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勒内·格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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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文明(全两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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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CONTENT东方的文明(上册)
第一卷 近东与中东的文明
第二卷 印度的文明
译 后 记
近东与中东的文明
印度的文明返回总目录第一卷近东与中东的文明注1译 者 序
近东和中东，在近代史上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对象，长时期受到殖民者的剥削与压迫，因此人民的经济与文化，都不能正常地发展。而在古代，他们却各有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艺术，至今数千年，仍然焕发着光彩。古代的西亚和北非，沿地中海以至伊朗高原，是史前社会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如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古代阿拉伯等地，从远古时代起，各民族就已发展着自己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的艺术历史，和我国的艺术历史，同样悠久。并且彼此之间，更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关系。从各古代文明国家所遗留的艺术遗物看，可以证明这些国家的古代人民有丰富的智慧和惊人的创造力。从我国的文献记录看，可以证明人民彼此之间的交往及其长期的友谊。这些遗留的艺术历史资料，都是非常宝贵的。
中国与亚洲西部的文化交通，始于公历纪元以前。西汉武帝刘彻时（公元前140—前87年），张骞通使西域，大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着当时知道的最西的国家，有安息、条支、犁靬、奄蔡等国，安息王曾献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为中国接触西南亚洲最早的记录。东汉时甘英抵条支，至安息西界，临西海以望大秦。安息王满屈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通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物，这时已由西南陆地的交通发展到印度洋海上的交通。中国由西南亚洲远通罗马的贸易关系，到这时已发展得很盛。中国的丝织品，得到西方古罗马人的非常爱好，西方史地研究者所常称的一条“丝绸之路”，就贯串着不少古代国家。在两汉人的著述中，安息即以后的波斯，为伊朗高原的古称。条支即以后的大食，为阿拉伯半岛的古称。犁靬即亚历山大，又名大秦，为罗马帝国属地的古代名城。由于对这些地区的交往频繁，文化互相传播，逐步加广加深，古代人民间的友谊，即由此奠下了基础。
到公元3世纪三国魏晋以后，记述西南亚的史料与旅行家的游记日益加多。在南北朝隋唐时，对于西南亚诸国，在中国古史中，常有专篇记录。唐代的长安和泉州，更侨居着不少西域人。波斯、天方大食的文化风习，由陆路和海道传播而来，中国的文明，也向伊朗、阿拉伯、东非传播而去。中国人民与西南亚非人民的关系，达到很亲密的程度。
宋代设市舶司于泉州，以管理对阿拉伯人的贸易。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赵汝适著《诸蕃志》，记载大食诸国的情况。到元代交通西亚，远达东欧，对于文化的沟通，也起了不少作用。
明代中国与亚非诸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至今在亚非沿海国家，尚能发现中国的磁器、钱币等等作为历史的证物。明初郑和的足迹，远达非洲海岸，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等书，作了概括的记录，为中国与亚非诸国在公元15世纪初年的友好活动，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自从西方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侵入了亚非海岸，继而深入，屠杀掠夺，占有了这些地区，奴役当地的人民，囊括财富，这里的人民遂陷入悲惨的生活，古代文明几被消灭，古代文化遗物，也大量地被捆载而去，成为欧美各大博物馆中的藏宝。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民，也曾受到帝国主义者相类似的暴行，因此对于亚非人民当年的遭遇，是可以深切体会的。我们研究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不仅尊重他们古代人民的智慧创造，同时也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在长期被压迫下的革命复兴运动，对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精神，感到鼓舞和兴奋。今天他们挣断了敌人的锁链，重新独立，对这些传统的古代艺术一定能够更加发扬。
我们研究近东和中东的古代文化考古艺术，选译了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这本著作，这是一本西方学者所写的具有代表性的书，可以帮助我们对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阿拉伯的文化艺术历史，增加不少知识。著者生前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曾任巴黎吉美博物馆馆长多年。他对东方文化艺术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入的研究，并且吸收了同时代学术界研究的成绩，做了有系统的叙述，在书中收集了丰富的插图，这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多读点历史，可以开拓更广阔的眼界，对中近东的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艺术，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原著者关于东方考古与美术的研究，著作颇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卷本亚洲美术考古丛书，即《近东与中东》《印度》《中国》与《日本》，已成为西方专业研究者对亚洲美术参考必备之书。本书即其中之一。原著者的学术观点，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肯定存在着许多可商榷之处；但其依据大量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料，对中近东文明做了系统的叙述，这对于我们了解北非、西南亚国家人民的智慧创造，进行文化交流，增进友谊是很有益的。我们译出此书，并增加了注释，读者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弃其无用的东西，这是译者的愿望。由于能力的不够，谬误之处，尚希纠正。常任侠一九七七年四月廿四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序 言
