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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6 09: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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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著 秦传安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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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繁荣时代(美利坚成长三部曲之一:破茧)

大繁荣时代(美利坚成长三部曲之一:破茧)试读:

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秦传安

推荐序

《大繁荣时代》初版以来,距今凡25年,如今可以说——这一点早就显而易见——这是一部美国经典。关于美国在极其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记述。它为社会史著作树立了一个典范,其他作者仿效过,但未能超越。这本书一直被人们广泛阅读,并深受喜爱——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共发行了50万册以上。需求仍在继续,而且,只要美国人想阅读关于美国过去的明白晓畅、机敏睿智的书籍,这样的需求无疑还会继续下去。撰写本书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编辑和人类行为的鉴赏家,他总是把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与著名人物的行为混在一起。在《大繁荣时代》一书中,他写到了麻将和H.L.门肯,写到了卡尔文·柯立芝的自我暗示,写到了利斯特公司从广告的奇思妙想中脱颖而出和林德伯格夫妇飞往巴黎。在他为初版所写的那篇谦逊得体的序言中,艾伦暗示,时间可能会让他对主要事件的判断产生某些变化。然而,关于本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经受住了后来研究的照察。自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全面彻底的、有学术品位的著述,关于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关于哈定丑闻,关于禁酒,关于这一时期的政策和外交。然而,这些书当中,没有一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艾伦为我们描绘的这幅全景图。它们全都利用了他所描述的事实和他所给出的解释。

当然,就其总体主题而言,《大繁荣时代》是非常幸运的。它所处理的是任何一个亲历者一生当中最令人愉快的10年。在这方面,我是心存偏见的,其他任何一个有幸在20世纪20年代长大成人的人想必都会如此。如果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10年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10年做个比较的话,你该如何做出选择呢?你更愿意有哪一种威胁——是阿尔·卡彭还是乔·麦卡锡?你更喜欢哪位来自底特律的先知——是亨利·福特还是查尔斯·E.威尔逊?你更喜爱哪位本垒打击球手——是强有力的贝比·卢斯,还是米基·曼托(连同他的泡泡糖和光滑的黄色脸颊)?你更愿意要哪一种国家丑闻——是有着石油喷井和美元喷泉的蒂波特山油田,还是在哈里·杜鲁门的华盛顿闹得满城风雨的一件半貂皮大衣?

诸如此类的比较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它们全都有利于20世纪20年代。仅以作家为例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全盛时期的辛克莱·刘易斯,年轻的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有谁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呢?本书告诉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依然提供了“漂亮的爵士乐女孩、香槟浴、午夜狂欢、狂野的青年男女的爱抚舞会,全都结束于一阵让你喘不过气来的令人恐怖的绝妙高潮中”。现如今,我们只能在金赛博士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之间做出差强人意的选择。这一切,全都把我们带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最后一个10年,这之后,对安全保障的狂热(和需要)把我们所有人全都挤压进了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态中。当然,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有“常态”,正如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有“平衡”一样。当然,在战后两个10年里,我们有打高尔夫球、走中间道路的总统。而且当然,随着大崩盘和大萧条的出现,这一切全都结束于1929年,况且,政治家们总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循规蹈矩,这一切就决不可能再次发生。

未来似乎是一个人人心满意足的无尽远景,汽车被漆成了浴室瓷砖一样的颜色,冰箱里塞满了水蜜桃冰激凌。但不知何故,它似乎不像《大繁荣时代》中的T型车和私烧金酒那么富有刺激。罗杰·巴特菲尔德1956年10月

作者序

本书试图对一战后10年的美国历史进行讲述和解释。自1918年11月11日美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9年11月13日股市恐慌达到顶点,在这段长达11年的历史时期中,美国总统柯立芝以及胡佛是如何建立起繁荣的时代,这一时代又是如何被终结的?本书对此过程做了戏剧性的表现。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显然,在描写过程中要做一些创新。普雷斯顿·威廉·斯格森教授在他的著作《伟大的圣战及以后》中对这段历史有所论述,当然,他的记叙角度和编排方式与本书大相径庭。另外,后世也有许多其他的作家从各种角度描写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我还是有些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未将这段时期内的很多历史事件完整地收录进去。比如,哈定政府的丑闻事件(其中的一些隐情到现在也仍然是个谜)除了在某些片段中被提及外,还尚未被完整描述过;大牛市也是如此,虽然后来有数千部论著对它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大牛市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试图揭示,也从来没有人把大牛市当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全方位地展示。

凡事无完美,本书也势必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尤其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书的一些缺点会显露出来,而且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历史认识得更加深刻,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会逐渐显现。但是,笔者通过撰写本书,将许多未经披露的大量史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归纳和综合。我相信,经过这种新的方式来描述,许多经历过或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发现,他们脑海中的信息被激活了——仿佛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任何读过本书的读者,在合上书卷后,书中所描写的历史历历在目,这就是本书与大多数历史著作相比最大的优点。

另外,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并未重点描写政治历史事件,而是刻意将着眼点放在公众思想的变化和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这是因为,那段历史距离现在时间不长,对很多人来说记忆犹新,通过对那个时代流行的事物和荒唐的事件进行回顾,同时也对当时人们的想法和兴趣进行如实地记录。我希望通过将这些线索进行整合,向读者们展示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全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马克·沙利文先生,他在其后续的作品《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将这种描写当代历史的方法继续发扬下去。)至于那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尤其是外交领域的事件,由于它们和民众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其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估量,因此,我在本书中并未将它们作为主要线索。

我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我在附录中列出了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第01章 序曲:1919年5月

