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与成长:返乡工伤者的发展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6 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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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灵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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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与成长:返乡工伤者的发展之路

陪伴与成长:返乡工伤者的发展之路试读:

前言

这是一个关于陪伴与成长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在郁郁葱葱的贵州大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抵挡贫穷的步步紧逼,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向往,他们丢下手里的锄头,简单收拾几件衣物,向家里的老人孩子、父老乡亲挥挥手,投身于进城务工的宏大潮流中。可是有一天,他们无奈重新回到贫瘠的土地,不但没有带回他们所期望的财富,反而将自己的身体“丢”在了城市。

工伤对于每一个进城打工的劳动者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身体的残疾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留在城市谋生,即使回到农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与土地为伴。返乡工伤者面临来自家庭生计、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的危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无法找到解决之道而陷入自我封闭和自暴自弃当中。

在这本书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群人,他们既是返乡工伤者,也是服务于当地返乡工伤者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惠民。在五年的时间里,惠民扎根贵州农村,与返乡工伤者一起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网络,自助互助,陪伴他们从工伤的后遗症中走出,帮助他们提高应对工伤困境的能力,共同寻找适合工伤者的生计发展之路,重新构建他们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对于返乡工伤者而言,惠民就像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虽不够耀眼,但足以点亮原本昏暗无光的生活。

我们发现,在现有的工伤/保障政策和社会干预行动中,人们对于工伤的关注较多地集中在城市工厂内发生的工伤赔偿和工伤维权,而工伤者们返乡之后的工伤康复和家庭生计则鲜少涉及。这本书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返乡工伤者生动、苦乐交织的生存画面。故事里有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无奈,也有他们与惠民一起的坚持、陪伴与成长。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离不开数以亿计的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兄弟,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体上的工伤深深地刻上了发展的烙印。正因如此,他们需要发声,惠民与返乡工伤者共同应对工伤困境的努力也值得被社会听见,或许,这就是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意义所在。重生重生,象征着希望。惠民的初生,不仅是这片大山里返乡工伤者的希望,也是机构成员王发明与任明秀的新生。重生,象征着噩梦的终结。每一个重生的“生命”,都意味着它曾经经历了一段万念俱灰的岁月,然而现在我们即将向它告别。初生必有来处,知道来处,我们才能了解它何以如此。王发明:一个工伤者的重生故事

王发明,男,43岁。2006年在广东东莞虎门镇一家手袋材料厂卸换模具时左手受伤,大拇指以外的四只手指被切除,被评为工伤六级。在广州的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王发明结识了到医院进行工伤探访的社工,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了工伤赔偿事宜,并且进入了工伤公益服务的领域。2010年,王发明回到遵义尚嵇镇创建惠民互助服务中心,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为返乡的工伤工友以及残疾家庭提供公益服务,直到现在。

第一次见王发明,是在2015年的春节。他中等身材,短短的头发略有些卷,贵州湿冷的寒冬里他仅穿着一件看起来不太厚的深蓝色棉服。远远地,我看见他右手拿着手机,左手揣在裤兜里,看见我之后,立刻放下手机,笑着朝我跑过来。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也没有看出他是一位工伤者。图1 惠民互助服务中心创办人王发明摄影:石鸣

我们第一次聊天是在他的家里——惠民文化服务部(“惠民互助服务中心”的旧称,以下简称“惠民”)的旧址,至今他家的门口还挂着那块墨绿色的机构牌匾,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也经历五年的时光了。王发明告诉我,2010年他刚创办惠民时,由于资金紧张,他决定将机构办公室设置在自己的家里。他说,“在家里办公,如果有在外打工的工友或受工伤回家的工友路过尚嵇,他们也好有一个落脚休息的地方”。他找当地的木匠打了两张高低床,摆在他家的卧室里,为的就是方便那些家住深山的工友们在尚嵇有一个自己的“家”。虽然现在惠民的办公室搬了,但是当时的那些陈设仍然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挪动。对于发明来说,无论是那块已有些破旧的惠民牌匾,还是那两张高低床,以及那些张贴在墙上的励志字句,都凝聚着惠民五年来的点点滴滴,以及他自己人生中耐人寻味的起起落落。广东,一个年轻人寻梦的地方

王发明家里有兄妹二人,他排行老大。初中毕业以后,王发明在家里学习做道场,就是吹吹打打,颂经念咒,帮助归西之人消除升天途中的各种障碍与劫难,往小了说是做法事,往大了说即“渡人”。一年之后,他深感这一职业并非他所长,“人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技术,才能存活于世”,于是他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南下,那年他24岁。

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是一个梦想开花之地,当时流行一首歌——《爱拼才会赢》,讲的就是年轻人追求梦想的故事。人们坚信,只要肯努力、吃苦,就可以摆脱贫穷。于是,他们收拾行囊,告别家中的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进入机器声轰隆的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驯服、可有可无的一员。王发明也不例外。

王发明第一次进的是东莞一家塑胶厂,负责生产塑料的胶花。干了不到一个月,他跟着主管一起跳槽去了另一家饰品厂,一分工资没有拿到。在新厂里负责绘画的王发明难以适应这一工作,于是再次离厂,进入他后来待了数年的材料厂。当时每月包吃包住,到手的工资有两三百元,王发明感到非常满足,第一个月领到工资,他便往家里寄了200元,自己身上仅留下几十元供日常使用。在这间工厂里,王发明学会了做模具,因为良好的工作表现也从普通工人做到了模具师傅。他告诉我:“那时候的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好好在工厂里学技术,升职加薪,然后在广东安家。”王发明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梦想,他连续跳了几家工厂,升职了,加薪了,2000年前后的时候他每月的工资到了两三千元,就在那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真的,我觉得我的梦想快要实现了。”手断了,我的梦想怎么办?

