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栋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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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试读：
前言
近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出现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始自19世纪中期的“开国”，终于20世纪初，仅用半个世纪便完成了英法等欧洲强国用200年时间才完成的产业（工业）革命，成为近代东亚[1]唯一“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飞跃始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终于战后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以不到20年时间，次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和高度成长任务，实现了以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二的经济赶超夙愿。在接下来的40余年里，日本经济冰火两重天，喜忧参半。前期领跑世界，风光无限；后期持续低迷，增长乏力。展望未来，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向何处去，还有待耐心观察。
与原生形态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径相对照，近代以来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后发型资本主义成长的样本。这一样本不仅包括后发国追赶发达国的经验，也包括其赶超后未能科学应对和处理新矛盾的教训，而一部日本近现代经济史所展示的诸多借鉴，绝非是与世人无关的“旁物”。
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是构成一定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前者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依据，后者是决定科学技术能否作用于生产力的外在保障。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及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会提出制度变迁要求，近代欧洲正是沿着工业革命引发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演进的。然而，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并非只是依据近代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等所谓原始积累的自然成熟，而是应对外来冲击毅然实行制度变革的即期效果。某位西方学者指出：“社会经济学诸学科中的女王是理论，但给[2]她戴上王冠的却是政策，因为社会经济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政策。”本书之所以从经济政策的视角切入来探讨日本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正是基于日本的特定国情。
经济政策研究无法避开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中外学界从学理上正面阐释三者关系的著述并不多见。在此，带着长期从事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不惴自说自话，略抒浅见。
经济制度是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法规等强制形式确定的社会经济准则及其行为规范，经济体制是公共权力基于经济制度展开的资源配置组织机制安排，经济政策则是公共权力人为影响作用社会经济运行的手段和方法。与一般意义的政策处于制度下属层次、为实现制度目标服务的理解不同，广义的经济政策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改造型政策（或曰质变型政策），其政策目标是经济制度的解构和重构，由此形成的新经济制度，正是改造型政策操作的结果，是改造型政策法律化、凝聚化、静态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型经济政策可谓经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之母，因此不仅应该把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变动作为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而且必须作为研究重点；二是调整型政策（或曰量变型政策），其政策操作在现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下运行，政策目标是调整资源配置及经济发展节奏，因此这一政策只会引起事物量变而不是质变。
经济政策的这两层含义，意味着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研究，既要面对两个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又要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既然是“经济政策”研究，那就不仅要考察日本政府这一“政策主体”的行为依据、行为手段和行为效果，而且要从资源禀赋与配置、经济周期变动、产业结构、金融与财政、资本与劳动等不同侧面入手，对构成政策对象的“经济”本身进行“专业分析”和案例解剖。显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本书以个人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从近代日本经济制度转型前提条件的考察入手，依次对明治初期经济改革、产业革命、资本垄断、国家资本垄断、战后经济改革、战后经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赶超后经济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展开分析，最后探讨了世纪之交日本的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学术功力有限，既无法触及所有重要问题，亦难免浅尝辄止乃至出现错讹，故此诚恳期待方家指正。杨栋梁2017年6月注释[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1页。[2]Seraphim语。转引自津田直则、长屋泰昭、田中康秀《现代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晃洋书房，1991年，第16页。第一章 走向近代的经济制度变革
