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诗文鉴赏辞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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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诗文鉴赏辞典试读：

前言

王安石（1021—1086），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后移居江宁（今南京）。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二年（1057）知常州，次年提点江东刑狱，上“万言书”，主张“改易更革”。嘉祐五年，为三司度支判官。嘉祐八年，丁母忧。神宗即位，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积极推行新法。后因新法遭受反对，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熙宁十年改集禧观使，次年封舒国公。元丰三年（1080），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传统史学评论中是被否定的，为史家所诟病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引起激烈“党争”，所谓引用小人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作为宋代历史上的大事件，其影响超出了政治经济方面，在文化学术方面亦有溢出效应。有学者指出，宋代理学就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熙宁变法后，二程把王安石新学当作“大患”。理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的新学的，宋室南渡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王安石是北宋

诗

河北民

王安石诗歌的独特风格，对扫除西昆体残余，推动北宋诗歌革新起了积极作用。但王安石诗在两个方面对宋诗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是部分诗篇喜造硬语，押险韵，二是“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钱锺书《宋诗选注》）。

王安石文今存千余篇，其议论性散文尤具特色。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谨严透辟，辞气横厉，《读孟尝君传》、《书刺客列传》，评古论今，寄意深远。《宋史》本传称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词存二十余首，《桂枝香·金陵怀古》最为绝唱。

作为本社中国文学名家鉴赏辞典系列之一，《王安石诗文鉴赏辞典》精选王安石的诗、文、词代表性作品71篇，并邀请专家进行鉴赏，不仅诠词释句，更有发明妙旨，全新解读，庶几使读者能领略王安石诗文雄直峭劲、壮丽超逸的艺术特色。另外，书末还附有《王安石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供读者参考。不当之处，尚祈指正。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2014.6诗【原文】河北民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鉴赏】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本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叠、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二边”指邻近辽国与西夏的边界地区。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那么边民究竟还有哪些“苦辛”呢？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哪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呢？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事”即防御之意（钱锺书《宋诗选注》）。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成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懦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岘傭说诗》），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盖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好在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哪知当他们吃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启发读者去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寓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天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相，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

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宗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与其说是对流民的安慰，倒不如说是对时政的批判。

王安石是宋朝的大政治家。这首诗表明他有敢于抨击时政的胆识，这正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诗人最为可贵的品格。（吴汝煜）【原文】

葛溪驿

清代诗论家贺裳说：“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载酒园诗话》）《葛溪驿》就是这类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的好诗之一。其写作时间，大约(1)在皇祐二年（1050）。

首联一落笔就从情上布景。“缺月昏昏”是诗人仰视窗外之所见。行役之人每于独眠客舍之夜间最易萌生思乡之情。当此之时，人地两疏，四顾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与家人千里相共，故抬头望月，实为自来行人寄托乡思之一法。本诗写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悬挂于天庭的，竟是半轮“缺月”，且月色“昏昏”，犹如一团惨白的愁雾，这是多么令人扫兴！“漏未央”是诗人侧耳枕上之所闻。诗人于扫兴之余，便希望早入梦乡。怎奈原先并不十分在意的漏壶，此刻也仿佛故意作难，滴水声似乎越来越响。这在不眠之人听来，又增添了烦乱，心绪愈益无法宁贴。“未央”两字，不仅暗示入夜已深，且摹写诗人对漏声的敏感与厌烦心情如见。更兼一灯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况更加使人难以为怀，而独卧秋床的诗人目不交睫、辗转反侧的苦颜，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联虽为景语，而景中宛然有诗人自己在，故颔联便直接叙写羁旅的困顿和抒发乡思之愁。出句写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病中行役，体弱衣单，值此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凉夜，不仅肉体上有切肤透骨的寒意，而且连心灵也仿佛浸透在凄寒之中，一不堪。古人云：“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史记·张仪列传》）病中的乡思旅愁自当倍于常时，二不堪。句中“最觉”两字，受到刘禹锡《秋风引》的启发。刘诗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所谓“最觉风露早”，亦即刘诗“最先闻”之意。诗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体察、品尝人间的苦果，自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深悲极痛，三不堪。对句以恍惚的梦境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大凡思家心切，总希望借梦境与家人团聚，但梦醒之后，往往更增怅惘空漠之感。此句虽未明言梦醒后的难堪，但“最觉风露早”五字已透露梦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长”五字正是梦醒后的感叹，而将无限惆怅之意，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刘熙载说：“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融贯变化，兼之斯善。”（《艺概》卷二）本诗上半篇写羁旅之愁，颈联便另出一意，写忧国之思。出句“坐感岁时歌慷慨”，是说诗人一想到时势的艰难，连那无穷的乡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顾，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王安石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自涉足仕途以后，对人民的贫困，国力的虚耗，政治上的种种积弊，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危机。在此之前，他曾写了《省兵》、《读诏书》等关心政治与民瘼的诗篇。诗中慷慨陈词：“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读诏书》）“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忧天下”的具体写照。对句“起看天地色凄凉”，写诗人于壮怀激烈、郁愤难伸的情况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小小的斗室装不下诗人的愁思，只好望着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诗人眼帘的，也仅是一片凄凉的景色而已。此句将浓郁的乡思、天涯倦怀、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国事之忧融为一体，复借景色凄凉的天地包举团裹，勿使吐露，似达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尽之妙。综观中间两联，一写乡思，一写忧国之思，名虽为二，实可融贯为一，统称之为家国之思，这正合上文所谓“融贯变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联中的“行人”实即诗人自指。诗人捱到天明，重登征途，顾视四野，仍无可供娱心悦目之事，唯有一片鸣蝉之声聒噪耳际。“乱”字形容蝉声的嘈杂烦乱，正所以衬托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乱”字之前着一“更”字，足见诗人夜来的种种新愁旧梦及凄苦慷慨之意仍萦绕心头，驱之不去，而耳际的蝉声重增其莫可名状的感慨，结句写秋蝉无知，以“叶半黄”的疏桐为乐国，自鸣得意，盲目乐观，诗人以此作为象喻，寄托他对于麻木浑噩的世人的悲悯，并借以反衬出诗人内心那种类似杜甫“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悲慨。