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它总是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给你当头一棒,甚至是致命的一击。2006年,王发明像往常一样从宿舍到厂里上班,在负责卸换模具时左手被冲压机压断,除大拇指以外,其余四个手指头被切除,被工伤认定部门鉴定为工伤六级。

那时有专门的贴合机,贴合机里面有两个滚筒,滚筒开一点点缝隙,我们就把料放进去,用胶水粘上去,加热。每个生产的物件都有一个模具,要什么样的产品就有对应的模具,把模具也粘在上面,用机子一压,产品就出来了,冷却之后就定型了。我是敲模具的时候,就是把一个模具拿下来,换新模具上去的时候,自己操作不当,发生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那一刹那,王发明用他的右手捏住自己破碎不堪、鲜血淋淋的左手,心里想:“手没了,这辈子完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王发明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看见自己裹满纱布的手,泪总是不听使唤地往下掉。“谁说不伤心,跟了你几十年的东西,一下子没了……”

王发明是一个倔强的人,在多次的聊天中他从不愿承认自己受伤时的脆弱,他反复告诉我,伤心、悲痛无济于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只能坚强。但是当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位返乡工伤者时,这位工伤者说起了受伤时打电话给家人的情景,坐在一旁的王发明背过身,眼眶红了。“我深有感触,你拿起电话想告诉家人你手没了,电话通了,但是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就下来了。”

左手受伤之后,王发明在工厂里的工作无法继续了,这意味着他前半生的梦想化为泡影。他无法再熟练地操作机器,不能再制作出精确度极高的模具,做不了模具师傅,他奋斗将近十年的技艺生涯随着机器压向他手掌的那一刻就已经宣告结束。

或许,相较于手部的疼痛与残疾来说,现实的失序、对未来的恐惧才是更令王发明害怕的。此刻的他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时空倒错,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将驶向何方,下一站在哪里。正如社会学家弗兰克所言,疾病对于个人来说,是身[1]体的失控,生活世界的失序。梦想重燃

如果说是工伤的离心力将王发明震离了原先的生活轨道,那么公益社工就是那股将他重新拉回正轨的地心力量。王发明第一次接触这些社工是在医院住院治疗的时候,他们到医院做工伤探访,向王发明介绍了为工伤者提供公益服务机构的情况,并给了他一张宣传活页,上面印了机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出院以后,王发明一直为如何处理工伤事故而头痛,于是他决定去这类机构试试运气。

在社工的指导与帮助下,王发明与工厂老板和平协商了工伤赔偿事宜。因为自己的工伤遭遇,王发明开始关注、研究工伤条例,一切与工伤相关的事情他都对其极有兴趣。就这样,王发明加入了为工伤群体服务的志愿者行列,自愿去各大医院做伤者探访的工作。在探访的过程中,王发明用自己的经历给那些受伤的工友们宣传工伤知识,还帮助一位同是贵州老乡的工伤者成功获得了工伤赔偿。

慢慢地,王发明从一个志愿者成为一位驻东莞的全职社工。在这个群体中,王发明感受到了什么是“尊重”“平等”,更是重新找回了因工伤而丢失的自信与勇气。哪怕只是别人的小小的一句问候,一个动作,都让王发明感动不已。他觉得只有受过工伤的人才会懂得伤有多深,有多痛。

我们去参加活动,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饭,大家都是工伤者,都还在康复阶段,吃饭都不是很方便。团队负责人小Z有时候跟我们一桌,他就会特地给我们夹菜,也不多说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们的心里就会很感动,就觉得“他懂”。

我和另外两位工友,3个人通过几个月的参与活动和工作以后,有一次我们3个人就站在那么多人的前面,机构负责人也站在前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过程进行介绍,就像表扬一样,意思是我们做的事情值得大家学习、赞赏。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多人的一个会议,也没有得到过人家的赞扬,那种感觉真的是从来没有过,就是自信嘛。

重新找回自信的王发明异常兴奋,他仿佛找到了工伤之后迷失的自己,而他原先觉得可能永远也找不回的。重庆自强服务站的小英[2](致丽火灾幸存者)到广州的交流深深地影响了王发明:“小英伤得比我们严重多了,可是小英一点都没有放弃,还回老家创办了自强服务站,为更多的工伤者和残疾人服务,为什么我不可以?”就这样,他新的梦想在公益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惠民,我的信仰

2008年5月,王发明辞去了在广东每月2000多元工资的全职工作,回到贵州老家进行返乡工伤者的规模性摸底调查。在这次摸底调查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回到农村老家的工伤者的生存境况,“同命相怜”的共鸣感更加坚定了他返乡创办NGO组织、为返乡工伤者服务的决心。