我曾受命为有教养的读者大众写一篇亚洲艺术的一般性介绍，本书就是应此要求的一部试作。今要申明，在这简短篇幅内，我并不妄图将考古学上及艺术上的所有资料予以详尽论述。我的微望只是愿本书能在各种不同风格和时代之间作成一条引线，并使读者对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与作品获得一充分而正确的观念。抱定此宗旨，我的目的是要适当地联系着通史写出这部艺术史，这自然并非重复我曾于他处以较长篇幅发表过的、对一些事实的重要解说，而是重新建立起其历史背景。为使这一切生动地表达出来，我尽量提供许多图片的以及文字的说明——后者，即是说引证了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这样做，我可能受到一种批评，认为这是一部既无创见又多主观的著作，但对此非议的最好答复，是使读者了解并喜爱这个研究题材。
本卷专述“近东”和“中东”，包括伊朗。第二卷将论及印度、“后印度”（Further India，即缅甸、泰国、印度支那等地）及马来半岛，第三卷述及中国和中亚，第四卷则述及日本以及中国西部的西藏注2。
在末卷之尾，附有若干参考书目，和这四卷中所用的专有名词、注3术语和东方文字的索引。
此书多承各位收藏家、旅行家，及各博物馆负责人允许复制所藏的艺术品或照片，否则恐永难问世。本卷尤多受惠于维未尔（Henri Véver）、哥达尔德（André Godard）、杜西特（Doucet）、维俄来（Violet H.）、德·劳瑞（Eustache De Lorey）、考提勒蒙特（Gervais Courtellemont）、维各涅尔（Charles Vignier）、萨尔（Sarre）教授和伯特隆大尉（Captain René Bertrand），以及巴鲁克斯（Charles Boreux）、杜骚德（Dussaud）、德留顿（Driotton）、康特诺（Contenau）诸君，此外尚有东方学者多位，不能一一列名，今谨于此表示我恳切的谢意。第一章 东方最古的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东方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亚洲文明，大部分无疑地可溯源至史前时代，即使并非普遍如此，至少也显然属于同一根源。对于东方史前期遗物的研究，“虽然只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进行，但它提供了一些见解已深深涉及伟大的历史诸文明之间，尽管后来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开始时已形成不同程度的承上启下的亲缘联系”。
关于属大西洋、多瑙河、乌克兰，以及爱琴海的诸文明，因不在本书范围之内，姑不具论，在这里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史前期文明乃是埃及文明。沿利比亚境内今已干涸的尼罗河支流两岸，曾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和属于“下旧石器时代”（Lower Palæolithic）的数以千计的磨削石斧，式样属法国考古学家们所谓的“舍利式”和“阿舍利式”，这是由于在塞纳河-马恩河之间的舍利和亚眠附近的圣·阿舍利两地发掘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而得名的。但此后即突然中断，可确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一直无迹可寻；然而我们现在却于纳伽达、阿拜多斯，和埃尔-阿姆拉等地的尼罗河畔发现了丰富的“后新石器时代”——即当石器时代告终而铜器开始出现之时，“其年代至少约在公元前5000年”——的文明。在这古远时代，此流域内的居民——大多数无疑属于和地中海各民族有亲缘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已驯养了狗、驴、牛、羊和瞪羚，并且种植了大麦、谷子和小麦。他们的武器和工具——镰刀和犁头——以及家用什物都是用燧石制成的。特别是黄色燧石片所制的微弯的小刀，打磨得如金属一般，异常精美。但最使我们惊叹的则是他们的瓶罐类器皿。这些由砂岩、花岗岩、大理石、闪绿岩、黑曜石、雪花石或水晶等所雕制的水瓶，不论是圆筒形或混圆形，都属于遗存至今的史前期最美丽的器物之一。他们的饰品一部分是新石器时代的式样——如骨质、象牙质或燧石质的手钏和项链——另一部分则已是铜质的了，尤其是针锥之类。至于陶器艺术，也有丰富的遗物，依年代先后而言，最早的是光滑的泥质红陶瓶类，在口端周围饰有黑色砑光的环带，其次为粗面的红陶，最后是有各种纹饰的红色或淡黄色的陶器。至于形制也穷极变化，有碗，圆筒形的瓶、壶，浑圆的罐，三足的鼎，等等。所有器具都是徒手制成，不用任何旋轮，上面的图绘也未经火烧过。花纹则或为几何图形——花斑、长方格、同心菱、锯齿，或交错的新月与线轴纹、平行波浪纹、螺旋纹，以及蜗牛形的花纹；或为仿绘的动植物形态——一列列的程式化的水鸟、树木，等等；有时也装饰着真正的图画：如送丧的小船，奠酒的瓮，或仪礼中的舞蹈等，这一切也都是同样程式化了的（图1）。
这里可注意的是埃及学者们常把埃及此种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公元前7500—前5000年，中心地在上埃及的纳伽达，其性质似乎是属于非洲的；第二阶段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中心地在北部，其性质则似属于亚洲。
另一方面，继第二阶段之后的一个时代内——可适当地名为“原史时代”，在法老统治前的各族人民遗留下来的一些片麻岩版上，所雕刻的战争和行猎图景都有显著的现实主义风格（如图2）。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石片上的动物——狮子、雄牛、羚羊——和甚至人类形象，在一般轮廓和对肌肉的处理上，有时与古迦勒底同类的艺术品有明显的亲缘。尤其雄狮（图3），如赫尔氏所指出，使人想到如拿迦勒底-亚述的狮像和法老时代埃及的狮像比较起来，它更近似于前者。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无疑地指出了在最早的埃及和最早的原始苏马连文明间存在着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在迦勒底或依拉姆（以拦）并无旧石器时代遗物发现，这无疑是因为在第四世纪之初此地区尚沉没在水下。至后新石器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之末铜器时代之始），在依拉姆的未来首都苏萨附近有一伟大文明出现。在苏萨的最深堆积层，所谓“苏萨Ⅰ期”地点，和在此以西约95英里属于所谓“苏萨Ⅰb”期的帖佩-木西安地方，德·摩尔根氏曾发现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居民遗址，他们仍然制造燧石的武器和冻石（steatite）或雪花石的器皿，但同时纯度达百分之九十的铜质武器和镜子也已很习见了。这种人所制的陶器十分精美。那些杯、碗、锅等器皿与同时代的埃及陶器不同，都无疑是用轮子磨制的，上面的花纹装饰也经过烧制，由于火候的差别而呈淡红色以至褐色或黑色。