全诗以作者的深情敏感为契机，抒写了强烈的忧国忧家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顿挫盘纡而出，并显示其转折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能极尽曲折往复之致，而造“可兴可观”的“绝诣”。（吴汝煜）〔注〕

(1)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三十九《初去临川》诗题下云：“抚州金峰有公题字云：‘皇祐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葛溪驿正处于自临川如钱塘的交通线上。《初去临川》诗有“疾病乘虚亹亹侵”之句，与《葛溪驿》诗“病身最觉风露早”相合。又据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皇祐二年庚寅下引张青补注称，王安石初去临川，曾与乡邻陈君一柬，有“秋凉加爱”之句。时令也与《葛溪驿》诗相合。故可考定此诗为皇祐二年赴钱塘途中所作。【原文】

登飞来峰

这首诗是王安石年轻时候的作品，但具体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关于此诗所写之飞来峰到底在何处，亦有多种说法。明田汝成将本诗收入《西湖游览志余》，固已认本诗所写是杭州之飞来峰。但宋代的李壁在这之前就已经对这种“杭州说”提出了疑问，他在《王荆公诗注》的注中说：“兴化军仙游县有大飞山，临安钱塘县灵隐寺有飞来山。介甫未尝入闽。若又以灵隐飞来峰，则初无塔，兼所见亦不至甚远。恐别指一处也。”相较之下，认为诗中所写为绍兴飞来峰者较为可信。检施宿等所撰之《会稽志》卷九：“龟山在府东南二里二百七十二步，隶山阴，一名飞来，一名宝林，一名怪山。”施宿本为宋人，而其下又引张伯玉《清思堂雪霁望飞来山》诗：“隐几高堂上，坐对飞来峰。梵塔倚天半，楼台出云中。”山上有塔，正和安石之诗相合。故以此飞来峰在绍兴说最为可信。庆历七年（1047）安石由扬州调知鄞县，皇祐三年（1051）改任舒州通判，赴任时都曾经过越州，故此诗很可能写于这两次调任过程当中。刘乃昌《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认为作于后一次的可能性大，其时安石三十一岁。“飞来山上千寻塔”。飞来山，即飞来之山之意。《会稽志》卷九引《吴越春秋》：“城既成，琅琊东武海中山一夕自来，故名怪山。”峰以飞来为奇，则其上之塔更奇。“千寻塔”，古以八尺（或云七尺、六尺）为一寻，千寻之塔，可想该有多高了。“闻说鸡鸣见日升”。正因塔高，故可闻鸡鸣而见日升了。《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引汉《封禅仪》：“泰山东南有山名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出，长三丈。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鸡一鸣而见太阳，这句还是在渲染塔之高。开头两句，已造出峭拔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因塔高，故可上凌霄汉。而作者更在塔之最高层，故可不畏浮云蔽眼。浮云，古人常常用来比喻奸佞小人。所谓“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安石写作此诗之时，刚刚三十出头，其所处之政治环境亦还未如后来变法时之艰险。故此处之“浮云”未必是实指某人，大抵亦是借双关之语略言一类人而已。倘依一般的经验而论，即使是身处云层之上，云层亦会阻挡远望的视线。故安石最后所说的“最高层”，主要还是在标举一种道德上的高度。正是因为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坚信自己所要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诗人才能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勇气。