1853年佩里叩关时，日本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封建晚期。1868年发生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为资本主义的成长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一、近代经济生成的基础条件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设幕府，执掌国家最高军政统治权，其统治长达265年。日本史上，一般把德川幕府时期称作“近世”，意即封建社会晚期，或曰近代社会早期。1868年初发生“王政复古”政变后，明治政府取代德川幕府，通过史称“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晚期封建社会的制度建构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德川末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阐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变化、具有近代意义的市场发育程度等，无疑是探究明治维新何以发生以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何以“进步非常快”问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世界步入近代。然而，在德川幕府成立的17世纪初，日本依然是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实行类似中国西周抑或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和等级身份制。
在政治制度上，德川时期的日本是政教两分的天皇至尊、将军至霸的二元权力社会。根据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孙的传统说教，天皇成为君权神授的精神领袖，享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因此即使手握实权的幕府将军，也只有得到天皇封赐后才有合法统治名分。幕府将军独揽国家军政大权，是天皇不得不认可的事实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天皇及其小朝廷不得干预政事，行动受幕府设在京都的“所司代”监视。这种权力结构貌似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手持为国王加冕的利剑，但真正掌握世俗权力的却是统御一方的诸侯。从日本的情况看，比之于天皇，将军的权力说不上绝对，但具压倒性优势。
德川幕府的政治体制是幕藩制，中央政府是幕府，主要官员有协助将军处理国家政务的“老中”（有时增设“大老”一职）和协助老中处理政务的“若年寄”。幕府掌握着以江户、京都和大阪的“三都”为中心的庞大直辖领地，由“旗本”“御家人”等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分掌直辖领地的管理权。
在幕府直辖领地外，全国还存在约260个独立行使其域内统治管理权的藩国，藩国统治者为藩主，亦称“大名”，享有世袭统治权。幕府与藩国的关系是，藩主的领地领民权以幕府将军的承认为前提，[1]藩主须效忠将军，履行隔年参觐义务，须按照幕府法令处理藩政，须自备武装粮草随时承担幕府指派的出征任务。以履行上述义务为先[2]决条件，藩国获得了幕府“原则上太阁或将军不能直接介入大名领[3]地内大名与领民的事务”承诺，即一般情况下幕府不可干预藩政，藩主拥有排他性统治其领地和领民的权利。藩国的财政独立，领民只向藩主交纳地租，而藩国无向中央政府交纳租税义务。此外，藩主可以建立家臣团武装。这种状况与中世纪欧洲的那种“我的奴仆的奴仆不是我的奴仆”的等级分封制形态颇为相似。
藩国的规模和地位大相迥异，大致可分为三类。“亲藩”大名为德川氏族人，地位显要者有尾张、纪伊和水户的“御三家”，田安、一桥和清水的“御三卿”等。“谱代”大名为关原之战前德川氏的旧家臣。“外样”大名为关原之战后降顺德川氏的大名，多地处于九州、中国、四国及东北的偏远地区，领地规模庞大，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枢，是幕府的重点防范对象。
由于推行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德川时期阶级关系相对固定。以将军为首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至明治维新发生前约为200万人，占社会总人口6%左右。被统治阶级则由农民和工商业者组成。此外，当时社会中还存在少量的“秽多”“非人”等奴隶阶层。
在经济制度上，德川幕府的统治依然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大名掌握着领内（藩国）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把土地分配给领民（藩民）耕作后收取实物地租，时称“石高制”。据考证，幕府初期，以承担向土地所有者即藩主交纳地租义务为前提，约90%的农民（时称“本百姓”）获得了世袭土地使用权。地租率因地区、土地质量而异，一般为收成的40%—50%，即所谓“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幕藩政府经常通过“检地”调查土地面积和产量变化，再根据新的土地丈量数据，调整以村为单位交纳的地租。为了保证稻米收入稳定，防止农村分化，幕府还于1643年颁布禁止土地买卖法令，1673年颁布限制分田令，此外还颁布了禁止农民离田、离农及种植桑、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一系列法令。[4]由此，日本社会出现了马克思指出的“发达的小农经济”。德川初中期，尽管发生过以天主教徒为中心的岛原、天草等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但总体上说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相对稳定。日本学者推定，德川幕府初中期的120年里，全国人口由1600年的1200万，爆炸性增长[5]到1721年的3128万，而后期1721—1846年的120多年间，人口只增[6]长3.2%。究其原因，一是依赖固有耕地生存的小农阶层广泛存在，构成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基础；二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兵农分离政策，从制度上一度有效地遏制了新兴地主、豪族的滋生，避免了室町、战国时期“下克上”局面的出现；三是禁止土地买卖等政策的实施，延缓了农村贫富分化的进程。
根据幕府的“一藩一城”规定，各藩国统治者均建立了统治据点，即如今依然大量保存的“城”（如大阪城、名古屋城、姬路城），大名的家臣武士团及家属居住在城周边，从而形成了以“城”为中心的“城下町”，现代日本城市大多是以这种“城下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武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基本成员，是不事任何生产性劳动的寄生阶级，生活完全依靠领主发放的禄米，职能如同藩国的职业军人，一切听从藩主调遣，平时协理藩务，战时出征作战。
大名为首的士族统治阶级，出于城市生活的需要及追求奢靡生活的自然天性，允许工商业者在城下町居住，以便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服务，于是城下町便出现了被统治阶级的另一个阶层工商业者。城市工商业者成分相当复杂，除了众多制作和销售铁具、木具、革具、马具、伞具、衣食类物品等各种生产生活物品的手工业者及小商贩外，御用商人的存在值得特别关注。当时大阪是全国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商贸繁荣，地方大名开设的货栈（“藏屋敷”）鳞次栉比。在这种垄断性经营过程中，御用商人应运而生，大阪、京都和江户的特权商人以向幕府交纳特许费和营业税为前提，换取了经营棉花、棉布等特定商品的垄断权。商业高利贷者（“两替商”）同时出现，贷款对象多为财政窘困的地方大名，由此大名与特权商人结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微妙关系。
德川幕府建构的封建经济制度，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自相抵触的矛盾，一方面要推行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生产的政策；一方面人为制造了一个对商品充满欲求的阶级和市场环境。这也意味着，日本封建晚期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已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萌生准备了土壤和空间。
