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埃朗·马斯塔伊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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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未来的人(《蜘蛛侠：英雄归来》制作人操刀同名电影)试读：
献给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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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献给我的妻子1我来自一个人类本应拥有的世界。
当然，这对你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生活在人类实际存在的肮脏世界中，可是，为什么我会闯进你所在的世界呢？好吧，一切都是我的错—其次应该怪我父亲，对了，我想佩内洛普也有一点儿责任。
故事说来话长，不知该从哪里讲起，但你肯定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人幻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吧？汽车在天上飞来飞去、机器人女佣、食品胶囊、瞬间传送、喷射背包、会动的人行道、激光枪、飞行滑板、太空旅行、月球基地……没错，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我们的祖父母辈坚信该有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先进技术应有尽有，大家过着世博会和科幻杂志（比如《梦幻未来故事》和《惊人的明日世界》）上描述的未来生活。你能想象这一切吗？
不管你信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所在的世界，几乎完全符合人类对未来最理想的期许，换言之，你理想中的未来，就是我的现在—在我们那个世界的2016年，人类生活在科技发达的乌托邦，物质丰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奇迹。
然而你的世界并非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你的世界里有苹果手机和3D打印机，还有无人机什么的，但它看起来并不像《杰森[1]一家》里演的那样。你的世界原本应该和我们的一样先进，它曾经是这样的，后来不复如此。前提是假如我没有做那些事的话—不对，应该是假如我将来没有做那些事的话。
对不起，虽然我接受过“明日世界”里的公民所能够接受的最好的教育，但上面的解释可能仍然让你觉得逻辑混乱、摸不着头脑。
也许我就不该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要是选择第三人称视角，我会拥有旁观者的洞察力和置身事外的超然，既然如此，那就值得一试。2
汤姆·巴伦在他自己的梦境中醒来。
每天晚上他睡着后，神经扫描仪会把他的梦境绘制出来，从而对他在显意识和潜意识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进行有效的建模。每天早晨，神经扫描仪把当前的梦境数据输入到程序中，程序生成梦境的实时虚拟投影和线性散射图，以便获得显意识状态下的心理干预方案……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写，虽然这样写比较安全，但完全是胡说八道。
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之所以令人舒服，是因为它给你一种大局在握的控制感，当你面对经常容易失去控制的情况时，这种感觉可是相当爽，好比科学家一边用显微镜观察生物标本，一边把标本的特征描述出来，可我不是显微镜，我是玻璃片上的标本，我写下这个故事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如果想要舒服，我会去写虚构性质的小说。
在小说里，你可以把所有令人回味的细节合并来勾勒一个世界，但在日常生活中，你几乎不会注意到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做不到，因为你的大脑会把它们全部过滤掉，尤其是当你在自己家时，在家里，你要么仅仅专注于自己的内心，要么只关注自身之外的事物。
当你从真实的梦境中醒来，进入一个虚幻的梦境，就好比坐在木筏上，在潜意识的海洋中随波逐流，直到你不知不觉地滑进一个宽阔、平静的浅湖，清澈的湖水令人安心，消除了原先在浑浊黏稠的潜意识海洋中漂流的怪异感，醒来之后，你感到自身的活力和世界的秩序一并恢复，这时你才意识到自己躺在床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顽固的潜意识也躲进大脑的沟回深处，暂时放松了对你的控制。
也许我最想念的就是在我原本生活的那个世界醒来，因为在你们的世界，起床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
在你们的世界，似乎没有人考虑过采用最基本的技术改善起床的体验：床垫没有帮助肌肉放松的震动功能，也没有蒸汽喷头在你睡醒之前清洁你的身体，而且你们的毯子是用织物纤维纺织的，被子里还会塞羽毛—羽毛！是从鸟身上拔下来的吗？醒来的时候应该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必须得到重视，在这一刻，你的潜意识和显意识是同步的、和谐共处的。
在我们的世界，每天早晨起床时，一台机器会按照你的个人风格和体形自动裁剪缝制一套新衣服，衣料由激光硬化过的光感液体聚合物纺织而成，晚上就寝后，机器把你脱下来的衣服化成原料，回收再利用。早餐也是一套类似制衣机的全自动系统提供的，食物的原材料是一种营养凝胶，由机器根据你喜欢的颜色、风味和口感进行加工，如果你觉得这样很恶心，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加工出来的效果：跟真正的天然食物绝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它的口感根据你的味蕾的喜好进行了微调，因此无论是味道还是香气，对你来说都是最理想的。在你们的世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兴冲冲地切开一个鳄梨，却发现它要么又硬又涩，要么皮里面的肉已经烂掉了。好吧，老实告诉你，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我是来到你们的世界之后才发现竟然还有这种事，从前我吃过的每一个鳄梨都是那么完美无瑕。
我这样怀旧似乎有点儿怪异，因为我的经验对你而言纯属虚幻。过去的我觉得，每天早晨精神百倍地醒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儿，来到你们的世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根本不存在什么理所当然。
唯一无须怀旧的是，来到你们的世界，每天早晨醒来之后，穿好衣服，我也是独自一人吃早餐，和我生活在那个闪烁着银光、科技感十足的世界时一样孤独。3
1965年7月11日，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创造了未来。
你显然不曾听说过他，但在我的世界，莱昂内尔·格特雷德是地球上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人，每个城市都有数十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东西：街道、建筑、公园……每个孩子都知道如何使用流行的助记符拼写他的姓氏：G-O-E-T-T-R-E-I-D-E-R。
你很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可如果你来自我的世界，对你而言，这串字母组合肯定如同A-B-C一样眼熟。