此诗起首即富奇趣，灵动峭拔，而随后之句，气势更是一句再胜一句，恰如劲竹抽笋，节节愈高。到了诗的结尾，诗人孤高傲岸、不可战胜的形象已凌然于纸上。诗人的孤直之气与诗歌的刚劲之力相结合，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王荆公介甫咏北高峰塔诗（所引本诗略）。郑清之咏六和塔诗云：‘经行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二诗皆自喻。荆公作于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后。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刘竞飞）【原文】

壬辰寒食

此诗写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1052）王安石自舒州通判任上回江宁扫墓时。王安石之父王益曾为江宁通判，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官，葬于江宁牛首山。王安石之兄王安仁卒后也葬于附近。

诗的前两联，诗人以夸张的手法抒发了祭扫父兄之墓的沉痛心情。客居他乡心事万端，如同春风中的杨柳，而思亲的眼泪更是快要涨起冶城外的江潮。以杨柳来比喻愁思，不自此诗始，白居易《杨柳枝》“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五代孙光宪《竹枝》“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三载无名氏诗“无限离情似杨柳，万条垂向水当中”，皆以杨柳来比愁，而不若此诗之新鲜贴切。此诗之后，李处权《送前王公顺归乡二首》“何时心绪如杨柳，笑倚春风万丈条”，钱谦益《和翁子秀夜过溪桥韵》“客思独如杨柳树，春风愁绪万条丝”，全从“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化来。以水来喻泪更不自此诗始，举凡自天而降之雨露霰雪，从地而出之泉河江海，无不可做泪之喻体，如“泣涕如雨”（《诗经·邶风·燕燕》）、“涕泗滂沱”（《诗经·陈风·泽陂》）、“泪下如垂露”（曹植《浮萍篇》）、“空闺泪如霰”（张率《远期》）、“泪下如流霰”（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使我三军泪如雨”（李颀《古意》）、“泪下如流泉”（刘琨《扶风歌》）、“今作流泪泉”（李白《长相思》）、“泪如飞雪空沾裳”（司马光《和范景仁西圻野老诗》）、“有泪如悬河”（楼钥《哭晴弟汪去伪墓》）、“有泪如河注”（黎士弘《永新道中即事》）、“便做春江都是泪”（秦观《江城子》）、“泪如江水流成海”（郑思肖《八砺三首》）、“对草无言泪如海”（王奕《春晖亭为榉川子赋》），不一而足。泪之力量与气魄，不外乎“泪满”、“泪倾”、“泪污”等，程度最深属“泪添”，“泪添山下樽”（李白《题情深树寄象公》）、“泪添天目水”（张万顷《登天目山下作》）、“惟余帝子千行泪，添作潇湘万里流”（张谓《邵陵作》），而王安石此诗大大增强了“泪”的力量，直欲使滔滔江水涨潮。此诗之后，宋诗始见“涨泪”之辞，“泪涨三川恨有余”（晁说之《木末》）、“泪涨芳樽酒”（李之仪《千秋岁》）、“空令苦泪涨黄泉”（陈与义《陈叔易学士母阮氏挽词二首》）、“有泪涨清颍”（李弥逊《次韵学士兄发毗陵之作》）。由此论之，王安石此联实有开拓之功。

杨柳如丝，喻思之繁乱，江潮如泪，喻思之深广。春风杨柳绿，江南春水涨，本是一派生意盎然，而诗人的父兄已为泉下之鬼，生机勃勃之自然与萧条寂寞之人事形成强烈的对比。写于上一年的《宣州府君（即王安仁）丧过金陵》诗“百年难尽此身悲，眼入春风只涕洟。花发鸟啼皆有思，忍寻《棠棣》鹡鸰诗”也是同样的以乐景写哀情。

颈联“雪”与“朱”相对，诗人头巾下的白发不仅已有，而且“争出”，镜子中朱颜不仅憔悴，而且“早凋”。这两句将本属形容词的“雪”、“朱”后置为主语，句法清奇，黄庭坚句“眼中故旧青常在，鬓上光阴绿不回”（《次韵清虚》）的作法与此如出一辙，其所受诗人之影响可见一斑。诗人对鲜明颜色之对比十分爱好，“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木末》），“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等，皆如此类。