2009~2010年,惠民还没有正式获得乐施会的项目支持,王发明以个人的名义坚持在老家新民镇周边进行工伤探访工作,收集返乡工伤者的信息,无论乡间小路多么崎岖,乡邻寨友多么不理解,王发明始终不改初衷。“我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他们现在不理解很正常,等我做出了成绩,他们自然就会明白。”在缺乏公益意识启蒙的贵州农村,一个手部残疾的工伤者仅靠一双脚,一点微薄的资金支持,就一家家、一村村地走访,听每一个返乡工伤者讲述他们的工伤故事,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彼此温暖,彼此疗伤。

2010年10月,在乐施会的支持下,惠民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它致力于创建返乡工伤者的自助互助网络,为返乡工伤者提供情感支持、心理支持以及一定的生计支持。在五年里,王发明与他的同伴遭遇过乡邻们的误解、项目中断后的沮丧、意见不一的踌躇,也有过工伤者们真诚致谢的幸福感、社会认同的成就感。“每次去工伤者家里探访,虽然我们没有为他们争取到一分钱、一粒米,但是人的真诚是能够感受到的。他们把我们当朋友,当亲人,甚至有的比对亲人还要亲,就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这里感受到了尊重、平等和关爱,而这些是返乡工伤者在生活中很难得到的。”返乡工伤者对惠民的信任是王发明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他在这种关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生命是互赠的,王发明给予了惠民最初的生命,但是惠民给予王发明的更多。王发明常说,惠民就像是他的一个孩子,无论惠民长成什么样,成长的过程多么艰难,他绝不会放弃,即使所有人都离它而去。在五年里,王发明为惠民所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他为自己的儿女。他学习用电脑搜索资料,学习操作Word、PPT,学习写总结报告,学习摄影,甚至还要学习一些财务的知识,这些对于初中文化程度,十多年没有接触笔墨、手部有残疾的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受工伤之后,王发明在工厂的朋友也帮他介绍了薪酬不错的工作,但是认准的事情他没有放弃,他愿意忍受在农村扎根公益的孤独、只有微薄收入的清贫,因为在惠民,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发现的自己——那么独立,那么自由,那么充满爱。图2 惠民互助服务中心揭牌成立摄影:惠民互助服务中心

在公益事业的行业里,我找到了一种平等与尊重,这是每一个工伤者、残疾人都无比渴望的,这比金钱、名利都重要。只有在这里,我们的伤口才不会成为被别人拒绝的借口,同样也不会成为获得认可的理由。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头脑和努力,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于王发明来说,惠民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是一份工作,更是他的一种精神信仰。他不为名不为利,仅仅希望能够把自己认定的事做好,向所有的工伤者和健全者证明一件事:“工伤者,残疾人同样有权利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王发明本是返乡工伤者中的一员,他的前半段经历跟大多数返乡工伤者一样,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贫穷、奔赴城市打工的希望、工伤降临的绝望无助,当时的他如大多数残疾人和健全人所想的一样,认为自己这辈子完了。曾经的全职社会工作公益服务经历给了王发明新生,他发现“工伤者帮助工伤者”这种群体内的互动模式不仅能够使返乡工伤者受益,同时还能赋予助人者独立、自信的力量。

乐施会农业与扶贫政策研究团队的成员从王发明的工伤故事中获得一些启示,他们在思考:“王发明作为一个普通的返乡工伤者,他的发展经历是否能够被复制?”“同类人帮助同类人”的互助自助模式是否能够在城乡循环流动过程中,为社会资源相对贫乏的返乡工伤者以及进城务工者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与人格平等?正是在这些思考的推动下,惠民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尝试“诞生”了,他们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但是总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

[1] Arthur W. Frank,The Wounded Storyteller——Body,Illness and Ethics,Seco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2] 1993年11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死亡84名工人,大多数是年轻的女工,受伤40多人。小英在这次火灾中烧伤面积高达75%,重度烧伤三级,经历将近八年的康复治疗,她奇迹生还并且恢复行动能力。2002年5月,在香港乐施会的支持下,小英在老家重庆忠县建立民间组织“自强服务站”,为当地的工友与残疾人群体提供服务。任明秀:把我获得的支持传递出去

任明秀,女,47岁。2008年在广州番禺某公司操作大冲床时左手受伤,左手掌三个半手指被切除。受伤以后,在专业社工的帮助下打赢赔偿官司,之后成为一名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工伤患者,用自己的故事鼓励受伤的工友。回老家以后,她在贵阳做过一些其他工作,2009年来到惠民,与王发明一起做返乡工伤工友与残疾人群体的公益服务项目。在与工伤工友的交流中,任明秀了解到每个工伤家庭所面临的多重压力,她说出工伤者的心声,鼓励他们正视自己的残疾,勇敢自信地将残缺的肢体展现出来,在正视自己的残疾事实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图3 任明秀在工伤工友聚会活动中摄影:石鸣

图3中的这个人就是任明秀,工伤工友们都亲切地叫她任姐。任姐非常爱笑,每次还没走到惠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就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我们一见如故,她跟我聊她的家乡,向我“炫耀”她的采茶功夫多么了得;她还时常给我看她一双儿女的照片,得意地说这是她的“靓仔靓女”。如果不是偶尔无意中看到她残疾的左手,我都忘记了她曾经也是一位濒临崩溃的工伤者。最初与她互动时,我很小心,我甚至有些害怕我的无意之举会显得不够尊重残疾的她,但是慢慢地我开始为我这样的想法感到惭愧,原来我的这种区别对待才是对工伤者真正的不尊重,正如任姐所说:“我们只是手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而已,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噩梦的开始

