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常铁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上海往事:杜月笙与孟小冬试读:
推荐序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历史学家 李治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延至四十年代,“大上海”无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这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各色人等云集;从达官贵人,到中外买办,从地痞流氓,到冒险家,各展神通,追逐权位名利!至于社会底层,诸如无业游民、妓女、流浪汉、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却生活在另一个悲惨的世界。故人云:“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穷人的地狱。
就是在这样险恶又充满梦幻的中国一流大都市中,滋生出充满传奇色彩,且个性怪异、思想不可捉摸的一群人物。杜月笙大概就是这些人物中的“佼佼者”。
一提起杜月笙的名字,人们的第一印象,他就是一个大流氓、黑帮头子、五毒俱全的令人恐怖的人物!他被视为是那个时代的“大上海”奇特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一颗社会毒瘤。总之,不论怎么说他,都不过分!
杜月笙作为一个“恶”的形象,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未曾变化过。当然,杜的亲戚、当年的朋友,为他说了不少好话。但是,大陆的人没有谁相信。所以,对这些人为他写的传记,我们并不给予承认。而大陆学者、文人写杜月笙其人,全是揭露、鞭挞,进一步助长杜的恶名的传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杜氏与其同时期的上海帮会人物几乎无例外地被定为反面人物而加以否定。的确,在那样一个严厉的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中,是没有人会给杜氏说句公道话的。
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被禁封的僵局已被打破: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有关杜月笙的书:《上海往事——杜月笙与孟小冬》,就是学者宋常铁提供的一个最新的例证。
平心而论,撰写杜月笙传记,实在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杜氏一生,如一万花筒,行迹的繁复,历事的复杂,是非的模棱,更兼时代的变幻,写其生平始末,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倘若他人来写,我未必关注,或许有几许疑虑。而今却是常铁把杜氏“写”出来了,我为之惊喜。为他取得的这一研究成果由衷的祝贺!说起来,我们还是东北老乡呢。同居长白山下,同居一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并开始学术交往,积于今,已有十余年了。常铁之为人,总是热情洋溢,激情似火;性情率直,爱憎分明,无论说话,书之于文,其情其义,一泻为快!以此品性,来撰写一代枭雄,当无障碍。果如此料,常铁真的把一个活生生的杜月笙呈现在读者面前!
实在说,我对杜月笙并无研究,因为杜氏名声大,早些年,也接触过有关他的人生记述,只能说略知一二。至常铁把书稿赐我,先读为快,并邀我代写序言,这才认真了解其人之活动,始有所感,写一点感想一类的文字。
幸好,我也写过并出版过几部清代人物传记,近十年来,我应邀在京参与新《清史》的传记编纂工作,对于传记工作也积累一点经验。凭此工作经历,细细品读“杜月笙”,确也品出个中滋味,不妨写来看。
以我的体会,要写好一部人物传记,首先就需要你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处理与传主的关系。作者的心态是,让自己进入传主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把传主视为自己身边的人,去了解他,认识他。如果真正把自己溶进传主所生活的环境,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如此,作者才可能真正揭示传主的内心世界,再现传主的历史真貌。已出的一些人物传记,缺乏真实感,大抵是作者远离传主,历史与现实分离。
本书的作者恰恰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真的进入20世纪20年代,循着传主的足迹,伴随传主的童年,走入青年、壮年……与传主一起度过那段苦难的生活。很巧的是,常铁与传主的童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在《自序》中坦言:“我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也曾年少轻狂混迹街头……”有此经历,感同身受,书写杜氏的苦难童年,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然,随着杜氏发迹,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渐行渐远,岂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传主的如实记述,作者就是凭借他的人生感悟,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真实地写出传主的人生。
那么,杜月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换言之,就是给杜月笙的历史以准确的定位。作者既不按照昔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模式去描写他,也不以今日的新观念颠覆过去的一切,而是以理性与人性的思考,把他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爱与恨、磊落与卑劣、恶与善,皆集于一身。这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创造”出来的一个最具典型的人物。诸如梅兰芳、牛子厚、马连良、孟小冬、张学良、戴笠、黄金荣、张啸林、蒋介石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正反面人物、社会各阶层的名流,传主与他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从甚密。可以说,传主与他们每个人的交往活动,无不是一篇长短不一的动人故事。作者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更感人的故事莫过于传主与孟小冬的恋情。作者将两人的恋情作为本书的一条主线,贯穿全书,给以细致地描写,显现出已成帮会领袖人物的杜月笙的个性,尤其揭示他的人生本质,也就正确揭示了杜氏的历史真面目。
本书作者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他对杜氏的认识,写道:“一个‘义’字活一生!”此论真是不同凡响!他列举其“义”字当头的实践行为:杜月笙年少时期做街头混混的“江湖义气”;作为青帮头子的“帮会义气”,作为爱国者的“民族大义”,对伶人资助的扶危济困的“义气”,回报故乡人的“故旧义气”等等,都是“义气”的使然。可以认为,作者抓住并揭示杜月笙的个性,也就揭示出他人生的本质。
写作杜月笙传,比撰写其他人物,或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要困难许多。如上言,杜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具有多种面目,多重性格,认清其本性本质,准确定位,谈何易?但是,作者做到了,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往没有人去描写杜与孟小冬的爱情故事,而本书把它作为一条主线,从而把杜的人生本质深刻地揭示出来。
写杜氏传,还有一大难,这就是难在断是非。杜氏一生经历的事太多,又与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联结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前,则很好断,即断为反动派、反革命。比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杜帮助了第十九路军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免遭日军的袭击;又如,1947年杜恰逢60岁大寿,他为国民政府筹资12亿,等等。过去,只能说杜氏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因而一定不能给予肯定。作者重新解读,再断是非。作者跳出政治的局限,从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认定:杜之所为,实系“民族大义”!过去,如解释杜与孟小冬的关系,必斥为肮脏、无耻,也不可能给出合乎理性的答案。如今,作者以人性思考,重新解读,就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评断杜氏的是非,何止一桩?书中涉及民国的大人物、名流许多,其是是非非,无不给予明断。
作者以全新的思维,新的观念,给予杜月笙的人生作出新解释、新评价,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理性与人性的回归,才把杜月笙个性复杂的多面人生如实地写明白。
历史人物传记有史传与传记文学之分,两者的区分,史传是严格地限定在史学范畴,敷陈人物的言行,给予科学的评价。后者是以艺术的手法,进行艺术再创造,形象地再现人物的历史面目。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即必须以人物的实践活动为依据,简言之,真实性是不可改变的!两者是异曲同工。现今流行的所谓历史小说,包括清宫史影视,艺术之劣不必置评,就其真实性而言,实与历史事实风马牛不相及,太离谱,以至荒谬不可救药!