纹饰也是一部分为纯几何图形——包括有无数条混合的波浪式花纹，锯齿纹，顶角相对而两边伸张如蝴蝶双翅的三角形纹，甚至有注4注5“马耳他十字纹”或卍字纹——一部分仿自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因而我们在苏萨Ⅰ期地点和木西安都发现有图案式的棕榈树，有巨大犄角的山羊或野羊，和水鸟或涉禽等图画，这一切都是完全程式化了的，其风格显示出惊人的装饰效果（图4、5，图9）。但在木西安出土的各种残片中，我们也发现少数表现出符合自然界现实的观察，如其中一幅美丽的牝赤鹿头像（图8）。“苏萨Ⅰ期”的古艺术家们，怎样会获得此种气魄雄健、结构浑厚的程式化艺术的成就呢？显然这是肇始于对大自然的现实主义的观察。苏萨的史前期居民，当新石器时代之初，似乎即画下了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动植物形态。其后由于反复描绘，他们逐渐把这些形象融化为一种几何画式的装饰花纹。对此问题，波提叶氏在《波斯使团记》（Délégation de Perse）第13卷中所发挥的学说，我们认为已做出结论，虽然法兰克弗氏的意见与此相反。但如康特诺博士所指出，如果这种自然主义的作风存在于“苏萨Ⅰ期”时代即已流行的程式化装饰之前，则我们即必须承认在该地曾有过一个极为悠久的艺术潜伏期。“苏萨Ⅰ期”的艺术，我们由于忽视了它的起源故觉得是原始的，其实是已经过几千年演进过程的结果了。的确，在那些好像挂衣架子似的、有着不可能的纤细腰围和宽肩阔胸的典型人体（图6），或具有几乎成一整个圆环的、极度夸张的大犄角的野羊（图7），再或如有着异常修长但极优美的颈或腿的水鸟，和好像贯穿起来的一串串飞禽（图7）等程式化的绘画之前，必已有一个悠久得难以置信的作画习惯。仅只考虑到这一点，使我们设想到早在“苏萨Ⅰ期”以先，便已存在着一个惊人古远的苏萨了。
关于在苏萨Ⅰ期地区的此种进步文明的年代，最近曾被修正。不久以前还推断它约当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但现在一般公认应属于更早的年代，即近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它似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告终止。此外，当发掘时有一层五码厚的土地将它与代表原史期和有史期文明的沉积层分开，表明着文明的中断；但据最近研究，这里似乎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间断；无论如何，我们总应承认有苏萨Ⅰb期型式的存在，这便形成了苏萨Ⅰ期和苏萨Ⅱ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它主要以帖佩-木西安地方为代表。其后直至公元前4000年或前3500年顷，始有一种新文明出现，以“苏萨Ⅱ期”地点为代表，其特征是陶器的重复发现和书契的产生（弯曲体文字）。再后，约当公元前2800年或前2200年，即至“苏萨Ⅲ期”阶段，标识这一文明的则是直笔划字体的发展成功。
我们在此可指出将苏萨Ⅰ及Ⅰb期与苏萨Ⅱ期分割开的这一时代中所发生的重大艺术变革。我们曾看到，苏萨Ⅰ期陶器作风的特色是上有惊人优美的程式化花纹。苏萨Ⅱ期陶器上的图形，其艺术性即大为减低，但更较为接近自然。虽然此种复返自然主义的风格无可否认地降低了艺术性，但却显示出苏萨的艺术又一次转向实际观察的本源。我们见到的不再是具有夸大的长腿的涉禽，而是生着短腿的天鹅和鹧鸪，张着两翅的鹰，和犄角长度已合理化了的山羊，并且表现着自然姿态——如回头后望等。至此，我们遂看到苏萨最古的圆筒式印章，其年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上面所雕的相斗的雄狮或公牛，低头挺角向前冲突的雄牛，在“生命树”左右分列的跳跃着的山羊类动物，关闭在围栏内的野兽等，都是具有令人惊叹的创造性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的确，它们都是如此伟大，虽然已将亚述动物雕刻艺术的精华尽行包含在内，但相形之下亚述人的技巧却显得风味冷注6漠而枯燥，只有克里特岛上米诺时代的艺术中的斗牛和跃狮图，在手法的自由流畅上才有些地方可与之媲美。
继苏萨的艺术之后，并且与它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可以提到赫兹菲尔德教授近年在波斯库地斯坦和法尔斯省的发现。当1927和1928年，这位德国考古学家在达玛干和波赛波利斯发现一种可注意的古文明，他认为是纯属于铜被发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如果此种观点得到证实，则这一文明将早于苏萨Ⅰ期的文明，后者，我们曾看到，已是属于后新石器时代的了。赫兹菲尔德教授的见解，甚至以为产生苏萨文明的正是新石器时代的波斯。但无论对此先后问题怎样看法，这两种文化间的亲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达玛干和波赛波利斯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在那几何形花纹和人类及动物形体（山羊、野羊，或“祈祷人”像等）上，使我们立即联想到苏萨Ⅰ及苏萨Ⅰb期的器皿。但在苏萨Ⅰ期与苏萨Ⅱ期之间似曾有一个文化的中断期，或至少是停滞期，而库地斯坦和法尔斯出土的前雅利安人的陶器却似乎证明着在其文化发展上有显著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的迹象甚至当青铜时代的最盛期也可见到。事实上，赫兹菲尔德曾在涅哈文德地区发现一系列青铜时代的彩瓶，其中有一些上面显现出奇异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物花纹，还有一些上面，使人联想到苏萨Ⅰ期的成列涉禽，和苏萨Ⅱ期的时兴花样，纹章式的鹰。同时，在这些彩陶和同在涅哈文德发现的印章或符箓上，也出现了美索布达米亚特有的伟大的动物雕绘艺术；例如所画的蹑行的鬣狗（动作翔实如生，令人惊叹），或一些狸形野兽吞食着鹿类动物的图画，此种题材，变成了后来定居在这一草原上的苏美尔人的艺术中的典
注7范。
在位于苏联土耳其斯坦的阿斯哈巴德附近，与波斯边境毗邻的安瑙地方，旁普莱考察团曾发现三处时代相连的史前期遗址。第一处（安瑙Ⅰ）属于后新石器时代之末，以磨光的石器和铜器为特征，今推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当苏萨Ⅱ期之末或Ⅲ期之初，或者稍后），那里居民已种植着小麦和大麦，并饲养了羊、牛和猪；在第二处（安瑙Ⅱ），我们看到骆驼、山羊和狗都已为人所驯养；第三处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年，则是铜器时代的最高峰。安瑙各遗址所出土的文物，除了雪花石和大理石的容器外，还有整批的彩陶，最早期的是粉红色、淡红色或浅黄色的底子，有时是单色素面，有时装饰着棕色的几何形花纹；这些装饰一般都由直线组成，并且有些正如在依拉姆见到的由一个个菱形以其二旁的角与邻相交构成的格子纹即是；我们还可注意几种树枝形花样，这与在苏萨所见者亦复类似，又安瑙Ⅲ号地点还有一些画作“裸体女神”似的小像，我们也同样发现于古代的依拉姆和迦勒底。