诗人感于父兄壮年早逝和自己的未老先衰，心意消沉，在尾联表达了归隐田园、老于渔樵的期望，然而，归隐也非易事，诗人自谓“家贫口众”（《乞免就试状》），“收功无路去无田”（《鄞县西亭》）、“可怜客子无定宅，人间未有归耕处”（《登越州城楼》）都说明了诗人家产之薄，无从归隐，这在皇祐二年的《书陈祁兄弟屋壁》“千里归来倦宦身，欲寻田宅豫求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轩冕乐”出自《庄子·外篇·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荣华富贵不过是傥来之物，和人真正的快乐无关。诗人本就熟读《庄子》，而今在父兄墓前，更是油然而生委心造化、万物同一之感。即使明知归隐无处，仍然发出了“但欲老渔樵”的感慨。（孔燕妮）【原文】

杜甫画像

中唐以后，人们对于杜甫的评价日高，而到了宋代，对杜甫的推崇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些致力于将杜甫偶像化的人当中，王安石可谓是一个一等重要的人物。他对杜甫的评价和推举，对杜甫文学史形象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皇祐四年（1052）五月，王安石将他在鄞县时收集到的杜甫诗二百余篇编成一部《杜工部诗后集》，并写了一篇《老杜诗后集序》，这首《杜甫画像》大约也是写于这前后。“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为，他本或作“谓”。侔，相等、相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看杜少陵的诗，是和“元气”相类的。所谓的“元气”，指的是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它是化生万物的根本。所谓“元气氤氲，三才成象，神功浃洽，八索成形。在天则日月运行，润之以风雨；在地则山泽通气，鼓之以雷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安石此比，实际上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的易学观念。宋冯椅《厚斋易学》卷三十三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以一元之气，万种之物资之以始，天道运行，而元气总摄之，此元之所以大也。”一元之气，万物资之以始，天道运行，而元气总摄之，按此说法，杜甫其人包括其诗，其实应该是受制于元气的，不但因之而始，亦因之变化而变化。事实上，这也是传统儒家一元宇宙论的基本观点。而在本诗中，王安石并没有依据这种宇宙论来强调杜甫诗歌与所谓“元气”之间的次生性关系，相反，他是将杜诗提高到了一个与元气并列的高度，通过一个类比，说明了杜诗与元气一样，有着化生万物之功。所不同的是，元气化生的乃是物质世界的山川河流等，而杜诗化生的则是文学。将杜诗比作文学的元气，这其实就在物质世界之上创造出了另一个从属于精神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杜甫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创生性地位。王安石的这种类比也许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杜甫的地位。孙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说：“五常之精，万象之灵，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灵于伟杰之人以涣发焉。”他的这种说法在哲学上是强调了前述的一元宇宙论的，但在认为杜诗具有文学创生性这一点上则是和王安石相同的。其后又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皆出公之奇偏尔……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认为杜甫为众家之祖，是宋人一贯的看法。只是大多数人对杜甫的评价，还没有高到王安石这样的高度。“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此承上句而来。杜诗既然可和元气相侔，自然具有同样的运转乾坤的伟力。排，推开。斡，旋转。九地，九州之地，此犹言大地。排天斡地，极言杜诗之力度气势。壮颜，壮美的容颜。毅色，严肃坚毅的神态。“壮颜毅色不可求”，是说杜诗中表现出来的雄壮的品貌和坚毅的精神世间少有，难以企及。“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上文极言杜诗之气势，这几句就开始说杜诗具体的艺术技巧了。八极，八方之极也，此概言天地四方。稠，多。妍，漂亮，与丑相对。细，小，与巨相对。殊，不同，不一样。雕锼，雕刻，刻画。这两句的大意是：浩瀚的天地之间事物难道不多吗？有丑的，有美的，有大的，有小的，千差万别，可是我真的搞不懂杜甫为什么能把它们刻画得这么逼真形象。这两句诗前一问，后一叹，在肯定了杜诗艺术技巧的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对杜甫的钦佩之情。

以上是本诗的第一个层次。

这么有才华的诗人，在仕途上应该一帆风顺吧？唉，哪里啊！“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进入对杜甫命运的陈述。颠倒，意颠连潦倒。见收，指被朝廷擢用。可惜啊，这样有才的人却是命运不佳，一生穷困潦倒，根本得不到重用。李壁原注：“甫上书自称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惟天子哀怜之。观此，其穷可知矣。”（事参《新唐书·杜甫传》）“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青衫，低级官吏所穿之服装。杜甫于至德二年（757）从长安逃出，跑到凤翔拜谒肃宗，被拜为左拾遗，时已四十六岁。但在拜官后不久，他就因上疏营救房琯而被斥。拾遗本是小官，四十六岁已是年近半百，故曰“老更斥”。“饿走半九州。”九州，指中国。杜甫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又弃官。几经辗转之后，来到成都，依靠严武。严武去世，杜甫被迫离开四川，漂泊于湖南岳阳、潭州、衡州等地，最后卒于一条由潭州往岳阳的小船上。其足迹真可谓踏遍半个中国了。饿走，状其潦倒之状。“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瘦妻”，此借杜甫诗中语。杜甫《北征》：“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子仆”，指杜甫幼子饿死一事。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瘦妻僵卧于前，幼子饿倒于后，此仍言杜甫生活之穷困。然而，穷困还不是最主要的。最让人揪心的是，杜甫一家还常常受到盗贼兵祸的威胁。“攘攘盗贼森戈矛。”攘攘，纷乱貌。盗贼众多，戈矛林立，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谁能不胆战心惊？

