不是教育原本的功能，而是关心教育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在中国，考大学几乎成了教育的终极目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所希望的就是孩子考上大学或考上名牌大学。而一旦考取名牌大学，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就都松了一口气。对于大学里究竟教些什么、怎样教育，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也难怪。自古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筛选”而实现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它通过考试筛选出各级官员。科举制显示出，“筛选人”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第一位功能。这一点一直影响到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说明，筛选和分层仍然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结果，教育本来的教化、培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反倒位居其次。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悲剧。四 关于中国社会急剧分化的现实与社会分层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中国目前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分化、解组、整合、流动比较剧烈的时期。举个例子，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民营经济主，以及所谓富翁阶层都已经消失多年。而今天，动辄就是富翁排行榜，亿万富翁有很大一批。而中国社会又是长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贫富分化以后，一些人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譬如，社会上流行的歌谣称：“大饭店往里看，里面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基本没有冤假案。”说里面都是贪污犯，不一定是事实，但这样的歌谣在社会上传诵却是事实，歌谣所反映的社会仇恨情绪却是存在的。研究证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背景。几乎所有社会冲突都与分层问题有关，比如，城市向农村征地造成“失地农民”问题，城市房地产开发造成“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再比如近年来房产主、业主与居住者的维权运动，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管理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都与社会分层研究密切相关。所以，社会分层是今日中国关乎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研究领域。第三节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一 形成社会分层的机制是什么？

上文分析了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那么，一种既定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呢？社会分层形成的机制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定义了社会资源的价值。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社会关于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的定义并不一样。比如，在家族、宗族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年龄越大，辈分越大，他在家族、宗族中的地位就越高，所以，那时候，年龄大是一种社会资源。而今天，中国进入市场竞争社会，实施了比较严格的退休年龄限制，这样，年纪轻成为重要资源，年龄大反而不利于市场竞争。当然，在这个定义的过程中，资源本身的特性也有一定影响。首先，这类资源是为人们所需求的，如果没有需求，也就谈不上价值。其次，资源是稀缺的，如果供给无限也就体现不出价值。比如，在古代没有空气污染问题，所以也就体现不出空气的价值。而近年来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所以，与旷野、草地、树林临近的空气质量好的居住区也就被定义为有较高居住价值的地区，于是，其价格攀升。当然，影响资源价值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

第二，社会分配规则决定这些资源在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中如何分配，比如，私营企业主、医生、干部、农民、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他们得到多少和多大比例的资源。譬如，1956年我国对全国的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进行了全方位的工资改革，确定了新的社会分配规则。这个规则将干部分为30个级别，又将全国划分为11类工资区，对每一个级别上的不同工资区的工资数额做了具体规定；并且比照干部的工资分层标准，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教学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实验人员、编辑出版人员、图书馆人员、技术工人、一般生产工人等，都做了严格的工资级别上的规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分为10～20级不等，工人分为8级。所以，1956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基本上都按照这样的规则执行。当时资源配置的内容不仅是工资，而且连住房标准、电话安装、汽车配备、秘书服务人员、医疗、食品定点供应、家具、生活用具等等，都有明确规定。这些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分配规则。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原则在社会分配规则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看不见的手”、竞争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大作用。于是，一方面，有些企业，包括不少私营企业迅速崛起，在分配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甚至出现了一批亿万富翁。市场冲破了原来计划经济的各种福利配置格局。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破产、不景气，工人下岗，他们得到的资源大大缩水。新的社会分配规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然，这个新的规则也还有很大的不合理成分，因为我国中央政府首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市场经济肯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环节、很多漏洞。所以，在资源的分配上，有些人就钻了空子，甚至有些人靠走私、偷税、贪污、不正当交易攫取了大量资源；而另一些人由于分配规则不完善而利益受损。所以，今天我国在改革上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理顺和完善社会分配原则。正因为如此，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