1916年斯坦因爵士在伊朗东南方赛伊斯坦南部曾发现若干与安瑙多少有些类似的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里，他所发现的除了仍属于新石器时代型式的器皿，但也兼有铜器外，同时还有许多陶质容器，由于烧制的火候不同，其颜色由浅黄、浅红，或浅绿以至红、灰，或呈斑驳变幻的色彩。这些物件在形制上似乎看出在制造时曾应用了旋轮，以及种种为安瑙所特有的技术程序。这些陶器与在安瑙出土的相同，上面也没有把柄，而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的容器上，把柄已开始形成了。这里的装饰花纹主要是几何图形：平行的波形或锯齿形线条，三角形顶角相交而成为“蝴蝶花纹”，连结成链的菱形纹，S形纹（在中国也可见到），在井字纹底子上散布的彼此结成树叶状的半圆形花纹。也有单独用树叶纹的。此外我们也见到少数动物的剪影图，都具有明显独自的写实风格，特别是一些大角野羊和山羊的头像。印度考古调查团在距此不远的俾路支境内的那尔地方曾发现一些类似的陶器，据马凯氏考定系属于苏萨Ⅰ期的时代。陶器底子为淡红色，所饰花纹为深红色或黑色，有平行的横条纹，条间夹杂着波浪纹、十字纹、三角纹、菱形纹及同心圆纹等，其一般意趣，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颇为近似。远东的新石器时代
从俾路支我们再渡到印度西北部后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器并用时代的（Chalco lithic）居民点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地都位于印度河流域，前者在旁遮普邦，后者在信德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正式的城市，从那些巨大的砖筑地下结构和拱形下水道方面即可显然看出其重要性。约翰·马歇尔爵士在摩亨焦-达罗发现了三个上下重叠的城市遗址，他把最下一层的年代暂定为约当公元前3300年，其余两城各约当公元前3000年及前2700年，但根据在迦勒底所确立的年代学指出，这里假设的年代恐怕晚近得多了。居住在这些城市中的来源不明的人民，已经造出了棉织品，并且驯养着牛、羊和猪。在1920—1925年间，“印度考古调查团”在这两处遗址的不同深度下，发掘到的物品除了常见的磨光的石质和铜质用具及燧石的武器外，还有铜制的工具和器皿以及金银饰物。我们并注意到一种上釉的青色和白色的瓷器及一些素陶，同时还有黑底红花的彩陶，都使人联想到俾路支和赛伊斯坦的出土文物。但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上千件作印章用的石灰岩片。上面雕有动物形象——普通多为公牛、瘤牛、虎和大象——和一种与象形文字极为接近的图画字体（图10）。这些印章和苏美尔人治下迦勒底印章的相似，殆可一目了然。尤其上面所雕的雄牛，也令人联想到美索布达米亚那些圆筒印章上的同类形象。在摩亨焦-达罗还发现一件石灰岩的人物胸像，那芦苇般的胡须使人一见即想到可与某些美索布达米亚的型样相比。的确，许多作者都以为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的遗物中看到了一脉相承的美索布达米亚和苏美尔人的文明。这种文明与原史时代的迦勒底和依拉姆文明，无疑地显出有深厚的亲缘，但它仍旧保持着鲜明的独特性。所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帕印章上所刻的动植物，大部分限于该地区所特有的品种：瘤牛、象、犀牛、虎、蛇（“nāga”，那迦）和野无花果树等。此外，这里印度河谷的图画字和最早的苏美尔人或苏希安的楔形文字也有显著差异。最后一点，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印章都是长方形的，从没有像迦勒底所有的那种圆筒形式。然而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印度河之间，商业上的联系是一定存在的；事实上，赫尔氏与武利所领导的英美考察团，近来在迦勒底的基什确曾发现一枚来自印度河的印章，年代属于公元前注82500—前2350年，其上甚至刻有哈拉帕式的图画文字。这两位考古家在迦勒底的吾珥还发现过一件约属于同一年代的冻石印章，上面的凹雕金牛全然是哈拉帕的式样，但文字却是楔形字了。然而，最起码的谨慎态度也会提出，商业上或甚至文化上的关联，并不一定表明种族和语言的一致。对于前此指出的中国史前期遗物和安瑙、苏萨及乌克兰史前期遗物相类似一事，我们也抱同一见解；至于在印度和在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的后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问题，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一章中再做较详尽的研究。
中国有旧石器时代遗物存在久已无人置疑，但直到约1920年始为桑志华和德日进二氏所发现。在河套鄂尔多斯草原的黄土层下，这注9两个考察团找到属于穆斯特期（Mousterian）和奥麟耶期注10（Aurignacian）形制的磨削燧石器具。经过几千年的中断后，出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在这期间形成了黄土层，将此整个时代与那些旧石器时代的沉积层分开。这些居民点是1920—1924年间瑞典学者安德生及其同伴们，在河南、甘肃、满洲等处发现的。其中两个主要地点是甘肃的齐家坪和河南的仰韶，据安德生和阿恩氏推断，前者约当公元前3500年，后者当公元前3000—前2700年之间，这都是根据苏萨的古代纪年而考定的，我们觉得，依据关于苏萨年代的最近学说，竟会推断出中国最古遗址的过去年代，这是不能使人同意的。但无论如何，这里发现的武器和用具都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骨质的镰刀，燧石的刀片，大理石或贝壳的指环，等等。齐家坪阶段，正确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出土有素陶和少量的单色彩陶。及至仰韶阶段，我们则无疑地目睹了自新石器时代到后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这已被用来推断不仅在河南的，也有在甘肃的许多不同遗址的古物了。在这里曾发掘到大量的彩陶和素陶，后者或呈现如黏土似的灰色，或里面为灰色，表面则因烧制而成红色或淡红，或甚至灰褐色，这些陶器都是由精心加工的黏土所做成，多附有把手，并且像是经过轮制的。其中某些式样似乎预示着后来中国铜器的型式；显著的如三足的鬲，这使人联想到鼎一类的铜器。然而我们当记得，从特洛伊的最古城市遗址以及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古物中，也都有此类三足陶器出现。同样情形，这里一些陶器上的耳与埃及王朝时代以前陶器上的耳正相类似，而齐家坪陶鬲上有另一种可以从中穿绳将鬲吊起来的耳，则也令人想到基什出土的迦勒底陶器上的耳的式样。此外，某些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陶器又和俄罗斯南部的陶器相同，那上面的花纹图案似乎是用绳子勒成的，或甚至是在席子上滚过而压成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底子多带红色，由于烧制的火候不同，色调也有差异，自红砖色以至红褐色，但也常有呈黄白、暗白或灰色的，上面花纹则为触目的红或黑色，有时也近于橙黄或深灰。在灰陶上花纹通常为红色，而在红陶上则为黑色或暗红色。至于装饰花样则几乎全为几何图形，包括有：树叶形花样，上有点子和条纹，或中间划分一线；曾在东亚见过的两个三角形顶角相交如蝴蝶翅的花纹，在这里则加以扩张使交点成一个结子；由三角形或菱形拼合的格子纹；宽道的“蛇皮”纹；花条纹；由一束条纹变化成的卷涡纹；末一种与仿自海底植物的爱琴海地区的花纹同样和谐而富装饰风——或如双凸镜状、周围并绕以缘饰的花纹，这可能是表示一张嘴或一只眼；与希腊注11式有些相似的回旋纹，但较狄庇朗（Dipylon）陶器上的花纹略为疏朗；满布斑点的纵道纹，有锯齿形的边缘，即所谓“葬纹”，因为只有在墓葬中才能发现。