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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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摇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建设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筹建规划
●毛泽东充满期望地对随行的同志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
●刘鼎高兴地说：“现在形势发展比你估计的要快，我们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需要汽车，你提个意见吧！”
●毛泽东风趣地问道：“饶斌就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
中央决定建立汽车厂
1949年12月，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前往苏联访问，与苏方商讨两国大计。
访苏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就《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建设工业项目，进行了会谈。
访问期间，毛泽东一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庄。
在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那一座座高大的厂房，一辆辆驶下装配线的汽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充满期望地对随行的同志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
在中苏双方商谈工业建设项目时，苏方领导人建议中国尽快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像斯大林汽车厂那样。
同时，苏方还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就该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水平。
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同苏方领导人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制造厂。
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确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1950年为第一批，共50项，其中包括建设汽车厂项目。
随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之一。
在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建立自己的汽车厂的希望十分迫切。
因为在当时，新生的共和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各种汽车全部依赖进口，马路上跑的车全是进口汽车，被人戏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
面对重工业如此落后的局面，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尽快改变我国农业国的地位，尽早建立我国的重工业基础，就成了新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考虑派谁去主持重工业部的工作时，中央当时考虑了许多人选，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不满意。
最后，毛泽东在拍板时说：“何长工有那么一股干劲，在东北军工部干得不错，有贡献，就由他任副部长。”
于是，中央决定任命陈云去担任重工业部部长，由何长工任第一副部长。
陈云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全面抓经济建设，忙得不可开交，他就请示中央，由何长工以代部长的名义进行工作，领导重工业部的工作实际上就落在何长工肩上。
同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还有刘鼎、钟林。
中苏条约签订后，中国便积极地开始了筹建自己的汽车厂的工作。
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
1950年1月10日，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把孟少农叫去，谈着手筹建汽车工业的事。
当时，孟少农是重工业部计划司里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对此事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以为至少还要等经济恢复几年后才有条件搞汽车工业。
刘鼎高兴地说：“现在形势发展比你估计得要快，我们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需要汽车，你提个意见吧！”
与此同时，刘鼎还找了重工业部专家办公室主任郭力谈话，据郭力之女郭栖栗回忆：
1950年3月的一天，她印象特别深。那晚父亲下班一进门，母亲就发现了异常：一向沉稳的父亲，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喜悦。“我要去搞汽车了。”父亲打破了在家几乎不谈工作的惯例，让母亲感到有些意外。
