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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星增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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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铸剑：我的办学心路与感悟试读：

序言 民办学校需要这样的掌舵人

周星增先生是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上海建桥学院创办人、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也是全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会长。我第一次见他是在2008年教师节前夕，当时他邀请我到学校作学术报告。今年6月，全国民办教育协会工作会议在建桥学院召开，我与他有了深谈的机会。这次会面，适逢他的书作《十年铸剑——我的办学心路与感悟》即将出版，他请我为之作序。

我和周星增接触的次数并不多，时间虽短，但他的大气、豁达、和善、睿智、幽默，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使我相信，上海建桥学院短短十年能办成一所在上海乃至全国享有一定知誉度的民办本科院校，其成功之道，除了时代机遇和政策环境因素之外，还在于这个学校有周星增董事长这么一位远见卓识的掌舵人。

根据我的了解，周星增办学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一、以教育为人生追求

大学教师出身的周星增，下海经商后难释教育情怀，他说：“商界朋友叫我老板、董事长、老总、会长，其实内心最喜欢听的还是叫我一声‘周老师’，因为称一个人为老师，那是对他的最高赞誉。”他又说：“我的一生有两大愿望：办一所全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所全国一流的养老院。”建桥学院办起来后，曾经有人想用两个五星级酒店来换，但他说：“建桥学院倾注我太多的心血、太多的感情，是我一生的理想、一生的事业，你就是用多少个五星级酒店我也不换。”当他在机场、酒店和各种不同场合遇到建桥毕业生时，看到他们有了好的工作、好的人生，生活很幸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自己几年前到上海办大学是一生中最正确、最幸福的决定。

二、始终坚持教育的公益性

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视察建桥学院时，曾问周星增：“办学有回报吗？”他回答说：“直接经济回报几乎没有，但精神上的回报却很多很多，办学使我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认为，“人生追求成功，而成功的‘功’，应该是功德的‘功’，做成有功德的事才叫成功。什么叫功德？就是做利他、利众、利社会、利国家的事。投资教育意义重大，虽说是民办，但与公办学校一样，同样是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当年他创办建桥学院时，变卖了在温州的所有企业和设备，办学有了积余后，他又把全部积余用于学院的再发展。周星增把钱财看得很淡，他说，“你钞票再多，人的一生，只能用掉最上面的若干张，余下的就应该用于造福社会。”他还有个心愿——“在有生之年，要办100所希望小学，资助1000名贫困女童入学”。他热心捐助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2006年被评为上海“慈善之星”。这就是周星增的功德观和财富观的具体表现。

三、独创具有个性特色的大学精神文化

时下，许多人批评一些大学，价值取向变得功利、心态变得浮躁、目光变得短浅，所以现在一些教育家呼吁重塑校园精神文化。为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不少学校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办学理念和校训，这些校训，雷同较多，一般多是团结、奋进、自强、求实、创新之词，而周星增却另有思路，他提出建桥学院要建三座桥——“为学生建成才之桥，为教师建立业之桥，为社会建服务之桥”，明确以“感恩、回报、爱心、责任”为校训，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懂得感恩、知道回报、拥有爱心、敢负责任”的新青年、好公民。他把校训这八个字，视为做人之道、处世之方。他说，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学习必能努力，工作必能敬业，待人必能亲善。他的那本对话集《热血·厚土》出版后，送给每位教工一本，并整整用几天时间，在每本书的扉页亲笔题词——“以善为本，做个好人”。他希望大家，都能有善心、行善举、做善人。周星增倡导和践行的这一做人、做事的核心理念，既是对中华文明的践行和示范，又具有时代的针对性和创新性。

四、真心实意依靠专家、教授办学

周星增有十年大学教师经历，自然比较熟悉大学教育与管理，但他不亲任校长，而是全心全意依靠杰出的专家、教授办学。他经常说自己很幸运，聘请了黄清云这样一位好校长，还有一个团结、执著、能干、热爱教育事业的领导团队。建桥学院一开始就有一个健全的董事会，其成员构成包括出资方代表、校党政领导和教师代表。在比例上，出资方只占1/3，这就意味着出资方在董事会无掌控权，由此可见举办者在权力和利益上的大气大度。周星增提出，学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全面负责制，这里加了“全面”两字，就是说学校的行政、教育、教学、人事权等全部校务，均由校长全权负责。董事长对校长的信任，使校长有了实权，建桥的校领导班子成员说：“我们很幸运，遇到了这么一位好的董事长。”

五、既重视制度创新，又强调规范办学

民办学校有自身的体制、机制优势，周星增创办建桥学院以来，以“公益性质、民营模式、人本观念、文化管理”为管理理念，强调市场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成本意识、效益意识，但同时又强调按教育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社会需求规律办学。学校专业设置必经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故学校常能先于其他同类院校设置前景看好的专业。学院用人精干、机构精减、一人多岗、讲求效率。建桥创办之初，即成立了教授会，发挥教授对学院重大事项的决策咨询作用，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学院设午餐会制度，规定董事长、校长要定期和教师共进午餐，饭桌上倾听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建桥学院在学生管理上，设校长晚间轮流值班制和班主任、辅导员全员住宿制，学生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不分昼夜都可以找到校领导和自己的辅导员解决，所以家长反映把孩子送到建桥放心。周星增大力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位艺术系的学生设计了一个很有创意的作品，周星增知道了，当即自己出5000元买下这件作品，以示鼓励。

依法办学、规范办学是建桥学院始终如一的理念。历年来，学校遵章守法、管理规范、教学认真、纪律严明，做到了政府放心、家长和学生满意。

六、以人格魅力感召人

周星增小的时候就是“孩子王”，创办学院时，也有一批朋友跟着一起干，学院建成后，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授们等都心甘情愿、一心一意和他一起创业。周星增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原因在于他的处世为人，他把自己和员工的关系视为合作伙伴关系，没有老板架势，从不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遇事总能以平等心态与人商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人对事有宽容胸怀，有时下属工作偶有闪失，他从不求全责备，总是替人着想，“工作没做好，一定碰到困难了”。周星增处事大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看到青年教师住房有困难，就把自己公司开发的住房打折低价卖给教师，以解决教师无房之忧。学校的干部和教职工，无不称赞周星增人好、心好，照顾职工体贴入微，都愿意安心在建桥好好工作。这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释放出的能量。《十年铸剑——我的办学心路与感悟》一书荟集了他近十年有关教育的言论与感悟，包括他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方案。该文集是周星增对自身办学实践的认真总结，也有他对我国民办教育现状与前景的深切思考，字里行间蕴含着他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和办学精神，更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也体现了我对他所概括的“六大特质”，读来很受启发、颇有收益。我欣然为之作序，并竭诚推荐给民办学校的董事长一阅，是因为我赞成他的办教育的思想。

建桥学院的实践再次证明，一所发展好的民办学校，必有一位好的董事长和一位好的校长的密切配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二○一○年七月廿六日

第一部分　理念引领，文化追求

立志建三座“桥”毕生做建“桥”人

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上海建桥学院自1999年10月破土动工，2000年9月开学，一晃已有十年时间。今年是学院建校十周年大庆，校庆目的就是为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凝聚人心。为此，民办高教研究所有关专家建议我，作为建桥学院创办人、出资人、掌门人，对十年办学历程作一个系统梳理。我想，建桥学院自诞生那一天起，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这并不是我周星增有什么特别大的能耐，而是当前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异军突起的民办大学——所寄予的厚望与期待！上海建桥学院的成长历程，也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的一个缩影，她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得益于建桥学院领导班子和全校同仁的共同奋斗，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教育公益性方向，走自立、自强特色发展之路。而我，只是尽心尽力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作为董事长，最根本的责任是要把好办学方向的“舵”，这就是很多领导和媒体一直希望我回答的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用什么思路办学？其实这正是举办者必须明确的办学动机、办学目标、办学理念问题。这些问题，自我萌生办学念头以来，一直在思考、在求索，所以，我也想借此机缘，“逼”自己摆脱一些日常繁杂的事务，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办学心路历程。

母亲说：你真想孝敬我，那就办一所大学吧，让更多的孩子都能上大学

有位教育学家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我深为认同。上海建桥学院创办缘起，还是因为我的母亲。

1962年11月，我出生在浙江温州柳市镇丁桥村的普通农民家庭，排行老三。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社会有数以千万计像我一样普通的农家子弟，忍受着贫穷带来的各种煎熬与磨砺。在逆境中，首先能给予子女直面现实、挑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的，正是无私、博大、坚韧的母爱。

记得有一次，母亲买了五个水蜜桃，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人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吃水蜜桃，那种鲜甜的美味难以形容，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吃完自己的，我就盯着桌上留下的那个水蜜桃，母亲瞪了我一眼，说，“这个留给你爸爸，谁敢偷吃，我打断他的腿！”毕竟那时年纪小，还不懂事，等母亲走开了，我还是忍不住嘴馋，偷偷把那个桃子拿过来，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口，咬去了大半个。我吓坏了，赶紧放回去。怕挨揍，悄悄溜出门，在外头磨蹭到天黑才溜回家。我以为家里人都睡了，谁知母亲还守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等我。见了我，她并没有责骂，只是神情黯淡地说：“……孩子，妈对不起你，等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多买几个给你们吃。”我问她，“妈，你说水蜜桃好吃吗？”她说，“不知道，妈没吃过。”我这才记起，母亲只买了五个桃子，根本就没有她自己的份，这让我对她油然而生一番敬意。

