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世界当代史试读：

第一编

第一章　当代新技术革命及其世界性影响

第一节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从18世纪中叶以来的200多年间，人类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历时一个世纪，导致了人类社会在先进地区由封建主义制度为主阶段跨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经历了60年左右，导致人类在先进地区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社会跨入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个别国家则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开始的则是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即新技术革命，迄今仍在向纵深和横广两个方面发展，导致在发达地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主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阶段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则兴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

首先是原子能技术的利用和发展。1945年7月16日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49年8月苏联也宣布试制原子弹成功；1952年10月31日，美国又制成了氢弹，从1953—1964年间英、法、中相继宣布试制热核武器成功。与此同时，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开始兴起，1947年美国发明同步回旋加速器，1945年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电站，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下水。到1986年，世界26个国家已有376所核电站，占全球发电量的13%。

其次是空间技术的利用和发展。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1号和2号，从而开创了空间技术发展的新纪元。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了重量小于苏联但质量很高的“探险者一号”人造地球卫星。1959年苏联的“月球二号”卫星成功地击中月球，成为最先把物体送上月球的国家。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接着1962年2月20日，美国约翰·格伦也乘“友谊七号”卫星遨游太空。同年7月，美国又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从1961年5月—1972年12月，美国成功地实施了规模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7月21日—25日，奥尔德林·阿姆斯特朗等3名宇航员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70年代以来开始了空间技术由近地空间为主转向太阳系行星和宇宙空间的探测研究。1973年5月14日，美国的“天空实验室”进入太空，1971—1977年间，苏联先后发射“礼炮号”、“联盟号”、“进步号”、“宇船号”空间站。1981年4月12日，美国第一个可供连续使用的哥伦比亚航天飞机试飞成功，于4月15日凌晨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安全降落，历时2天6小时25分52秒，它身兼火箭、飞船和飞机三种特长，是宇航事业的一项重要突破。其后，美国又有“挑战者号”、“发现号”、“大西洋号”、“奋进号”等航天飞机升空。1988年11月15日，苏联第一架航天飞机“暴风雪号”也顺利升空。80年代，美苏的“空间实验室”接待了多批宇航员，并一再创造了在太空停留一年以上的新记录。在世界各国发射的卫星中，美苏两家占95%以上，美苏发射的卫星有70%用于军事目的，此外，还有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导航卫星、测地卫星，科学卫星等。

第三是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问世的美国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ENIAC）和通用电子计算机（EDVAC），标志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在100万次以上，高于第一代的200倍，1964年，运算速度每秒在300万次以上，称为电脑。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70年代以来又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第四代计算机。大体上，每隔5—8年运算速度提高10倍，体积缩小10倍，成本降低10倍。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1980年，全世界拥有1000万台微型计算机。80年代以来，美日更竞相研制第五代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国防技术现代化、家庭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情报和信息手段现代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三大标志外，还有人工合成材料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遗传工程的诞生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二战后，六大纶即锦纶（聚酰胺纤维）、涤纶（聚酯纤维）、晴纶（聚丙烯晴纤维）、丙纶（聚丙烯纤维）、维纶（聚乙烯纤维）、氯纶（聚氯乙烯纤维）占合成纤维的99%，而前三纶占90%；产量从1950年7万吨增加到1980年的1048万吨。1952年，美籍德人德尔布吕克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小组实验证实DNA是遗传信息的真正载体。1953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标志分子生物学的真正形成。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推动了遗传工程的兴起。1948年出版申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同年出版维纳等的《控制论》以及1968年出版贝塔朗费的《普通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应用》和1972年出版的《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则分别标志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

二、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

首先，信息技术已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它突出反映在电子技术、微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器的结合，以及广泛推行工业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遥感等接受技术、光纤等通讯传递技术。电子计算机则巨型、微型、网型、智能型同步迅速发展。

其次，生物工程的新突破。它突出表现为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遗传工程）、酶学工程和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的发展。70年代以来在加州出现了“生物谷”。80年代在英、法、日等国出现了遗传工程公司。生物工程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制药工业、食品加工、化学工业、能源、农业、采矿、冶金、石油、环保等领域，并正蕴酿着新的技术突破。

第三，新型材料工业技术的兴起。它包括：传递、记录或存储的信息材料；新高温结构陶瓷、非晶态材料和超导材料的新能源材料，特别是超导材料80年代中期以来有突破性进展；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和新型合金材料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结构材料和新功能材料，如高效能的陶瓷材料，有机氟材料，高功能的黏合剂等。

第四，海洋工程的崛起。7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海底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的海洋开发的新阶段。1980年世界海洋开发年产值1100亿美元，海上产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22%。海洋生物开发还包括捕捞技术现代化、海洋农牧化及海洋植物的综合利用。近年来，利用波浪、海流、潮夕、水温度及盐度的海洋能源开发工程正在兴起。

第二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和兴起的原因

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

当代新技术革命具有不同于先前科技革命的明显特征。首先，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具有加速趋势。这是因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继承性；生产的能力在加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手段越来越进步；科研探索的领域也不断开阔。目前人们认识的化合物有400多万种，而1950年只有100万种。科研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专门知识的服务周期也在缩短。

其次，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具有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科学技术转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目前的世界强国、经济强国也是科技强国。现代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技的发展，科技先行、科技先导已经成为战后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第三，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分工愈来愈细，研究愈来愈深入，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当代许多新兴学科的出现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第四，科学技术对世界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二、新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原因

当代新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深厚的一般社会原因。这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经济大国的实力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军备竞赛的加剧和追逐垄断利润的刺激，国际经济竞争的空前激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视科技的组织管理，即有人慨括为四M系统工程（人才、机器、材料和资金，每个英文字字首均为M）。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强化对科技的干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协调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研究，建立专门机构领导或指导科研的规划、研制和开发，特别是通过并实施了推动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其中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组织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世界发达国家政府是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科研经费的提供者。科研经费的分配关系到科研发展的主攻方向。美国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成功，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领先于美国，以及苏联在电子计算机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法国发展科技的一度受挫，都说明了科研经费分配对发展科技的重要性。战前美国政府的拨款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20%，战后增加到50—60%。1945—1971年间，美国政府的科研拨款主要用于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宇航局三个部门，其它部门只占总数的7.4%到15%。195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总统提交了题为《基础研究——国家的资源》调查报告，把基础研究看作国家的资源。报告说：“一个依靠国外输入新基础知识的国家，它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也会衰退。”

第二，发展科研组织的多轨制度。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基金会的研究机构多轨协调，有利于几方面积极性的调动和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也有利于科研和生产的相互促进。发达国家还十分注意通过合同制来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美国，合同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临时性措施并限于军事目的，战后成为固定措施，50年代起又由军事工业推广到民用工业。它向承包单位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稳定的市场，它实行分层负责赏罚分明的制度，有利于庞大研制计划的完成。

第三，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奖金制和引导及保障科研的基金制度。西方普遍推行的专利制坚持新颖、技术水平和实用性原则，推动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研制。诺贝尔奖金制迄今仍是自然科学成就的重要象征和科学家的崇高荣誉。各类基金制度则对于引导科研方向和保障研制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全方位教育制度和突出智力开发的人才选用和引进制度。美、日、德、苏等国的教育兴国政策对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重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强化人力资本是发达国家立足21世纪的关键问题。战后近半个世纪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人才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趋势，这与发达国家的重视人才的全球引进是分不开的。改革全民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广泛引进专门人才、公开选拔人才、健全学位制度等都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第五，加速折旧和税收优惠制度是利用税收手段保障科技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六，保障科技发展和知识产权的科技立法制也逐步引起各国的注意。

特别要提到的是，80年代以来各国都把发展高科技放在立国之本的战略地位。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发表了关于国防开支和防务技术的演说，提出制订战略防御计划的设想。1985年1月3日，白宫公布了总统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项以高科技为中心带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全面发展并凭借技术优势来谋求战略和政治目标的计划，集多种学科交叉之大成，几乎囊括当代所有高科技和前沿学科。它在战略上要以制宇权来夺取霸权；在政治上以退为进迫使苏联在其它领域作出让步；在经济上实现一石三鸟，振兴美国，夺回主导权，拖垮苏联，拉大差距并制服西欧及日本；在军事上以确保生存战略取代相互摧毁战略并发展新一代的主战兵器。美国计划在30年间，投资1—2万亿美元，虽然它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国内外的强力反对，但是里根、布什政府坚持不放，在实践上这一计划已初见成效。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1993年春，克林顿总统宣布放弃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7月，西欧国家在法国的倡议下组织了尤里卡计划即欧洲技术复兴大纲。该计划涉及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材料技术、加工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环境保护以及交通技术等领域。这一计划适应了西欧各国开发新技术，振兴欧洲竞争能力，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需要，反映了要求联合的强烈愿望，符合西欧政治经济实际，有利于西欧经济和军事防务的发展。

在日本，1986年底通产相公布了《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即第五代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计划，为期15—20年，耗资约1万亿日元。它涉及开发显微操作技术、生物细胞培养计划、蛋白质主体结构研究、生物体运动机能计测技术研究、生物体无损伤计测技术研究、生物体系统动态结构研究等高技术研究领域。

在苏联80年代中期开始的宇宙开发计划也引人注目，苏联已拥有世界先进的实用卫星拦截技术。一般说来，苏联在军事技术、宇宙开发、核聚变和激光研究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则落后于西方。

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并在个别项目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三、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论的兴起

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从而兴起了以宣扬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和科学中心论为代表的科技发展论。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1973年美国丹尼尔·贝尔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统治人物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取得方式是专业技术和教育。1980年美国阿尔温·托夫勒出版的《第三次浪潮》认为和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浪潮是依靠全新技术、全新材料兴起的新文明，是多样化、个体化、小型化，是信息革命。1990年他又出版了《权力的转移》，认为人们正处于一个权力转移的时代，世界将形成一个“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知识的作用日益重要，最快速者得生存。1982年美国约翰·奈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新技术革命带给人类的深刻影响。1983年美国汤姆·斯托尼尔出版了《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及同年美国约翰·霍肯出版了《下一个经济》，强调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经济将居于核心地位，智能将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1980年法国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出版，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前景是信息社会，向信息化转变是“刻不容缓的”。198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论文集《微电子学与社会》，认为微电子学通过微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并冲击着生活的许多方面：劳动、家庭、政治、科学、战争和和平。1977年美国赫尔曼·卡恩出版了《今后200年——美国和世界蓝图》，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将人类社会导向灾难，而是导向繁荣和富裕。

科技发展论唤起了人们注意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指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了新技术革命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揭示了在当今相互依存和竞争共处的世界中“全球观念”的意义。但是，它们的共同弊端是过分强调科技和科学家、工程师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和所有制的作用。

第三节　新科技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当代新科技革命就其深度和广度及其对全世界的极其深刻影响而言，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首先，它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现代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主要不是依靠提高劳动强度，而是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的改进。例如，美国利用卫星拍摄的照片来估产小麦，使美国每年得益2亿美元，美国1977年估计苏联小麦的产量同苏联官方公布数字的误差只有1%，而时间提前了半年。英国24万平方公里面积，过去普查要动用6000人工作6年，1976年，利用地球卫星只用了4人工作9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过去绘制地图一次要费时1年，现在只需10分钟就告完成。1983年西方国家先后走出滞胀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新科技的发展。1977—1984年间，美国的高技术工业年平均增长14%，比1950—1977年间高出1倍。高技术工业的比重由1977年的6.1%增加到1984年12.9%。1976年，美国化学工业的营业额中有50%是1966年前不存在的新产品，仅在宇宙空间研究过程中研制的新产品有12000种也是1966年前所没有的。1983年2月里根宣布“在今后数年里，高级技术将使我们的工业发生巨变，并使我们的经济复兴”。以超导技术的应用为例，不久在电子通讯、航天、医疗等领域会出现廉价的超导输电线、超导储电装置、高效率的超导磁流体发电机和超导电动机、超导磁悬浮列车等。超导输电的实现，将使美国一年可节省价值100亿美元的电力。1987年4月，里根总统在珀杜大学发表演说强调美国政府要把“重点放在能直接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科学领域，有助于确保下一个世纪美国在科技领域据领先地位，继续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同年7月，他在超导商业应用会议上说：“超导体的突破是把我们带到新纪元的开始”。

其次，它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并酝酿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战后由于一系列新技术工业的兴起，使发达国家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表现为：（1）三大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在发达国家中，第三、第四产业兴起，而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据1977年材料，美、日、英、法的第一产业占2—3%，第二产业占30—38%，第三产业占68—60%。（2）信息产业及其它新兴产业的兴起。1973年以来，美国的“朝阳工业”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产业、海洋开发方兴未艾。由于微型计算机体积小，价格便宜，重量只有几十克，可以放在火柴盒内，运速一般每秒10万次，比30吨重的电子管计算机还快20倍，价格只有几十美元一个，这就使工业生产过程的全盘自动化成为可能。由于计算机可以进行逻辑判断、信息存储、数据处理、高速运算，结果十分精确。生物学领域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就是由于采用电子计算机对晶体结构进行大量计算的结果。一些尖端课题如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航天飞机、卫星等都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机器，桥梁，汽车等设计可以运用电子计算机取得最佳方案。新技术革命使能源消费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资本和商品流向发生相应变化。（3）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各阶层的巨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从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三部分组成变为包括控制机四部分。与此同时，出现了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趋势。1987年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召开了浪潮2000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集中探讨了新科技革命导致的世界性影响。日本前文部大臣永进道雄认为：“计算机和通讯所带来的变化将超过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弗里曼认为，目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如何适应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和制度上的问题，它包括：教育与培训制度，管理与公司结构，流行的管理模式，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公共、私人和混合投资形式等”。由于科技的发展，大大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4）推动部门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它加速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使一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充分适应和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大提高，从60年代起美欧日等国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也出现了现代化和贫困化共生现象，推动福利保障社会化的发展。

第四，它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导致了经济大国地位的调整和不平衡发展的加剧；并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国际化趋势表现为各国经济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加强。一体化在当前集中表现为地区集团化趋势的强化，如以欧共体为中心的欧洲，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圈。在当今世界，爆发世界军事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科技竞争却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归结于科技竞争，科技地位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科技立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日益成为许多国家的国策。科技水平成为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加剧发达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因素。西方主要七国1987年的经济实力占全世界的60%，而人口只占12%。195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差23倍，1980年扩大为40倍，1985年又扩大为44倍，1990年更扩大到56倍。人们已不怀疑，新技术革命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对于美、日、西欧来说，这是争当第一流强国还是沦为二、三流国家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避免科技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在经济上免遭处于更不利地位的问题。

第五，它促进了武器的急剧变革和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常规武器而且战术和战略核武器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军事战略也相应发生决定性调整。一般说来，在本世纪初做出重大应战决策要几个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要几天，现在往往只需几个小时。80年代以来，美苏核战略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是和军事科技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

第六，它也推动文化艺术和教育现代化的急剧变化。由于文化艺术引入现代化手段，使得文化艺术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教育手段从掌握知识为主发展到以培养学习能力和发展新知识能力为主。由于学科界限渐趋消失，要求专业设置与综合性发展相适应。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高度结合，要求大学与产业部门密切结合。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要求优先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以适应结构性调整，提高劳动力和民族素质的要求。

最后，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新技术革命既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它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情况、新形势下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发展，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生产力理论、国民经济结构理论、失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理论、现时代特征理论等。

第二章　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

第一节　全球性的发展与改革趋势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潮流。当代世界的大发展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发展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它的发展趋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它突出反应在通过改革调整、科技革命，来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全球性改革浪潮

从战后初期至今近半个世纪这一潮流持续不断。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欧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浪潮中十分活跃。在美国有1945—1953年的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现代共和党主义”，1961—1963年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和1963—1969年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的社会改革”。在日本有1945—1955年的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和1956—1973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强化政府干预，实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政策。在西欧表现为：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政策是70年代以前英国实行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1946—1948年艾德礼工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60年代后期，威尔逊工党政府的又一次推动国有化浪潮。英国还以完善“从摇蓝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自诩，40年代末实行了一系列福利国家措施。60年代福利国家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在法国实行了经济计划化措施和国有化政策，从1947—1970先后实施了五个计划，采取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计划的市场调节经济，以图消除自由放任下市场机制的弊端和高度集中下国家控制经济的缺陷，推行传统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间的有限计划的协商经济模式。在联邦德国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初期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60年代以来又向强化干预凯恩斯主义式的方向发展。