父亲说：“刘鼎同志说我是学工的，又懂俄文，希望我去搞汽车。”
这项任务让父亲不能不兴奋，因为这个项目的建成，将意味着中国不能制造汽车历史的结束。
1950年3月27日，中央重工业部宣布建立汽车工业筹备组，由郭力任主任，副主任有孟少农、胡云芳，成员有胡亮、陆孝宽、郑秉衡、胡云芳、赵苏、吴式锋、郑毅、曹新、乔静娟等同志，全组共11人，在灯市口西口的原工程师学会会址内办公。
当时，汽车筹备组不仅管汽车，还兼管坦克、轴承、航空工业。
最早的人员中，一部分是从晋察冀的干部中调来的，包括胡亮、吴彦儒等；一部分是进城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包括吴敬业、王玉京、张致中等；还有一批老工人，包括马浩然；一批青年，如冯银玉、王环等同志。
筹备组成立前后，首先开展的工作是开了两个专门的会议。
2月22日至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全国机器工业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利用现有的机器装备、工人和技术干部，加上必要的新制机器和最低限度的进口机器，在东北和关内建设若干新的工厂，逐步壮大机器工业的基本力量。
从8月2日至7日，第二个是汽车工业会议召开。
两个会议交换了各地的情况，酝酿了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方向，最后确定：先恢复后建设、先前方后后方、先关外后关内的方针。
此时，除召开两次会议外，筹备组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收集过去有关汽车和汽车工业的情况，作为制定建设汽车工业计划的基础。
孟少农等人先后看过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西到重庆、东到上海，由以前日伪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家遗留下来的汽车修配工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筹备组很快就弄清了国民党留下来的汽车家底：
1949年解放时，全国汽车保有量大约10万辆，以美国的各种军用汽车和轿车为主，此外还有一些陈旧的“木炭车”。为了维持这些汽车运行，我国建了一些汽车修理及配件厂。
随着与苏联谈判的顺利进行，为汽车工业集结和培养技术骨干，成了筹备组的头等大事。
1950年7月，汽车筹备组在北京南池子76号建立了一个汽车实验室，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研究设计部门，它为当时技术干部的培训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的汽车实验室很简陋，大多是车、钻、刨、铣机加工设备，最高级的是3台美制格里申伞齿轮加工机床。尽管这样，这里却有一批懂汽车的知名专家。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了解汽车结构和功能的实践。
在所有培训课程中，汽车拆装是大家公认的效率高、收获大、印象深的课。被拆装的两辆汽车是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和美国生产的中吉普。
当时采用的培训方式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拆完车的总成后，大家交流总结，再拆成零件，清洗干净，了解其作用和功能，然后重新装配调整，恢复原车，直至能够开动。完成后，由司机用拆装后的中吉普教练开车，每人一次，每次一刻钟，最后还做钻杆尝试。
经过这样的学习和培训，来自五湖四海，由具有不同经历的各类干部组成的汽车工业建设大军的素质大大提高。
汽车实验室不仅起到了人才储备库的作用，后来还发展成汽车拖拉机研究所，进一步又派生为汽车研究所及拖拉机研究所，为国内自建的汽车厂设计研制了军用吉普车，轻、重型载重车，军用越野车，大客车，军用柴油机等产品，并在北京、南京、济南、上海、杭州等地投产，至今仍为汽车及拖拉机工业的主要产品科研机构。
1950年9月，汽车筹备组人员已增加到近200人，下设计划、经营、训练等科室，并且还有了一个直属企业——天津汽车制配厂。
面对着办公人员的日益增多，于是，汽车工业筹备组就用一千匹五幅布在鼓楼东扁担厂买了一栋湖北军阀肖耀南的后代旧房，作为筹备组的办公新址。
就这样，汽车筹备组终于有了自己的家：鼓楼大街东扁担厂乙一号。
当时，大家开玩笑地说：“扁担厂没出扁担，倒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
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总设计师斯莫林等专家，也和筹备组一起搬了进去。
不久，由沃罗涅斯基和基涅谢夫二人组成的苏联汽车厂设计专家组来到北京。
专家组是根据毛主席与斯大林同志签订的协议，来中国援建汽车厂的。
从那时起，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新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了，转入具体建设第一汽车厂的准备阶段。
筹备组决定在长春建厂
1950年4月，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后，筹备组就积极开始酝酿汽车厂建设方案。
1950年7月，筹备组开始为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选择厂址。
在当时，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起点低，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只有三分之一，且大部位在沿海。
为改变旧中国形成的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筹备组决定汽车厂的选址在内地进行。我国幅员广阔，选择厂址要考虑原料、交通、工业、地理等各方面条件。