母亲平时为人也是这样。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哪怕家中只剩一把米，她也会分一半接济更加困难的乡邻。有一次，她还把我们兄弟二人赶到小床上睡，腾出大房间收留了三个外地逃荒的乞丐母女住了半年多。

为了帮家里分担生计，我七八岁时就去卖西瓜、茭白、荸荠，捡柴火、枝叶，还学过做砖瓦、干泥水活。凡是能挣钱的活，几乎都做过了。我做生意不行，别人说我心太软，碰到老人、小孩子，总是东西多给点，钱少收点。一来二去，没挣到什么钱。有一年寒假卖水果，只赚了五毛钱。后来，我跟在大人后头，学会了捉黄鳝、捉泥鳅，每天捉五六斤，收入一块多钱，比大人劳动计工分还好，这才没有辍学。我还把这手“绝活”教给了全村小伙伴们。

现在想想，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单凭自己一双手想改变命运，无疑是白日做梦！更可怕的是，贫穷，不仅折磨人的口腹，更会时时啃噬人的心灵。记得我读初二那年除夕夜，母亲把孩子们都叫到跟前，把家中仅有一只苹果削好，切成四瓣，分给我们，说：“妈对不起你们，家里穷，今年过年，你们没有新衣裳，也没有压岁钱了……”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望着母亲憔悴、内疚而又无奈的神情，我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子就热了，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上心头，“咚”的一声跪在母亲膝前，仰脸大声地说，“妈妈，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

这一跪，跪定了我的一生。

这个誓言时时鞭策少年时代的我，刻苦学习，勤奋上进。

1979年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是当地第一个大学生。那天我正在田里插秧，接到江西财大录取通知书，脚也来不及洗，一路狂奔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天大的喜讯。那时，考上大学跟中状元差不多！我甚至狂妄地对母亲说：“以后，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我当定了！”读财经学院，当大队会计，捧上铁饭碗，让全家人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这已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大的梦想！

大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贵州工学院教书。“大学老师”是一个无比神圣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面对学生们渴求真理的心灵，教师如果敷衍了事，那就是误人子弟！为了备好一节课，我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一年后，我获得贵州工学院“首届十大教学成果优秀奖”，破格晋升为讲师。

教书之余，我还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被学生们评为最富学者气质的老师。学生还教我下围棋。不过，我很快打败了“老师”，从此一“迷”不可收拾。直到五六年后，在乐清老家，我被一个名叫杨士海的毛孩子杀得溃不成军，才彻底断了当专业棋手的念头……当时在贵州工学院的生活什么都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囊中羞涩。我们夫妻俩每年省吃俭用，也只够攒下回老家探亲的车票。

1988年，人人都涌到海南淘金，我也打算到朋友的海南建材公司当销售经理。辞职报告都交上去了，同事们欢送我的酒席都吃过了，第二天却收到了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邀请信。原来，温大财会专业社会需求量大，专业教师奇缺，听说贵州工学院有个叫周星增的温州籍老师课上得好，就来信邀请我担纲温大财会专业的创建。国家历来对温州投资少，没有大学。20世纪80年代，率先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温州人，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办大学，承载着富起来的温州人对文化教育的向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体温州人动员起来了，包括海外的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集资办起了温州大学。

家乡需要，义不容辞。我掉头转向，登上了温州大学的讲台。当时温州大学刚创办，一切都在建设中。教室隔壁是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打开折叠床，办公室成了卧室。就这样，又当了五年大学老师，我和同事们把建校之初“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财会专业办成了后来全校招生数最多、师资最强、收入最好的一个专业。1991年，温大考虑提拔我为系负责人，组织上也找我谈过话了，还计划送我到德国深造。很多人以为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就这样走定了，但就在这一年，我的人生抛物线再次发生了改变。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件小事。

学校分给我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但需要交1万多元钱。我们夫妻俩集中了所有积蓄，也就刚够这笔钱。交了房款，装修费用就没着落了。还是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下，七拼八凑，凑齐了1万多元，才把房子装修好。30多岁的大男人，非但不能兑现儿时的誓言——让父母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家人资助。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特别窝囊。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自己又不比他们笨，不比他们懒，为什么不能多挣点钱呢？同时，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在困扰着我：我发现自己的个性爆发力强，敢创新，但耐性不够，大概很难成为一个顶尖学者，如果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这条可预见的未来之路，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毅然辞职下海。先在朋友公司里做销售部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长助理，然后开始自己创办企业。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人家都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秀才经商，也是三年不成。那段时间下海的知识分子挺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做企业的艰辛程度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有一次，温大几个学生来厂子里看我，看见我混在一堆工人群里，皮肤被晒得乌黑，光着膀子在搬东西，满头大汗，很惊讶：“周老师，你怎么做这个！”我笑着回答：“办企业就是这样的呀！”很多知识分子创业不成功，第一关考验就是角色转换，他心里总忘不掉自己过去的风光。这一关，我跨过去了：当老师，就要把书教好；经营企业，就要把生意做好。一个人，如果老想着过去，就不可能往前走。

接下来的路，经历了尝试、探索、攀登，遭遇过挫败、迷途、煎熬，终于收获了喜悦、财富和成功。有了钱，我第一个想回报的就是孝敬父母。可是，我发现，父母总是把钱省下来，捐给温州大学，资助造桥修路，哪户孤寡老人有困难，哪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母亲都要上门送红包，她自己却照样省吃俭用。有一次，母亲步行十几里路到厂区来看看我就走，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预付了车费，送母亲回家。母亲硬是把钱要回来，塞还给我。那天晚上回家，我对母亲说：“我这么辛苦挣钱，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又舍不得用，那我挣钱又为了什么？”母亲说：“妈还是觉得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最自豪。你要是真想孝敬我啊，就办一所大学，让孩子们都能读大学。”

办学使命：为学生建成材之桥，为教师建立业之桥，为社会建服务之桥

母亲的心愿，让致富后迷失方向的我又一次点燃了新的创业激情。是啊，办大学，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多少年轻人仅因几分之差，就失去了深造机会。多培养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不但改变了年轻人的命运，还给家庭送去一份欢声笑语，给社会送去一份希望！

美好心愿变成现实，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经在温州、杭州等地多方考察，但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各种限制，在那里办学有难度。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到了一段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容，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我强烈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了！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选择上海，不仅是因为浙江与上海地域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融，而是上海具有政策、土地、师资等办学的优势条件，民办教育明显较弱，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兼有高校教学、企业经营与浙江资本等多重优势，比单一的教师办学或企业家办学更具优势，也更易找到突破点。

而当我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迎头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带有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没听说谁要办大学。面对怀疑的眼光，我说，“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我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我明白了：争论没有意义，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我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朋友共同创业，一次性向市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周星增是谁？这人胆子不小，不知他到上海办大学是真是假？”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我，听了我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计划的现场汇报频频点头。有位领导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我回答说，“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这所大学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台风过境、风雨肆虐的深夜，我站在窗前，想起了母亲，想起老家门前的小石桥。

温州地貌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村民们背扛肩挑从石桥上来来往往，曾是儿时最熟悉的风景。每天我也是从桥上走过，到河对岸的小学读书。

20世纪70年代初，村里发生了一幕惨剧：端午节那天，当地举行划龙舟大赛，全村人都涌到桥上看热闹。老石桥不堪负重，突然断裂了，桥上的人纷纷落水，打捞不及，死了十几人。桥断了，我只好沿着田间小径走。学校近在眼前，却不能一跃而过，非要弯弯曲曲绕上一大圈才能到达。后来，还是我母亲组织发动村民，出钱出力，修好了这座桥。

平时只享受桥的便利，根本没有意识到桥的存在。一旦失去了，才明白这桥是何等重要！再次踏上这座石桥时，我充满了感恩之情。——每个人，从此岸到彼岸，从现实到理想，其间不知要经过多少艰险周折，当遇到强大的障碍与鸿沟，费尽全力也难以通达时，多么盼望前面出现一座桥啊！桥，是两地之间最近的距离，是迈向成功最快捷的通道。桥，是手与手的相牵，心与心的沟通，承载着梦想，托升起希望。每个人都离不开桥，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桥。跨越自我、成就他人，以服务与奉献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桥，就是最伟大的一种精神！办大学，就像建一座服务学生、服务教师、服务社会的无形之桥！校址坐落康桥工业区、康桥路，也带了一个“桥”字。取名建桥，也包含了“融入当地、扎根当地、服务当地”的内涵，这所大学就叫“上海建桥学院”吧！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办大学的诚意与决心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费孝通先生题写校名，季羡林先生留赠墨宝“百年树人”，李国豪院士欣然担任名誉校长。“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县十大重点工程。开学前夕，200多康桥人做义工，为学院清理垃圾，种植绿化……从确定校址，征购土地，设计规划，通过专家答辩，到督工建造，上海建桥学院当年建成、当年招生。