50—6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政策进行了改革性探索。30年代开始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以行政管理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主导模式对战争年代和战后苏联初期的经济重振，和对新兴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形成僵化模式，妨碍了和平和经济大发展时期的改革和发展。1953—1964年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调整，在冲击旧有模式方面的勇气上具有开创性，但基本上是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偏差，在维持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局部改革。1965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以行政管理经济为主的，有限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模式有所修正，又是在苏联走上霸权扩张条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持续低速发展。在东欧有1948—1949年南斯拉夫反对共产国际情报局错误决定的斗争和1950—1970年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改革，匈牙利1957—1964年的局部调整政策和1965年以后的以工业为主的全面经济改革，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等。

60—70年代，东亚“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崛起是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政策和推动经济起飞举措分不开的。海湾地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石油致富国的兴起和拉美地区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都和推行开放改革政策有密切关系。

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滞胀和1979—1982年、1990—1993年经济危机的困扰，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改革。在美国有1969—1974年尼克松政府的新联邦主义政策，1977—1981年卡特政府的反滞胀经济政策，1981—1989年里根政府的振兴经济政策，1989—1993布什政府的稳定发展经济政策和1993年上台以新政继承人自居的克林顿改革。与70年代以前相比，70—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面对经济滞胀要着力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难题；出现大社会，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模式态势；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强调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功能；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兼顾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并转向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又兼顾后凯恩斯主义。70年代以来在英国出现了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的经济改革，实行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税收，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推行企业民营化，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控制社会保障制度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在英法出现了企业民有化趋势，这反映了在所有制领域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的相互关系调整；反映了在政治领域内保守主义的抬头；反映了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的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兴起；也反映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和迄今私有制形式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影响。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强化了主导型管理体制的混合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主兼顾内需的贸易、金融立国政策。

在中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基本路线，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世界少有的迅速发展势头，开始了经济腾飞。

在苏联则发生了历史性的曲折变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当政和契尔年科的短期掌权，并未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而且面临难以解决的四大矛盾，即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实践上在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中的劣势扩大、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实践上的社会霸权扩张主义的推行、理论上的民族团结与自治和实践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及严重的民族问题以及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苏共领导和实践上的苏共领导层特权腐化严重丧失先锋性。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大幅度的改革设想，强调苏联已建成的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根本改革；提出加快发展战略，要由粗放式经营转到集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技杠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论；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强调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配合。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的总体方案，其后又有几个立法和十多个配套措施。1988年6—7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联改革发生急剧变化：在经济改革受阻情况下，要求先行政治改革，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仿效西方多党制，推行总统制。在苏共党内政治力量决战中，1991年8·19事件、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苏共被解散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失败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挫折。

在70—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出现徘徊和曲折。波兰的工潮和社会动荡推动1982—1986间波兰的社会经济改革；匈牙利继续进行改革探索，捷、德、保、罗、南、阿在改革中徘徊。由于东欧国家未能通过改革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加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西方世界和平攻势的加强和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大幅度改变，终于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在越南、朝鲜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出现政策调整的趋势；在亚非一些新兴国家实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纷纷受挫，但社会主义思潮在新兴独立国家中的影响仍很强大。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改革出现了发展和扩大的好势头。

二、当代世界发展改革潮流的特点

首先，是多元化、民族化和开放性的趋势。

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已从单纯应付危机型改革发展到结构性调整型改革。

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已不只是为防止生产过剩危机或滞胀危机，而且是为保持繁荣和稳定，解决丰裕社会中的相对贫困和富民强国问题要不断调整和改革。西方国家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借鉴东、南、西、北的经验为了中国化。世界银行发表的1990、1991、1992、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分别专题报告了世界发展、贫困、环境、建康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借鉴。

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苏联模式框架下局部调整的苏化型改革到东欧国家注意开始结合本国国情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从西化、苏化型到开始探索符合本国特色型的改革道路。既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也不按苏联模式行事，从而从出现民族化发展趋势。在西方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西欧，它的强化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经济管理体制制，以世界经济为动力，推行灵活外向型兼顾内需的贸易、金融立国、兴国政策、它的西方民主政治与日本特色的兼容、欧美文化与东方文明的结合、弘扬日本文化、吸收新儒学和西方文明等均富有日本特色。美国以引导世界新潮流自居，但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具有美国特殊性，即使英国也不能照搬。

从封闭性的经济，或两个平行市场经济到对外开放转型与世界市场接轨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一大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脱贫道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发展外向型，全方位开放，把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普遍重视国家和市场在改革发展中的互补功能。

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发展中是概莫能外的。从战后前25年到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改革显示由国家强化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到控制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则从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国家适当干预模式。当代发展中国家重视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发展模式，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前言中写道：“当政府能对市场功能起到补充作用时，最有可能成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而当国家和市场作用相冲突时，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由单一的经济改革逐步发展为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

战后初期，各国的发展改革以单一模式偏多，70年代以来逐步向兼顾政治和社会改革方向协调发展。在苏联出现过早先时期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模式，又有政治改革领先的模式，但都没有处理好相互关系未获成功。在波兰、捷克、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受到苏联控制的干扰，从而严重影响协调发展。东亚一些国家的改革，强调政局稳定的前提，在稳妥和逐步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时，着力进行发展经济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而像伊朗巴列维国王那样不顾本国国情，全盘西方的政治民主化政策却导致了失败。在中国既有文革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了全国性大动乱和大倒退、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也有近年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协调发展，从而出现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大好形势。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展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政局稳定优先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在发展和改革中协调公正和效率相互关系和协调富裕和贫困共生现象。

如何协调公正和效率、富裕与贫困是当代世界各国发展中普遍遇到的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程度不等的福利国家政策。以英国为例，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是一百多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持阶级斗争所取得的一种权利，也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其他受雇人员间的一种妥协，又是资产阶级政府以社会保障形式实行的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政局稳定的收入再分配。美国则在步入丰裕社会时推出了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政策。70年代以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布什政府都注意更好地协调两者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十分注意克服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端，强调提高效率，近年来更明确提出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平等。这对于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十分重要。1990年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减轻贫困。尽管社会制度和问题性质及严重程度不同，然而，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富裕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关注的重大课题。

最后，发展与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和决策者能否及时捕捉有利机遇相关。

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二战后急剧变化的形势，在发展战略上及时调整，采取了重要的改革调整措施，而社会主义国家战后一段时期深受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不仅改革停滞不前，而且对突破苏联传统模式的举措横加指责，阻碍改革的进程，从而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共处中处于不利地位。战后日本的崛起，充分利用了美国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战对日本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联邦德国的崛起也利用了美苏冷战时期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则利用了当时中国内乱和封闭占领中国的传统市场。布什竞选的失利和克林顿竞选的成功则在能否抓住发展经济这个选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比1992年初邓小平关于抓紧难得的有利国际形势，扩大改革开放步伐讲话前后的中国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力地表明了领导者的决策对于发展与改革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节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性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当代世界的生态环境恶化，人们日益关注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大气质量恶化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趋势的发展。其二，严重的水污染和水质资源匮乏，这将成为世纪之交人类社会面临的头号环境问题。其三，森林、草原等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加剧，耕地面积锐减。其四，世界野生动物和稀有资源的急剧减少。其五，城镇地区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质量恶化。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片面认识及其对自然界过量索取；经济现代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以至牺牲生态环境现代化的目标，忽视宏观控制和全球协调，先污染后治理，环境国策被置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各国以邻为壑甚至于转嫁污染；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兴起了环境保护浪潮和新保护主义运动。美国和日本是突出代表。1969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大法，强调：“恢复和保持环境质量对于人类的普遍幸福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这前后，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水资源、大气、固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立法或行政命令。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四大公害”，导致1967—1974年间经三次修订的《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的颁布。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80年代以来这股环境保护浪潮推向全球，兴起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1971年成立的以“拯救地球”为己任的绿色和平组织，到80年代已拥有250万以上成员。美欧日的绿党在大选中已显示实力。进入90年代，环境保护更成为各大国内外政策的重要课题之一。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和政府代表出席，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三个文件，以及《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个条约。中国政府的环保主张引起各国的浓厚兴趣。中国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该实行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保护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理论，除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外，还有通过经济“零度增长”或“有机增长”来控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以及从长远看，经济增长不受环境问题困扰的乐观见解。

二、经济增长与世界人口问题

当代世界的人口问题，尤其是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另一个严重问题。1930年世界人口为20亿，1950年达25.13亿，1960年达30.27亿，1976年人口突破40亿，1987年7月1日人口达50亿，1990年为53.98亿。预计2000年将突破62亿人。本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8%，而1950—1980年的3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1.9%，其中60年代高达2.09%。在发展中国家，1950—1980年间人口净增了99.8%，其中，拉丁美洲国家地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5%，非洲地区为2.6%。当代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激增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粮食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受制约，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马尔萨斯新困境”，经济成长的成果被人口增长所吞没。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反常的落后现象”，即尽管工业发展较快，但仍然扩大了人均产值的差距，尽管就业人数增加，但仍然出现失业人数增多现象，尽管都市化迅速发展，乡村人口密度仍然增大，尽管识字人口增加，但不识字的绝对人数仍然越来越多，从而加剧贫困现象。世界人口的激增也会加剧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对人口素质及人类健康造成影响。

除世界人口激增外，还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问题：

第一，世界人口的迁移呈现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1965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占36%，1990年则增加到50%，其中发达国家由72%增加到77%，低收入国家由18%增加到38%，中等收入国家由42%增加到60%。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人口向乡村倒流的趋势，这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饱和带来了住房拥挤、地价昂贵、环境恶化等严重负担，又由于科技发展、交通和通讯现代化、城乡差距相对缩小。所有这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二，当代世界国际人口流向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趋势有增无减，出现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迄今移民总数已近2000万人，其中2/3来自非洲和东欧。导致当代世界新移民潮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日趋完善，“世界变小”；国际经济和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出入控制的放松，生活习惯相对缩小；主观上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促使部分居民的劳动力国际转移；战乱和政治动乱形成大批政治难民和流民。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流向发达国家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对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社会政治和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在人口结构上出现发达国家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年轻化趋势。老龄化加剧问题是发达国家在二战以来的普遍趋势，60和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0年英国占16%，法国占16.7%，美国占12.2%，挪威占13.8%；1990年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英国15.1%，法国13.7%，美国12.3%，挪威16.65%。整个发达国家为12.9%，而低收入国家只有4.5%。老龄化的发展带来了赡养老人费用的增加和劳动适龄部分人口物质负担的加重；人口流动性的相对削弱和劳动效率的相对降低，结构性变化的适应性下降；还带来了储蓄能力的下降，消费结构的相对稳定和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减少。所有这些，同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化趋势突出表出在1992年全世界0—14岁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2.3%，其中该段人口发达国家只占该类国家的19.9%，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却占42.5%（中国和印度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46.4%，中东和北非占43.3%。这种情况既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就业安排、教育等问题的巨大压力，也为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

第四，在人口素质问题上的极端不平衡。人口素质涉及作为人口素质核心的文化素质、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素质和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涉及成人的识字率（即文盲和半文盲），1990年发达国家为4%，而除中国和印度外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高达40%，萨哈拉以南非洲为50%，南亚占53%，中东和北非占47%。在高校入学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发达国家由1965年的21%增加到1989年的42%；而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由1%增加到4%，撒哈拉以南国家由1%以下增加到2%。身体素质涉及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口死亡率以及平均身高、体重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也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上述情况表明，人口素质高低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大体相适应的，它又对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解决棘手的人口问题，有关方面于1954、1965和1974年举行了三次世界人口会议，1984年又在墨西哥举行国际人口会议探讨人口对策。当代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大体上有两种：即鼓励人口增殖政策和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据联合国1978年统计，世界上倾向于鼓励人口增殖政策的有36国，人口5亿，占世界人口的13%。多数国家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大多是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公开申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要加以控制；还有一些国家由不明确到明确宣布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主张控制人口政策的国家已超越了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界限。据70年末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统计，在123个国家中已有77个国家制订了计划生育的正式计划，另有52个国家向人民提供避孕服务。无论鼓励还是控制人口政策，都涉及到：要用立法程序来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和其他有关婚姻法和家庭的条例；许可或禁止堕胎以及自由出售避孕药品；实行对无子女或多子女者的税收和奖惩政策；在社会福利、住房待遇、医疗保健等方面给予优惠或限制；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宣传。

三、经济增长与全球性资源问题

广义的世界资源包括人口、粮食、自然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含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生态环境和人口问题已经论及的不再涉及，这里重点论述自然资源、粮食和海洋资源。当代世界的资源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全球性资源危机加剧。无论是能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还是生物资源都趋紧张并多次危机告急。特别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波。

第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的掠夺。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原料生产国，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3/4以上。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市场，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原料价格，扩大剪刀差，掠夺发展中国家。1960—1972年间由于这种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蒙受的损失，估计在1000亿美元左右。

第三，发达国家迄今控制或垄断全球性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扩大。在矿物资源中，石油占中心地位。它占世界出口的1/3和商品吨位的1/2以上。其中亚、非、拉丁美洲地区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80%，产量占60%，而销量只有20%。相反，发达国家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9%，产量占21%，销量高达67%。在主要原料生产和销量方面，很大程度上仍为发达国家控制和垄断。西欧、日本、美国的矿物产量不到1/4，而销量却高达3/5以上。在粮食问题上，1960—198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3%，人均粮食由285公斤增加到322公斤，一方面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1981年发展中国家人均产量200公斤，发达国家为700公斤，美国1400公斤。

第四，西方发达国家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了维护资源主权的斗争。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以来，联合开展了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特别是1973年围绕石油资源的联合反霸斗争，结束了帝国主义掠夺廉价石油的时代，沉重打击了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的霸权地位，打破了超级大国和西方列强长期以来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加强了产油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石油致富国，扩大了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70年代经济形势。它还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主权、海洋资源和维护原料生产国资源合法权益的斗争。为了反对国际垄断资本操纵国际市场，协调出口贸易政策，争取和维护原料出口的合理价格，70年代以来，一大批全球性和地区性专业性组织，纷纷涌现。

第五，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解决全球性资源危机的必由之路。本书另有专节对此加以论述。

第三章　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

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护、打破和重建都是由一定的国际力量进行的。而由国际力量的配置所形成的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并决定国际秩序的性质。国际秩序的更迭是由国际力量的消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直接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动而造成的。因此，在考察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时，不能不考察国际社会的力量构成。又因经济实力是“力量”的第一要素，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归根到底是由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所决定，而有什么样的经济格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格局。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考察时把眼光首先移向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与经济秩序的确立上来。

第一节　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确立

二战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由于二战的结果和美国执当时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之牛耳，美国不仅最先掌握和垄断了核技术，在电子计算机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整个实力地位空前增强。当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1948）、出口贸易的32.4%（1947）和黄金储备的74.5%（1948）以及世界谷物收获量的1/3。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西方一些历史学家说，占世界土地和人口约7%的美国，比世界其余的地方加在一起还要富有，恐非言过其实。正是当时美国在世界科技经济领域所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促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作为第一步，它试图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还在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办法，打算从金融、投资和贸易三方面进行对外扩张。它从美国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并处于大债权国的地位出发，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很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在其中充当起主导作用的世界经济霸主。1944年7月，有美英苏中等4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就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的。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文件与1947年10月于日内瓦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标志着以多边协定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把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使美元享有高于其他货币的特殊地位，从而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美国利用其在上述机构中的优越地位，操纵了国际金融，建立了在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美国有恃无恐地在战后初期积极推行称霸全球的战略。由于美国把苏联看作是它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其攻击的矛头始终不忘对准苏联，与此同时，加强对西欧的控制，扶植世界各地反动势力，与各国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作斗争。1947年宣布的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最重要的“三步曲”，也是开展对苏“冷战”的实际步骤，从而拼凑起一个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加上1949年“第四点计划”的推行，支持中国蒋介石反动政权发动内战、扩大侵朝战争以及环绕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庞大的多边和双边军事联盟等等，都表明美国正千方百计地将其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变为现实。

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行存在的还有一个新生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尽管苏联在二战期间在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中遭受最为严重的损失，但却一跃而为欧洲最强的国家。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1949年8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而在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建立，使得苏联认为有可能以社会主义联合的力量来对抗美国的经济政治霸权。

早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苏联为了反对美国的控制而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机构。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苏联于1949年1月策划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加强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合作。同时也试图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在此前后苏联于1947年9月建立了具有国际政治组织性质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55年5月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各国签订了军事性的华沙条约。当时，斯大林还从理论上提出了两大对立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个平行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的问题。这个理论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有其历史意义，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由此，战后初期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两种彼此对立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两大阵营和以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第二节　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