这一课题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内论及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时，再做较详的叙述。安德生氏还发现过几种依照动物形象而作的花纹（兽纹），但这似乎乃是例外；半圆形纹暗示着一行飞鸟，而在甘肃出土的一个陶罐上甚至还有一排程式化的禽鸟（可能是水鸟），与苏萨或埃及王朝前的同类图纹颇为相似。我们在这里无疑地看到一件标本，它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近东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接触点。我们还可以说，河南和甘肃出土的彩陶，在那形式的健劲，质地的坚固，色彩的绚丽（可注意一些令人赞美的红色），以及装饰花纹——无论是条纹、波纹或螺纹——的富于节奏感上，都可算是史前期艺术中最完美的作品。（图11）再可提到的是，勃莱克博士对于与这些古物同时发现的人头骨所做的初步研究，似乎指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种民族已经就是今日的中国民族了。至于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和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将在第四卷第一章内加以探讨。
从这简短的一般性讨论中，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当后新石器时代——即磨光的石器时代已近于结束，而铜器正开始采用时——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尤其伊拉姆）、东部伊朗、西北印度、西部土耳其斯坦和中国北部形成了许多文化中心。各地域的居民都已知耕稼牧畜。他们无疑已习于贸易，因为特别是在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已使用着可能来自喀什噶尔的玉和玛瑙贝（cowry）或贝壳作为货币了，后一种是必须从渤海湾携带到甘肃的。在彩陶方面，我们发现出自一些不同地点的陶器，都有奇妙的类似之处：例如埃及和后新石器时代的苏萨，苏萨和安瑙，安瑙和中国的后新石器遗址，苏萨、安瑙和赛伊斯坦，以及赛伊斯坦、俾路支和印度的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二遗址等地点之间，所出土的陶器都是如此。根据这一有力证明，我们可以认为，那种相信各伟大的史前期文明都是彼此完全隔绝的说法极不可靠，而要立即予以摒弃，同时也反对那种民族迁移的无用假说。让我们且满足于这样一个结论：即当历史的黎明期，从埃及直延展到黄河及印度河，曾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明，“我们可称它为彩陶文明”。使用着多少相同的工具，其美术品在理想上、制造过程上和题注12材上也具有肯定的类似性质。然而这种在基本花纹上的普遍一致，并毫无损于各中心点的工业上和艺术上的独立性。我们还可以说，这一未经确定的文明，曾产生过一些伟大杰作。
我们将看到，此种后新石器时代共同文明的这些中心，怎样由分散发展和各自进步而产生出东方世界的四个伟大的历史文明：即埃及文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它本身又产生出伊斯兰教以前的及伊斯兰教的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第二章 埃及文明孟斐斯文明
后新石器时代埃及的辉煌灿烂的文明，预告了在法老们统治下的埃及文明的来临，因此我们看到，后者正是由前者直接产生的。
当埃及为法老们统一的前夕，其民族早已是同一种源的了，虽然它无疑是由一种属于地中海民族特性的，和具有倍尔倍尔族（Berber）、赛姆族（闪族）以及非洲民族亲缘的各种不同成分所构成。几世纪来它已分裂为许多部落，彼此以其本部落的图腾动物和本注13部落的守护神而区分：荷拉斯（Horus）的食雀鹰，阿纽比斯注14注15注16（Anubis）的豺，奥赛里斯（Osiris）的不死鸟，拉（Ra）注17注18的雄狮，阿蒙（ Ammon）的公羊，等等。经过一个期间后，这些部落减少到两个，上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各一；约在这时期，埃及文明留下了具有强烈的创造性活动的迹象，在他们已有的彩陶和新石器时代型的坚硬石瓶外（这些器皿继续沿用到最后三个王朝的时期，或更久远），埃及人又增加着铜制的武器和工具，以及铜的和金的珍饰品；他们在片麻岩版上镌刻着有历史性的浮雕——战争和狩猎的图景及宗教场面——那种写实而又精致的作风，在性质上几乎已成为一种典范。最重要的，是他们发明了文字——最初是十分原始而如图画式的，其后，我们将看到，即发展为一方面是象形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拼音的体系了。
在公元前第33世纪后半叶，或在公元前第34世纪之初（约公元前3315年，或据最近梅叶氏考定的近似年代，即约当公元前3197年），埃及的两部分在法老统治之下联合而成一个王国。从一开始，这王国就主要是宗教性质的。法老被认为是神的化身，每逢大典，他额戴黄金的蛇形章（uræus），手持代表神权的牧杖和打禾杖，以淡漠超然的符合仪礼的姿态，出现在顶礼膜拜的群众面前，他虽然还活在人间，却已参与了死后永劫的事业。
因此埃及每个人的宗教就使他成为国王的奴隶和虔诚的崇拜者，而法老们的王国也就奠基在人民这种最神圣的信仰上。
在这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尽管发生过如晚近摩列氏所辑述的各种社会变化或甚至根本变革，埃及的25个王朝在几千百年间却始终是一脉相承。它们的历史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孟斐斯帝国时期，自公元前2895年至前2360年，或自公元前2778年至前2242年；第一底比斯帝国时期，自前2160年至前1660年；第二底比斯帝国时期，自前1580年至前1100年；以及赛伊斯时期，这一时期直绵延至前525年。
孟斐斯帝国当第四王朝时（约公元前2840—前2680年）达到其最盛时代，此朝有齐奥普斯、克夫林和麦克里诺斯诸王，他们建造了大金字塔，并且如门太特氏最近的发现所证明，曾将埃及的势力扩展到远达腓尼基的毕布罗斯。
孟斐斯的艺术曾给我们留下一些不朽的作品。这乃是大金字塔、基泽地方的大狮身人面兽以及开罗博物馆中所藏的人物造像的时代。这种艺术也和法老们的君主国本身一样，同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们对来生的观念都有极密切的关系。金字塔就是作为法老坟墓之用的，这些都是由人赤手造起来、形状规则的大山，有的几乎高达五百英尺，而那些流传下来的造像或浅浮雕，大部分也仅只是墓葬的人像或图案。这是因为所有埃及人，自法老以至贫农，都把他们的一生消磨在准备来世的命运上。埃及人相信有灵魂，或更可说是“代身”的存在，它居住在人体内，在死后还能在坟墓中继续过着尘世的生活。为了使这种在坟墓中的生存可能实现，必须具备某些条件：对木乃伊的保存，墓中还要有代表死者、他的亲友以及他在世间各种职业的造像和图画，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到另一世界里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这些图像表现得越完善逼真，死者获得的安全舒适的生存机会也越多，因此渗入了整个埃及社会的此种宗教观念，对于美术的发展，尤其造型美术，有着很大的贡献。