有这么一个传说：在挪威，渔民们捕到沙丁鱼后，往往等不到上市，这些鱼就奄奄一息了。于是，有人在鱼桶中放进一条鲶鱼，鲶鱼追逐着沙丁鱼，沙丁鱼为求生存拼命游动，从而活力倍增，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教育界专家评价说，上海建桥学院这条鲜活的“鲶鱼”，开创了一条教育引资的新路子。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综合环境，这条“鲶鱼”迅速壮大，还带来了“同伴”，搅热了上海滩民办教育领域的“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鱼”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从而促进了上海民办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2010年7月）

建桥文化：感恩、回报、爱心、责任

办大学与办企业有共通之处，百年树人，百年老店，基业长青必须培育积淀深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最近几年，各行业都在说，以人为本。我经常想，人应当以善为本。2004年12月25日，在建桥学院举办建桥集团全体员工学习会上，我第一次明确提出建桥核心价值观八个字：感恩、回报、爱心、责任。这八个字既是建桥生存立业发展之本，也是建桥人的努力方向与不懈追求。

当时我确立这八个字作为核心价值观争议很大。争议焦点在于：这不像一家以“逐利”为特征的民营企业所倡导的文化。但我始终坚持不变，邀请苏勇教授等外部专家担纲，由内部高管班子共同参与研究，通过各种活动，组织员工们进行广泛讨论，在工作实践中检验、证明。几年来，这八个字终于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认同，被广大师生员工认同。

感恩，由此衍生出回报、爱心、责任

感恩是一种心态。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存的环境，父母双亲养育了我们，领导给予我们工作的机会与平台，同事给予我们理解、支持与帮助，股东投入资本创办公司，为员工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员工的辛劳与智慧又使资本不断增值，等等。每个人都应当有感恩之心。有感恩心的人不会怨天尤人，会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养成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更加懂得尊重、重视团队的力量。

感恩是一种品质。一个人只要具有感恩之心，他与周围的人、事、物就会和谐共处，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积极进取、乐观自信的人，就会具有善良、正直、宽容、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一个有感恩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回报，有爱心、责任心的人。他与人为善，团结协作，乐于奉献，敢于负责。相反，没有一点感恩心的人，往往是一个贪婪自私、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要求他人而不会自律自省的人。

感恩是一种境界。人都是有欲望的，但人不能是欲望的奴隶。如果一个人，对他不断膨胀的私欲无力控制，必将长期处于消极、悲观、痛苦与不满等负面情绪中，久而久之，幸福感将离他越来越远，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生。而拥有感恩心的人，他更多的是考虑他人，服务他人，在不断奉献、不断付出的同时，实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做人如此，做事业亦是如此。

建桥核心价值观先有“感恩”，再衍生出回报、爱心、责任等三个词。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懂得回报、富有大爱、尽心尽责的人；这样一支团队，一定是有凝聚力、战斗力、竞争力的团队；这样一项事业，走的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2010年3月13日，上海建桥学院召开四届二次董事会，经会前广泛征求意见，会上反复讨论研究，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将校训定为“感恩、回报、爱心、责任”。《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是服务人、引领人、塑造人的神圣事业，“感恩、回报、爱心、责任”，其内涵也是弘扬一个“善”字。

校庆前夕，我们在校园核心位置树立一尊雷锋铜像。我认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时代怎么变化，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第一，雷锋精神与建桥“感恩、回报、爱心、责任”核心价值观方向一致。第二，雷锋精神与建桥使命内涵一致，即：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服务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建桥以建三座“桥”为使命，两者内涵一致。第三，雷锋形象与建桥定位、高校特点、时代发展要求一致。经年轻雕塑家司建伟先生创作，此雷锋雕像改变了以往持枪站岗的战士姿态，以年轻大学生的形象出现，身着春秋季节军装，右挎书包，左手拿书，精神饱满，阔步向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此寓意与时俱进：学习、求知、成材，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造福社会，这有利于端正大学生（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学习、就业、创业的心态。

作为一家初具规模与影响力的民办大学，上海建桥学院已在近十年办学实践中大力弘扬公益服务精神，如：捐资建设希望学校，设立雷锋奖，支持高雅文化艺术进校园，建桥学子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志愿服务基层、服务西部，等等。这些活动将广泛、深刻、持久地影响一届届青年学子的心灵与行为，有利于塑造感恩、奉献、服务的建桥品牌。

我的最大幸运：生逢盛世，赶上了好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20世纪末至今几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都诞生了一大批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从1980年中国第一家批准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开始，真正兴起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体制改革年代。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诞生。第三代企业家则伴随着新经济的兴起，诞生于2000年前后。

我是1992年小平南巡后从温州大学辞职下海的，属于第二代。这一代企业家中最多的就是我这个年龄，四五十岁，相对成熟了，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传统思想，也能接受下一代的新潮思想，像链条中间的一环承上启下；这个年龄段的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些苦，有的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是后来又主动去学习了，所以社会责任感都比较强。我深信这一代企业家会成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温州，我的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无不让我真切感受到时代机遇的意义。我高中毕业那年，刚好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学毕业，可以教书，可以走仕途；后来想赚钱，经商的机会又来了；办大学，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常说，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我的最大财富就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办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这是我的心愿。但美好的心愿，要靠扎扎实实、日复一日、一步一个脚印走。在办大学的同时，我涉足房产地开发等各种产业投资，迅速积累资本，继续投入办学。只有这样，建桥学院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几年，建桥学院的知名度提升很快，无形资产增值了，集团下属企业又都有受益。很多记者问我，投资教育成功了，你真的没想过要求回报？我说：“每个人都向往成功，但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各不相同。我觉得，这个‘功’是功德的‘功’，做了有功德的事才叫成功，不是钱越多越成功。”什么叫“功德”？就是做利众、利他、利社会、利国家的事。投资教育意义重大，办大学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说经济回报，想办好一所大学肯定是亏钱的；如果说精神回报，社会各界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与肯定，我个人很满足，觉得自己这么多年辛苦付出已经得到超额回报了。

在建桥未来的前进道路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建桥人齐心协力，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一定会实现办一流名校的理想。（2010年7月）

以善为本——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各个层面都在研究探讨如何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我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应强调“以人为本”。凡事以人为本，那么，人又要以什么为本呢？

我认为，人，应当以善为本。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很多社会现象有点“恶”。我们特别需要弘扬“善”。

什么是善？

善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文明贡献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儒释道关于善的经典论述比比皆是。

儒家的仁，就是对善的一种具体表述。比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道家的上善若水，其人格修炼，除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之外，还强调亲力亲为，具体实践，所谓“三千善行”。

善更成为佛家的主要精髓之一，其实践者多被称为“善人”，讲究十种善行，等等。千百年来，佛家善的哲学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各种哲学流派，对于善的表述，虽然言辞各异，但其内涵，却很相似。究其核心，所谓善，就是一种利他利众的精神和行为。

善，就是对家人亲友的感恩之心，对万事万物的友好博爱之心，对生命、对生活、对世界积极进取的向上向好之心。善，包括善的心灵和善的行为两个方面。有善心，是善行的基础和指导；善行，是善心的实践与体现。

就个人而言，善，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人立足于世，时时处在一张无形的网络中，处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与普遍联系之中，时时需要面对各种关系的处理、调和。只有客观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并处理好各种关系，才有最大可能完成职责，达成目标，收获和谐幸福的人生。

一个有善心有善行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到欢迎、得到认可的人，他对同事和合作者，对社会对国家，都是富有爱心、担负责任的。他一定是一个与人为善、正直诚信、尊老爱幼、敬业爱岗、善于合作的人。相反，一个没有善心的人，一定是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即使侥幸成功，也一定不能持久，最终难成大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失道寡助，得道多助”。这个道，便是体现了善的规律和真理。

其次，就社会而言，善，是一个社会和谐安定的前提。社会无善举，何以维持良性运转？整个社会若道德失衡，诚信丧失，善恶不分，是非颠倒，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岂不乱了套？处在这样社会中的人，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很多人就会心灵扭曲、见利忘义。作为人的根本都已丧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生活幸福、事业发展？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都把善作为行为准则，各个时代的圣贤哲人，都把善看做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操守，同时也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当前，我们弘扬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都为善注入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让传统美德中的善与时俱进，焕发了更为博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为什么要大力倡导、践行善文化？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大力倡导善文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社会，自身正处在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正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时代发展的浪潮正波及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占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13亿中国人来说，所受到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

当前，我们每个人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多了，追求精神层面的少了，谈房子、谈车子、谈股市的多了，谈理想、谈信念、谈精神的少了，谈善良、谈爱心的少了。人人都在追求成功，但这成功人士的标准，与成功价值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通常是指金钱的多少，职位的高低，等等，这样一些现实功利的指标。这肯定是片面的，说严重点，这是一个不良的倾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不能偏废。失去了一个，都是不健康的，有很大危害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道德失范，其中的要害是善的缺失。

为什么吃死人的假奶粉、毒酒、苏丹红、假冒伪劣等危害我们生命安全的恶性事件层出不断？为什么让我们痛心疾首的黑煤窑事件层出不断？为什么以权谋私的假恶丑现象屡禁不止？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幸福感？大家都觉得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不诚信不安全的，我们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如此丑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丢失了“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地传承弘扬这个“善”。