常铁写作此书,首先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即史实准确。据他在《后记》或《自序》中透露,他不仅阅读了20世纪已出版的杜氏各类传记,还广泛搜集有杜氏、孟小冬及上述已提到的那些大小人物的资料,连当年的新闻报道、时人及稍后一些名人的评论文章,无不罗致手上,达数百万字之巨!可见常铁用功之勤、用功之苦,能不令人感动?因为有此丰富的史料,又严加考订,必使件件事实准确无误。此即史家应有的治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由此看来,本书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无可挑剔的。史家之所为,非传记文字所能为。非不欲为,实则不能为。一句话,作为一名传记文学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史家的程度!
但是,史家能否具备传记文学者的真功夫?按照史传的要求,理应具备传记文学的某些手段,将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理描写出来,或者采用文学的写作技巧,以至文学式的语言文字,都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近半个多世纪来,文史分家,学文学的不通历史,学历史的不习文,故各类史学著作特别是传记,一个通病,就是不懂文,不用文,故其语言文字枯燥乏味,所叙之事,不过是史料的堆砌而已。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史学界懂文用文者并非没有,如,叙事方式引进文学的技巧,语言文字趋于生动、活泼,多少有一点文学的味道,也就提升了其可读性。
本书的一大优点,恰恰是把史传精于考订史实与传记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把历史人物的真实,通过文学的手段,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且看书的目录:设计12章,60个子目,大小标题皆充溢了文学的韵味,此即用文学化的语言文字,把各个内涵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来。书中行文,完全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叙事,表现个性化的学术风格。我想强调的是,这在史传中确属少见。因为在已出的大多史传中,除了千篇一律地论证,大量引文,就是语言文字专业化,失去了作者个人的语言,亦失学术之个性。尤其难得的是,如前已指出,常铁的历史激情流淌于字里行间,是非、善恶都分得清,把自己的情感注于叙事之中,使人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热情在燃烧,让读者的心随同作者的脉搏一起跳动。
概括地说,本书既是历史传记,又是文学传记,更准确地说,是将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体裁、新体例、新风格的传记形式。这在时下,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实具普遍应用意义。
毕竟杜月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知名度甚高且有影响的人物,如何评价他,如何描写他,迄今学术界未必达成共识。常铁笔下的杜月笙与孟小冬等,也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是否为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所接受,亦有待时间的检验。就杜月笙而言,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不少,常铁所叙杜氏之事,还不是杜氏的全部。我想,常铁还会继续杜氏研究,相信他会取得新成就!
我所叙所论,也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未识当否。就给常铁,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些许参考吧!是为序。
推荐序2
大亨的情与义《中国图书商报》最佳书评人 季剑锋都说人生如戏,如果人生真如京戏般有生旦净末丑,白脸的是奸臣,红脸的是忠臣,各色人等都贴上标签,好人坏人一看便知,那么历史该是多么无趣。不幸的是,长久以来,我们的确是这么做的。回望民国那出大戏,当年粉墨登场的各路英雄、显贵达官都已进入档案,置于尘封的高阁之上,然而总有一些人,或在研究者的笔下,或在市井百姓的饭后茶余,随着时代的久远,却愈发生动起来,一如他们的生平,注定不甘平凡。
杜月笙就是这样的人。从早年江湖上的小混混到发迹于上海滩的青帮大佬,从一个政治投机者到抗战时期坚定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从手眼通天的商界大亨到落拓香港的潦倒寓公,杜月笙这一生可谓跌宕浮沉,如戏如梦,一生中诸多传奇流传于市井,而其与名伶孟小冬的情感更是为时人所热议。
孟小冬,谜一样的女子,有“冬皇妙音”的美誉,当年京剧界尤其是老生界的一代宗师,而今这名字却是早已陌生,若不是借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恐怕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杜月笙之于她,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或许她本人都难以说清。当年孟小冬初次与杜月笙见面才19岁,杜月笙还没有成为日后的大亨,少女的年纪一切是那么美好,人生若只如初见。杜月笙见到她时竟然手足无措,后来痴迷这个女人20年,至死方休。辗转数年后,成为梅兰芳妻妾的她,在后来的后来终于离异,有如张爱玲的小说。独居数年后,其间又经历了抗战、内战、饥荒,辗转数地,终于又因缘际会,在杜月笙最后的生命时光里与之相伴,并结为连理。作为杜月笙一生中珍爱的女人,她也深爱着这个有情义的男人。虽然那时,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婚后没过多久,杜便撒手西去,此后20余载,空留下孟小冬一个人,对着香江长流水,波涛翻滚诉不尽往事前尘。孟是任性的,也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俗世间的流言可伤她一时,然终究被屣弃之如履。一个人如果连身前事都不能担当,那么计较身后的评价又有什么意义——成见终归是成见而已。
情义不分家,如果说杜月笙对女人有情,那么对兄弟对国家更有义。在他的遗嘱中,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这绝非是虚言,若非杜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上海一·二八事变可能就会改写,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做了许多政府不方便做,却有益于民族的事情,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维护了国人的尊严,这些书中自有详叙。总体上说,杜月笙年少时期作为街头混混是“江湖义气”,作为青帮头子和黑社会教父时期的是帮会义气,作为爱国者的是民族大义,对于京剧艺术尤其是老生艺术的专注喜爱并由此生发出的是对于伶人积极资助的义气,回馈乡梓报答父老的是对于故乡的孝义。人无完人,作为发迹的资本,他曾投靠蒋介石诛杀工人领袖,这段历史更是几乎掩盖了他一生的全貌。然而,历史是如此的吊诡:后来共和国的许多高官,一些人早期也与共产党为敌甚至诛杀过共产党人,所以,揪着一根历史的小辫子不放,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和历史一样,都是不断变化的。他在晚年亦常常对那些事懊悔不已。
作者为杜、孟二人立传,但又不囿于二人,以杜为主线,引出民国时各类名人:黄金荣、梅兰芳、戴笠、张学良、虞洽卿、张啸林、蒋介石等等,不啻于一幅民国的浮世绘。在那个时代的巨浪里,他们将与主人公一同翻滚浮沉——说到底,谁都是小人物,根本没有浪里白条。对于历史研究者或爱好者而言,本书有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流畅的文笔可让你赏心悦目。你会发现一个和教科书里不完全一样的杜月笙,至于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相信读者自会读罢了然。
自序
