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土：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翰·约瑟夫·亚当斯（编）,斯蒂芬·金 乔治·R.R.马丁等（著）,姚向辉等（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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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土：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试读：

一切混乱的终结

斯蒂芬·金就不需要介绍了，畅销书作家，屡获大奖，著有《魔女卡丽》（Carrie）和废土杰作《末日逼近》（The Stand）等小说。尽管他以长篇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而闻名，他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作品集结于数本短篇集中：《世事无常》（Everything’s Eventual）、《夜班》（Night Shift）、《故事贩卖机》（Skeleton Crew）和《梦魇幻景》（Nightmares & Dreamscapes）。本篇收于《梦魇幻景》中，首刊于1986年的《万象》（Omni）杂志。它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的提名，最近还被改编为一小时的电视电影，是TNT电视台剧集《梦魇幻景》中的一集。

有几个因素能决定选哪篇小说作为一部选集的卷首故事。你可以选作者非常有名的，可以选好得出奇且充满情感的，也可以选为整本书奠定基调的。本短篇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

我想告诉你战争如何结束，人类如何堕落，还有弥赛亚如何死亡——史诗般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几千页，精装本足以塞满一面书架，但你（假如以后还存在能读到这些文字的“你”）肯定更愿意读个脱水版就算了。直接注射起效最快。估计我还有四十五分钟到两小时，究竟多久得看我的血型了。我猜自己是A型，那样我能多挣扎一阵子，但很可惜我根本不记得。如果实际上是O型，我假设存在的朋友，那你看到最后恐怕就是许多空白页了。

总而言之，我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好了。

我用的是电动打字机，波比的文字处理机更快，但发电机的线路太不稳定，哪怕装了稳压器，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我只有一次机会，我可不想漫漫归家路走到大半截，然后电压陡降，或者电流浪涌大得超过了稳压器的控制范围，结果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文字升向数据天堂。我叫霍华德·弗诺伊，一个自由作家。我弟弟罗伯特·弗诺伊就是弥赛亚。四小时前，我用他本人的发明杀了他。他管那东西叫“镇静剂”。叫“天杀的大错误”恐怕更合适，但已经成为结果的事情无法撤销，爱尔兰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这么说……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浑球。

妈的，我不能总是瞎打岔。

波比死后，我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坐在小木屋客厅唯一的窗户前，盯着森林看了三个小时。你以前能看见北康威镇高压钠灯的橙色辉光，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只能看见白山山脉——像是孩童用绉纸剪出的一个个黑色三角形，还有毫无意义的群星。

我打开收音机，扫过四个波段，只找到一个疯子，于是又关掉了收音机。我坐在那儿，思考该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我的思绪一次次滑向无边无际的黑暗松林，那巨大的虚无。最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消磨时间了，只能给自己注射毒药。妈的，离了截稿期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

老天在上，现在我有了个货真价实的截稿期。

我和弟弟都很聪明，我们的父母再没有什么别的期待了。老爸主修历史，三十岁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全职教授。十年后，他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六位副主任之一，而且有资格再进一步。他为人也相当不赖，收藏了查克·贝瑞录制过的所有唱片，弹得一手好布鲁斯吉他。我老爸白天归拢档案，夜晚沉迷摇滚。

老妈以优等成绩从德鲁大学毕业，获得了ΦΒΚ学会的荣誉钥匙，有时候会别在那顶俏皮的软呢帽上。她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出色的注册会计师，遇见老爸，嫁给他，怀上区区在下我之后就暂时歇业了。我于1980年出生。1984年，她帮老爸的几位同事打理税务，她说这是她的“业余小爱好”。1987年波比出生的时候，她在为十几位大人物打理税务、投资组合和不动产规划。我可以报上他们的名字，但谁他妈还在乎呢？他们现在不是死了就是已经痴傻。

我猜她靠“业余小爱好”每年挣的钱比老爸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自己过得开心，相处得也很愉快。我经常见到两人拌嘴，但从来没见过他们争吵。我慢慢长大，发现我老妈和我那些玩伴的老妈只有一点不同：电视播放肥皂剧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阅读、熨衣服、缝缝补补或者打电话，而我老妈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在绿色大纸上写下许多数字。

我没有让钱包里装着门萨金卡的这对夫妻失望。我的公立学校成绩不是A就是B（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让我和弟弟去念私立学校）。我很早就会写字，而且毫不费力。二十岁那年我卖掉了第一篇杂志文章，内容是独立战争时大陆军如何在福吉谷苦熬寒冬。我把文章卖给了一本航线杂志，得到四百五十块钱。亲爱的老爸问我能不能把那张支票卖给他。他签了张他的个人支票，将航线杂志寄来的支票装框，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不得不说，他是一位富有浪漫气息的天才。会弹布鲁斯吉他的浪漫天才。相信我，比我差劲的孩子大有人在。当然了，他和我母亲去年都过世了，死的时候精神狂乱，屎尿都拉在裤子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但是，我到最后也依然爱着他们。

我属于配得上父母期待的那种孩子——听话、聪明、有天赋，在充满爱和信心的气氛中很早就显露出天赋，有信仰，热爱和尊重父母。

波比就不一样了。连老爸老妈这种门萨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波比这样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知道。

我比波比早了整整两年学会自己上厕所，我也只有这一点比他强了。但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一个还算不错的退伍军人联盟投手会嫉妒诺兰·瑞安和罗杰·克莱门斯这样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吗？过了一定的程度，导致嫉妒的竞争心态就会消失。我有过这种体验，我可以告诉你：过了一定的程度，你只会后退几步，遮住眼睛，免得被对方耀眼的闪光灼伤。

波比两岁识字，三岁开始写短文（《我们的狗》，《与妈妈去波士顿》）。到了六岁，他的字难看得令人吃惊，但经过誊抄，他仍在发育的运动控制能力不再干扰阅读之后，你会觉得作者是个聪明但异常天真的五年级学生。他以可怕的速度从单句发展到复合句和更复杂的句子，以怪异的直觉领悟了从句、子从句和定语从句。他偶尔也会搞混语法，放错修饰语的位置，但绝大多数作家一辈子都难以克服的这些障碍，他不到五岁就把它们踩在了脚下。