回顾过去已存在了几乎三十世纪的埃及艺术，至第四王朝时达到了顶峰。这一时代的造像乃是名副其实的肖像雕塑。姿势都极自然逼真，有时在处理上经过了深刻的理想化，有时人物及其周围环境的特点被表现得近于讽刺的程度。我们可以举出那座在头后立着一只展翅鹰的伟大的克夫林王的闪绿岩雕像为例。这是一件艺术性极高的作品，它那高贵的神情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如马伯乐氏所说：“对于王者的尊严，体现得具有如此深度的作品，实在是罕见的。”属于同样作风的，有今藏纽约市立博物馆中的密科里诺斯王及王后的片麻岩组像，以及开罗的麦克里诺斯王三人组像（图12）。风格全不相似的则有木雕的卡-阿培尔像，通称为乡长色肯-巴拉特（Sheikh-al-balad），或第五王朝时金字塔下的工作检查官（图13）。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写实风的肥胖、自满、傲慢的有产者的肖像，容貌刚毅而稍显伧俗，步态已经有些笨重了，但除此以外却是精力充沛气派十足；这雕像可以看成像是一个罗马最好时候的包办捐税的人。同属这一时期的有巴黎卢浮宫中的书记官坐像，那冷漠严厉的相貌和锐利的目光，显得异常生动；还有开罗博物馆中的书记官坐像，则表现出一个失意官吏所有的近乎恶毒的神情。更有其他许多半身像，在此不能具论，它们的表情都带有那样强烈的生活气息，以致有时令人觉得烦扰，好像那古老的雕刻魔法师当真把死者的灵魂囚进他所造的偶像里，使它永世过着同样的不论是贵族的还是富人的生活，就像还在国王齐奥普斯的时代一样。（图14、15、16）事实上，所有这些雕像都证明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灵感和丰富变通的表现手法，在此后的年代中，埃及艺术永远不能再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因为它很快就把自己束缚起来。
的确，孟斐斯的人物造像的主要兴趣，即在于这种几乎完全以体现人物个性为主的特色中——可称为它们的强烈的资产阶级性格中。无论是希腊的雕刻——它多少总经过一些理想化而成为奥林匹斯天神式的——或是罗马帝国的造像，都未能在这同一程度上给我们这一种“真实存在”的令人困惑的印象，这一种接触到我们心灵上的人类兄弟般的感觉。底比斯文明
第一底比斯帝国至第十二王朝时（约当公元前2000—前1788年）国势鼎盛，那时相继秉政的一些国王几乎都以阿美涅姆赫特和西努斯列特为名。这一时代与前时代相同，也是以艺术上的百花繁盛和复兴为其特色。现在开罗博物馆所藏、原发现于里什特的一些石灰岩的西努斯列特一世的造像，即可认为是埃及艺术的精品之一；它们在头部都有着神情无上优美而尊严的丰满、含笑的面容，那鼓舞着它们的和谐境界和使它们似乎沐浴其中的快乐气氛，正与希腊天才们的最崇高的意想类似。的确，第十二和十三王朝的全部艺术都具有无限魅力。孟斐斯时代的肖像无疑较此更为有力并富于写实性，而至拉美西斯王在位时的雕刻又更为精致优雅、华贵典丽，但在这两种风格间承先启后的第一底比斯帝国的这些胸像，却如此巧妙地将雄健与典雅混合起来，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总的来说它们乃是埃及古典主义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一底比斯帝国在绘画方面，也曾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值得赞美的壁画。我们可以提到贝尼-哈珊地方的克努姆赫特普二世陵墓中祭堂壁上的美妙的猫像，它正卧在芦苇中等候着猎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动物所有的每一项特色”，马伯乐氏说：“那伸长的脖颈，颤动的脊背，摇着的尾巴，在扑跃以前稍微向后缩回的身体，和使那猎物夺魂丧魄的紧紧盯住的眼睛。”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同一飨堂内的花鸟画，那是能够和中国这一类艺术品中最精致的作品媲美的；再如农民为克努姆赫特普王在地下驯养羚羊的美丽画幅，也见于贝尼-哈珊的墓壁；最后还有一些战舞和拳击搏斗的战争场面，这在普通教科书上我们已常可看到了。在末后所说的一些图像里，虽然用着埃及艺术上始终采取的因袭方式——例如脚部总是千篇一律的侧面形，而眼睛则像是从正面看来的样子——那线条的自由流畅和一种动的感觉却令人为之赞叹，可以说，这几乎具有着电影的特色，能达到这种境界的除了日本艺术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第十二王朝时，埃及和叙利亚以及第二个中米诺时代的克里特岛都保持着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联系——前者由蒙太特氏在毕布罗斯的发掘和杜·布伊孙氏在荷姆斯地区的夸特那-米什列菲的发掘可证明；后者则由于在底比斯的一些坟墓中发现有米诺时注19代的卡美瑞斯型的古瓶可以为证。
接近公元前1660年左右，埃及受到历史上通称为希克索（牧人王朝）的一些亚洲部落的侵略，并且部分被其征服。经过一世纪的斗争，他们被驱逐了，底比斯帝国在第十八王朝下又复兴起来，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个朝代（公元前1580—前1321年）。本王朝的伟大的法老吐特谟斯三世（死于公元前1447年）和阿门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15—前1380年）征服了叙利亚，并且和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西部美索布达米亚的王国）以及后期米诺时代的克里特岛等王国都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后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公元前1380—前1362年）因企图实行宗教改革而引起混乱，虽然他的继承者吐坦卡蒙（死于公元前1350年）改行谨慎的反面政策，结果这第十八王朝仍不得不让位给更符合正统宗教的王室，即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21—前1200年）。在此同时，北部叙利亚已被喜特人（赫族）所征服，后者是小亚细亚的一个民族，部分属于亚洲人，部分属于印度-欧罗巴人，对此我们后文将再细述。经过长期战争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前1234年）与喜特人瓜分了叙利亚，他自己并与喜特人联姻而结成同盟，但当他的后继者在位时，埃及曾两次受到爱琴海的航海民族爱琴人和阿开雅人的攻击，时为公元前1229年和前1192年。最后埃及虽然获胜，但经过这些灾难之后元气大伤，遂退回到它的尼罗河谷内，除了在公元前7世纪有过短期的亚述人进犯外（前670、前663年），一直保持独立到公元前525年，其后即为波斯所灭。尼罗河三角洲地方有许多城市都曾为其首都——自公元前651年后即定都于赛伊斯。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拉美西斯二世时乃是这法老帝国最后的一个伟大时代。它同时也最出名，特别是由于其建筑物。人们在埃及几乎找不到一座城市里没有拉美西斯所建造或重修过的古迹。他完成了在卡尔纳克和卢科索的宏伟的神庙，并在古尔纳营造了表彰其盛名的拉美赛姆殿堂。所有这些神庙都是以完全一致的雄伟壮丽的设计图样造成的。在最前面是夹道对列的狮身人面兽或公羊像，其后是满布浮雕的方尖塔，通至前庭，这里入口两翼有着极巨大的门阙。再进则为柱殿（hypostyle hall），那是用像森林似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平的屋顶，柱的高度有的达到65英尺（卡尔纳克的柱殿中有这样的柱子134根）。殿内壁上遍饰绘画与雕刻，表现着法老的丰功伟业。每逢祭祝大典时，即在这殿内举行成为埃及人的宗教之一部分的行列祈祷。由此便可进到内殿神堂，其中设有神龛，那是只有法老和高级祭司才许可入内的。“这些底比斯的神庙给人的印象是无可比拟的雄奇伟丽。排排圆柱的巨大比例，通体外观予人的厚重压迫之感，巍峨神像所附着的幻魅森厉气氛，满堂花岗岩雕刻的永恒清寂境界，激动着每个现代游客，使他产生一种超越人间的感觉。”在法老时代，当可怖的神秘幻影翱翔于列柱之间，而一切都致力于加强这个场所的庄严气象时，给人的此种印象一定更为深刻。这里对光线的层次设计得也很巧妙，由外庭开始，是敞向着东方的明朗的天空，列柱殿里，即沐浴在神秘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进至神堂内，则只见巨大神像的阴影在曚昽微光中缓缓移动。在这里，远离开每一个世俗的眼光，埃及的这些谜一般的神，有着羊头、狼头或鹰头的神，和法老面对面地平等交谈着，使人感到，神要表明法老乃是他们在地上的代表者。