第二，教育作为公益事业的特点和规律，必须引领社会，带头弘扬并践行善文化。

为什么“善”会缺失？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导向出了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甚至影响了几代人，影响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教育的重要性，在座各位比我懂得更多，我不再多说。我只想说，我们的教育在很长一个阶段，直到今天，最缺乏的是，爱的教育、善的倡导，最缺乏富有成效的德育教育。一个没有善心、没有爱心的人，必定是一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为了达到个人目标，不顾他人、集体利益、整体利益的人，这样的人越有才能，我们的社会就越危险，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危险。这种危险的倾向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和调整，对我们这个社会、国家，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我们每个人、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生存环境都会为此付出惨痛的、难以弥补的代价。

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一个人的心灵、思想、价值观来指导的。要使物质文明、现代文明的大厦永固不倒，真正造福于人类，必定要有坚固的地基，这个地基，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而教育的公益性，就在于这个事业，塑造人们健康的精神世界，塑造人们的心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种看不着、摸不到的、属于精神层面的“虚”的东西，恰恰成就了最坚固的、实实在在的地基，成为我们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撑。

第三，教师这个神圣崇高的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带头成为追求真善美的表率。

古今中外，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人们常说，教师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为人之道。做事先做人，立业先立德。不但教师要首先做到，还要引导学生做到。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说明我们选择了以付出和奉献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方式，将我们所有的智慧与才华，用来倡导、实践“善”，传播真理和爱心，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与最高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良心，无愧于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歌颂与赞美。

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旋律，坚持以善为本，在全社会大力倡善，是当务之急。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从事与教育事业有关的教职人员，更应当以善为本，不但自己要以身作则，带头做好“善”的表率，更要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工作中处处体现，引导“善”的风气。

北大、清华、复旦的目标是把优秀学生培养成为精英人才，而我们建桥的学生，文化课的基础可能普遍不如重点名牌大学生，但他们的心灵世界、精神追求与未来发展，并没有比其他大学生差。我们学生参加义务献血、志愿者活动、志愿支援西部等行为，比起其他高校的大学生来，毫不逊色。我还是要说，因为我们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以及一直以来以分数定终生的高考制度，导致了社会对我们民办大学生的评价有失偏颇、有失公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帮助、引导，必定会走向歪路与歧途，不但他们个人的身心不能很好地发展，也影响了家庭、社会的未来与稳定。正因如此，民办大学生更需要我们老师的引导、帮助、鼓励，让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优秀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懂感恩，知回报，有爱心，负责任”的有用人才。从这个角度说，民办大学的老师们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人才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民办大学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近，我们外语系的左飚老师曾作过调研，学生最不喜欢的老师有这么六个特点：一是偏爱个别学生；二是把学生看死，贬低学生，怪学生笨、学生懒；三是不以身作则的老师，如经常迟到，衣冠不整，备课不认真；四是课堂上自我炫耀，自我表扬，夸夸其谈；五是讲课信息量太少；六是教学方法单调，缺乏幽默感。

学生提出的这六种最不喜欢的老师，前四点是对师德不满意。这就说明，广大学生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也反映了广大学生对教师的要求与期待。我在贵州工学院、温州大学当过十年教师，教育学的规律告诉我们，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一个老师，才能不足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如果没有师德，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重申一点，如果我听到哪位建桥老师贬低建桥学生，说建桥学生笨，建桥学生傻，就马上解聘他！一个不爱学生的老师，哪怕他学历再高，水平再高，能力再强，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们建桥坚决不要！

建桥文化的核心与建桥事业的目标，要求全体建桥人弘扬、践行善文化。

经过几年的发展，学院的办学成果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各方面工作稳步提升。升本后，我们将加强富有建桥特色的内涵建设、建桥文化建设。我常说，我们建桥就是要建好三座“桥”：为学生建成才之桥，为教师建立业之桥，为社会建服务之桥。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民办的机制优势，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抑恶扬善，在各个岗位、各个环节，落实“感恩、回报、爱心、责任”八字理念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理念。我们每一位建桥人都要在工作中、生活中身体力行，对身边的善心、善行加以发现、鼓励、弘扬，充分发扬每个人都向善、向好、向上的心，久而久之，建桥就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与环境，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人人都可以行善

首先要有善心。善恶皆由心生。人无善心，不如动物。善心是根本。要培育人的仁爱之心、慈善之心，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行是善心、善言的体现。行善不在大小，人的能力、力量不同，重在善心表达。救人性命是善事，捐赠巨款是善事，为人分忧解难也是善事，而且常见的还是后者。“勿以善小而不为”。从2004年起，我们学院设立了建桥“学雷锋”金质奖章，表彰好人好事行为；集团员工还自发组织了“学雷锋”活动，每年3月5日，坚持为广大师生提供免费维修电器等一系列服务。这样的“学雷锋”活动在我们建桥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是第一家设立“学雷锋奖”的高校，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说这已过时了。但我们以这样的实际行动表明，学雷锋永远不会过时，社会永远需要雷锋精神。什么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就是一种以善为本、奉献爱心的服务精神。我们正在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各种细节之中。

行善不分先后。从善之人可以继续从善，不善之人可以改过从善。贵在知错改过、觉悟自新。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见，改过也是行善。善心、善言、善行，三者统一，由此构成了完整的善。

从善，贵在表里如一，持之以恒。

做好人，做善事，说难也不难。

说它难，是因为做好人，做善事，有时要作出自我牺牲，有时又难于被人理解，有时还要遭人欺骗，而且难于持之以恒。因此，人们常把从善比作登山，不仅说“从善如登”，而且说“从善如负重而登”。但惟其难，才显出从善的可贵、可敬、可佩。真正具有善心的人，决不会因为这些“难”而变得不善的。他们恰恰把困难，看作是对“真善”、“大善”的考验与检验。

说它不难，是因为仁爱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向善的本意，也都有趋恶的可能，关键在于怎样倡导、引导。行善就是捐款，这是狭隘地理解了行善。行善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人都可以做到。孝敬父母；团结同事；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座；朋友碰到困难，说几句安慰的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时候，哪怕只有几句理解支持的话语，都会帮助朋友树立信心、走出困境。

我们还可以充分运用民办机制优势，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褒贬美丑，抑恶扬善。在各个岗位，各个环节，全力贯彻“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理念，从干部的选拔任用，到先进人物的评选表彰，以及教职员工的职业培训，广大学生的表现评价，等等，都应体现“善文化”的精神。

只要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身体力行，对身边的善心、善行大力加以发掘、培养、弘扬，充分发扬每个人的向善、向好、向上之心，百川汇成大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与环境，并形成良性循环。

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2007年9月）

闯与舍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在生活中，常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创业者必须具备什么？纵观古今中外诸多成功个例，结合自身经历，我认为，“闯”是创业者必备的精神。

中国汉字是象形字，“闯”这个字，从字形分析，它是由“门”与“马”两个字组合而成。门，可泛指地域框架、学科行业和思维观念等等；马，即良驹、千里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比喻为人才。

有了门，就有诸多关于“门”的联想。门里的人向往门外的世界，门外的人想探究门内的奥秘；门外，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还是风雨莫测、十面埋伏？门内，是金库宝藏、美女娇娃，还是危机陷阱、妖魔乱舞？这一切都是“谜”，难以知晓。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哪一头都充满了神秘、诱惑，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即是未来的；未来，孕育着新生，萌发着希望，恰如一日之晨、一年之春、一生之初，那是最引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的境界。

若想探究未知、收获希望，就要敢于改变现状，冲破陈规旧俗，是千里马，是创业者，首先要有“闯”劲，有夺门而出的胆识、破门而入的勇气，想前人所未想，做世人所未做，方有可能开辟新领域，开拓新天地，奔驰于广袤无垠的辽阔空间，在全新的人生舞台一显身手。“闯”，就是创新，即创新观念、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结合。江总书记曾说，“创新是精神，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制度创新是土壤，方法创新是雨露，技术创新是成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闯”这颗优秀的“基因种子”。从作文的逆向思维、解题的多元思路、学术发明的研究创造，乃至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实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等等伟大创举，无不是创新观念的成果。只有具备“闯”劲的创业者，才会具有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怕失败、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去争朝夕，抓机遇，开拓进取。相反，对于那些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安于现状者来说，是很难实现创业理想的，也就很难体会突破与超越的乐趣和收获成功的喜悦。

闯，历来与年轻人有缘分。牛顿、莱布尼兹发明微积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才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是37岁；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时，是30岁、40岁。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想最敏捷，敢闯、敢问，最不保守的青年时期，这也许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

但也有例外。1997年，小平第三次复出，已是75岁的老人了，他仍不改几十年一贯的顽强作风，不改那大胆创新的思想方式，不改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集古今中外所长，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来。他的信念，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要让中国强盛起来。在政治上，小平是“闯”的最好的典范。

无论是对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而言，闯，不断创新，是发展的首要动力。“舍得”是创业者良好的心理素质或个性，是创新的孪生姐妹。中国人造词具有独特魅力，她除了表达意思，往往还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先“舍”而后“得”。不少人也许具有“闯”的精神，但因为不能“舍得”，也很难取得创业的成果。人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不同选择，而“舍得”，就是学会放弃的过程。要“闯”，即意味着改变现状，放弃现有。而后破旧立新，创造未来。抓住主要目标，追求远大理想，就必须舍弃与总目标无关的、有冲突的琐事和利益。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舍去的是眼前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而追求的是未知的，是目前看不到摸不着的预期利益；放弃的，也许永远就失去了；而追求的，也许不一定能得到。如此反复盘算斤斤计较，不少人就打起了“退堂鼓”，打消了“闯”的念头和勇气；紧紧抱住眼前的小利益不愿舍弃，安于现状，原地踏步，从而错过了更精彩的创业历程。