假如现在让你回到过去,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时代,在你的眼前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呢?也许你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没错,因为自从1919年到现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究竟是怎样变化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1919年的一对美国年轻夫妇的家庭,以他们的视角去观察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活吧。这对夫妇是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假设他们活在一个小康家庭。他们定居在克里夫兰、波士顿、西雅图或是巴尔的摩——事实上,具体是哪个城市并不重要。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1919年5月的某一天的生活。之所以选择5月,那是因为5月份正好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个月。此时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战时的混乱状态,恢复到和平时代的生活方式,但是战后10年即将出现的深远影响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看看数年之后,美国社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

1919年5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史密斯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到餐桌前,准备吃早餐。你打量一下史密斯先生的着装,发现他着装的风格和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区别不大,也许只是裤腿短一些,但总的来说,男士的着装风格在这十几年来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你再看看史密斯太太的装扮,就会发现和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大不相同。

史密斯太太今天早上穿的是套装,套装的裙子很长,一直到脚踝,距离地面只有6英寸,因为在当时,正式的裙子离地高度就是6英寸。裙子的下摆遮挡住史密斯太太的脚跟。不过,史密斯太太在最新的一期《时尚》(Vogue)杂志上读到一则令她大吃一惊的文章,文中说:“自从波旁王朝到现在,时尚女性的裙子都是要盖住脚踝的,但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裙子越来越短?这还能穿出去见人吗?”史密斯太太嘟囔着。1919年的女性装束

由于春天到了,天气日渐温暖,所以今天她特意换了一双低帮鞋;可是在几个月前的冬天,她可不敢这样穿,她外出的时候要么穿上厚厚的鞋罩,要么穿着带有蕾丝装饰的高筒皮靴,若是在家里或者参加朋友聚会,她会特意穿上高筒的黑漆皮鞋,鞋尖有漂亮的麂皮装饰。史密斯太太在袜子的选择方面也很有讲究,她通常穿黑色的长袜,若是穿褐色皮鞋,那一定要搭配褐色长袜,总之,绝不会穿肉色长袜。在内衣方面,史密斯夫人穿得也相当保守,她用筒型女式内衣和衬裙将自己的身体紧裹起来,而内衣上还装饰着厚厚的荷叶边褶皱——这在当时是标准的家庭主妇的风格。

史密斯夫人并不热衷于化妆。尽管在她那个时代,社会舆论对妇女化妆已经相当宽容,涂脂抹粉不再被当作妓女的专利,一些大胆开放的年轻女性也开始接触化妆品,但绝大多数受到传统教育的女性仍然对其心存偏见和抵触。在当时的美国,美容业刚刚出现,街头的美发厅屈指可数,至于整容手术对史密斯夫人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史密斯太太在外出购物时,她会在帽檐的下部挂上一副面罩,以避免直接抛头露面。当然,在炎热的夏天,史密斯太太也喜欢去游泳池畅游一番,但是她肯定穿最传统的泳衣,比如那种丝织的束腰外衣,或者外面罩有印花棉布的紧身内衣,而且,泳衣必须连着一双长筒袜。

像当时的所有正统女性一样,史密斯太太留着一头长发。她可从来没有想把头发剪短的念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普遍有这样一种印象:留短发的女人和那些留着长发的男人一样,要么是鼓吹自由性爱者,要么是崇尚激进主义的激进青年。当时在纽约棕榈花园发生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18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群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人找到纽约棕榈花园的经理,要求租一间礼堂来召开集会。不料集会期间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事后,记者在遍地狼藉的礼堂采访经理的时候,经理满腹委屈地说:“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他们脑门上又没写着字!当时前来求租礼堂的是一位女士,我只看到她穿着得体,彬彬有礼,可我忽略了她留的是短发。若是我当时注意到她的发型,打死我也不会将礼堂租给他们啊!”

史密斯夫妇坐在桌前,开始用餐。他们的早餐除了麦片、牛奶外,还有一些牛肉。在当时,人们已经对食物的“卡路里”(热量)这个概念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维生素这种物质的存在。

史密斯先生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读着今天早上的报纸。当然,这份报纸并非一份格调不高的小报,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报还没有面世呢。虽然在当时,赫斯特也创办了小开本的图片日报,可算是今天小报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小报的出现,还要等到1919年6月26日《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面世。《纽约每日新闻》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其日发行量在一年内达到了近25万份,在5年之内超过了80万份,而在10年之内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30多万份。

史密斯先生的目光被头版的一条新闻所吸引。这条新闻讲述的是美国海军的水上飞机NC-4经由亚述尔群岛、飞越大西洋的盛况。当时,由于技术所限,人类还无法做到不间断飞行,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成为1919年5月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真正做到不间断飞越大西洋发生在1919年6月14日,伦敦《每日邮报》出资1万英镑赞助,美国飞行员约翰·威廉·埃尔库克和他的领航员阿瑟·布朗,于6月14日冒险驾驶一架双引擎的“威克斯-威米”双翼机从美国起飞,16小时后顺利降落在爱尔兰克里夫顿附近的一块农田里,首次成功完成人类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壮举。而著名飞行家林德伯格从纽约到巴黎,实现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则是8年之后的事了。)