于是，筹备组先后派工作组到北京、石家庄、太原、太谷、平遥、祁县、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10多个城市和区域作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并勘测多处。
经过工作人员的辛苦调研，最终得出结论：平遥地面水位过高，石家庄和湘潭工业条件欠缺，西安建厂存在电力、木材、运输等问题，只有北京可供选择。
1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计划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选厂址的汇报。
在会上，很多同志都认为在北京、沈阳、武汉、包头四地区选择厂址较为适合。
会议对北京、武汉两地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比较，认为北京西部较适合建设汽车厂，后经综合考虑北京也不适合建设大型汽车厂，因为北京的钢材供应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与此同时，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委派的工厂设计专家小组总设计师沃罗涅斯基、设计师基涅谢夫到达北京。
沃罗涅斯基等苏联专家是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来中国援建汽车厂的。他们同时还带来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厂的协议。
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的建设目标是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完整汽车厂。
当时，苏联专家计划在三个月内了解中国汽车工业情况，选定厂址，收集设计资料，拟任务书，完成厂址初步测量与工程地质勘探。
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大纲，筹备组组织力量，调查勘测和收集进行工厂设计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其中包括：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质、水文、交通运输、资源、动力、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和农业基础、生产及基建材料来源等。
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从电力、钢铁、木材、动力等各方面条件来看，新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只能够设在条件比较好的东北。
1951年1月18日晚，中财委由陈云同志主持，听取重工业部关于建设汽车厂的汇报。
参加者还有陈郁、滕代远等四五位部长。由刘鼎副部长和孟少农作汇报。
最后，陈云同志作出决定：
建设目标同意苏方的意见；厂址定在东北，在四平至长春之间选择；建设开始期定为1953年，一次建成；协作配套问题由有关部门解决。
会后，由重工业部起草了决定文件，由中财委下达。
会后，根据胡亮同志去东北预选厂址的结果，汽车筹备组与专家们研究，初步决定以长春为主要目标。
春节前，孟少农陪同专家去长春。
到达长春市后，长春市由建设局长宋均出面与孟少农等人联系。
当时长春市的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全市只有两辆吉普，全部提供给孟少农等人使用。
考察中，孟少农等人看了铁路西边，发现地势很好，空旷，有几十平方米的破损的楼房，道路、上下水、供电条件都好，只是当时有一个军事仓库占据了大片面积，名称叫“饮河部队”。
专家们看了回来，晚上在地图上摆了两个方案，第二天又去看过，认为可以定下一个，很满意。
原来胡亮同志选过的市南一片空地上的另一厂址就不去看了。
孟少农与宋均同志谈定，于1951年2月22日交换了协议，就和专家回京。
在当时，东北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而长春位于东北三省的中心，工业基础较为雄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东北的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与水、电的供应情况，于是，陈云同志最终决定，一汽定于长春兴建。
1951年3月19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下文批准，第一汽车厂厂址定在长春孟家屯。
一汽建厂领导班子成立
1951年3月19日，一汽厂址确定后，一汽的设计由苏联汽车工业部委托全苏汽车工业设计院设计，分为初步、技术和施工图三个阶段。
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完成。
在苏联把设计资料交给中方时，这么多重要的设计资料交给中方，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那时中苏双方之间是友好的、是相互信任的。
接到资料后，当时在苏联兼任一汽代表的陈祖涛，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装入外交邮袋，以外交部信使的身份，搭乘飞机直接送到北京汽车筹备组。
1952年1月下旬，汽车筹备组完成了苏方初步设计的翻译、审核工作。
同年3月底，陈云同志召集中央各相关部委的领导一起，对苏方的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
会议几乎没什么讨论，审查就通过了。
有了设计资料后，各项工作就可以全面展开了，当时在展开各项工作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新的一汽领导班子问题。