他开始头痛。爸妈害怕他有什么生理疾病（比方说脑肿瘤），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他的身体，然后更仔细地听他说话，最后告诉父母波比没什么问题，只是心理压力太大：他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因为他的写字的手不像大脑那么运转自如。“你们的孩子在试图排出精神结石。”医生说，“我可以给他的头痛开个处方，但我觉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台打字机。”于是老爸和老妈给了波比一台IBM打字机，几年后的圣诞礼物是装有“文字之星”软件的Commodore 64电脑。在我说其他事之前，有一点要补充一下，那就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波比始终相信那台文字处理机是圣诞老人放在我家树底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胜过波比的还有这个：我很早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

关于我们的童年时光，我有许多话可以说，虽然总得说点什么，但时间有限，我就长话短说了。截稿期。哎呀呀，截稿期。我看过一篇很好玩的短文，《乱世佳人精华版》，大致是这样的：“战争？”郝思嘉大笑，“哈，无聊！”“砰！卫希礼去打仗！亚特兰大被烧！白瑞德来了又走了！”“真是无聊，”郝思嘉流泪道，“明天再去想吧，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我不得不写类似的记录，忽然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我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智商无论怎么测都爆表的孩子？”英迪娅·弗诺伊对她亲爱的丈夫理查德说，“真是无聊！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他和他那个不怎么蠢的哥哥，让他们的智力继续成长。老天在上，他们就是两个最平常不过的美国少年，我们就要这么养育他们！”

砰！弗诺伊兄弟长大了！霍华德去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念书，以优等成绩毕业，以自由作家为业！过得相当惬意！和许多女人约会，带上床的就没那么多了！没有染上性病和药瘾！买了一套三菱音响！每周至少写一封信回家！出版了两本小说，卖得不错！“真是无聊，”霍华德说，“我就适合这样的生活！”

确实如此，直到那天波比突然（就像个标准的疯狂科学家）露面，带着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装着蜜蜂的蜂巢，另一个装着黄蜂的蜂窝。波比反穿一件蒙福德体育系的T恤，即将摧毁全人类的心智，快活得像是涨潮时的牡蛎。

像我弟弟波比这样的人，每两三个世代只会出一个，比如李奥纳多·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也许还有爱迪生。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就像巨型罗盘，漫无目标地转动良久，寻找正北的方向，找到后以可怖的力量抓住不放。但在最后成功之前，这种人都会成天口吐狂言，波比也不例外。

他八岁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他发明了一架飞机。那会儿我已经很熟悉波比了，所以我只说了两个字“扯淡”，就把他赶出了我的房间。后来我去车库，看见一个怪里怪气的三合板装置架在他的“美国快车”红色小车上。这东西有点像战斗机，但机翼不是后掠而是向前倾斜的，摇摆木马的鞍座用铆钉固定在中央，侧面有个控制拉杆，但没有发动机。他说这是滑翔机。他要我把他从卡里根山上推下去，那是格兰特公园里最陡峭的一段山坡，正中央有一条方便老人家使用的水泥小径。波比说，那就是他的跑道。“波比，”我说，“这鬼东西的机翼装反了。”“没有反，”他说，“就应该是这样。《动物王国》有一集说的是老鹰，它们向猎物俯冲，然后逆转翅膀飞上去。老鹰的翅膀是双关节的，明白吗？这样能得到更大的升力。”“那空军的飞机为啥不是这样的？”我问，浑然不知美俄两国空军都正在绘图板上设计这样的前掠翼战斗机。

波比只是耸耸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们爬上卡里根山，他骑上木马鞍座，抓住控制拉杆。“使劲推我。”他说，眼睛里闪烁着我非常熟悉的疯狂光芒——天哪，他那双眼睛有时候会亮得像是点燃的蜡烛。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认为那东西真能飞起来，就绝对不会使那么大劲推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真的能飞，所以用尽力量推了一把。他靠惯性冲下山坡，大呼小叫像个刚跑完长途的牛仔，正要去镇上喝几杯冰啤酒。一位老妇人跳开给他让路，他险些撞到另一位拄拐杖的老先生。冲到半山坡，他一拉控制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三合板飞机和红色小车分开了，那一瞬间我真是既惊又恐。刚开始飞机只是飘在小车上方几英寸处，像是随时会落回去。忽然吹来一阵大风，波比的飞机立刻升上半空，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拽了起来。红色小车沿着水泥小径向前冲进灌木丛。波比突然飞上了十英尺高的半空，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他坐在前掠翼滑翔机上飞过格兰特公园，欢呼不已。

我追了上去，叫他快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他翻下木马鞍座，身体被树枝或某一尊雕像刺穿的可怕场景。弟弟葬礼的样子不仅是想象，简直就是我在现场目睹。“波比！”我尖叫道，“下来！”“噫——呀——！”波比对我大喊，声音微弱但显然非常开心。下棋的、扔飞盘的、读小说的、谈恋爱的、慢跑的人纷纷停下来，诧异地望着波比。“波比，那鬼东西他妈的没有安全带！”我叫道。在我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说那三个字。“我——没——事——”他扯开嗓门欢呼，但我惊恐地发现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一路尖叫着跑下卡里根山，根本不记得我都在喊些什么，只知道第二天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我记得我跑过一个身穿三件套西装的年轻人，他站在山脚罗斯福雕像旁边。他看着我，用聊天的语调说：“跟你说啊，朋友，我这麦角酸的劲儿又上来了。”

我记得那个奇形怪状的黑影掠过公园的绿色草地，在长椅、垃圾筒和围观者仰起的面孔上起伏变幻。我记得我追赶那影子。我记得我告诉母亲，波比那架本就不该飞起来的飞机，被一阵怪风吹得上下倒翻，波比短暂但天才的飞行员生涯在D街上摔得粉碎，母亲的表情开始扭曲，然后痛哭流涕。

从现在的结局来看，波比当时要是真的粉身碎骨反而对大家都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波比倾斜着飞向卡里根山，抓着飞机的尾巴，一直没有摔下来；他压低机首，飞向格兰特公园中央的小池塘。他在水面上方五英尺滑翔，然后是四英尺……然后机首划破水面，拉出两道白色尾迹，惊起永远气定神闲（而且喂得过肥）的一群野鸭，野鸭绕着他愤怒大叫，而他笑得喜不自胜。他从另一头飞出池塘，从两条长椅之间穿过，机翼被长椅折断。他从鞍座上飞出去，脑袋磕了一下，开始大声叫骂。

