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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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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之八）试读：

卷首语

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这投影，既非上帝恩赐，也不是什么神袛做的手脚，而是源自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重要特征——记忆。

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时间之流，不舍昼夜，不仅把已经发生的，而且终将把正在发生的以及行将发生的一切，都裹挟而去，统统融入历史的投影。

最早意识到这投影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归宿，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之源。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表述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主编 刘瑞琳

特稿

回忆我的童年

吕翼仁吕翼仁（1914-1994），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之女，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外文学会会员和翻译家学会会员。晚年为乃父整理出版遗著，备极艰辛，深受学术界赞许。《回忆我的童年》系作者未完成的遗稿。 ——编者常州十子街

我家世居常州十子街。现在常州已经改为江苏省辖市了，市区面积有九十四平方公里。可是我生长在那里的年代，常州这个地名是沿袭着明清以来旧称，仅不过是指当时武进县的城区。虽是旧的府城，而并不算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有三华里，这就是当时所谓“穿城三里”，城墙城门也都保存着，走上城墙，还可看到乱草丛生残留的雉堞。城门也还有实际的用处，记得江浙战争时，有时怕败兵抢掠，就临时闭城。后来城墙破坏，城砖陆续被人偷走，城墙也就逐渐废弃了。

从前常州手工业最发达的梳篦，远销南洋。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梳篦铺子是王大昌，然而王大昌不止一家，有真正王大昌，有老王大昌，后来又有石库门王大昌。不过据老辈说，早前最有名的，还不是王大昌，而是西门外一家叫陆什么的。当时几家梳篦铺争吵，大家赌气把梳篦抛到河里，隔了一个时候打捞出来，只有那家叫陆什么的店铺的篦子，入水不散，一时名气大响。这传说究竟有几分可靠性，我也说不上来，姑妄听之罢了。作者晚年在家中的书房里。

常州食品中，出名的是小笼包子和大麻糕。小笼包子有虾仁的，有蟹粉的；大麻糕有甜有咸，还可定做。我小时候常州还是个小城市，甚至居民家里装电灯的还不多，请客酬应，一般都是吃早点。早点除包子麻糕外，还有各种花色面，也好点菜喝酒，但夜市远不如今天热闹。食品中有一种叫口香饼，现在已没有了。口香饼小如目前五分的辅币，两面松脆，中间是糖馅，吃时略有香味，价格十分便宜，我小时候常吃。后来卖口香饼的店铺少了，再后来只有一家经营了，最后，干脆买不到了。估计是手工制作麻烦，盈利又薄，所以这种食品就被淘汰了。工业品中也有一种被淘汰的，就是罗筛绢，前面两个字很可能写错，这是家庭工业品，门面很狭，只有一两种颜色，质地也不柔软，有类生丝，由于用度不广，后来也没有了。

十子街在常州城的东北部，是条又狭又短的横街，东通婆罗巷，西通化龙巷。街中心是石皮铺的，两旁砌着砖石。由于街面狭，日照少，东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里没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总是湿漉漉的，下雨之后，自然更没有干的时候。特别是下雪，雪被行人踩坚，成了冻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后，两旁一堆堆污泥冻雪，还要维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尽管有这些缺点，却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颂祷的年代，十子意味着多生贵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们那时叫做周堂，花轿哪怕绕道，也要经过十子街，花轿一肩接着一肩，整天锣鼓声不绝于耳。吉日前一天是铺新，我们叫做铺行架，箱笼也要经过十子街。这时候，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几个大娘大姐。铺新的日子看嫁妆，吉日良辰看新娘。实际上新娘坐在花轿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亲的姑娘奶奶们坐的小轿，个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后来送亲的人索性不坐轿，改坐人力车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于观赏。

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异的，倒不是人们爱看花轿，而是人们何以百看不厌。十天里，少说也有两三天是吉日，而那种场面其实是差不多的，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人们呢？我们家乡有句俗语，“镗锣响，脚底痒”，就是形容这件事的。

我家既然住在十子街，自然多少要受到影响。街上镗锣一响，我家女佣立刻把我抱起来，往肩膀上一放，嘴里说：我家宝宝看花轿去，就飞快地往门外走。然而两三岁的“宝宝”，对绣花枕头、丝绸被面和花轿，有什么兴趣呢？一到门外就嚷着要回去，女佣始而装聋作哑不睬我，我就大嚷之外，再加乱踢，这一来女佣只好带我回去了。后来母亲轧出苗头，逢到这等时候，就对女佣说：“你们自己去看吧，别带孩子了，孩子小，懂什么呢？”

我尽管不爱看花轿，可大门外边也有很多吸引我的事务：春天早晨叫“马兰头枸杞头”的声音，初秋傍晚，叫“卖野菱”的调儿，都抑扬有致，十分动听。卖线粉馄饨的，卖潮糕的，卖桂花糖芋奶的，卖糖粥的，笃笃地敲着竹板。捏面人的，吹泡糖人的，卖兰花豆油豆瓣的，卖山东大包的，卖小磨麻油的，卖糖炒栗子的，虽不曼声叫卖，但经过十子街，经过我家门口，总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非常准时，有时竟可代时钟。我常听到佣人说：“今天时间还早，卖麻油的还没有来呢。”或者说：“快4点了，可以去买兰花豆了。”家家户户只要牢牢掌握这些小贩经过本街的时刻，包管能买到想买的东西。而最最富有诗意的，却是一深黄昏，油灯如豆，街上传来“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热白果”的叫卖声，惜乎我那时是幼孩，今天也远不是诗人，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女佣就带领我们（我和我的弟弟）到门口去玩。她一只眼睛照看我们，一边同左邻右舍聊天，我们则想等小商贩经过时，买点什么吃吃。这种时候，我们和女佣也会发生矛盾。说实在话，我们孩子买点零碎吃，带领我们的人至少要吃一半，所以在买什么的问题上，她也要发言，由于爱好不同，常常争执。例如女佣总爱吃油豆瓣兰花豆，我和弟弟都要买捏面人和吹泡糖人，而这些小贩，偏偏在差不多的时候过我家门口，于是争执范围就扩大了：卖油豆瓣的自然站在女佣一边，捏面的和吹糖的则对女佣狠狠地瞪眼。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转糖”。转糖摊子上有个圆盘，上面划成许多格，多数是“空门”，但有几格转到时可以得彩。彩是糖小人，糖阿富，糖鱼。平心说，糖的质地很纯，没有什么添加剂，味道也不坏。一个铜子转两次，自然转到空门的次数多。孩子做这类事情，目的并不在于利得，所以，中固欣然，不中也不懊恼。但父亲总不让我转糖，说这是一种赌博，若爱吃这种糖，他宁可出钱买。我自然不违背他，但总觉得买来的糖远不如转来的糖好吃，不知是不是赌博心理在作祟。我的家庭