任姐出生在贵州茶叶之乡湄潭。由于哥哥的身体不太好,任姐从小就担起了家里的生计重担,她12岁时就学会了采茶、选茶、烘茶,采茶的速度比普通的大人还快,再加上灵活的经商头脑,任姐家小时候的生活总比别的小孩儿家要宽裕些。后来,任姐离开家乡,先后在贵阳的烟厂、印刷厂打工,她勤劳能干,独立自强,渐渐地在贵阳站住了脚,后来结婚生子,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至此,她的故事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浪漫。

任姐有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作为传统女性的她,生育之后一直在家里抚养两个小孩儿,同时负责照顾原生家庭的老人以及各种琐事。一向独立自主的任姐本来就不满足于这种依赖男性的生活,在两个孩子能够独立生活的时候,任姐决定外出广东打工,那一年是2007年,她39岁。

任姐一开始进的是一家香港的五金厂,专门生产电子板、手机板之类的产品,她在工厂里负责操作小冲床。后来因为她带头向当地劳动部门举报工厂违反《劳动法》规定,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合理的加班工资,被管理人员驱逐出厂。

我虽然只是一个打工的,书读得少,但是我也知道劳动法,工厂它明明就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我就要去反映,争取我们的合理利益。大不了它就开除我,我又不怕,在哪儿都是打工。

之后,任姐进入了一家专门生产通风管的工厂,据说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通风管制造厂,任姐的工作从操作小冲床换成了操作大冲床。刚刚进厂一个多月,由于机器故障,任姐的左手被冲床压碎,三个半手指被切除。

本来这个机器应该是两个开关同时下去的,但是有个开关坏了,老板就用一根绳子来代替开关,可是这个绳子是会失控的呀。有时候你觉得拉绳子拉上去了,你伸手进去,但是这个机器又掉了下来,真的,用机器有时候就是一秒钟的事情。机器落下来的时候,我的手直接就被打坏了,根本接不起来。我当时有两颗戒指戴在这只手上的,两颗戒指都被压碎了。

我在医院苏醒后的第三天,厂里有工人来看我,我说那个机器有问题,他说出事后工厂马上就整改了,全部改成双手合闭来按开关的。你看,我们那一个月就有四个人被冲床压了,其中有两个被老板轰走了,有一个伤得比较轻,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赔偿。撒泼打诨“求”来的赔偿

任姐说她出事的那个月有四个工人因为机器故障受到工伤,但是只有她一个人得到了合法的工伤赔偿。可是殊不知,这十五六万的合理合法的赔偿款,却是耗尽了任姐的全部精力和尊严,甚至是性命才得到。从出事后工厂改装机器的那一刻开始,这一场维权之战就注定是鸡蛋碰石头的壮烈之举。面对工伤者的维权行为,工厂往往采取逃避责任和拖延时间的战术,逼得工伤者知难而退。

工厂的责任逃避从掩盖工伤事故的真正原因开始。为了应对政府劳动部门的工伤事故调查,工厂管理者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更换了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机器设备,以此逃过工伤事故的责任追究。任姐常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用手机拍下故障设备的照片,否则厂方绝对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在维权过程中,根据规定,工伤者需要向劳动仲裁部门提供工伤认定申请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均需要盖上工厂的公章才有效。工厂拒绝向工伤者出具医院住院治疗单据的复印件;拒绝在工伤认定申请单上填信息和盖章;不提供伤者的工资信息,或者刻意瞒报伤者的工资待遇,企图降低赔偿金额;等等。也就是说,工伤者是否能够申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厂的配合程度,可是自知理亏的工厂老板怎么会在状告自己的材料上盖章呢?这样的政策规定大大增加了工伤者的维权难度,使得工厂管理者有空子可钻。

工伤者大多是外出务工者,一旦失去了工作,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可以说是朝不保夕。工厂管理者正是抓住工伤者的这一点,采取拖延时间的战术,使得工伤者弹尽粮绝,“识相”私了。比如,工厂以老板不在为由拖延出具各种证明材料,不及时认领法院判决书,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间里提起上诉等这些行为全是为了增加工伤者的维权时间成本,将他们逼入生活的死角。

很多工伤维权者都有与任姐差不多的际遇,只不过任姐幸运一些,她最终如愿以偿。但是回想起那段维权的往事,一向坚强独立的任姐也眼眶泛泪。

你知道那段时间里我有多么崩溃吗?你知道一个外地人在这里跟工厂的人周旋有多无助吗?工厂管理者的处处刁难与威胁,我外表再坚强,内心还是会很恐惧。每天到政府办公室去跟人打交道,缠、赖是基本手段。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在人家办公室又哭又闹吗?我一个女人这样厚脸皮撒泼打诨,你以为我不知道人家会怎么说我吗?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耍赖,一哭二闹三上吊,谁会理我们这些在这里无权无势的外地打工者呢?还好,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与陪伴

对于任姐来说,认识为工伤者提供公益服务的社工是她一生的幸事。在她觉得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为她出谋划策,代替她与工厂、政府、法院等机构谈判、交涉。这些专业社工对于任姐而言,就像是溺水者在汪洋大海中抓住的一块浮木,本来已筋疲力尽、没有生机,却在那一刹那重新找到生存的勇气与希望。