一个“义”字活一生杨慎,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正德年间状元,他在《临江仙》一词中写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看惯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今天的人们,只知道这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却未必知道,是清初的毛宗冈将这首词移植到《三国演义》卷首,是毛宗冈父子对罗贯中的原著《三国演义》作了大量的文字加工、修改,使之更为完善,才有了今天通行的《三国演义》读本。
历史学,不是历史爱好者、历史发烧友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如同天文学,我们永远知之甚少,永远走在探索终极真理的路上,它是那样的立体多面,总是让我们出乎意料。
提及这首词,不是宣扬悲观人生论,不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倡导积极上进的人生观和勇于承担历史与时代责任的历史观,只是我们不要过于执著于是非成败,更不要对古人的是非妄加定论,执拗于现有成见,自满于我们目前掌握的有效信息,自信于自己距离真理的距离。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一种沉稳有为、又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需要宏阔的视野、浩瀚的学识、自觉的修养和非凡的阅历。
同样,我们面对杜月笙和孟小冬这样充满传奇的民国人物,面对他们的传奇情史,也要抱有这种科学的、符合人性的正确态度。
我们先说说如何看待杜月笙这个人。杜月笙,即便在港台社会,他也不能得到高度称誉。他是民国时期封建帮会和现代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尤其是在他的少年、青年和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诸多黑帮分子和企业家掘取第一桶金时期共有的劣迹甚至罪行。他又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乃至抗日功臣,在许多生死抉择的重要关头,冒着倾家荡产甚至被追杀的危险,作出了他特有社会身份和相应人脉才能作出的贡献。他曾是破坏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急先锋,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乃至帮助蒋介石窃取民国政府领导权,同时,也曾掩护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甚至地下党员,支持过早期工人运动,对党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或者支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生于一个纷乱的时代,世界各国的博弈背后,催生着一个国际新秩序。一个连中国甚至美国、英国都不能自主的激荡的时代,国家的抉择是矛盾的,他的国民也是矛盾的一生,杜月笙也不能幸免。
孟小冬,这名字我们怕是早已陌生,即使在京剧界,也早没了当年的热度。她是京剧界尤其是老生界的一代宗师,可惜,她的芳名重启却要依赖影片《梅兰芳》的热映。我们很难找到她与梅兰芳爱情的细节描写,其实,《梅兰芳传》、《梅兰芳年谱》里没有梅、孟这段感情,梅兰芳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文集》里没有孟小冬的任何记录,梅家后人撰写父亲的文章,对这段经历也避而不谈。至于孟小冬与杜月笙之间二十多年情感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就更是难寻。这让后来的传记家为她笔耕是多么艰难。她孤独清冷的一生,她对京剧表演艺术精益求精、博采众长的一生,仿佛一缕轻烟,走了就散了,数十年后的再度唤起,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她孤傲,她仗义,她清纯,她痴情,她任性,她依赖,她独立,她要强,她颓废……她的一生,虽没有深度介入时代激流的杜月笙那样复杂与奇幻,却同样有着一个鲜活的人、真实的人的复杂与多面,立体与多彩。
像他们这样的两个人会不会有爱情,会有什么样的爱情,就是比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更难的一件事了。
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可能拥有他们那样的事业和人生,却都能拥有爱情和婚姻经历,自然也就仿佛有了评价他们的资质。
但是,正如作家朱小平在《孟小冬的一生》一文中说:“为人立传‘知人论世’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准则。”
我们经历过爱情吗?经历过什么样的爱情?足够悲苦或者传奇吗?足够曲折、戏剧化吗?我们经历过婚姻吗?我们的婚姻足够复杂和曲折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家族环境下的婚姻呢?如此等等。如果没有与传主孟小冬、杜月笙相近的阅历,至少是要有足够深刻和复杂的切实体验,否则又如何能得到更贴近他们本人心理的观点?
笔者在接手这个出版选题时,本着多年历史研究、古典文学创作和新闻编辑练就的严谨态度和相应体验,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能不能走进,至少是走近他们的心灵?
我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也曾年少轻狂混迹街头,我不是一毕业就急匆匆恋爱、结婚、生子,也不是从校门到社会后一个单位做一生的人,也不是拿着母校给你的一两个学科的知识就闯江湖的人,我有这个时代同龄人中更驳杂的阅历、更宏富的学科面和更传奇的情感经历,我也走进了婚姻围城,知道从婚姻中回望爱情。我刚送走八旬老父,自己也体验过多次生死离别,对人生的意义有着独到的体验。
所以我说,首先,杜月笙是可能有爱情的,并且不仅仅是青年时期。爱情是什么?那不仅仅是爱情影视和小说里的缠绵悱恻和电光石闪,在经年累月的互相帮助和生活相伴后也可能产生爱情。青年的爱情是什么样?中年的爱情是什么样?老年的爱情是什么样?战乱时期的爱情是什么样?和平时期的爱情是什么样?离婚再嫁再娶的爱情是什么样?纳妾的爱情是什么样?都是不好简单定论的。
囿于历史形成的成见,许多人对杜月笙的解读还是以帮会领袖甚至黑社会头子为主,以商业领袖或社会活动家为辅,并没有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至少是百味杂陈的男人,甚至认为他这样的人不配有爱情,也不可能有爱情。对爱情必然纯美的追求,和理想主义、道德洁癖取向,使得很多人其实无法接受——杜月笙也有爱情。
一个女人嫁给有钱人是不是除了图财就一定不会有爱情?一丁点都不会有?最初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都不是高度严谨的评论。但是,作为立传者,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思维,经得起历史资料,经得起哲学方法论、经济分析甚至数学精算的考验,需要像编辑校对逗号和顿号的研判,像古文字学家做古籍校勘,像成本会计和保险精算一样的态度,出言谨慎,务求精准。
更丰富、精彩的杜月笙、孟小冬在本书的文字里,读者读罢自有评论,我也不敢说我的评论一定是精准的,但是我认为,以上的认识方法和评论思想是正确的。
我一贯提倡学哲学就要用哲学,要以发展的眼光看人、看事物,不否认杜月笙早年的流氓行径和黑社会身份,但是坚持认为“人会变化的”。不同年龄和处境下杜月笙对女性的态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杜月笙。用同样的断事法和历史研究法也才能看到,孟小冬不同时期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必有不同。这样,符合人性的内容才能长期立住脚,多少虚构多少史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了。我们不要一竿子插到底,或者试图盲目给人的一生三七开、四六开。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甘心让读者认为我回避核心观点,我的主流意见就是,杜月笙、孟小冬,他们都是一个“义”字活一生的人,这里的“义”是个中性词。