在谈我的家庭之前，先要讲一下余之三叔一房和我们一房的关系。

余之三叔和我父亲同出高祖翼士公之后，从世系的关系上看，已经是五服的边缘，该说是很疏了。余之叔父的父亲朗山公在江西做官，死在任上，身后一无所有，却留下董夫人、侧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我祖父就迎接他们到常州来住在一起。当时我祖父的负担本来已经不轻，除妻子儿女外，还要负担他的继母华夫人和他的两个姊姊，即是我的继曾祖母和我的祖姑母的生活。

我祖父只做过几年（1892－1897）江浦县的县学教谕，以后就以坐馆为生。据说当时修敬每月只有二十元，要维持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自然极其为难。父亲小时候本来是请了先生来家教读的，可是十二岁以后，家里就请不起先生，由我祖父母和我的姑母教他了。然而仅仅节流还是敷衍不过去，我祖父就将两所市房卖掉一所。卖掉的市房坐落在哪里，我当然不清楚，就是我父亲也未必很清楚的，但另一所市房，我还记得有点影踪，是在常州南大街，可是在我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不能说是一所，恐怕只能是几间。由于街道放宽，服务面积就相应缩小，仿佛还经过一次火灾，到抗日战争时候，就完全烧光了。

余之叔父是肖狗的，比我父亲小两岁，小时候和父亲一块读书。四个从堂姑母，大姑名馨，嫁于同邑史家，二姑名端，嫁与同邑林家，都是伯祖母董夫人生的，三姑名勤，肖鼠，嫁与同邑管雪忱先生。当时，雪忱先生在武汉艺专里教图画，他是余之夫人即我的婶母的从堂兄弟。我婶母名馥如，肖羊。四姑字瑞之，肖龙。三姑四姑和余之三叔都是庶伯祖母包夫人所生。大姑后来是我的寄母，我的小名荣，也是她取的，据说我五行缺火，她就给我取了个荣字。二姑三姑很早就去世，我所以记得三姑肖鼠，因为我小时候庶伯祖母跟我开玩笑，指着三姑说，她肖老鼠，叫她老鼠叔叔。我家传统，侄儿侄女都称姑母为伯叔，称伯叔为寄爹，孩子懂得什么呢？我就一直称她老鼠叔叔，直到她去世。

四姑瑞之是旧历壬辰（即1892年）生的，比父亲小八岁，她到学龄的时候，我家已经请不起先生，由我的祖母亲自教她读书了，所以她也通文墨。她嫁与常州盛绶臣，婚后夫妇不睦，一直住在家里，后来我弟弟出世，就由她抚育，所以我们和她感情特别好。

话再说回来，祖父负担我从堂叔父一房的确不容易，单看上边所说就能理解了。一帮子学龄儿童，个个要读书受教育，而且我家传统是男孩子女孩子同样受教育的；接下去男婚女嫁，还有两个老人，生养死葬。我祖父是个极其宽厚而又极其端方的人，1904年我父母结婚，1905年他就病了，病了一年，1906年去世。这就是说，我母亲婚后才一年多，祖父就去世了，然而母亲谈到祖父，总十分感动。她常常讲起两件事：一是祖父病时不肯服药，祖母常叫母亲端着药去给他喝，祖父为了对新媳妇的礼貌，总是勉强喝了。另外一件事是祖父病危时，曾关照我祖母，说虞家小姐（指我母亲）很忠厚，要照顾她。母亲讲到后面一件事的时候，有时还流泪。

现在谈我的祖母。祖母当年作为家庭主妇是极不容易的，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上面还有婆婆，即我的继曾祖母华夫人。继曾祖母是老实人，不善应变，家中开支，等等，都墨守陈规，亲戚来借贷的，也不问真伪，有求必应，这种借贷，自然是有去无回的了。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难。旁人了解情况的，总劝祖母要撙节开支，祖母怕婆婆不高兴，却总是顺着她。这局面，直到曾祖母去世后才逐渐扭转。

祖母有过人的才智。她生在太平天国时代，兵荒马乱，连《孟子》也没有读完，可到后来，能诗能文，也通晓经史，尤其难能的，是她督教子女极其严格。祖父母只有我姑母颂宜和我父亲一儿一女，姑母又长我父亲九岁，祖母爱我父亲自不用说了，瑞之姑母告诉我，父亲结婚之后，祖母还总称他“宝宝”。可是我父亲交待功课时，若有半点含糊，书就从他头上飞过去了。父亲非常欢喜下棋，象棋围棋都下得不差，他说十二岁时看到我祖父跟人下围棋，心里就很喜欢，但那时我祖母教他读书，估计决不会允许他下棋。瑞之姑母还告诉我，祖母的外号叫老虎，她的甥儿有时叫她老虎舅舅，我姑母颂宜干脆不叫她母亲而叫她老虎，大约也是小时候叫着玩，习惯以后就改不了口，正像我叫三姑母老鼠叔叔一样。

父亲六岁时从薛念辛先生读书，姑母也从过薛先生。姑母非常聪慧，而且性格开朗，弟妹都极喜欢她。她出嫁之后，还天天盼望她回娘家，都说大姊姊一到，仿佛吹来了一阵春风，尤其是父亲，只要有一点小病，就嚷着要姊姊，祖母只得派人去接她回来。

姑丈丁蒲臣（讳守铭）是祖父的学生，和父亲一同从祖父读《尔雅》。当时读书要背，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意背《尔雅》。他看到祖父读书极其专心，而且一段书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就钻这个空子。每到祖父聚精会神看书的时候，父亲就把《尔雅》塞过去，说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等祖父看完一段书，开始听父亲背书，父亲已背到最后几句了。但我姑丈背《尔雅》十分认真，祖父赏识他，就把姑母许配他了。姑丈是驼子，文学上的造诣也不如我姑母，姑母遗下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就是代姑丈捉刀的。我小时候听到这些事，很代姑母叫屈，认为她做了《尔雅》的牺牲品。其实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最近我在父亲遗稿内，看到姑丈的词作，也很不错，才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很幼稚的。

我父母结婚时（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姑母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亦在甲辰，不过在我父母成婚以前。嫁给史家的大姑是否已经出嫁，我一时查考不出。但母亲做新娘时，家里至少还有三个小姑。祖母不独督责子女读书严，家里规矩也很多。母亲说，那时如果祖母不叫她坐，她这个做媳妇的，就只能侍立。我舅家家规也很严，但严的只有我外祖父，我外祖母却是开朗随和的人。加以做媳妇和做女儿不同，祖母尽管严，姑母却敢叫她老虎，而且“老虎”也答应她，从此这个称呼就公开地确定下来。母亲尽管心里叫她老虎，哪能出口呢？所以母亲刚结婚时，也很不习惯夫家的生活。母亲最怕二姑，因为二姑每天给祖母梳头，一边梳头，一边就讲新娘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并不一定讲母亲的坏话，目的也不一定是“进谗”，只是手里有事，嘴巴闲着，讲讲罢了，但多言极易失口，甚至说好话，有时都会起反作用，何况姑媳间的鸿沟，已不是一家一户一代的事，而是家庭制度的副产品呢？三姑还小，而且性格开朗，成天嘻嘻哈哈。只有四姑，当时才十二岁，因为新房里好玩，成天钻在母亲房里。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母亲那时二十岁，也还是青年，这样，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母亲一生辛劳，四姑母成了她很好的帮手，四姑母一生多苦多难，母亲是她有力的支柱。外祖父家