五十一年前，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发电机，这种机器能够以绝对清洁环保的方式输出无限的大功率电能，他将其命名为“格特雷德引擎”，1965年7月11日是他首次启动机器的日子，它使一切成为可能。
不难想象，获得了无限的电能之后，过去五十年里，我的世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用在地表之下越挖越深，也无须把天空搞得越来越脏；核能惨遭淘汰，煤炭和石油成了毫无意义的污染物，太阳能、风能—甚至水力发电都变成了另类且低效的供能方式，除了非主流的怪胎，不会有人选择它们。
那么，格特雷德引擎是如何工作的呢？
电如何工作？微波炉如何工作？你的手机、电视和遥控器如何工作？你真的了解它们在技术层面的运作原理吗？如果这些设备消失了，你能否从头开始，重新构想、设计和制造它们？如果做不到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所做的仅仅是使用它们而已。
当然，即使做不到也无可厚非，除非你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你来说，这些设备只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在我的世界，大家就是这么看待格特雷德引擎的，所以，尽管莱昂内尔·格特雷德早已跻身像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擘行列，我还是无法告诉你格特雷德引擎的技术原理，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略作说明，你知道大坝是如何发电的吧？在重力作用下，向低处流动的水推动水轮机做功，产生电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水力发电只了解这么多。重力使水流向低处，所以，如果你在水流经过的地方放置一台水轮机，那么水会推动机器运转，以这种方式转化能量。
依照类似的原理，格特雷德引擎是利用地球旋转的力量发电的，你知道地球会绕着地轴自转同时也绕太阳公转吧？而太阳也会无休止地自转和公转。如同水流穿过水轮机，地球旋转的力量穿过格特雷德引擎，进而产生无限的电能，这与磁力和重力有关，而且……老实说，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就像碱性电池、内燃机或者白炽灯泡那样，格特雷德引擎能够为人类所用。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捅了娄子之前，格特雷德引擎还是非常好用的。4
我可不是什么天才，既然你读到了这里，肯定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我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还是顶尖的那种。在拿到第三个博士学位之后，我的父亲—维克托·巴伦在一家从事远程瞬间传送的公司工作了几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依靠积攒下来的工作经验，他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得以研究他最擅长的领域—时间旅行。
即便在我的世界，时间旅行也或多或少被大家视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其中的难点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空间。
你知道为什么你看过的每一部时间旅行的电影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吗？因为地球在移动。
另外，我在上一章里提到过，地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公转一周，而太阳也要自转，还得围绕银河系的中心公转。当然，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之中也有它自己的运转轨道。
换言之，你脚下的大地时时刻刻都在移动，而且移动得很快。沿[2]着赤道，地球以超过一千英里的时速旋转，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绕太阳公转的时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六万七千多英里，就是说，地球每天在公转中走过的距离约是一百六十万英里，而我们的太阳系也随同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时速超过一百三十万英里。所以，太阳系每天在公转中走过的距离将近三千两百万英里……地球当然也是太阳系众多行星中的一员。
所以，如果你要通过时间旅行回到昨天，由于地球今天所在的位置和昨天是完全不同的，就算只是回到上一秒，你脚下的地球在短短一秒钟内也会移动将近半公里。
每一部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都没有考虑到“地球移动”这一关键因素，“回到昨天”的你并不会回到同一个地点—你会出现在距地球亿万英里之遥的外太空。[3]
因此，即使能够回到三十年前，马蒂·麦克弗利也绝对不可能在他位于加州山谷镇的家乡现身，他和他新奇拉风的德罗宁跑车只会在空虚黑暗的宇宙中飘荡，而地球远在350 000 000 000英里之外。假设他没有因为缺氧而马上失去意识，也会因为没有大气压，导致全身体液沸腾，最终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冻结，他会在不到一分钟内死亡。
当然，终结者很可能会在外太空活下来，因为它是不可阻挡的杀人机器，可从2029年穿越到1984年之后，他得在宇宙中行进525 000 000 000英里才能抵达地球，杀死萨拉·康纳。
时间旅行，不仅需要回到指定的时间，还要回到指定的地点，否则，你就只能像那些使用老式瞬移技术的人那样，被卡在某个东西里面。
以你坐的地方为例。假设你现在坐在一张橄榄绿的沙发上，你面前的柚木茶几上放着一只白色瓷碗，碗里有几个绿色的梨子和棕色的松果，梨子是装饰性的假水果，松果是真的，你旁边有一盏拉丝钢材质的落地灯，灯光照亮了你的肩膀，昂贵的榆木地板上铺着一大块粗制滥造的地毯，看上去挺华丽动人的……[4]
如果你打算利用瞬移技术，向某个方向仅仅移动几英寸，你的身体也会卡在周围的某个物件里面，哪怕移动一英寸，你也会受伤；移动两英寸，你会残废；三英寸，你就没命了。
每一天的每一秒，我们距离死亡只有三英寸之遥。
所以，只有基于精确校准、发生在专用站点之间的瞬间传送才是安全有效的。
对父亲来说，早期对瞬间传送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研究成果帮助他了解到人体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分解与重组的机制，这是导致此前所有的时间旅行实验失败的主要因素。其实，扭转时间流并没有那么复杂，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如何解决时间旅行造成的地点位移—而且是动辄跨越数十亿英里的显著位移。
我父亲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解决了关于时间旅行的理论和逻辑方面的问题，他还敏锐地意识到，正如我们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都离不开莱昂内尔·格特雷德的发明一样，在时间旅行领域，若想实现关键性的突破，同样需要莱昂内尔·格特雷德的帮助。5
1965年7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下午2:03，第一台格特雷德引擎首次启动，此后便再也没有关闭。
格特雷德发明这台机器的初衷并非大规模地制造能量，而是为实现自己的一些最宏大的设想打造一台原型机。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一经启动，格特雷德引擎就无法关闭，只能一直运行下去，如同地球的旋转一样永不停止，所以他只能让这台原型机在原地—旧金山州立科技中心B7区的地下实验室—继续运行。当时，现场只有十六名观众。