杜月笙曾有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杜月笙年少时期作为街头混混的“江湖义气”,作为青帮头子和黑社会教父时期的帮会义气,作为爱国者的民族大义,对于京剧艺术尤其是老生艺术的专注喜爱并由此生发出的对于伶人积极资助的义气,回馈乡梓报答父老的对于故乡的义气,基本上,他都不是刻意而为。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在中国守军面前一再挫败,就想借道法租界袭击我军的后路。这个阴谋要是得逞,那我们不但很快失败,以后还不知道要吃多大亏。幸好杜月笙及时获知几千日军潜入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住宅,他马上通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军立即加强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杜月笙则先去找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甘格林办交涉。法国只好在领事馆召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开会,开会时,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抢先激烈发言,满是威胁恫吓的话,各国领事噤若寒蝉不愿意插话,情势对中国一方相当不利,如果会上进行表决,可能会让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的事公开、合法了。这时杜月笙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猛地一拍桌子,脖子上青筋蹦跳。他本来不是个爱发怒,公开场合更很少讲话的人,这次他挥起拳头,大嚷:“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开来,外国朋友一个都别想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大家愣着的时候,杜月笙转身拂袖而去,日军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十九路军阵地的计划也就流产了。
这个举动,固然有利用他的帮会势力威胁日军的背景,但是在各大国都纷纷与日本勾结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在政府没有任何正式官职的一介国民,难道不是民族大义?
1947年,杜月笙60岁大寿,杜月笙在上海的门徒大操大办,为国民政府筹资12个亿,成千上万人来祝寿,他因病都没有到现场,能得到多少虚荣和面子?他晚年拖着一大家子人逃往香港,临终只剩下11万美元,但他还是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烧毁,并告诫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还算是少的。对照如今借钱难,讨钱更难的风气,这不是义气?
1948年,华北战云密布,杜月笙在已经失势的没落时期,用直升机从北平把四望无助、胆战心惊的孟小冬接到上海,杜月笙拖着病体亲自去接飞机。孟小冬到上海后才知道,这时候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正被蒋经国抓入狱中,孟小冬十分感动,这难道不是情义?
至于孟小冬,有京剧界人士对她两次做妾的经历揪住不放,甚至指斥孟小冬为京剧界的耻辱,这都是草率言论,丝毫不像稳健持重人士所为。
我们不必避讳孟小冬两次做妾的生活经历,因为这经历直接影响了她的艺术生涯,许姬传先生生前也曾有文呼吁,应该有一本更完备的孟氏传记问世。我认为,我们不能作出可以通用数千年的人物评论,我们仅就孟小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来评论。作为民国时代,对于做妾是什么感受,我们后人亲历过吗?怎么可能与现在的“小三”简单类比?作为如今时代,我们又怎么可以拿旧时代的文人和小报记者的观点论事?鲁迅先生说过:“文人摇笔则触目惊心。”我们不能做不良文人,总是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你之所以是道德的,那是因为你的道德还没有经历过考验。张大千先生愿意拿续写《汉书》的班昭比喻孟小冬之得余叔岩嫡传,称之为“大家”,可谓知人论世之言。冯其庸先生说:孟小冬的一生“简直可以说是半部民国京剧史”。对于振兴国粹,复兴民族文化,孟小冬都是绕不过去的巍巍青山。
我接下这个题材,就是因为与我的人生经历更贴合,我觉得我能读懂他们。爱情的持久需要信义的支撑,能经得起岁月和婚姻的考验的爱情才更可贵。我感到,杜月笙对孟小冬二十多年痴迷不改,拖着重病与孟小冬成婚给她名分的感人历史,和杜月笙一生光怪陆离的人生,更能写出一部有看头、有启迪的传奇故事。
目前,没有一本关于杜月笙和孟小冬的故事的书,有关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图书和文章中多有涉及杜、孟故事,但仅仅是寥寥几笔。而且,或者是因为对杜月笙的理解突破不了思维定势,或者因为“为圣人讳”,对梅兰芳的理解不敢深入,所以评论不够持中、稳健和公允,多是人云亦云或者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并且缺乏细节。至于以猎奇和制造噱头为卖点,写出什么艳史和风流史的,就更不是作者同道了。本书不会饮鸩止渴地只顾眼前利益,力争让这部书成为畅销更耐销的好书、信史。
在网络时代,普通读者掌握历史的程度都不可小觑,我们对民国史的解读如果没有新的突破,那会被读者直接搁置一边,因为会被认为作者不忠于历史或者史识太浅,会有一翻开书就知道了作者要说什么的感觉。
本书发挥作者创作古典爱情、乡情诗词以及文化散文的长处,加强氛围营造和景物描写,发挥作者撰写历史评论和新闻时评的长处,发挥曲折人生阅历的长处,适当处写下富有历史穿透力和文学感染力、情感震撼力的评论,为文学增加深度,为史学增添神彩。
记得当年一位台湾师范大学的历史学者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历史能给我们什么启示,答案是,什么也不能。”如今我走入历史学幽深的隧道,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不是历史科学的无能,也不是历史无法认知,而是后人执拗于自己的习性和偏见,是因为社会演进有着巨大的惯性,所以,人们发现的启示都没多大实效。
我们不指望说服谁,我们只能客观持中地试图为您还原一部生动的、引人深思的杜月笙和孟小冬的传奇情史。
捧起这部书,您倚在高铁列车抑或飞机航班的窗前,也可以穿越时光的隧道,感受情感的温存,风云的变幻。您卧在床头的灯晕下,伏在咖啡的浓香中,也可以舒展地走进文学的花苑。
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努力拓展人生的厚度和广度。过去的过去了,活着的还要活得更好,感受前人的启迪与激励,走好我们短暂的一生吧!让我们聆听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的悠远与深沉,走进杜月笙与孟小冬的人生画廊: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啊;
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
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关情啊;
担当生前事啊,何计身后评。第一章一代大亨起申江第一节寒微苦命野孩子
俗话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1888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在上海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来到世间,等待他的不是温饱和谐的家庭生活,而是大起大落、风云变幻的人生历程。破败的老房屋檐下是他苦难的童年,像野孩子一样,三餐没有保障。三岁时母亲朱氏去世,刚生下的妹妹后来也送了人。五岁这一年,上海夏秋连旱,逃荒人四海奔波,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带着继室张氏和杜月笙困守杨树浦的小米店。天催人命,这年腊月初九,大雪纷飞,零下十几度的阴冷笼罩着那破旧的寒屋,病重的杜文卿未及治疗,就撒手人寰。杜文卿和他的原配朱氏都没有钱下葬,据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回忆,“14岁,他(杜月笙)爸爸死掉了,他妈妈生了一个妹妹后也死掉了。
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拿一个席子一卷丢在烂泥的地方,就在高桥那儿走路的地方,湖滨边上。后来有一棵树生出来了,树的根把祖父的尸体都包起来了。所以有个风水先生说,非常好非常好。”
天崩地陷的遭际,让我们实在感叹命运的祸不单行,而命运考验杜月笙的还不只这些。
历史上,女真女人在丈夫去世后,往往体现出大女人的风骨,能立马抹干眼泪挺起门户。杜月笙的继母张太夫人就是一位有女真女人性格的汉族女性,她蹒跚着封建礼教摧残成的小脚,带着杜月笙独立门户,支撑起杜文卿留下的小小米店。6岁的时候,杜月笙还被送到了私塾读书。杜月笙的塾师回忆道:“月笙小时候读书,聪明是聪明,就是相当的顽皮!”