1952年7月，中央任命郭力为六五二厂厂长，即现在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郭力是一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早年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33年参加共产党。抗战时就在我军工生产系统担任领导工作，全国解放后又在重工业部担负重要职务，1950年初受命任国家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
中央此次任命时，郭力已经完成了许多建厂的前期工作，此时中央任命郭力为厂长，是顺理成章的，同时，郭力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郭力到达长春汽车厂建设现场时，整个厂区还是荒野一片，只有日本细菌工厂和几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间夹着稀疏的农家茅舍。
为了保证集结施工力量时职工有地方办公，有地方居住，郭力果断地采取自营与外包并进的办法，组织修复了准备作建厂指挥中心用的875大楼，用作医院的白楼，供干部和工人居住的四联、孟家屯宿舍，以及准备培训技术工人和训练干部的黄楼、灰楼。
在长春市的大力支持下，郭力又开始铺设铁路侧线，接收需要的企业。
尽管郭力当时在工作中大刀阔斧，但他心中并不轻松。
此时，郭力深深感觉到人生地不熟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给工作带来的不便。
终于有一天，郭力向中央同志说出了想法：打算请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人当厂长，自己当副手。
面对别人的质疑，郭力后来解释说：“汽车厂地处东北，应当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位置高一点的同志来当厂长，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地方民众的积极性支持我们。汽车厂要三年建成投产，时间有限，基建必须和生产同步进行。”
接着，郭力还耐心地补充道：“工厂由苏联援建，我必须尽快带队到苏联去，审查、熟悉工厂组织设计，请专家到工厂来，派实习生去苏联，现场指挥、组织生产，这是我的需要的。”
当时是建国初期，干部紧缺，懂技术、会外语的干部更是有限。
为此，郭力亲自去沈阳，去北京，当面向东北局、党中央提出请调厂长的申请数次，恳切请求中央选派一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高、能力强的同志来担任厂长，自己保证当好助手。
同时，郭力还提出两位供组织考虑的人选名单，其中就有饶斌同志。
经郭力的一再要求，中央最终接受了他的申请，选派饶斌同志来当厂长，郭力同志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饶斌是十年内战期间就参加了地下党，抗战时担任过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曾担任过哈尔滨市市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党政军要职。
同时，饶斌的性格是不断进取，埋头实干，追求真知，渴望干一番事业，善于开创新局面。
当时，正在东北计委工作的饶斌，十分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做事的同志，又被新中国第一个规模宏大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所吸引，希望能来这里学点东西，好为今后的工作打点基础。
接到郭力的邀请后，于是，饶斌也积极地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
东北局同意后，饶斌的申请被报到中央。
为此，中央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汽车厂厂长人选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风趣地问过：“饶斌就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
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段君毅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他厉害吗？”
此时，毛泽东说的“厉害”，意即统率千军万马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魄力能力。
熟悉饶斌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回答：“还可以。”
就这样，任命被通过了。
显然，他们二人的工作变动是“两厢情愿”、“不谋而合”的，郭力同志是主动邀请，饶斌同志是自报奋勇。中央的任命，满足了郭力、饶斌两位同志的愿望。
当郭力得知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来当过哈尔滨市长、松江省（后来大部分划入黑龙江省）副主席的饶斌前来接替他的工作时，他非常高兴，并派了江华同志前往沈阳迎接。
这就是有名的“当着厂长找厂长”，主动让贤之事的故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决定对一汽和中国汽车工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3年初的一天，郭力找来新调来负责人事的江华，交代说：“你到沈阳，除了请调干部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迎接饶斌厂长。要向饶厂长汇报这里的工作情况，并请饶厂长早日来厂。同时希望他夫人张矛同志也来厂工作。她革命资历很长，又在哈尔滨亚麻厂工作过，我们厂很需要她这样的人。干什么工作，尊重她个人的意见。”