史密斯先生又开始看其他版面的新闻。比如:在要闻版上用大篇幅刊登了有关巴黎和会的新闻,目前该会议已接近尾声,会议各方进入条约起草阶段;在国内新闻版上,也汇集了近日来美国社会的重大新闻:为庆祝一战获胜,政府发行“超额胜利国债”;赴海外参战的士兵返回美国;评论家宣称有发生一场新罢工的危险;西雅图市长奥勒·汉森将这个时代的苦难归咎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万众期盼的《国家选举权修正案》有望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使妇女们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亨利·福特对《芝加哥论坛报》提起诽谤诉[1]讼,因为后者将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看完国内新闻,史密斯先生又翻开了体育新闻版。他注意到在棒球比赛的新闻中,提到了一位名叫贝比·卢斯的球员。史密斯先生对这位球员有点印象——这位球员是波士顿著名棒球队红袜队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新秀,是一位优秀的投手兼外场手,在1919年4月的时候,他打出了一个本垒打;5月打出了两个。但史密斯先生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卢斯即将创造一个新纪录——一年之中打出29个本垒打;后来,纽约扬基队看到卢斯身上蕴含的巨大潜力,在赛季后出资12.5万美元将其召入麾下,最后卢斯果然成为一代巨星,甚至后来有一位观众在看他打球时,看到球飞向露天看台,因过于激动导致猝死,其巨大号召力可见一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因为在史密斯先生的时代,美国棒球联盟锦标赛的“一哥”并不是卢斯,而是老将泰·柯布。棒球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图为赛场上的泰·柯布)

史密斯先生在体育版上还看到:在托莱多市将举办一场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拳王争霸战,擂主是当时的重量级拳王杰西·威拉德,挑战者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杰克·登普西。这场比赛后来发生在1919年7月4日,当时有19,650名观众到场观战,不过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在第三回合,身高6英尺6英寸的重量级拳王杰西·威拉德就被登普西击倒在地,从而让后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

在那天的体育版面,还有关于鲍比·琼斯的报道,他虽然年仅17岁,却已经是美国南部高尔夫球冠军了;同时还有关于威廉·梯尔登的新闻,他也时常在一些网球比赛中获得冠军。但他们二人目前还不是全国冠军。当时高尔夫运动方兴未艾,还没有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流行的运动。甚至,当时很多人还非常轻视这项“令那些成年人花费时间在地上敲击一个白色小球”的运动。连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灯笼裤”也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如果哪位打高尔夫球的人穿着灯笼裤走在大街上,他后面一定会有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叫喊着:“快看哪!看那个男人的裤子!”2

1919年5月,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6个月,但和战争有关的新闻仍然出现在史密斯先生手中的报纸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巴黎和会的新闻,还有关于传奇英雄阿尔文·约克中士载誉归来的消息。约克的传奇经历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克是第82步兵师(全美师)第328步兵团G连的一个士兵。

进入法国后,328团负责守卫马斯河-阿尔贡地区的夏帖儿-榭艾利附近的223高地后面的铁路段。在1918年10月8日的早晨,约克所在的第328步兵团被德军机枪火力所压制,约克和另外16名士兵在伯纳德·厄尔利军士的指挥下,被派遣向德军机枪阵地的侧翼迂回。这一群人由于看错了地图(法语地图)而跑到敌军战线后面,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德国军官和一些士兵在吃早餐。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被包围了,于是就投降了。然而,山顶上的德国机枪手意识到美国人的人数可能很少,于是他们大声用德语叫被俘虏的德国士兵趴下,同时用猛烈的机枪火力横扫了这支美军小部队。一半的美军士兵非死即伤,厄尔利军士也被17发子弹打中而阵亡。厄尔利死后,美军小队失去了指挥官,这时阿尔文·约克挺身而出指挥了这支8人小队。约克看到德军机枪的位置大约有30码远,当时他除了一支恩菲尔德M1917步枪外,还携带了一把柯尔特M1911自动手枪。而德军机枪手由于怕打到自己人,所以不敢把机枪的枪口压得太低。约克的恩菲尔德开火了,一枪干掉一个机枪手。由于约克来自田纳西州的山区,他们那里的人个个都是枪法精准的猎手,他一枪一个德国人。这时,在约克视野的盲区,一些德国人利用地形的掩护向前推进,偷偷接近约克的射击位置。他们一边躲着一边计算约克步枪的枪声,想像他的射击动作。他们算准了他的恩菲尔德连续打了5枪并开始装弹的时候就跳出来冲击,然而他们隐藏的小土坡距离约克的位置却还有20多米,这正好是在手枪的战斗射程内,他们也没想到约克身上还有一把自动手枪。约克用手枪射倒了多名德国士兵,而且他的行动也激发了其他几名幸存的美军士兵。最后这支美军小分队一共打死了25个德国兵并俘虏了132人。事后计算,约克开了20枪,射杀21名德国士兵。由于约克的英勇,他被提升为中士并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不过,除了这些新闻之外,报纸上还有最让人难过的消息,那就是每天不断增加的伤亡名单,这份名单就好像战争留下的阴影,长久地笼罩着美国人民。

史密斯先生看完报纸,开始与史密斯太太聊起天来。聊着聊着,他们就聊到了当前生活成本高昂的话题上来。史密斯先生说:“现在哪还有不涨价的商品?无论是食物、衣服、房租的价格,还是纳税,都在不断上涨。老板给我增加的那点薪水早被上涨的物价抵消了。所以咱们家今后开销要节约一些。”

史密斯夫人也随声附和着说:“是啊,从1914年到现在,每夸脱牛奶从9美分涨到15美分,每磅沙朗牛排从27美分涨到42美分,每磅黄油涨了29美分,每打鸡蛋也涨了28美分,可收入却没什么大的增长,人们生活不拮据才怪呢!而房屋租金就更离谱了,自从战争结束后,房源越来越少,租金也就水涨船高,钱都被那些牟取暴利的房东和中介们赚去了!”“是啊!”史密斯先生愤愤地对妻子说,“这些该死的黑心房东和中介,简直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没什么两样!”