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德川幕府推行了名为“锁国”、实为幕府垄断外贸的政策。幕府建立之初，日本的对外经济交往一度相当繁盛，所谓“方今吾客商通外夷者殆三十国。自有我邦以来，未有如今之多[7]且盛也”。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612年，幕府发布直辖地禁止传教令。1616年再发禁令，取缔天主教。1633—1639年，幕府接连发出五道“锁国令”，严禁天主教，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由此，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英国自动退出，继续与日本保持通商关系的除了中国、朝鲜和琉球外，西方国家中只剩下信奉新教且保证不传教的荷兰。至此，德川幕府完成了锁国体制。
德川幕府的锁国概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防止西方势力渗透引起思想异化。一般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西方殖民扩张中起到了尖兵作用，事实上德川初期主要集中在九州地区的天主教信徒已达70万众。在幕府看来，天主教的上帝信仰在日本社会的扩散，正在威胁自己的统治，因此必须彻底铲除。二是地处西南的“外样大名”是自由通商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与外国交易获得了巨大利益，不但增强了经济实力，而且通过购入军火壮大了私人武装，这是一向对外样大名充满戒心的幕府绝对不能容忍的。三是“锁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锁国，对内“锁”的只是地方领主和平民百姓，由于保留了对外通商窗口长崎，锁国后的变化只是由以往的中央和地方分享贸易利益，变成幕府垄断外贸。可见，锁国是德川幕府的一石三鸟之策。值得注意的是，与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时中方发行贸易许可证、掌握贸易管理权的做法类似，长崎贸易是幕府主导的管理贸易，外商的对日贸易是以幕府的特许为前提的。
由于锁国，日本在缓解西方殖民势力正面冲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日本国内经济与国外市场的联系，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以原生形态的方式，在封建制度重围的缝隙中缓慢生长。当然，由于锁国体制下保持着对外通商的窗口，日本依然可以一定程度地了解世界变动信息，感受和学习西方近代文明成果，从而为幕末的急剧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智识基础。（二）资本制生产关系的生成状态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在德川幕府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已始露端倪。
及至幕末，经济作物种植禁令已形同虚设，出现了桑、茶、楮、漆及红花、蓝靛、麻等“四木三草”种植热，棉花、烟草、油菜和大豆也有相当大的种植规模。棉花主产区在畿内、三河和濑户内海周边，关东地区则以养蚕业的发达称著。
地区性特定经济作物的发展，往往又与当地相关手工制作业的发达相联。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户已非鲜见。例如，1845年尾州起村265户农家中，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生活者52户，其余198户为兼业户，67户为脱农户。后两者中，棉业加工生产者86户，生活杂具手工生产者27户，食品及肥料加工生产者22户，商贸、旅店、饭店服务业者58户，医生、理发师等个体经营业者9户，[8]其他20户。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步，“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第二步，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9]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从棉毛加工业等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开始，幕末日本也不例外。农村是城市商品的供应地，但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不能把产品直接拿到城市销售，因而在城市大批发商和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便应运产生了一个农村商人和农村手工业主构成的新阶层。前者的主要经营内容是收购产品，为此在产地设立“木棉寄屋”等物资收购站，再把收购物资运往城市交给批发尚，从中赚取商业利润。后者是当地富裕农民，人数上也远远多于前者，他们是地方商品生产的投资者和组织者，其生产方式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起村的86户棉加工业者中，44户从事织布业，其他从事纺纱、整线、染布各业，棉加工业的内部专门分工已相当精细。在农村手工业生产的组织运行方式中，可以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雏形。富裕农民购置织机，建立了家庭纺织厂“织屋”，在“织屋”里劳动的除了家庭成员外，还有来自附近的农家雇工。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织屋”18家，劳动者137人，其中家庭劳动者和雇工的数字分别为50人和87
[10]人。这种家庭手工工厂，除了足立地区开办200台条纹布织布行的个别特例外，一般规模不大，织机在10台以下，超过20台的为数不多。比“织屋”低一级的经营方式也很普遍，即雇主把自家织机甚至连同轧好的皮棉一起租给无力购置织机的农家使用，然后支付一定工钱，从中赚取利润。显然，这已经是一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在棉制品手工业部门广泛存在，在缫丝、酿酒、陶器制造等其他生产部门，资本投资行为和工资劳动者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经典作家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经过家庭式手工业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美国学者门德尔斯则在其“原生型工业化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三要素：一是面向区域外的生产而不是域内消费；二是与传统工商业者生产活动不同的农村兼业、农闲时的生产活动；三是与商业性农业的[11]展开同时进行。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同时向工厂手工业转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还处于“原生型工业化理论”所指的那种“初期工业化”状态。
与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行，国内市场的发育也进入新阶段。大阪是全国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最繁荣的商业中心，手工制造业、批发业、金融典当业发达。江户是幕府的政治统治中心，是人口[12]近百万的最大消费城市，享五街道交通之便，商贸业也很发达。[13]以三都为中心的局地市场经济圈已经形成，并已出现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趋势。