这就是有了波比的生活。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离奇——实话实说，在他发明镇静剂之前，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出奇的。我之所以要讲上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最极端的事例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性：生活中多了波比，你的精神就会经常受到冲击。他九岁那年开始在乔治敦大学学习量子物理和高等代数的课程。有一天，他用自己的声音覆盖了我们那条街（以及周围四个街区）的所有收音机和电视机信号；他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台旧的便携电视机，改造出一个宽频无线电广播电台。一台古老的黑白电视机，十二英尺长的高保真电缆，屋顶上的一个铁丝衣架，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近两个小时，乔治敦的四个街区都只能收到WBOB频道，也就是我弟弟的电台。他朗读我的短篇小说，讲傻乎乎的笑话，解释烘焙豆类富含硫化物，所以我们老爸每周日在教堂才放那么多屁。“不过他绝大多数时候放的都是闷屁。”波比对大约三千名听众说，“有时候他会憋一个特别响、特别长的，留给赞美诗。”

老爸对此可不怎么高兴，他向通信委员会缴纳了七十五块罚款，从波比下一年的零花钱里慢慢扣除。

生活中有了波比，我的天……请看，我在哭。这是真情实感，还是药效发作？应该是前者——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快点写下去为妙。

出于各种实际原因，波比十岁从高中毕业，但没有去念文学士或理学士，后续学位就更别提了。他脑袋里的那个巨型罗盘正在转啊转啊转，寻找它想指向的正北。

波比钻研了一阵物理，又痴迷了一阵化学（时间短一些），但他对数学缺乏耐心，因此这两个领域都没能留住他。所谓的“硬科学”他虽然能搞懂，但也觉得厌倦。

十五岁，他迷上了考古学——我们家在北康威有个避暑住处，他把附近的白山山脉挖了个遍。通过研究箭头、燧石甚至新罕布什尔州中部地区那些中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篝火灰烬，他重建出当地印第安人的历史。

但那阵劲头也过去了，他开始阅读历史和人类学著作。十六岁那年，波比请求加入一支探险队，那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类学专家要远征南美洲，我父母勉强答应了。

五个月后他回来时，这辈子第一次晒得黝黑，而且长高了一英寸，减了十五磅体重，性格也更安静了。虽说波比依旧开朗乐天，但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的那种少年生气（有时候很能感染人，有时候让人厌倦）不见了。他长大了。我第一次听他谈起新闻……都是可怕的新闻，明白吗？2003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名叫“圣战之子”的分支组织（荒唐的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像是西宾夕法尼亚州某处的一个天主教社区服务组织）在伦敦引爆了一颗脏弹，污染了全城六成的面积，剩下四成对打算要孩子或者想活过五十岁的人来说也很不健康。同一年，美国试图封锁菲律宾，因为塞德尼奥政府接纳了“少量”中共顾问（根据间谍卫星提供的数据，大约是一万五千人左右），结果被迫让步，因为：首先，中国说美国不撤军他们就倾巢发射导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其次，美国人民没什么兴趣为了菲律宾群岛的事情集体送死。还是同一年，另外一群疯狂的龟孙子（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企图在柏林用空气喷洒艾滋病病毒。

这种事让所有人心情消沉，但波比更是消沉得脑浆都快淌出来了。“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某天他这么问我。时值八月末，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避暑住处，大多数物品已经装进盒子和行李箱。告别前的那种凄凉气氛笼罩了小木屋。我要回纽约，波比要去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他整个夏天都在读社会学和地质学课本（这个组合够不够神经？），他说他要去那里做几个实验。他的语气自然而轻松，但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看见老妈用特别意味深长的眼神打量波比。老爸和我都没有起疑心，但我估计老妈知道波比的罗盘终于不再乱转了，开始指向某个确定的方位。“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我问，“你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有人回答一下，”他说，“按照最近的事态发展，越快越好。”“人类一直就是这样的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想找个责怪对象的话，就怪上帝吧。”“胡说八道。我不相信那套鬼话。双X染色体的说法到头来也还是狗屁。别跟我说是什么经济压力，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因为那也无法解释所有事情。”“原罪。”我说，“我信这个——这个词语听起来节奏不错，可以当跳舞音乐。”“很好。”波比说，“也许就是原罪。但我亲爱的大哥，用什么手段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手段？什么手段？我没听明白。”“我猜是水。”波比阴沉地说。“你说什么？”“水。水里的什么东西。”他望向我，“或者水里缺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波比去了韦科，然后就杳无音讯了。再次见到他是三年以后，他反穿T恤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两个玻璃匣子。“好呀，老霍。”他说道，走进我的公寓，不咸不淡地拍了我后背一巴掌，就好像我们三天前才见过面。“波比！”我叫道，伸出双臂使劲抱住他。坚硬的东西戳着我的胸口，愤怒的蜂鸣声传入耳朵。“我也很高兴看见你。”波比说，“但你最好悠着点儿，别激怒这些小伙子。”

我连忙后退。波比放下手里的大纸袋，卸下肩上的背包，从纸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里是蜜蜂的蜂巢，另一个是黄蜂的蜂窝。蜜蜂已经安静下来，继续做它们应该做的天晓得什么事，但黄蜂对自己的处境显然很不满意。“好了，波比。”我看着他，露出笑容——我实在太开心了，“这次你又有什么新念头？”

他拉开背包，取出一个蛋黄酱瓶子，里面装着半瓶透明液体。“看见这个没？”他说。“看见了。不是水就是白色闪电。”“这既是水又是酒，看你信不信了。来自拉普拉塔的一口自流井，这个小镇在韦科以东四十英里，我用五加仑才提纯出这么一点儿。我在那儿搞了个小蒸馏塔，老霍，不过我猜政府不会因为这个来抓我的。”他也在微笑，笑容越来越灿烂。“这就是水，但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带劲的私酿。”“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你会明白的。知道吗，老霍？”“知道什么？”“假如愚蠢的人类能再坚持六个月，这东西就能让他们永远活下去了。”

他举起瓶子，一只被放大的眼睛盯着我，眼神非常严肃。“这是神药。”他说，“能治疗智人身上最糟糕的疾病。”“癌症？”“不。”波比说，“是战争。酒吧争吵。路边枪击。一切纷争。洗手间在哪儿，老霍？尿憋得都快从嘴里满出来了。”