这些为工伤者提供公益服务的社工成为任姐的代言人,他们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经验帮助任姐顺利地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工伤赔偿;志愿者的日常陪伴让任姐在异乡感受到亲人的关心和温暖;外出探访的工作机会不但解决了任姐在维权期间的一日三餐问题,更重要的是令她重新认识了工伤对她的意义以及对其他伤者的意义。

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社会工作者,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我。那时候刚受工伤,真的很自卑,我完全不是现在这个开朗的样子。我去医院探访那些工伤者,才发现我的伤跟他们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起码我还可以端着碗吃饭。我每次去探访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可能是因为我也是受了工伤的,他们也愿意跟我聊,渐渐地我发现我自己更自信了,在志愿者的开导下,我也不再觉得残疾是我人生的污点。我手是残疾了,但是我这个人还没有坏,我头脑还是好的,我同样可以自食其力。

社工的出现对于正处在崩溃期的任姐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他们给予了她继续生活的精神力量,一种“我们与你在一起”的陪伴力量,让任姐在陌生的城市,面对强势的工厂和相关部门时不再感到害怕、无助。对于任姐来说,她明白了社会支持对于工伤者来说多么重要,哪怕仅仅是一句问候或者鼓励,这足以令她在遭受工伤的寒冬里感受到人心的温暖。推己及人,传播星星之光

任姐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倔强,她一步一步地在城市扎根。她的梦想本来只是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从未想过她会加入公益事业的行列,也从未想过她会由一个平凡的路人成为一个“影响者”。

2009年,在王发明的邀请下,任姐加入惠民的工作中,成为惠民创始者中的一员。任姐的家在贵阳,距离尚嵇有一段路程,本来任姐只是答应过来看一下,她并不打算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工作,但是自从跟随王发明进行工伤家庭探访之后,她便改变了主意。初次的工伤家庭探访,令任姐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经受工伤返乡之后的消沉,他们没有生机的眼神,他们羞于见人的自卑,他们凋敝的家庭,他们老泪纵横的父母,还有那满脸泥灰的孩子,这一切的景象冲击着她的内心,用任姐的话说:“我也是受工伤的,我知道工伤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他们又仿佛看到那时的自己。”正是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感共鸣,使得任姐这个外乡人在尚嵇一待就是六年。

说实话,我当时受工伤回到贵阳后,可以开一个水果店或菜店,没有必要来这么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的待遇也没有很好。但是,当时发明再三邀请我来惠民看看,我就过来看看,跟他一起去返乡工伤家庭探访,我看到了返乡工伤者的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不仅要遭受身体残疾的痛苦,还要承受周围邻居的歧视,他们既不能从事过重的农业劳动,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没有了经济收入,他们的家庭也面临各种矛盾,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总之,工伤绝对不像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我是过来人,其中很多滋味我都品尝过,社工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不说是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更是重要。所以,我也想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的工伤工友,他们应该过上被人尊重的生活,算是一种感恩吧,人都是要懂得感恩的,你说是不是?

任姐和王发明在一起创建了惠民,他们一起行走在泥泞的乡间道路上,一起踏着朝露出发,迎着夕阳归来,一起与工伤家庭同悲同喜,一起承担机构运营的风险与挑战,他们也曾无数次地争吵,任姐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总是一个个来自返乡工伤者的电话以及一声声饱含亲情的“任姐”,令她无法做出“心狠”的决定。或许每一个公益人都不是天生的大善人,但是当他们第一次踏足这些渴求温暖的人们的世界之时,便再也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因为他们的到来给予了工伤者希望,如果离开,便带走了这些人们仅有的那一点光亮,正是这种“内疚感”和“自责感”成为支持他们继续前行的内在动力。图4 行走在探访工伤工友的路上摄影:惠民互助服务中心

任姐的工伤经历极具代表性,返乡工伤者除了承受身体的疼痛、心理的煎熬之外,还要应对一个外乡的农村人在城市治疗、维权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正待遇。任姐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工伤者来说,社会支持是多么的重要,它能够让工伤者感受到一种来自陪伴的安全感。正是基于王发明与任姐的工伤“共鸣”,惠民在建立之初便提出“互助自助”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给返乡工伤者提供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支持,使他们尽快地从“家庭人”发展成为“社会人”。呱呱落地几乎每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儿都是皱皱巴巴、邋里邋遢的,谈不上好看。他们一点点学会抬头、坐立和起身,非常努力地向上生长,但这离不开照料者的悉心呵护、耐心教导。惠民亦是如此。创建伊始的惠民犹如一只无头苍蝇,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他们一点点地摸索、尝试,慢慢地形成想法,付诸实践,当然这背后离不开乐施会坚实的支撑与扶持。惠民从这里开始

2010年夏天,王发明参加北京工友之家骨干培训,在这里他结识了乐施会农业与扶贫政策团队的成员李敏,几番交谈,李敏对王发明回乡创办工伤者服务机构的想法表示支持,她认为返乡工伤者作为城乡循环流动群体中特殊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城市与农村双重社会支持系统的边缘,遭受工伤的他们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享受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回到农村也无法再从事农业劳作,同时又难以被纳入农村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之中。王发明的工伤经历令李敏深深地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群体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行动干预,因此乐施会决定支持王发明在贵州遵义老家创立惠民,为工伤者服务。

