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知识问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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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知识问答试读：

内容提要

为什么女人在恋爱中有逆反心理？为什么女人愿意接受巧妙的求爱？为什么女人讨厌同性炫耀？为什么女人爱向好友吐露隐私？为什么女人爱算命？为什么女人与首饰有不解之缘？为什么女人总喜欢问为什么……《女性知识问答》一书将为你作详细解答！

为什么青春焦渴难耐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你也许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这一天终于来了，它是一种自然的承诺。你还是没有察觉到什么，没有特别的准备，甚至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触翻到《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则：从这一天开始，你不得不对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这一天，比18岁显得还要重要，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你过了16岁的生日晚会，已经抬起腿穿越交界地，开始跨进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流行风和时尚的爱，感召着你怀揣着童年的想像和梦幻，而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这时，因为整个教育水准和学龄限制的不平衡，南方诸省16岁的少年已来到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关口：做工，还是上大学；而北方的孩子多数正处在高中二年级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从未意识到将要开始自己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意识到，你因此只是觉得许多事情肯定会来临，但是还谈不上迫切。

有一年夏末，我应邀参加当时十分轰动的大型电视片的讨论会之后，约了在座发言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一家素食斋共聚晚宴。范翘起前腿肯定地告诉我：“我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我似乎还在过着15岁的生活。我想18岁可能会有所不同。”黄和孟认为，除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习任务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可是在隐约的感觉里，又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问题的困扰，好像在与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伏。黄补充一句话：“我们真觉得累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陪我们好好睡一觉，而且真想一睡不醒！”姜，17岁，正面临毕业问题，他觉得除了硬着头皮迎接高考之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他倒是对我慷慨请客的做法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和“哪儿来得这多钱”始终是他发问的主题。何是个沉默的男孩子，在日后整个冬天的交往中，他多次承认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中专护校的学业上，他在为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下午最后一堂课铃声响过，男孩子便会等在教室门外，准备迎接自己的女朋友，一同去他们恋爱的老地方。韩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勇敢地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热烈地希望超越友谊。宁显得桀骜不驯，天天和父亲争吵，父子关系问题是他最为关心的热点，他恨透了老年人。

他们兴奋极了，滔滔不绝地在证明自己，不断打断别人的话题，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对待餐厅服务员。16岁，这个本该轻松欢愉的年龄，对他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尽兴的机会。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相，黄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年龄小的人和年长的人有什么区别？”“年小的人不停地说话，坚信南来北往的事情他都知道；年长的人始终在听和笑，熟知来龙，但不敢肯定去脉。”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可是没有得到认同。是的，16岁是个只相信自己的年纪。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原来就该如此。

可是，许多年长的人们却一直承受着历史变迁的震荡，就连青年歌手也在用别开生面的歌喉，怆然地咏唱、叫喊：“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你，16岁的新人，从你记事的岁月起，就已生活在一个喧噪的录音机音响的环境里。你有幸坐叔父的福特车，仅用两个小时，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趁凌晨的寂静完成了天津到北京全程的奔跑，你获得了一个印象：世界并不大。你在餐桌上直率地问被你母亲请来吃饭、颇为自得的历史学者：“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我只想知道你会不会赚钱？”你母亲立刻显出窘态，客人也为你的不客气感到不自在。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自信自己的金钱观念无比正确，并再次强调世界本该如此。你不认为世界是变化而来的。

可是事实上，在你童年终结的时代，那个时期的社会还远远不是这样：在70年代末，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低下头去，保持沉默；你的父母大约在20年前才普遍有机会用自己的手指第一次触动一下录音机的按键；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艺杂志都在为艺术作品里能不能有爱情而喋喋不休地争论；在你的头脑里充满刘德华、王菲、张国荣、张惠妹、任贤齐的时候，你无法想象，李谷一曾在20年前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个名叫周荫昌的专家把自己的讲座制成音带，向青年人讲解“为什么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邓丽君的名字很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湾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还有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至今埋在长辈们的心中，一经提及，往事如云。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迈着一步一趋的脚步缓缓走来，新的困扰一刻不停地出现。你看，几年里金钱变得极为重要。人情越来越廉价，价码却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各行其事。可是，这一切骤然的突变在你记事的岁月来到之前已趋于完成。你比那个时代更自由，同时又更不满足，也更混乱。