第三，社会分层机制形成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将社会中的个人或社会群体引导到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大经济学家和大社会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说过：既有的社会结构或职业结构就像一个旅馆，旅馆总是要住人的，但是，居住在旅馆客房里的人却总是流动的，不同的人都可能住在一个高档的客房或一个低档的客房里（转引自Giddens，1975：107）。所以，在稳定的和按照常规运作的社会里，社会分层是一种社会结构或高低不同的位置结构，至于谁进入哪一种位置，则是由社会流动决定的。考察不同社会的社会流动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流动率的高低，将其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即高流动率的社会和低流动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中处在下面的阶层能够以较高比率流入社会上层，比如，贫苦农民的子弟经过自己的奋斗，后来比较多地变成富有者，我们就称之为“高流动率的社会”。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是自己阶层内部的流动，比如，农民的子女还是农民，富商的孩子仍是富商，很少有跨阶层的流动，我们就称之为“低流动率的社会”。当然，无论是高流动率社会还是低流动率社会，制约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换言之，高流动率或低流动率也还是有规律的，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矩、社会常规进行的。

如果社会不稳定，不按照常规运作，比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原来的社会层级结构被破坏了，如果用熊彼特的比喻，就是连旅馆的结构也被打碎了，这时候，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就会处于混乱的状态。改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逐渐“定型化”（李强，2004b：93～99），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开始形成一定的规矩和规律，开始有秩序了，这样人们能够预期自己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中国开始形成按照常规运作的社会。二 构成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上述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构成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方面。对此，社会分层研究的大师伦斯基通俗地解释为，每一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都是两个方面：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伦斯基，1988：2）

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表述，这两个方面，第一是社会的不均等结构或者说“地位差异结构”，即社会分为地位高低不等的结构或社会地位差异的网络。这是我们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社区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譬如，收入分层、级别分层，社会上有的人穷，有的人富。

第二个方面研究的是人们究竟是怎样进入地位差异结构的，比如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进入职业的分层位置，有的穷人后来变成富人，有的富人后来变成穷人。社会学家管这种进入的程序叫做“地位准入”（recruitment）机制（Parkin，1971：13）。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一种公平观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消除此种层级结构。另一种公平观认为，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是难以消除的，公平是指人或人群进入这些结构的过程是公平的。我们暂将第一种称为“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将第二种称为“地位准入”的公平观。

从“地位准入”的角度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下一些准入机制。第一，血统的或等级的“地位准入”。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的承继、欧洲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级制社会，那时，贵族的地位是通过家族血统继承的。第二，通过关系网或私人介绍。从世界各国的精英集团的来源看，关系网或熟人关系都对“地位准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推荐制度。据传说“禹爷”以前的时代，一国之主是由推荐产生的。中国自古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举荐制度。“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学生的选拔也曾奉行“群众推荐”制度。第四，考试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开世界上通过考试实现“地位准入”之先河。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也都是通过考试来筛选政府管理人员。目前，考试制度的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诸如律师、会计、评估师以及各类技师考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第五，文凭制度、学位制度，它们是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延伸。它们使“地位准入”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第六，选举制度，通过选票的多寡决定“地位准入”。第七，市场竞争或经济竞争，即在商业经营、市场交易过程中，或被淘汰，或获成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地位准入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地依赖竞争体制，例如上述第三至七项都属于竞争型。这是符合“地位准入”公平观的理念的。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社会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即认为只有消除分层结构、缩小地位差异才是公平。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普及，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即并不一般反对分层本身，而是主张竞争型的“地位准入”，这样就给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上升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变迁。第四节怎样看待各类社会分层标准一 社会分层标准的目的与意义

如上文所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正现象。利益地位的差别和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分层理论家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如主要考察收入差别、职业差别以及财产、权力、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别，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多种标准。而不同理论家在采用某种视角、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一定的研究目的相联系；换言之，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

从宏观上看，社会分层、阶级分层标准的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发动和组织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因而它更强调社会不平等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依此目的，社会分层、阶级划分的标准必须十分严格，各阶层、群体、阶级之间应有本质区别并需要揭示冲突的内在根本原因。另一类则旨在调和各利益群体或阶级，依此目的划分的阶层、阶级的标准则可以较为宽泛。各群体、阶层、阶级的区分多是非本质的。