在我的世界，连小学生都认识这十六个人，关于他们生平事迹的书不计其数，目睹格特雷德引擎首次启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幸。
无数的艺术作品描绘过“格特雷德引擎启动”这一主题，堪称现代社会的《最后的晚餐》，作品中自然少不了那十六张脸，每个人的表情各有不同：怀疑、敬畏、困惑、高兴、嫉妒、愤怒、若有所思、害怕、超然、忧虑、激动、冷漠、苦恼……对了，还有三个人，他们的表情是：该死，我早该料到的……
格特雷德本人希望通过启动引擎的原型机验证他的计算，证明他的理论并非完全受到了误导。这台机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运转，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成功，然而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会发出独特的辐射能，后来这种辐射被称为“τ辐射”，τ是希腊字母，在相对论方程中代表“适当的时间”。
格特雷德引擎神奇的发电功能震惊了全世界，也很快开始为全世界服务，其缺陷也得到了改进—大批量投产的格特雷德引擎不再发出τ辐射，但由于原型机无法关闭，只能让它在旧金山的格特雷德实验室继续运行下去，从理论上讲，它永远都不会停转。这间实验室已经成为地球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大家怀揣敬意、抱着怀旧的心情拥向那里，而将这间实验室改为博物馆也是格特雷德最后的遗愿。
父亲打算把格特雷德引擎的原型机发出的τ辐射作为时空旅行的追踪标记。辐射散出的粒子就像面包屑一样，每一块“面包屑”只有原子大小，它们在宇宙中留下的细长轨迹就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纽带，而且τ辐射还在历史上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时间锚点—1965年7月11日，星期日，下午2:03:48，正是莱昂内尔启动机器，拉开未来序幕的那一刻。这意味着，利用锚点，他可以把一个人送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1965年7月11日下午2:03:48。同时，利用辐射的面包屑轨迹，还能把这个人送到那个特定的地点—莱昂内尔·格特雷德的实验室，时间刚好赶在莱昂内尔永远改变世界之前。
想出这个办法之后，父亲可以说是确定了“时间旅行”这幅巨大拼图的每一块细小碎片的位置，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把一个有意识的人类送到过去之后，如何防止这个人以任何有形的方式改变过去，从而改变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时间旅行机器中，父亲设置了多重安全保障，但我唯一关心的是他发明的那个“分解球”，因为正是这玩意儿把我和佩内洛普·韦施勒拆散的。6
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在艺术与娱乐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起初，我们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多元化，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发明了那台机器之后，到了70年代，技术与社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种从来不曾出现的、持续五十年之久的流行文化也应运而生—在这五十年里，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的创作与你的世界的类似作品相比，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错位感，要么内容相似、结构完全不同，要么同样的一段台词，却从另外一位角色口中说出，要么是相同的情节出现在了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抑或是相同的旋律伴随着不同的歌词。
1965年7月11日是历史朝两个方向发展的分水岭，但那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幸运的是，莱昂内尔·格特雷德最喜欢的小说—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猫的摇篮》—1963年就发表了。
我所在的那个世界，冯内古特的作品也和你们这里的不一样。在你们这里，除了作家的机智与洞察力，你还能从冯内古特的作品中看出，他认为小说家对世界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尽管他不得不写作，但他不相信可以通过写作改变世界。
由于《猫的摇篮》对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影响至深，在我的世界，冯内古特被视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这对于冯内古特本人而言很可能是个令他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对他的创作却并非好事，因为他的作品说教意味越来越浓了。
我就不在这里为你概括《猫的摇篮》的主要内容了，那本书的篇幅不长，而且写得比我这本书好得多，你不妨亲自读一下。这本书拥有我最喜欢的人或者艺术具有的三种特质：不耐烦、调皮和睿智，而这些恰恰又是上文提到的那十六个见证人中的最后三位在引擎启动现场露出的表情。《猫的摇篮》讲了许多事，但核心情节是水的同位素—“冰-九”的发明，这种物质可以冻结与它接触的所有东西，发明者对它失去了控制，结果杀死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读过《猫的摇篮》以后，莱昂内尔·格特雷德悟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并称其为“事故”—发明一种新技术的同时，你也会发明与这种技术相关的事故。
人类发明汽车的同时“发明”了车祸，发明飞机的同时“发明”了空难，发明核电站的同时“发明”了核泄漏，发明“冰-九”之后，也会无意中将整个地球冻成冰块。
发明格特雷德引擎的过程中，莱昂内尔·格特雷德深知，在搞清楚这台机器究竟能够引发哪些事故，以及找到防范事故的方法之前，绝对不能开启它。
在格特雷德博物馆里，我最喜欢的展品是那个实景模拟—“如果格特雷德引擎发生故障，可能出现哪些后果”。最坏的情况是：引擎吸收了过多的能量，摄入核心过载引起的爆炸熔化了旧金山，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冒着烟的火山口；太平洋遭到τ辐射污染，一万英里半径内的耕地化为焦土，在北美制造出一片几十年无人居住的隔离区。带孩子参观博物馆的家长偶尔会向工作人员抱怨这个实景模拟中噩梦般的画面少儿不宜，而且格特雷德的实验毕竟没有失败，为什么要用虚构出来的全球灾难抹黑他为全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呢？结果，实景模拟被馆方挪到了展厅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让连续几代的青少年在黑暗中观看世界在不断循环的爆炸中一遍又一遍地分崩离析。
我并非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库尔特·冯内古特或者父亲那样的天才，但我也有自己的观点：“事故”理论不仅适用于技术，也适用于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让你卷入与其相关的事故，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借此建立的。
这让我重新审视我与佩内洛普·韦施勒的关系以及我们两人卷入的事故。是的，不只有她自己。7