但这有着古代神统以及这些神殿和坟墓的埃及并不是埃及的全部。与此并存的是一个纤巧秀丽而妩媚动人的埃及，正像由戴着珠宝的盛装妇女的大小雕像和化妆用品及家具等所显示的那样。前者以一种永恒不灭之感，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后者却以难于置信的现代气质和对服装的敏锐感觉——简单说，即它那种女性的温柔迷惑着我注20们。我们只有到遥远的希腊的塔纳格拉（Tanagra）或18世纪的日本，始能发现在琐细事物上表现出来的这样微妙才能。在第二个底比斯帝国的许多王者造像上，如阿门诺菲斯四世、吐坦哈门和拉美西斯二世等的造像（图15，图16），我们已注意到雍容华贵的成分已多于威严庄重了。此种温文尔雅之风，在这一时期或赛伊斯时期的大多数王后和贵妇的头像上表现得尤为从容自如（图17—19）。但它主要的成就乃是女人的裸像，我们只要想到那始终阻碍着埃及雕塑进展的一切清规戒律——例如身体向前方端正坐立、两臂紧贴身旁的那种教条——即可看出这一成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功绩了。而且尽管开始有此种不利条件，这些底比斯和赛伊斯时代的裸体雕像仍证明具有新鲜而富于活力的气息，甚至亚历山大派雕刻本身也不能磨灭我等对它们的记忆（图20—22）。此外还有一些梳妆用品等小物件，如盛发油或香水用的匙等，都显示出底比斯和赛伊斯的艺术家们怎样充分地掌握了女性躯体的装饰价值（图23，图24）。他们和希腊人是古代仅有的能自由地模仿裸体的雕刻家。亚述人，举例说，是把人体隐蔽在长袍下面的，而埃及人则甚至在雕造法老的妻子或女儿时，也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圆满的乳房、柔软的小腹线条，或透明衣着下的臀部的曲线。在坟墓中发现的绘画上常见的歌女和舞女们所穿的衣服，更远比雕像上的还要稀薄透明，据说，“披着这种轻纱有意地显露隐处，是为邀请雕塑家或画家们去更细腻地追摹那躯体的轮廓，以夸示其婀娜而优美的姿态。”
事实上，女人在埃及社会中所占的地位，远较在其他东方各国更注21为重要。她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并且亦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注22所证言，她已预先享有了如谛阿克列多思在《西拉库斯的女人》（Syracusan Women）中所写的那种名声和行动自由。埃及的讲故事人使我们以同样轻快激动的心情，窥见在法老统治下城市中的寻欢作乐的生活，好像我们以后将在拉格底斯（Lagides）的亚历山大城可能看到的一样。他们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女人形象是：“温柔多情，头发像黑夜一样的黑，牙齿洁白光亮，胜过燧石碎片，体态轻盈苗条，胸乳紧束端正。”在灵怪类的故事，例如可能属于第一底比斯帝国时代的《克夫（Khufui）和魔法师》中，他们给我讲述一件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的恋爱故事：“一天国王陛下带了扈从到作为他的首席侍读的史官家里去时，这史官妻子的眼光落到国王的一位近臣身上；她一看到他，就立刻觉得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法老时代还有一些恋歌，曾由莫列特氏译出，它使我们不仅联想到旧约中的“雅歌”，还想到希腊教中的《祷词集》（Greek Anthology）。
上面草草述过这一梗概之后，有一个问题要在我们面前提出：埃及对于东方文明的贡献是什么呢？最初看来，似乎尼罗河谷的特殊性过于显著，而且法老们世界的历史上的孤立性也过于全面，因此使得埃及文化的主要特质不能传布到其他东方世界去。并且事实上，如与亚述和依拉姆将其物质文明传给阿开密尼德王朝的波斯的那种过程相比，我们确没有看到埃及的文化遗产曾直接传播给其他民族。
但是这种印象只有当我们忽视了这一连锁的中间环节时，才会固执不变。因为从第二千年期到波斯时代，一直存在着一个共通影响的混合地带，例如在埃及和亚述之间即有一个由腓尼基和叙利亚为代表的传播地区。我们曾看到，从很早的时期开始，早至古代孟斐斯帝国时，在泰尔、西顿、毕布罗和其他腓尼基城市中的海上居民们即已接受了这个法老帝国的影响。同时这些赛姆族人民，和在叙利亚的所有其他居民相同，对于在巴比伦的他们本民族的各方面都感到有吸引力。因此历史上的腓尼基艺术，从传留至今的雕花石棺和金匠的工艺品上看来，表现了一种由埃及和迦勒底-亚述的技巧相结合的经验与风格。在这种具有高度综合形式的叙利亚艺术的例证中，我们只要举出巴黎卢浮宫所藏象牙板上的有动物图像等的精致浮雕就够了，这是1928年图罗-但真氏和巴罗伊斯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阿列坡以北的阿尔斯兰-塔什地方发现的。这些牙板原来装饰在大马士革国王哈泽尔（公元前844—前812年）的象牙床上，后来当那位自公元前812至前783年统治亚述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围攻大马士革时，被他的儿子本-黑达德（Ben-Hadad，公元前812—前773年）献给了亚述王（参看杜骚氏在《法国博物馆通报》1929年7月号上的文章）。像这一类作品，清楚地显示出埃及的影响怎样向着美索布达米亚方向扩展，并且与迦勒底-亚述的影响相接触。我们还将要有机会提出这同一影响出现在喜特人的艺术中，而且甚至在萨尔恭王的亚述艺术中——例如在阿萨尔哈当的狮身人面兽。最后一点，阿开密尼德王朝波斯人建造他们的柱殿的观念，就是借鉴自埃及的，这种建筑形式从底比斯直传到波赛波利斯，而后那些波赛波利斯的柱廊又被孔雀王朝时代的印度人仿来建造了华氏城今巴檀那的宫殿。第三章 迦勒底-亚述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迦勒底和依拉姆这片土地，和埃及曾为后新石器时代文明活动中心那样，曾盛极一时，为诸强国的所在地。
我们发现，迦勒底从它历史的一开端时起——根据勒格伦氏最近所解读的泥版文字得知，其时近于公元前第四千年期的中叶——即已分为两个区域，无疑的这在很久以前就已如此了。这便是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而且这的确也像是符合着两种不同的民族和语言：苏马连（苏美尔的）民族和苏马连语，闪族（赛姆族）和闪族语。
苏马连语是一种很特殊的语言，性质与闪族语不同，是迦勒底南部的城市如吾珥、拉伽什等处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根据一些薄浮雕看来，苏马连民族的特征似乎是“圆而略短的头颅，鹰嘴似的大钩鼻，剃光的头和颜面”。据推测，楔形文字——或应说是象形文字，当它逐渐程式化后即产生了楔形文字——就是在迦勒底由苏马连语而创始的。