郭力看出江华有点茫然不解，停顿片刻，就时而坐着，时而站起缓踱着步，说了很长一段发自肺腑意味深长的话：“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厂长，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顺。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厂正处在建厂的关键时刻，很需要强有力的人来加强领导，这方面饶斌同志比我强。他对中央及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都熟悉，对解决我们建厂中的困难非常有利。”
接着又说道：“所谓‘地利’，是因为饶厂长是个‘老东北’，在东北工作多年，而我们建厂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如抽调干部，招收工人，解决征地、修路以及职工的吃住等问题，都要和地方打交道。这方面我也不如饶斌同志。”
郭力微笑了一下，接着说道：“所谓‘人和’嘛，是因为我们厂将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需要饶厂长这样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人来带这个队伍。另外，我们还要和苏联谈判，要聘请几百个苏联专家。我虽然懂俄语，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不如饶斌同志有经验。”
最后，郭力提醒江华：“我谈的这些是心里话，都是实际情况。你快去，就说我请他快点来。”
饶斌来厂后，就与郭力和党委书记赵明新等同志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指挥班子，并逐渐建立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汽车工业大军和野战军般的建筑安装大军，紧张有序又热火朝天地展开了施工安装工程和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牵连到中苏两国的生产准备工作。
在工作中，饶斌、郭力二人分工合作，配合默契，融洽相处，相得益彰。
饶斌同志统率全局狠抓当前，关注长远，突出关键。作为中央批准的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建筑公司总经理，他统率甲、乙双方，初期重点抓工程开工、设备安装，后来又重点抓开工生产和企业管理等基础建设的大事。
郭力同志则侧重于甲方的工作，生产准备，工厂规划，产品设计，工艺制定，平面布置，原材料生产定点，配套协作件的定点和试制，工装制造，设备订货，人员组建培训，出国实习生的选配派遣，苏联专家的聘请安排，大量俄文资料的翻译，等等。
郭力十分尊重饶斌同志，自觉地维护饶斌同志的核心领导，认真配合饶斌同志，担负起工厂的日常工作管理和自己分工的各项工作，以创造条件使饶斌可以思考重大问题，抓远景规划和重点关键项目。
作为第一责任人，饶斌同志对助手们充分信任，让他们放手工作，并大力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必要时又亲自出面帮助他们。所以在紧急困难时刻，常可以看到饶斌、郭力同时出现。
当时，协作件生产与原材料生产定点一度碰到严重困难，成了出车的主要障碍，饶斌同志就亲自召集职能部门人员研究指导，还请工会和青年团组织文艺小分队，到兄弟单位慰问感谢，并派内行前去帮助，经一个时期的努力，局面打开了，保证了开工投产的进度。
正是有了团结有力的领导团队，才顺利地保障了三年建成一汽目标的实现。
中央决定三年建成一汽
1953年1月，为了创建、发展新中国的汽车、拖拉机工业，第一机械工业部将原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改为汽车工业管理局，并任命张逢时为第一任局长。
在当时，国家计划4年建成一汽，而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的部分同志认为太快了，没有可能实现，提出应再推迟一些时间。
1953年初春，张逢时到长春检查一汽建厂的筹备工作。
当时，4年建厂的年进度还未落实，施工的图纸还不完备，预制工厂还未建起来，一汽机构的架子基本上还未搭起来，关于用多久建成一汽还不能拿出确切的时间。
3月底，我驻苏联小组向国内转交了苏方交付的第一批木工车间的施工图设计图纸。
4月初，一汽开始突击组织翻译、积极备料、按图施工。
当时全厂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国家计委原定4年完成建厂任务的总进度安排的。
当孟少农与苏联汽车工业部对外联络司长古谢夫谈此事时，古谢夫表示，苏最高领导人十分重视援建中国汽车厂一事，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他们的工作是按三年建成安排的。
为此，古谢夫希望中国集中力量建设这个厂，把时间安排与他们一致，并建议重工业部原考虑的在北京建汽车装配厂的事应予放弃。
这件事关系重大，考虑到在当时，这样大规模高度综合性的汽车厂在三年之内建成难度很大，也实属罕见，会牵动国内工业建设的全局部署。
请示后，接到指示，等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请代表团指示处理。
代表团到后，李富春同志听取了我方汇报，并指定由宋邵文同志与苏方会谈。
不久，孟少农携带苏方建议的总进度表回国报告。根据代表团的建议和重工业部的报告，中央作出3年建成一汽的决定。
一汽的总工程师孟少农从莫斯科回来时，恰逢张逢时从长春回北京。
孟少农对张逢时说，苏方对一汽的建设提出了重大的修改意见：
把生产能力不足年产三万辆的补齐至三万辆，并预备发展一倍的条件，增加七千万元的投资，建厂时间由四年提前到三年。
同时，孟少农还拿出了经莫斯科设计院审查同意的三年建厂的进度表。
这个消息对张逢时思想震动很大，他感到这个建议非同小可，立即同局里的几个主要领导研究。
大家都认为，虽然增加了些投资，但保证了年产3万辆也值得，将来再发展也有了基础。而且，能提前一年建成出车，意义尤为重大。