这一年,上海台风肆虐,庄稼几近绝收。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又惨败,内外交困的国情投影在苦难的百姓身上,张太夫人的米店不得不关张,杜月笙辍学回了高桥。
张太夫人用帮人家洗衣服的微薄收入每月凑上五角,送杜月笙再到一家私塾读书。读了5个月,再也撑不下去了,母子抱头痛哭,读书梦想破碎成一地鸡毛。
8岁这一年,他唯一的依靠——张太夫人连洗衣服这个生计都无法维持,只好离开了他。杜月笙当时的家乡发生地震,疟疾流行,谣言四起,人贩子“蚁媒党”横行,继母是改嫁于人,还是被卖入青楼,不得而知。
浦东的田野上传来杜月笙拼命的哭喊:“姆妈,姆妈!”
孤儿杜月笙没有饭吃,到堂兄家去,可堂兄家也是一贫如洗。找到外婆家,外婆对他倒是疼爱,可惜当家的舅舅对这个包袱很是生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才10岁的杜月笙努力做着大人的活计,谨慎少言,力争能安身在舅舅家,可还是不容于人,大巴掌经常打得他鼻口窜血。
兵荒马乱的年月,加之天不作美,舅舅家已经节衣缩食,杜月笙更是经常饿着,饿极了就去晒太阳。
老人们说:吃亏是福。幼时的苦难记忆会在成年后经常被唤起,在不同背景下发挥不同的作用,或者顽强,或者坚忍,或者慈善,当然,也不排除贪婪、骄狂和奢靡。
杜月笙也不是圣人。
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走投无路的杜月笙和如今那些父母离异、早亡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一样,愤而出走。他乞讨、偷窃、打架、赌博,迅速在高桥的小伙伴中成为“领头人物”。杜美如回忆说:“他小时候调皮,后来是万墨林的爸爸把他带大。他专门做坏事情,调皮得不行,大家都讨厌他。有一堆小孩跟着他,他是领头。他说我做‘瘪三’也要做头。”
困境中的自保练就了他的细心机敏,让他留心着上海归来的乡亲带回的信息,他知道,上海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他要到上海去。那里有太多新奇、太多好玩的东西,当然还有太多的机遇,太多陷阱,这一点,当时他未必晓得。第二节水果月笙逢贵人
淮河流域曾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洗不净马桶盖。”在许多版本的杜月笙传记中,都说到“浊浪滚滚的黄浦江”,我想,至少在杜月笙初涉上海滩的时候,黄浦江应该还是清澈的,当时的上海外滩四野芦蒿,遍地草莽。那年,外婆送杜月笙走在高桥镇通往浦东渡口的小路上,杜月笙跪在送行的外婆面前,连磕三个响头,外婆颤抖着手把可怜的几个铜板塞到他的小包里。杜月笙红着眼睛,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暗暗发誓绝不让外婆失望。
一个乡村孤儿,面对如今看来只能算小镇的十六铺的热闹,还是觉得眼花缭乱。他揣着外婆设法求来的邻居的推荐函,找到了鸿元盛水果店。
老板收留他做一名学徒。学徒嘛,只供吃住,一个月发点剃头洗澡钱。刚来时,他根本接触不上正经生意上的业务,只是打杂,倒尿壶,刷马桶,什么苦干什么。从凌晨鸡叫干到午夜钟鸣,最后睡在地铺上。凭着良好的表现和朴实忠诚,杜月笙逐渐赢得了信任,开始接触由背货到跑码头等活计。
我们不能用一个正常成长的孩子的标准甚至成人的思维要求一个孤儿具备辨别力。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到处有市井泼皮,也是土洋交汇之地,鱼龙混杂让多少人迷失了方向,处处充斥着坑蒙拐骗,吃喝嫖赌,巧取豪夺。帮老板跑腿的杜月笙不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三教九流中你来我往,他多次吃亏,回店来被骂被打是常事。渐渐地,他感到在牛鬼蛇神横行的上海,没有朋友寸步难行。可他一个小伙计,拿什么去交朋友呢?他参与过抵制洋货,参与过群众游行,但都是摇旗呐喊的小角色。虽然如此,这些事件也启发着少年杜月笙的思考,帮助他结识了人,虽然这些朋友多半是地痞流氓、赌徒嫖客。
这个年龄的杜月笙和普通男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充满野心,充满征服欲,他受一些好友“分享”赌场和妓院经历的影响,迷上了赌博、推牌九、掷骰子,差点赔上性命。
十六铺的小东门是法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区,杜月笙只要外出跑业务有时间就会到这里的小赌档赌上几把。
有一次,杜月笙好不容易赢了点钱,刚要走,在门口就被一个小领头儿带着一群小瘪三围住了。“小赤佬,赢了钱就想跑,看小爷不打扁你!”头儿说话了。杜月笙刚要脚底抹油,被人家一个扫堂腿就撂下了,哭爹喊娘的时候,一个下等妓院的老鸨大阿姐救了他。“都是自家人,出了啥事体要给小囝子吃生活?”大阿姐问那个叫阿根的小领头儿。
阿根以为杜月笙有靠山呢,连忙道歉。杜月笙也算大气,把赢的钱还了他们,不打不成交了。这阿根就是顾嘉棠,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死党,流氓组织“小八股党”的骨干。
杜月笙跟着大阿姐来到妓院,为了在十六铺安身,认她做了寄娘。
杜月笙的不安分被老板看在眼里,他要的是乖乖干活的伙计,绝不是惹是生非的“活动家”,更不需要游手好闲的白相人。
杜月笙只好卷铺盖走人了,回到了老家高桥,却再也进不了舅舅家的门。后来他再次回到上海,在南市和法租界做过两家水果店的学徒。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贵人——当年同在鸿元盛水果店做过伙计的王国生,他自己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行。
杜月笙感谢王国生的帮助,帮着他把潘源盛的业务做了起来。
二十岁的那年,杜月笙在王国生的店里做职员,月月有薪水,还有些年节福利。有点钱后打扮一下,青年杜月笙也就没了当年寒酸苦命的样子,出落得挺拔利落一青松。
游走市井,细心机敏的他变得会说话、会办事、会做人,相熟的人都说他会办事、懂人情、不抠门、又勤恳,将来没准有出息。