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腐蚀了封建体制的基础，导致幕末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同时发生的。
武士作为统治阶级，其内部严格划分为许多等级。将军、大名是国家和地方的统治者，“旗本”和“御家人”以及年俸200石以上的武士有资格面见将军，他们属于上级武士阶层。中级武士年俸一般在100石以下。下级武士也分成若干等级，其中“足轻”身份最低，俸禄微薄。及至幕末，统治阶级已经整体陷入“贫困化”。
上级武士的贫困源于对物质的无限追求和享受。除此之外，“交替参觐制”的实施，也是拖垮大名财政的直接原因之一。地方大名江户“参觐”必须按规定进行，据享保六年的定制，“20万石以上的大名，骑兵15至20人，步兵120至130人，其他随从者150至300人”，其出行的阵容蔚为可观。这些随员要陪同领主在江户挥霍一年，隔年再来，其消费量之大不难想见。对此，本居宣长发出了“无益之费，和[14]汉古来未闻”的感叹。尽管对农民的剥削与日俱烈，但年贡收入毕竟有一定限度，各地大名日益增长的消费与年贡收入之间的亏差越来越大。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藩大名普遍采取的对策是拖欠武士俸禄和向大商人举债。太宰春台的《经济录拾遗》载：“近来诸侯，无论大小，皆国用不足，贫困之甚，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若犹不足，则向江户、京都、大阪之富商大贾借[15]金，年年不止”。
上级武士的境况尚且如此，中下级、特别是下级武士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究其原因，一是武士俸禄世袭，但随着家庭人口的自然增长，给定俸禄难免不足为济。二是武士的生活又离不开其他必需的商品，但米价的上涨赶不上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以禄米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武士无法改变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现实。三是领主拖欠俸禄，加快了武士贫困化的进程。武士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追求享乐生活是其阶级本性，在长期和平的年代，更是难以保持节俭之风，为了维护尊贵的身份，也不能在外表上表现出寒酸。穷困的下级武士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或变卖家产贴补家用，或出卖身份收养富裕商人子弟为养子，但最为普遍的做法是放下“斯文”，自谋生计（“内职”）。文政四年后写成的《甲子夜话》载：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者颇多，其中“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笼，小仓[16]的合羽服装皆制作精细”。福泽谕吉也在《旧藩事情》中写道：下级武士“若家有三五人或老人，则岁入不足以衣食，故堪于家庭劳作，不问男女，或手工，或纺织，生活艰辛。虽曰此为内职（家庭中的劳动），其实内职为本职”。这些武士“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17]教育，下等武士缺乏文学等高尚教育，有自贱之工商之风”。由此可见，贫困的士族虽然政治身份上依然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但经济地位上已经与被统治阶级没有多大差别，而实际经济地位的改变，势必会引起下级武士政治立场的变化，用本多利明的话说，他们已经[18]“恨主如仇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意味着原本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已经分化瓦解。落魄的武士普遍希望通过改变现状，找回昔日的地位和荣光，他们不再是现行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而是正在变成其掘墓人。
被统治阶级的分化也在急剧进行。在农村，本百姓的分化朝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依靠祖上留下来的耕地靠农吃饭，或以农为主兼营副业，或以农为辅、主营家庭手工业及服务业。这部分人在幕末依然占据多数，尚能在领主的剥削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维持生计。二是部分本百姓经受不起封建剥削的重压，加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的打击，部分或完全丧失了土地这一维持生计的基本来源，沦落为佃农即农村无产者，靠打短工、出卖劳动度日。到明治维新前，佃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3，表明了佃农阶层的广泛存在。据考证，1842年，泉州宇多大津村有289家农户，其中专业农户198家，从事手工业或某种服务业的兼业农民52家，靠出卖日工为生的38家，后者无[19]疑是失去土地或本来就没有土地的农民。此外，关于农民到附近的商行、码头、矿山出卖劳动的资料也多有所见。这部分家境破败的农民处在农村社会的最底层，是对现行制度最为不满和最具造反精神的阶层。三是从本百姓中分化出来的富裕阶层，即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豪农”和“豪商”（在乡商人）。这类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并积累了财富，投资于农村商业、手工业或购置土地，具有既是新生地主又是小资本家的双重性格。例如，尾西大海道村手工业发达，较大的手工业主往往也是大地主。例如，喜兵卫拥有10台织布机，同时拥有大量土地，1829年的土地产量为12445石，1865年达到57635
[20]石。这类人不满现行制度的束缚，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城市中的“町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小商贩和被称作“职人”的手工业者政治经济地位低下，但大商人是依附在封建制度肢体上的寄生阶层，他们以交纳御用金、营业税为代价，获得幕藩政府的委任和特许，取得了商品流通和金融业的垄断权，从而聚敛了财富。一方面，城市大商人是在乡商人及城市小工商业者的对立面，因为其存在压制了后者的自由，损害了后者的利益。幕末屡屡发生的“国诉”及地方骚乱，就是在城市大商人与在乡商人之间展开的。1823年，摄河地区农民反对幕府关于菜种、菜油必须由大商人的“绞油屋”经营的规定，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诉运动，开始有1179个村参加，随后增加到1460个村。同年，该地区的1007个村联合发起“国诉”，反对大阪的三家棉花批发行对当地棉花的垄断性采购，要求自由直销，并取得胜