战后确立的上述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就美国方面而言，它为了追求与维护其对全球的统治，不惜拼凑侵略集团，扶植反动势力，发动侵略战争，这不仅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而且消耗掉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其国际地位最终自60年代后期起无可挽回的处于相对衰落之中。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电子计算机、核能、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掌握和运用，从而打破了美苏两家的垄断地位。日本、西德等西欧国家依靠先进技术，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却长期深陷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其国力的鼎盛时期到60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所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美国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到1970年降为37.8%，比1948年时下降了15.6个百分点。此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则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上升为1970年的60%左右，而且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明显地追了上来。上述情形，迫使美国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承认国际格局已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的地位与二战结束后初期相比，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或完全占支配的地位。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1971年5月又发生美元的第三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12月与1973年2月，被迫两次宣布美元贬值。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浮动汇率，不再承担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终于瓦解。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急剧衰落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这一切都表明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正逐步走向瓦解。

及至80年代，尽管美国里根政府提出“重振国威”和“复兴经济”两大目标，仍无力从根本上扭转相对衰落的趋势。在决定美国国际权力中心盛衰的三项关键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和市场控制能力上，都发生了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变化。1985年，美国从1914年以来首次沦为净债务国，1986年技术产品贸易也第一次出现逆差。虽然美国一些文人墨客正起劲“批驳”相对衰落的论点，但是他们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

就苏联方面而言，高度集权的封闭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苏、东国家自50、60年代起曾掀起改革浪潮，但它们始终未能正确解决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品化问题，未能唤起企业的活力与生气。到7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另方面，从一开始苏、东经济关系就没有真正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办事，而是搞不平等交易，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利益。苏联这种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其进一步恶性发展则是步美国之后尘，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乃至到70年代末向阿富汗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陷进了如美国曾在越南深陷的那种战争泥潭。由于片面发展军工生产而牺牲民用产业，又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社会矛盾，预伏下导致苏联解体的种种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国力进一步急剧下降，内外政策根本转向，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批人积极推行“西化”政策，把苏联面临的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一股脑推到苏联的过去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以致走到基本上否定苏联70年历史，并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内外路线的地步。它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强制东欧各国这样做，这正好与西方积极推进的“和平演变”政策相合拍。正是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从外部施加压力与进行破坏的合力，导致了1989年东欧各国的剧变和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使得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歧路。

在战后初期形成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时，苏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当时只有它能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力量。现在苏联解体，两极中一极已不复存在，终于导致战后存在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和旧的国际秩序的最终崩溃。

在促使战后两极格局解体的因素中，我们不可忽视第三世界的力量。在东西方长期处于“冷战”状态时期，第三世界逐步崛起而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战后摧毁了旧的殖民体系，而且早在50年代就对两极格局和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发起了冲击。50年代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原则。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更通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组织，开展了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尽管第三世界未能根本改变两极格局和旧的国际秩序，但却给予了旧秩序以严重打击。

从战后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建立到崩溃的过程，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削弱特别是苏联的衰落、解体是造成战后两极格局和秩序解体的直接原因。这种削弱或衰落又直接根源于两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任何试图依靠霸权而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做法，不仅是此路不通，而且最终将给霸权主义者本身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所谓国际“力量”的消长，已从过去被许多人普遍接受的军事、政治力量而转为经济力量、物质力量。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依靠军事力量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60年代以来世界由两极逐渐向多极转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点。

第三，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对旧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瓦解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世界就单个国家来说其实力是相对弱小的，但是它们的团结斗争却成了美苏两霸推行旧的国际秩序的严重障碍。

第三节　围绕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斗争

基于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邓小平从1988年9月开始多次向外国政治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由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国际格局的变动密不可分，因之，在考察如何建立新国际秩序时，需要了解这次国际格局变动与本世纪前两次格局变动的不同之点。首先，它是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国际格局的形成不像“凡尔赛体系”和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那样短暂和干净利落，而要经过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要通过各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才能逐步实现，是一个拖泥带水、曲折反复的过程。其次，形势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前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已成定局。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也使新旧格局交替的进度不可能同步。德国为两德统一后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困扰，整个欧洲为前南斯拉夫的战乱所惊吓，特别是亚太地区，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始终是多元结构。上述因素以及由于新旧格局交替的渐进性，使这一过程中出现类似海湾战争对格局交替进程的干扰和影响，也是大有可能的。近几年来，旧格局的瓦解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一些西方报刊指出当今世界格局的特征“是一种同样残酷而且可能更血腥的混乱。”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尖锐地摆在世界人民面前。在这种情况下，破除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

但是，由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牵动着不同国家不同集团的利益，很自然的也就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主张。

自1990年海湾危机以后，美国朝野人士多次就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发表主张。他们既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削弱或衰落乃是两极格局解体的直接原因忘得一干二净，眼睛只盯着苏联的解体而不去认真正视自身的问题；又把经济实力的消长是决定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原因忘了大半，陶醉于在海湾危机中打赢了冷战结束后第一场热战的胜利之中。宣称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世界的领导地位非它莫属。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因此而大声疾呼：“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其急切之心情溢于言表。但是，美国打赢的是一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进行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特殊战争，而且美国开创了打“摊派战争”的先例，即由自己出人打仗，由他国分摊战争费用。由此，美国争当新秩序领导者的表演招来了阵阵奚落和批驳。伊朗副外长马来基称，在美国“实力渐弱”、“世界新的极点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再让它来主宰各国命运已变得不可思议。”英国前首相希思则明确指出美国所说的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只不过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西方其他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各有自己的侧重。日本首相海部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英国一面强调欧美一致，一面强调坚持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主张建立“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甚至更远的民主大联盟”。法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而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德国提出“世界和平秩序”主张，强调平等“伙伴关系”，主张推广“欧共体”和“欧安会”模式。他们的主张不能不与美国处于矛盾之中。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共同的地位使它们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有许多相同的要求。

早在1988年秋冬，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外国朋友时多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要求就是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根据世界进入新旧交替、动荡不定的过渡时期新形势，中国领导人一再呼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新秩序的核心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一直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现存居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深层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的积累方式。其运行机制是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改造这些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斗争的过程。对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共识。1992年9月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保证，工业化国家津津乐道的世界新秩序不会变成一个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支配方式的新变种。”1993年4月上旬，七十七国集团商会在雅温得召开第六届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团结行动，为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3/4，拥有全球原料的80%，只要采取共同行动定能大有作为。会议最后决定，建立连接亚、非、拉三大洲的信息网，以便让成员国的经济贸易界人士更好地了解世界市场行情，并为鼓励南南交流提供可行性资料。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十七国集团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为成员国发展经济服务。这些都说明第三世界日益自觉地为争取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起来。

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建立民主的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而坚决批驳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对别国有“人道主义干预权”的主张和所谓“人权无国界”、“主权过时论”等论调。指出：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主体，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那种“干预有理”、“干预合法”的论点是非常危险的，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歪曲。他们寄希望于“联合国主持下的和平”，而不是“某国治下的和平”，但同时又警惕地防止把联合国变成少数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

总之，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在于努力争取建立一种以普遍和平和共同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法基础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同旧的强权型秩序有本质区别的民主型秩序，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在历史发展现阶段的要求和愿望。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三大政治思潮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就意识形态、政治思潮而言，世界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不可能千篇一律。但从当代世界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类不同性质的国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世界确实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思潮：资本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三大政治思潮产生的根源及其特征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当代三大政治思潮自然地也并非天外来物，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显现各自的特征。

一、当代资本主义思潮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这种被称为“立宪民主”、“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最早萌发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萌芽和成长。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力，一方面通过血与火的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也需要大批自由劳动力。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与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行会制度，以及完全否定人的价值的宗教蒙昧主义产生了尖锐冲突。他们已在不同的程度上初步阐述了某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观点。例如，他们在实际上要求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地位，并且已经触及到了“人权”问题，他们的政治主张则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经过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而在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地区确立起来。

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区别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形式，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与无产阶级的民主相伴随。不管这种民主在实质上是何等虚伪，但形式上仍不得不允许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确立自己阶级统治的初期，为了寻找和团结同盟者，资产阶级需要挥舞“民主、平等”的旗帜，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姿态出现，取得下层群众的支持。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也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或多或少地给予群众某些民主权利。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民主在客观上和在一定范围内，也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马、恩就曾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表了无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组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显然，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没有议会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的虚伪性又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的深刻矛盾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因而在国家制度中始终存在着民主制的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的相互矛盾与冲突。

资产阶级民主离不开下列特征：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并以保障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为其目的。

第二，资产阶级民主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是口头和表面上的民主。

拿美国来说，选举具有相当的欺骗性。60年代之前，对选举的限制就不下50余种，其中包括居住年限、年龄、财产、纳税情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种族等。当然，资产阶级排斥劳动人民的手段已从明的、公开的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于隐蔽的一套。在这方面，他们玩弄的花样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特别是，竞选费用高得惊人。在50年代的美国，一个众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为15万元，一个参议员竟要花50万至100万美元。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达4亿美元，1992年的选举则已上升到15亿美元。劳动人民既无大量金钱，又不掌握报纸、电视等宣传工具，自然无法问津。只有那些以垄断财团为靠山、能负担巨额开支的资产阶级政党或大资本家个人有能力参加这种金钱和资本的较量。据统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50%以上的巨额选举费用，都是由500家豪富所提供。由此产生出来的总统和内阁，没有一届不首先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有“富豪内阁”之称。80年代的里根内阁的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商务部长、运输部长、住房和城市部长等等都是大公司董事长、正副总经理一类富翁。

今天，一些美国学者正在认真思考美国民主的本质问题。他们指出：“美国的许多政策并不真正民主，实际上是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协商妥协的结果。美国垄断资本和政府间的联盟非常强大。……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今日之美国青年已感觉到这个联盟的可怕势力。”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空有其名，美国社会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甚至连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罗杰·希尔斯曼都说，“当前，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异想天开地否认大企业公司在社会上有着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在政府决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美国有40多万个从事制造业的康采恩，其中规模最大的500个控制着全国3/4的工业资产。”这些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事实上，也多少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状况。

那么，这种思潮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人本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对反对封建、发展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和生活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个人主义越来越走向自身的反面。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越来越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这就与工业社会的特有品格即经济与节俭原则发生了矛盾并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今日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不能不和国内面临的毒品泛滥、赌博、色情、同性恋、艾滋病等等“美国病”的折磨有着内在联系。一位美国人士在1990年指出，“美国的确是一点一点地烂下去了。……烂下去，是由于美国道德堕落到令善良人们心惊胆跳，简直无法处身其中的境地。”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1990年说，“今天的美国危机四伏，不可效仿”，美国现在种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个人至上主义推到了极点”。

美国今天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端的一个缩影。

当然，目前一些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英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二是欧洲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三是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经出现。法国企业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分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美国式”的和德国、瑞士、荷兰和北欧等国“莱茵河沿岸式”的，日本作为一种变种被列在后一类。他们认为前者是个人主义式的，追求的是眼前利益；后者是属于集团主义的，重视协调，追求长远利益。台湾一份杂志指出“英国与美国因主宰人民思想的个人主义已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思想与行为分歧，影响所至，国力渐弱。……日本则朝野皆强调团体精神，社会形成共识，是最佳范例”等等。

姑不论其提法准确程度如何，一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批评家力图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思潮自身之危机。

二、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战后美国出于其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之需要，十分重视对当代民族主义的研究。1960年出版的受美国参议院资助、由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撰写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一书指出，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所固有的的成份就是它的群众性”。但美国统治当局又一厢情愿地说，民族主义有利于美国。1950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中说，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

如果说民族主义以争取国家与民族独立为己任并且具有广泛群众性，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说民族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则是极大的谬误。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世界性思潮，是随着欧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的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容的两种思潮。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如北美独立战争、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目标，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其思想旗帜。如17、18世纪英、法的革命。虽然民族主义是以建立民族国家并以此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目标，但自从世界上出现帝国主义以来，世界已被明确划分为两类民族。列宁在1920年指出，“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还说，“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④

二次大战以来，正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引导广大群众摧垮了殖民主义体系并使亚非拉国家形成为世界反帝反霸的主力军——第三世界。有的西方学者惊呼：“自20世纪中期以来，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当代历史上一种普遍的观念力量。”20世纪因之可以称之为“纯粹民族时代”。

二战后出现过许多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潮流派，像亚洲印尼苏加诺的“综合型”民族主义、印度甘地的“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及其继承者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真纳、伊朗霍梅尼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民族主义、非洲以统一的整体性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民族主义、民众主义与“新大陆主义”等等，它们的基本特点都是主张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坚持反帝反殖反霸。

尽管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思想旗帜，并且资产阶级是它最深厚的基础，它对共产主义虽也心存某种疑惧，但是它们争取与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处于最直接尖锐对立地位，这就决定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进步性。

当然，也不可否认当代民族主义两面性的另一面。这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扩张主义倾向，对本国工农的压制，以及其中某些派别走向了强调全面恢复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等等。这些也成为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某些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当代世界史上存在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中东问题、南部非洲问题、南亚泰米尔人问题、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等等问题，其起因除了有大国插手之外，民族主义的消极面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这里所指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欧洲许多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其诞生创造了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并不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恩反对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头脑里想象出来的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看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冲突时，就构成了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马、恩强调，要真正建立共产主义，必须高度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恩没有对未来社会作详细的描绘，并认为细节愈详尽，空想的成分就愈多。他们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只概括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例如，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变革，在全社会确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等。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地有曲折和反复，也在相当长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利用私有经济。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还有个同各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个严肃的问题，来不得半点想当然与感情用事。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去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

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很大传播。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形成为世界体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全世界仅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社会主义在取得胜利的进程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某些做法又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没有结合本国实际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实践证明，要把社会主义同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只有在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中国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以高速度向前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明确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把改革推向前进。其结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独特发展模式。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仍将以压倒所有国家的11%的速度发展。“而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前苏联衍生的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中国在致力于由市场来指导其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大规模地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事实上是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西德一份报纸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信徒们显然都很不舒服。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偏偏是在一种他们已宣判死刑的政治制度中完成的。但是这种腾飞却给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方针提供充足的证据。这一方针与西方授意的谋士们目前在原苏联制造的混乱形成强烈的对比。”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的实践将最终证明其强大生命力，并会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追求进步、向往公正幸福生活的人们。

第二节　三大政治思潮的相互关系

一、资本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

从阶级性上看，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思潮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同属资产阶级思潮。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从西方议会民主制等方面吸取了基本精神。对此，西方代表总是认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会跟在自己政策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第三世界中许多国家依然贫困落后以及它们在当前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无权与被剥削的地位，使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定要起而抗争。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某些大国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企图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等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力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将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为争取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动摇甚至变化改变不了这一总趋势。

二、社会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

既然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具有对立的一面，加上历史的原因和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一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心存疑虑是很自然的。在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一些国家曾经一度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证明。但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讲的，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亚非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的基础，可以“求同存异”，这个“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连原来在会上发言鼓吹亚非国家的当前任务是同像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都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社会主义外交的本质特点是尊重别国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的秩序的努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坚持上述原则立场，就必然为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所理解、所支持。由于中国努力实践这些原则性立场，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同情和赞扬。他们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全天候的可靠的朋友”。

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旗号奉行大小霸权主义，企图干涉与控制其他国家，那么这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推行了一种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无异的政策，则理所当然地要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但这已经不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是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关系了。

三、社会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思潮的关系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资产阶级民主，都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就必须对上述思潮取坚决否定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和动摇，就无法建立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否定”是就整体而言。拿资产阶级民主来说，其性质与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对立，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全盘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鼓吹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但无产队级民主决不是任何人凭空构思出来的，它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吸取了或多或少合理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并按照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予以改造，使之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如此，辩证法还告诉人们，否定并不是简单的抛弃。否定既包含着批判，同时也是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环节。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民主的产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但不是形而上学地抛弃，而是一种辩证的、革命性的改革。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否定它的阶级本质，即否定它固有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的一面，却要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中多少带有进步性的一面，或可资借鉴的一面。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制度中最严密、最完善、最精巧的一种国家形式。资产阶级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也创造了一些有效形式。所以，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方法和形式如代议制、普遍直接的普选制，某些分权的形式，以及公开审判制、陪审和律师辩护制度等等，并不需要一概加以否定和抛弃，而可以在批判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这些形式。我们体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的含义。

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公开申明对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却对社会主义思潮骂得一无是处，绝对不能容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视为洪水猛兽。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外交家凯南说，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损害”，“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