史密斯夫妇二人用过早餐,来到车库,准备驾车前往公司上班。当时的美国,最流行的汽车品牌主要有来克星敦、马克斯威尔、布里斯科、泰普勒,以及道奇、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或者哈德逊。但肯定不会有克莱斯勒汽车,因为这个时候,克莱斯勒汽车的发明人——沃尔特·克莱斯勒先生还没有创办自己的公司,他正在通用汽车公司做第一副总裁。

无论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在1919年那个时代,汽车的车身比19世纪的汽车都要高很多,因此车内的驾驶者和乘客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小的观景台。我们估计,史密斯先生开的多半是一辆敞篷车,因为在那时,约90%的汽车都是敞篷车,轿车还是新鲜事物。而且,在大众的心目中,只有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的奸商才开轿车。

让我们假设史密斯先生驾驶的是一辆福特T型车吧。福特T型车是福特先生和他的通用汽车公司于1908年10月1日推出的一款车型,一经推出很快就令千百万美国人着迷。它的价格非常合理,最初售价仅为850美元。而当时同类型汽车价格则为2,000~3,000美元。T型车的成功,也奠定了美国汽车工业在世界汽车格局中的首要地位。最早的福特T型车

下面,就让我们用一分钟时间观察一下史密斯先生是如何驾驶这辆汽车的。只见他站在车外,打开汽车右侧的车门——因为当时的汽车前部只有右侧有车门。然后开始调整火花塞和油门杆的角度,接着用右手拉住一根曲柄,左手食指插进一个线圈中,用力拉动,同时右手转动曲柄,直到引擎发出阵阵轰鸣。然后史密斯先生迅速爬到驾驶位置上,再次移动火花塞,将油门杆调到两点二十五分的位置。上述一系列动作要一气呵成,因为如果他没有碰到油门杆,发动机就熄火了,那他只好再重复一遍上面的动作。在寒冷的冬天,经常要反复几次才能发动汽车。因此,史密斯夫妇经常一个人在车下,一个人在车上,共同配合完成发动汽车的工作。

终于,史密斯先生凭自己一个人就发动了汽车。他手握方向盘,一手松开紧急手刹,踩下低挡位的踏板,汽车向前缓缓开动,当汽车开到街道上时,他再将挡位踩到高速,汽车飞快地跑了起来。不过史密斯先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的汽车昨天在一段陡坡的路段把刹车装置烧坏了,而且还没来得及修理,因此现在他必须控制速度,目前他只能通过降低挡位来减速了。

史密斯先生驾车驶出街区,来到公路上。放眼望去,公路上车辆稀少。这也难怪,因为在1919年,全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还不到700万辆,而到了1929年,美国的汽车达到了2,300万辆。虽然公路上车辆稀少,但史密斯先生的车速却始终快不起来。因为当时的美国大多数公路还不是混凝土公路,如果车速过快则很容易发生事故,因此汽车的速度备受限制。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都对车速进行了限定:1919年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30英里,而其他州的时速是20英里,直到1931年才允许每小时35英里或40英里。1919年的伊利诺伊州,汽车在城市住宅区最快只能跑到每小时15英里,在房屋和人口稠密的地方,速度只能是每小时10英里,在转弯处则更降低到每小时6英里。因此当有一次一位朋友宣称他在两个半小时内驾车跑了100英里,史密斯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你没有出车祸真是上天的眷顾。虽然这样的速度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但放在1919年当时的路况,开慢一些能够保证司机多活几年。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史密斯先生来到办公室。他和同事们交流了近来的经济状况,看来形势还不错,经济正在一天天转暖。因为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商业出现了停滞的状态,股市低迷,政府订单取消,那些为了赢得战争而加班加点开工的工厂都变得不景气而纷纷裁员。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很多人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必将迎来新的机遇,因此造船厂都在铆着劲儿生产新的货船。

尽管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可罢工仍屡屡发生,因为工人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有时候,史密斯先生也很同情那些工人,因为不断上涨的物价连他这样的中产家庭都觉得吃不消,就更不用说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了。

所幸,战后日趋频繁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那些退伍士兵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工作。而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很多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成群游荡在街头,甚至惹事生非。史密斯先生记得当时的《生活》杂志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山姆大叔正在问一个退伍老兵:“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过分,你想要什么呢?”老兵则回答说:“我只想要一份工作。”而如今,这些“国家英雄”们都找到了饭碗,社会稳定了许多。也许目前,对商业领域最大的威胁是工人的罢工浪潮和股市里充斥着的投机的味道。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

报纸上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也比比皆是,经常能看到诸如“经纪人的神经在大牛市中备受摧残”,以及“应该让员工加班”这样的标题。事实上,在1919年,股票市场的日交易量非常大,全年有6天的交易量突破了200万股——创造了当时的历史纪录,还有145天的交易量在100万股以上,连美联储的专家们都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投机浪潮太严重了。因此,在1919年5月31日,美联储决定暂时关闭股票交易市场。财经报纸对此举评论道:“高度的投机主义,令主导纽约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高度专业化机器心力交瘁,必须停下来好好检修一番了。”

不过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在11年后,也就是1930年的股票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达到1,600万股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如果某日交易量仅为300万股,股评专家们会认为那简直是“经济上的停滞”“连专业人士都不屑于关注”的阶段。另外,在1919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一个席位年费大约是6万美元,最贵也才11万美元;而到1929年股市最高潮的时刻,一个席位如果没有50万美元根本别想拿下来!