[21]诉。另一方面，大商人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敲诈掠夺的对象。强征御用金是幕府的惯用伎俩，大商人及高利贷者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从德川中期开始，幕府还经常发布“捐弃令”，强令大高利贷者放弃债权，不少钱庄（“札差”）因此倒闭。抄没大商人家产的极端事态也时有发生，1705年，大阪第一富商淀屋因此销声匿迹。大商人及高利贷者是幕末的一个特殊阶层，与幕末封建制度是“皮”和“毛”的关系，其存在本身客观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地腐蚀和瓦解着封建经济基础，因此其阶级属性和立场是微妙的。幕末大商人握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存在和发展到一[22]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大商人尚未完成近代意义的阶级转身，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历史前提”存在的。（三）开国对传统经济秩序的冲击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远征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将美国总统要求开港通交的国书递交给幕府。翌年2月，佩里舰队再次来日，迫使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安政四年），日本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开放箱馆、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五港口，在开放港口和江户、大阪设立外国人“居留地”。据此，外国人在居留地有居住权和房屋租赁权，在日本有贸易自由权和领事裁判权，进出口商品按照协定关税以从价税收取，出口一律为5%，进口为5%—35%，外国货[23]币可以在日本流通，并可与日本货币同种等量交换。据载，日美进行条约草案谈判时，幕府谈判代表主要关心开放多少港口，以及对开放港口的贸易如何限制。当时美国代表哈里斯曾主动提出禁止日本货币出口、日本政府收取6%内外货币交换手续费的建议，但是未能引起幕府代表重视。对此，哈里斯颇为不解：“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竟然放弃了那6%，并且允许日本货币自由输出！再就是所有外国[24]货币都可以在日本自由使用。”除了通商条约，由于随后发生长州藩武士袭击美、法、荷军舰而遭到报复的下关战争和英国与萨摩藩的英萨战争，英国和法国于1863年取得了在横滨居留地的驻军权（1875年撤出），日本的主权再次受到损害。
开国后的对外贸易是以各开放港口和江户、大阪的外国人居留地为中心展开的。在横滨的居留地，外国人与横滨市民分区居住，外国人的租地权是永久性的，租地上的建筑物不交纳任何税款。居留地既是外国人的生活区，也是其商贸活动区，外商在这里开设商行、银行，建立仓库和工厂企业。居留地设置了市政委员会，下设道路、港湾、警察、保安、财务、卫生等管理机构，实行自治管理，俨然“国中之国”。日本学者指出：“在各开放港口设立的居留地，司法、行政、警察权基本上为外国人掌握，这与中国的租界是同一种性质，如同国[25]内的外国殖民地。”
签订通商条约后的十年间，日本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从贸易额的变化看，1860—1865年，出口由471万日元增至1849万日元，进口[26]由166万日元增至1514万日元，六年间分别增长约4倍和9倍。此间对外贸易连年顺差，表明初期贸易是以外国对日本的原料掠夺为重点；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逐年减少，意味着西方工业品占领日本市场的进程加速，贸易逆差时代必至。从各港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看，横滨港承载全国约70%的进口货物和80%的出口货物，长崎港在进口军舰等武器装备的特殊贸易上引人注目。从贸易内容看，出口中，生丝占首位，占出口总额的70%—80%，其次是茶叶、原棉、海产品、油和铜。进口中，最初主要是棉毛纺织品，其次是金属制品和药品，之后其他工业品逐年增加，棉毛纺织品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日本学者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与农业后进[27]国之间进行的“垂直型贸易”结构。从交易对象看，最大的贸易对象国是英国而不是最先迫使日本开国并签署通商条约的美国，这不仅因为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经济实力最强，还在于60年代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一时无暇西顾。当时，日英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美、荷、法等国则争夺第二的位置。
开国后外国资本的涌入，导致幕末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出现了如下被殖民化的种种征兆。
一是对外商权的丧失。居留地贸易的特点，是日本商人不能直接与外国开展贸易，而是通过在日本的外商来进行；而根据通商条约，外商也不得离开居留地到未开放地区自由从事商业买卖活动。于是，外商雇用日本商人到各地采购或推销商品，买办商人应运而生。龟屋的原善三郎、吉村屋的吉田幸兵卫、丁子屋的衫村甚兵卫、近江屋的前川太郎兵卫等，便是由此暴富的一批巨商。对外贸易的直接交易权掌握在外商之手，不仅意味着贸易利润大部分为外商获得，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内商品生产的结构，生丝产业大发展而其他若干产业急剧萧条的事实表明，日本经济开始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调整布局。在贸易关税方面，日本也处于不利地位。所谓协定关税，意味着日本无权单独制定税率。实际上，《安政通商条约》签订不久，在英国等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将进口关税改为从量税，实际税率相当于5%从[28]价税水平，已经与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的规定条件相似。在外贸物资的运送方面，日本完全丧失了分享商业利益的权利。当时日本的远洋航线为英国的半岛与东方轮船公司、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法国的帝国邮船公司所垄断，这些外国航运公司甚至在日本国内沿海航线上也抢占了一定市场份额。外商不仅直接把持日本的对外贸易，还投资于生产领域。法国商人布雷在横滨开办了技术先进的制丝工厂。长崎的外商仅制茶厂就有6家。外商工厂中，雇工最多的达1600人。[29]这些工厂的开设，对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经营造成了直接冲击。
二是外国资本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破坏。日本开国时，国内货币制度并未与国际货币体系接轨，加上无知的幕府谈判官员没有接受哈里斯的劝告，结果自酿苦果。当时金银在日本都是正币，两者的交换比价是，1837—1855年为1:8.4，1865—1859年为1:5，而当时国际市场的比价却是1:15左右，这就给外商提供了巨大的投机空间。外国投机商根据通商条约中外国货币可与日本货币同种等量交换的规定，先用洋银（主要是墨西哥银元）换取日本的一分银（长方形银币，一枚重约1/4两），再用一分银换取日本的金币小判（一枚重约1两），然后在香港等国际市场上以日本金币换回洋银，一个交易周期利润率可达[30]300%。至幕府发现问题采取应对措施止，日本在两年左右时间里，[31][32]金币流失海外达10万两，价值8400万日元（当时日元与美元的[33]比价为1:1）。英、美等国还纷纷在日本设立银行，从事商业借贷活动。如此等等，幕末的金融秩序已经陷于混乱。
三是外商对日本财政的控制加深。各藩国的财政原本已经捉襟见肘，开国后购买武器或兴办实业，导致财政支出大增，举借外债是弥补财政亏空的无奈之举。截至1871年废藩置县，有37个藩向外商借[34]债，债务总额约400万日元。从世界殖民史的若干事例看，财政上对外商的依赖，会逐渐发展为外资对当地政府的控制，从而加速殖民化的进程，当时的日本正面临同样的危险。
四是物价体系紊乱。日本开国后，物价一路飞涨，既有的市场物价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统计表明，1858—1867年的十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其中大阪主要商品上涨率是稻米815%，大豆959%，菜籽油557%，蜡705%，棉线756%，秩父绢299%，茶叶[35]535%。物价与民生息息相关，低收入者更是经受不起通胀的打击，社会矛盾由此变得更加尖锐，德川幕府已经失去民心。
商品经济冲击下阶级矛盾的激化，殖民地危机引起的民族矛盾激化，已把日本推向何去何从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四）明治维新前夕社会经济基础的评估