以上是本诗的第二个层次。

然而，倘若杜甫亦和普通的百姓一样，只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过日子，他就不会成为后来的诗圣。“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人类最坚毅美好的品格，总是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见出。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杜甫仍然不废吟哦，心怀国家社稷，时刻不忘用诗歌去表现民间的疾苦，去抗争、去呼吁，这正是儒家政治精神的集中体现。“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使天子能够成为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是杜甫自青年时期就具有的理想。伊周，指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旦，二人皆曾摄政，是古代著名的贤能之臣。这两句诗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阐述杜甫的儒家理想。“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这两句阐述的，则主要是杜甫的人文精神。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由一己之寒苦，联想到天下寒士，进而发出牺牲的宏愿，这是儒家的恕道，是儒家的仁，亦是人间最伟大的爱与关怀。“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关于这两句，众家的解说分歧很大。屯，艰难，困顿。伤屯，犹言为困顿艰难而伤怀。屈，指怀才不遇者。悼屈，犹言为怀才不遇者伤感。“死所羞”，他本或作“我所羞”。有一种解释，说这两句是说杜甫悲伤自己的命运多舛，困顿不得志，但又止于一身，并不怨天尤人。杜诗更多的是为国家战乱频仍，百姓流离死亡而深忧，这是他同时代人所缺乏的，故他对那些只为身谋、不管百姓疾苦的人感到耻辱。这种说法包含着明显的错误。按此句之难解，最主要乃在于“嗟时之人”如何断句。此句既可将“嗟时”连读，亦可将“时之人”连读。今人多取后一种读法，将“时之人”解释为“当时的人”（像上引说法就是将“时之人”理解成为是和杜甫同时代的人）或“当代的人”。按照这种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现在的人只会为个人的困厄、屈辱而伤心悲叹，我真为他们感到羞耻”（高克勤《王安石诗文选评》，该书使用的版本是“我所羞”）。然以愚见，这种将“时之人”断为一词的理解虽然说得通，但未必妥当。考此诗上句“伤屯悼屈”本为二二的音步，故此句还是应该将“嗟时”断为一词为好。嗟时之人，意为感慨时运的人。所羞，“羞”前有一“所”字，故还是以翻译成名词性的短语为宜。这句诗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倒装句，翻译成：“一个嗟叹时运的人，如果其感慨只是局限于自身的困顿和不遇，这是他至死都应感到羞愧的事。”亦可以按照原诗的顺序，翻译成一个欧式的句子：“仅仅悲叹个人的困顿和不遇，这是感慨时运的人至死都应感到羞愧的事。”

以上是本诗的第三个层次。“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正因为杜甫有着如此非凡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能，所以当王安石看到杜甫的画像时竟忍不住深深下拜，涕泗横流了。涕泗，鼻涕和眼泪。以王安石在文坛的地位，竟然要对着杜甫像下拜，这是杜甫被偶像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正因为杜甫高尚的心灵古亦少有，所以王安石很希望杜甫能从地下起死回生，以便自己能从之而游。一个“从”字，显现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心态。而一个“古亦少”，更是道出了杜甫以及自己的孤独。

王安石“深知杜，酷爱杜，而又善言杜”（仇兆鼇《杜诗详注》补注卷上），此诗不但在内容上说杜，即在句法气调精神上亦全与杜诗相类。据说王安石曾将杜甫、韩愈、欧阳修和李白的诗编成一本《四家诗集》，以杜甫为第一，而将欧阳永叔、韩昌黎置于李白之上。时人莫晓其意，便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事参《冷斋夜话》卷五《舒王编四家诗》及《说郛》卷二十五）此事虽不可全信，但王安石崇杜的态度却是无疑的。其中对李白的批评，也的确是切中肯綮。前人曾辩正此事，《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王定国《闻见录》：“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欧、韩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诗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欧、韩而不可破也。”此说和《说郛》卷二十五所记王安石之语有冲突，亦未可全信，但其中所说的“今乃以太白下欧、韩”，却反映出了宋代诗人侧重道德批评的事实。《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苕溪渔隐曰：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前人论杜甫，多侧重论其诗艺。而到了王安石，则开始对杜甫的心灵世界进行更深入的挖掘。王安石的这首诗，对杜甫的诗歌技巧、人生经历、精神品质、人文理想等都进行了总结，诗风奔迅沉雄，“于少陵人品心术、学问才情独能中其窽会”，真正使得“后世颂杜者无以复加矣”（仇兆鼇《杜诗详注》补注卷上）。（刘竞飞）【原文】