佩内洛普·韦施勒本应成为一名宇航员，在严格的评估中，她展现了优异的心理素质、身体条件和坚定不移的野心。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一心成为宇航员，不作他想。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她都坚持不懈地训练。她的目标可不仅仅是登上月球那么简单，人人都能登月，完成历时三十天的月球轨道巡航，而佩内洛普志在挑战太空探索的边界，向深层空间进发。
除了学习、训练和不断地测试之外，为了使未来的宇航员适应长期的太空生活，招募机构还希望候选人能从小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在他们身边长大，因为这样在执行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任务时，他们会关照其他同事。这样的安排看似考虑到了人的社交属性，本质却是反社会的，因为他们希望你具备同情和关心他人的品质，却不希望你真正想念任何人，这样你就不会频繁请假回家，在历时六年的任务中一连休上六个月的探亲假。因此，选拔侧重于一系列的心理指标考量，自信、习惯独处、父母从未离异的申请者是最佳候选人，而愤世嫉俗的孤僻人士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中学时代的佩内洛普就为人友善，但她的生活很有目的性，不会受人际关系的羁绊，所以没有谁能妨碍她离开地球。
她也是个极为优秀的狠角色，在全部测试中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天生的领导者，势必成为太空探索的先锋。她将亲眼看见木星风暴，在土星环上冲浪。为了实现这一切，哪怕没有亲密的朋友、浪漫的关系或者忠实的宠物也是值得的。
在佩内洛普第一次进入太空之前，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发射圆满成功，佩内洛普的操作如教科书般精确，为后来的预备宇航员做出了榜样。她整装待发，准备充分，无可挑剔。
但是，穿过地球大气最顶层的时候，她的头脑突然变得一片空白。
一小部分人进入外太空的时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人们推测，这与真空环境下的压力变化影响到大脑神经元有关，但尚未得出定论，可佩内洛普竟然是这一小部分人中的一个！不知怎的，多年来的严格筛选并不曾发现她的这个缺陷。方才她还在驾轻就熟地指挥发射，引导运载火箭穿过大气层，心脏怦怦直跳，欣喜若狂地注视着广阔的外太空，享受着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刻，然后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训练中养成的本能促使她保持冷静，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昏迷中醒来后，发觉自己坐在太空船里，身后是逐渐远去的地球，结果被潮水般袭来的恐慌击垮。可她确实什么都不记得了。摆弄了许多年的仪表板在她眼中变得十分陌生，闪闪发光的按钮上印着的各种神秘的首字母缩写看上去就像难解的天书。她凝视着舷窗外的点点星光，空旷的宇宙仿佛一块漆黑的帆布。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想起八岁时的事情，但白色的星团像极了松鼠在她祖父母家后院雪松树上跳来跳去时扬起的花粉云。就在这时，她听到耳机里传来焦急的人声。“对不起，”她说，“可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一直羡慕佩内洛普取得的出色成绩的副驾驶员接过了飞船的控制权，虽然与她一样训练有素，但他们必须终止任务，解除佩内洛普的队长职务，避免出现任何闪失，因为她的异常行为威胁到了每一个人。就这样，佩内洛普—精英宇航员中的精英，竟然成了威胁。
船员将她请出驾驶舱，捆绑在乘客席，返回地球。她望着飞船下方那颗云雾缭绕、旋转不息的蓝色星球，泪水涌出了眼眶。这是她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象，而且永远不会再见到，虽然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一点。
回到地球之后，她的神志恢复了正常，也知道自己的宇航员生涯画上了句号。原本打算在太空生活几十年的她，甚至没有资格乘坐向公众开放的每周日下午升空的电离层观光飞船，她的大脑虽能让她成为优秀的预备宇航员，却也可以阻止她进入真正的太空。
换作别人很可能一蹶不振，但佩内洛普并非常人。几个月后她就摆脱了令人沮丧的抑郁症（因为担心神经受损，她拒绝任何药物干预），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
既然做不成宇航员，她决心成为一名时间旅行者。8
我所居住的公寓楼一共有二百七十层，我家在第一百八十四层，网格般的走道将这座大厦与其他七座塔楼连在一起，这座八角形建筑群的底部是个交通枢纽站。因为这片楼群和父母居住的公寓楼是同一财团旗下的物业，所以父亲拜托财团里的熟人为我选了一套视野绝佳的公寓，可以看到安大略湖和尼亚加拉生态保护区，而同一楼群其他单元的公寓窗户则正对着多伦多最稠密的建筑群，完全没有风景可以欣赏。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如果我站在窗边极目远眺，甚至能够望见矗立在地平线上的布法罗市中心那些高楼大厦反射的日光。
许多人都驾驶自己的悬浮车上班，然而一旦出现交通堵塞，那铺天盖地的悬浮车—有时能堵到二十层楼那么高—简直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以我并不喜欢这种看上去很酷的三维交通工具。
我更愿意搭乘遍布全城的运输胶囊，它的外观像金属材质的蛤蜊壳，内部有舒适的软椅，乘客面前是屏幕和扬声器组成的娱乐终端。虽然必须严格按照市政规划的交通线路行驶，但每一只胶囊上都安装有可伸缩的悬停发动机，可以短距离离网行驶。
这一天，我上班迟到了十二分钟。迟到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因为我的老板几乎对我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看不惯，妄图用繁重的工作来榨干我的精力，防止我“胡作非为”。这位可怕的老板正是我的父亲。
办公楼外面的牌子上写着“时间旅行研究所”几个大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很俗，可由于父亲手下的全体员工都很敬重他，而我是唯一的异类，所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在来上班的时候对着那块愚蠢的牌子翻白眼儿，因为他们一直忙着朝我翻白眼儿。
有件事我应该讲清楚—尽管在研究所工作，但是我并没有变聪明。在我们的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在研究所、实验室之类的地方上班。
技术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杂货店、加油站、快餐店乃至路边的垃圾桶早已消失，修车也并不使用车库里拿出来的工具，过去以手工和体力劳作为主的行业已经全面实现了自动化和机械化。而且，向这些行业提供技术与维护的国际大企业仍在不断改进他们的服务，假如你家的有机垃圾处理模块出了故障，无须打电话给维修工人（假如还有维修工人的话），因为每座居民楼都配备了专门的无人机负责维修。至于裁缝、看门人和园丁之类的职业，早就像煤油灯之类的古老工具那样被现代生活淘汰。
书店和咖啡馆这样的地方依然存在，但它们是专门为怀旧者设置的。你也可以走进一家实体餐馆，请厨师以手工的方式为你准备食物，可招待你的“服务员”却是演员扮演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迎合你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本人也成了表演者。