对于采用上述第一类的人员，著名社会分层理论家伦斯基称之为“激进主义者”，对于第二类，称之为“保守主义者”。他指出，激进主义者的信念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不合理的，而保守主义者的信念则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伦斯基认为，第一类常常采用从性质上区分的方法，而第二类常常采用从数量上区分的方法。伦斯基总结了“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观点的八方面的不同，即对于人性、对于社会性质、对于强制在不平等中的作用、对于冲突、对于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手段、对于不平等是否可以避免、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以及对于阶级看法的不同（伦斯基，1988：31～33）。伦斯基还认为，“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综合。他认为，韦伯、戴维斯、帕森斯、达伦多夫、索罗金、帕累托、奥索夫斯基等，都为综合作出过贡献。伦斯基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探讨方式；两种观点都正确，但都有缺点，因为两种观点在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时，都忽视了其他方面，而“人类社会比这两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所承认的都更为复杂”。所以，他认为，对两种观点进行综合是必须的（伦斯基，1988：27）。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于是很自然地采用了具有激烈冲突含义的阶级、分层标准，并将它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一件锐利武器。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整合。然而，在197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一武器的作用，曾经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2004～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发展目标和建设手段的重要调整。而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工具。

为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剖析各种各样的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什么是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二 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前文已述，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而“社会资源”的内容很广泛，那么，可以用来分层的资源主要有多少种呢？相比较而言，以下十种资源最为重要，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以上三种属于经济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曾提出七种资源的区分，笔者在此的分类也吸收了他的思想（Grusky，2001：4；李春玲，2005）。

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在社会分层中居于首要位置，前文已经讲过经济资源的本原特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差异会导致多方面资源配置的差异，而经济资源的内容又比较广泛，所以，以下第一到第三种分析经济资源，第四种以后分别分析其他七种资源，总共是十个方面。

第一，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虽然多数社会分层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经济资源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所注重的经济资源的内容有很大不同；这种内容的不同，导致分层目的和目标的重要差异。

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种冲突色彩最为浓厚的分层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一思想的首推马克思。马克思不愧为阶级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揭示了阶级分层的根本属性。他认为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而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付出者，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关键在于所有权，比如土地、农场、企业、公司等的所有权。此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各冲突群体、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分层理论大师也持此种观点，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C.W.Mills）、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层现象的本质，由此可以对中国体制改革中的阶级分层的长远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有助于对阶级对立将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政策性修正。但是，此类标准具有明显的冲突色彩，如果在传媒上广为宣传显然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按照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按照此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中等收入者是中间层或中产阶级，高收入者是社会上层，此种分层虽然理论基础并不强却被人们广泛采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差别，这些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收入方面。收入分层比较容易操作，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按照收入划分的各阶层收入户的情况。

在社会分层中，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也有利于社会协调。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只是陈述社会事实，并未有明显的褒贬含义，使用此种划分标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正因为如此，中央的一些文件目前也较多地采用此种分层方法。比如，2006年3月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就使用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样的说法。

第三，按照市场地位划分阶层。这是韦伯的观点。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市场地位是指人的生存机会或控制商品与劳务等的能力，即人们在市场中可以得到的或交换到的经济资源。它比按收入划分阶层更进一步。因为，有些人的分层地位高或低并不来自收入而是来自占有其他经济资源，比如占有财产、占有某种商品、占有某种信息、占有某种机会、占有某种市场的能力等。此种标准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反映了人的实际生活地位。虽然它与传统从生产关系上划分阶层并不一致，但也不可被忽视。生产关系标准注重的是内在本质，市场关系则反映的是外在表现。本质固然重要，外在表现也不可缺少，两者合一才是社会分层的事实。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区分社会上因交换关系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比如房主与房客、销售者与消费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等。