杜月笙手眼灵活,又肯钻研,削得一手好果皮,不论啥样的苹果和梨,也不论是新鲜的还是有烂斑的,不耽误交谈,也不用盯着水果看,刀光逼人,闪转腾挪,不一会就把一个掏空了籽的完整的梨肉送到你嘴边,果皮都不会断,“水果月笙”和“莱阳梨”的外号就从这里来的。这手艺在他步入帮会和向上攀结权贵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代注定了他不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即安之辈,王国生的池塘已经容不下他的见识和野心。第三节稽查局智救张啸林
话说刚被鸿元盛水果店辞退的时候,杜月笙叫卖过一阵烂水果,这还是宝大水果行的账房黄文祥看他可怜给他口饭吃。杜月笙脑瓜活,还真能把这些快要烂的水果卖出去,后来自己也弄了一个水果摊。杜月笙知恩图报,黄文祥去世后,请他的儿子黄国栋做了杜公馆的账房,对其另一个儿子也是多加照顾,这是后话。
通过生意,更通过赌场,杜月笙逐渐有了自己的小团伙,开始和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的流氓“杭州阿发”在码头上抢劫,主要目标是水果商人。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大单子”,这个“大单子”影响了上海的几十年历史。
一批锡箔要在东昌码头卸货,要有人出面保护,出面谈生意的就是后来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这么好的生意兄台为什么不跟别人合伙做呢?”杜月笙觉得张啸林很有些派头,就问了这么一句,因为他都疑惑,张啸林怎么会看上自己这个小流氓团伙呢?
张啸林说话痛快:“嗨,我也是刚来这里,强龙不压地头蛇嘛!”后来谈起来才知道,杜月笙的势力小,张啸林找上门全是因为“水果月笙”的江湖微名。二人谈得来,就这么定了这桩“生意”。
可是流氓团伙中靠收保护费活着的其实有很多家,杜月笙的小队伍不堪一击,刚一照面,别的伙伴都落荒而逃,可杜月笙被打得浑身是血就是不告饶,虽然生意没做成,但是杜月笙的义气让张啸林心生敬佩:“兄弟你够义气,我交定你了!”
后来杜月笙来到大阿姐的妓院养伤,捎带做点杂活。这样过了没多久,一天,张啸林的手下急匆匆跑进来。“不好了,爷叔出事体了!”“啥事体?”杜月笙大吃一惊。
原来是上海稽查局的官吏因为张啸林帮助外省商船到别处码头卸货,他们捞不到油水,就把他抓起来,说是晚上就扔进黄浦江。
杜月笙立刻找来一帮自家弟兄,一面派人去稽查局探探路,一面商量营救办法。最后决定等到巡警们下班后再行动,剩下的几个稽征吏就不是对手了。
当天傍晚时分,杜月笙带领弟兄们摸进去救他时,张啸林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装在了一只大麻袋里。看来是真的要沉江,杜月笙心想一定要舍命救出这位老兄。
好在来时无影无形,埋伏得好,杜月笙一个手势,兄弟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几个稽征吏面前,将他们制服。
张啸林伤势不重,可是养好伤的他再也不敢在上海久留。
这一系列事情,让杜月笙结识了能够帮自己建立人脉,并踏上上层舞台的“贵人”,他感到,没有靠山不是强人,而旧中国的帮会势力星罗棋布,根深蒂固,于是他决定拜“老头子”入青帮。与杭州权贵尤其是浙江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攀得上关系的张啸林,对杜月笙的烟土生意与步入上层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位后来的把兄弟,多年的“啸林哥”,则被军统局派杀手刺杀于上海寓所,杜月笙出于民族大义没有通知他。
一个农村出来的孤儿,即将开始在上海滩布雨兴云。第四节一入青帮深似海
杜月笙的一生,可以说是成也青帮,败也青帮。
现在人们对青帮的了解十分有限,常常简单地将青帮等同于流氓集团。无论怎么说,青帮终究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组织,但它又毕竟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了解了这个组织及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我们才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是个地域文化和地理环境非常复杂的国度,由于宗法制度的深刻影响,一直有帮派文化的基础,这是数千年文化传承演变形成的文化基因,不是几十年几百年可以改变的。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不同的帮派和结社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青帮本名清帮,与洪门会党一样,都从中国本土民间秘密革命组织“天地会”分化而来,我们敬仰的许多人物如孙中山、朱德等都是洪门大佬甚至洪棍(掌门人)。天地会兴起于明末清初,明朝崇祯皇帝在内忧外患中上吊自杀后,清军乘势入关,明王朝势力退至南方,然而其余部仍不能团结御敌,更互相攻伐、挑拨,清军迅速荡平明朝残余势力,一统中国,背着陈腐老旧文化和制度包袱的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回光返照般的最后一次复兴。
1661年郑成功退守台湾,企图光复故国,郑成功帐下文士集议,创设“汉留”,开山立堂,以兄弟称呼打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虽然后来郑氏政权归降清廷,但是“反清复明”的旗号还是招引着后来人。
1736年至1795年间,清朝因为盗贼横行威胁大运河漕运安全,征募督办漕运人员,天地会人士翁岩(又名翁德正)、钱坚(又名钱德慧)、潘清(又名潘德林)到北京主动担承这一任务,建议清廷组织“青帮”,与“洪门”对抗,朝廷允其所请。
翁岩、钱坚、潘清随即建立组织,尊达摩菩提祖师为始祖,上有12祖师,再下来便是翁、钱、潘三祖。又定了金祖演传二十四代法字,也就是二十四辈排行。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是“大通悟学”四辈。青帮发展迅速,遍布南方和中原各省。
在清朝,青帮处于半公开状态,讲究宗派尊卑,有“师徒如父子”之说。洪帮不同,崇尚手足义气,在帮的人一律平等,以兄弟相称。清洪会党后来成为古今中外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秘密会党。会党的存在让政府十分头疼,称他们“流氓”。