正因此，一切资本主义卫道士都千方百计地试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思潮。二战后初期一段时间，美国企图依靠赤裸裸的军事政治扩张手段来和社会主义作斗争，当这一手越来越不灵验以后，又自70年代起更多乞灵于思想意识形态一手。从卡特政府开始，把“人权外交”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地位。里根总统宣称，美国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道德优越的普遍承认。“尼克松鼓吹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接触，”它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他们特别着重于让人们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力图用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当前比较突出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于二次战后。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成立，所通过的宣言名称就叫作《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主张用改革的措施，在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和组织实行阶级和平与合作的情况下，“以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其实质是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实行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渗透进社会主义国家，其特点则是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历史与社会主义制度予以全盘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创造条件。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就说明了这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蜕化和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产物。

但是，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而必然产生的并且代表着客观真理，因此，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她必将最终为自己的胜利开辟前程。

第五章　联合国及当代其他重要国际组织

第一节　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

一、联合国建立的背景和经过

联合国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产物，它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国为巩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为维护战后和平而共同创建的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筹划过程。

1941年12月22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起草了《联合国家宣言》。翌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代表签署了这个宣言，保证继续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协同作战。这是“联合国”名称的缘起，但这里所说的“联合国家”还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只是作为对法西斯轴心国进行战争的各国的总称。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性转折，这时，安排战后世界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美国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几个大国组成的国际安全机构为核心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才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与国际和平；它主张在打败法西斯国家以后，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充当世界警察。美国还认为，凭着美国实力，它在战后世界中必居“领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美国表现得最为主动、积极。苏联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提出：“必须在最短期间，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大小，均可加入为成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四大国政府首次共同宣布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1944年是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战略大反攻的一年。这一年的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和中、美、英三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谈，讨论和拟订组织联合国的建议。四国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案建议未来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提出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遗留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安理会的表决程序。苏、美、英三国原则上都同意设立否决权，实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但美、英主张在常任理事国成为争端当事国一方时，该理事国不应参加投票，而苏联反对任何限制否决权的规定。此外，关于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即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前夕，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三国首脑就敦巴敦橡树园会议关于联合国的两个遗留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了协议。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采纳了美国的折衷方案，即规定对有关强制执行的任何决议案都需要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当事国不能投票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常任理事国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都拥有否决权。会议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确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创始会员国。会议还决定，由苏、美、英、中四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在旧金山举行会议，以敦巴敦橡树园建议案作基础，制定联合国宪章，成立联合国。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建议，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开幕，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出席会议。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和协商，终于在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和雅尔塔协议的基础上，完成了宪章的制订工作。6月26日，51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其中波兰事后补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宪章日”。同年10月24日，中、苏、美、英、法5个常任理事国和多数签字国递交了批准书，《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51个宪章签字国为创始会员国。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举行，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联合国的诞生是当代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主要组织机构

1945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是当代世界史上一部划时代文件，是联合国一切活动的准绳和依据。宪章由序言和19章构成，共110条。它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大会的组成及职权、主要机构的结构及权限和活动、争端之和平解决、对于和平之威胁与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等。宪章具有鲜明的国际条约的特征，第103条对此有明确的阐述：“联合国会员国依本宪章所负之义务与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义务有冲突时，依本宪章所负之义务应居优先”。宪章的局部修政，需经联合国2/3的票数通过，并需经联合国2/3的会员国，其中包括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

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修改宪章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为此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但要真正修改宪章谈何容易。

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强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行的基本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但常遭到少数国家的曲解和践踏。联合国内一直存在着遵守和破坏宪章的斗争。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的主要组织机构有6个：（1）大会。为联合国主要的审议机构，由全体会员国组成。宪章规定，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托管、法律等任何问题，并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一般是在9月第3周星期二开幕。如经安理会或半数以上会员国请求，还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每一会员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不得超过5人。每个会员国均有一票表决权。重要问题的决议，需有会员国2/3多数票通过。每届常会设7个主要委员会，分别负责处理有关的事务。这7个委员会是：第一委员会，负责处理政治与安全问题；特别政治委员会，专门处理第一委员会不受理的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处理经济与财政事务；第三委员会，负责社会、人道和文化方面的事宜；第四委员会，负责托管；第五委员会，主管行政和预算；第六委员会，负责法律。此外大会还设有两个程序性的委员会，即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2）安全理事会。它是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机构，只有它有权作出根据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必须执行的决定。安理会由中、法、苏、英、美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起非常任理事国增为10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不得连选连任。安理会每一理事国都享有一票的权利。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可由任何7个（1965年起为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通过，而关于程序问题外的一切决议，则必须由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7个（1965年起为9个）理事国投赞成票才能通过，即5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题上拥有否决权。（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在大会权力之下，负责研究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项，并就这些问题向大会、各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它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的理事国组成。理事国最初为18个，1963年增加为27个，1971年又增加到54个，亚非拉的名额得到显著增加。理事国任期3年，交替改选，每年改选1/3，可连选连任。（4）托管理事会。它负责监督托管领土的管理，以促进托管领土的自治或向独立方向逐渐发展。该理事会由管理托管地区的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没有参加托管理事会的活动。按联合国宪章规定，适用于国际托管制度的领土是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大战后割自敌国的领土。最初有11个托管地区。至1975年，除美国管理下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外，其他托管地先后独立。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包括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贝劳四个政治实体。1975年，北马里亚纳同美国签署《自由联邦条约》。根据该条约，北马里亚纳在政治上同美国合并，享有一定的内政自主权。1977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在1981年中止托管协议。1982年，马绍尔、密克罗林西亚和贝劳同美国签署《自由联系条约》。1986年美国宣布该条约生效。根据条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获得内政、外交自主权，安全防务由美国负责，可参加地区组织，但不能参加联合国。在贝劳共和国，该条约在多次公民投票中，均因未达75%的法定多数而未能获得通过。1986年11月，美国总统还宣布北马里亚纳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联邦。1990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正式通过终止部分太平洋托管领土托管协定的决议，决定结束托管领土中的北马里亚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三块领土的托管地位，并希望贝劳能适时完成行使自决权力的过程。（5）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由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是以同一候选名单由大会和安理会分别以绝对多数票选出，任期9年，每3年改选5名，可连选连任。按惯例，15名法官中应有苏、美、英、法、中五大国的法官。国际法院对受理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国均应遵守。国际法院还有应大会、安理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请求，对提交给它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的职责。（6）秘书处。为联合国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联合国各机构的行政、秘书事务，并执行这些机构制定的计划和政策。秘书处设秘书长1人。秘书长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任期5年，任满后如被重新任命，可以连任。秘书长除领导秘书处并向大会提出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外，还有权把认为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处还负责处理以下工作：在解决国际争端中进行斡旋；管辖维持和平行动；调查世界经济趋势和问题；组织国际会议；编制统计预算；收集安理会及其他机构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宪章规定，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只对联合国负责。

联合国其他机构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机构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这些机构在促进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发展和保护妇女儿童、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三、联合国成分与作用的重大变化

联合国是一个具有广泛普遍性的国际安全组织，会员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按照宪章第4条规定，凡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接受宪章所载的义务，经联合国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这些义务者，均得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接纳新会员国要经安理会推荐，并由大会表决通过。

联合国成立之初，大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大陆还处在殖民主义奴役之下。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国家只有13个（其中亚洲9个，非洲4个），几乎只占整个创始会员国数量的1/4。此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不断涌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数量不断增加（见下表）。到80年代末期，联合国会员国由成立时的51个增加到159个，新增加108个。这108个新增会员国中，除15个欧洲国家和日本外，其他92个均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在联合国中的会员国数增加了近12倍，其次是亚洲，增加了3倍多。80年代末，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的会员国数大大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1/2；至于整个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会员国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80%。联合国会员国增加情况表

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分解而又有一批新的欧亚国家加入联合国。此外，90年代初加入联合国的还有朝鲜、韩国、纳米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摩纳哥等国。到1993年秋，联合国会员国总数达183个。在183个会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仍占绝对优势。40多年来联合国成分的这种变化，是当代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反映，是第三世界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和联合国成分的变化相应，几十年来，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联合国成立初期，在美国操纵下，曾做了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最突出的事例是美国在1950年盗用联合国名义，组成所谓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并在战争期间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配合它侵略的决议。当时的联合国基本上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是美国牟取利益的表决机器。

进入60年代，美国仍然企图控制联合国，苏联则竭力把联合国作为苏美两国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利用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但是，60年代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使联合国的构成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重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已经不能左右联合国的活动。1960年第15届联大在43个亚非国家倡议下，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1961年第16届联大又在38个亚非国家倡议下成立了“二十四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1962年，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和推动下，联合国正式批准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其后又决定将其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常设机构。1963年第18届联大根据第三世界国家的提议，决定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6国增至10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由18国增至27国（1971年又增至54国），总务委员会副主席由13名增至17名，亚、非、拉的名额都得到了增加，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文作了相应修改。1964年3—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首次会议，77个发展中国家为维护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在会上发表了联合宣言，组成“七十七国集团”。随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参加这个集团。这一切表明，60年代，联合国中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已逐渐占了上风，联合国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70年代以后，联合国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又有一批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团结起来，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联合国力量对比和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重大标志。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理应由新中国的代表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但是，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曾把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说成是“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甚至操纵联合国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1961年，美国眼看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增长，于是又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把中国代表权提案列为“重要问题”，这样，按宪章规定就需要2/3以上多数票才能通过。在以后直至1970年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都借此手段使恢复我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得不到通过。经过第三世界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抗争，1971年第26届联大首先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接着又挫败了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最后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中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支持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7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召开的几次重要国际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相互支援，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74年4月，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第29届联大通过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民族权利，同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后的大会；这届大会还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大会主席的裁决，中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席大会的资格。1977年安理会决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1979年11月，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要求“立即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决议。翌年1月，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通过“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这两项决议反映国际社会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正义立场。1983年10月，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联合国立即应格林纳达要求举行全体会议，并于11月2日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严格尊重格林纳达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立即停止武装干涉和撤出其侵略军队。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为敦促伊拉克撤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通过了12项决议案，特别是1990年11月29日通过的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到1991年1月15日仍不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显然，从60年代、特别从70年代以来，联合国已经改变了被美国操纵的局面，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当代各类国际组织的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各类国际组织蓬勃发展，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政治、军事的，也有经济、科技、文化的；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最快，数量最多。与国际形势变化相应，当代国际组织的发展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从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前曾是世界第一流资本主义强国的英、法虽是战胜国，但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和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7年，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发动对苏冷战，从此形成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局面。为适应冷战需要，1949年，美国联合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挪威和冰岛建立了以它为首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1月，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式建立了负责协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的非正式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其总部设在巴黎，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1952年，美国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澳新美联盟；1954年，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坦建立了旨在镇压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政治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筹组了中央条约组织这样一个军事集团。1949年，苏联为对抗马歇尔计划而联合东欧国家建立了经互会集团；1955年，苏联、东欧国家为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结成军事政治联盟——华沙条约组织。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此外，从1945到1955年建立的其他重要国际组织还有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关税及贸易协定（1947）、欧洲委员会（1949）、北欧理事会（1952）以及西欧联盟（1954）等。

1958年，法国、联邦德国等6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趋势，为了抗衡美、苏，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也是西欧国家政治上联合的国家集团。1960年，英国为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抗衡，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又称小自由贸易区）。该组织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1961年，美、英、法、意、联邦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荷兰、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爱尔兰、希腊、加拿大、土耳其等20个国家成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发组织，后又有日本、芬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加入）。此外，参加其活动的还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经合发组织是咨询性机构，其任务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一时期各类国际组织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第二，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第三，不少国际组织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第四，50年代中期前建立的国际组织多为军事政治集团，50年代中期后转向以建立经济联合组织为主。

第二时期，60—80年代，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先后取得了政治独立。随着民族独立国家的大量涌现，第三世界国家间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从60年代初起蓬勃兴起，大量涌现，成为国际社会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类组织的大量出现，既是第三世界国家自身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变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加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集体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为了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继续控制与剥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需要组织起来，联合斗争。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多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总的特点是：（1）大都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民主协商和平等互利为原则；（2）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变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宗旨；（3）大都从几个国家小范围的合作和单项合作过渡到更大范围的合作和多项合作。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组织，主要是按地理区域建立起来的，一般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协调成员国的政策，促进成员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宗旨。除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美洲国家组织等少数几个组织外，其他均成立于60年代以后，主要有：（1）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于1963年5月，是全非性质的政治组织。截至1990年，成员国达51个，是当今世界上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区域性组织；（2）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67年8月成立。成立初期，其活动仅限于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合作。1971年以后，各成员国加强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合作，使东盟逐步形成一个区域性组织。成员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1984年1月，文莱达鲁萨兰国加入；（3）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71年5月，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组织，截至1990年，成员国达45个；（4）阿拉伯议会联盟，成立于1974年6月，截至1990年，成员国有17个；（5）东盟议会组织，成立于1977年9月，正式成员是除文莱外的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6）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由6个海湾国家于1981年5月组成；（7）里约集团，1986年12月由8个拉美国家成立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截至1991年，成员国达11个；（8）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立于1989年2月，成员国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9）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2月，由埃及、也门、伊拉克和约旦4国组成。

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组织是在60—70年代蓬勃兴起的，主要包括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原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区域金融组织三种类型。（1）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继续控制与剥削，并摆脱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彼此邻近及经济结构、资源、技术方面的互补性，通过集体自力更生道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边综合性经济组织。早期成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大都只是贸易合作，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中美洲共同市场以及非洲的一些关税同盟等。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从单项合作发展到多项合作，其组织形式从减免内部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到共同对外的关税同盟，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和劳务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最后发展到工业、商业、运输、金融、财政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共同发展的经济联盟或共同体。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亚洲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既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区域性政治合作组织。在非洲有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1964）、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1966）、东非共同体（1967）、西非经济共同体（1974）、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75）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等。其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在贸易、金融和生产合作方面都取得较显著成绩。在拉丁美洲有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1960）、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1969）、加勒比共同体（1973）、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75）和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1978）等。拉美各国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多数国家独立较早，民族经济也有了一定发展，创造了进行合作的有利条件。（2）原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它是大宗生产和出口某种同类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其共同经济利益，加强相互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截至1983年，已建立这类组织22个。它们是：国际茶叶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国家咖啡组织、可可生产者联盟、非洲花生理事会、拉丁美洲国家石油互助协会、铜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国际胡椒共同体、国际铝土协会、肉类生产国组织、香焦出口国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铁矿砂出口国协会、拉丁美洲—菲律宾甘蔗协会、非洲木材组织、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丁香销售组织、拉丁美洲咖啡出口国组织、锡生产国协会和国际棉花生产者协会等。这22个组织，除国际茶叶委员会外，都是1960—1983年建立的。（3）发展中国家区域金融组织，主要有：阿拉伯经济发展科威特基金会（1961）、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1971）、伊斯兰开发银行（1974）、亚洲清算联盟（1974）、阿拉伯非洲经济开发银行（1974）、西非货币联盟（1962）、非洲开发银行（1964）、中非货币区（1972）、加勒比开发银行（1970）、泛美储蓄和贷款银行（1975）等。

和第一时期相比，第二时期各类国际组织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第二，多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第三，多数组织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要求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两极冷战对峙格局瓦解。与此相应，一些适应冷战需要建立的军事政治组织进行了调整，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和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将在1994年停止活动。世界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组织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斗争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第六章　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部战争

一、当代局部战争的发展和类型

局部战争是在一定地区内，使用一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战争。二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却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停息过。据统计，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世界共发生过180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96%以上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广大第三世界地区，而欧洲则相对稳定，所占比例不到4%。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战后亚、非、拉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民族解放战争在战后，特别在60年代以前的局部战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60年代后，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局部战争和边界冲突又频繁发生。第二，由于美苏争霸具有全球性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局部战争及地区冲突具有分散化的特点。第三，欧洲是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地区，因此，它虽是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但谁也不敢贸然在这里动武。同时，美苏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需要，对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严加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些潜在矛盾被压制下来。第四，西欧是经济发达地区，生产和资本高度国际化，这也制约了战争在这里的发生。

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是两极冷战结构全面解体前夕的一次重要局部战争，反映了两极结构即将崩溃，世界更加向多极化发展的一些特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的这种急剧变化给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原来的一些热点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解决或出现了政治解决的前景，如中东、阿富汗、柬埔寨、尼加拉瓜等。与此同时，欧洲却亮起了红灯。在东欧和原苏联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争端和领土要求而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续不断，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特征。

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爆发的180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爆发了一系列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民族解放战争。主要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战争（1945年9月—1954年7月）；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英荷武装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945年9月—1949年12月）；马达加斯加反法武装起义（1947—1949年）；埃及民族解放战争与埃及七月革命（1951—1952）；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1954年11月—1962年3月）；安哥拉民族解放战争（1961年2月—1975年1月）；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民族解放战争（1961年8月—1974年8月）；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战争（1964年9月—1975年6月）等。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不断赢得胜利。这种战争冲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壮大了和平民主的力量，有利于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