1919年5月,财经报纸上的股票交易信息只占很少的篇幅,股票交易市场也非常简陋,很多属于“路边交易市场”,但股民的交易热情却空前高涨。这些“路边交易市场”往往设在一栋临街的楼房中,操作人员从临街的窗户中探出脑袋大声报出交易价格,股民则站在楼下的街道上仰着头与操作人员交流信息。一时间,叫喊声、嚷嚷声、面部表情、手势,通通成了沟通信息的方式。1919年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为敢于冒险、勇于投身股市的股民们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从2月到5月短短3个月时间,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价从72涨到了93,通用汽车从130涨到了191,美国钢铁从90涨到了104.5,而国际商用船队的普通股则从23涨到了47,增长了一倍还多。显然,股民们对美国航运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完成了一上午的工作,史密斯先生驾车去餐厅吃午饭。可是他发现通往餐厅的道路被一群拥挤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又是游行!简直没完没了!”史密斯先生暗自抱怨道。由于大批大批的士兵从欧洲战场胜利凯旋,每归国一批士兵,就要在纽约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天这批士兵是从法国布雷斯特乘坐军舰返回的,军舰停靠在港口,凯旋的将士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以纽约市长海兰为首的“纽约欢迎委员会”的热情接待。麦迪逊广场的凯旋门

纽约市政府为了纪念士兵凯旋归来,特意汇集了40位艺术家的创意,在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拱门型的建筑。不过这座拱门看起来是一个七拼八凑的作品,任何世界各地著名的拱门上的式样、风格,都能在这里找到翻版。比如门顶上的那四匹马,明[2]显就是抄袭德国的勃兰登堡门。无怪乎《纽约论坛报》这样讽刺说:“从这件作品中能看到400位,而不是40位艺术家的功劳。”

穿过拱门,沿着第五大道向前走,远远就能看见阵亡英雄纪念馆,专门纪念在一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纪念馆门口种植着一片棕榈树,整个纪念馆貌似一座圣殿,房檐的装饰体现了建筑师的奇思妙想。不过《纽约论坛报》对这些装饰并不买账,尖刻地评论道:“这些装饰物看上去不那么牢靠,反倒增加了行人死亡的危险。”经过阵亡英雄纪念馆再向北走大约几个街区,只见一座拱门横跨在第五大道上方。那座拱门用种种晶莹璀璨的材料装饰,拱门上还设有各色彩灯,到了夜晚,交相辉映,仿佛一张用珠宝玉石织成的网,煞是好看。为了欢迎士兵凯旋归来,旗帜和标语挂满了整个第五大道。数以万计的市民拿着小旗,翘首以盼归国士兵列队经过。当美军27师归国的队伍经过拱门时,周围的群众一下子沸腾了,人们挥舞小旗欢呼着,还有的人专门爬到街道两边的楼顶,撒下五彩缤纷的纸屑,整个第五大道被人们狂欢的喜悦所笼罩着。

不仅在纽约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民众都自发地举办类似的欢迎和庆祝活动:政府官员站在阅兵台上,大群民众在道路两侧挥舞旗帜,由当地乐队演奏的《漫长的小径》的乐曲声在空中飘荡。列队行进的士兵们高举着手中的刺刀,刀锋在5月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所有参加庆祝仪式的民众拿出百倍的热情,欢迎着国家的英雄们。可这些英雄们内心异常疲惫,他们只希望庆祝仪式快快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与妻儿团聚,然后脱下肮脏的军服,换上睡衣,睡一个漫长而又香甜的觉。当醒来以后,把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全部忘掉。

这天,史密斯夫妇接到邀请参加今晚的一个舞会。因此一下班,史密斯先生就驱车接上史密斯太太,前往舞会的举办地——纽约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由于这个酒店比较豪华而且现代,因此肯定会请爵士乐队作为舞会伴奏,而不会让传统的管弦乐队伴奏。当然,当时还没有被威廉·伯莱索称之为战后“时代精神”的那首动人心弦的音乐——“无尽的悲伤,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没有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当时比较流行的乐曲是哈里·卡罗尔在战时根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彩虹之后》,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拉格泰姆风格的音乐。在热门曲目中,还有《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的睡精灵》《我爱星期天》以及《我说她会的》这些乐曲。后来,“我说她会的”这句话逐渐成为一句俚语,在战后10年内被广为引用,长盛不衰。

舞会开始了,跳舞的人们在舞池内旋转着狐步。史密斯夫妇看到很多舞者穿着军装,甚至其中还有一位身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军官。因为当时人们对战争还保有较高的热情,因此非常乐于邀请身着军装的外国军官,为晚会增加些许战争时期的罗曼蒂克的氛围。在舞厅的深处,一间间卧室里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跳舞。他们在暗淡暧昧的光线下进行爱抚舞会。不过史密斯夫妇对年轻人的这种举动不会觉得反感,因为这个时候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提出的“年轻一代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这场舞会上,台下的一些年轻女人还抽起了香烟,甚至会故意学着男人的样子吐起烟圈,看上去挑衅的意味十足。1919年的香烟比1930年的香烟要长很多,但全国香烟的消费量却不及1930年的一半。

跳了几支舞后,史密斯先生觉得有点热,就走出酒店,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只见很多酒客已经在酒吧里痛饮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冰的苏格兰鸡尾酒了。他们纷纷对即将实施的禁酒令大声抱怨着。原来,到了7月1日,“战时禁酒法令”就要正式生效了,而且这项禁酒法令得到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批准,将永久执行。其实这项法令本应在战争期间就颁布,可直到停战时才得到总统的批准。