他从厕所出来时，不仅把T恤翻了个面，头发也梳过了——他梳头的方式倒是没有任何变化。波比喜欢把脑袋在水龙头底下放一会儿，然后用手指把头发使劲向后拢。

他看着那两个玻璃匣子，说蜜蜂和黄蜂已经恢复常态。“不过我跟你说啊，老霍，黄蜂的蜂窝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常态’。黄蜂是社会化的昆虫，虽然蜜蜂和蚂蚁也是，但黄蜂不一样。蜜蜂几乎永远神智正常，蚂蚁偶尔精神崩溃，而黄蜂是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微微一笑，“很像咱们智人。”他打开装有蜜蜂蜂巢的匣子顶盖。“听我的，波比。”我说，我虽然还在微笑，但笑容已经没那么灿烂了，“把盖子放回去，用嘴说就行了，可以吗？回头再演示给我看。我的房东人很好，但公寓管理员是个大块头的男人婆，抽雪茄，比我重三十磅。她——”“你会喜欢的。”波比说，就好像没听见我在说什么，这习惯和他的十指梳头法一样，我早已熟悉。他待人并不是缺少礼数，而是经常会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里。我拦得住他吗？该死，拦不住。再说，能看见他回来已经很让人开心了。我是说，我当时就觉察到会出乱子，但每次和波比待上五分钟，他就能催眠我。他是扶着橄榄球的露西，信誓旦旦说这一次肯定没问题，而我是查理·布朗，冲过去抬脚就踢。“其实你很可能早就见过了——杂志和电视上的野生动物纪录片里有这些画面。没什么特别的，但看起来很了不起，因为人类对蜜蜂有着完全非理性的偏见。”

奇怪的是，他说对了，我确实见过这种画面。

他把手伸进匣子，放在蜂巢和玻璃之间。不到十五秒，那只手就像戴上了一只黑黄相间的活手套。我有一瞬间陷入了全感回忆：坐在电视前，身穿连袜睡衣，抱着帕丁顿小熊，离上床睡觉还有半小时（波比还要过几年才会出生），看着一个养蜂人让蜜蜂覆盖他的整张脸，惊恐、厌恶和着迷五味杂陈。蜜蜂首先聚拢成刽子手的头罩，然后被他拨拉成怪诞的活胡子。

波比突然皱眉，然后咧嘴苦笑。“被蜇了一下。”他说，“长途旅行害得它们还有点生气。我搭一位女保险推销员的飞机从拉普拉塔到韦科——她有一架古老的派珀小熊，然后搭某个通勤小公司的飞机到新奥尔良，好像叫什么混球航空。转机转了能有四十次，但我向老天发誓，真正让它们发疯的是从垃圾迪亚来这儿的出租车。德国投降后的城堡之路都比第二大道的路面平整。”“我说，波比，你最好还是把手拿出来。”我说。我担心会有蜜蜂飞出来——我仿佛看见自己拿着卷起来的杂志，花几个小时满屋子追打蜜蜂，好像它们是老监狱电影里的逃犯。但蜜蜂没有飞出匣子，一只也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放轻松，老霍。你见过蜜蜂蜇花吗？听说过这种事吗？”“你哪儿长得像一朵花了？”

他放声大笑。“妈的，你以为蜜蜂知道花是什么样子的吗？哈哈，不可能！它们不知道花是什么样子，就像你我不知道云朵是什么声音。它们只知道我有甜味，因为我的汗液中含有蔗糖二氧芑……还有另外三十七种二氧芑，这还只是我们有所了解的成分。”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然后继续说道，“我必须承认，今晚我存心把自己弄得有点儿甜。我在飞机上吃了一大盒樱桃夹心巧克力——”“波比，我的天！”“——在出租车上吃了两大块南瓜糖。”

他把另一只手也伸进匣子，小心翼翼地拨开蜜蜂。我看见他在清理干净蜜蜂前又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把盖子放了回去，不禁松了一口气。他的两只手上各有一个红色肿包：左手在虎口位置，右手紧贴掌根幸运线。他被蜜蜂蜇了，但我明白他要我看的是什么：至少有四百只蜜蜂落在他手上，但只有两只蜇了他。

他从牛仔裤兜里掏出小镊子，走到我的书桌前，推开文字处理机旁的一叠手稿，拉过聚光台灯，摆弄片刻，让灯光在红木桌面上聚成一个小光斑。“写什么好东西了吗，老狗？”他随口问道。我后脖颈汗毛直竖。上次他叫我老狗是什么时候？四岁还是六岁？妈的，想不起来了。他用镊子从左手上轻轻夹出一根细如鼻毛的小刺，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写一篇关于艺术品造假的文章，给《名利场》的。”我说，“波比，你这次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能帮我把另一根刺夹出来吗？”他把镊子和右手伸向我，露出抱歉的笑容，“我一直觉得，既然我这么聪明，应该能左右开弓才对，但我左手的智商依然不足六岁。”

还是我那个波比老弟。

我在他身旁坐下，接过镊子，拔出红色肿包上的蜂刺，肿包贴着的幸运线对他来说应该叫倒霉线才对。我给他拔刺的时候，他向我讲述蜜蜂和黄蜂有什么区别，拉普拉塔的水和纽约的水有什么区别，还有——该死！——有了他的神水，再加上我的小小帮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唉，于是我那个聪明而疯狂的大笑老弟又一次扶起了橄榄球，而我又一次冲了上去，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蜜蜂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蜇人，因为那样它们自己也会死。”波比淡然说道，“记得那次在北康威吗？你说人们自相残杀是因为原罪？”“记得。你别乱动。”“好，假如真的存在原罪，假如真的存在上帝，他爱我们，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上十字架，但同时又要送我们下导弹满天飞的地狱，只是因为某个蠢女人咬了一口坏苹果，那么，诅咒其实就在这儿：祂把我们造得更像黄蜂，而不是蜜蜂。——嘿，老霍，你怎么不拔？”“你别乱动，”我说，“我就能给你拔出来。你要是特别想指天画地，那我先等着好了。”“好吧。”他安静下来（相对而言的），我努力给他拔刺。“蜜蜂就像神风敢死队，老狗。你看那个玻璃匣子，蜇我的两只蜜蜂已经死了。蜜蜂的刺就像钓钩，是有倒刺的，刺进去很容易，但向外拔的时候会带出它们的内脏。”“好恶心。”我说，把第二根刺扔进烟灰缸。我看不见倒刺，因为我的眼睛不是显微镜。“这正是蜜蜂的特殊之处。”他说。“那还用说。”“但黄蜂就不一样了，黄蜂拥有光滑的蜇刺，愿意蜇你多少下就蜇多少下。蜇到第三或者第四下，毒液就用完了，但只要它们愿意，就能继续在你身上扎窟窿……它们确实就是这么做的，尤其是虎头蜂，就像我带来的这一种。必须用镇静剂才行，我用的这种叫诺可松。会让它们难受很久，因为它们每次醒来时都特别疯狂。”