在惠民初创的两年多里,机构的两位创始人——王发明和任姐靠着对这份事业的热情一路摸索,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通过家庭探访和小组活动等形式,他们将分散在各个村庄的返乡工伤者聚集起来,形成以惠民为核心的工伤者互助自助网络;他们与返乡工伤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积极疏导他们的自卑情绪,帮助返乡工伤者融入社区生活,力所能及地为他们的家庭生计提供支持。

如同很多初创期的草根机构一样,惠民初期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机构刚刚正式注册,尚不具备独立的财务管理能力;工作内容比较零散,缺乏不断深入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机构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工作视野有待拓宽;等等。在这个阶段,乐施会项目团队与王发明讨论最多的是:不能只顾“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为了协助惠民突破发展瓶颈,2013年,乐施会专门支持惠民开展三年工作,如帮助其做2014~2016年工作规划的制定。为此,乐施会还专门邀请有丰富乡村发展工作经验的贵州和仁乡村发展研究所加入,共同协助惠民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也在此过程中为惠民的员工提供能力培育。图5 乐施会工作人员访问惠民互助服务中心摄影:惠民互助服务中心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经过半年不松懈的努力,惠民清晰梳理出过往工作的经验和不足,明确了机构的工作优势、劣势、空间和机遇等,确定了机构的发展方向、工作目标和工作重心等。在这半年中,惠民也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如聘请了稳定的兼职会计人员,他会定期到办公室核查财务管理情况;请大学生志愿者协助其整理工作档案等。经过半年的认真探索,惠民将自己机构的服务对象聚焦于农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惠民明确了自己的长期目标:促进该群体的综合发展和社会融入,在自强的基础上服务社会。惠民的定位愈来愈清晰:“惠民中心将朝向具有社区行动能力、经验总结能力和政策反思能力的专业性发展机构而努力。”

惠民理解的“发展”,体现在其工作中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独立、自信的社会人格。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乐施会与惠民达成了一个共识:改变行动之前必须先改变意识。大多数的返乡工伤者因为身体残疾陷入“无能”的诅咒中,他们将社会歧视与偏见内化进心灵,自我催眠地认为自己是“不行”的。因此,惠民需要帮助返乡工伤者正视身体的残缺,重新建构起独立、自信的人格,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可以的。第一期合作项目“建构返乡工伤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工作重点就在于此。

第二,致力于农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计发展。惠民的项目计划书中明确地写了,生计发展并非生计救助,而是调动返乡工伤者的劳动主观性,提高他们的生产主体性,互助自助,实现自立自强。乐施会一向注重培养草根组织,其不主张救助式的社会服务,因为服务对象在其看来并不是一个等待社会救济的难民,他们自身是具备一定的生存技能和发展潜力的,只是他们处在了社会结构当中的弱势位置,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乐施会和惠民要做的就是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友善、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与他们一起发展自己的主体性,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如果哪一天惠民离开了,不做了,这些曾经与惠民在一起的返乡工伤者依然能够自立自强。这就是乐施会和惠民一直所强调的“发展”的意义。

第三,注重群体的社会发声与社会倡导。返乡工伤者作为一个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具有享受社会支持的权利,也有影响社会的责任。据官方统计数据,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4亿,对于这2.4亿以及未来可能更多的城乡流动工人来说,工伤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返乡工伤者群体有责任向社会传达他们的工伤经历,一方面提高农民工的防范意识以及处理工伤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反思,促使相关政策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整,促成更有利于进城务工者发生工伤后再发展的政策空间。

第四,强调伙伴关系的平等以及互助自助相结合。在通常的慈善框架下,我们常常将社会服务理解为单向的给予、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慈善,被资助者往往需要为资助者的给予感恩涕零。强调“发展”的惠民与返乡工伤者之间不是给予和被给予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开一家公司,惠民是原始股东,工伤者是负责具体经营的CEO,彼此之间互相合作、支持,共同打造公司的未来,将来拿出收益的一部分支持其他更多的工伤者。这就是乐施会与惠民一直强调的发展主体性中的重要因素:接受与回馈。乐施会项目经理刘源说:“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是不会只讲求接受,而不谈社会回馈的。我们希望乐施会与惠民所做的事,就是改变社会上的一些固有的偏见,认为这些残疾的返乡工伤者只能靠接受社会资助而生存,而事实上他们中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不但可以自立自强,还可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民。”

乐施会就像是惠民孕育生产过程中的助产士,是它的双手迎接了惠民的呱呱坠地,并且与惠民一起规划、确定了它未来前进的方向。惠民这么多年开展的工作几乎都是沿着这个大方向,家庭探访、信心重建、互助网络建设、生计发展、社会宣讲等工作,都将“发展”的真实意义落到实处;在惠民发展的过程中,乐施会又如一个平等的伙伴,牵着惠民的手,跟它一起跨过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障碍,尊重它,倾听它,帮助它独立成长,又和它一起成长。返乡工伤者的生存状态缩影——惠民的第一次实地调查

2008~2009年,惠民还没有正式获得乐施会的项目资金支持,机构创始人王发明与机构成员在间断、零零星星的物质支持下,一直开展着周边多个乡镇返乡工伤者的生存状况调查。虽然王发明从事工伤者服务的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他也非常清楚要依托于城市工业区的工人NGO组织的工作内容和运行机制,但是一心希望回到农村老家创办工伤者NGO的他完全不知道机构的工作该从何做起。他不知道返乡的工伤者处于何种状态,他们需要什么,而惠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正是这一年多的摸底调查,令王发明与机构工作人员对返乡工伤者的生存状态越来越了解,惠民的工作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工伤——人生时序的混乱