资本主义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生产力的发展尚未引起制度性变革，但却一定程度地为质变性历史跳跃准备了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内源性基础。具体说来，这一基础可以从人力资源储备、生产技术积累和市场运行机制的角度入手进行重点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诸要素中，人力资源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人力资源不仅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更在于人口质量。幕末人口超过3000万，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处于人口稠密、劳动资源过剩状态。从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内容看，其人口质量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也具有优势。德川时期，教育始终受到重视，全国各地有大量“藩校”“乡校”和“寺子屋”（私塾），武士子弟自不待言，本百姓子弟也有就学机会。据二战后文部省公布的调查资料，德川幕府末期，全国有藩校250所，乡校数百所，寺子屋至少3万所。寺子屋一般规模较小，[36]但在大阪和江户，也有学生多达数百的情形。到了幕末，幕府或各藩开办洋学校或讲习所的情况也很普遍。“幕府也努力采用了洋学，安政二年正月，在九段下设洋学所，翌年改称蕃书取调所，为一学校组织。安政四年开学，设教授和教授助理，入学资格为旗本、御家人子弟（后陪臣子弟也可），审阅并翻译新版兰书。”该学校后改称开成所，“学科有和兰学、英吉利学、佛兰西学、独乙学、鲁西亚学以及天文、地理、穷理、数学物产、化学、机械学、画学、活字等”[37]。这个开成所在明治维新后变成开成学校，后改称大学南校，是现东京大学文学部和理学部的前身。
德川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是整体意义上的知识所有者，城市商人和农村富裕阶层也是知识占有者。在200余年的和平环境里，昔日靠戎马作战安身立命的武士，除了修习“武道”外，还必须修习“文道”，因为和平时期“武道”用场狭小，只有文武双全才能出人头地（动力）；作为有闲阶级成员，武士具备学习知识的时间和物质保证（条件）；长崎港口的开放，则使武士了解外部世界和汲取西方科学知识有了可行的渠道（可能）。[38]
以“兰学”的传入和扩散为例。“洋学最初是以兰学的名义引入的，其内容包括本草、医学、测地学、天文学、历学等，习兰学者主要是通辞、下级武士、庶民等。天保末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消息传来后，引进兵学。兵学不同于医学，直接与国家兴亡相关，故主要由武士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兵学并不仅限于兵学本身，近代兵学不只是炮术、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和造船技术，还需要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的支撑，而制造和维护兵器以充实军备，又必须以国家的富有为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掌握近代生产技术及经济[39]知识。”下级武士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汲取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兰学家开设兰学馆传授知识便是重要手段，前野良泽、衫田玄白、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多利明、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绪方洪庵等众多知名的兰学家口传心授、代代传承，为终将到来的历史变革做了不可或缺的智识准备。
下级武士对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不止局限在书本上，而是在幕末时已有所实践。例如，萨摩藩士松本弘庵（即寺岛宗则）受幕府之命主持建造蒸汽船，结果仅按照荷兰语的图纸，便造出了三艘大型洋式蒸汽船。对此，时任幕府长崎海军讲习所教官的荷兰人卡蒂迪克在日记中写道：这种“连蒸汽机都没有见过，仅靠简单的图纸就造出如此机器的人，真是具有非凡才能，令人叹服。即使我们荷兰人，要[40]想搞懂蒸汽机性能，也要花费相当苦功”。
不难理解，正是如此程度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源，肩负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任。
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时，日本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其后，在几近2000年的岁月里，日本努力向中国学习，至中国明朝时，其生产力水平整体上虽然还未赶上中国，但从明朝进口日本刀具及手工制品的情况看，可以推断日本在部分领域的制作技术已不逊于中国。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流到种子岛并留下西式火枪后，日本开始了火枪的研究和制造，织田信长就是依靠在堺和国友制造的火枪组成了火枪队，在1575年著名的长筱战役中一举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武田信玄骑兵队，从而奠定了霸业。接着在1592—1598年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每次出兵都在15万人左右，明朝的援朝军队也大致相当。当时，日军作战部队约1/3使用火枪，而明军除了火炮占优外，基本使用大刀长矛，故战斗异常艰苦。及至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制作技术不仅在传统的丝绸制造业、陶器制造业、小金属制造业及日用品制造业等领域达到顶峰，而且对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已经能够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天体仪、测量器、钟表、望远镜等仪器，在医学领域制造人体模型、温度计、显微镜、听诊器以及外科、眼科、妇产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的有关器具。在近代产业制造技术方面，幕藩营工厂和矿山，可谓引进消化近代西方制造技术的实验厂，前述的蒸汽船制造，实际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取得成功的。明治政府成立后，这些幕藩营工厂和矿山全部收归国有，继续扮演着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实验厂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进入明治时代前，德川幕府已经为工业化的全面展开预付了一笔不菲的学费。