消除了物质需求之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几乎完全转向了娱乐行业—娱乐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和驱动力。大多数人供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都在设计与制造新奇酷炫的娱乐产品，这是物质匮乏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为娱乐付费，娱乐的内容和形式越新颖、越有趣、越狂野，价格越昂贵。
如果你是个有志于破解难以破解的代码、攻克看似无法攻克的谜题的科学家，也许只能向一些长期资金不足的政府部门申请资助。但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研究和新颖、有趣、狂野的娱乐扯上关系，你将获得巨量资本的全力支持，钱对你而言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父亲被普遍认为是顶级天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声誉全部押在了“时间旅行”这个充满了无尽的娱乐潜力的领域。
不过，单凭“时间旅行”这四个字是无法吸引到太多投资的，关键在于挖掘和强调“旅行”的娱乐特色，尽量使其向旅游业靠拢，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顾客排队预订时间旅行的门票，期待亲眼见到地球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从而使你的钱包鼓起来，时间旅行者的群体也随之壮大。9
我父亲的首次时间旅行实验安排在2016年7月11日，他计划在那一天将格特雷德引擎本身作为时空锚点，根据τ辐射留下的粒子轨迹，把第一位志愿者送回到格特雷德引擎原型机启动的那一时刻。
2015年是格特雷德引擎原型机启动五十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盛事—地球上的每个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规模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传统节日。血压集体飙升的丹麦人民激动地提醒全世界，虽然格特雷德引擎诞生于美国，但它的发明者莱昂内尔·格特雷德出生于丹麦。当然，最盛大的庆祝仪式还是在格特雷德博物馆举行的，博物馆建在旧金山州立科技中心的原址上，外观像一只巨大的水晶涡轮，折射日月之光，既华丽又充满未来气息，“涡轮”里包裹的则是原科技中心单调乏味的水泥墙和凸肚窗。
2015年7月11日上午，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身后便是壮观的水晶涡轮，维克托·巴伦站在格特雷德博物馆门前的讲台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将进行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时间旅行实验，实验时间定在一年之后—2016年7月11日上午10点整。维克托话音刚落，讲台上的一只巨大座钟就开始倒计时，显示距离实验开始还有366天，8 784小时，527 040分钟，31 622 400秒。这次实验将成为继格特雷德引擎启动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实践，其成果一经政府批准认可，马上就可以将时间旅行技术商业化，应用于公共领域，由取得许可证的科学机构向公众提供安全的时间旅行服务。父亲的宣告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他向大家承诺，他的时间机器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成功的科技产品。
就这样，维克托·巴伦成了格特雷德引擎启动五十周年纪念日当天的明星。
仪式结束后，那只座钟被运到多伦多的时间旅行研究所，继续履行倒计时职责，仿佛钟表上的数字跑完之后，父亲就会立刻跻身科学巨人行列，他能否成为伟人似乎成了个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
顺便说一句，这个所谓的五十周年庆祝与科学没有半点儿关系，不过是各界人士上台展示和自我标榜的绝佳机会而已，根本目的是获取知名度和拉投资。父亲就以“时间旅行是高端娱乐”为噱头傍上了财力雄厚的金主。
尽管如此，他也必须证明人类可以安全地进行时间旅行，这样才能为实验后的商业化项目招揽到顾客。
出于安全考虑，时间机器的原型机为时间旅行设定了唯一的时空目的地：1965年7月11日，莱昂内尔·格特雷德位于加州旧金山的地下实验室。因为τ辐射的轨迹全部指向那里，这样应该能够避免计算差错，以防把时间旅行者送到错误的时代。原型机就像一台悬挂在两座高山之间的缆车，乘坐者只有两个地方可去—钢索的这一头或者那一头，而不能随意去到你想去的时间和地点。一旦实验成功，2016年和1965年的时空相对位置就会被标注在时空地图上，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依据。但在实验启动之前，这一切仍然是未经测试的理论，而且测试的代价十分高昂，所以时间旅行者需要提前做好所有准备。
参加实验的志愿者是六人组成的团队，显然是最适合执行这种任务的理想人数。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六个人的集体既可以给大家带来安全感，又便于个人之间建立亲密友谊。团队中的每个人都经过了艰苦的生存训练，还接受了历史文化方面的充分培训，所以，就算他们没有被时间机器送到五十年前，而是回到了五个世纪甚至五千年之前，也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
父亲还准备了一个紧急中止方案：遇到威胁时，可以将志愿者强行送回现在。但无论情况如何紧急，志愿者们都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能回到现在。当然，假如遇到灾难性的系统故障，程序会自动将志愿者送回，哪怕全体成员丧生，系统也会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同时销毁他们在时间旅行目的地留下的痕迹，以免对历史造成后果未知的影响。
显然，对于实验而言，把无生命的研究对象或者经过训练的动物送回过去是更科学的做法，也更谨慎。然而这样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父亲希望搞个大新闻，比起把机器人或者小兔子送到过去，直接派出由活人组成的队伍，再安全地把他们带回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其次，事关时空传送，实验几乎不允许出现任何误差，需要头脑灵活、懂得随机应变的志愿者，这样，即便出现了预料之外的事件，也不会发生志愿者无意中改动了时间线的惨剧，否则就糟糕透了。
尽管如此，一切都有可能出错，只有意志绝对坚定、抗压能力超强、能够在无法预测的险境中生存的人才能顺利进行时间旅行，所以这六名志愿者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
正因如此，我才觉得自己成为六人小组中的一员这件事是极为荒谬的。10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母亲，丽贝卡·巴伦，她死于四个月前一场奇怪的事故。
没错，尽管在我的世界有许多技术奇迹，但人们也会莫名其妙地死掉，而且也有不干人事的浑蛋，比如我父亲，但在这里我主要想谈谈我的母亲。
与许多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一样，除了思考之类的脑力劳动，父亲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务都需要别人代劳。当然，其中大部分在我们的世界已经自动化，无须人工完成，但母亲喜欢凡事亲力亲为，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程度，仿佛如果她没有亲手为我父亲叠衣服、打扫书房、准备食物，他就无法解决时间旅行的谜题似的。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的想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她突然去世后，父亲虽然解决了时间旅行这一谜题，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一切都变成了灾难。