我看见我的手遭(受伤)了,当时心里面就想到我这辈子完了,我肯定是下半辈子完了,我的手都没有了,所以可能接下来下半辈子肯定完了,心里面是这样想的。(王发明,2015年3月)

那种滋味很不好受,手被整(压断)了,整个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是受伤的那种,自己想的那种,就想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走,怎么生活。(阿云,2015年3月)

在实地调查中,王发明听到的最多的表达就是“我残废了,我完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正如这些返乡工伤者所说的那样,工伤所导致的身体残疾或者疾病使他们过去的人生规划全部泡汤,他们甚至不知道第二天应该做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位置,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似乎曾经指引他们前进的人生地图和坐标瞬间都不管用了,他们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惧,身体和生活的失控感令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无助和无尽的自责之中。

王发明几乎从每一个返乡工伤者那里都感受到了工伤之后的混乱感和失控感,这使他想起了当时夜深人静时躺在医院病床上独自流泪的自己,那个时候的他又何尝没有体会过这种混乱和绝望呢?所以,每接触一位返乡工伤者,每一次的对话与哭诉,都令他产生一种错觉,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个自己。惠民所接触的108位返乡工伤者,他们的样子时常出现在王发明的脑海中,他发现对于返乡工伤者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城市工人NGO所强调的维权,而是生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拖着病体回到农村的工伤者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无不在为生存而苦恼和坚持,因为工伤与残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障碍太多太多,而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身体疼痛与功能丧失

对正在疼痛中煎熬的人来说,疼痛是那么无可奈何,没得商量。如果要他们说明什么是“确实的”,那么“疼痛”一定是他们想到的最活生生的例子。

阿兰在浙江一家工厂里操作冲床右手被压得粉碎,虽然通过接指手术,手掌恢复了大致形状,但是手部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右手臂和右边身体持续性疼痛。

现在(4月)这个天气手都会痛,整个这半边手,腰和腿都痛,因为接手的时候,在腰上开了一道口子,把手放进去养了一个月,所以现在腰、腿这些都受影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手一碰到床单就痛,痛得根本就睡不着,我每天晚上都是用左手抱着我的右手睡觉,不敢动,一动就痛,只能自己一个人躺着流泪。

不管是明伤的身体残疾,还是暗伤的职业病,工伤都意味着某一部分身体功能的丧失或者不健全,比如行走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呼吸能力丧失或较弱等。对于农村外出的劳动者来说,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他们忍受世界大工厂里无止尽的加班、糟糕的工作环境、冷漠的身体管理以及微薄的工资,为的是完成自己在农村无法完成的角色责任。然而工伤所导致的身体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这个资本,他们无法再自如地控制自己的身体,继续担当一直以来的家庭贡献者或独立者的社会角色,相较于身体功能障碍所带来的生活难题而言,这恐怕才是他们真正担心的。图6 探访返乡工伤者阿兰摄影:石鸣自我认同危机

在惠民与返乡工伤者的反复接触中,王发明发现除了身体残疾导致的客观上的家庭困难之外,返乡工伤者们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自我认同危机。在谈话中,大多数工伤者将自己描述为“废人”“包袱”,他们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主观上的消极情绪使得他们缺乏主动性去改善家庭的生计状态,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阿贵是王发明在探访中认识的一位年轻小伙子,30岁左右。2007年前后他在浙江打工时,左手臂被卷入年糕机中导致粉碎性骨折,最后被截肢。回到老家后,他整天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不管是父亲出资开店,还是亲戚提议学开车,或者跟弟弟一起做装修,他都全部拒绝,理由是他觉得自己只有一只手无法胜任。阿贵常常把自己与健全人区隔开,他称自己是“我们这种人”。王发明曾多次用其他工伤者的故事来激励他,可是他仍旧认为残疾人是无法独立完成工作的。

在与阿贵的交往中,王发明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了,即使社会支持力量再强大,他也无法被唤醒。于是,他在第一期项目计划书中,将“生活信心的重建”作为惠民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家庭关系的恶化

每一人在社会中的存在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当疾病扰乱了一个人的人生进程时,那么他所归属的关系群体也将同他一起承担这种失序,而家庭作为人的首要归属群体,它不可避免地与病患者一起被置于疾痛的中心。长期的生活照料加上经济条件的窘迫,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会出现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有的甚至出现妻离子散、家庭对立的局面,而这种家庭关系的恶化反过来又加重了返乡工伤者的压力。

阿虎在10多岁的时候外出打工遭遇工伤事故,左腿高位截肢,他的父母亲为了从农村坐车去城里看望受伤的儿子,把家里最值钱的牛马贱卖了,从此家里的农活只能依靠双手。由于当时粮食供应不上,阿虎的父母亲将最好的大米给受伤的儿子吃,他们只吃麦沙(当地说法,大米不够吃时,当地人会把小麦磨的面粉混着米一起蒸着吃)果腹。工伤对于厂方和政府来说,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生产事故和劳动仲裁事件,但是对于工伤者和他的家人来说,足以摧毁一个艰难延续几十年的家庭和两代人的生活勇气,令他们本来就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婚后核心家庭不同于原生家庭,它并非基于血缘和亲缘而建立起来,在农村它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婚姻伴侣则更像是过日子的合作搭档。当工伤者丧失身体功能导致其“合作过日子”的能力下降时,这个利益共同体就会面临崩溃的危机。在返乡工伤者家庭中,因为工伤者的经济价值日益降低,夫妻离婚的情况并不少见。伴侣的离开对工伤者而言无疑是又一重大打击,抛弃感令他更加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同时对社会也多了几分仇恨与埋怨。