母亲姓虞名菱，字兰。外曾祖父讳映溪，做过浙江衢州府知府，外祖父纫荃公讳树荪，是前清贡生。母亲有一姊一弟，姊适同邑巢兆觉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巢心北）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我的舅父讳祖同，号勤谷，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舅母同邑华瑞英女士。我没有见到姨母，她在我出生之前七年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我出生后去世，可是那么爱我的外祖母，我竟会没有一点印象。舅舅我还记得，他因为读书工作都在上海，难得回来，有时来看母亲，也总是谈正经事情，不大跟我们孩子搭讪。可是他有一个特长，却吸引着我。他随手画

人物

舅舅是外祖父母的老来子，比我母亲小得多，身体瘦弱，高额头，模样很聪俊，可惜1923年（民国十二年）就去世了，甚至患的什么病都没有弄清楚。他从上海回到家里时，腹部肿胀，骨瘦如柴，父疑心他患的是虫病，但也只是疑心，未经证实。舅舅去世之后，舅家悲惨的情形，简直没法形容。入殓那天，母亲不让我和弟弟去，所以我们直到“头七”才去行礼。怕那种悲惨号恸的局面，把我们吓坏；叔婶姑母等去送入殓的，我家佣人去帮忙的，没有人吃得进晚饭的。

舅母华瑞英女士是很能干的，气量也很大，可惜没有参加工作。她能画工笔仕女，我还保存着她赠送我的一把纨扇。今年（1986年）她已八十六岁，头脑还很清楚。她青年守寡，尽管舅家家境不坏，但毕竟是不幸的，可是在那个时代，不幸的妇女多着呢。

舅家比较封建，重男轻女，所以姨母和母亲没有出嫁时，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聘请先生在家里授课，姨母直到结婚之后，才争取进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我姨丈一度是武进女师的校长），这在当时也是极不容易的。当时一个姑娘订了婚，若要进学校读书，非征得夫家同意不可，若夫家比较开通，就索性结了婚再读书。外祖父是1931年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八岁，是高中学生了。外祖父去世前几年，见到母亲就告诫她，切不可让我考读大学。母亲自然知道这件事情做不到，有时随口敷衍，有时往父亲身上一推，母亲也愿意我上大学呢。有一次外祖父来看我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照例又谈到我的读书问题，他捻捻胡须，沉吟了一会，说：“二小姐，你好姑爹真是糊涂，女孩子二十岁不出嫁，就要到填字部里去了。”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只是笑。这已是20年代之末，怎怪得我的伯曾祖母要抱牌成亲呢！

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归宁，因为她本来不打算在舅家过夜，所以没有带我去。后来外祖父坚留她，她说孩子在家不放心。外祖父说，不要紧，我去接她。我弟弟是四姑母带的，我是跟母亲一床睡的，所以母亲在舅家留宿，总要把我带去。母亲就把衣橱钥匙交给外祖父，叫我再带些换洗的衣服去。外祖父雇了一顶小轿，直抬到我家厅上。他下轿之后，找到了我，说明来意，并把钥匙交给我。我当时第一句话就问他：“外公，钥匙是我母亲给你的吗？”“当然啰！”外祖父惊异地对我看看。我收拾了东西，就上了轿，站在外祖父的膝前。到了舅家，外祖父一见母亲就说：“你女儿真不错，会帮你管家了。”这次母亲没有责备我无礼，大约原谅我年纪还小。

外祖母去世之后，外祖父衣服什物之类，都是自己料理。父亲极称外祖父生活习惯严格，哪些衣服放在哪只箱子里，都有一定，而且都有记录。他房里也总很清洁，桌子上书籍文具之类，安放得整整齐齐，这种整齐清洁，一望而知不是出于仆人之手。父亲这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自理生活之初，衣服也分类安放，而且记录下来。别看这是一件小事，不知节省了我多少时间。

母亲性情温和，婚前既没有读多少书，婚后也没有争取进学校，以文化程度论，只能写写家信，看看小说，记记日用账。但她自尊心极强，气量很大。我舅家在常州城里房地产不少，收入颇为可观，可是对家里财产素来不问一声，不谈一句。未出嫁时，外祖父母总要给她些零用钱，亲友家小姊妹来了，大家高兴起来，有时玩雀牌，有时玩纸牌，有时掷骰子，作点小输赢，是常有的事。但出嫁之后，我家清贫，手里的零用钱就没有以前宽了，有时回娘家，遇到小姊妹们坐下来“玩”的时候，母亲总推托着不肯上场，而且从不谈到夫家的景况。我祖父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去世的，他卧病了一年多，医药丧葬，所费甚巨。父亲当时二十二岁，是常州私立溪山丙级小学堂的教师。一个小学教师，收入自然不多，他只得把家里较好的衣服卖掉，卖得一千三百元，偿付医药丧葬的费用。我小时候，父母亲各有一件鼹鼠袍，除此便没有别的皮服了。直到1930年，我满了十六岁，在常州私立芳晖女子初级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才买了两件狐皮统子，一件山猫皮统子，他和母亲各做一件狐皮袍，给我做了一件山猫皮袍，可惜这三件皮袍都在抗战中，故乡沦陷时失掉了。自从祖父去世后，沉重的经济负担，就落在父亲肩上，间接也就落在母亲肩上。祖父去世后两年，祖母也去世了。接下来大姑、二姑出嫁和伯祖母去世。父亲到料理伯祖母的丧事时，直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可是还缺少一百多元，父亲就同大姑（伯祖母的长女）商量，请她设法垫一垫（大姑嫁于同邑史家，当时算是有钱人家），事后尽快归还她，不料大姑一口拒绝，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母亲开口，开始不向母亲商借，可能由于面子观点，母亲二话没说，就把陪嫁的首饰，全数交给父亲变卖。等一应开支完毕后，父亲按捺不住，就走到客堂里，叫“大姊出来”，一场风暴眼看就要爆发，好在这天来吊唁的亲友不少，把父亲劝住了。这件事是四姑和我讲的，但我估计父亲也没有忘记。50年代初，我做文学翻译工作，介绍苏俄作品，那时的稿酬相对来说还不差。有一天，父亲对我这样讲：“目前稿费收入虽然不少，但仍应该处处节约。我一世薪金和稿费收入也不少，但逢到家里发生大事情，没有一次不向人借钱的。”父亲一生很少正面教训我什么，这一番若说是教训，就是唯一的一次了。