思王逢原三首（其二）

中外都有不少才高而命短的诗人，北宋诗人王令（字逢原）就是其中之一。他以高尚的节操和卓越的才华闻名于世，而人们所以知道他的名字，是与王安石的揄扬分不开的。王安石于至和二年（1054）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路过高邮，逢原赋《南山之田》诗往见安石，安石大异其才，遂成莫逆之交，并将妻妹嫁于逢原，为他四方延誉，使这位年轻诗人的作品得以广为流传。然而，嘉祐四年（1059）秋，逢原仅以二十八岁的青春年华而逝世，这怎不令王安石痛心疾首，黯然神伤！第二年秋天，便写下了三首悼念故友之作，这是其中的第二首。《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自己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逗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妙质”二字，今人注本往往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只要一读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便可知这里是用《庄子》上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质的、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自己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逗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帖精确而又不害词意畅达，并通过典实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诗“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彼我，虽是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我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我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荆公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今日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首以第二人称的口气出之，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读来恻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恐也是不无道理的。（王镇远）【原文】

奉酬永叔见赠

从庆历四年（1044）始，曾巩多次向欧阳修（字永叔）推荐王安石，而直到王安石入京任群牧判官、欧阳修出使契丹回朝之后，二人才得以经常见面。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写了一首《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对王安石（字介甫）大力推崇，以李白和韩愈与之相比，期许很高。王安石回赠了《奉酬永叔见赠》这首诗。

这是一首近体七律。梁启超评价王安石：“荆公之诗，其独开生面者，不在古体而在近体。逋峭雄直之气，以入古体易，以入近体难。公之近体，纯以此名家者也。”（《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七《王荆公》）此诗就充分体现了王安石近体诗“逋峭雄直”之特色。

首联劈空而来，兀傲不凡，先提道义，后及文章，意谓自己虽有传道授义之壮心，以传道之余力学文，可惜力所未逮。《论语·学而》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在行道之后。诗人秉受儒家思想，重视道义更过文章。“欲”、“虽”、“强”、“穷”全是谦语，妙在谦语多而并不减其自信之态。“窥”指“窥墙”，《论语·子张》：“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颔联承首联而下，意谓纵使有朝一日能够窥见孟子的门墙，但恐怕终生也难以望及韩愈的肩背。这并不是推崇韩愈更过孟子，而是呼应首联，将传道始终置于学文之前。若能窥到孟子门墙，于传道有所心得，恐怕已无余力在文章上向韩愈看齐。孟子在宋代的地位步步提高，直到熙宁、元丰年间配享孔子，而韩愈是宋人眼中的“大儒”，不唯尊其文章，更崇其道术，王安石自己也认为“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上人书》）。这一联“若能窥孟子”、“何敢望韩公”，也是以谦语作壮语，诗人的决心与志向破纸而出，直欲以继承孟、韩的道统而自命。

颈联用了两个典故。“抠衣”，提起衣服前襟，古人迎趋时的动作，表示恭敬，《礼记·曲礼》：“抠衣趋隅，必慎唯诺。”“倒屣”，来不及穿好鞋子就出去迎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意谓自己拜谒欧阳修在诸生之后，而欧阳修却屡屡加以青眼，特别相待，使众人为之倾动。欧阳修原诗“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勉励王安石不要逢迎世俗之态，而能发扬古雅之调，颈联以谦逊之态回应了这一期许。贶，赠；蒙，受。尾联写欧阳修是文坛盟主，恐怕自己因为他的赏识而暴得虚名，承蒙获赐美好诗篇，怎么敢当？“虚名”，是对欧阳修“常恨闻名不相识”的逊词。

比较欧阳修原诗，几乎每一句都在回诗中得到了承应，唯有首句“翰林风月三千首”王安石未做回应，从整首诗来看，显然王安石所自许的是“道义”，以及能够传承道统的“文章”，对于李白的风月之诗并不推崇。王安石的文学理念属于儒家正统：“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他推崇的诗人是杜甫，诗歌风格由早年的率直归于晚年的“精深华妙”（《漫叟诗话》），古体诗则近于韩愈，与李白的飘逸瑰玮实属异趣。王安石生性耿直，傲岸倔强，虽然对欧阳修的期许表示了逊谢，却并不唯唯，在自负和谦虚之间很有分寸。写于此诗后不久的《上欧阳永叔书二》中，王安石道：“某以不肖……过蒙奖引，追赐诗书，言高旨远，足以为学者师法。惟褒被过分，非先进大人所宜施于后进之不肖，岂所谓诱之欲其至于是乎！虽然，惧终不能以上副也。辄勉强所乏，以酬圣德之贶，非敢言诗也。”这并不是一般的客气，而是表达了一定的立场与态度。（孔燕妮）【原文】