另外,一些单身的工伤男青年,由于身体残疾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们的父母或亲戚为了给他找个媳妇“上岸”,不惜逼他们与智障者结婚,造成日后整个婚姻和家庭的混乱和窘迫。返乡工伤者阿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工伤返乡之后的他经历过几段感情,由于身体残疾,他的恋爱对象几乎都是二婚女性或者同样身体有微小缺陷的女性。在最后这场由家里长辈张罗的婚姻中,他就像是一个木偶,虽然结婚前一天他已收好了包袱准备逃离,但是最终还是顾及母亲的身体接受了现在的这位智障妻子。

引发家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工伤赔偿款。当返乡工伤者带着残疾的身体和一笔当地人所称的“巨款”回家时,冲突就注定无法避免。父母认为自己养育了孩子,现在孩子受伤了可能无法为自己养老,所以这笔赔偿款应该分给自己一部分,甚至有些父母悄悄地将赔偿款挪用到其他地方或支持其他的兄弟。工伤者阿勇便是因为赔偿款而闹得夫妻成仇人,家庭分崩离析。

因此,惠民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返乡工伤者本人,还要延伸到他的家庭,确保家庭成为返乡工伤者的首要社会支持。基于身体的就业歧视

阿平,在浙江打工时左手三个手指被压断,无奈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进行身体康复。身体复原后,他尝试重新进入城市打工,在上海辗转数十家工厂,最后皆因他的残疾被拒之门外。长期的工厂求职经验使阿平明白了劳动力市场的潜规则:只要成功遮蔽自己的残疾身份,便可以如健全人一样获得工作机会。所以,阿平在一次入厂考试时用笔记本挡住自己残疾的手,获得了工作。在工厂做事时他避免与工友接触,吃饭也躲得远远的,他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来隐藏残疾,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但是,当他的残疾身份被人知晓,即使他在工作期间表现良好,业务师傅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他也难逃被辞退的命运,辞退理由并不是他真正无法胜任工作,而是残疾的标签使得工厂主认为他无法胜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劳动就业创造条件。”然而,现实中残疾人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他们很难从事集体劳动,尤其是在农村,残疾人只能进行个体经营和农业劳作。王发明在调查中发现,返乡工伤者的生计发展途径非常有限,大部分返乡工伤者无法从事种植方面的农活,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农事,比如养殖规模较小的家禽家畜,或者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很少一部分工伤者利用赔偿金从事小本生意,如开杂货店、电器店等,他们对于未来的生计也缺乏信心。

很明显,返乡工伤者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工作,无法再次进入职业场所谋生。然而,限制他们进入就业市场的并不一定是他们因残疾而带来的所谓“能力下降”,很多身体残疾却做事出色的返乡工伤者所遭到的就业排斥实际上是一种主流身体价值观对残疾身体的歧视与排挤。在一些人的偏见里,残疾=残废=无能,即使工伤者们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很难改变人们的这种偏见。社会支持的不足

在任姐的故事中,我们深刻了解到社会支持对返乡工伤者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工伤者在返乡之后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首先,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大部分返乡工伤者的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残疾人补助的福利政策,被排斥在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虽然在政策方面,政府也给返乡工伤者提供一些支持,比如工伤人员创业绿色通道、工伤人员创业免税等,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有关政策在落实上不尽如人意。其次,在社会组织服务方面,民间组织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城市,其工作领域尚未或者很少延伸到农村。再次,社会认同不足,主流的社会话语仍然充斥着对返乡工伤者的歧视与偏见,割裂了他们与社会的交往链条,使得他们鲜少获得社会的舆论支持。最后,社会各界在工伤工友自组织建设与互助合作、心理辅导、生计改善等方面缺乏关注与支持。

工伤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不单单是一次安全事故或意外,返乡工伤者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单靠工伤者的力量是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的。梳理问题,设定工作目标

惠民近一年的基线调研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丰富了人们对返乡工伤者生存状态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它为确定惠民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目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调研,王发明总结了返乡工伤者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两大问题——心理与生计,工伤残疾所导致的自卑、认同危机是解决生计问题的大前提。他认为,惠民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帮助返乡工伤者重新找回自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这比物质的直接支持重要千倍万倍。当返乡工伤者改变了对残疾的认识和自怜自艾的状态时,惠民的生计支持才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

因此,当惠民正式向乐施会提交项目申请书时,王发明把第一期项目确定为“构建返乡工伤者自助互助网络”。这一项目是王发明与机构工作人员在漫长的工伤探访工作中所总结出的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属于工伤者的自组织网络,才能帮助他们一步步从封闭的泥潭中提起双脚。当他们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时,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络能够恢复他们的社会交往欲望,平等地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与情感慰藉,进而实现他们与更广阔世界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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