母亲不但在家庭经济方面能和父亲一心一德，使我们和堂叔一家和睦相处，在子女之间，也极为公平，没有半点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还“偏爱”我一些。我有两个哥哥，一个生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叫阿健，一个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名叫阿强，两个都是打防疫针以致夭亡的（1911年，即宣统三年）。据说在打针之前，他们还在园中戏嬉，十分活泼，一针打下去，顷刻间就完了。当时常州只有一个西医，这次毛病，究竟由于打针手术的失误，抑由于针药过时变质，我就说不上了。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孩，是我的姊姊，生在哪一年，我不清楚，不过出生不久就死了。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父母特别疼爱也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点，据说我小时候爱笑不爱哭，母亲生我后没有奶喂我，找来奶妈我又不肯吃她的奶，饿得头都抬不起来，但见了人还是笑，因此大人格外喜欢我。我从小就跟母亲睡在一床，直到大学毕业。弟弟生下之后，母亲自然无法带两个孩子，弟弟小时就由四姑带领，大一点就跟父亲一床睡。大家看到弟弟生后，母亲还是带领我，都说母亲偏爱。照我看，偏爱是未必，有意抬高女孩子的身份倒是有的。我们一家，包括从堂叔家在内，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只有庶伯祖母，她极端疼爱我弟弟，每到母亲责打弟弟时，她总极力劝阻，甚至滴下眼泪。不过她也喜欢我，所以“重男轻女”这四个字，内容也多种多样，像我庶伯祖母，该说是重男而不轻女。她是极其慈祥的，男孩女孩同样爱，不过觉得男孩在家庭里有点特殊意义就是了。这种心情我实在说不清楚，只好希望读者体会了。其次我家女佣，她们都是农村里来的，都喜欢男孩子，遇到我们姊弟两个闯了什么“祸”，她们总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开脱我弟弟。这种时候，母亲十分持平。她总是说：“你们别说了，我有数目，两个都有份。”

尽管庶伯祖母有点重男轻女，可是我绝不在意，说实话，只要我父母不重男轻女，旁人怎么样，我是不大在乎的。我们姊弟俩都十分爱庶伯祖母，她身材矮小，面容秀美，脾气也很随和，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只知道她姓包。现在想起来，一定是个贫家姑娘，才被卖出来给人作妾。据说我伯祖父去世时，她还没满二十岁，守了三十六年寡，抚育着两女一子（三姑四姑和叔父）。我叔父没有专长，一辈子是小公务员和小职员，经济一直不宽裕，加以和我婶母不睦，四姑母又被遗弃在家，所以庶伯祖母内心深处，并不愉快。好在我们一家很和睦，我父母对她也很尊敬，只是因为“庶”字当头，我和弟弟不能称她伯婆，只好称她“太太”，母亲也只能称她“婆”。她和四姑住在楼上东西两间房里，叔婶住在楼下东房，但她乳癌没有恶化之前，白天总在楼下，我父亲若买了糕点糖果等回来，母亲就用盆子装上一部分，叫我们送去给太太、叔、婶、姑母吃。我和弟弟都想讨太太的好，争着送过去。后来母亲就不给争了，这次姐姐送，下次弟弟送。可是话尽管这样说，轮到我送的时候，弟弟还是跟在我后边去了。轮到弟弟送的时候，我也和他同去。

上太太房里去玩，真是我们的节日。母亲管教我们很严，不论上谁的房里去，绝对禁止我们乱翻东西和随意开他们的抽屉。只有太太房里，有对我们开放的一角，那是她的一个床头柜的两个抽屉。她的床头柜和现在的形状不同，是正方形，外观完全是一张方凳，不过略高些，一面一扇门和两个抽屉里尽是废品、朝珠、缺边的破铜钱、坏纽子、断掉的链子索子、断眼镜脚……还有许多东西，简直不知道有何用处，有些甚至它们完好的时候，我们也说不出它们的名称，太太总说这些是我伯祖父的遗物。

朝珠是伯祖父的遗物，一种是石质的，不透明的，有绿色的花纹，一种像玻璃，透明的。我和弟弟最喜欢透明的朝珠，总要把玩好一会，玩得尽兴了，就把这些东西一样样放回抽屉，关上柜门，然后告辞下楼。不但在我小时候，朝珠不是希罕物，抗战之前，到处卖旧货、废品的小铺子、小滩头，都有那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出卖，一两个铜子就能买到，这种事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因为娑罗巷斜对局前街上，就有两三家这样的旧货摊。抗战初期我从童丕绳老师学画，才知道这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可以制成石绿，以后我回常州时，特意到处找这类卖废品的小店小摊子，希望能买进石绿的原料，可是这种朝珠的踪影全没有了，看来都给日本人搜罗去了。

现在再讲我的庶伯祖母。庶伯祖母是患乳癌去世的，她去世时（1928年，民国十七年），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在那个时候要治好这种恶症，可能性当然不大，加以她又不早点声张，待大家知道她患这种病时，动手术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加以余之叔父误信草药医生的话，说望江南子捣烂了敷，可愈此病。于是我家园里种了许多望江南子，可是一敷之后，癌就提前溃烂了，当时没有止痛剂等药物，所以从病到死的过程是极其惨苦的。母亲因为她喜欢我们，所以叫我们一放学，先叫我们到庶伯祖母床边请安问好。她去世的时候，大人们在她房里号哭，我和弟弟搂抱着在自己房里啼哭，不停地说：“太太没有了，以后没有太太了！”

父亲挽庶伯祖母的对联，我还记得大半：上联是“苦节三十六载，厚望后昆，痛树静风摧，终未甘回蔗境”；下联是“沈疴千五百日，备尝诸厄……”，下边记不得了。所以记不得，一定是我当时没有懂得句子的意思，所以这些字句没有在我头脑里生根，也就写不出来了。庶伯祖母并不是余之三叔一房唯一不幸的女性。在她之前还有我的袁伯曾祖母。私塾生活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私塾生活。我没有进私塾之前，是母亲和瑞之四姑教我识方字的。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我们书桌上挂一块小石板，上面用粉笔写一个“羞”字。第二天我们哪个认不得前一天教的方字，就得对着石板默坐。奇怪，这方法居然很有效，我和弟弟从来没有受过罚。方字排成一行，用一根木戒尺，压着，始而顺着次序读，过若干遍以后，就更换方字排列的次序，看我们能不能认得。字数不多，大约八个或十个。识得若干方块字以后，就教我们读当时的小学教科书，直到我八岁那年和弟弟进私塾。