在当时的美国,酿造酒和蒸馏酒都被当局所禁止。因此,仅有少部分酒才允许生产,而且酒价不菲,很多酒客在痛饮之后,不得不以钱袋被掏空作为代价。当然,你在酒吧只能看见男人,绝对不会看到女人,因为在当时,女性在公开场合饮酒是被看作有伤风化的行为,就更不用说去酒吧这种地方饮酒了。因此,当时的舞会也不像现在的鸡尾酒舞会,而是以茶代酒的茶舞会。

史密斯先生端着一杯酒,倚在吧台周围的黄铜栏杆上,一边啜饮,一边听四周的酒客谈论即将颁布的禁酒令,听着周围的酒客们对禁酒法令的评论。尽管很多酒客对此表示不满,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赞同。比如一个男人喝了一大口布朗克斯鸡尾酒后,无限感慨地说:“以后恐怕喝不到这么美味的酒了!不过也好,因为今后我的儿女们将远离酒精的困扰!”听了他的话,其他几位酒客也表示赞同。事实上,全美国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禁酒法令,因为战时的那种万众一心的激情还没有消退,政府的每项举措都很容易博得人们的拥护。只是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有些遗憾,禁酒令颁布的那天,恐怕也就是与杯中之物道别的日子了。

舞会结束后,如果时间充裕,人们会去看电影。当时正在热映的是查理·卓别林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纽约牧童》、玛丽·皮克福德的《长腿叔叔》,或者是蒂达·巴拉和珀尔·怀特的电影作品。还有由大卫·格里菲斯执导的非常热门的影片——《凋谢的花朵》,很多影评人评价此片“令人潸然泪下”。

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可以去玩桥牌。当时通行的玩法是“竟叫式桥牌”,后世流行的“合约式桥牌”要到1925年才被发明出来。至于来自东方的麻将,这时还没有在美国出现。

喜爱读书的人们会去谈论当时的畅销书,例如《四骑士血洒自由魂》(The FourHorsement of the Apocalypse)、塔金顿的《伟大的安巴逊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康拉德的《金箭》(Arrow of Gold)、布朗德·维特劳克的《比利时》(Belgium),以及韦尔斯的《不朽的火》(The Undying Fire)。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要到1920年才能出版呢。

晚上去看戏剧也是纽约市民们的消遣方式。在1919年5月流行的剧目主要有《友好的敌人》《三张东方脸》以及《更优秀的奥勒》。除此之外,还有《听,听》、吉里特主演的《亲爱的布鲁图斯》,以及弗朗西丝·斯达的《老虎!老虎!》。另外,卧室闹剧这种表演形式崭露头角,在《在梅布尔的房间里》这部讲述花边新闻的戏剧中得以体现。埃尔文的《约翰·弗格森》正由剧院协会在筹备,即刻就可推出。在普林斯顿的上流社会中刚刚结束的一次对最受欢迎的剧目的票选活动中,人们最喜爱的剧目前三名分别是《麦克白》《哈姆雷特》和《莱宁》;而最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则分别是诺玛·塔尔梅奇、埃尔西·弗格森、玛格丽特·克拉克、康斯坦斯·塔尔梅奇和玛吉·肯尼迪。剧院门前(纽约)

尽管人们打发夜晚时间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是有一件事他们肯定不会做,那就是收听广播。虽然美国科学家费森登进行的人类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实验是在1906年,但是真正出现无线电广播节目还要到1920年。

在1919年,人们已经掌握了无线电的奥秘。喜欢钻研机械的孩子可以自己组装一台无线电接收机,甚至他们能收到海上船只与陆地信号站之间用摩尔斯电码通讯的嘀哒声。当时,无线电话通讯业有了较大进展,乘客坐在曼哈顿上空的飞机里,就可以与曼哈顿地面的亲人通电话。但直到1920年的春天,匹兹堡西屋公司的弗兰克·康拉德博士才在研究中发现,他在实验过程中从实验室里发出的各种有声节目信号,比如音乐和棒球比赛的资讯,居然有大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收听。由于听众群日渐庞大,开始出现了专门销售收音机配件的公司,提供给市民“收听康拉德博士的节目”。西屋公司从这件事中发现了商机,为了促进收音机配件的销售,于是决定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站,从此,人们也就能听到广播节目了。4

这就是史密斯夫妇一天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对1919年的美国社会有一些了解。在对他们的生活介绍的尾声,我还要补充一句。在1919年,史密斯夫妇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听说过,比[3]如:库埃、戴顿小镇的审判案、填字游戏、泳装选美比赛、约翰·拉[4][5]斯科布、诈骗钱财者、蒂波特山、珊瑚阁、《美国信使》[6][7]、萨科-万泽蒂审判案、婚前同居、经纪人的贷款统计、迈克[8]尔·阿伦、华尔街爆炸案、忏悔杂志、霍尔-米尔斯案件、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地下酒吧、阿尔·卡彭、红绿灯,或者是查尔斯·林德伯[9]格。

战后10年即将来临。第02章 回归常态1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在一张普通信纸上用铅笔写下了给全国人民的一份通告。他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欣喜地告诉大家,今天早晨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责任,通过以身作则、善意而冷静的忠告以及物质援助,去帮助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与民主的大环境。

这封通告体现了典型的威尔逊的个人风格。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眼前首先出现的是一位清教徒教师的形象,在一个热情洋溢的时代,这位清教徒教师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理智,仿佛在用冷静的语调为学生们布置一天的作业;其次,人们仿佛看到一位道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全世界实现充满和解的和平,而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和平;同时,人们仿佛也看到一位独断的民主主义倡导者,威尔逊总统发誓要把他毕生信奉的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只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未必适合所有国家。

不过,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的风格和威尔逊类似,他就是林肯——也是一位战争时期的总统。相信如果由林肯总统来撰写这份通告,也一定会体现出类似的风格。

也许,威尔逊总统在撰写通告时眼前真的浮现出亚伯拉罕·林肯,但林肯总统最终流芳千古,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没这么幸运了。2

下面让我们来到1918年11月11日,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吧。11日凌晨两点多,各大媒体记者家中的电话铃声疯狂地响起,将他们从睡梦中吵醒。原来是政府向他们披露一个重大消息:停战协定已经签署了!