他严肃地望着我，我这才看清他的黑眼圈，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弟弟这么疲惫的样子。“这就是人们彼此争斗的原因，老狗。没完没了，不停争斗。因为我们有光滑的蜂刺。但现在你看。”

他起身到背包前翻找片刻，取出一个眼药水瓶，打开蛋黄酱瓶，用眼药水瓶吸了几滴他提纯的德州水。

他拿着眼药水瓶走向装有黄蜂窝的玻璃匣子，我注意到这个匣子的顶盖有点儿不一样，上面有一小块能拉开的塑料滑门。我不需要他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处理蜜蜂的时候，他敢直接取掉顶盖，但若要和黄蜂打交道，他就不想冒险了。

他捏了一下眼药水瓶上的黑色橡胶球。两滴水落进蜂窝，被水打湿的黑点几乎立刻消失。“等三分钟左右。”他说。“什么——”“别问，”他说，“到时候你自然能看到。三分钟。”

趁着这三分钟，他读了我那篇写艺术品造假的文章，虽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页了。“很好。”他放下稿纸，“还真不错，老哥。不过你应该读一下十九世纪商业大亨杰伊·古尔德用赝品莫奈画作装饰私人火车会客车厢的事情，太他妈逗了。”他一边说，一边掀开了黄蜂匣子的顶盖。“天哪，波比，别闹了！”我喊道。“还是那么胆小。”波比笑着说，把蜂窝从匣子里拿了出来，蜂窝呈暗灰色，和保龄球差不多大。他用双手抓着。黄蜂飞出来，落在他的手臂、面颊、额头上。一只黄蜂飞向我，落在我的前臂上。我一巴掌打死了它，尸体落在地毯上。我吓坏了——魂不附体。肾上腺素流遍全身，眼珠子都快从眼窝里钻出来了。“别弄死它们。”波比说，“从它们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来说，你这么做和杀婴儿没什么区别。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把蜂窝在两只手之间扔来扔去，仿佛那是个超大号的垒球。他把蜂窝抛到半空中。我惊恐地看着他，黄蜂在客厅里飞来飞去，仿佛巡航的战斗机群。

波比小心翼翼地把蜂窝放回匣子里，坐进我的沙发。他拍拍身旁的位置，我走了过去，精神已经被他催眠。黄蜂到处都是，地毯上，天花板上，窗帘上。有五六只在大屏幕电视上爬来爬去。

在我坐下之前，他赶开了沙发坐垫上的两只黄蜂，免得被我的屁股压死。它们立刻飞走了。黄蜂快活地飞来飞去，快活地爬来爬去，动作敏捷，没有半点拖泥带水的感觉。就在波比说话的当口，它们渐渐找到了飞回纸质蜂窝的路，在上面爬了一会儿，纷纷钻进顶部的洞口，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是第一个对韦科产生兴趣的人。”他说，“按照人口平均计算，德克萨斯是全美最暴力的州，那里却有一个很好玩的无暴力地区，韦科是其中最大的城镇。老霍我告诉你，德州佬喜欢拔枪互射——明白吗？这个州民风如此。半数人口随身携带武器。周六晚上的沃思堡酒吧就像射击场，只是用醉鬼取代了陶土鸭子。德州的步枪协会成员比新教信徒还多。倒不是说全世界只有德州佬喜欢拔枪互射、用匕首互相整形、把爱哭的孩子塞进烤炉，但他们真的很喜欢玩枪。”“只有韦科除外。”我说。“哦，他们也喜欢玩枪，”他说，“只是他们彼此开枪的次数少得惊人。”

天哪，我一抬头看见了时间。感觉像是才写了一刻钟，实际上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写得入迷就会这样，但我不能沉迷于描述细节。这会儿我感觉还行，喉咙里并不干得难受，没有搜肠刮肚也想不出的单词。回头看刚才写下的文字时，只发现了常见的错误拼写和重叠打字。不过我不能浪费时间，必须抓紧了。“真是无聊。”郝思嘉说，就是这个意思。

以前也有人注意到并调查了韦科地区的非暴力气氛，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社会学家。波比说，你把韦科和类似地区的统计数据（人口密度、平均年龄、平均经济水平、平均教育水平等几十个因子）塞进电脑，只要数据足够多，就会得到一个特别显眼的异常点。学术论文总是非常严肃的，但在波比读过的五十多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在无可奈何之下，不止一次开玩笑说，原因或许是“水里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妨把这个玩笑当真。”波比说，“就好像有很多地方的水里含有能够预防龋齿的物质。那种物质叫作氟化物。”

他带着三名助手前去韦科，其中两个是社会学研究生，一个是地质学的全职教授，正在休年假，想找点儿刺激的事情做一做。六个月后，波比和社会学研究生编写出了一套程序，能够直观展示被我弟弟称为“静震”的现象。背包里有一份皱皱巴巴的打印稿，他取出来给我看。那一组同心圆，有四十层。韦科位于从外向内数的第八、第九和第十个圆环上。“然后你再看这个。”他取出一张透明胶片盖在打印稿上。还是一些圆环，但每个圆环都标着一个数字。第四十环：471，第三十九环：420，第三十八环：418。等等等等。有几个处数字不降反升，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幅度也很小。“这是什么？”“数字是那个圆环内的暴力犯罪数量。”波比说。“杀人、强奸、伤害和打架，甚至破坏公物。电脑根据一个参考了人口密度的公式计算出这些数字。”他点了点第二十七环，数字是204。“举例来说，这片地区的人口不到九百。数字说明那里有三四起家暴、两起酒吧斗殴、一起虐待动物——要是我没记错，一头猪惹恼了某个老农民，他向那头猪体内注射了大量岩盐——还有一起过失杀人。”