示长安君

这首诗作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使契丹前，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长安君是王安石的大妹，名文淑，工部侍郎张奎之妻，封长安县君。她“工诗善书，强记博闻”，聪明过人而又“不自高显”（王安石《长安县太君墓表》），王安石与她兄妹之间感情深厚，因此在临行前写了这首诗给她。因为是兄长写给妹子，故云“示”。“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何况彼此都处在重感情、易冲动的少年时期，一旦分离，自然是心情沉重。这就是首句的大意。它只不过说出了自古已然、人人都容易体会的实情，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吧。但紧接着——“老去相逢亦怆情”，却如奇峰拔地而起，出人意表。“相逢”应喜，何来“怆情”？看来，这一句的关键是在“老去”二字。王安石此时仕途奔波，已历多年，虽不可谓失意，但总有一种大志未伸的感慨，这从他嘉祐三年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却未被采纳可知。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从青年时代起就想干一番事业的政治家，到了不惑之年还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其悲怆的心情可以想见。可是，这种心情又不是可以随便对人吐露的，且不说别人不一定能理解，稍不小心还可能招致“怨谤朝廷”的罪名！只有在像长安君这样自小与自己手足情深的亲人面前，才能一吐为快，因为，她不但能理解你，还会陪着你流泪叹息，给予同情和安慰。此其原因之一。“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由于相见不易，偶然相逢，难免喜极而悲，更何况分别多年，双方都容颜衰老、鬓毛疏落了，初见时甚至会怀疑对方的年龄，惊定后自不免“感叹亦歔欷”了！此其原因之二。少年时会多离少，而且总觉得来日方长，相见有期，因此，虽亦依依不舍，终究可以自持；年老的人离多会少，见一次少一次，更感“相见时难别亦难”，这种短暂的相逢，只能使人倍觉伤情。此其原因之三。只有理解了这三层含意，才能充分感受“老去相逢亦怆情”一语的分量！

颔联是为人传诵的名句。这二句的好处在于能准确地选择家庭生活中的细节，运用恰当传神的词语，创造出一个温暖亲昵的家庭气氛的意境，以实证虚，说明自己的手足之情和家庭之乐，以见“怆情”的真实。“草草”修饰“杯盘”，可见酒菜的简单——家常便饭是也；“昏昏”修饰“灯火”，除了说明随便，还造成一种神秘感，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促膝谈心，似乎与整个世界都隔离了，难道还不可以放心地倾吐心中的秘密？王安石在为这位妹妹写的《墓表》里曾称赞她“衣不求华，食不厌蔬”，这“草草杯盘”和“昏昏灯火”不正是长安君这种俭朴精神的写照吗？生活虽俭朴，感情却是丰富的，对于难得归来又要匆匆离去的兄长，这位妹妹是用她特有的朴实无华但却真诚深情的方式来送别的。所以，席间谈笑风生，灯下推心置腹。“供”、“话”二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吴可《藏海诗话》云：“七言律一篇中必有剩语，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如此句无剩字。”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家庭生活是如此的温暖欢乐，诗人却难得享受得到，这就不能不令他自伤自怜，感慨万端了，故颈联即以感叹语出之：我正为兄妹们被湖海阻隔、多年不见而伤情，想不到又要冒着风沙出使到万里之外的异域去。“三年”言时间之长，“万里”言距离之远，一纵一横，相辅相成。“湖海”极言阻隔之深，“尘沙”则言远行之苦，二句以“自怜”和“又作”串成一气，更使人感到难得相逢，别易会难！然而，王安石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尽管“自怜”，还是决然而行。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想起曹植《赠白马王彪》一诗中的名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大丈夫志在四海，视万里若比邻，若是手足情深，隔得再远些，我们的情分也会日益亲密的！曹氏兄弟是如此，王氏兄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诗人最后说：到了大雁南飞的秋天，我就会寄信回来，告诉你重逢的日期。这是对妹妹的安慰语，也是此行必能完成使命的自信语。以此语收束全诗，正可见王安石的个性。

这首诗对仗的技法也很高明。一般律诗都是中间二联对仗，此诗首联以“少年”和“老去”对起，造成一种似对非对的效果；颔联无论从内容、用词还是音调来看，的为工对；颈联又改用流水对，这就使全诗情韵相生，显得既工稳又活泼。（陈文华）【原文】