我究竟在几岁时母亲才教我识字，现在想不起了。但我识得的字也不会太少，因为八岁那年进了私塾以后，常常趁老师午睡或他外出的时候，偷看他的《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等等。当然不会句句都懂，也有很多字认不得，但基本上能看得下去。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和母亲商量，请一位先生到家来教我和弟弟，我听到他们商量，总是要求他们慢一点请先生。父亲诧异说：“我小时候听到请先生就高兴，为什么你们这样怕读书？”其实当时我们害怕的是陌生的先生，并不是读书。也许我们小时候顽皮，佣人和厨子就用先生来吓唬我们，不过这也只是今天的猜测，因为实在想不出害怕先生的理由。但由于我幼时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极不赞成大人用某个人去吓唬小孩，如说“爷爷听到后要怎么了”，也反对别人对着小孩胡乱吹捧一个人。有一次一个熟人当他的小女儿和我的面，把我乱吹捧了一通，我立刻从小孩眼神里看出她和我疏远了，因为孩子不知这是无聊的吹捧，信以为真，顿时觉得我们之间差距变远。所以我以为在孩子目前不得其当的毁誉，都是一种欺骗。不过这些是闲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我第一个私塾先生姓袁，名其乐，是我舅舅介绍的。条件是供膳宿，每月八元修敬，后来加成十元。老师来的第一天，礼节十分隆重。父亲到馆子里去叫了一席菜，请厨子到家里来下锅。另外还有四位陪先生的，一个是舅舅，一个可能是我表舅，其余两个是我父亲和叔父。下边设了炉台。所谓炉台，就是香炉和烛台。这是宴请贵客的礼节，我小时候常州还十分通行。如请先生，请媒人，男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娘，女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婿等，都要用炉台。在这样隆重的筵席上，特客南面而坐，而且当真焚香点烛，在这种场合，特客要向主人道谢，要求撤去炉台，然后才肯入席。舅舅结婚不久，我家宴请舅母，也用炉台，当时舅母的“陪房阿姨”，就把带来的红呢毡毯铺在地上，大家入席。可是袁先生是乡下人，他所以要住在我家，就是因为离家远。他不懂这个规矩，他就在摆着炉台的桌上坐下，先生一就座，佣人就在地上放下红毡毯，我和弟弟就跪下来对他叩了头，然后站起来，侍立在旁边。先生吃了些酒菜，指指炉台，对父亲说：“把这些东西拿开，让孩子坐下吧！”父亲当然遵命，于是下边设了两个座位，让我姊弟俩就座。

此后袁先生就成为我家的西席了。母亲将西面一间厅堂用箱子和门帘隔开，作为书房，书房背后一间翻轩作为先生的卧室。每天早上7时半左右，厨子金海将四色小菜和稀饭送到书房，一般还有一样点心，不外油条麻糕之类；午饭晚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先生很客气，每顿饭总只动一样荤菜。8时半我们上学，11时半放“饭学”。下午照顾先生休息，一般我们要到1时半或两时我们才到书房去，3时半或4时就放晚学了。刚开学的时候，先生教的还是教科书，后来改教《论语》。早上一进书房就背前一天教的课文，背出以后才教新课，十行八行书，一直要哼到吃午饭。下午习字，最初是“描红”，后来才写“印本”。放学以后，叫我们在家画地图，可画的不是我国分省地图，而是常州三十六市乡图。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有一次回来看到了，就提出要改画中国分省图。袁先生也同意了，但没有能画上几张，袁先生就有别的工作，举陆云峰先生自代。

袁先生很和气，从不叱骂我们，所以师生间感情很好。有一次舅舅来看望母亲，顺便到书房去看先生。那时正是严冬，天气极冷。舅舅是娇公子，狐皮袍外还加大衣，可是先生只穿一件布棉袍。我弟弟就说：“衣蔽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袁其乐也欤。”后来母亲知道了，就怪我弟弟说话没有分寸，还叫金海去给先生招呼，袁先生说：“没有关系，他们刚刚读过这几句书。”

星期天我们也放假，但袁先生往往星期天下午就回到我家来，他在房里休息。只要先生回来，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到他房里去跟他玩，在知道他要离开我们的那些日子，跟他特别亲热。我们要他常来看我们，而且要他来时仍旧住在他房里，他也一一允诺。惜乎不多时以后，陆先生就通知我们，说袁先生去世了。

在初读旧书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困难。如遇到“庶”（例如“回也其庶乎”《论语》卷六）“几”（例如“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卷七）和“庶几”（例如“则齐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下》）等，我就不大理解，问了先生，有时还不清楚。大概不同于口语的虚辞，小孩比较难懂。所以我后来教初级中学语文时，对于这类虚辞的讲解，特别注意。

陆云峰先生是受过学校教育的，所以除了国文之外，还教我们算术和英语。功课的安排是这样：上午教国文，也就是《孟子》。我记得读《孟子》的时候是要“通背”的。所谓通背，就是每天除背前一天教过的书外，还要把以前教过的一道背。我记得读到《公孙丑章》下的时候，还要从“孟子见梁惠王”背，读到《滕文公》上时，才不带背《梁惠王》上而从《梁惠王》下开始背，所以每天单是背书，要花相当时间，现在这些章句也都还了先生了。说不定有人要说这样的读书，完全是浪费。但我认为即使是浪费，也决不会是“完全”。首先我们要学好一种语文，该从感性的教材入手，多读多背，正是入手的方法。对一个将来研究古代教育、古代政治哲学的人来说，《论语》、《孟子》固然大有用处，即使一个将来不以文史为专业的人，读一点旧书，也能提高其阅读的能力和速度。因为今天虽然通行语体文，但是“文夹白”的文章还是随处可见，而且用处很大。文法是任何一种文字都有的，也是应该掌握的，但若对一种文字感认识不足的时候，就先讲文法，这文法就成架空的东西了。我们那个时代，除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人以外，学好英文的人实在不多，说不定毛病就出在这里。我小时候死背《论语》、《孟子》诚然很苦，大家说我站在书房门口，一边背书，一边两手绞门帘，绞了又放，放了再绞，直到背完三四章《孟子》。但是我还是要谢天谢地，我的老师当时没有教我文法，要我分析句法。以上所说，全是我的偏见，说不定都是错误，只希望读到这篇东西的同志，有以教我了。《论语》、《孟子》是老师教的，《中庸》、《大学》和部分《礼记》是父亲暑假中教我的。父亲除寒暑假外都不在常州。寒假太短，加以他白天晚上都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教我们，暑假长一点，而且天气热，在工作间歇的时候，就教我们读《大学》、《中庸》了。他教书不要通背，甚至不要背书。每天教的新课，他要我们读五十遍，再将昨天教的课文读三十遍，前天教的读二十遍。这样，每天都读一百遍书，而且每天教的课文，也能读到一百遍，只是分三天读罢了。事实上，几十行课文，读到一百遍，决没有背不出的，而且分作三天读，就更便于记忆而不会遗忘。父亲还特地给我们做了书签。每张书签上写两句五言诗，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抽出一个字，读满十遍，就把另一张十位数的书签抽出一个字。这样读书，实在一点也不苦，只是九岁的孩子，对《大学》、《中庸》的精义，不能理解就是了。