其实早在4天之前,就有一则非官方的消息刊登在媒体上,声称战争双方已经结束对峙状态。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无论人们是在工作,还是在商场购物,都纷纷冲到大街上,用游行欢呼的方式欢庆战争的胜利。他们用国旗裹在身上,拼命敲打着铃铛,司机也狂按汽车的汽笛,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们甚至抓过别人的帽子撕成碎片。如果此时有身穿军装的士兵走过街头,人们会冲上去与他热烈拥抱。那一天简直比最盛大的节日还热闹。狂欢的民众将纽约第五大道堵得水泄不通,城市的每一间窗户都飞扬出撕碎的纸屑,庆祝这一激动时刻。事后,据环卫部门统计,这些纸屑就重达155吨。不过,第二天被证实,这是一条失实的报道,人们空欢喜了一场。

不过,11月11日这一次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美国人民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了。这天凌晨四点半,在美国的数十个城市中,同时响起了震天的警报声、汽笛声和钟声。人们睁着朦胧的睡眼,拉开窗帘,只听报童们在漆黑的大街小巷中高喊:“胜利了,战争结束了!”人们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走出房门,想看个究竟,因为前几天的假消息已经让他们白白兴奋了一次,他们可不想再被愚弄。

在华盛顿,在政府官员聚居的街区附近,报童稚嫩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街道上:“战争终于结束啦!这是来自政府的千真万确的消息!”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放低音量,因为他只有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相信,他的消息是可靠的。最后,人们渐渐地接受了这个好消息,也逐渐意识到: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新时代真的到来了,新的一页揭开了!庆祝停战日(华尔街)

就这样,仅仅一个上午,战争胜利的消息就传遍全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人们纷纷推开手中的工作,走上街头欢庆。商店也都纷纷停业,一家店铺的老板还别出心裁地挂出了“为庆祝德国皇帝的葬礼而歇业”的牌子。像4天前一样,人们载歌载舞地在街道上游行。年轻漂亮的女孩们大胆地亲吻着街上素不相识的士兵;在拥挤的人群中,汽车像蜗牛一样缓慢地行进。一些司机故意让发动机发生回火,使汽车的排气管喷出火焰并发出爆燃声,这些声音与周围的汽车喇叭声、引擎声掺杂在一起,为喧闹的环境更增添了一丝热闹的气氛。来自纽约州巴纳德学院的800名女大学生在纽约中央公园北边的高地上跳起了优美的蛇舞。在时代广场,人们为了战时运动修建了一座“自由厅”,在11日的早上,甚至有一位女学生站到了“自由厅”的屋顶,面向广场数以万计的人群用悠扬的声音唱起了《上帝赞美诗》。

然而,人们并没有遵循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善意而冷静的态度”,相反,在一切庆祝活动中,美国民众表现出了身为胜利者的骄傲自大与洋洋得意——狂欢的人们冲上街头,将德国皇帝的雕像当众焚烧。在纽约的华尔街,人们用稻草和布条制成德国皇帝的假人,然后用消防用的水龙将其冲个七零八落;在第五大道上,人们用废弃的肥皂盒制成棺材的样子,一边扛着它游街,一边高喊道:“德国皇帝已经成为躺在棺材里的碎片了!”在第七十街的百老汇,一个少年坐在人行道边的台阶上,在纸上画着德国皇帝的肖像,然后分发给路人,路人纷纷将肖像扔在地上狠狠地践踏,用来发泄对战争的愤怒。

就这样,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喧闹、骚乱、发泄之中拉开了序幕。

但是,尽管战争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宣告结束,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终止。当时,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仍然超过350万,其中的200多万人还在欧洲战场服役。因此在美国街头,身穿军装的士兵们随处可见。尽管11月11日美国总统已宣布战争结束,但欧洲战场的远征军仍然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枕戈待旦提防着德国军队的反攻。美国的普通民众们还和战时一样,以黑面包作为口粮,并在地窖里储藏了大量的白糖和煤炭以备不时之需。为节约电能,美国燃料管理局在战后仍然遵循战时的法令,不允许城市夜间点灯。这一法令直到11月21日才被撤销,百老汇等数十条著名街道也才开始重放光明。

铁路的运营权依然由政府所有,民众若想购买车票必须在铁路管理局统一的售票厅购买;市民们上街买东西都带上了口罩,因为在前不久爆发的一场流行性感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有统计表明:死于这次流感的美国人甚至远多于死于战争中的美国人。不过目前这场流行性感冒已经过去,人们终于可以从死亡的恐慌中稍微解脱了。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关于欧洲军队的报道随处可见——德国爆发了革命、威尔逊总统积极斡旋力求和平、联合战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此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新闻;但人们仍然每天购买报纸,因为那上面刊登最新公布的战争伤亡名单。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每个家庭都以万分紧张的心情查阅这些名单,看看自己的丈夫、兄弟或儿子的名字是否在上面。