第四，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从职业角度解释社会分层的当首推社会学大师涂尔干，他从社会分工角度辨析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剖析了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变化速度太快，人们是否属于某一集团已无意义，唯一可以作为分层标准的只有职业。他们说：“阶级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与利益来定义，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马克思曾经用雇佣与被雇佣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已不再适用了，因为今天在大公司掌权的经理本人也成了公司的雇员。在当代社会中，如果阶级指的是人们所占据的经济角色以及他们对企业经营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些更精确地反映在他们的特定职业上而非雇佣地位上……虽然职业并非包含阶级概念的一切方面，但它是阶级最好的单独指标”（Blau and Duncan，1967：6）。

此外，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贝尔，1984：240～241）。再者，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也属于按职业分层的理论家（详见本书第七讲）。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也主要以职业分层为基础。

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可以看做是上述伦斯基所说的“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战略，因为它在揭示人们多层次社会差别的同时，却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具有冲突色彩。从职业分工体系出发，也可以对社会分层作出合理解释，即人们地位的不同，是因为分工的不同，因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去从事不同的工作，处在不同职业位置上就是合理的。

第五，根据政治权力划分阶层。在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中，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一元，所以，韦伯可以被看做政治权力分层理念的较早提出者。其他社会分层理论家，比如，达伦多夫、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也都尝试按照政治权力分层（参见本书第三讲）。

此种理论具有较强的冲突色彩。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有突出特征的官僚等级社会，迄今为止，权力之大小、高低依然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权力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常常超过财产、收入。因此，根据权力大小划分不同阶层确实可以反映社会利益群体的重大差异和对立。当然，应用此种标准必须小心，要避免因为此种划分而产生的集团对立情绪。

第六，按照文化资源区分阶层。如果就文化分层理论溯源的话，那么，凡勃伦（Thorstein Venblen）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可以看做是开山作品之一。凡勃伦在该书中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凡勃伦，1964）。文化分层理论的另一位突出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惯习”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九讲）。此外，迪马季奥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层的重要理论家（DiMaggio，1992）。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文化分层有久远的历史。比如，从语言文字上看，古代上流社会、士绅阶级书写和使用的是文言文，而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是白话文，所以，语言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世界。对于文化差异表现出的阶级差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短衣帮”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所以，经济分层、阶级区分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按照常规运作的稳定社会状态下，富人阶级会形成“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穷人阶级形成“短衣帮”的文化，文化分层对经济分层、阶级区分起到了固化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会错位。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巨变时期，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先生开创的改革开放。由于社会总是处于巨变之中，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笔者试列出几种表现。首先是“文化破碎”。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改革30多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文化张扬”。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极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购买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的御驾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再次，“文化拾人牙慧”。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最后是“文化复古”。同样，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第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社会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总结，反而是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关系理论。从理论脉络来看，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有沃纳（W.Lloyd Warner）等人。他们在1949年出版的《美国社会阶级》（Social Class in America）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人们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当然，如果就“社会资本”概念溯源的话，有主张追溯到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1）的，也有主张追溯到布迪厄的。后者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李蕙斌、杨雪冬，2000：3）。科尔曼（James 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科尔曼，1990：335）此外还有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和林南（Lin Nan）等人，他们则更注重实证研究和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等等。其实，论起社会关系，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最为发达。

改革3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笔者在这里使用“熟悉人”一词而没有使用“熟人”一词，因为前者涵括了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而后者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在此，笔者有必要对所使用的“熟悉人”概念做一点解释。“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1]群体。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笔者所说的“熟悉人”就是对我国“关系社会”的概括。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改革30多年来，在中国的场域里，“熟悉人”对于资本、资源、财产、收入等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熟悉人”的类型多种多样，比如，亲属关系。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的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以小型家庭为主，但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对失业下岗现象的研究曾经发现，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同样的道理，在转型中，当家庭某一个成员获得巨大利益后，他往往会将资源在亲属内部再分配，因此，亲属关系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譬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老板多是将最重要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亲属来控制。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反映出中国“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基本特征。以上仅以亲属关系为例，说明中国“熟悉人”体系怎样调节利益分配。至于其他的“熟悉人”，比如老同事、老战友、老首长、老部下、老乡、老同学等等，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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