夜直

诗题“夜直”犹今语所谓值夜班。宋代制度，翰林学士每夜轮流一人在学士院里值班住宿（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王安石于治平四年（1067）九月为翰林学士，未即赴。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诏越次入对，始至京师，而本诗写的是初春夜直，故可确定写作时间在熙宁二年，其时宋神宗已决定采纳他的意见，实行新法。

首句“金炉香烬漏声残”，写夜色将曙未曙时的情景。诗人因有国事萦怀，夜间未曾合眼，因此对时间的流逝十分注意，既细看炉香之“烬”，又静听漏声之“残”。这正是杜甫《春宿左省》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之意。

次句“翦翦轻风阵阵寒”，写诗人启户来到室外的感受。“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有寒意。此句从韩偓《夜深》诗“恻恻轻寒翦翦风”点化而来。韩诗微带伤感情调，而本诗则纯为表现其从香雾氤氲的室内踱步到室外时的一种清新感。早春的天气，又在黎明之前，轻风吹拂，晓寒微侵，最能给人以春的气息。这是诗家最喜欢、最欣赏的清景。

第三句“春色恼人眠不得”，写诗人面对着美好的春色，引起了内心的激动。“春色恼人”，犹言春色撩人。欧阳修《少年游》词：“拈花嗅蕊，恼烟撩雾，拼醉倚西风。”恼、撩互文同义，可见恼可作撩讲。此句本自晚唐罗隐《春日叶秀才曲江》诗：“春色恼人遮不得。”王安石改“遮”为“眠”，深切题意，使此句成为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故令人不觉其借用。再说，罗诗中的“春色恼人”是指美好的春色，与自己那种“安排贱迹无良策，裨补明时望重才”的落魄窘况太不相宜了，因此有“遮不得”之说。王安石诗中的“春色恼人”是说在这新春之时，自己终于有了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即将一展宏图，裨补明时，无数往事、感慨事、紧要事一齐涌上心头，因此只有用“眠不得”三字，才能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就点化的功夫而言，王安石远胜于后来的江西派诗人。

结句“月移花影上栏干”，是借景抒情，表达诗人愉悦的心情。花好月圆，原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喻，何况诗人是在皇家的宫禁之中来领略花的芬芳，月的清阴，当然也就更加感到赏心悦目了。“春色”一词，有时含有政治意义。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宋史·乐志》：“回龙驭，升丹阙，布皇泽，春色满人间。”本诗也是如此。王安石久蓄改革之志，曾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倡言改革，未被采纳。神宗即位，才使他获得了实现抱负的机会，又时值初春，所以他更觉得“春色”的美好。诗中把政治上的际遇与自然界的春色融为一体，感情含而不露，意思也特别深至，以致宋代周紫芝、沈彦述等人误把它当作艳诗来读，以为“非荆公诗”（《竹坡诗话》）。后来，何文焕虽然把他们斥之为“学究腐儒”，认为这首诗的著作权仍应判归王安石（《历代诗话考索》），但他的意思，不过是说艳诗未必可非。可见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这首诗。（吴汝煜）【原文】(1)泊船瓜洲

(2)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3)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注〕

(1)瓜洲：在今江苏邗江县南，临江。

(2)京口：今江苏镇江。

(3)又：《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九作“自”。兹据张氏涉园影元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三校改。【鉴赏】

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不仅为同时代人刘贡父、王仲至改诗（见《王直方诗话》），而且还为古人改诗。谢贞的《春日闲居诗》“风定花犹舞”，王安石“改‘舞’字作‘落’字，其语顿工”（《彦周诗话》）。对于自己的诗作，他更是不惮多改。《泊船瓜洲》是他修改己作使之更为完美的著名例证。

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祐四年（1037）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从此江宁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极言钟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钟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钟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

古人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洪迈《容斋续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作者认为“到”、“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绿”字最为精警。这是因为，一、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粘皮带骨，以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绿”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煦，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二、本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喜悦心情相谐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曹植《上责躬诗表》：“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王建《过绮岫宫诗》：“武帝去来罗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这两处“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重重的顾虑。变法图强，遐希稷契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钟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都是把草绿与思归联系在一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始明白揭出。

毋庸讳言，用“绿”字描写春风，唐人不乏其例。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晴听新莺百啭歌》“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丘为《题农父庐舍》“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温庭筠《敬答李先生》“绿昏晴气春风岸，红漾轻轮野水天”等，都为王安石提供了借鉴，但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深度来说，上述数例，都未免逊色，因此本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钟山的依恋却愈益加深。他相信自己投老山林，终将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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