迦勒底北部城市——基什、阿伽德和巴比伦——所说的是赛姆语。由最古的薄浮雕上看，阿卡德的人民“头部侧面形略显凹陷，直鼻，鼻端较圆平”。此外他们也不剃发，并且留着胡须。
当历史一开始时，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在政治上还是界限分明的，但迦勒底文明却已是一种混合的、所谓“苏美尔-阿卡德”式的文明了，其中很难区别何者属于何一地方的因素。特别是关于神的方面——两民族无疑的在很久以前就信奉着共同的多神教——和楔形文字方面，这也是赛姆人和苏马连人同样采用的。
另一方面，迦勒底始终保持它自己的特色，虽然它也依然遵循着和它毗邻的依拉姆相同的演进过程，后者我们在前文已曾讲到。因此在迦勒底最早的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可能属于公元前第五千年
注23期）遗留有和苏萨Ⅰb期式相类的古物，而最古的苏美尔文明则与苏萨Ⅱ期相当，即约为公元前3500—前3100年。此外，在苏萨出土的一些由整块沥青雕凿的、极为古拙的雕像上，那人物形象与上面所说“圆颅钩鼻”的苏美尔人就颇为类似。虽然如此，今日能解读的最初流行于依拉姆的语言，所谓“安赞尼特（ Anzanite）语”，却与苏马连语以及赛姆语显有不同。
在迦勒底的各个城市中，无论是赛姆人的还是苏美尔人的，为首均有一位诸侯，所谓“帕帖西”（Patesi），他同时也是当地神祇的最高祭司。这些神祇中，我们可以提到的有天神阿努，地神恩利尔，风暴之神阿达德，水神埃阿，月神辛，日神沙玛什，木星神玛尔都克，丰饶与战争女神伊什妲儿等。许多神祇都具有天文上的性格——天文学，或应说是占星学，在迦勒底的社会中占据着极重大的地位。为了研究星宿的运行，迦勒底人建造了他们最初的神庙观测台，这是巨大的砖类建筑，照例是高达七级的阶层式方尖塔的形式。
迦勒底地域富足，这可以用那里土壤的肥沃来解释，或更可说是由于苏美尔-阿卡德人民善于利用土地所致。由楔形文字的泥版证明，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迦勒底就和埃及相同，曾受到人民大力开发。国王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开凿并维护灌溉沟渠，因为如此，迦勒底才繁华灿烂得像花园一般，使人们留下了传统的所谓“地上天堂”的记忆。
农业的繁荣产生了手工业的进展。在奢华品艺术方面，没有一种民族显出比迦勒底人具有更高的创造力。他们的工匠以熟练无比的技巧，制造出色彩鲜艳的毛织品、华丽的绒毡、精美的家具和被整个东方所求购的黄金工艺品。为了推销这些产品，迦勒底的商人们循着幼发拉底河和沙漠路径，远达阿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群山以及叙利亚的海岸。他们随着货物还把他们的楔形文字带给了邻境各民族，这是用钉子形的铁器在黏土版上刻画的。在当时他们是亚洲唯一具有一套完整文化的民族。因此在公元前整个第三千年期，甚至直到前4世纪，这一文化在西亚所扮的角色有些和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希腊文化相同。如自阿玛那和菩伽兹-科伊出土的泥版证明，当公元前14世纪时，米坦尼的国王，喜特人的君主，小小的迦南人的王侯，和埃及十八王朝的法老们，都是依靠迦勒底的书记官而彼此互通音信的。
迦勒底历史文明的最古遗迹，是1927—1928年赫尔和武利两氏的英美考察团在吾珥（帖尔-埃尔-木迦耶）和吾珥附近的帖尔-埃尔-乌巴德两地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归属于吾珥的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800年），一部分属于在第一王朝以前的一个时期，暂定其年代为前3500—前3200年左右。这些代表苏马连人文化的古物，包括有冻石和雪花岩的瓶，其式制类似在王朝时期以前的埃及所有，黄金珍饰（舒伯-阿德女王的头饰），以黄金为头、琉璃（lapis lazuli，天青石）为须的公牛头像之类的雕刻；彩色石镶嵌，其中有一幅是镶有作为贡品的动物形象的盛宴图；还有一些石灰岩的浮雕，其中一幅是一辆由驴子或半驴半“格力芬”（gryphon，鹰首狮身的神话怪物）动物拉着的战车，上面的人物肯定是属于苏美尔人型的。
面对这些公元前3100年或更早的作品，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对它们所揭示的高度文明和精美的艺术感到惊讶。我们只要一看武利氏所发掘出的物品即可明了，这里有那么多的杰作。例如，有作为一种棋戏用的镶贝壳平板，其中已发现有以更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而成为后代传统的题材，即面面相对的成双动物：人立的狮子撕碎着鹿类的野兽，后者也是以后足立地，还有成对的牛类或鹿类的动物，以纹章上姿势站在“生命树”的两旁。在这些图像中，其后历三十个世纪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已经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再如，在一架豪华竖琴的前面板的贝壳镶嵌画上，我们见到了英雄吉尔迦美士扼杀两头雄牛的题材（这传说在那时即已为人所知）；或如赋予了人类属性的动物，那式样直到较晚的年代才在埃及发现——以后腿作人立的狮子、豺狼和熊，拿着食物或是鼓着竖琴，那种动物的幽默风趣，我们注24将在四千年之后日本鸟羽僧正氏的画上再见到。再如更好的例证是在所谓“标准”墓葬内，我们已经发现一幅真正的史诗式图景，其中那些伟大有序的各组画，直到二十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又在亚述的浮雕上看到：行动中的战车，载着御者和长枪手，将被征服的敌人践踏在马蹄之下；还有由扈从拱卫的君王，战车停在他身后边，正在赐见战俘；再有是这位国君和他的廷臣们在得胜后奠酒谢神。其后是乐师和舞蹈者们的行列，最末，结束这组图画的则是战利品通过国王面前接受检阅：家畜，一包包的物品，等等。当我们在很久以后的公元前7世纪看到亚述诸王的纪胜石刻时，不要忘记在苏马连历史上这种史诗式场面的古代原型。尤其是当我们见到萨尔恭王时代的写实风的动物雕像时，我们一定想起武利氏在吾珥的这片遗址所发掘出的古物残部：舒伯-阿德女王墓中的银质母牛头，和在此近旁、于前述竖琴前方发现的黄金与琉璃的公牛头。这些头像，在那粗犷的美和雄劲的现实主义作风中——如此雄劲刚健，一似呼吸着专横政治的精神——显示出已存在着迦勒底-亚述的、阿开密尼德朝的，以及萨珊王朝的动物雕刻的全部原则了。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种苏美尔-阿卡德的现实主义在进入有史时代时，由于发展成一完整体系和一种古典主义的因袭方式，是否失掉了一些它的自然生成的趣味；还有那所谓“穆斯林式的枯燥乏味”是否早在汉谟拉比时代便已开始了。
此外，女王舒伯-阿德墓中出土的、顶端有一驴形雕刻的束约缰绳的用具，也已经预示出高加索和草原地带的整个艺术风格，那里的缀有青铜饰件的挽具和灯台，上面即装饰着鹿的形象。
当我们看到了不仅是这一发展过程，更有被突然揭示出的、在如此悠远时代即已完全构成的全部中、近东的美学法则时，我们实在不能不深为感动。因为我们只要想一想那年代就够了。舒伯-阿德女王的坟墓，我们已曾看到，约属于公元前3100年，即当吾珥第一王朝的时代。但那座更深的吾珥第四号古墓，即通称为“标准”墓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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