我的父母相识于多伦多大学，我的祖父母在父亲九岁时从维也纳移民到了多伦多，他讲英文一直带有奥地利口音。母亲来自英国利兹，通过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进入多伦多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像许多英国人一样，她始终或多或少地抱有一定的等级观念。
在我父亲读物理学硕士时，母亲经常在校园里见到他，发现他脚上的袜子总是不成对。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时尚还是因为我父亲脑子里需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连穿袜子时都心不在焉。终于有一天，她走到父亲面前，递给他一盒礼物—盒子里装着一百双一模一样的袜子。虽然父亲那时根本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但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并且马上扮演起了各自的终身角色—父亲是灯塔，母亲则是灯塔看守，负责维护灯塔，保持它的干净整洁。
对父亲而言，妻子更像是他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则更像我的姐妹。声名鹊起的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也剥夺了母亲获得知心朋友的机会，无法将自己真诚脆弱的一面展露出来，因为她需要扮演助产士—为父亲孕育的天才想法接生，而且不能向任何人承认她感到空虚、孤独和恐惧。
幸好这个“任何人”不包括我，母亲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是她的知己、心理治疗师和倾诉对象。父亲的工作是改变世界，我母亲的工作是为他搭建一个温暖、柔软的窝巢，我的工作是听我母亲喋喋不休地讲话，这样她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不会精神崩溃，从而避免影响到父亲的情绪乃至他对宇宙规律的思考。
母亲能够从书籍中找到安慰，但她喜欢读白纸黑字的纸质书，而不是大多数人使用的那种让你仿佛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电子阅读器。纸质书在我们的世界早已绝迹，所以母亲的读物都是上个时代的印刷品，遇见父亲之前，她的梦想是从事和书有关的工作，比如教师、编辑甚至作家。
需要澄清的是，父亲并没有主动要求母亲做什么，因为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尘世俗务的存在，而且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可以主动为他处理生活琐事的配偶。每当他脚冷的时候，总能在抽屉里找到我母亲给他准备的干净袜子，在他的印象中，家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自动变得井井有条的。
然后，四个月前的一天，母亲正在他俩的公寓外面的草坪上喝咖啡、读小说的时候，一辆导航系统发生故障的悬浮车失去控制，撞了过来，她的半个身体被悬浮车抹平，在草坪上留下一道掺杂着碎骨和皮肉的血痕。一切都结束了。
人死掉之后，身体会变得冷冰冰的，而且纹丝不动，这是常识。然而，如果这具尸体是你的母亲，哪怕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也会令你震惊，眼睁睁看着医护人员关掉生命维持系统时，你会觉得头脑发昏、天旋地转。亲吻她的额头时感到的冰冷和僵硬会让你下意识地向后退缩，那种冰冷和静止的感觉让你仿佛被开水烫伤，让你平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死亡是一种生物状态，是有机体效能的终止。除非曾经碰触过尸体，否则你无法理解为什么眼前这个皮肉松弛、内脏错位的无生命体有张和你母亲一样的脸。你忍不住想要呕吐，并且因此感到内疚和悲哀，悔恨地想起每次你对她不耐烦地翻白眼儿、拒绝她的合理要求、在她对你讲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时心不在焉，你会忘记你曾经为她做过的任何周到贴心的事，尽管理智地讲，你知道自己应该做过。你唯一能回忆起来的便是自己在她面前是多么幼稚、小气和虚伪，她是你的母亲，她以任何人不曾也不会采取的方式爱过你，现在她走了。
我出生时，母亲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柠檬树，每年我过生日，她都会按照她祖母的食谱做柠檬挞，那棵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了，与我同龄，已经粗壮到能够挡住悬浮车、不让它撞进父亲书房的落地窗。当时他像往常一样在书房里思考关于宇宙的深奥问题，茫然地咀嚼着一块烤奶酪三明治，三明治是母亲煮咖啡的时候为他准备的。她忙里偷闲，打算到草坪上晒晒太阳、喝杯咖啡，读几页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然后再继续像过去的三十多年一样，为父亲处理各种日常杂务。只不过这一次，她的计划没有实现。
如果没有那棵树，我父亲也会死，而我就成了孤儿，信不信由你，这反而会是件好事，对每个人而言，这将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对于一棵树而言，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埋在地下。土里的树根和天空中的枝叶同等重要，这个道理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然而，此后我花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了成年之后—才意识到，人和树在这方面别无二致。11
葬礼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举行，参加者包括父亲的几十名雇员、他们的配偶和百无聊赖的孩子，从英格兰北部赶来的母亲的亲戚、父亲的奥地利亲戚，我们的邻居，我的一些好友和三位前女友。人们聚集在发生事故的草坪上，争相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欣赏和称赞，但你很容易听出来，他们对她并不了解。
真正有发言权的是我本人，然而那天我一个字都说不出。
尽管听到的都是些空洞的溢美之词，但我仍然哭得死去活来。在大家的庄严注视下，父亲把母亲的骨灰撒到她在我出生那天亲手栽种并且救了他一命的柠檬树下。我非常想要尖叫，告诉人们，这个善良而脆弱的女人是为了她的丈夫倒下的，这纪念仪式真是虚伪至极。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整个仪式相当得体，甚至称得上完美。她生命中的最后举动是减缓了悬浮车的冲力，确保那棵柠檬树足以挡住接下来撞向父亲的悬浮车，连死的时候都在为我父亲服务。
仪式结束后，我和一位前女友跑到小时候的卧室里睡了一觉。
后来我又陆续和另外两位来参加葬礼的前女友，还有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之一睡过觉，但我没法和这位好友谈恋爱，因为她实在太酷了，成为她的男朋友极有可能让她失望，搞砸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可不想冒这个险。
我并没有吹嘘，这些都是事实，我的意思是，对此我可以更加保密的，但我希望在保密的前提下指出她们的名字，我认为这是出于尊重，或者说，我觉得假如不提她们的名字会显得有些猥琐。