喜欢下棋的朋友都知道，制胜之道，应从大局出发，全盘统筹；为达成最后的胜利，取得最大的成功，在前进过程中难免要放弃局部的小利益。人生亦如棋局。敢于舍弃，善于舍弃，方有大收获、大成就。

敢于“舍得”的例子，在科学界也是屡见不鲜的，物理界原先通过实验发现宇宙中的物质由三种基本粒子构成，科学界也普遍公认。丁肈中便自己动手设计了一个加速器来验证，但该实验被否定了。到后来这个实验在美国一家大学的实验室里重复进行时，他发现了全新的第四种基本粒子，即丁粒子。丁肈中敢于“舍弃”他人的结论，他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

可能有人会提出，那为什么现实中还有两类与上述规律相悖的情况，有的人就能不舍而得，有的人却是舍而不得？其实，追根究底，这两类情况仍未脱离“舍”与“得”之间的辩证规律。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投机钻营欺世盗名、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看表面他们往往不劳而获、不舍而得。殊不知，他们暂时得到的，只是有形物质有价利益，失去的却是无形资产无价口碑。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像这类人，人人必然切齿痛恨厌弃唾骂，最终他必然众叛亲离、失道寡助；且一旦伸手被捉，锒铛入狱，因“小得”而“大失”，悔之晚矣！如此一生，还谈得上什么成功？即便是一时得逞，其精神空虚贫乏，内心惶惶不可终日，也难有真正的幸福、快乐可言。而古往今来，多少能人志士、英豪才俊，他们先人后己，甚至舍生取义，也许，他们没有得到庸人们孜孜以求的物质享受，但他们的付出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全人类；他们的事业追求与人类进步、时代发展的方向一致；他们的心志比大海还辽阔，比天空还高远，他们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供天下人享用，并激励着更多的后来人为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而奋斗。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壮美的人生，这样的创业才是真正的大成功！（2005年）

在观念创新中求发展——在“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大型座谈会上的发言

到上海来生活、来工作，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因为上海正在发生巨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上海充满着吸引力和无穷魅力。很多人刚来上海时感到不适应，但随着对上海的了解逐步加深，你会慢慢地喜欢上她、爱上她，来了就不想走了。

上海这个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序”：是一个法治的城市，是一个安定的城市，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很多外地人风趣地说：“上海人不会打架，只会讲理。”大多数上海人很精明，具体表现在：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不要；我不让别人占便宜，被别人占了便宜也绝对不肯。上海人很理性，自我保护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很多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感到不舒服，但不知不觉中又学习上海人的这种做法，觉得这种保持一定距离是一种“距离美”，选择理性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选出一个文化城市的话，我会举双手投上海一票，上海的综合实力一流，上海人的综合素质一流。但上海与巴黎、柏林等世界级大都市比较，仍有很大差距。面对21世纪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这些从精致阁楼里走出来的上海人，还需要好好地解剖自己，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在观念创新中求发展。上海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大都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人的素质提升是基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家乡温州，她也是一个充满着神奇魅力的地方。很多人问我，温州人与上海人有哪些区别？我觉得区别不大，无论哪个地方都有优秀的人，都有败坏的人。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就是，温州人与上海人是野生与家养的区别。温州人的生存能力、应变能力更强，无论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下，温州人像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茁壮成长；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精致，但不够坚强。温州人更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很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可以做野草，偶尔也做牡丹。而上海人像水仙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就像是王孙公子放不下架子。很多人以为温州人满身铜臭味，但我觉得温州人更注重社会效益，很乐于做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对温州的投入很少，可温州人不等、不靠、不要，自己出钱出力把温州大学办起来了，金温铁路、温州机场也修造起来了等等。大家可能没想到，“希望工程”发起人徐荣光就是温州人。这几年，支持温州人的理念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创业理念。

上海人有钱了干什么呢？做股票。温州人也很善于学习，不是不会做股票，而是认为办实业对社会作用更大一些。虽然做股票的资金也能转为企业资金，但不如办企业对社会贡献大：纳税、解决就业问题等等。温州人很看不起那些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数来数去的人。把钱用到社会上去，他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温州有很多企业家，但没有金融家，上海有很多炒股高手，但缺少企业家。

温州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很奇特，据某个媒体调查，在同等城市中，温州人的离婚率是很低的，为什么呢？如果离婚了，别人就会说，离婚嘛，要么你自己不好，要么是你老婆不好。如果是老婆不好，还是你自己不好，因为你眼光不行，选人选不对嘛。或者说，你连老婆都管不好、家庭都管不好，还能管理好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吗？名声坏了，别人就不跟你合作了，你也就很难发展了。要立业先安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温州人这种观念，这样的行为准则，可能相对守旧，还可能有些封建，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温州人的合作精神好，股份制合作历史悠久，而上海人你请他帮什么忙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向他借钱。借钱，这在温州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有了一个好的想法，钱不够怎么办？叫大家出吧，借也可以，合股也可以，这样很容易把一件事情做大，做好。就像我在上海办建桥学院，总投资需要好几个亿，我有这么多钱吗？就是靠一批朋友帮忙。一个温州人肯定比不上一个上海人，但一群温州人肯定超过上海人。所以，我觉得上海人还需要多一些团队精神，多一些合作精神。我记得，冯国勤副市长在一次温州招商工作会议上讲过自己到欧洲的见闻，也许对大家都有一些启发。他说，在欧洲，每个中国餐馆都是温州人开的，他觉得很奇怪，问是怎么开起来的，回答都说，借钱开的。再问，为什么选择开餐馆？因为吃住人多，信息灵通。这番话让冯市长很吃惊，温州人不可小看哪。在国外，所有商会会长几乎清一色是温州人、大老板。而上海人在欧洲，经常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做专业、金领的很多，当老板、创业的人很少。

人生是一条抛物线，一项工作、一项事业的运作，都是一条抛物线。为了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我们必须在一条抛物线到达顶点时，换一条抛物线，走到另一条抛物线上，这样才会形成“阶梯式发展”、“螺旋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勇于放弃，放弃就是改变，改变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改变中也蕴藏着新的生机和希望，不放弃、不改变，行吗？

21世纪最有活力的人应该是善于学习的人，具有终身学习理念的人。如果不继续学习，不善于学习，绝不会有更大的发展。21世纪的上海人就应该是不断进取、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上海人，上海人应该成为中国最精英一族，做世界的上海人，做世纪的巨子。（2000年12月）

心存感恩，反哺社会——在“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特征”主题论坛的即兴发言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特征”，刚才我听下来，大家还没有谈到上海企业家的特征问题。我觉得一个企业家的具体特征确实很难讲，但是总体感觉，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应仅仅是有钱，如果仅仅有钱的话，只能称为一个富人。一个企业家，除了有钱还应该有很多别的东西，有文化、有素养、有情操、有情感、有思想、有理想、有爱心、有责任。企业家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先进分子的代表，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我在自己公司提倡的核心文化就是八个字：感恩、回报、爱心、责任，这八个字其实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一个企业家一生中，如果以自己的能力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一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办成有功德的事，才是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一个人的成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重要。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生活在这个充满机遇和发展的时代里。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年龄再大十岁的话，要成功就很难。那时候很多老三届，上山下乡什么都赶上了，最后赶上了下岗。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特别幸运，高中毕业刚好恢复高考制度，可以去读大学。大学毕业，想当官从政的，机会很多；想赚钱经商的，机会也很多。所以我首先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遇。

其次，我很感谢我们这个国家，她正处于一个发展强盛的过程里面，也感谢上海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也感谢温州给了我创业的勇气。前几天，我刚好在贵州办一所希望小学。那天我在想，如果我出生在贵州某一个小山沟里，会有今天的成就吗？我觉得，那是很难很难的，成功概率可能不到万分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这个时代，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作为一个人来讲，首先要有感恩，有了感恩之心，心态就会比较平和，会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很多人问我，投资的时候你怎么做选择、做决策？我通常选择的原则，看社会最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如，上海建桥学院，应该说现在也算是一所有知名度的民办高校了。当时我到上海办大学，很符合上海的要求，很符合上海的需要，所以得到了上海市政府、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所以事业就能够成功。现在我又把目标投向了养老事业，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最早步入老龄化的一个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现在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有19.8%，也就是说有上海户籍的人口中就有300多万老人。以前经常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上海市“五人行必有一老”。

老人确实需要我们关爱，中华民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民族，但是我们想想这个社会有尊老吗？我们对小孩宠得实在太厉害，但是对老人的关爱还是很缺乏。作为政府来讲，办个养老院，我的感觉就是仅仅让“你”活着而已，里面充满着孤独、寂寞，物质条件也不行。我们能够埋怨政府吗？也不能完全埋怨政府，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发展起来，财力有限，只能尽其所能为养老事业做一点贡献。养老事业光靠政府一方面做不好，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也需要一些新生力量关注社会养老事业，我下一步的主要投资方向就是养老事业。希望自己能够起一个带头作用，带动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资到养老事业中去。