50年代，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刚刚结束的残酷的铜臭气息把人们置身于一种困境，人们发花了很长时间去认识、容忍、改造和交流，甚至还学会了坦然地和核武器相处。人们变得更深沉更敏感也更有理解力了，过去的困惑反而使人们更加心明眼亮。全世界在相当长的岁月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你的祖辈，40年代末期以来，长时间的边境封锁使他们“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直到1978年他们才刚刚有幸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历史给予他们修改错误，改革和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的短促。他们的舞台狭小而被动。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部分应有的天资。在他们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可你认为原来不会比现在差多少。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金庸的《侠客行》，看VCD、CVD，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省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17岁的南方少年，他读完高中后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出售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并且评价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能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是李鹏还是胡锦涛。我起初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是后来在我们做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精打细算和适度的慷慨感染了我的心。他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于嘲弄或者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和家长都为之忧心忡忡。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富裕病。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我觉得，共和党人与其光是哀叹世道之不古，还不如设法去理解它们。

这段话是尼克松针对美国人隔着代沟俯视对面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时那种严重恐慌的心理而言的。与中国今天的恐慌一样，当时，美国社会的剧变，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和毒品蔓延都使长者们认为新一代带着几分世界末日的气息。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以及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几乎都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新世界的朝气。这一切也提醒我们：与其感叹怀古，不如认识崭新的一代。在同一张桌子的边缘坐下去对话，手里握着热腾腾的咖啡，人们的座椅一样高。

我走访了形形色色的16岁的青少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整体印象：在这个年纪时，这一批自行其事的少年正感受着源自师长们不理解和不信任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压力从根本上妨碍了自己的个性、理想、自由的生活、纯美的爱。16岁的一切烦恼都来源于这种压力的摧折。

父母的教诲声变得特别噪耳，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自己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懈地抗争以争取它能合法地存在。行为的独立，伸展自己的腰肢，并为它进一步茁壮而争夺权力。你在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迎面轰轰扑来的是压抑你的气息。独立成长，并为之奋斗。相反的力量便成为你走进青春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这样。你必须不断地以各种理由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是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父母的从容。他们紧盯着你，拼命企图得到你的日记，拆开你的信件。他们报着古代坚持用残忍的包办婚约来减少子女青春失误的那种父母之爱，更求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你真恨不得如法炮制地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记住你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稳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友不经心地探看而痛哭失声。16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向往、怒气以及不成熟的思路统统记录下来。直到婚前，日记恐怕是你最好的、最了解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在这一点上，父母比老师更令人无法忍受。他们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他们只想以父母的名义强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一位夫人至今对她16岁时被妈妈劈手夺走手中的《悲惨世界》随即投入火中而记忆犹新，那时必须为两年以后的高考读烂那几本数理化课本。有很长一段时光，你饭桌上的时间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的。今天的高考已不像1978年那样艰苦，50万名额竟有1000万人投考。今天的竞争只是应届毕业生的事，没有过多的成年人和你较量，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应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那么讨厌读书和考试。

为什么早恋

美丽的16岁呵，一种晶亮的情愫涌动在身体里，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因为轻微的摩擦感到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触使你坐卧不宁，看不下书。你好像总在期盼什么人的出现，只要见到那个人，你就会凭空增添喜悦的力量，觉得快乐充溢在明媚的胸中。你会觉得那些一看到女生来了就会把排球凶猛地扣杀出界的男孩们有趣，也会发现16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地用眼睛传达声音。无数美丽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集临。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借赵的小说；林上生物课时一共看了严27眼呢！而你自己的目光不也总是瞟来瞟去地放在一个人身上吗？为此，你写下无数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恍惚的神情，你的父母已经认定这是“早恋”，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有放过你。