话说杜月笙在上海滩赌博和冶游,最常去的是小东门,也就结识了在小东门一带混社会的陈世昌。那时,青帮当家的还是“大”字辈的人物,陈世昌只是“通”字辈。不过在当时低位寒微的杜月笙来说,已经是比较大的人物了。陈世昌很看重杜月笙,杜月笙正好想找个靠山,于是由陈世昌开香堂,收了这个小伙子。据曾任中国国民党农工部副部长,常年跟随杜月笙的陆京士先生在他主持编纂的《杜月笙传》中介绍:
引进师和传道师,领着杜月笙一行参拜祖师,参拜香堂十大师,参拜所有在场的爷叔。一连串一百个头磕下来,体力差些的,已经觉得腰腿不大灵活了。这时,“倥子”(即申请加入青帮的人)群里领头的一位,还要向在场的同帮客气一下:“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各位老大受礼!”
说完立刻率着众家兄弟,向上磕个总头。这时赞礼师父手捧一大把香,分给“倥子”们一人三枝。杜月笙等人双手捧定,十来个弟兄一字儿排开,齐齐并肩跪下。等传道师升座交代三帮九代。所谓三帮九代也就是帮里的祖先世系,徒子徒孙字辈,来龙去脉,细细吩咐清楚。
终于轮到本命师陈世昌登场了,他站在坛前,俯望着杜月笙那一帮矮了半截的人,弯下腰来照惯例问:“你们进帮,是自身情愿,还是人劝?”十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同答:“自身所愿。”于是陈世昌站直身子厉声告诫:“既是自愿,要听明白。俺青帮不请不带,不来不怪,来者受戒。进帮容易出帮难,千金买不进,万金买不出!”齐声应了是,随即就将预先备好的拜师帖和贽敬呈递上去,拜师帖是一幅红纸,正面当中一行,恭楷“陈老夫子”,右边写三代简历,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左边由引见师预先签押,附志年月日。
拜师帖的反面,写好一十六字的誓词:“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陈世昌收齐了贽敬和拜师帖,又喊一声:“小师傅受礼!”
自从拜了陈世昌为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嫖赌两档,杜月笙算是都挨进半个身子去了。
杜月笙中年后曾经对一位知己朋友说过一段话:“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五百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滨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体,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啰!”
杜月笙本人一直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年龄大了之后,尤其是经历社会角色和文化素养提升的人生转型后,他经常反思自己早年的堕落和罪恶,我们同情他,但也要保有正义感,这也符合杜月笙本人的意愿。
真实的人都是肉身,是立体的,不是神,不是魔,如果你看到的历史人物只有好的或坏的一面,或者其中一面被一笔带过,那很可能是有人做了手脚。第五节幸入黄门显“身手”
杜月笙拜了陈世昌做老头子,就跟着他沿街兜赌。一天,杜月笙偶然在八仙桥遇见同参弟兄袁珊宝。他想躲开他,可是袁珊宝偏凑上来打招呼,还问他为啥不回到潘源盛水果行?原来,杜月笙狂赌无度,差了老板王国生很多钱。王国生在关键时候救了他,他怎么有脸回去见他。袁珊宝听了哈哈大笑,告诉他不必介意,其实王国生天天都在惦记他。
杜月笙听了,深深感动于王国生的大度和义气,就请示老头子陈世昌,老头子还真的答应了,还勉励他好好干。回到十六铺,这回杜月笙不再跑街,安心看店。
这一步让杜月笙迈开了向已经势力熏天的黄金荣帝国挺进的步伐。
就在回来不久,杜月笙一场大病险些要了性命,原来,这些年赌博和鬼混妓院,实在是掏空了本不强健又底子单薄的身体。王国生和袁珊宝想了许多办法,杜月笙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发高烧,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这人怕是难活命了。没辙的时候,王国生和袁珊宝对他说,让老家的人来看看他吧。他们想,一来也许有救治办法,即使死了,也有个交代。
可是,杜月笙想了又想,又有谁还在乎他呢?不禁泪如雨下。
王国生和袁珊宝忙着宽慰他,他想起来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姑妈万老太太和她的儿子、杜月笙的表弟万墨林。王国生和袁珊宝在小东门铜匠铺找到万墨林,又找到了万老太太。
这位心地慈善的万老太太还真就来了,就睡在地铺上,日夜关心,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又用偏方——癞蛤蟆的蝌蚪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大病不死,必有后福,至少对当时困境中的杜月笙是这样的。这时候,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亿把他引荐给了黄金荣。
这个外号“麻皮金荣”的人,生于苏州,在上海当过学徒。14岁时父亲死了,姐弟四人靠母亲邹氏给人洗衣服维持生活,太难坚持了,邹氏就把黄金荣送到附近的寺庙打杂混口饭吃。后来由于上海流行一种烈性传染病,黄金荣侥幸活了下来,脸上却斑斑点点坑坑洼洼,就得了个“麻皮金荣”的外号。1900年,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杜月笙被引荐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主要财路是贩卖鸦片、赌博等勾当。黄金荣曾在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资助蒋介石的清党,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这个黄金荣曾经收蒋介石为徒弟,给了落魄时期的蒋介石很大帮助。