在平常的年份,11月正是美国橄榄球赛季好戏连台的季节。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各大学的橄榄球队的人手都不充足,只能由学生军预备队临时拼凑起来,匆忙上阵。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以高涨的热情举办各种义赛,以便筹募战争基金。他们还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有一幅广告的画面是这样的:当时哈佛大学橄榄球队最擅长踢反弹球的查理·布里克利凌空一脚,将球踢过华尔街,直接飞到股票交易所的阳台上,在那里,另一位橄榄球好手——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稳稳将球接住。不仅在广告专栏里充斥着战时情绪,在新闻专栏,战时情绪同样浓厚。比如:有一篇社论的题目就叫《10个憎恨德国丘八的理由》;还刊登过这样一篇读者来信,信中建议说:必须对德国皇帝进行处罚,每个国家都应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些文章篇篇都对德国的战争机器进行了畅快淋漓的批判,可是在文章旁边,总能看到联合战争基金所作的大篇幅广告,不厌其烦地请读者慷慨解囊,为基金捐款!

翻开报纸的另一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为美国重建世界而准备”的大标语。再读下面的文字,你胸中的热血再一次被爱国主义情怀激荡得沸腾起来——“自由获得胜利,权利的力量将开始对人性道德进行重建,当今的世界,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你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任务呢,于是你只能继续向下看那些华丽的、煽情的词句,最后你看到“……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请使用布兰克公司出品的优质钢窗!”战后美国(华盛顿,1918)

军人的退伍复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批批士兵从前线返回,脱下军装回到各自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的审查制度已经取消,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到了夜晚,城市里的街道开始变得灯火通明;商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供应白糖等食品,人们再也不用每天啃难以下咽的黑面包了。

虽然和平的光明已经照耀了这个国度,战争的阴霾已经散去,但人们还免不了用战争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因为在此前长达19个月的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武力对待敌对的势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敌人发动攻击。现在,虽然德国已经被击败,但似乎另一种苗头又在萌发,并大有席卷全球的趋势,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发源,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美国民众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一天也会蔓延到美国的领土,因此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因此,停战协定刚刚签署一周后,纽约市长海兰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城市里的公共场合禁止出现红色的旗帜。同时他向市警察局下令,“凡看到非法集会,不问缘由,一律驱散”。结果几天之后,还真的有一群集会的社会主义者撞到枪口上了。当时这群社会主义者正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的一群士兵和水手听说了这个消息,就纠集了大约500多人前来挑衅,他们向这群社会主义者发起冲击。好在22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及时赶到,将两方人马驱散,否则恐怕会酿成血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晚上,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棕榈花园门口,又发生了一起骚乱。这也是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他们向人们宣传俄国革命的思想。一群退伍老兵和水手们闻讯后,手持家伙,将第58大街上的一个街区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叫骂着准备冲进棕榈花园,攻击那些集会者。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混战,在混战中,共有6人受重伤。其中最倒霉的是一名保守派股票经纪人,他完全是无端地被卷进这场斗殴中的。当时,他和一位同伴正好路过莱克星顿大街,看到这里打得不可开交,就好奇地问:“你们在做什么呢?”结果旁边一个水手听到,就大喊起来:“快来人啊,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顿时,一群人将他包围起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他的衣服都快被撕烂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昏死过去。我介绍的这些情况都表明,战争虽然结束,但暴乱行为还远没有消除。战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

在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稳定劳工阶级的军心,稳定社会秩序,政府强迫公司和雇主为工人们加薪。现在,战争结束了,外部矛盾消除了,那些心怀怨恨的雇主们觉得德国已经被击败,下面就要收拾劳工阶级了。因此,他们一方面给工人领袖扣上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也开始给工人们增加工作强度,逐步减少薪水。面对雇主们的压迫,工人们也不会逆来顺受,他们发现,罢工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因此,他们也铆足了劲儿要教训一下那些高高在上、大肆牟利的雇主们。于是,美国各地的罢工和停工事件屡屡发生。

对于酒类的问题,美国人同样也是令行禁止。禁酒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以清教徒为主体的第一批殖民者将酒视为“堕落之源”,19世纪中期,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和城市酒馆的日益增多,酗酒的人到处都在增长,酒的问题逐渐具有危害性,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都把酒看成是犯罪和贫穷的根源,甚至称之为“魔鬼的甜酒”。因此,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已经明令禁止饮酒。到1914年末,已经有14个州实行禁酒,而到1918年末,则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生活在禁酒州或县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酒精不仅会消耗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酒精也会明显降低战斗力,影响士气。1919年1月,各州的立法会委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全国推行禁酒法令的事宜,最后,新出台的禁酒法令被写入《法令全书》,1919年7月1日开始生效。

由于民众已经习惯了战争时期的团结一心,因此,新出台的禁酒法令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很容易地被老百姓接受了。《纽约论坛报》对此评论说:“这好像一艘帆船在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的推动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宣称:“人们似乎把禁酒法令作为一种时尚,就如同曾经把饮酒当作一种时尚一样。”停战协议签署之后9个星期不到,全联邦就有36个州的议会投出了赞成票。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有36个州同意,法令即可生效。于是,禁酒令推行全国,这可苦了那些酒吧老板和酒类经销商们。当然,也有人对禁酒令提出质疑,认为武断地禁酒也许会损害饮酒者的利益。但是,整个国家上下都已经被“令行禁止,没有妥协”的战争精神所左右,禁酒令最终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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