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我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考察，觉得老人备受社会的尊重、关心和爱护。但我们中国，很多人认为老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确实对老人物质上投入少，精神上关心不够。有时候想想我自己，也算是个比较有出息的子女吧，因为事业很忙，难得有时间陪陪父母，也很难为父母做什么事情，其实也是一种不孝。所以我一直呼吁更多企业家朋友多多关注老人，关注养老事业，这也是一种爱心的体现。而且，养老事业市场也很大，光上海就300多万老人，整个中国有一亿多老人。现在我们很多童装有品牌，西装有品牌，但是老人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品牌。老人同样需要一种关怀，一种爱护。

年轻人是世界的未来，但老人也是世界的未来。我在想，人走到老年，如果还这么苦，我们年轻的时候哪还有动力去努力呢？如果年轻人都没有激情和动力去奋斗、创造，这个社会还能发展吗？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关爱老人，老人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善待，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工作起来才更有劲。所以，我认为老人同样代表着社会的未来，企业家投资事业领域的时候也尽量考虑到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更要有爱心和责任心，因为相对来说，企业家还是强势群体。前段时间很多媒体也在讨论什么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更多的层面来讲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提供就业岗位，为股东创造利益，为员工创造更多福利和机遇。

现在社会上很多总觉得富人是坏人，为什么美国企业家捐款这么多，中国企业家捐款这么少？把捐款当作企业家的责任，我感觉到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我也借这个机会，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点认识，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做慈善事业捐款会比美国或者欧洲的少？第一，我觉得是政府捐款的渠道不多。第二，中国慈善事业大多数也是官方人物退下来在做的，他的服务意识与管理经验可能很不够的，包括里面的工作人员。所以有时候捐钱还可能遭误解，以至于很多人想何必去捐呢。再一个，政府的宣传力度也不大。很多媒体总是在报道一些为富不仁的事情，而对富人中一些善举却报道很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让社会大众觉得有钱人都是坏人。

去年胡润慈善家排行榜，把我排在第51位，虽然我有些反感，树大招风嘛，做点好事也是应该的，用不着多宣传。但是胡润排行榜也为中国做慈善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宣传阵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又感谢胡润排行榜。当然，在我们国家做慈善，还有一些税收配套政策没有落实，国外成熟的政策中，捐献就有很多税收减免。另外，我觉得现状也是发展规律使然，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都才富了几年，富有的滋味还没有尝够，不像国外富翁都是几代人积累下来，钱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中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富人原来都很穷，贫穷的记忆实在太深了。所以他刚刚才富起来，才知道富的滋味，他的好生活才刚刚开始，让他们全部捐献这不现实。另外，这些企业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中国最富的人也是贷款最多的人，这些企业家还想再干一番事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事业当中去，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更大。所以如果在这种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家像比尔·盖茨这些企业家那样，这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们也要尽到基本责任，尽可能为社会多做一些，包括我自己定下来，办100所希望小学，资助1000名失学儿童，大部分资金做养老事业。感谢大家，感谢本次论坛给我们民营企业家一个说心里话的机会。（2006年8月）

常怀爱心，牢记责任——上海温州青年联合会首届论坛讲话

修桥铺路，是中华民族流传最广的传统美德。那些默默献身、成就他人奔向理想的桥，那使各种障碍、鸿沟变为捷径、通途，让我们的生活、社会、未来变得更为美好的桥，一定是最伟大、崇高的。

作为建桥学院的举办单位——上海建桥集团，是以文化教育、养老院、医院三大公益事业为目标，以房地产、矿产资源等能源开发为主，多元产业联动发展的大型集团性企业。以“感恩、回报、爱心、责任”为企业文化和大学文化，致力于“为学生建成才之桥，为员工建立业之桥，为社会建服务之桥”。建桥集团自诞生第一天起，就深深打上中国传统美德——“桥”文化的烙印，建桥集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营目标追求利润的合理性

作为民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不营利是不现实的。但企业在追求利润、创造财富的同时，要饮水思源、心存感恩。民营企业家必须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首先来源于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自己事业的成功，社会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国政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产生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愿望和条件。

建桥学院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公益性质、民营模式、人本观念、文化管理”办学理念，不把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把教育当成事业来做，立志把建桥集团打造成“百年老店”。因为有这种信念的支撑，去年10月，董事会决定将建桥学院申报为非营利单位，办学结余全部投入学院发展。近三年，学院累计发放奖学金总额达200多万元，办学至今无一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学院成功举办的同时，“亲和源”养老院项目今年也正式启动，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二、员工是企业的财富

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分工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我们不认为“员工是打工者”，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财富，是企业重要的合作伙伴。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体现在尊重员工的劳动和合法权益，多站在员工的角度，了解他最真实的想法和需要，为他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

三、善待同行与合作伙伴

市场竞争不是打击他人的过程，而是领先他人的过程，其本质是合作、共赢。所谓“商人”，不是“伤人”，而是“做事商量着办的人”。企业对同行、合作伙伴的责任，体现在善待同行，善待合作者，分担风险，合作共赢。不要总想着消灭对手，而是要时时刻刻想着客户、消费者的需要，不要总想着一人独大，而是要多与他人分享。有合作才能不断壮大，有共赢才能永续发展。

四、自觉承担责任，为共建和谐社会效力

我的财富观、价值观、义利观是：取之有道，用之更要有道。在中国，不论是传统儒家文化，还是近现代工商业者提出的“实业兴国”的理念，直至当今许多企业家推崇的“互利互惠，实现双赢”，“义利兼顾、先义后利”等理念，无不表现企业家对其社会责任的认同和承诺。有了正确的义利观，企业才会自觉承担保护环境资源、减少公害、维护稳定等社会责任，才会积极地为社会做好事、办实事。我们山西寿阳星光焦化厂的宗旨，就是要把污染最重的行业做成最清洁、环保的企业。

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更加广泛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三个层面：首先是义务，就是守法纳税、保护员工权益、保护环境等；其次是责任，先富帮后富，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再次就是道德，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自觉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尽责。建桥将始终以感恩之心创造财富，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实现人类文明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例如：

建桥集团创建六年多来，建桥集团支持各种慈善、公益事业的投入达1000多万元；建桥的目标是建100所希望学校，资助1000个贫困学生。现已在山东、江西、四川、安徽、浙江等省建成10所希望小学，资助300多个贫困学生，设立了各种奖助学金。2004年12月31日，建桥出资500万元设立“建桥”教育基金，专项援建贫困落后地区的希望小学。两个星期前，6月25日，我们还参加了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发起的一项“救治早产儿”的慈善项目。

建桥集团积极资助各项文化事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先后承办了中国新人王、中韩新人王围棋赛，“建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赛，资助上海昆剧团创编新戏《一片桃花红》夺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聘请棋坛名家曹志林与林卫国、叶桂夫妇，执教建桥学院，致力于在高校中推广优秀传统文化。

建桥集团将“感恩、回报、爱心、责任”融入员工培养、考核工作。要求集团中高层干部每年必须到我国贫困地区考察一次，结对认领贫困学生；新进员工必须到西部建桥希望学校实习。新建桥员工还设立“爱心互助基金”。6月下旬，建桥集团支部党员赴山东临沂革命老区考察学习，纪念建党84周年。

建桥学子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建桥学子不但学业成绩在上海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在精神文明方面也有出色表现，周浦敬老院、世纪公园等都有建桥志愿者服务队；义务献血活动创全市单车单日献血最高纪录；最近报名支援西部有36人，报名人数在全市高校名列前茅。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积极承担责任，真诚回报社会，建桥理念是建桥事业跨越式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各方面对建桥理念的高度认同，给予建桥事业的极大支持与丰厚回馈，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信心。

记得1999年7月份，在考察了上海很多工业区以后，我将校址初步落实在康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康桥大酒店，那年7月由于台风来临，连续多天都是狂风暴雨，一个人常常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我在温州做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跑到这里来？在这里创业会不会成功？思想斗争很激烈。县里的领导好像了解我的心事，天天来陪我聊天，尤其是这里一位副县长说的话感人肺腑：“南汇从来没有过一所大学，我们南汇县政府和人民都在盼望着有一所大学，这种心情就像你们温州人当年盼望有一条铁路一样。办好这所大学不仅是你周星增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全县人民共同的一件大事，你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南汇各级政府和全县人民都会帮你的。”正是他们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正是他们那份真诚的心，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这里办大学。8月10日买下第一批205亩地，政府很快把这里的30多户农民搬迁，平整好土地。10月21日正式破土动工，为保证基建进度，便于协调各方关系，康桥镇书记亲任工程总指挥，并将办建桥学院列为“县长工程”，2000年又列为南汇县七大重点工程之一。一个民营企业的投资项目被列为重点工程，这在南汇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政府的支持使学院一期工程在2000年7月底顺利完工验收。即将开学时，因工期很紧，康桥镇又动员了几百人次义务为我们学院清理垃圾，种植绿化，这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教委对建桥的关心就更多了。曾庆红、朱开轩、华建敏、周济、孟建柱、龚学平、罗世谦、殷一璀、韩正、胡正昌、周慕尧等领导先后亲临建桥校园视察，对建桥的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从不相信温州人能办好大学，到怀疑，再到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全力支持的过程中，建桥连创多项第一，被列为全国高校依法自主招生三家试点单位之一，最近教育部专家到学校评估，一致同意建桥申办本科。