读完《大学》、《中庸》，就读《礼记·檀弓》，接下去是《文王世子》等篇。这时父亲的尺度放得更宽，只要我读得“上口”，就是说，能读得顺流，就可以“派司”了。偶尔也叫我们读古文、古诗。我记得他教第一篇古文是乐毅《报燕惠王书》，第二篇是太史公《报任少卿书》。诗教白居易的乐府和《长恨歌》、《琵琶行》，没有教律诗绝句，他教我们诗的目的，是要我们在吟诵的时候懂得平仄声。始而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以后是我们和他一同读。但即使同读，我们读错平仄时，他仍能听出了，纠正我们。古诗能吟诵，读近体诗自然不成问题了。

父亲选择课文的标准，我当时并不理解，我当时体会到的，就是父亲不论吟诗读书，音调都很美。当时，读四书是一种调子，读古文是另一种调子，惜乎没有录音，否则就是极好的纪念品了。后来我在光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晚会余兴时，同学还请父亲读诗词，大家说他读得好是因为他学过昆曲。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兴致自然好些，又能喝点酒。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猜拳行令之余，有会吹笛子的，就吹一曲，有会唱昆曲的就唱几句，父亲跟着他们哼哼是有的，并没有正式从师，更说不上入门了。父亲吟诗读书音调所以能美，据我看，一半由于读音准，一半由于能充分体会诗文中的感情。所以调子高低疾徐，轻重缓急，听上去没有一点做作而能激动人心。我每次听他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这两句时，总是感到非常激动。

父亲又是我家的好护士。1930年我弟弟患伤寒去世前，父亲护理他三十七个日夜，母亲护理他四十个日夜，这件事情暂且不说。我和母亲生病，也总由他陪伴。他拿着一本书，一方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不过平时低声诵读的，这时改为默读罢了。他按时给病人服药，量体温，喝水，或者问病人要不要吃点什么。这种时候，我和母亲总要求他出声诵读，因为病中听他抑扬有致的读书声，反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听着听着，有时还跟着他默读，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样的睡眠，于病体是十分有益的。直到今天我每次患病的时候，还会下意识地从枕上抬起头来，对窗前的书桌边看看。我在寻找谁呢？

再说两句离题的话。上边我已说过，父亲教我的第一篇古文是乐毅报《燕惠王书》，他教国文的那几年，也总选读这篇文章，可见他欣赏的程度了。其实，他不独欣赏文章，在他想象中也描绘着乐毅的形象。父亲不爱看京戏，说京戏的表情不如昆曲细腻，但在却不过情面时，也奉陪别人去剧场坐坐。有一次，我们硬拉着他去看京戏，这天的戏目中有一出是火牛阵，戏中扮田单的是老生，但乐毅却开了脸。父亲低声对我说：“扮乐毅也应用老生。”还有一次，也是和父亲一同看京戏，看的是《草船借箭》，父亲看到剧中的诸葛武侯拉鲁肃的胡子，就说：“唉，表演诸葛武侯应当表演得儒雅一点。”由此可见诸葛武侯也是我父亲佩服的人物。

解放之后，京戏的“状元祭塔”改为“烧塔”，父亲很希望去看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想看这个戏，他说：佛教的势力笼罩中国已一千多年了，不论戏剧还是小说，没有反抗佛法的。烧塔是向佛法挑战，所以想去看一看。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大致如此。可惜父亲那时身体已经很差，那出戏又不常常上演，竟没有看成。三燕渠

常州有个土音，“燕”（读去声）意思略同顽皮淘气。我说略同，因为用顽皮、淘气去解释“燕”还嫌太轻，若解作撒野，似乎又嫌重一点。我疑心“燕”是“野”的转音，曾经请教过一位常州籍的研究语音学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所以我暂时只能存疑，等以后再请教别人了。

我们从陆云峰先生读书以后，比以前顽皮多了，读了一会儿，就要求先生放我“休息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因为惧怕母亲，不敢往上房去，只敢往园里钻。园和厅堂之间还隔一个院子，所以先生也不管我们。我们第一次“休息”约摸9点多钟，正好是金海捡完菜到井上去淘米洗菜的时候。他买些什么菜我们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我们只注意他买的猫鱼，看到猫鱼里有活的，就拿到书房里去养起来。书房里有两张书桌，一张饭桌，先生和弟弟合用一张大书桌，先生南面而坐，我和弟弟打横。我独用一张小方桌作为书桌，有两个抽屉。我们就把小鱼养在抽屉里，再放上几块砖头，算是岛屿。现在我百思不解的，那张小方桌是一般木料制成的，何以抽屉能不漏水？到园里去挑活鱼是我和弟弟共同的享受，现在鱼养在我的抽屉里，却是我的独乐了。我一边读书，一边不停地把抽屉拉开又推上。有一次拉得猛了一点，抽屉里的水涌向身边，我不禁失声说：“潮水来了！”弟弟听到回过头来，我们相视而笑。先生没有听清，放下书本，问我：“你说什么？”我装作没有听见，提高些嗓门读书。

可是不论书桌抽屉多么结实，盛水养鱼到底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放下去的鱼，明晨去看已经死了。经过若干次教训以后，我们就决定另打主意。这时恰好来了个二宝。二宝是我家的小丫头。

我小时候家里有过几个小丫头。有的是她母亲在我家帮佣，把女儿带来算是丫头，也挣点工钱，有的是她母亲或祖母曾在我家帮佣过，后来把女儿送来的。这类小姑娘来时只有八九岁，到十五六岁能干农活时，她父母就领她回去了。留在我家直到出嫁的，只有一个王春兰。她是我记得的第一个丫头。年龄比我大得多，我不到两岁，她已十六七岁了。有一次母亲回舅家去，春兰陪我玩，她跳来跳去，引手舞脚，一不小心，在我左耳上打了一掌，据姑母说，当时我脸色惨白，好半天才哭出来。后来母亲知道了，也没有打骂她，只说了她几句。可是我的左耳，却从此失聪，而且由失聪，还丧失了平衡。春兰幼时由父母做主，许配了人家，到她十八九岁时，她父母就来接她回去结婚。春兰哭着闹着要解约，可是她父母和夫家都不同意，到临了，春兰还是跟他们回去了。她结婚后每隔三四年总要看望我们，总在我家住上几个月，生了孩子，也带着同来，像回娘家那样。她和我们感情都很好，我也绝不记她打聋我耳朵的仇，母亲甚至不许我们叫她做丫头时，我们给她取的名字。现在再回转说二宝。

二宝和我差不多年纪，生得聪明伶俐，这点大的孩子除了传话和陪我们玩耍，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和弟弟决定在园内开沟养鱼以后，就要二宝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二宝一听，摩拳擦掌，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三人立刻去踏勘开沟的地方。