早年孙中山为领导护法运动而南下广州的时候,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留在上海,没有追随孙中山南下。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因为当时交易所的生意买卖,一般都是由经纪人具体经营的。“恒泰号”是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17人共同组织的一个经纪人牌号,共向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纳35000元保证金。在恒泰号的35股资本中,蒋介石占4股,所以也是恒泰号经纪人之一。交易所开张之初,整个股票行情持续飘红,蒋介石也分红不少,有了钱,在上海一时花天酒地起来,陈洁如就在这个时候被纳为小妾。好景不长,上海交易所面临生存危机。“恒泰号”到1922年春彻底垮台,众多证券持有人纷纷找当事人逼债,蒋介石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
此前蒋介石曾仰仗虞洽卿说情,由徐福生当传道师,向黄金荣拜过师。虞洽卿只要求黄金荣收蒋介石为门生,只送了一张大红帖子。黄金荣也是为了卖虞洽卿一个人情才答应收蒋介石为徒的。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还送给他200元大洋,鼓励他去广州找机会捞世界。不过蒋介石是不是确实拜过黄金荣,也有人异议,杜月笙的后人就指出,黄金荣当时身为法租界华方官员,不能开山收徒,蒋介石真正拜师的是杜月笙。这里只能是存此一说了,毕竟蒋介石和杜月笙是同龄人,蒋介石需要拜师时,杜月笙势力还显然不够。
因为拜过黄金荣为师,在蒋介石最困难的时候,黄金荣在酒店招待“恒泰号”的债主们。酒席中,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一听这话,眼看着钱要不回来,只好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
总之,黄金荣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杜月笙来说,真是既畏如猛虎,又非常仰慕。他这个小瘪三怎么可能迈得进黄公馆的大门?这一天,他被黄振亿领着,来到距离民国路不远的同孚里,有了黄振亿的事先推荐,他倒是少了几分忐忑。
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一个行李卷,没有啥像样家什。临出门,袁珊宝还告诉他,他们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在黄公馆打杂,有事也许有个照应。杜月笙是个头脑清醒、大事不糊涂的人,心里暗下决心:我这次进黄公馆,不管老板让干啥,我必定尽心尽力,把事体做好。
那天是个晴天,走进黄公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心情好走路就快,怎么进的大门,见过啥人,他啥都不知道了。可是,当他定眼望去,这里的富丽堂皇、豪华奢侈直叫他眼花缭乱,哪见过那么多珍奇物件啊。“老板,我介绍一个小囝子给你。”黄振亿爽朗地打招呼,这时黄金荣正在和朋友玩纸牌“铜旗”。肥头大耳的黄金荣转过身来看一眼杜月笙,随口说道:“蛮好。”其实,杜月笙要衣服没好衣服,要体格瘦骨嶙峋,据黄金荣后来回忆,他只是觉得杜月笙蛮有气派,而且懂得恭谨。到底是阅人无数老江湖,能看到外表下面的很多本质。“你叫什么名字?”黄金荣语气变得和气起来。那笑容让杜月笙顿时自信起来:“小的姓杜,木土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子的生。”黄金荣一听,大笑起来,他对几位客人说:“真是奇怪,来帮我忙的这些小朋友,怎么个个都叫什么生的?苏州有个徐复生,帮我开老天宫戏院,前面有个金廷荪、顾掌生,厨房间里有个常州人马祥生……”
黄金荣安排他和马祥生一起住。
自此,杜月笙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变,进了黄公馆,他似洗心革面了一样,少言寡语,机警细致,也不嫖不赌了,真是非凡的毅力。其实他在细心研究黄公馆的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研究黄金荣的来钱之路,他惊讶于黄金荣为什么闲居无事又能阔绰大方。
终于,他知道了,原来黄金荣有着四通八达的人脉,所以坐镇指挥毫不费力,就像南美洲的毒蜘蛛,布网在洞门,加上腿上的毫毛,就可以身在洞中探知洞口外很远的猎物和敌人。而且,黄金荣有着庞大的烟土生意网络。
黄老板的老婆叫林桂生,号称“第一白相嫂”,人称“桂生姐”。有一次,林桂生生了一场大病,把黄公馆上下忙得不行。杜月笙深知桂生姐在黄公馆的地位,几乎天天都守护在林桂生的病床边,半个月衣不解带,服侍得比女佣还周到细致。桂生姐的病竟然就好了,从此杜月笙的地位迅速上升。
就在这时候,黄公馆出了一件大事,那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外面来报,一麻袋烟土已经得手,交给某人雇黄包车拖到公馆来。可是,运货的人却迟迟未到,没准出了什么岔子,请桂生姐快些派人去查。在众多打手和参谋无计可施,黄金荣又不在家的时候,桂生姐虽是敢想敢干有勇有谋之人,却也在愤怒之余,急需主心骨。这时候,杜月笙自告奋勇去找回那袋子烟土。
临出门时候,杜月笙只向桂生姐借了一支手枪,自己又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就迅速“破了案”,原来是黄公馆的内线刘斌勾结外鬼所为。他并没急着表功,非常低调,让桂生姐对这个瘦骨伶仃的小伙子另眼相看。晚上黄金荣回来后,听桂生姐这么一说,真是吃了一惊:“这小子瘦巴巴的,看不出还是个狠角色。”桂生姐说:“岂止是狠角色,一个人敢应承下来,就是胆识。干了天大的一件事,不居功不邀赏,交了差就不声不响睡觉去了,是个人才。”
黄金荣逐渐把厨房里的杜月笙当成骨干甚至心腹,让他去自己开的戏院收盘子钱,去妓院取月规钱。
杜月笙是有眼光有头脑的人,他会善待自己,珍惜每一个机遇,他进一步深化人生的转变,与当年小瘪三阶段的任性胡来大不一样了。杜月笙青年照
杜月笙后来更组建“小八股党”,帮助黄金荣打败英租界里沈杏山的“大八股党”,并收编其骨干,垄断了上海的烟土行业。后来有着深厚浙江军阀背景的张啸林加入进来,完成了租界捕房势力与帮会势力的结合,得以左右民间社会,同时又以赌场和烟土生意为根基,形成了在世界上都十分有名的黑社会组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