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了建桥和我本人各种荣誉。最近，建桥学院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我还当选为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上海市南汇区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围棋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副会长，全国大中学生射击协会副会长，外地在沪投资大型企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执委，上海市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先后荣获“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这几年，我收到了许多求助信和感谢信，大多是贫困的农家子女写的，每年春节，我会收到全国各地贫困生寄来的贺卡。还有人给我寄十字绣、寄鞋垫，我觉得特别开心。记得还有人送我三头猪，很好玩的！那可不是玩具猪，真是活的猪，每头200多斤重，大概三四年前的春节吧，山东莒南老区，我长期资助的几个贫困生养了三头猪要运过来，送给我当新年礼物。怎么会是这样？原来还是我说话不当心惹来的好事。我资助了那边几个孩子上学，他们的父母都说该怎么谢我呢，为了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山区里无污染，这里的猪肉特别香，以后养头猪送给我吧！”没想到，这些淳朴的农民当真了，喂了三头大肥猪，舍不得卖，过年时非要运到上海送给我。

我坚信：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一定是受到社会尊重支持、从而实现基业长青的企业。可以这么说，是“承担社会责任”催生了建桥，又滋养着建桥可持续发展。我对建桥充满信心，倒不是说我周星增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很多人共同的梦想。包括这一次，我被推选为上海温州青联主席，我更把它看做是温州各界青年朋友，对建桥“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回报社会”做法的一种肯定与支持。

最近，我注意到，在《财富》、《福布斯》这些著名商业杂志对企业进行排名时，都增加了“社会责任”的指标。国内一些主流媒体正在发起“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行为”评选活动，在前不久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社会责任”被列为主要论题。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代表了企业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与我们在政治、社会、生活、艺术等各个领域上追求的理念是相通的，这是我们共同发展的方向。

前段时间，新华社《瞭望周刊》、《人民画报》等媒体来采访建桥时，要我提供工作照，我翻了翻相册，发现自己六年前刚到上海创业时，与最近的照片相比，我的面容与神情竟有如此大的变化！从三十而立跨进了不惑之年，刚到上海创业时的那种热情、兴奋与激动已渐渐消退，留下的是沉稳、坚定与执著。

也许，什么都在改变，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都在进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心怀感恩、服务祖国、回报社会的信念不会变！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我们的青春与才华！（2005年7月）

第二部分　办学之道，师生为本

当教师，是人生最正确、最幸福的选择——在教师节上的讲话

15年前，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一位大学教师。现在名义上已经不当老师了，自己办实业。一年当中，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但是，我最喜欢的节日，还是教师节。每当参加教师节，我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回到了讲台。在各种场合，有的人叫我“周老板”，有的人叫我“董事长”，其实，我最喜欢听到还是别人叫我一声“周老师”。我最高兴的是，经常在机场、在酒店、在各种场合，碰到建桥的毕业生，他们会主动围上来跟我谈他们现在找到了好工作，生活很充实、很快乐。这时候，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九年前到上海办大学的决定，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幸福的决定。

今年，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年，大悲大喜之年。因为要庆祝奥运会这件大喜事，最近媒体上报道汶川地震的消息明显少了，几乎听不到了。但是，我觉得，这场夺去了那么多人生命的大地震，我们不能轻易忘记。我的几位朋友“5·12”那天陪客人在四川青城山一带商务考察，就再也没有回来。

地震后，我和一些办企业的朋友到了四川攀枝花、贵州铜仁以及青海等地。前天，我刚从新疆、青海回来，那边有我们建桥投资建设的希望学校。我觉得，每当我心情浮躁的时候，创业中碰到困难、有畏难退缩情绪的时候，我就往西部跑。到了那边，我的心情就会慢慢平静下来，就会想一些平时很少想的问题。像我这样很幸运地生活在东部、很侥幸地逃过了那场劫难，现在还好好活着的人，这一生中，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多做什么事，少做什么事？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一个个生命多么渺小、脆弱，但人类互助、博爱的精神又是多么伟大、崇高。人生多么珍贵，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生？

教师这个职业，他最光荣也最艰巨的使命就在于，他是培养人的人，他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人。他不但自己要明白应该怎样做人，而且还要引导一大批学生成为优秀的人。如果一个人，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他又怎么来教育学生、管理学生、领导学生？所以说，我们做教育的人，做管理的人，做领导的人，首先就是教育自己，管理自己，领导自己。

2005年冬，我把建桥事业的核心价值观提炼为八个字——“感恩、回报、爱心、责任”。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懂得感恩，知道回报，拥有爱心，敢负责任”，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八个字，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对全体建桥师生员工的希望。

大学之大，非大楼也，乃大师也。

大师之大，乃学识、人格、境界之大也。

一个人，只有跳出小我，跳出自我，跳出私我，把自己放到土地、历史、宇宙中去看待，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更好地发挥自我。我从大学教师这个岗位上辞职下海，整整十五年了。我把这十五年来，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创业历程的回顾，对思想思路的小结，都集中在《热血·厚土》这本书里了。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思想，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一起把建桥的大学文化建设好。

最后，我想问，假如有一天，大地震就发生在上海南汇，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教学楼都倒塌了，我们建桥曾经为这个时代贡献了什么？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自豪地回答：我们为社会培养了千千万万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年轻人。

将来，当我们年龄大了，要退休了，要离开校园了，回顾人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自豪地说，这一生我过得很幸福，因为我是一名好老师。（2008年9月教师节）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最根本的建设——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谈话

一、建桥的未来与希望在青年教师身上

平时我与教职员工们相聚少，所以我很珍惜这次与青年教师的座谈机会。我看了一下座谈会代表名单，很多都是“老”教师了，在2002年、2003年进校的，在座我认识的没几个，能叫出名字的就更少了，说明我对大家的关心很不够。今天，我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来，而是作为比大家稍长几岁的朋友，和大家聊聊天，最主要想听听大家的声音，一个呢，听听大家对学校管理方面有什么合理化建议，大家只管提出来，我会尽量去推动解决，督促学校领导班子或其他职能部门落实好。现在，校办建立了一个午餐会制度，每个星期邀请校领导与大家一起吃工作餐，利用这个机会，听听教师的声音，了解来自第一线的最真实的情况。今天开这个座谈会，目的也在于此。第二呢，听听大家对学校今后发展有哪些建议。我们学校走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今后怎么样走得更好？以后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把学校办得越来越好。前面这几年路走来还比较顺畅，当然问题也不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三方面，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沟通。我的年龄段既有上辈人的传统观念，现代年轻人的新思想也能接受。历史为什么会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一代更比一代好，一代更比一代强。建桥未来要做得更好，肯定要靠我们年轻教师。现在，各位在学校各个方面都已经起到了骨干作用，今后要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所以我今天，也想谈谈我对青年教师的期待和希望。

二、教师激励晋升制度要发挥好民办机制优势，有突破、有创新

刚才有教师讲到民办教育的前途问题，这也关系到我们学校的前途，也关系到大家的个人前途。我觉得民办学校要不要发展，个别领导的话不代表政府。有一点我们要坚信不疑，不合理的东西总要改进的，对的东西总会往前走，就像汽车出现后压死了不少人，但是汽车业还会发展的。改革开放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倒退的路是不会走的，不能因噎废食，所以民办高校发展的广阔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对学校而言，学校要生存、要发展，确实我们要有一种好的机制，如教师激励、晋升制度，如果也像公办高校一样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民办学校除了为社会提供不同的教育需求以外，我们要在机制方面有突破、有创新，给公办学校做一些借鉴。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尝试，但有时候要等待一些时机。如果我们改革步子太快了，付出的代价可能太沉重。但是，有阻力不改革也不行。我们在用人机制、酬金制度上应该有所突破。

要加强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我曾对校长提出，为了不捆住你的手脚，建一个校长基金，每年学费的1%，用于优秀人才的引进和有突出贡献人才的奖励。现在的系主任，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们年纪大了，有的快要退休了，要尽快物色好后备人才，选好接班人。好的教师，一定要千方百计引进，一是要打破常规，不能按常规的工资待遇标准去套。一个学校如果不重视人才，肯定没有发展前途的。

我还特别要强调一点，优秀教师、优秀干部哪里来？除了引进，更主要的是靠自己培养，关注身边的可造之才。这在我们企业里是一直坚持的。我的企业，基本上跟着我的人都不会走的，就算在外面有更好的岗位，我也会鼓励他走，但他们基本上也不会走的。我的用人方针是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尽量不从外面空降很多人。上个星期四，一个系主任提到，他们系一个刚来的女教师，虽然来建桥时间很短，但确实很优秀，我说确实很优秀干嘛不提上来，这一点一定要打破条条框框，一定要说几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就不对了。有的人当上了处长，有的人没有当上处长，但是没当上处长的工资完全可以高过处长。看贡献大小，不要仅仅看职位高低。当然，也不能一个人说好就好，要去调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好，就马上提拔。其实这些方法在民营企业已广泛使用，但我们高校突破起来总感觉比较难，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原因，也有我们知识分子自身论资排辈的传统思想，各方面都有吧。老师本人呢，自己也有一点责任，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也只是在背后议论，没有当面站出来积极争取的勇气。天上不会掉馅饼，好的制度、好的环境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去争取去创造的。试想，要是这几年我不反复向政府呼吁民办高校学生公平待遇问题的话，很多问题现在可能还没解决。就是要不断呼吁。提案交了以后还没解决，我下次再交，很多提案我都交了三次四次，总有一天会碰到一个英明的领导，或者，碰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们就采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争取，多呼吁。当然，校领导、管理层对教职员工中的不同意见、建议也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往往也有道理，有道理就要采纳，即使有的意见、建议目前不合理，也要多做解释、沟通工作。