但是，提前一年到底有没有可能，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毕竟在新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这么快的速度，无疑是个巨大挑战。
于是，张逢时等人一边研究，一边及时向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和段君毅副部长做了汇报。
听了汇报后，两位部长对这个建议极为重视。
接着，汽车工业局又一起向计委领导做了汇报，计委领导认为，这一改动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关系重大，要汽车工业局考虑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
1953年5月27日，一份经反复研究，将各种情况分析之后，并由张逢时起草，部长们亲自修改的报告，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的名义，送给了毛主席和党中央。
在报告中，汽车工业局详细地汇报了苏方的建议和一汽的筹备情况。报告中说：
我们如能够提前半年或一年完成此项工程，可以培养力量，取得经验，以便迎接1955年、1956年开始的更多基本建设工程。”
报告呈上去之后，汽车工业管理局的同志心中都没底，不知毛主席和党中央能不能批复，什么时候批复。
收到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报告非常重视，并把报告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还请段君毅副部长列席了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一致支持一汽三年建成出车。
6月9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指示》肯定了争取缩短长春汽车厂建设时间对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并指出：
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
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给驻苏小组以极大的鼓舞，6月中旬，小组书面通知苏方总交货人：
我们同意贵方意见，本厂将于1953年开始建筑施工。1955年建筑完毕，1956年出车，确定3年的总建厂期限。
苏方随即编制了新的全部设计规划总进度。
7月11日，孟少农同志把总进度表带回长春，作为重新安排建厂工作的依据。
在此前不久，饶斌同志刚从东北局调来一汽任厂长。他的到来是促进一汽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于是，这一决定开创了全国支援一汽建设热火朝天的局面，大大地加快了建设速度。
全国大力支持一汽开工
1953年6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后，汽车工业管理局立即着手拟订三年建厂的进度计划，以便协调和统一国内外、部内外、厂内外的工作，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三年建厂的指示。
6月17日，计划刚完成时，援建一汽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到京。希格乔夫等人又同汽车工业管理局一起对计划做了修改、补充。
6月22日，修改后的一汽三年建设计划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
中央批转后，全国上上下下，各有关部门都按总进度的要求，全力以赴，克服重重困难，给与一汽建设最大的支援。
在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
举国上下，大开绿灯，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在总进度计划中，关于全部干部及施工力量，汽车工业管理局提请中央责成中央局解决，并建议最好由华东担任，请中央建工部以华东工程局设计公司、工程公司为基础统一调配。不足者，请中央建工部配齐。
中央组织部的行动非常快，马上从华东地区抽调了一批又一批经过战火洗礼、有很高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的干部，派往一汽。
同时，1952年，在一汽筹建初期，中央组织部先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50名厅局级干部到筹备组从事领导工作。
中央决定由东北局调配党政干部，东北局立即从机关中抽调529名干部，还从农村挑选一大批党员、团员及复转军人。东北教育局调来的初中毕业生1200人作为施工骨干，到1953年3月，来厂参加建设的干部猛增到4000多人。
除了东北局调配干部外，还有从国外、南方大城市来东北参加建设的老专家，从江苏省抽调了40多名县委以上的老干部，从上海、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调来的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从清华、交通、天津等大学毕业的大批应届毕业生，以及在华东、中南、张家口军区也抽调700多名子弟兵参加汽车工厂的建设。
当时，全国除西藏、青海外，都为一汽支援了优秀人才。
调来的干部斗志旺盛，精神状态非常好。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也不过三十几岁，都很年轻，一说要建设祖国的工业化，都非常高兴，尽管东北生活条件较艰苦，但他们却毫不在乎。
还有许多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工作的干部和学生，没有被中组部调配到，就积极主动申请到东北去，建设祖国的第一座汽车厂。
据后来成为副总理的李岚清回忆：