1998年夏天，我在燕园见到一个14岁的女孩子，漂亮、多情、爱读言情小说，在她略略早熟的眼神中可以看到奇异的梦幻。但是两年后她疯了。她的严厉的父母为了阻止她继续追求语文老师，把她一个人强行弄到北京延庆县的一所中学。她曾在大雨滂沱的深夜跑到长安街上，在幻像的精神世界里躲避着魔鬼的追逐。她被发现时正惊恐地躲在公安部大门旁的一只邮筒下面。再后来听说她在发作时有对男性恶性的纠缠，即便正常的时候，她对那些正常的青年夫妻也怀有一种神经兮兮的病态看法。2000年我在天坛见到她时，她坐在一把吉它旁，对爱情话题依旧有着热烈的兴趣。我不得不在简约的和弦中唱了一首她所喜欢的旧歌《玻璃心》：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既已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支摔破的吉它

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她对多年前一切小事的记忆格外好，可想而知她热爱那些岁月，依旧愿意充当她过去梦寐以求的角色。

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们非要用千篇一律的滥调、用那些缺乏人情味儿的手法对待这些情窦初开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特殊的态度面对这个富于特殊激情的神经脆弱的女孩子呢？我会常常感到一股《儒林外史》的味道，似乎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了阻止每一起感情的麻烦，而不是挽留一个快乐的女儿。用疯病的结局取代那起爱情便使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面前感到了心安理得。至今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值得的。当我们看《草原小屋》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对那个西部美国佬用他自如的方式向9岁的女儿谈他的“爱情烦恼”的情节感到敬佩，可是几乎没有一对夫妻真正合理地对待自己儿子16岁的爱意。

10年内，别幻想这种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会有所改变，它不取决于父母能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看过几部家庭片。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变迁。家庭民主不是学来的，而是滋生于心灵深处的宽容的流露。

你盼望有这样一个父亲，每逢你心神不定，他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你身边：“怎么样女儿，谈谈你的看法？”你甚至想像出，他轻轻点燃一支烟，亮光在星夜里一闪一闪。但是你渴望的东西在现实中却恰恰没有，甚至更加背道而驰。碰巧班主任也介入进来关心你的心事，而且做得高明，她要你自己拆开自己的信快速念给她听，并对自己既不侵权又能监察的方法颇为自得。他们都在絮絮叨叨地抨击着“早恋”。

而“早恋”是一个内涵极不科学的概念。既然已懂得了“恋”，为什么却被斥之为“早”？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中，人们对事物丰富的认识淹没在简单的统一标准之中。他们从不经意个体间的差异，几乎一致认同某个年龄之前的爱情理应叫“早恋”。至于你是不是身心已发育到了必需那种情感的满足，他们不屑花时间去研究。

学校，也并不是像教育家们构想的那样，为学生排忧解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熏染，反倒成了延续、扩大家庭错误的场所。教师始终如一地强调学生的竞争训练又为他们的人生抹上另一层阴影。教师没让他们增添社会情趣和从属感，以至于当他们处理职业、友情和爱的问题时，都不觉得这些问题可以用合作和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教师是在“天下为公”的大话下赋予学生们一种纯属个人的生活意义，而智商被当成是他们未来学业成绩的最高标准。

学校和教师阻碍着你想做的一切事情，好点儿的老师罗罗嗦嗦地要“引导”你；讨厌的老师干脆污蔑训斥你一顿。为了抵御种种烦恼，你做了许多梦：你想有朝一日你自己有了孩子，肯定是个民主的父亲，或者良母什么的；如果你做了权威，你会宣布清规戒律犯法；你甚至幻想毕业后径自做一个坏警察天天把守在学校门口，专门刁难和你过不去的老师；你想过私奔、自杀以及其他一切消极的方式恐吓父母。