第二，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有：1950年美国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1956年英、法、以联合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1961年美国发动的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1983年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等。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造成了地区的动荡。被侵略国家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第三，霸权主义政策引起的战争。主要有1968年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此外，苏联还利用古巴雇佣军插手非洲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内战。由地区霸权主义者直接挑起的局部战争有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

第四，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亚、非、拉国家独立以来，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以及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矛盾，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70年代，这种战争占到该时期发生的各种类型局部战争总数的28.6%。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亚洲主要有：印巴战争（1947.1965.1971），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武装冲突（1955），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武装冲突（1963—1965），叙利亚约旦边境武装冲突（1971—1980），伊拉克科威特边境武装冲突（1973），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政变（1974），叙利亚干涉黎巴嫩内战（1975—1976），民主也门与阿拉伯也门边境武装冲突（1979），两伊战争（1980—1987）；在非洲主要有：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武装冲突（1963—1964），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边界武装冲突（1964），索马里与肯尼亚边界武装冲突（1964—1967），坦桑尼亚与乌干达战争（1972.1978—1979），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欧加登战争（1977—1978），埃及与利比亚边境武装冲突（1980），利比亚与乍得战争（1980）；在拉丁美洲主要有：尼加拉瓜入侵哥斯达黎加（1955），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边境冲突（1957），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足球战争”（1969）等。

第五，国内矛盾引起的国内战争。它包括国内对抗阶级之间的战争以及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这类战争在亚洲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6月—1950年5月），菲律宾国内战争（1946—），缅甸国内战争（1948—），越南南方国内战争（1954—1960），伊拉克人民武装起义（1958），老挝国内战争（1959—1962），阿拉伯也门国内战争（1962—1970），塞浦路斯国内武装冲突（1963—1967），黎巴嫩内战（1975—1976），阿富汗内战（1978—1979），斯里兰卡内战（1983—1987）；在非洲主要有：乍得人民武装斗争（1965—1973），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1967—1970），埃塞俄比亚内战（1975—1978），乍得内战（1975—1986），安哥拉内战（1975—1976）；在拉丁美洲主要有：巴拉圭国内武装起义（1947—1948），哥斯达黎加国内战争（1948），哥伦比亚国内武装起义（1948—1949），玻利维亚人民武装起义（1952），古巴国内战争（1953—1959），危地马拉内战（1954），委内瑞拉人民武装起义（1958），巴拉圭人民武装斗争（1958—1961），尼加拉瓜人民反独裁斗争（1959—1963），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斗争（1959），危地马拉反美反政府武装斗争（1960—1962），海地人民反独裁武装斗争（1960—1970），智利武装叛乱（1973），萨尔瓦多内战（1981—1992），尼加拉瓜内战（1983—1990）；在欧洲有1946—1949年的希腊国内革命战争。

上述五种局部战争的分类只是大体上而言，实际上有些战争具有交叉的特点，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既是国内革命战争，也是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同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拉丁美洲国家反独裁的国内战争，大多同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

二、当代局部战争的特点

当代局部战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作战目的的有限性。20世纪上半叶，战争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走到了极限，进行战争的信条是：固守绝对的目的，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二战后，这一信条已失去意义，形成另一种原则，即战争主导一方一般不把完全占领交战国家的领土和威胁交战国家生存作为作战目的，而只持有限政治目的。60年代前，战争主导一方一般持被动有限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局部战争是由于老殖民主义者继续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美国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引起的，它们在发动战争之初企图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或控制交战国家领土，只是在遭到对方沉重打击后，才被迫修改原来的政治目的。例如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时，不仅想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想继续扩大战争，只是在遭到中朝武装力量沉重打击后，才将原来的政治目的修改为维持朝鲜南北分治局面的有限政治目的。60年代后的战争主导一方一般持主动有限政治目的。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等大体上都是如此。

第二，军事手段和范围的有限性。军事手段的有限性是指对投入战争的军队数量和使用武器进行适当限制，一般只投入部分军队，不使用核武器，不轻易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军事范围的有限性是指对作战区域进行限制，如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其地面部队未越过北纬17度线。军事手段的有限性表现为多种形态：（1）对等有限状态，常出现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或综合实力对比接近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例如在印巴战争中，双方都只使用了部分武装部队。（2）非对等有限状态，常出现于综合实力不均衡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在这种战争中，大国在军事上手段上加以限制，而中、小国家则可能是全力以赴。例如，美国1983年武装干涉格林纳达只使用了6000人的军队，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小规模的有限战争；格林纳达则倾其全力进行抗击，对它来说无异乎是一场全面战争。（3）战争过程中由限制向非限制转化。例两伊战争开始时伊拉克只使用了陆军兵力的一半，伊朗以劣势兵力匆忙应战，后来演变为一场国家全面战争，双方都倾其全力作战。

第三，战争状态的有限性。二战前，交战国一旦正式交战便进入战争状态，双方一般要宣战和断绝外交及领事关系。二战以后，交战国之间很少处于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不仅没有宣战的实例，完全断绝外交关系的例子也不多见，大部分战争是在保持外交和领事关系条件下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目的有限以及军事手段和范围有限，交战国一般在不危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均愿保持外交关系，以给战后政治解决留下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法确定了禁止侵略战争的原则，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都采取了不宣而战的方法来逃避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第四，高技术较量。当代局部战争使用的常规武器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向高科技方向发展。苏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把局部战争做为新型武器的试验场，使当代战争越来越具有高科技性。战争的高科技性导致战争的高消耗，高消耗又使战争不得不加快节奏，尽早结束。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以双方拥有坦克5400多辆，作战飞机1500多架。战争进行了18天，双方损失坦克3000多辆，飞机500多架，交战双方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一方很难再继续进行战争，只好接受停火建议，谈判解决。海湾战争是一场高技术立体战争，空袭开始后每天消耗5亿美元，地面部队进攻后，每天耗资10亿美元。如此高技术、高消耗的战争，要长时期进行下去，那是不堪设想的。

第五，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联系空前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场局部战争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国家有利害关系，特别是同超级大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密切相关。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像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于局部战争之中。局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往往不是由交战国之间来决定，而是由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来控制的。如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既争夺、又避免直接相撞的政治目的指导下，一方面有节制地分别给阿以交战双方运补了部分武器技术装备，另一方面又在幕后紧急磋商，频繁接触，穿梭斡旋，促使双方停火。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局部战争就不是纯局部性质的战争，而是有东西方对抗、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具有世界性。

上述特点是从局部战争的总体而言的，集中反映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局部战争上。由于战争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参战国综合国力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战争、不同国家进行的战争，往往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如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般呈现出以弱胜强的战争特点。这种战争多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民众，采用游击战的形式，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一般作战武器陈旧，持续时间长，多数局限在边境地段或局部地区。

第二节　二战后未发生世界大战的原因

本世纪的前45年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虽然局部战争频繁发生，但新的世界大战始终没有打起来。新的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当代存在制约大战发生的诸多因素。

首先，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制约世界大战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世界是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打击了战争发动者的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土占世界陆地总面积2/3以上，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以上，第三世界国家数占世界上独立国家的近4/5。所以，第三世界在当代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它和社会主义力量汇合，形成一支巨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占了绝对优势，它在敦促联合国遵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繁荣世界经济，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激烈争斗，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核战争的危险，激起亿万人民为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战后40多年来，世界反战和平运动波澜起伏。战后初期，特别是50年代，全世界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1949年4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同时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发表了保卫和平宣言，选举产生了和大常务委员会。1950年11月举行了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1952年12月召开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大会通过《致五大国政府书》，邀请中、苏、美、英、法五大国政府就缔结和平公约举行谈判。1955年6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世界和平大会，发表了《世界和平大会宣言》。1955—1959年召开了五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呼吁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而奋斗。经过6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的沉寂后，80年代在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对战争、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群众和平运动。1982年，美国纽约举行了有75万人参加的反对核军备竞赛、要求和平与裁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83年底，反对美苏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抗议浪潮席卷西欧，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在波恩、西柏林、巴黎、伦敦、海牙、布鲁塞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等西欧大城市都曾发生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极为广泛，有工人、学生、家庭主妇、教授、科学家、企业家、宗教人士、国会议员和政党领袖。1985年8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广岛、长崎被炸40周年，日本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广岛和长崎两地举行了和平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禁止研究、发展、试验、生产、拥有、储存、部署、扩散和使用包括太空武器在内的核武器，呼吁各国和平运动超越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加强团结，为防止核战争、废除核武器而共同努力。这些反战和平运动，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

其次，美苏核威慑态势迫使双方慎重考虑核大战后果，谁也不敢贸然发动一场战争。

二战后，美苏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1987年末，美苏拥有的核弹头数额为4.8万个，相当于TNT炸药爆炸当量计119.66亿吨，再加上其他核国家的核武器，世界核武器的总当量相当于广岛那颗原子弹的350万倍。有关专家认为，只要将现有原子弹的29%的能量施放出来，就会引起长达好几个月的“核冬天”，爆炸、冲击波和热能可以杀伤5亿人，核辐射可以杀伤10亿人，由此而引起的饥荒可造成25亿人死亡。1985年11月，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双方应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鉴于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有资格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谁也不敢贸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并尽量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战后美苏争霸的总的趋势是向间接对抗路线的方向发展。它们企图通过“代理人战争”和假手他人的战争，间接地插手，觊觎有利的战略目标和获得有利地位。这也是战后局部战争频繁发生而新的世界大战始终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复次，战后生产、资本国际化、市场国际化日益发展，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这种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对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面对战后世界新形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高科技、经济领域，而不是通过发动战争来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苏两国安全战略重点也逐步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斗争。

此外，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转化对美苏形成某种牵制作用。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使中国取得了能够对苏美起制约作用的主动地位。西欧、日本和东欧国家一方面参与美苏之间的对抗，另一面又担心这种对抗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希望缓和东西方关系；同时，他们越来越强调政治上的独立性，要求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转化，表明一两个超级大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战后历史表明，只要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防止世界大战，实现世界较长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

第三节　二战后的国际裁军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和阻碍因素。世界人民要求裁军和削减军费开支，以维护和平，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核竞赛无限制扩大的负担和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在这种形势下，先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裁军谈判。（一）联合国内的裁军谈判

联合国宪章第26条规定，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应拟定管制军备制度的方案。根据联大1946年1月24日决议，联大下面设立原子能委员会，由安理会理事国和加拿大组成。美国代表提出设立国际发展原子总署的建议，以阻止苏联研制原子武器。苏联代表提出销毁原子武器公约草案。谈判陷于僵局，委员会解散。根据联大1946年12月14日决议，安理会设立常规军备委员会。苏联主张同时讨论禁止原子武器，美国反对。委员会于1952年2月解散。六届联大决定建立裁军委员会，讨论裁减常规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由于东西方立场对立，谈判陷于僵局。1957年11月19日，联大通过扩大裁军委员会成员的决议，苏联反对，并拒绝参加。（二）日内瓦多边裁军谈判

1959年根据苏、美、英、法4国达成的协议，成立了有美、英、法、意、加、苏、保、捷、波、罗参加的10国裁军委员会。该委员会同联合国保持密切关系。1981年3月增加8个不结盟国家，组成18国裁军委员会。1969年7月又增加8个成员国，更名为裁军委员会会议。1978年改称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国于1980年2月正式参加了该委员会。1984年委员会又改名为裁军谈判会议。它是当前国际上唯一常设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有40个成员国，每年春、夏各举行一次会议。（三）中欧裁军谈判

全名叫“关于在中欧共同减少部队和军备及有关措施的谈判。”1964年12月14日，苏联在第19届联大会议上，通过波兰外长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68年6月25日，北约建议同华约就欧洲特别是中欧地区相互均衡裁军问题举行谈判，以此作为同意召开苏联倡议的欧安会的条件。1972年5月，苏、美最高级会谈达成妥协，确定了欧安会与中欧裁军谈判分别但又是平行地举行的原则。1973年1—6月在维也纳举行中欧裁军谈判筹备会议，确定谈判为大使级，有决定权的国家为11个（北约的美、加、英、联邦德国、荷、比、卢，华约的苏、波、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员8个（北约的丹、挪、意、希、土，华约的匈、保、罗）；每年举行全会3次，每次一般10周左右。1973年10月30日，正式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至1985年7月，双方共进行了36轮会谈，数百次会议。会谈涉及的军备裁减范围是华约与北约的常规力量。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1）裁军原则。华约主张采取“对等裁减原则”，即双方各按同等数量或同样百分比裁减军队，目的在于继续保持自己在中欧的军事优势。北约则坚持“均衡裁减原则”，即双方按不同数量裁减地面部队，兵多者多裁，兵少者少裁，最后达到同等最高限额，目的在于削弱华约的地面部队优势。（2）双方驻中欧部队的实际人数。1976年6月10日，华约宣布它在中欧地区的地面部队为80.5万人，与北约在中欧的兵力“大致相等”。北约认为华约少报了12—15万人。此后双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3）裁减的军种。北约主张只裁减陆军，以削弱华约的地面部队优势；华约则坚持陆军、空军和战术核力量“三位一体”地裁减，以削弱北约在空军和战术核武器方面的优势。（4）裁减的方法、步骤。北约坚持采用“集体裁减原则”，即只规定两个军事集团的“集体最高限额”，至于各参加国如何裁减，则由双方内部自行决定。华约则主张各参加国应承担具体裁减义务，即分别规定各国军队的最高限额，同时进行裁减。此外，北约要求制定一整套严厉的核查措施，被苏联拒绝。

经过谈判，双方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了些妥协，如北约同意匈牙利不包括在中欧裁军范围之内，苏联接受北约关于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最高限额为90万人的建议等。但在驻中欧军队实际人数、军备如何裁减及监督措施等问题上，双方寸步不让，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东欧剧变。翌年11月，北约16国和华约6国在巴黎签署欧洲削减常规武器条约。1991年2月25日，华约国家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会晤，决定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华约的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先后于4月11日和7月1日宣布解散。同年12月苏联解体，旧有的东西方关系到此终结。（四）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这是美苏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双边裁军谈判。谈判所涉及的范围是射程在50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武器。美国的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在陆基导弹和投掷重量上的优势，确保其在核武器质量上的优势；苏联则力图通过冻结核武器数量，集中力量从质量上赶超美国。1969年10月，美苏达成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1969年11月至1972年5月，美苏举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心议题是冻结两国战略武器数量。经过7轮会谈120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妥协，提出草案。1972年5月26日，美苏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条约规定，双方各自可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两个。临时协定规定，双方把陆基洲际导弹冻结在1972年7月1日的水平上，即苏联1618枚，美国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和导弹潜艇冻结在1972年5月26日实有和正在建造的水平上，即苏联950枚、62艘，美国710枚、44艘。临时协定有效期为5年。这个协定对导弹的质量和核弹头的数量未作限制，因此美苏核竞赛的重点就由数量转向质量。

1972年11月至1979年6月，美苏举行第二阶级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心议题是拟定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来取代临时协定。其间美苏首脑多次会晤，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部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议定书》、《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等文件。双方商定不进行当量在15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把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由1972年条约规定的两个减为一个，宣布同意根据“同等安全”原则签订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1979年6月18日，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正式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到1981年底，双方各自拥有的战略武器总限额为2250件（架），其中各自拥有的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和装有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不得超过1320件（架）；在条约有效期内，双方各自只能制造和部署一种新的洲际导弹。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关系恶化，卡特政府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将该条约提交美国国会批准生效。1985年12月，美苏两国政府又都表示，在新条约缔结之前将继续“遵守这一条约的条款”。

1983年6月，美苏开始进行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同年11月，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新式导弹，苏联中断了这一谈判，东西方关系一度严峻。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两国分别调整各自在裁军问题上的策略，1985年3月美苏开始举行包括战略武器、中程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一揽子裁军谈判。1991年7月，美苏两国首脑布什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将在7年内分别削减战略核武器的23%和35%，即双方各自拥有的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核弹头不得超过6000枚。这个条约变过去的相互限制为相互削减，无疑是裁军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个条约的签订是美苏两极对立体制行将终结的反映，同时也是由于美苏双方的核武器均已处于“饱和”状态，都愿降低军事对峙程度和减缓军备竞赛。特别是苏联，由于国内经济恶化和政局动荡，更是希望与美国达成裁军协议，以便腾出手来改变长期形成的畸形军事经济结构，并以外交上的成就来稳定国内政局。因此，苏联在谈判中作出了较大的让步。