幕末日本商品经济发达的外在形态，是以商都大阪、消费城市江户为代表的大型城市的存在，以及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全国海陆交通网。内在根据则在于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商业金融运行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属于德川封建社会的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但与明治以后所建立的近代商业金融体系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德川时期的商业制度、传统和习惯，可以通过批发商行“问屋”、垄断性行会“株仲间”和钱庄“两替商”的经营活动来说明。“问屋”是最基本的商贸组织，在大城市和地方中小城市中广泛存在。“问屋”主要从事商品批发业务，其中不少“问屋”是专营某种特殊产品。中间商人则在“问屋”与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起着一种联系桥梁的作用。“株仲间”是大城市中有实力的批发商即“问屋”组成的行业商会。1833年，大阪有98个“株仲间”。1839年，江户有68个“株仲间”。其中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和江户的“十组问屋”最著名，这些由同业批发商行组成的行会，以向幕府交纳“冥加金”（税金）为代价，换取了对某种商品购销的市场垄断权。当时稻米、棉花、生丝、菜籽、纤维纺织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基本被这些“株仲间”垄断。“株仲间”垄断市场的基本手法是，相互划定垄断区域，制定统一的低收购价格，强买强收，不允许地方农民自由交易。在商品销售方面结成“价格同盟”，以便提高价格，牟取暴利。这种现象已经与资本主义的卡特尔现象酷似。
商业的发达呼唤货币金融业的发展，“两替商”（即钱庄）应运而生。“两替商”的经营内容主要有金银兑换和买卖、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并且同样组织了同业商会。“两替商”除了自有资金外，主要依靠吸收一般商人存款经营。“两替商”经营实行准备金制度，即商人把现金存入“两替商”里虽然没有利息收入，但却有两点益处，一是保险，防止在家中保存发生意外；二是通过存款显示一种信用度，在需要资金时，一般并不提取存款，而是向“两替商”借贷，因为可以贷出相当于其存款数倍的金额，并以票据形式提取（相当于中国的“银票”）。贷款利息一般在5%左右，比地方上加付10%利息的商业贷款合算得多。“两替商”经营中还包括期货交易和保险业务，期货交易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岛的稻米交易市场，这种期货交易为明治后开设证券市场提供了先行经验。保险业务的开展主要以海上运输业为对象，它构成了近代海上火灾保险业的前身。从上述经营内容、手段及金融商品开发的情况看，当时的市场机制已经相当健全，它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近代市场机制确立的前提性基础。
还应指出，如果说上述因素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正”遗产，那么同时存在的“负”遗产也是不容忽视的。总体上说，最大的负资产是那套实行了260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包括领主和农民间的土地所有与占有关系及其封建地租形态，限制商品经济生产的诸制度，阶级门第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诸政策，封建商法、商规及商业组织等，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而要排除这些障碍，需要一场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制度革命。[41]注释[1]即所谓的“参觐交替制”。各藩的大名须交替到将军所在的江户幕府居住，原则上每次一年，然后回到本藩，一年后再次返回江户参觐。大名在本藩期间，其妻子和子女留在江户以为人质。这一制度的目的是监督控制地方大名的活动，消耗大名的经济实力，防止地方出现对抗中央的独立势力。[2]“太阁”特指丰臣秀吉，“将军”指幕府历代将军。[3]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53页。“应仁”，日本年号。1467年（应仁元年），因将军继嗣问题，室町幕府发生分裂，形成以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为首的两大对立集团并展开长达11年的混战，地方领主也大多被卷入这场战争，庄园制度由此遭到毁灭性打击。[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5]见速水融、宫本又郎《概说17—18世纪》，收自《日本经济史1 经济社会的成立》，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6]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30页。[7]林罗山语。转引自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页。[8]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81页。[9]《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页。[10]引自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11]谷本雅之：“严密意义的工厂手工业论战与原生工业化论”。见石井宽治、原朗、武田晴人编，《日本经济史》第1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7—214页。[12]即东海道、中山道、日光大道、奥州大道和甲州大道。[13]日本学者大塚久雄、斋藤修持此见解。见《大塚久雄著作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和斋藤修著《原生工业化的时代——西欧与日本的比较史》（东京：日本评论社1985年）。[14]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48—49页。[15]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第135页。[16]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第147页。[17]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第148页。[18]《日本思想史大系》44，岩波书店，1977年，第20页。[19]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80页。[20]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120—121页。[21]盐泽君夫、后藤靖编：《日本经济史》，东京：有斐阁，1977年，第185—186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5页。[23]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34—35页。[24]参见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29—30页。[25]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100页。[26]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94页表13“幕末贸易的动向”。[27]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第31—32页。[28]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94页。[29]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244页。[30]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第31页。[31]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99页。[32]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第313页。[33]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第101页。[34]详见石井宽治、原朗、武田晴人编《日本经济史》第1卷，第25页表1-3。[35]据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第38页1-27表“安政以后主要商品价格”算出。[36]文部省调查局编发：《文部时报》1962年10月号《日本的教育九十年》，第6—7页。[37]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第293页。[38]即荷兰学，幕末随着其他西方学问的进入，进而发展为“洋学”，即西学。[39]堀江保臧：《明治维新与经济近代化》，东京：至文堂，1963年，第45页。[40]冯·卡蒂迪克：《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日日》，水田信利译，东京：平凡社，1964年，第185—186页。[41]原文刊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世界史》2017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二、资本主义道路的探寻