16岁，总是不欢愉，却总是充满梦想。你对自己有着任性的设计，认为一经实施，便可告成。可是那成功的一天太遥远了，你盼着17、18、19和20岁的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你一直在想像自己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刻。

16岁，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串串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时候你把伟人的长明灯毫无怀疑地接过来，供奉在心中。人崇拜自己的英雄，并成为英雄的捍卫者。你有时会更加爱戴那些与你有类似缺陷的英雄以例证自己也会成功。矮个子犹爱拿破仑；不被理解时想想爱因斯坦刚刚发现相对论时，再想想布鲁诺和伽利略；篮球打得不好，可以让尼克松安慰自己，这位总统从来没有在运动场上感到过身体协调；提到果戈里终身没有改掉手淫的习惯，许多惊惧的男孩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西塞罗的口吃和马连良的舌头使那么多口腔缺憾者不甘于现状；比昂的歌声鼓舞着大批人。

无以穷尽的烦恼和漫无边际的梦幻交相掩映，叠迭交错。青春的顽敌，一半来自环境，比如他们不允许你恋爱，另一半藏在你自己的性格里，比如你的自卑。你勇敢地决定要战胜它们，并且看到未来希望的灯火在闪烁，也看到灯火辉煌的路途上更多的敌人。你必须不断地击倒它们，从它们身上跨过，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为此人向你们崇拜的几个兄长请教，你找遍书摊上所有关于青春的书，付不起价钱，就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地读完，你自己也在苦思冥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剂万能的良药。可你的收获并不大。甚至效果正好相反。你听说过D·贝尔这样一句话吗？“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只因为世界的复杂多样化和无限运动性，前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后一段时间否定掉，一个人的经验，结果在你那里统统成了教训的原因。

智者喜爱增添自己的感受，愚者才寻求别人的答案。感受是你自己的厚度。有了它，你就会面对复杂的困惑发现自己的回答，发现自己的成熟和自己的健康，即使不能用它直接解决难题，它也能使人保持达观。事实上，因扰你的事情，特别是来自环境的那部分困扰，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法对付，你可以绕到它们的身后，继续走你的路。

中国的大学教育方式和中小学的方式判若两样，几乎截然相悖，其区别正在于此。一位历史教师向我感叹中学教育，说“题海战术”，说有一个“怪圈”，说不得已自己也陷了进去要求学生死背习题。可是我想，如果是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到中学教那六本薄得不能再薄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却会引领学生从一个至高点俯视它们，达到有趣而轻松；从另一方面反衬了那些布置乱七八糟考题的教师，说穿了就是层次太低。他们采取了本未倒置的笨办法，使历史流程变成支离破碎的断点，降低了历史学的趣味和深沉，求“变”而无视“宗”。

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说：“健康的含义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成熟概念多指心智的完善。在确立这些基本点后，我们开始读书，正视青春。《楚辞》中有“青春受谢，白日昭只”之辞。起初，青春指的只是大自然的时节，因为春季里草木一片绿意，故被称之为“青”春；到后来它才被喻指人的那段年富力强（准确说，是完成成熟过程）的年岁。《文选·潘尼》里就有“予涉素秋，子登青春”之句，感慨陆机出任吴王郎中时正值人生好时节，而自己已走向生命的秋天。

严格说，青春仅仅10年光景：18～28岁。16～18岁不过是序曲，无论从洞察力还是身体状态上讲，16岁只是一只花蕾，摇曳在宁静的初春，真正的人生，还没开始；而28～30岁却是青春结束语的回响，那时，青春的剧幕刚刚幡然落下，人生的新章在大幕之后悄悄酝酿。

歌德说：“每一时刻自然都在启程，每一时刻它都到达了终点。”是的，你无从逃脱你历史的遗迹，你的每一个脚印留在你走过的土地上，每一次足音，每一点空中的停顿都做为轨迹，由那一刻的时光记录在你青春的血液里。你的每一次动作，在动作的同时就已完成，你每一个新的生机每一分钟都在开始，时光在消逝。青春和整个人生，也许你总认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可它们却匆匆行将逝去，就像席慕蓉清淡的诗句：“16岁的花季只开一次”：