我与这四位女士上床的经过大同小异：首先，对方表示想和我私下谈谈，“只是谈话而已”，她们会说。我隐隐觉得，我在交谈中流露出的悲伤无助深深打动了她们，甚至让她们相当激动，觉得成了我唯一的倾诉对象，似乎只有她们才能给我真正的安慰，救我于水火之中，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有拿自己的悲伤换取肉体安慰之嫌，但我太过迟钝，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要么是我的眼泪让她们感到“兴奋”，要么她们认为这是她们力所能及、可以为我做的事情，纯属举手之劳。对此我应该表示感激，因为上床的确对我有帮助，我感到又活了过来，老实说，在这种悲伤的时刻，我只能想到通过它来逃避现实，修复我那颗破碎的心。即便那四位女士拒绝和我做爱，我也会想出别的替代方法。总而言之，是她们出奇一致的良善意愿和我本人想象力的缺乏（想不出更好的自我安慰之道）导致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的互动方式。
深夜和她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讲述我是怎样坐在母亲的床边，熬过从发生事故到医生正式宣布死亡的那段时间。当时的她腰部以下的身体已经被悬浮车碾平，生命维持系统只能勉强维持腰部以上那部分身体的新陈代谢。我听到她嘴里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仿佛她大脑中的数万亿神经元用尽了最后一点儿能量，以让她最后的想法传递到旁听者—无论他们是谁—的耳中：“他迷路了，亲爱的，你必须帮他回到正轨。”她一遍又一遍地说。
讲到这里，我会哭着告诉那四位女士：我母亲说得对，我迷失了，但我不觉得别人能帮到我。因为我知道这时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地一笑置之或者恶声恶气地不予承认，痛哭流涕地示弱更能引起三位前女友的共鸣。我和她们分手的原因正是我无论对待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们已经受够了我的不着调，意识到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改观。但我的那位高中好友除外，因为十分了解我，所以她根本不会和我开始什么恋情，所以无须等到受够了我的不着调、意识到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改观的时候再后悔不迭地与我分手。
因此，在四位倾听者面前，我只能抹眼泪。她们会抱着我，四目相对时，我会亲吻她们。“等等，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们会说。“可我只有这个主意。”我会说。
然后她们就开始回吻我，我们脱下各自的衣服。如前所述，我的世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技术奇迹，但没有一样技术能够比得上我跟她们做爱的那四个晚上。
我怀疑她们也有同感，因为我露出了可怜相。怜悯是最古怪的春药，甚至俘虏了我的高中好友，她竟然坚定地向我表示，对于和我上床这件事，她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缓解我的痛苦。在她看来，我显然处于困境之中，现在就去考虑更多的事是不明智的，但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正常，我说我也这样希望。从这件事过去之后到现在，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而且其他朋友也在场，他们极力想要表现得像过去一样，但我能看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我，如何假装我的母亲没有去世，尽管他们都来参加过葬礼。然而我的这位好友是个例外，她比平时还要冷静，听到我讲不好笑的笑话，她会露出悲伤的微笑，似乎觉得这样就能让我好受一些。
虽然我们可以到月球上度假、乘坐瞬间传送设备到商场购物、观看名人的孩子在子宫里的孕育过程、在塑料容器里培植人体器官—在你眼中这些都是科幻小说里的奇谈怪论，对我来说它们却真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搞懂了一切难题、摆脱了所有困境。我们也只是人类，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类，面对生命的逝去不知所措的脆弱生物，所以朋友们讲的笑话、在我面前流露出的尴尬窘迫以及和前任们的肌肤之亲只能让我放松几个小时，而且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能照常和我做朋友，不清楚自己是否错失了与某位前任复合的机会，不知道那些留在我回忆之中的悲伤的夜晚，能否化为幸福而美好的未来。
好吧，我的那位高中好友的名字是杰伊莎·克莱因，她风趣聪明，喜欢恶作剧，但心地很善良。我的三位前女友分别是赫斯特·李、梅甘·斯特劳德和塔比莎·里斯，和杰伊莎一样，她们也是风趣、聪明、调皮、善良的姑娘。现在我提到她们的名字也没有关系，反正她们已经不存在了。12
对于母亲不断重复的那句“他迷路了，亲爱的，你必须帮他回到正轨”，父亲的解读是，他需要给我一份工作，以此拯救我这只迷途的羔羊。
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那棵救过他的命的柠檬树就在窗外。虽然枝头挂满肥嫩的果实，可它们再也无法成为生日柠檬挞的原料，而且我的父亲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出于悲伤，我本人也自动忽略了这个日子。父亲做过无数次以“未来”为主题的公共演讲，但只有这一次与我有关。他想要表达的大意是，他年轻时，祖父曾经让他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他也打算让我这么做，哪怕我始终漫无目的地在人生的荒野中徘徊，走过许多弯路，有过许多毫无意义的努力，但他相信我会在摸索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可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二年，父亲认为他先前的判断并不正确，毕竟我的祖父也只是个药剂师，并非什么发明家，而作为天才的孩子，我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管教。
总而言之，父亲是个天才，可我不是，我令他失望了，他却没有让他父亲失望，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你是天才，可你儿子不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我也不需要他来告诉我“你让我失望了”，可他还是告诉了我。
有趣的是，我们两个都没想到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母亲所说的那个“迷路的人”或许根本不是我。“他迷路了，亲爱的，你必须帮他回到正轨。”这是她的原话，我们先入为主地觉得，这个“迷路”的“他”是我，“亲爱的”自然指的是父亲。虽然最后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守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感受到她像纸一样苍白干瘪的皮肤，试着不去想她肋骨以下的另一半身体去了哪里，也许她现在的模样只是魔术师搞出来的看上去冷酷的障眼法。但对于她口中“迷路的人”，我还是自动地联想到了自己，更何况我才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每一位参加时空旅行实验的志愿者都有替补—正式称谓是“应急助理”—替补和志愿者一起训练，学习他们学习的所有课程，随时准备在意外情况下代替志愿者完成他们因故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当父亲指定我成为佩内洛普·韦施勒的替补时，我感觉他似乎对我很有信心，竟然让我和他手下最优秀的时空旅行者一起受训。