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3年1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在2003年1月1日前，将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三种战略核武器的弹头总数分别从10875枚和10271枚削减到3500枚和2968枚。（五）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又称限制欧洲战区核武器谈判）

1977年，苏联在其西部和东欧部署SS—20导弹。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认为，苏联此举打破了欧洲地区核力量平衡，使苏联在中程核力量对比上占了上风。为了对付苏联这一挑战，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通过“双重决议”，敦促美国尽快同苏联就限制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到1983底仍达不成协议，美国就在西欧部署572枚新式导弹。中导谈判从1981年11月30日开始，至1983年11月下旬，先后进行了6轮会谈111次会议。美国先后抛出“零点方案”、“临时协议”等方案。其基本立场是：只有苏联拆除在欧洲的SS—20导弹，美国才放弃部署新式导弹，即使缩减原定部署计划，也必须以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把中导弹头削减到与美国同等水平为条件。苏联先后提出“冻结现状”、“分阶段裁减华约和北约中导”、“同等削减”等方案。其基本立场是：阻止美国按“双重决议”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保住自己的SS—20导弹部署系统，即使减少自己在欧洲的中导力量，也只能减到同英法两国总数相等的水平。双方立场相距甚远，谈判陷入僵局。1983年11月，美国开始在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部署新式导弹。苏联反应强烈，中断同西方的各种裁军谈判。欧洲局势显得格外严峻。

美苏在渡过因中导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僵冷时期后，于1985年3月12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包括中导、战略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一揽子裁军谈判。在新的谈判中，苏联坚持削减中导和战略武器要以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为条件，美国坚决反对。1986年10月，美苏首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晤时，双方在中导问题上的立场有些接近。苏联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零点方案”，并不再坚持把英法核武器计算在内。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同意中导和太空武器分开解决，为解决中导争端跨越了一道重要障碍。同年6月，美国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全球双零点”方案。7月22日戈尔巴乔夫宣布接受这一方案。同年11月中旬，美苏两国外长在日内瓦制定中导条约草案。同年12月8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内，双方须全部销毁所拥有的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后的18个月内全部销毁中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条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再生产和试验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为监督条约的遵守，缔约每一方都拥有就地核查的权利，核查的范围包括对方领土及部署国领土，核查的时间将延续13年。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将销毁2611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导弹，其中美国为859枚，苏联为1752枚。

中导条约的签订，首先是美苏在内政和外交上各有所需和相互妥协的产物。戈尔巴乔夫企图以中导协议为契机，在美国和西欧造成强大的舆论，以减缓美国扩军的势头，拖住“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为苏联减少军费开支，实现“加速发展战略”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在中导条约谈判中，苏联作出了较大的让步，需要销毁的导弹，苏联比美国多得多。从美国方面来说，里根政府被“伊朗门”事件搞得十分被动，形象受损，同时里根总统任期只剩下17个月，与苏联签订中导协议，不但有利于他改善处境，而且将可使他戴上“和平总统”的桂冠卸任，并为共和党在1988年的大选中增加一点资本。其次，美苏双方储存的核武器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不会影响到美苏总的军力对比，不损害各自的战略利益。况且美苏军备竞赛的重点已转向太空武器，中导争端已退居次要地位。第三，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和巨大压力，也是推动美苏裁军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导条约是战后美苏裁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它对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约所规定销毁的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数量，只占它们拥有的全部核武器实力的3—4%，军事意义不大，亦不能动摇两国的核霸权和核垄断的地位。只有超级大国实行全面和大幅度的裁军，才能使世界和平与安全得到保证。

第二编

第七章　战后初期的国际格局与冷战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对战败国的处置

一、战后初期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成为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打开了一个极大的缺口，但是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主宰国际事务的仍然是西欧等地区少数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格局。德、意、日3国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退出了争霸行列。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它们都已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再不能保住战前它们所保持的东西，同样退出了争霸行列。二次战后，西欧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过去。正如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的，如果再有什么人“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世界，”他们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

代之以传统格局的是美苏两极结构的逐步形成，而首先是美国在战后初期就上升到称霸世界的峰巅。

美国是交战国中唯一没有遭到战火破坏的大国，而且通过战争获利甚大，国力得到空前加强。当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1948），出口贸易的32.4%（1947）和黄金储备的74.5%（1948），以及世界谷物收获量的1/3。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变得异常强大。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军队曾达到1200万人的高峰，分驻在世界50多个国家，它还一度垄断了原子弹，使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大战末期，通过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在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并一度把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变成其控制和操纵下的表决机器，为其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创造条件。

苏联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大战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战争结束时，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而且恢复和扩大了沙俄时期俄国在东欧和远东的版图和政治势力。苏联成了在欧洲最强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而且在苏联直接间接援助下，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损失比美国要严重得多。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24:1，与全部欧洲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国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10:1，……物质的损失估计约有2000亿美元，但是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而已”，“这一切便是今日苏联对欧洲政策的背景。不知道这个背景，就没有桥梁可以跟俄国人沟通。”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苏联虽然对其邻国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但至少是，由于实力的局限，其行动是谨慎的。美国著名的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后来承认：“我认为当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

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力量消长的显著变化之外，亚非的迅速觉醒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同敌人英勇战斗，在战时盟国的武装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为反法西斯战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锻炼出一支争取民族解放的队伍。这些国家人民既不能容忍老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也不容许新霸权主义者以改头换面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

以上便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二、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的缔结

二战结束后，尚有战争遗留下来的许多共同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就有处置战败国及其附庸的问题。由于1943年和1944年间意、保、罗、匈、芬5个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盟国，相继被迫退出战争，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这些情况与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因之，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首先准备对意、罗、匈、保、芬5国的和约。

在对5国和约问题上，美国企图通过订约，获得停战时期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即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插足于东欧大门口。”苏联想在巴尔干确认停战协定条款，巩固战果，向地中海扩大影响。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召开了4次大国外长会议，还举行了21国参加的巴黎和会。在历次会议上，美苏围绕着5国和约问题，争论激烈。例如，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苏、美、英、法、中5国外长会议上，在讨论对意和约时，涉及对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理、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的归属、意大利的赔偿等问题，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对意大利殖民地托管10年，苏联提出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单独托管的要求；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属意大利，苏联主张归南斯拉夫；美国反对向意大利索取赔偿，苏联要求意大利向苏联赔款1亿美元。在讨论对罗、匈、保和约时，美英打出贯彻雅尔塔协议的旗号，坚持要求在东欧实行“自由选举”，影射攻击苏联在东欧“扩张”，苏联则指责美国破坏和约缔结程序，谴责美英干涉希腊内战。会议对重大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欢而散。后来，经过3国3次外长会议的讨价还价，才在5国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正式签订了5国和约。和约主要规定了5国的领土边界变更、政治民主化、限制军备和经济赔偿等问题。

5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苏妥协的结果。和约的缔结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宣告结束了战争状态。在对意芬等国和约中，都规定了肃清法西斯势力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条款，从而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实现欧洲和平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也是战时盟国在战后初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此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冷战”完全取代了合作。

三、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德国和两个德国的形成

战后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美苏斗争的焦点。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4国分区占领德国：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也由4国分区占领。但是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战略方针的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苏都是各行其是。唯一的例外是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对德国战犯的公开审讯和判决。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首要战犯被判处以绞刑。在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空前浩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纳粹罪行辩护。

但是，一涉及到战后德国去向这一问题，美英与苏联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显暴露出来了。美国企图扶植德国，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战略地位为自己的霸权政策服务，便逐步对德采取了分裂和扶植政策，强调德国的统一必须先实行经济统一。1946年7月20日，美国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支持。签订了美英占领区经济合并协定。1947年1月1日成立了双占区。这是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1948年2月至6月召开了美、英、法、比、荷、卢6国伦敦会议，提出一个分裂德国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采取协调经济政策的措施，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参加“马歇尔计划”，国际共管鲁尔。伦敦会议建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

6月18日，美英法宣布从6月21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独的货币政策，规定西方占区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B”记马克。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并成为引发“柏林危机”的导火线。

针对美国分裂德国的计划，苏联于6月22日在苏占区开始实行货币改革，发行加上特别印记的“D”记新马克，并于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柏林危机”由此爆发，并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6月25日，美国派出大批飞机向西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和各种日用品。同时，美英法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11月，苏占区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机构。12月，西占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柏林市正式分裂成两个城市，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斗争，双方于1949年5月5日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召开4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引起的诸问题。“柏林危机”暂趋缓和。

美国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柏林封锁刚结束，西德于5月23日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法》，确定波恩为首都，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必须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清除战争工业，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但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则是要实现近百年来使日本臣服于美国的梦想，从而带来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在日本投降前夕，美国政府已决定要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日本投降后盟国曾就最高统帅人选问题进行磋商。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建议最高统帅“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怒气冲冲地说，“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苏方的这一建议被美国断然拒绝。美国提出的麦克阿瑟成为盟国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趾高气扬地说：“我是8000多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建议成立苏、美、英、中4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又遭拒绝。经过反复斗争，才在1945年12月美英苏3国外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两个机构，一是远东委员会，作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决策机构，由苏、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11国组成；另一个是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苏、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组成。两个委员会的职权，在形式上有限制美国的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改变不了美国控制日本的局面。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开始

一、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酝酿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

前已提到，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夏对未来有三怕。”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主义。二是技术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第三怕是经济上的，随着和平的来临，经济会重新转向衰退。避免经济萧条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外贸易，但如果世界其他地区对基本工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关闭其市场，美国就无法在海外竞争。”这第三怕带有根本的性质。当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外国经济形势面前反而变得脆弱起来，美国日益依赖世界各地的资源和市场。

就战后初期而言，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大量军事订货的消失和大批军人复员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五角大楼原计划两年内仅让200万人退伍，但结果，由于一场争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园的运动，使得退伍人数一下子达1200万之巨。美国当权人物惊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维持充分就业，就可能再来一次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大危机，那将威胁整个制度的安全。出路何在呢？就是向全世界扩张市场，一位美国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

这样，向全世界扩张，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这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由1898年以后的海外扩张转向1945年以后的全球扩张，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走上了新阶段。在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军人认为，凭着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弹，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取代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似乎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在战后达到空前高度时，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看来，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苏联经济虽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增强，军队数达1200万人。战后仍保留三四百万人，并拥有精良的装备。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的直接间接援助下，从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是美国实现其称霸计划的一大障碍。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俄国控制了东欧……导致冷战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东欧的解放成了美国公开反苏的直接动因。第二个障碍来自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积极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扬。战后初期，这些力量成为反对侵略，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力军。显然，不把这股势力压下去，美国的全球霸权也是一句空话。第三个障碍来自觉醒了的亚非人民。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人民在共产党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同敌人英勇战斗，在战时同盟国武装部队中，有很大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成为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生力军，也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大心腹之患。

美国把以上障碍最终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美国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正是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称霸计划，导致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的破裂和美国对苏“冷战”“遏制”的开始。“冷战”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提出的。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指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冷战”一词公开出现。1946年2月21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按美国政府的要求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文，主张美国应采用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颠覆、局部武装干涉和持续政治冷战的办法来遏制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李普曼则发表文章反对凯南的主张，认为美国应用脱离接触政策代替遏制政策。1947年李普曼把他的文章汇集成《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一书公开出版，冷战作为政治术语遂为各界普遍采纳。“冷战”首先从波兰问题开始。早在1944年7月2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即卢布林政府），美国对此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在伦敦的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并千方百计使这个政府合法化。1946年1月初，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攻击苏联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他还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了“警察国家”，扬言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转变，美国就不予以承认。同年初，美国还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以扩大事态。

苏伊争端源于撤军问题。大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但德国人利用伊朗国土大肆活动。1941年8月苏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南部中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美决定，对日战争胜利后半年内苏英美3国撤军。届时，英美军队撤出，苏军未动，并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

伊朗政府派兵前去镇压，被苏军挡回。美英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撤军，被苏联拒绝。苏联反问道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军，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暂缓撤出一事却大惊小怪。1946年1月，伊朗政府在美国默许下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于是，战后重大国际危机首先以伊朗问题在联合国出现。英美立即支持伊朗。苏联代表则予以反驳并激烈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的暴行。后来，苏伊通过会议达成协议。5月6日苏军撤出伊朗，这次历时半年的国际危机得以解决。但美国立即乘虚而入，大举深入伊朗。

苏、土纠纷开始于大战末期。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要求。包括把1921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归还苏联，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陆海军基地等。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美国貌似公允地支持土耳其政府，甚至派遣战列舰“密苏里”号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耀兵于黑海海峡。接着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抛售船舶，企图通过土耳其去控制海峡。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进行的。

正是在这背景下，“铁幕”演说出笼了。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Curtain），这条线背后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高压控制之下”。一般认为丘吉尔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这篇讲话无异于发出公开号召，要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依靠美国的实力，反对苏联和东欧各国。

其实，丘吉尔在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放出一枪并非偶然。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前夕，美国当政者已纷纷为这一枪而进行舆论准备。1月间，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前面提到，2月间美国驻苏代办凯南发回8000字的“长电报”，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电报认为苏联是“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目前，这种努力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和土耳其”等地。凯南认为，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就可以迫使苏联退却。凯南的“长电报”深深博得杜鲁门的赞赏，他立即被召回华盛顿。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当月，福莱斯特就要求国务院允许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

由上可见，美国已决心彻底结束战时对苏合作政策，而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对苏采取强硬的方针，用武力以外的种种措施来“遏制”苏联，对苏进行“冷战”。而苏联的某些超出其确保安全的大国主义的错误做法，则被美国利用来掀起反苏歇斯底里和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过是美国统治当局借别人之口发出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冷战”信号。

二、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1947年2月21日，英国通知美国，它因经济极度困难，无力继续支撑希腊右派政府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求美国自4月1日起承担原由英国承担的任务。这就给了美国以插手希腊的大好机会。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说希腊遭到“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旦它作为独立国家“殒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一种是“自由制度”，一种是“极权政权”。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至1948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要求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援助。

杜鲁门后来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可见，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希、土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完成。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开始了由局部扩张转变为全球扩张的时代。

三、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战后东欧地区有8个国家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8个国家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不仅进一步缩小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地盘，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反帝民主力量，也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保障。因此，这些国家建立后立即得到苏联的承认，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还在本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和机器设备。对东欧各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一个美国记者就曾报道当时波兰的情况，由于经济恢复很快，使工人“得到了过去从未享有过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善，多数群众是接受这个新政府的。

此外，东欧各国在苏联帮助和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肃清政府和军队中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工业、交通、邮电、金融等方面逐步推行国有化等。这些民主改革，使法西斯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势力逐步削弱，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增强，从而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所有上述政策其基本方面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至于苏联当时在东欧的乃至世界的基本政策，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政策。鉴于在二战中的惨重损失，苏联战后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首先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坚决顶住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压力，打击德、日法西斯势力，保住东欧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当然，斯大林在推行这一政策时，过多考虑了苏联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民族利益，犯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的错误。具体到对东欧的政策，也可称之为“安全带”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即保证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另一方面则是保守的，同时包含着大国沙文主义因素。这就是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对各国革命采取并不积极支持的态度。具体对欧洲而言，是保住东欧，放弃西欧。约翰·史各脱在《欧洲在突变中》一书中说，苏联在“东欧建立一条‘安全带’，包括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与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可以自由安排它们的国内生活，但它们的政府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同时，为安全计，“俄国希望欧洲稳定，就是说没有革命没有内战；社会混乱时很容易发生的骚动，他们极力想避免”，“他们所支持与鼓励的社会主义措施，大抵只限于经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只限于实施的时候不致引起英美剧烈反对的政策。”

苏联的“安全带”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要确保雅尔塔会议上肯定下来的既成事实。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大体上局限于这一范围。

例如，苏联坚持在东欧各国成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这是战后初期苏联不可动摇的方针。正如斯大林1946年所说：“不要忘记以下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从当时东欧各国的现实情况和维持同英美的关系考虑，并不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成立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这些政府中，由对苏联友好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占据主要地位。在波兰临时全国统一政府中，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任临时总统；新政府21名阁员中，16名来自华沙临时政府，其余5名则给了原伦敦流亡政府的成员及波兰国内的其他人士。在捷克，由流亡伦敦的贝奈斯任总统，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理，建立起以捷共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希特勒的前盟国罗、保和匈，苏联驻扎了占领军，并担任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拥有监督这3国执行停战协定的权力。1945年2月，罗马尼亚拉德斯库政府依靠英美支持，执行反动政策，苏联即以盟国管制委员会名义，下令解除拉德斯库政府的武装，并坚持要罗马尼亚国王解散拉德斯库政府，任命左派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阁。然而，苏联并不要求两国立即废除君主制。后来还同意罗、保各自吸收两名反对党人士参加政府，以谋求与英美两国取得妥协。匈牙利的情况与罗、保有所不同，由西方支持的小农党控制了议会多数，并担任政府首脑。苏联对此也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而仅限于打击一些公开反苏、反共分子，逐步发展左派力量，争取群众支持。