我家的井是口好井，又清又深，倒在井边的水也不会回到井里去，所以淘米缸、捣衣石都放在井边，淘过米、洗过衣服的水也就倒在近旁，日积月累成了一块不到一米见方的洼地。我们决定沟从洼地开始，一直通到淡竹丛里，大约两丈多长。一经决定，就立即动手，那一块地方，因为平日人们走不到，所以特别芜秽，乱草石子特别多，所以我们三个拔草的拔草，捡泥块石块的捡泥块石块。我们放学以后，只到上房去兜一圈，和大人打个照面，立即到园里劳动。二宝自然也不落后，见我们一走，一溜烟地跟出来了。完工那天，我们劳动得特别晚。母亲找我们吃点心，一个也找不到，她说：“这三个燕坯，不知在胡闹些什么，还不回来。”父亲就到园里来看看，只见我们衣上脸上手上全是泥浆，二宝满脸通红，我们浑头大汗。父亲说：“快回去，母亲在等你们哩！”我说：“我们已经完工了，请你给这条沟起个名字吧！”父亲笑了笑说：“叫它三燕渠吧！”我拉着他不依，说：“你为什么说我们‘燕’？”父亲又笑笑说：“燕有什么不好？你们不是刚读过吗？‘子之燕居’……”

三个人花了近二十天，挖了一条三燕渠，但渠里从来不能积水，不论多少水下去，都给底部和两壁的泥土吸干，养鱼自然更不用谈了，但我们并不是全无收获：以前淘米洗菜的水流不到淡竹丛，所以淡竹很憔悴，现在多少能吸收到点水分，所以变得有生气了，而且能产出筷子那么长和粗的笋。其次是那儿的乱草经我们清除之后，随手丢在那里的北瓜（俗称饭瓜，上海人叫它南瓜）籽，会发芽生长，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当儿，结出两个大南瓜来。在当时，北瓜是贱物，谁也不会去种它（抗战时期我们曾经在西宅废墟上面，是种过北瓜的）。但天生的北瓜，大家又当成宝贝了，女佣嘻嘻哈哈笑着，捧着两个大瓜进来给母亲看。这天大家吃了一顿北瓜煮面条，第二天又饱吃一顿北瓜饼。

三燕渠不多时就被泥土石子填没，谁也没有心情再去开了，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沟）却得了美名，不但三个“燕坯”称它三燕渠，连父亲也称它三燕渠了。一次他说：“今天我到园里走走，在三燕渠看到一只野猫。”这时母亲便会取笑他：“你和他们三燕，三燕，我看要成四燕了。”

二宝什么时候离开我家，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有一件事情，她却给我一个坏印象。有一天，母亲买了三只小鸭，给我们每人一只。二宝首先挑了一只大的。我和弟弟的鸭子都放在大脚炉里，因为炉盖有孔，鸭子不会闷死。二宝因为她的鸭子大，不愿和我们的放在一起，就要由她单独养。她以为鸭子会泅水，就把小鸭子放在水缸里，不想鸭子太小，一下子就淹死了。第二天一早，二宝趁我们还没起来，就把我们的小鸭，也放在水缸里淹死。这件事我和弟弟都没有和她计较，但她给我的坏印象，大概终我之生不会磨灭了。顾金海和顾盘娣

顾金海是我家厨子，年龄大约和父亲差不多。他年轻时我没有看到。从我懂事起到他去世那一段时间里，他却总是那个样子。依我家的经济条件论，雇个女佣帮着干点家务是完全可能的，至于雇佣厨子，就无此必要了。我父亲叔父都难得回常州，加以父亲不喜欢酬应，朋友来看他，也谈论一会就走了，除非是外地来的朋友，才留吃饭留住。可是金海在我家的地位，却特别稳固，仿佛他不是我家雇用的而是我家的一分子那样。这里是有缘故的：他的母亲是父亲的乳母。这位顾老太太直到我父母结婚还住在我家，据母亲形容：她高瘦个儿，小脚，太阳穴上贴着两个头痛膏药。我母亲提到她就摇头，因为她爱到我祖母跟前去讨好。讨好当然不等于“进谗”，但说话轻重失当，或用辞不妥，也会引起误会的。母亲当时是新媳妇，自然不能不警惕。她有个诨名，叫奉圣夫人，这诨名决非我母亲所取，因为母亲性格温和，嘴巴也不尖利，这诨名肯定是不知哪位姑母给她取的，由此也可想见她的为人了。自从我有知识以来，家里难得有人提起她。

金海性格随和，同上下关系都很好，做的菜也不错，不但平日，逢年过节，人来客往，几盘几碗也料理得像个样子。所以除了邀请外祖父到我家来吃饭之外，母亲可以不下厨房。父亲叔父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是壮年男子，有了他，门户火烛也放心些。而且他每天一早就出去买菜，所以消息灵通，如临时闭城门啦，有散兵游勇在街上游荡，说不定会发生抢劫啦，“拉伕”啦，死囚执行枪决啦，城门上挂着死囚的头颅啦，等等，等等，都及时向母亲汇报。我家厅后的翻轩，西边一间原是袁先生的卧室，袁先生去后，就空在那里，中间一间放杂物，东面一间就给金海作卧房了。金海每天饭后，总要午睡，到下午三四点才起来，回厨房去料理晚饭。所以下午4点钟以后，他的卧室基本上空着，朝北的房子本来阴暗，加以很少人去转动，所以我们小时候，总觉得金海的卧室特别阴森可怕，我和弟弟便想象着有两个精怪藏在金海卧室里，一个叫做“暗穴”，一个叫做“夜官”。我们手握法宝——两尺长的胡萝卜，要去制伏它们。这种想象，这类行动，我们相约绝对不同大人讲，大人只见我们手持胡萝卜，争先恐后地跑到金海房里去，一会儿又尖声叫着从房里奔出来，不知我们在胡闹些什么，有时金海也从厨房里探头出来张望。原来我们假定二“官”本领很大，一下子不能降伏它们，所以屡进屡退，逃出来后，再商量对策，预备下一次进军。说老实话，如果我们一次就能降伏它们，我们不是又要设计新的游戏了吗？从“暗”和“夜”两个字来看，充分反映出孩子害怕黑暗的心理，但这类想象，也或多或少出于偷看《子不语》、《夜谭随录》的赐与。

金海也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常常请假，假期满后还要赖在家里，不准时来上工。他家住在常州北乡龙虎塘，离城不过十多里。凭他在我家的资格，他向母亲请假，自然没有不准的道理。每到他请假的时候，母亲就让女佣代他做厨房里的活，女佣原来的工作，就由母亲姑母帮她做。经常这样，女佣心里自然不大乐意，又不便认真计较，就尽说些挖苦他的话，话题集中在金海怕老婆一事上。金海的老婆姓邱，是继室，个子矮小，干农活是好手，说话做事也很爽脆。我家女佣就给她取个诨名叫“瓜秋头”，是影射她矮小的。有一次女佣告诉母亲说金海背上有被火叉打的伤痕。还有一次，又说金海的女人不让丈夫到城里来上工，因为夏天不能关门，就用一张长板凳拦住门，自己躺在长凳上。后来金海趁她睡着的时候，就从凳子下面爬出来，逃回城里来的。这类话，母亲听了，只是笑笑，给我弟弟听见了，就会去问金海：“你背上当真有火叉印吗？”或是：“你是怎样从长凳下边爬出来的？”金海听了，就故意板起脸，装出生气的样子，问我弟弟：“这类话也是你做少爷的人讲的吗？”