1868年1月，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倒幕派策动宫廷政变，拥戴天皇睦仁亲政。随后通过戊辰战争，打败幕府势力；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结束了幕藩封建割据状态，实现了近代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明治政府初步巩固。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规模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12个国家，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耗费100万日元（占[1]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对于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全面推行近代转型的各项改革，具有里程碑般的历史意义。（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
明治政府初建时，内政外交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国内的政治状况是，民心不安，农民骚动不断，旧士族反叛时有发生。经济上百废待兴，国家财政陷于“一金无储”状态。对外关系上，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和承认，不得不承认德川幕府时期与欧美列强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在旧约基础上追加了对日本更为不利的新条款。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依然在各方面束缚着日本。仅就其中的关税率而言，《安政条约》所规定的日本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税是值百抽五，这从当时的国际标准看也是相当低的，而实际上在明治初期的五年中，出口税率仅为3.022%，进口税率也只有3.46%，此外，尚有占进口总值1/10的商[2]品免税。这就严重地威胁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于欧美各国在日本的“居留地”，更是形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局面，这种情况与治外法权相结合，使日本民族深受外来的压迫。洋人在日本也和在旧中国一样，处于“上大人”的地位，他们的马车可以“在日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即使轧死了人也毫不理睬扬长而去，日本巡警却不[3]敢干涉”。这些情况表明，在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访前，明治政府只是迈出了夺取政权、统一全国的第一步，在近代化道路上，还处在徘徊和摸索的阶段。《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4]阶级的生产方式。”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从严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社会矛盾中，业已意识到只有使日本迅速地走上西方的道路，才能“富国强兵”，否则就难以摆脱沦为列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危机，新生政权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但是，在外压下催生、脱胎于幕藩体制的明治新政府，对“内政如何改革？法律如何确定？政治上施行何[5]种方略？外交上以何为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认识上并不一致，实践上也缺乏经验。因此无法制定顺应时势和日本国情的大政方针，进而推进国内的改革。为此，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政府核心人物先后向政府建议，“派遣才智卓越精通外语且通晓我国内事务者，前往欧洲诸国及美国调查交际实况，条约缔结及诸税务所规[6]则等”，以便与时俱进，制定和推行日本的发展规划。
明治政府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明确规定了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任务：一是“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二是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三是“视察欧亚各州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7]之方略”。事由书还特别强调“内政外交，其成其否，实在此举”[8]。（二）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观
岩仓一行首先访问美国，伊藤博文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豪言万丈，自诩日本是初升的太阳，不久即可高悬太空，光披万国。然而，美国无意放弃其在日本的既得权益，对美修约谈判的结果是，“彼之[9]所欲尽取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这一冷酷的现实，打消了岩仓一行出使修改条约的念头，不得不以考察各国国情为主，岩仓等人“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10]艺，了解市场贸易……”，对欧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收获显著。
一是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楷模”。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资本主义在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乃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使节团所到之处，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其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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