但是，有一点苏联是紧抓不放的，那就是对于战前建立“东方战线”时向东欧扩展的地盘它牢牢地抓住不作任何退让，并极力争取美英有关国家正式承认它扩占的领土。1944年9月，盟国分别与罗马尼亚、芬兰签署行政协定，确认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芬兰的贝柴摩等地割予苏联。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同意苏波边界按“寇松线”划分，即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苏联。此后，苏波缔结边界条约，肯定了上述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不仅重新取得建立“东方战线”时扩占的领土，还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普鲁士取得了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地区。1945年6月，苏联通过双边条约，将联结苏、波、捷、匈、罗的铁路枢纽、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8月，苏联又根据《波茨坦议定书》从德国得到波罗的海的不冻港——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

这些事实又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

一、马歇尔计划与经互会的建立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不久，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作为对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

从1946年秋开始，美国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西欧经济状况又极为严重。1946年冬，西欧出现了百年未遇的严寒，燃料和粮食严重匮乏。欧洲有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法、意、英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法意共产党威信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摆脱自身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之后，抛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历数欧洲严重的经济困难，强调挽救欧洲经济的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他宣称：“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这样，美国以“复兴欧洲”为名，行控制西欧之实的计划就抛了出来。马歇尔的演说发表后，“马歇尔计划”这个名词立刻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报纸和广播中变成了通用名词。“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他们还秉承美国意旨，决定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来参加讨论。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号召意识形态战争的批评，又可以将参加与否的责任抛给苏联。如果苏联参加，就经济上讲，对西欧也有好处。西欧需要东欧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何况把苏联经济纳入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更可以控制苏联经济。美国和英法估计苏联将不会参加，那样他们就可以推卸排苏的责任。6月27日，苏联派遣庞大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建议的会议。由于英法建议欧洲各国就各自经济资源提出报告，然后拟出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大纲。苏联代表认为，这将会要各国泄露本国的经济情报。7月2日，苏联退出巴黎会议。这样，欧洲复兴计划成了“西欧复兴计划”。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马歇尔计划的法律形式）。根据这一法案，1948年4月至1952年6月，4年时间，美国共拨款援欧131.5亿美元。接受这一法案的西欧国家，他们的经济计划应受美国监督，应撤销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等。这样，就便于美国倾销过剩产品，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欧洲因经济崩溃而导致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马歇尔计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渡过了困难时期，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秩序。马歇尔的复兴计划由此而被形容为“如同抛给正在下沉的人们的救生圈”。到1950年，西欧各国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到1952年，英、法、意工业生产分别比战前增长13%、29%和48%。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的工业生产，到1952年增长为115%。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由于西欧经济恢复较快，到1951年底就提前结束了。

对美国来说，马歇尔计划达到了一箭几雕的目的。既稳定了西欧经济、防止社会动乱与革命的爆发；又使受援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和势力范围，纳入美国全球称霸的战略轨道。对于美国自身经济而言，美国通过国家财政开支，用纳税人交纳的钱去援助西欧，再由西欧向美国购买物资，这样做对美国的商品输出大有好处。“它使那些生怕美国出口不景气的人为之陶醉。”这样，美国统治当局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的计谋与制造商、出口商的热情溶为一体了。

美国除了向欧洲渗透，还把视线转向亚非拉地区。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今后美国外交方面的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第四点为“开发落后区域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国会于1950年6月通过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法案。到1951年底，“第四点计划”已扩展到33个国家。从1949年至1953年，美国向亚非拉国家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正是利用这种援助，美国竭力排挤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推行新殖民主义，使受援国在技术上、经济上乃至政治上都形成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垄断资本则获得巨额利润，1951年就从这些地区获得120亿美元利润，约占美国垄断组织全部利润的30%。正像有些美国教授所指出的，“美援总数的80%给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以此“作为阻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工具”，“援助总额的浮动情况和东西方对抗的紧张程度有明显的巧合。”美国确实想用“第四点计划”，既达到经济扩张的目标，又使之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具。

为了削弱美国的侵略扩张势头，特别是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并与该计划相对抗，苏联加强了与东欧各国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联系。从1947年7月起，苏联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经济协定。与此同时，东欧各国之间也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方把这些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此后，东欧国家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急剧减少，大宗贸易转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内部。苏联同东欧各国的贸易额，由1947年的3亿8千万美元猛增到1950年的15亿2千万美元。3年之内增加了3倍。

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保、匈、波、罗、捷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会议讨论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经互会成立的最初宗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济经验，相互给予技术上的援助，彼此在原料、粮食、机器、装备等方面提供协助”，以实现成员国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经互会成立不久，阿尔巴尼亚（1949.2）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9）相继参加。经互会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欧洲不仅在政治上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被划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经互会对于促进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有时苏联没有真正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而是搞不平等交易，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例如苏联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迫使波兰提供远比世界市场便宜的低价优质煤，使波兰吃了亏。苏联曾经迫使其他经互会成员国一起对南斯拉夫施加了种种经济上的压力。

这样，战后初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形成了如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两以前者占优势的对立体系。这种对立体系的存在有其当时的历史必然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由于自我封闭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而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

战后初期西欧特定的局势，为美国控制西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6年冬至1947年春，美国逐步形成了对西欧的总政策，即大西洋联盟政策。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就是要“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上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个强大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合作。”这项政策的重点是支持西欧的复兴和联合。

美国认为支持西欧的复兴与联合，有利于改变西欧分散无力、缺乏自信的局面，以一致对付“共产主义威胁”；有利于打破西欧各国的经济壁垒，使西欧成为统一的自由的市场，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铺平道路；还可利用西欧的资源，减轻美国的负担。可见，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需要一个广阔的自由的欧洲市场，而控制了西欧，又进一步为美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作为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具体表现，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情况已如前述。接着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在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而对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同时，是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西欧各国的干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马歇尔计划”追求的一个政治目的。杜鲁门在敦促国会尽早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特别咨文中，就曾表示美国准备把西欧纳入“共同防卫”体系。他说，“要使经济复兴获得成功，必须采取某种对付内部和外部侵略的保卫性措施。……伴随着经济合作的运动又出现了一个共同自卫的运动。”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美国便着手策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遏制”苏联的军事政治集团。战后初期西欧依靠美国重建与联合的政策正好与美国的打算合拍。但作为策略，美国打算待英法把西欧组织起来后，再把它们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西欧各国胆战心惊，美国趁机施加压力，促使西欧迅速缔结多边“集体防御”条约。1948年3月，英、法、比、荷、卢5国代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缔结了五国条约，即“布鲁塞尔条约”，有效期50年。这是一项主要目标针对苏联的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集体防御条约”。从表面上看，美国没有参加。但是，西欧在军事上的合作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在开始缔约谈判的那一天，法国外长皮杜尔就致函马歇尔说“只有美国的帮助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说，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定的“集体抵抗侵略的协定”，英国或其他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比、荷、卢3国在缔约谈判中也主张美国参加。这正中美国下怀。在布鲁塞尔条约签字的当天，杜鲁门致函国会，明确表示：“美国以适当的形式，根据需要”，给予这些国家以支持。

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后的第五天，美、英、加代表就在五角大楼开会，商议建立大西洋军事体系问题。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新方向”的“范登堡决议”。它规定，在持续有效的自助和互援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这些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美国国会破天荒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意美国政府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

苏联强烈反对“北约”的建立，多次建议举行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但遭到美英法的一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美国军事战略相抗衡。其主要目标之一是，竭力阻止美国重新武装西德，阻止把联邦德国拉入北约。

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巴黎协定，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参加北约组织。苏联政府于同年11月23日向美国政府和西欧国家发出照会，要求它们不批准巴黎协定。苏联提议在莫斯科或巴黎召开全欧安全会议，讨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的问题，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拒绝。这样，在1954年11月29日到1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欧洲国家保障和平和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波、捷、匈、罗、保、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声明，如果西方国家批准巴黎协定，东欧国家将组成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被正式批准，西德参加了北约组织。5月14日，苏联和东欧8国政府首脑在波兰首都华沙开会，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根据条约，成立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

华沙条约第4条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此外，华沙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进行合作、彼此磋商、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相互尊重独立及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条约有效期20年，如缔约国各方在这一期限满期前一年没有提出宣布条约无效的声明，条约将继续生效10年。条约将在集体安全条约生效之日起失效。

根据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最高机构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军事指挥机关是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历来由苏联人担任。

华沙条约组织是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它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欧洲正式出现了敌对的军事同盟体系。

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军事合作关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苏联与东欧国家为了抗衡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共同需要。它的成立初期是一个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的组织。但是，苏联力图通过华沙条约组织控制东欧国家，巩固安全屏障，并享有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而东欧国家则要求独立自主。因此，从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之日起，就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执行霸权主义政策，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间的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样，到1955年欧洲正式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的剥削阶级的传统影响在外交政策中自行消失，这使得华约后来日益蜕变为苏联霸权主义的工具。两霸相争成为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但由于两个军事集团势均力敌，谁都不敢轻易动武，从而使得近半个世纪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及美日安全条约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实现对日本的领导，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没有采取扶持态度。但从1948年起，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已成定局。鉴于亚洲形势的巨变，美国重新研究了日本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迅速调整了它的对日政策。“为了对付中共军事上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开始研究利用日本的重新武装和人力资源问题。”1949年10月印度尼赫鲁总理断然拒绝了华盛顿关于进行印美长久合作的建议，日本便成了亚洲唯一可能执行美国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开始考虑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

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以日本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府，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执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为此，美国极力修改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为改造日本所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主要目标。

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竟公开提出：“使日本广泛非军事化的当初的方针，同建设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部分”，新的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是“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3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凯南向麦克阿瑟正式传达了这一新方针：“目前的占领政策是建立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之上的，……这些波茨坦的目标实质上已经达到，因此，它们不能胜任对未来的指导。”凯南回国后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提出：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的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予修改。凯南还批评美国现行对日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所谓“遏制”，凯南的意见受到美国外交决策集团高度重视。美国为扶植和支持日本的经济，大力加强援助。1948年12月，美国政府制订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的计划，中心内容是紧缩财政金融，抑制通货膨胀。1949年，麦克阿瑟在新年祝词中宣布：“如今日本复兴计划的重点已从政治转到经济上”。为实施复兴日本经济计划，由银行家道奇担任盟总财政顾问。美国想复兴日本经济、加强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加紧完成“单方面媾和”，以谋求日本这个战略基地的合法化。从1949年9月美英法华盛顿会议决定了单方面媾和的方针后，经过两年准备，1951年9月4日至8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除日本外有51国参加。美国排斥了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等亚洲国家，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和修正案，纠集主要由非对日作战国家凑成的48国与日本签订了片面对日和约。

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这些岛屿的归属。这就严重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等国的主权。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要求。

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日签订所谓《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边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军可以出动镇压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日本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处于半被占领状态，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被确定下来，日本完全被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

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彻底失败，也是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破产。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双方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了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热情态度。但是，苏联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是持怀疑态度的。“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这一国策无疑是正确的。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甘心所谓“失去中国”。无论从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尖锐对立状态。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一角度看，“一边倒”是无可奈何，是美国逼着新中国走的这一步。

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给以高规格的接待。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之间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缔结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为此在苏联呆得很久。斯大林开始犹豫不决，“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他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接着，中苏正式开始缔约谈判。最后，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保证共同采取措施，包括其中一方受到进攻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巩固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在谈到条约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有的学者指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第八章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发展

第一节　战后初期苏联的恢复和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

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之一，它经历这场战争的严酷考验，变得更加强大。战争结束时，其军事实力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被公认是世界第一流强国。这时，它拥有近1200万人的军队，有上万架飞机和上万辆坦克，而且这些技术装备主要是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苏军驻扎在西起德国柏林、东至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苏联对国际事务的态度还影响着各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和解决。

但是，苏联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这次大战主要战场之一，4年多的战争消耗和较发达的西部地区一度被德寇蹂躏，其人力、物资的损失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苏联国防部1990年5月公布的材料，战争期间，苏联损失的军民总数达2700多万人，其中阵亡、重伤致死和被俘未归的军人共866.6万人。在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的损失也极其惨重。1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800多个国营农场、2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为6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的1/3。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将工作重点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几百万人从武装部门陆续复员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许多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变成为“冷战”，这使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强调新的战争威胁，继续采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仍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首位。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国家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为此，计划要求：首先恢复、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其次大量生产主要消费品，并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应分别比战前一年增加48%、27%和38%；住宅建筑面积要达到7240万平方米，约等于1913年全国住宅总面积的一半。

苏联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提前完成“四五计划”。苏联人民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为实现并提前完成“四五计划”，重建家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在工业战线，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1946年，在莫斯科车工巴·贝科夫和列宁格勒车工根·波尔特凯维奇的倡议下，开展了快速操作运动——金属切削速度由每分钟70—80米提高到1000—1500米。顿巴斯的矿工们在短期内，从被淹的矿井中排除了6.5亿立方米的积水，这等于排干一个面积70平方公里、深10米的大湖；同时，还修复了2500多公里倒塌的坑道，这相当于从莫斯科到巴黎之间修筑一条离地面200米以上的长隧道，使顿巴斯重新成为苏联最大的产煤区。到1950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成6200个大企业，工业增长速度达23%，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1946年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1949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轻工业的生产只增加了22%，其中的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在农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恢复和振兴农业也采取了多项办法。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先后通过《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和《关于战后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定纠正和解决侵占集体农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产、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动日贬值、农村党政干部滥用职权等问题。到1947年，归还集体农庄的土地达470万公顷，牲畜14万余头，有45万多非生产人员转入生产第一线。为了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950年联共（布）中央还批判了乌克兰一些地区试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并提出在全国合并小集体农庄的任务。“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向农业提供了拖拉机53.6万台（每台按15匹马力计算），谷物联合收割机9.3万台，恢复并增强了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1950年，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40年的99%，其中子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粮食产量仅为8120万吨，比1940年少1440万吨，比计划指标少4580万吨。“四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改善。1947年取消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并进行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5年中，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在城市和工人区修建住宅1亿多平方米，在农村建房270万所。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但是，限于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1950年后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52年已为11.6%。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而且质量较差。农业发展缓慢，到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432公斤，仍低于1913年540公斤的水平。集体农户饲养的牲畜头数减少，1952年比1950年，牛减少8%，奶牛减少10%，猪减少6%。如与战前1940年相比，则各减少27%、31%、和50%。农民负担很重，1950—1953年间，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了粮食总产量的60%和全部甜菜与皮棉，以及60%的肉和奶，而所得的钱还不够用以支付把产品运往收购站的运输费。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报酬很低，平均不到1卢布。

二、社会政治生活与联共（布）十九大

战争结束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1946年2月，举行全苏最高苏维埃选举，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3月，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45—1949年间，举行了从区到加盟共和国各级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并举行了各级地方苏维埃选举。

但是，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继续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正常。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表大会应每3年一次，而从1939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中央全会应4个月一次，而从1947年2月以后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也极少召开正式会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斯大林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苏联报刊和一些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颂扬越来越无止境。1949—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被秘密逮捕，无辜处决。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诬指通敌，其成员几乎全被捕，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等人被处死。1953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著名医生被捕，他们无端被指控用医疗手段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受牵连。

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联共（布）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1945年8月，设立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专门负责培训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及州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1946年广泛建立党的教育网，安排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进修。同时，设立社会科学院，培养理论工作人员，并大量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热潮。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召开了全苏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会议，宣布反对在文学、艺术方面放弃马列主义，反对无批判地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号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同时，在文艺界开展了批判运动。在运动中，列宁格勒出版的两本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和《星》首当其冲。1947—1951年，在联共（布）中央倡议下，在全苏学术界又组织了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要求科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生活的现象。但是，在当时美苏冷战开始和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在这次对文艺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广泛批判运动中，对一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论，把许多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进行了批判，错误地禁演了一批电影戏剧剧目，封闭了一批刊物，解除了不少人的职务，逮捕处死了一些无辜的人。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萨布罗夫作了关于1951—195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卡冈诺低维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纲的建议的报告，斯大林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斯大林在大会前夕（1952年2—9月）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这次大会的指导文献。他在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个人消费品才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个人消费品的交换领域，也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尚存在矛盾，这必须通过逐步地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使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形成。这次大会给予该书极高评价，强调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我们的一切实际活动，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而实际上，它使苏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更陷于僵化，并在这方面影响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它充分肯定了党在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揭露批评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诸如有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纪律松弛，并存在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