我看见中央几个圆环的数字急剧下跌：85、81、70、63、40、21、5。所谓“静震”的震中是拉普拉塔，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沉睡小镇。

拉普拉塔的数字是0。“所以我找到了，老狗。”波比俯身，紧张地搓着修长的双手，“我的伊甸园。这里居住了一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四是通称‘殖民土著’的混血儿。镇上有一个鹿皮鞋工厂、两家汽车旅馆、两家灌木农场。工作方面就这么多。娱乐方面有四家酒吧、两家舞厅——你能听到的都是典型的得州乡村音乐——两家汽车影院和一个保龄球场。”他停了停，又说，“还有一家蒸馏酒场。出了田纳西，我就没喝过比他家更好的威士忌。”

简而言之（现在我也只能简而言之了），拉普拉塔按理说应该是一片犯罪乐土，能够滋生出本地报纸每日警情栏目里的各色暴力事件。应该是，但实际上并不是。在我弟弟去考察前的五年间，拉普拉塔只发生过一起谋杀和两起人身袭击，没有强奸，没有上报的虐待儿童。有过四起武装抢劫，但罪犯全都是过客，而且要为那起谋杀和两起人身袭击中的一起负责。当地警长是个共和党老胖子，模仿演员罗德尼·丹泽菲尔德惟妙惟肖。众所周知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泡在咖啡馆里，一边整理领带结，一边请大家去勾搭他老婆。我弟弟认为这可怜的老家伙正在遭受第一期阿兹海默综合征的折磨。他手下只有一个警官，是他的侄子。波比说他侄子很像老音乐秀《驴叫》里的小桑普斯。“要是这个小镇在宾夕法尼亚州，”波比说，“这两个家伙十五年前就该退休了。但是在拉普拉塔，他们可以一直混到死……而且是寿终正寝的自然死亡。”“你呢？”我问，“你是怎么做研究的？”“哦，对，得到统计结果后的第一周，我们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波比说，“明白吗？我们猜到会有什么结果，但没想到这么离奇。哪怕见过了韦科，来到拉普拉塔也还是会大吃一惊。”波比动了动，按响指节。“天哪，我最讨厌你弄出这种声音了。”我说。

他微笑道。“对不起，老狗。总之，我们开始研究地质，然后对水样进行显微分析。我没抱太大希望。因为附近地区每户人家都有井，往往是深井，水质要做定期检验，免得喝到硼砂之类的东西。要是有什么明显的成分，早就被人发现了。因此我们开始做亚显微分析，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非常怪异的物质。”“什么样的怪异物质？”“原子链上的断环，亚动力学电子涨落，还有某种不明蛋白质。水不只是纯粹的一氧化二氢，你明白的，总是含有硫化物、铁离子等等。天晓得特定地区的蓄水层里会有什么物质。而拉普拉塔的水，你可以给它添加一系列字母，就像荣誉教授名字后的缩写一样。”他两样放光，“但那种蛋白质才是最有意思的东西，老狗。就我们所知，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发现过它，那就是在人类大脑里。”

糟糕。

感觉到了，就在两次吞咽之间：喉咙里的干涩。现在还不严重，但足以让我停下来去倒一杯冰水。我大概还剩下四十分钟。天哪，我有那么多话想说！他们发现了黄蜂的蜂窝，但黄蜂不蜇人。波比和一名助手看见追尾事故，两个司机都喝过酒，都是男性，都是二十三四岁（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好战分子），他们却走下车，握手，友好地交换保险公司的名片，然后走进最近的酒吧，再喝一杯以示庆祝。

波比口若悬河地说了几个小时——比我还剩的时间要多得多。总之最后的结果很简单：蛋黄酱瓶子里的那种物质。“我们在拉普拉塔建起了自己的蒸馏塔。”他说，“我们酿的就是这东西，老霍，和平主义者的白色闪电。德州那个地区的地下蓄水层很深，但大得出奇；就像整个维多利亚湖被倒进了地壳与地幔间的多空沉积层。这种水很有劲儿，但我们浓缩的物质，就是我刚才滴在黄蜂窝里的那东西，劲头更大。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快六千加仑，装在大号铁皮桶里。到今年年末，我们就能有一万四千加仑，明年六月三万。但还远远不够。还要更多，而且要尽快……然后需要运输。”“运输到哪儿？”我问。“首先是婆罗洲。”

我以为自己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听错了。真的。“你看，老狗……对不起，老霍。”他又在背包里翻了一会儿，找出几张航拍照片递给我。“看见了吗？”他问。我查看照片。“看见这他妈有多完美了吗？就好像上帝他老人家突然掐断我们的广播，开口宣布‘现在插播一条特别消息！小混蛋们，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将回归《完美生活》。’”“我没听懂。”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照片里是一个小岛——不是婆罗洲本身，而是婆罗洲以西一个名叫古兰迪奥的小岛，岛中央是一座山，山麓上有许多泥巴茅草屋。你看不太清那座山，因为有云雾遮挡。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我看什么。“这座山和这个岛都叫古兰迪奥。”他说，“在当地方言中的意思是神恩，或者命运，或者命数之类的。但罗杰斯公爵说，它其实是地球上最大的定时炸弹……即将于明年十月爆炸，但也有可能提前。”

疯狂的之处在于，这个故事只有在快进讲述时听起来才那么疯狂，但我现在只能这么做。波比要我帮他筹集六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以完成如下事宜：首先，提纯出五到七万加仑所谓的“精华水”；第二步，将精华水空运到婆罗洲，婆罗洲有机场可供降落，你可以驾着悬挂式滑翔机在古兰迪亚降落，但运输机就别想了；第三步，将精华水用船从婆罗洲运到这个名叫命运（或者命数、神恩）的小岛；第四步，将精华水用卡车运到火山口，这座火山从1804年起一直休眠（只在1938年喷过几个小烟圈），然后将水桶扔进如今是个烂泥塘的火山口。罗杰斯公爵就是他那位地质学教授约翰·保罗·罗杰斯，他声称古兰迪奥不止会喷发，而是会爆炸，就像十九世纪的喀拉喀托火山那样，相比之下，污染了伦敦的那颗脏弹还不如一个炮仗。