有次我参加午餐会，听到一位系主任谈到系里的年轻老师很好，我听了也很开心。在企业管理中有句话，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领导，我说这个团队这么和谐，肯定和你这个带头人密切相关，其实那句话反过来，是讲给另外一些系主任听的，你系里面如果有很多不和谐，也是因为你管理能力有欠缺，或者说，你处事不公，或者说，你没有以身作则。我们今天在座的青年教师，今天不在领导岗位的，以后也会慢慢走到领导岗位上去，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领导。当然这也不能绝对，基本上道理还是正确的，以身作则最重要。所以我觉得那天那个系主任不断表扬他们系的年轻老师时，我觉得特别高兴，这个领导者心态是相当好的。我一直考虑，建桥学院有“软肋”，“软肋”在哪里？就在系、处、中层这一级别比较薄弱，管理还不到位，我们学校很多改革推不动的主要原因在中层，譬如讲到用人制度，其实在上届董事会我们就提出来了，学校领导层年轻人要逐步占到一半。我还提出目前学校高层领导没有女性，这不正常，校级领导中要有女性，董事会里也要有女性。在用人制度上，要多多起用年轻人，让更有希望、有潜力的年轻人来挑大梁，领导要挺得住，年轻人犯点小错误没有问题。只要不是成本很大、风险太大的改革，我觉得都可以大胆尝试。我估计到明年，我们中层干部的格局会有一定变动。用人制度改革这两年会有大的动作，学校是应该有个规划设计，让年轻人有更大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下一代一定会超出上一代，否则时代就不能进步了。年轻人本身也要有超越前辈的勇气和魄力，要有事业心，有志气。作为年轻人本身不积极主动，坐等环境变好，让自己坐享其成，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不断创新、开拓。

三、要努力改善待遇和福利

刚才有教师谈到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比有待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兼职教师工资比专职教师拿得多。做单纯的比较，肯定是这样，这不光是在我们学校，各地恐怕都是这样的。我记得，当年我在温州大学教书，每个星期教20多节课，每天晚上给学生讲围棋、讲桥牌，当时工资只有800元，有时候我溜出去到外校搭上一节课，100元。人家还有中巴接送，回来还有小礼品赠送，这个现象不奇怪。

这有个传统因素在里面。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专职工资比较高，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很多别的福利待遇兼职老师享受不到。我们用人成本专职老师远远高于兼职老师。我们学校刚创办的时候，主要以兼职老师为主，这有两个理由。一个呢我们学校刚创办，中国有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教师也好医生也好，年龄越老越好。其实教育这个行业知识更新相当快，但家长的传统观念里总觉得老教师好，所以我们这样做，学生家长很放心。另一方面，我还觉得，兼职教师来自多所不同高校，他们会把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学术观点都带到建桥来，这有利于吸收融合各家所长，也可让青年专职老师学得更多一点，更快一点。这是我们原来的想法，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兼职老师不可能真正按照学校个性化的教学要求施教，他们上完课也就走了，对学生的辅导啊、谈心啊，这方面就很难超过专职老师，后来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年引进了很多专职教师、青年教师，学校的发展完全依靠兼职老师肯定不行，只能借助于他们的经验、名望，但关键还是要靠培养自有的专职老师队伍。今后专职老师的比例还会逐渐增加，待遇也会不断改善。

我在贵州工学院、温州大学当了十年教师，深有体会：中国高校的财务管理、资金使用效率一直是很差的，这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决定的。校长要多少钱，就到主管部门申请拨款，关系好的话还能多要一点，要到之后，用完为止，当家不理财；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君子不言财，当校长的，用钱精打细算好像就不是君子一样，所以一直以来，公办大学的校长对经济的概念一直很淡。在国外的话，当家不理财，不如不当家。所以这在民办高校是摆在校长面前的一个问题，要从头学起。我整体感觉，在刚开始办学的时候，我们校领导主要精力抓了教育教学，现在慢慢成熟起来了，对经济管理也越来越内行起来了，很多方面考虑得比我还细。民办学校领导班子成本意识、理财意识比过去强了，这是好事。

几年来我当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主要也在为民办高校大学生呼吁，现在上海民办高校学生待遇也在逐步提高，比如说医疗、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基本上都在我每年提案中提出，今年解决不了，我明年再提，为学生争取公平待遇，我完全不遗余力。第二个就是为教师呼吁，也要帮助民办高校把教师的待遇逐步解决。建桥刚办的时候，民办高校老师的待遇可能比公办的稍微要好一些，现在已经不如公办了，很多公办已经超过民办了。所以单纯从经济利益方面讲，我们没有特别的优势，但我想，办学再困难，经费再困难，也要逐步改善教师待遇和福利。

四、要创设和谐、愉悦的校园文化

刚才有教师提到，在建桥工作比较快乐，有事业感、成就感，但有时也感到工作压力大，生活枯燥，不那么开心，希望建桥能为教师建一座身心愉悦之桥。这个想法我很赞成。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有缘来建桥相聚，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要开开心心。心境好，有益工作，有益健康。但和谐愉悦的环境除了学校要努力营造外，我们每个人也有责任。要意识到，我在这个环境中，我是重要的一分子，哪怕我是个兵，我也是重要的。如果大家在一起不开心，我就要想能不能主动做一点让大家开心的事，而不是光想着让别人给我一个好环境。

我觉得，大家的主动性还是差了一点。以前我在温大，当时学校就2000多人，我喜欢围棋喜欢桥牌，没有人组织，我自己就是发起人，找几个爱好者成立围棋协会、桥牌协会，我自己任主席，多花点业余时间在老师中推广，在学生中推广，有事做了就会开心起来。同样道理，我们不要老是在等待，尽量主动先做起来。学生社团我反正每年都提出要再多拨一点经费，再增加一些组织。我们年轻老师也应该组织起来，除了工会以外，根据不同爱好，成立一些沙龙之类的社团，这也是构建和谐环境提高凝聚力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要等待，为什么不能几个人坐下来商量，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当初办企业，就是几个朋友坐下来聊到了穷，穷就要想办法，就要去做，大家一做起来这个事情就有干劲了，在做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的进步，这会迫使你去学习，不断去交流。总之，我们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还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要有兼顾性情的爱好，也要有超脱喧嚣物质世界的心境。

作为教师，要有良好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刚才有位教师说，对建桥的感恩文化很认同，觉得建桥是一个陶冶身心、引人向上向善的大学。我也很赞成“庸师之祸，甚于庸医”之说，很多有杰出贡献的人，很多大学问家，他们在回忆自己成长历程时，几乎都会深情地说，他们很幸运，在读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对他们一生产生深远影响至今终生难忘的老师。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回忆建桥求学生涯时，也会说他们遇到了好老师。教师要静心治学、悉心施教，不要被外界的浮躁、短视、功利所左右。教师自身很需要提升，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优点，但缺点也不少，有些中国文人有个不好的特点，老是看到自己的长处多，别人的短处多，老喜欢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所谓“文人相轻”。这已成为知识分子不能做大事的致命弱点。人呢，要学会宽容，要学会赞美别人，欣赏别人，这样才不会遇事计较，不会抱怨社会、单位、领导老是对自己不公，这样才会活得坦然，活得快乐。

刚才还有位教师说，他在教师岗位上干了九年，一直非常热爱这个职业。当时搞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不分昼夜，苦干了一个多月，没多拿一分钱，但感到特别快乐。这位教师说的做的就是一种境界，一种责任，一种奉献，我代表学校感谢你们。现在社会对知识分子、尤其对教师要求很高，对少数教师不务正业、丧失诚信、学术腐败、追逐名利很反感，希望我们建桥的教师人人敬业爱岗、爱生荣校，珍惜教师这份职业、这份荣誉。

学校文化、校园文化不仅是教师的文化，更是学生的文化。我历来非常推崇要活跃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因为课外活动、学生社团活动能培养学生活动能力、交际能力、办事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能培育学生的兴趣爱好，促进身心健康，提升学生的情商，许多事业成功人士多是当年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或是学生干部。课外活动，俗称第二课堂，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学校里，这件事我提倡很多年了，但执行起来进展不快。我讲过，要办学生围棋社、桥牌社，要增设音乐课、艺术选修课，不仅仅要让学艺术的学生去学，而是各个系的学生都能学，作为选修课常年开设，陶冶情操。现在确实总体人文素质还是欠缺一点，以后我们学校人文艺术方面的课程要多开一点，这很有必要。体育馆、文体活动室、图书馆、阅览室、电脑房在课余延长开放时间，吸引广大师生参与，让他们多一些放松娱乐、学习交流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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