1952年9月，我们一千多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告别了培育我们的母校，离开了我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满怀着参加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激情，踏上新的征途。乘坐着整整一列专车来到了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首府沈阳。
当结束了分配到东北的“上海学生总队”的工作后，我来到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的一位大姐的办公室。
我向她汇报了这一段工作，她便笑着对我说：“现在就剩你自己没有分配了。我们打算让你到毛泽东汽车、拖拉机、坦克工厂去工作，同意吗？”“什么？我们自己要造汽车、拖拉机、坦克啦！”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呀！我听了这位大姐的话，为祖国的复兴感到无比的欢悦，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同意不同意，便愉快地接受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是放弃了原来比较舒适的生活，告别了亲人，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东北。
大家亲密无间，团结奋斗，抗严寒，战酷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953年夏天，中央决定把一汽的土建施工任务交给建工部全面负责以后，为了加快工厂建设进度，又从上海调来了以陈佃园为师长的主力建筑五师，从哈尔滨调来了以刘一心为经理的工业建筑公司的施工队伍，在波澜壮阔的一汽建设工地上，汇集了两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穿着军装的建筑队伍，一直属建工部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五师。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野战部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参加过闻名世界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奉命转业来到汽车厂建设工地后，担负了铸造、锻造、发动机、底盘、车身等主要厂房和部分职工宿舍的土建施工任务。
中央各有关部门对一汽的建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铁道部门落实中央的指示，对一汽建设的物资保证优先运输。许多临时追加的紧急物资，汽车工业管理局打个电话、写个条，铁道部的滕代远、吕正操部长都亲自安排，没有一次耽误过。
邮电部为了保证一汽工作同苏方的联系，特别为汽车工业管理局开辟了通莫斯科的专线电话，使汽车工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同一万公里以外的莫斯科通话。
外交部为支援一汽的建设，特别为一汽增设了四名信使。商务参赞处还经常主动找一汽工作人员联系，协助催图纸、设备，联系一切有关事宜。
建设汽车厂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规格型号的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全国有30多个省市、70多个厂矿企业，为一汽生产各种设备和器材。每天有二三百节火车开往一汽建设工地。
来自鞍山、沈阳、大连、本溪、抚顺、上海、天津、重庆等地的钢铁制品，来自南京、济南、汉口等城市的各种建筑材料；来自上海、沈阳、大连等地的机器设备，还有白洋淀编织的大张芦苇，以及松花江的砂石、长白山的木材，江苏、山西和东北各地的水泥，等等，源源不断地运到现场。
解放牌汽车共有协作产品15类、410多项，其中以电器、轴承、附件、橡胶等四类产品最为重要。
全部协作产品分别由46个工厂协作生产。博山电机制造厂生产的发电机，过去都是供给外国汽车制造商的，职工们听说要给自己的汽车制造发电机，都特别高兴。他们根据苏联的设计，把制好的云母环精心地安装在整流子里，保证绝缘强度均匀一致。
天津市现代化学厂生产汽车座垫靠背用的高级漆布，在试制过程中失败了十多次，他们仍不灰心，战胜许多困难，漆布的耐寒、耐热和弯曲强度终于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要求。
国内没有厂家生产汽车方向盘，旅大市工业局积极接受了这项任务，先后召开了140多次技术研究会，经过近百次的反复试验，找出适当的配料成分和比例，终于试制成功。
一汽所在地的吉林省、长春市的省市委、省市政府，更是对一汽的建设予以全力的支援，调拨物资、房产，修建通往厂区的电车线路，组织大批学生、机关干部到工地义务劳动，有力地保证了蜂拥而至的几万名建设者的衣、食、住、行，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解放军不仅在人力、物力上给一汽的建设以大力的支援，彭老总还亲自批示，将仅有的五个随军建设起来的、基础很好的汽车修配厂拨给了一汽，成为一汽培训技术工人的基地之一。
在当时，一汽的建设，受到全国人民的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海防某地的田立方来信说：
我们一定严守祖国的大门，保卫祖国胜利地制造出汽车来。
江苏省江宁小学的学生来信说：
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搜集废铜、废铁、破布、烂棉花、玻璃和废纸等东西，把这些东西卖给合作社，得了五万零三百多元（旧币），这些钱由中国少年报转给你们。我们想，钱虽然少，但也算是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加了一块砖瓦。
江苏省崇明县新东小学全体学生，捡了45斤稻穗，卖了新币三元六角六分寄到一汽，信中说：