当年，喀拉喀托喷出的火山灰落满了整个地球，观测结果构成了萨根智囊团的核冬天理论的重要依据。那次爆发后的三个多月内，由于火山灰进入了大气急流和范艾伦辐射带以下四十英里的范艾伦气流，半个世界都欣赏到了瑰丽得离奇的日落日出。全球气候变化持续了五年，原本只在东非和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生长的水椰忽然出现在南北美洲。“北美洲的水椰在1900年前全灭绝了，”波比说，“但它们在赤道地区活得很好。播种的就是喀拉喀托火山，老霍……我想用同样的方式把拉普拉塔水洒遍全世界。我要全人类沐浴在拉普拉塔的雨水中——等古兰迪奥爆发，雨水会很多的。我要他们喝落进水库的拉普拉塔水，用拉普拉塔水洗头洗澡泡隐形眼镜。我要妓女用拉普拉塔水冲洗下体。”“波比，”我说，“你疯了。”但我知道他没有。

他对我露出疲惫而顽皮的笑容。“我没有疯。”他说，“想知道什么叫发疯吗？打开CNN，老……老霍。你会看见疯狂正在现场直播。”

我不需要打开有线新闻网（我的某个朋友叫它“末日碎心机”），就知道波比想说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边境对峙。中国和阿富汗也一样。半个非洲遭受饥荒的折磨，另外半个被艾滋病蹂躏。过去五年内，德州和墨西哥边境常有小规模战斗，因为墨西哥信了共产主义，人们开始管提华纳叫小柏林，因为那里筑起了高墙。拼刺刀的声音渐渐响成一片。去年的最后一天，核责任委员会的科学家将末日时钟拨到了午夜前十五秒。“波比，就算一切都能按计划完成，”我说，“多半做不到，但咱们暂且假设一下好了。你也根本不清楚那东西会造成什么长期效果。”

他想说什么，但我挥手挡开。“你别说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找到了所谓静震现象，分离出了原因，这一点我承认。但你有没有听说过酞胺哌啶酮？专治青春痘，帮助睡眠，但它对三十岁以上的成人会造成癌症和心脏病。你忘了1997年的艾滋病疫苗吗？”“老霍？”“它能够治疗艾滋病，但受试对象都得上了无法治疗的癫痫，在十八个月内死了个干净。”“老霍？”“还有——”“老霍？”

我停下来看着他。“这个世界……”波比说，然后又停下。他的喉咙在颤抖，我看见他努力忍住泪水。“这个世界需要激进疗法，老哥。我不知道长期效果，但现在没时间去研究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也许我们能够治疗所有的纷争，或者——”

他耸耸肩，试图微笑，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两行眼泪缓缓淌下。“或者，我们只是在给癌症末期病人注射海洛因。但无论如何，这能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能终结这个世界的伤痛。”他摊开双手，手掌向上，我能看见蜂蜇的痕迹，“帮帮我，老狗，请帮帮我。”

于是我帮了他。

然后我们搞砸了。你可以说我们彻底搞砸了。想听实话吗？我他妈的不在乎。我们杀死了所有植物，但至少拯救了温室。以后这儿还会长出些什么吧？希望如此。

有人会读我写下的这些话吗？

我的脑子开始转不太动了。这些年来我第一次不得不思考自己正在干什么。写作的机械动作。刚开始应该抓紧一点时间的。

无所谓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当然成功了：提纯地下水，空运到婆罗洲，转运到古兰迪奥，沿山坡搭建简陋的吊升系统（半马达绞盘，半齿轨铁路），将一万两千个五加仑容器提纯后的炸脑版的拉普拉塔水扔进火山口的烂泥塘。我们在短短八个月内完成了这些，花销不是六十万也不是一百五十万，而是四百多万，但还是不到美国当年国防支出的一千六百分之一。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寿（筹）到的吗？要是我还有拾（时）间，一定会仔细讲给你听，但我的脑袋快要裂开了，所以就无所胃（谓）了。也许你想知道，大部分钱是我筹来的。有些靠诈有些靠偏（骗）。实话实说，我自巳（己）都没想到我能做到。但我们做到了，世界也撑到了火山暴（爆）发的那一天——火山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不清，但也没时间翻回去看

等一等

好了，稍微好点儿了。毛地黄素。波比有这个药。心脏跳得像发疯，但我又能思考了。

罗杰斯公爵没说错，火山——我们管它叫神恩山——如期喷发。烟柱喷上天，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仰望天空。真是无聊，好（郝）思嘉说。

事情发生得很快，就像性交、花钱、特笑（效），所有人都恢复了健康。我是说

等等

天哪，让我写完这段。

我是说所有人都暂时做出了退让。所有人都稍微看青（清）了一点局势。世界变得像是波比给我看的那个不再蜇人的黄蜂窝。有三年时间，大家过得像是小阳春。人们和平相处，就像“新血”乐队的老歌唱的，所有人都相安无事，就像喜（嬉）皮士美梦成真，你明的，核（和）平了爱了还有

等

大爆炸。心脏快要从耳朵里蹦出来了。但我要集中每一分力量，集中——

那就像寒冬里的小阳春，我想说的是这个，足足三年的小阳春。波比继续他的研究。拉普拉塔，社会学背景。还记得当地的警长吗？共和党老胖子。波比说他有罗德尼综合征的初期正（症）状。还记得吗？

集中精神，混蛋

不止他一个人。结果发现德州那片地区有许多类似病例。阿兹海莫症我说的是。三年拾（时）间我和波比一直在那儿。写了一套新程序，画出新的圆换吐（图）。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回到这里。波比和几个助手留下了。一个开枪自杀了，波比回来的时候说。稍等一下要爆

好了。最后一次。心脏跳得太快，我都不能呼系（吸）了。新的圆环图，最后一张圆环图，叠在静震图上看，会给你当头一棒。静震图显示，越靠近中心的拉普拉塔，暴力事件就越稀少；阿兹海默图显示，越靠近拉普拉塔，早老性痴呆的发病率就越高。人们很年轻就变得很杀（傻）。

接下来的三年，俺和波波过得很小心，只喝巴离（黎）水，雨天穿长雨衣。没有战争了，所有人越来越杀（傻），我回到这里因为他，我弟弟，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