然而我的感觉完全错了，我之所以成为佩内洛普·韦施勒的替补，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父亲认为，如果我和一个如此出色的人一起工作，或许会耳濡目染地学到她的优点；第二，父亲务实地意识到，在所有志愿者之中，佩内洛普是目前为止最不需要替补的队员，她是最合适也最可靠的实验候选人。
私下里，出于某种幸灾乐祸的幼稚心理，我也在偷偷地嘲笑父亲，因为他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也会看错佩内洛普。
不过，他并没有看错我，反而对我了如指掌。
我这个无能的废柴就是这样在偶然之间，得到了参加地球上最重要的科学实验的机会。
你不妨认为这是因为我父亲尊重我母亲的遗愿，不过我却觉得，这全都是因为我的母亲“以死相逼”，我父亲才开始重视她的话。13
死亡十分狡猾，它的阴影会在不知不觉间袭上我们的心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学会适应死亡在你生命中造成的空缺。它就像一个黑洞，你之所以知道它的位置，是因为那里面一点儿光都透不出来。而且我发现，你无法靠睡眠缓解它所带来的疲惫，如果我此前能够考虑清楚它给我的影响的话，我就绝对不会接受我父亲提供的工作。
母亲的事经常逼得我快要发疯，但无论我多么歇斯底里，她也不会回来。她生了我，给了我半个身体，早在我开始拥有自我认知之前，她就在塑造着我的意识。虽然她也是个有缺点的普通人，但无论天有多冷，她总能为我提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可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小时候，你会用最简单的形容词描述你的父母，等你长大一点儿，你会加上更多的形容词，并且注意到有些词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他很高”“他又高又壮”“他高大、壮实、聪明”“他高大、壮实、聪明，但是很忙”“他高大、壮实、聪明，但是很忙，而且非常冷漠，喜欢批评我”“她让我安心”“她让我安心，还很善良”“她让我安心，还很善良，关心我”“她让我安心，还很善良，关心我，但她总是心情不好”“她让我安心，还很善良，关心我，但她总是心情不好，而且孤独、脆弱”。当你成年后，成人意识像宇宙星云的紫外线照片一样取代你那些幼稚而模糊的观念之后，你才能把自己和周围的人看得更清楚。
在我们这个犯罪率微乎其微的世界中，警察还兼有保险精算师的职责—政府让他们负责评估各种损失、确定责任和补偿金额。我母亲出事几小时内，赶来的警察就分析了事故的前因后果，找出了悬浮车的系统故障所在，将补偿金转给了我们这些受害者家人，把用于诊断故障的补丁程序发送到了所有相连的导航系统之中。相关公司也向我们发出了道歉信，并且拆毁了导致系统故障的组装机器人，将其熔解为可回收的废料。
安排好葬礼、处理完相应的法律事务后，父亲在一周内就恢复了工作，毕竟他要赶进度—沉浸在哀悼的情绪中可能会让他的日子更难熬，也可能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2016年7月11日是个板上钉钉的日期，不容更改。连妻子的去世都不能阻止他创造历史，就算觉察到他的状态有些不对劲，人微言轻的我也丝毫无法撼动他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14
前面提到过，我被指派为佩内洛普的替补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父亲的大发善心以及他务实的行事原则，而且我觉得我母亲的遗愿可以算作第三个原因。
或许还存在第四个原因：佩内洛普和我在基因方面的匹配程度非常符合“分解球”的要求。“分解球”是一台机器，可以把你的身体分解、激发为非物质形态的分子能量场，允许你从物体中穿过，或者让物体穿过你的身体。所以，在时间机器把你送到过去时，无论你和尺寸多大的物体相撞，或者卡在物体里面（抑或是物体被卡在你的身体里面），都不会受伤。时间旅行者回到过去之后，会继续以非物质形态存在，无法触碰任何物体，也无法被别的物体触碰。
非物质形态最多可以维持十四分钟，超时之后，你的身体会变成散落开来的分子。换言之，你已经死了。从你身体分解的那一刻开始，你只有十四分钟的时间回到分解球进行分子重组，否则就永远回不来了。
因为这十四分钟的窗口期极为短暂，六名队员必须拥有各自的分解球，这样才能做到在进入时间机器之前同时被分解球激发为非物质形态。这种分子水平的仪器需要经过极端复杂的校准才能满足精确度的要求，而且非常昂贵。
有助于校准和降低成本的做法是：让两名基因吻合度高的参与者进入同一个分解球。因为如果两名参与者的基因严重不匹配，重新校准会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因此，在父亲的这项发明投入市场之前，他必须先研究出更有效的方式，但在目前的实验阶段，他还不需要操心这个问题。
佩内洛普·韦施勒的基因恰好与我高度匹配，甚至满足细胞捐献的条件—假如你存放在医院里的胚胎干细胞冷冻失败，你又患上某种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疾病，就需要细胞捐献，细胞捐献还可以帮助某些类型的不孕不育者。我和佩内洛普的染色体能够像拉链那样自然地啮合在一起，当作为替补的我需要使用分解球的时候，技术人员可以快速方便地重新校准佩内洛普使用过的分解球。
他们告诉我，在所有的替补队员中，我的二次校准要求是最低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唯一的优势，但这项优势应该派不上用场，因为我只是个陪练，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淘汰出局。15
将人体分解、激发为非物质形态是个怪异的过程，你必须把衣服全部脱掉，穿上特殊的紧身衣—这种衣服是人的皮肤制作的。幸运的是，不是别人的皮肤，而是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来的你自己的皮肤，好吧，我承认这样也很恶心。因为分解球会为你的基因序列编码，确保重组过程中你的身体分子能够重新联结，所以在进行时间旅行时必须穿着人皮套装，否则只能裸体。
所以，你穿着由你自己皮肤制作的紧身衣，为了看起来酷一点儿，这套衣服还染成了蓝黑色。你还得穿上人皮靴子，戴上人皮手套以及人皮帽子来保护头部，防止在你恢复为物质形态时，意外散开的头发钻进你的大脑。整套行头很像你玩雪橇车时的装备。
人体大约由70亿个原子组成，时间机器需要把这么多的原子拆开、输送到过去，然后一丝不苟地重新组装起来，然而相比非生物体，生物体有一个主要的优势：它们的原子不是离散的粒子，这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个原子在人体的37万亿个细胞中旋转，每个细胞都有各自的构造，与石头、金属和塑料不同，人体是由37 000 000 000 000个独特的构件组成的。
所以必须使用量子计算机来读取这些构造的布局。
如果你是我父亲，你会发现，如果要把一个人送到过去，那么这个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最好是由与此人相同的基因物质制成的，所以你必须委托顶尖的生物工程团队运用像等离子体技术这样的“黑魔法”，定制个人化的有机体电脑芯片，植入每套人皮衣。衣服上有神经纤维制成的导线，用于连接中央操控节点和十几个协调点—具有简单电脉冲功能的脑细胞集群，这些细胞都是用你的基因培养出来的。
没错，你就是穿着这种配备神经纤维导线和有机电脑芯片的人皮套装回到过去的，制造这样的有机电脑系统只有一个目的—把你安全而完整地从现在送到过去。
所谓的分解球是一个珠光白色的低压供电球体，上面有一扇密封舱门。进去之后，你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汗毛孔张大，口干舌燥，喉咙几乎冒烟，骨头仿佛变轻，血液似乎在血管中沸腾，眼球凸出，好像没有被视神经拴住，随时都能像氢气球那样飘浮到半空。
被分解球激发后，你会变得像鬼魂一样，人们还可以看到你，你的身体能够轻松地穿过各种物体，虽然无法说话—非物质形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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