而在陌生的城市里

我夜夜举杯

遥向着16岁的那一年

这是挑战的10年。尽管你开始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甚至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可你分明已对老师提出了刁钻的质疑；行动上和心理上，凡是妈妈说的，你都不屑一顾；你逐渐认为崇拜是件可笑的事情。

10年里，几度失恋，为此还仇视过异性，可最终你还是结了婚。也许此刻你正在为儿子的入托奔波，途经一个小书摊，回眸间瞥见了这本书。也许后来，你离婚了；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结婚。这是感情动荡不已的季节。

为了成长壮大，适应社会，你所放弃的梦想、依存以及爱，与这一切所索回的成功，使你置身于一种职业。你或者为之骄傲，或者仍旧感到怀才不遇。但是，正是这些青春的代价使你得以生存，继续发展。

尽管淡淡的忧郁一直萦绕着你的心灵，可是，当你走过青春回头望去，凭着依稀的梦一般的记忆，你会有一种纱一样的透明的印象，认定青春十年，到处撒满阳光，那时曾有过多少阴天，下雨的时候也有太阳，雨后有七彩的虹和更蓝的天空。这是一个鲜明的季节：春天。

为什么18岁是文化心态上的里程碑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成年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力、有限制的自由以及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那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一书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界限，他认为大概是14～20岁左右，也可能是从12岁开始。

而今天，我们却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12～16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期叫做“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24岁，肌肉、骨骼以及心血管系统发育的完成阶段，理论上称之为“青年期”。

认为青春性的发育会拖延到20岁结束，可能是一种时代差距造成的分歧，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而认定青年期早在24完结，也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在中国，尽管身体成熟已经完成，但青年心理的还处在缓慢的发中。人们对爱情与生活，对事业与处境，以及对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都还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体验。至少是在中国，人的心智和身体的健壮，一直要推迟到28岁才能完成。

但是，阿德勒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不能使人格发生整体性改变的“危险时期”，这个看法，却是个与众不同而又能够站得住脚的观点。18～20岁，按照他的青春期划法，仍旧被这种结论所覆盖。而按照本书的分法，在这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里有着真正的变化，但总体上看，它不过是16岁的延伸。16岁有什么，18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变化只是微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以及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18岁只是文化心态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18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容忍在自己家里抽烟。我们感到家庭已经容纳自己做了一个大人了；乡村的18岁，严肃而且程式化，从这一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追求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一席成年人的位置；中学生的18岁被迫在眉睫的高考冲淡了；而少数是在大学的一二年级时，靠着远方父母如月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在一间拥挤、脏而凌乱的宿舍，和自己的密友共同度过每一天的，我们都喝得胡说八道，一头醉倒，醒来时，除了头有点发沉，一切都没变，太阳照常升起。

做为社会人，我们必须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以长大成人。但是从法制方面看，因为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20岁以后，所以比起16岁，18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个性角度看，16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和现实感，也只是稍有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只是由于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只是在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自己周围的事务负起职责。这时，我们的“三感两化”相互渗透，成为妨碍我们日趋茁壮的敌人，或者鼓舞我们走向成熟的内在推动力。

我们16岁的时候，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的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几乎都曾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感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几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90年代初，我在帮助友人做心理咨询时得到了这方面大量的有益经验。一个小伙子回忆他13岁时说，当时他很害怕看到自己日见其长的小腿；他大约是在12岁进入变声期的，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拒绝听到自己陌生的声音，他沉默寡言，或者坚持用小嗓说话，并因此时常遭到其他没有开始变声的孩子们的取笑。他愿意过从前中熟悉的生活，做母亲小儿子，并认为让他这么早成为和他父亲差不多一样的人是件不公平而令其害怕的事情。