波比

波比今晚来我这里，哭了，我说波比我爱你波比说对不起老狗对不起我把全世界变成了傻瓜和笨蛋我说全是傻瓜和笨蛋也好过一个大黑窟窿他哭了我哭了波比我爱你他说你能给我一针那种特别水吗我说好他说你也来一针吧我说好我应该也打了但我记不清了我看见文字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有个波比他的名字是弟弟我看我要写完了我有一本书想写波比说充满了平静的空气能够持续一百万年所以好孩子好孩子好弟弟我就停下了好孩子波比我爱你不是你的错我爱你

原谅你

爱你

我有罪（对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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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森·斯科特·卡德著有畅销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这部作品曾荣获雨果和星云双奖。其续作《死者代言人》同样摘取双奖，使卡德成为连续两年获得该领域最具声誉的两个奖项的唯一作者。卡德还曾赢得世界奇幻奖、八次轨迹奖以及其他诸多奖项。

除了《安德的游戏》以及安德系列的其他故事，卡德还著有数十本其他小说，包括《创造者阿尔文》（Tales of Alvin Maker）传奇史诗系列和《归来》（Homecoming）系列。他还发表了八十多个短篇，收录于多部选集中，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是《镜中地图》（Maps in a Mirror）。《回收》是卡德首次公开探讨自己宗教信仰的系列故事中的一篇，同时也是他开始尝试后末世科幻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属于卡德的“摩门之海”系列，最早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而后被收于《边缘人》（Folk of the Fringe），一部关于大浩劫后的德瑟雷特州的选集。在洪水泛滥的大盐湖畔，一个被毁文明的幸存者们仰赖自己的信仰和彼此，重拾生活的信念，重建他们的家园……

过了渡口一下就变成了陡峭的上坡路，卡车根本提不起速来。迪弗只好连续降档，胆战心惊地听着齿轮嘎吱作响。变速箱听着快要散架了。穿越内华达州的一路上，他一直小心驾驶，幸亏最后这几英里是搭乘温多弗的渡船从摩门海上走的，否则就得徒步走一大段路。算他走运。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迪弗这段时间要发达了。

他把轰鸣作响的卡车停在装卸区，机修师皱着眉说：“小伙子，你是一直空挡滑行吗？”

迪弗从驾驶室下来。“空档？空档是什么意思？”

机修师没有笑。“你没听出变速箱坏了吗？”“我穿过内华达州的时候，一路所有机修师都求着我要给我修车，我可是告诉他们说，要把这车留给你修的。”

机修师看着他的眼神仿佛在说他疯了。“内华达根本没有机修师。”

迪弗心想，你要是没这么白痴，就会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了。这些老摩门教徒啊，实在是一根筋，掰也掰不动。但迪弗什么都没说，只是面露微笑。“卡车得在这里留几天，”机修师说。

我没问题，迪弗心想，我有别的事要忙。“你估计要几天？”“目前看来，大概三天吧。可以给你开请假单。”“我叫迪弗·提格。”“你去找工头给你开单子吧。”机修师打开引擎罩，开始例行检查，装卸小工们则开始卸下迪弗这一趟收来的旧洗衣机、冰箱以及其他东西。迪弗把里程单拿到办事窗口，工头给他付了工钱。

跑了五天，收破烂，睡在驾驶室，找农民蹭饭，挣了七美元。他的生活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却看不到未来。回收的活儿总有个尽头。总有一天，收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台报废洗碗机，然后他就该失业了。

呃，迪弗·提格可不会坐等那一天到来。他知道哪儿有金子，一直在盘算怎么把它弄到手。他已经盘算了好几个星期。要是李海如约搞来潜水器材，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干点自己的回收活儿了。如果运气好，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有钱人了。

迪弗双腿发僵。不过他很快就活动开了，迈着轻快大步跑过回收中心的走廊。他三步并两步跨上台阶，上了楼，蹦蹦跳跳穿过大厅，看到“小型计算机回收”的牌子，手扶门框一借力，反弹进屋。“嗨，李海！”他说，“哎，该下班了！”

李海·麦凯没理他。他正对着一台显示器，使劲摆弄膝头的一个黑匣子。“这么干眼睛会瞎的。”迪弗说。“闭嘴，别大惊小怪的。”李海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显示器。他按下黑匣子上的按钮，扭动匣子上的手柄。屏幕上，一个彩色亮点炸裂成四个小亮点。“他们要修卡车变速箱，给了我三天假，”迪弗说，“所以明天就是咱们去远征圣殿的日子。”

李海消掉屏幕上的最后一个亮点。又出现了更多亮点。“这有什么好玩的，”迪弗说，“等于你刚扫完大街，就又过来一队骑兵。”“这是台雅达利游戏机。大概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或者八十年代。有年头了。这些零件没多少回收价值，都是八位的。这么多年来，这玩意儿一直丢在洛根市一户人家的阁楼上，现在竟然还能玩。”“那些老头儿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东西。”“很有可能。”

迪弗看着李海打游戏。千篇一律。“这么一个以前要多少钱？”“好多钱。大概十五美元，或者二十。”“我靠。而咱们的李海·麦凯正像那些老头子以前一样，玩成傻子了。他们沉迷电玩，到头来脑子都坏了，李海。脑子要坏了。”“别烦我。我正忙着呢。”

游戏终于结束了。李海把黑匣子放在工作台上，关掉游戏机，站了起来。“你准备好明天下水的所有东西了吗？”迪弗问。“刚才这游戏不错。他们以前肯定有大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我妈说以前小孩都不让找工作，十六岁以后才可以。法律这么规定的。”“正合你意嘛。”迪弗说。“我说的是真的。”“李海，你满嘴放炮，满地乱跑，自己都不知道。”“你说话这么随便，是想让咱俩都被解雇吗？”“我现在不用遵守学校的规矩了。我都十九岁了，也已经高中毕业了，养活自己都五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七美元的工钱，挥了一下，又漫不经心地塞了回去。“我混得还不错，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觉得我会怕主教？”“我才不怕主教。要不是为了哄我妈开心，我连教堂都不会去。他根本就是满嘴喷粪。”

李海大笑起来，但迪弗看得出，他对于这种放肆的话还是有点害怕的。迪弗心想，他十六岁，个头挺高，脑子也聪明，但还是个小孩子。他还不明白长大成人意味着什么。“还有，下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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