我从小不喜欢进厨房，可我弟弟却爱钻到厨房里去玩，金海看见他走进去，就问他：“你来干什么？”弟弟说：“我来帮你拉风箱。”我家西宅厨房里有一座三眼灶，是烧饭的；一座煤炉，是炒菜的。煤炉烧煤，有一个风箱。炒菜嫌炉火不旺时，就拉风箱。金海说：“你还会拉风箱呢？！小姐不进门房，少爷不进厨房，给我快点出去吧。”这样“少爷”就给“轰”出来了。其实金海怕我们在厨房被水火烫着，也嫌孩子碍手碍脚。

金海是看我们从小长大的，我们也从小就把他当作家里的一员。即使现在，我在写这类只有我一个人感兴趣的琐事，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温暖。

女佣挖苦金海的话，固然不免添油加醋，但金海惧内，也是事实。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已经是光华大学的学生了。金海忽然来上海找父亲，说要出家做和尚了。父亲苦苦劝他，买了两张火车票，亲自把他送回常州。这件事情之后，父亲就和母亲商量，把东（原十子街六号）西（十号）两宅之间的三间小屋（八号），给他夫妇居住。此后金海免去城乡奔走之劳，他夫人除了大忙季节，也总住在城里，把农活交给儿子和媳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金海的孙女盘娣。

盘娣是金海的孙女。她祖母住进我家八号房屋之后，她跟着父母来探望祖父祖母时，有时就留下住几天，她那时只有八岁。起初跟着金海只到厨房里，站一会儿，东张张，西望望，不多时就回八号去了。我家大厅上本来放着好几十只书箱。父亲和我只有暑假才回来，母亲姑母等即使偶尔到厅上去，也不会去查看书箱。为了谨慎起见，父亲除了把书箱上锁外，还用牛皮纸封条封好。有一年暑假，父亲回来发现厅上书箱上的封条，大部分被撕破了。父亲问母亲，母亲说没有的事，前两天她还去看过，一切都好好的，两人随即又同到厅上去查看，果然多数封条撕破了。这时在旁的女佣说：“昨天金海的孙女在这里转来转去，说不定是她做的好事。”给她一点破，事情果然有些像：撕破封条的都是下面一排书箱，叠在上边的书箱，封条还是完整的，而且从撕破的情况看，也像出于儿戏而不是别有意图。父亲就叫佣妇不要声张，他要亲自考察一下。

第二天上午盘娣又来了，她先到厨房里转了转，又在厨房门口站一会，随后就走出去了。约摸她出去后三四分钟，父亲就踱到厅上去。一看果然，盘娣用指甲在剔书箱上的封条。她听到背后脚步声，回过头来，一看见是父亲，立刻住了手，她把两手反放在背后，背部紧靠书箱，仰起头，对父亲看着，脸上一点没有恐惧的神色。盘娣有一张圆脸，皮肤晒得黑黑的，小嘴有点翘，大眼睛里流露出调皮的神气，父亲看着她反而不禁失笑起来。父亲告诉她，封条是有意贴上去的，叫她下回不要撕破，又问她几岁，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趁父亲一不留神，撒腿便跑，回八号去了。

这次事之后，盘娣每次进来，就到我家客堂里、房里来玩了。她和我特别亲热，只要看到我，就不肯回家，能在我书房里陪着我坐两三个钟点。那时我已读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暑假后要升大二，二十岁。暑假中回到家里，即使谈不上用功吧，也总要看看书，所以我起初并不欢迎她来，怕她干扰我。后来见她并不干扰我，就想教她认几个字。再转念一想，她到城里来，不过玩几天，到我家来，也不过偶然高兴，未必肯认真识字，我又何必自找麻烦？这样，她每次到书房里来，我就给她一支铅笔，一张纸，让她随意乱画，消磨时间。有时我高兴，也画条鱼，画只鸡，给她做“范本”。她可全不在乎，有范本也罢，没有也罢，只要我在书房里，她就陪着我。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她提出来要跟我一同到上海去，她讲这话的时候很认真，神气也很固执。以后每天来总要问我还在常州住几天，几时上海去。有一天，我随口敷衍她说：“好吧！我带你去，快去做一件新衣服。”这原是一句极无聊的话，她听我说完就走了。以后她还是每天上我家来，但神色有点沮丧，而且绝口不提到上海去的话。起初我完全不在意，隔了好几天，我问她说：“你不想到上海去了吗？”她背过身子去，歇了好一会，才低低说：“我没新衣服。”我听了这话，真像挨了电击，二话没说，立刻到布店里去剪了一件花布衣料，送给她，并且再三向她解释，我不能带她到上海去，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新衣服。然而使我伤心的是：她能懂得的，只是我那句无聊的话。我解释的话，她并不理解，这样，我在这八岁的孩子面前，就无从弥补我的过失了。

我动身去上海那天，盘娣一早就来了，换了一件干净布衫，头发刷得光溜溜，可能借用了她祖母的“刨花水”，说要送我上火车站。看光景火车站是一定要让她去的了。母亲吩咐多雇一辆人力车，让金海带着她送我们。我们进了车站，买了月台票，金海把行李送上车厢，她跟着我们也走到车厢里，一看见我们找到座位，就老实不客气地抢先坐了，还拍拍座位叫我和父亲坐下。车窗外列车员的铃声已响了第二遍，是送客的人不得不下车的时刻了。金海把她提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和我们打了招呼，下车去了。火车开动时，我还看见盘娣躺在地上又蹬脚又哭。

这年寒假我回到常州，盘娣也常到我家来玩。一次她黯然地对我说：我送给她的衣服，她家裁剪给她弟弟做了衣服。

金海是1940年去世的。那时已是抗战时期，我和父母在上海，光华大学还在租界上开学，叔婶姑母在常州乡下避难，金海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去世的情况不详，不过知道是病终的。1940年我们回到常州时，金海的夫人和她的妹妹还常到我家来。那时我家西宅已全部炸毁倒塌，我们只能用残留的砖瓦和别人卖剩的木料，在废墟上搭两间房屋暂时居住。厨房是用毛竹和草盖起来的。原来西宅的园子和大厅的旧址，我们清理清理种菜。邱夫人妹妹来看我们时，常带点菜秧给我们，有时帮我们锄锄地，浇浇水。奇怪，满是瓦砾石灰块的菜畦，一经她们的手，就顿时改观了。母亲总说：“你们看，邱家阿姆一动手，菜地就‘眉清目秀’了。”

我和盘娣再次相逢，是胜利之后，我是特地到龙虎塘去看她们的，但不知怎的，我只看见盘娣一个人，她祖母父母可能因事出外，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她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而且出落得十分漂亮。她见了我仍旧十分热情，拉着我的手，不住问长问短。可惜我们见面的时间太短，没有真正“一倾积愫”。以致我带着负疚的心情去看她，又不胜遗憾地回来。

以我自己的年龄来推算，现在盘娣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以她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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