叔叔们，请你们收下这笔钱吧，这是我们每个少年儿童在祖国伟大建设事业中贡献的一份力量！
这些人的言行，都体现了祖国人民的心愿和期望。
正是这样在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下，一汽筹备工作迅速完成，一场建立自己汽车厂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二、艰苦创业
●周恩来高兴地说：“苏联要援建我们搞汽车厂，你赶紧回去，代表一汽同苏联打交道、实习。”
●一汽干部自豪地对新西兰代表团说：“我们不但不收一分钱学费，而且各级领导还要动员职工参加学习。”
●孟少农对上海来的工程师说：“你们看了苏联提供的工艺文件就明白了。”
隆重举行一汽奠基典礼
1953年7月15日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的日子，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奠基的日子。这一天，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新纪元，绘就了一汽发展史上绚丽的华章。
15日早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灿烂的朝霞映照着一汽建设工地。
在奠基典礼大会背景台上，两面五星红旗中间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一大早，施工建设大军就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奠基典礼的开始，等待着安放镌刻着毛泽东奠基题词基石的幸福时刻到来。
9时整，奠基典礼大会在鼓乐齐奏、鞭炮齐鸣声中开始。当主席台两侧塔吊上的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全场再一次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参加奠基典礼大会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板及地方党委、政府、驻军、群众团体代表和各机关的领导等。此外，还有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代表苏洛维也夫和驻一汽的苏联专家希格乔夫。
奠基典礼上，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饶斌在致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建设一汽的重大意义和光荣艰巨的任务。他向大会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夫怀，并感谢苏联政府对建设—汽的无私援助。
林枫、黄敬、张维预、苏洛维也夫、希格乔夫等，都在会上讲了话。
第一机械部部长黄敬庄严宣布：
第一汽车制造厂由于你们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关怀，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吉林省委、中共长春市委直接指导与帮助，已经完成了建厂准备工作，现在正式开工了。
曾在战争年代立过七次功的先进平土工人薛震海和曾经参加过淮河三河闸闸门安装工程的金属结构工人赵顺发，先后代表建设工人讲话，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切实保证工程质量，按时完成工程计划。
工程师吴世英在讲话中代表工程技术人员也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大会宣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职工们高兴地把一封封决心书送到主席台。
万名建设者在一匹红绸上签名，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表决心。
一汽党委书记顾循宣读了大会承诺：
我们一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开辟道路，为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而努力！
接着，大会举行了奠基仪式。此时，参加奠基典礼的代表们激动的情绪再次被推到了高潮，因为这个奠基的题词是毛泽东亲自书写的。
原来，早在1953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报告了汽车厂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并请毛泽东为汽车厂奠基题词。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挥毫写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一个遒劲有力的字。
1953年7月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派人将装有毛泽东题词的密件送到汽车厂。
当时任郭力副厂长秘书的刘培善是汽车厂第一个见到奠基题词的人。
那是在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因为饶斌厂长不在，厂办公室就将一封中央办公厅的密件交到郭力办公室。
刘培善拆开一看，眼前一亮，竟是毛泽东为汽车厂奠基的题词。当时，刘培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待郭力厂长从工地赶回来，刘培善立即将题词捧给郭力。
郭力接过题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喃喃地说：“来了，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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