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五计划”。计划规定这5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70%，其中，重工业为80%，轻工业为65%，国家投资比“四五计划”增加1倍。农业方面，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主要农活机械化，谷物总产量提高40—50%，国民收入增加60%。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更改党名称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大会决定把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一党的双重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还决定用中央主席团取代中央政治局，取消总书记一职，并选出了斯大林等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及中央主席团。

三、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开始执政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斯大林逝世，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群众都以不同方式悼念了斯大林。

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全体会议，改组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任命贝利亚兼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军事部长。同时由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作为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被委以“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7月10日，塔斯社突然报导，在几天以前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背信弃义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犯了“反党反国家罪”，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党对国家机关包括保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12月23日，苏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发布关于贝利亚案件判决的通告：贝利亚等7人犯叛国罪，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9月3—7日，苏共中央全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认为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提出应改革现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农民的福利等。全会就此报告通过决议，并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调整。经济方面，在坚持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着手对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1）精减管理机构，裁减冗员，下放企业。两年间，撤销了一半以上中央各部的管理司和总管理局，精减了90多万名行政干部，把1.5万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2）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和企业厂长的经营权，并对信贷、银行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3）改革农、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交售定额。同时，勾销集体农庄和庄员在谷物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对国家的积欠。（4）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并以农产品商品量为出发点制订计划。此外，为了提高谷物和饲料粮的产量，还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由国家投资并动员人力，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等地进行大面积垦荒；二是仿照美国农业，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

在政治方面：（1）在报刊上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批判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如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等。但这时尚未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2）开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如“医生间谍案件”和“列宁格勒案件”等。（3）改组内务部，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把保安工作置于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同时，成立了以波斯别洛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滥用职权问题。（4）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著名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的第一部，出现以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阴暗面为特征的“解冻文学”。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赫鲁晓夫为此繁频出访和会谈。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团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主动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月，苏联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了苏、美、英、法四大国对奥的占领，并保证奥永久中立。7月，赫鲁晓夫参加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开始了战后大国首脑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9月，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苏同意提前释放德国战俘9626名。同年底，赫鲁晓夫又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

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的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对某些政策变动持不同意见。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1956年6月，莫洛托夫也被解除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及外交部长的职务。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发展

一、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战后整个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地区有8个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人民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东欧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既是第二次大战期间，东欧各国人民奋起打击德意占领军和本国反动派，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也是由于苏军追击法西斯军队进驻东欧地区，而得益于苏联的帮助。根据这些国家获得解放，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某些具体不同特点，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类似。这两国的共产党是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领导力量，人民政权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

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突然进攻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和政府流亡伦敦。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抗击入侵者。同年6月，成立了南人民解放游击总司令部。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后，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抗击德国占领军。同年11月，在亚伊策召开南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宣布成立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人民政权机关。当时，正举行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会上反希特勒同盟决定承认南人民解放力量，扩大对其武器装备等援助。1944年10月，南人民解放军与入境的苏军并肩作战，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北部沿海地区。苏军随即离南进入匈牙利，南人民解放军继续在国内战斗。1945年春，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陆、海、空三军共约80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并发起了解放全国的总攻势。在德国投降一周后，它解放了全境。根据苏美英雅尔塔协定，南全国解放委员会与流亡政府签订协议，于1945年3月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临时政府。其中有3位流亡政府代表，但他们反对民主改革，于秋天退出政府。11月全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选举联邦院时获90.5%的选票，在选举民族院时获88.7%的选票。反对派抵制选举失败。11月29日，立宪会议召开，宣告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它包括6个联邦单位，即共和国：塞尔维亚（含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梅托希亚两个自治省）、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以及黑山。铁托任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46年秋，反对派的复辟组织及活动被粉碎。到1948年，在南苏两党两国已公开冲突的形势下，参加人民阵线的几个小民主党派也不复存在。

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国王索古逃亡国外，政府瓦解。1941年11月8日，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阿共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反意武装斗争，并于1943年7月建立了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军接替意军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阿共又领导人民抗击新入侵者。1944年5月，在佩尔梅特市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民主政权的职能。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这时，阿民族解放军已发展到7万人，它乘苏军追击德寇进入东欧的有利形势，以自身的力量解放了3/4的国土。11月17日，解放首都地拉那。29日，攻克最后一座城市斯库台。1945年12月，阿举行立宪议会选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阵线获93%以上选票。1946年1月11日，立宪会议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阿共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当选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和人民保卫部长。针对当时国内出现一些秘密敌对集团和破坏活动，同年底，阿政府明令禁止成立其他任何政党，形成阿共一党独存的局面。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另一种类型。这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较强大，人民政权主要是靠苏联的直接支持建立起来。在巩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斗争也较复杂。

波兰在1939年9月被德国侵占后，其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分为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依靠西方盟国的伦敦流亡政府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武装在西线和盟军共同作战，一部分是在国内活动的“国家军”。另一派抵抗运动是依靠苏联的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在1938年被共产国际错误解散后，由波兰共产党人于1942年1月在华沙秘密建立的。工人党组织了“人民军”开展地下武装斗争。此外，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还组成了“波兰第一军”与苏军共同战斗。1944年夏，波兰第一军与苏军攻入波境。7月22日，在卢布林市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立即将人民军与波兰第一军合并，扩建为统一的波兰人民军。它与苏军迅速向西推进，直逼华沙。在此形势下，8月1日，国家军抢先发动了华沙起义。起义坚持到10月2日，沉重打击了占领者，但最终失败，牺牲很大。12月31日，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苏军直接配合下，各派波军协同作战，1945年1月17日解放华沙，5月6日解放波兰全境。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波兰的边界被重新划分，卢布林政府与流亡政府达成协议，于6月组成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政府成员共21人，工人党占7名，社会党6名，农民党6名，民主党2名。社会党领导人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前流亡政府首脑米科拉契克任副总理。但米科拉契克纠集农民党右翼另组“波兰农民党”，反对民主改革和新边界。1946年6月，政府就取消参议院、土改和国有化、西部新边界这三个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经85.3%有投票权的公民投票结果，赞同票分别为68.2%、77.1%和91.4%。1947年1月，波举行立宪议会选举，以工人党为首的民主联盟获80.1%的选票，波兰农民党只占10.3%。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当选共和国总统，社会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任新政府总理，哥穆尔卡任第一副总理。米科拉契克在选举中惨败，于10月20日逃离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3月被德国吞并。前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去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共产党一部分领导人在莫斯科组成国外领导中心。一部分领导人留在国内组成地下党中央，具体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捷流亡政府被苏联承认，参加了捷民族阵线。同时，在苏联的捷侨组成了志愿军团，随同苏军作战。1944年8月，捷共发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失败，起义军转移山区坚持斗争。1945年初，苏军与捷志愿军团攻入捷境。4月4日，在科息斯组成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出任总理。5月5日，捷共发动布拉格武装起义，5月9日，苏军开进布拉格消灭了德军，旋即解放全境。1946年5月，捷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共产党获38%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12.1%，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共获48%，余下为小党所得。共产党人萨波托斯基当选议会主席，贝奈斯当选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任政府总理。在26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9人，社会民主党3人，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4名，无党派人士2名。1947年下半年国内发生特大旱灾，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在西方大国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力图利用这一困难和国际冷战形势，把共产党排除出政府。1948年2月20日，12名资产阶级部长集体向总统辞职，制造政府危机。捷共当即反击，坚决要求总统接受他们的辞呈，同时发表告人民书，揭露反动派颠覆民族阵线政府的阴谋。21日，首都10万群众在老城广场集会，支持捷共立场。全国各大城市和工矿企业起而响应。22日，共产党掌握的国家安全局宣布破获一起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随之进行了广泛的搜捕。同时，全体公安军团和工人民兵组织作好战斗准备。24日，全国250万工人总罢工1小时支持捷共的政策。在群众强大压力下，贝奈斯于25日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同意了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6月，贝奈斯也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萨波托斯基出任总理。捷二月事件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三国在战时都是德国的附庸国。三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本国反动政权的斗争更为困难，最后也是依靠苏联的直接支持才建立起人民政权。

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安东尼斯库在德国支持下，于1940年9月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0月，德军进驻罗马尼亚，次年将其拖入对苏战争。1943年夏，罗组成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阵线等组织参加的“反希特勒爱国阵线”。1944年6月，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参加，改名为民族民主同盟。在苏军抵达罗境的有利形势下，8月23日，民族民主同盟联合王室和爱国军官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成立了以王室将军萨纳特斯库为首的王国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声明转向同盟国一边，但它阻挠民主改革。1945年3月，经苏联要求，国王米哈伊任命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成新政府。1946年11月，罗举行议会大选，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政党联盟获胜。退出该联盟的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一些头目在选举失败后越境逃跑时被捕，这些集团的代表被逐出政府。1947年12月30日，国王被迫签署退位书，议会宣布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

匈牙利霍尔蒂政权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也尾随德国对苏作战。1944年3月，匈被德军占领。战争期间，匈牙利共产党等民主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或被迫转入地下。在苏军解放匈牙利的过程中，它们才恢复活动。1944年12月，在匈共倡议下，所有民主党派组成民族独立阵线，并在德布勒森召开临时国会，组成临时民主政府，对德宣战。1945年4月，苏军解放匈牙利全境。11月匈举行议会大选，小农党获总选票的57.03%，社会民主党得17.4%，共产党得16.95%，民族农民党得6.87%，组成以小农党人纳吉·费伦茨为首的新政府。1946年3月5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农民党等组成“左翼联盟”，要求政府推进民主改革，清洗政府中的反动分子。3月7日，首都40万人集会游行，支持左翼联盟。12月，匈共掌握的保安机关揭露一起“反革命阴谋案”，涉及小农党部分领导人。1947年2月，苏军当局逮捕了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纳吉·费伦茨逃亡国外。8月，进行新的大选，组成左翼联盟占绝对优势的政府。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新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民主德国的建立又属另一种情况。它是在德国战败被四大国分区占领后，在其东部苏占区内组织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四国分区占领德国虽然设有一个总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政策，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国际冷战的出现，各国都力图牢固地控制自己的占领区，并按东西方不同的战略利益塑造德国的未来。1946年8月，美国对德政策出台一个重要新举措，它伙同英国将美英两个占区合并成了统一的经济区。12月，正式成立了“双占区”。1948年2月，法占区也并入成立了“三占区”。6月，美英法在“三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并决定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1949年8月，西德举行了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在波恩组成了以资产阶级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为首的联邦政府。9月20日，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英法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和国防的权力。

苏联在东占区内积极整肃法西斯分子，打击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大力扶持民主势力。它反对按西方设想的模式统一德国，于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德进行普选。但西占区只有共产党派正式代表与会，美英法坚决反对该决定。1949年5月，苏占区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10月7日，宣布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廉·皮克当选共和国总统，格罗提渥组成多党联合政府，苏联管制当局将行政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这样，就形成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

民主德国是前德国的农业区，资源也较匮乏，加上大战的破坏和战后对苏巨额赔偿，以及按苏经济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等，建国后国民经济异常困难，与在“马歇尔计划”援助下的联邦德国日益拉大了差距。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于1953年5月28日硬性宣布增加劳动定额10%，但不增加工资。这一做法引起全国性的群众抗议罢工示威浪潮。6月17日，东柏林的群众示威游行还由于西方间谍的混入和敌方电台的煽动等，转变成为暴乱。苏联驻军出动坦克干预，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政府承认了错误，并提出措施改善人民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苏联也调整对民德政策，宣布免除它尚欠的25亿美元赔偿费，并将33个大企业移交民德政府。1955年9月，双方正式缔结两国关系条约，苏联宣布取消管制委员会为实施对德占领而颁布的法律和命令。至此，民主德国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东欧各国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左翼领袖们的共同努力下，普遍进行了工人政党的合并。1946年4月，德国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了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7月改称共产党）。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11月改组称社会主义工人党）。1948年8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1950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这些国家工人政党的合并，对实现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对巩固各国人民民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给这些国家尔后执政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二、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与经济建设

东欧各国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原来的工业较为发达，其他都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村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残余。民主德国和捷克斯克斯洛伐克也存在大地主所有制。1944—1948年间，在各国人民政府领导下，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各国土改的做法大体相同，首先无偿地没收了国内外法西斯分子的全部土地，然后规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土地，在南斯拉夫是由国家无偿没收，在其他国家是由国家低价赎买。各国的土地限额不一。如：保加利亚是20—30公顷，阿尔巴尼亚是20—40公顷，南斯拉夫是25—35公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是50公顷，波兰是50—100公顷，匈牙利是100—200霍尔特（1霍尔特=0.57公顷）。国家把没收或赎买来的土地大部分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少部分用以建立国营农场或公用林牧场。农民分到的土地大都不超过5公顷。分地的农民，除南斯拉夫外一般规定要付少量地金。土改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战后几年，东欧各国还广泛地有步骤地实行了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即通过法令，首先把外国人和卖国贼的银行和企业无偿没收，然后分阶段将本国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给业主以最低限度的补偿。此外，还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物价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如在工业国有化方面，南斯拉夫到1946年底，已将所有联邦共和国一级的企业和7%的地方工业收归国有。阿尔巴尼亚到1947年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已占97%。波兰在1946年1月颁布法令，将所有每班雇用5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或不足50人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收归国有。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二月事件后，也使50人以上的企业国有化。保加利亚到1947年底，国家已掌握了整个工业的93%。罗马尼亚到1948年6月，已将所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匈牙利到1949年底，已将10人以上的企业实行国有化。

与此同时，各国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各国损失十分严重。南斯拉夫有170万军民献出了生命，占全国人口的10.8%，工农业损失过半。波兰丧失了6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2%，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破坏，华沙成为一片瓦砾。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各国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各国则按苏联的经济模式，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制订了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展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南斯拉夫最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8—1952），规定5年后的工业生产比1939年增长5倍。但1948年苏南关系开始破裂，该计划在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很多。于是，从1949年起，南斯拉夫另寻一条以“自治体制”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随着苏南关系的破裂和南斯拉夫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共产党情报局在苏联操纵下发起了反对“铁托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的运动。为此，1948—1952年，在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部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凡对情报局决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主张根据国情进行经济建设的干部和党员，均遭打击和迫害。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各国都相继加紧实施按苏联模式拟制的经济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从1949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期间，新建125个大工业企业，扩建、改建109个企业，工业总产量增加1倍。其机器制造业增加5倍，按人均计算已占世界第四位。工农业比重从75:25变为83.7:16.3。保加利亚的“一五”计划4年提前完成。到1952年，工业总产量已相当于1939年的4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上升到50%以上。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1950年开始五年计划建设。匈牙利在“一五”计划期间，要求把匈建成一个“钢铁之国”。1954年计划完成时，工业产量增加一倍半，钢产量从86万吨增到160多万吨。在多瑙河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钢铁厂——斯大林冶金联合企业，它既生产钢铁，又制造联合收割机、工作母机、采矿机以及卡车、轮船等。其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供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了农业。罗马尼亚在“一五”计划完成后，一大批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产量超过1948年的2.9倍，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

波兰第一个建设计划是1950—1955年的六年计划。这期间，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工业项目共1250项。到1955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7倍，工业化达相当水平。

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从1951年起实施五年计划。民德在完成“一五”计划时，工业产量增加约90%。阿尔巴尼亚这期间工业产量增加2.8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1938年的9.8%上升到43.5%。

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保加利亚进展最快。到1952年，保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2.37%，加上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农业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5%。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的1/2。匈牙利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在1955年达26.4%。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在1956年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9%。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进展较缓，到1955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2%。

到50年代中期，除南斯拉夫外，东欧各国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业集体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各国教条式照搬苏联经验，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力承受十分困难，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多实行强迫命令，粮食义务交售指标过高，使农民的积极性受挫。这一切，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在有的国家如波、匈等甚至还有所下降。对此，各国群众日益不满。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建国问题上，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种不同的建国方针。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和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经过1945年秋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严重斗争，达成了协议。但国民党反动派旋即破坏协议，并依恃其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于1946年7月向各解放区实行军事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及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失利，政治欺骗破产，经济危机加深，国统区人民运动高涨，形成第二条反蒋战线，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之中。一些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主张“调和国共，兼亲美英”，但没有起什么作用。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深入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扩大。这时候，蒋介石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但已无济于事。1948年9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破产后，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崩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同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共同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