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会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她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这样。她至今仍然为必须几十年忍受经期不断的骚扰而感到不痛快，认为做个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我们那时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感。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白天在做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有时，我们的忧虑竟笼罩着少年的美梦，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做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我们对异性总是渴望见到，遇见后又不知所措，忸怩不安，如果必须回答问话便会舌头发硬，面红耳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

16岁的时候，惶恐暂时消失了，因为我们对一切开始熟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这时我们凭着猜测已经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周围，变得愤愤不平。可是18岁时，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样在学院图书馆里浏览报纸的时候，原来的恐慌感变了个样子再次复生：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而深深忧虑。

这时，我们第一次自己充当主角进行人生的重大抉择。我们只有三条大道可以挑选：上大学。毕业后可能有机会享有“国家干部”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归人事局。从未来工作调动的便利程度、晋升、提级、评职称和知识应用上讲，这是一条平坦而社会地位最高的路。工作。如果幸运地撞见国有机构招工，我们便成为人事关系由劳动局所辖的“国家工人”，它在共和国史上四部宪法里都是“领导阶级”和主人；如果我们的人事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家宅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我们便被称为“无业人员”，这是“失业者”美丽的代名词。不过那些忙碌的个体人员、临时工和跑到海外“扒分”的人都叫“无业人员”。边工作边攻读。找个提供公费医疗的机构，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或者自修大学的文凭，如果不得不上自费大学，就随便找个地方打打工，做到两不误。

如果我们能去外国学习或工作，这也算一条出路。

总之，许多人多少年后回首往事都一致认为，这时方向选择举足轻重，它决定了人们一生的浮沉。一方面，中国的人员流动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放，路的选择，就像单行道，一经踏上，再难易道不能回头，甚至一朝出生就无可选择，百万农业人口涌入北京，改变了生活却变不了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一样的推测就草草决定。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感到了错误，但是无从改变它。我们初尝了事业暗淡无光的苦痛，并且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还是会侥幸变好？那种慌张惊恐不言而喻。

我们走上自己选择的那条较为理想的道路时，也会马上发现我们为此所同时付出的代价。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人民住宅、长官楼和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更壮美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一天，我们与一个昔日同窗邂逅相遇，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后来她那颇有活动能力的老爹为她在一个挣了钱就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谋一职，现在她花技招展，眼神里不光是自信，简直有点过火。望着她扭扭搭搭地走远，恐怕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之外，剩下的就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是早已过了时的皮鞋。

假如我们是名司机，19岁，却已跑下8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地做活，一年时间里，从固定薪金、公里数奖金，帮忙收礼到“扫马路”所挣的钱已过4万元。我们一心赚钱，忽略了别的。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外的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如果没记错，他是两年前去了复旦大学读生物的。我们跟着他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望着他躺在卧推椅上一下推动着170斤的重量，胸臂的肌肉线条分明地隆起，而我们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告诉自己，一星期后他就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他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挣够我们两年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

假使我们边学边做，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可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于我们的青春活力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馨的家，我们却得骑上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一段时间过后，我们还算清楚：与一心要钱的人比，我们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五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自己是只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不得已学着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冷嘲工人的无知，指责学生缺乏生活基础。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想使自己转为国家干部也越来越难了。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这时的慌张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16岁时样容易被忽略。它淡淡而持久，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很久一段时光里，忧心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判的性格几乎把我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人们总是相信冷和热是相互敌对的，光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还有阴阳男女相反的东西。但是在科学的理论里，它们不是对立的事，而是同一个事物的变异。

18岁，我们长高了2厘米。两年前我们少年的美梦并未消失殆尽，所不同的只是，原来数以千计的理想在我们急速成长的途中，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些，剩下的又被合并为几个。就这几个梦想平均承受着我们业已相对集中的精力而言，每一个梦想得到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为什么18岁青年的眼里掺不下沙子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和懦弱，我们自我安慰，告诫自己：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去迎接挑战，我们就能够做得比现在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做为鞭策自己的力量：屈原、苏格拉底、唐宗宋祖和谭嗣同，温文善辩的肯尼迪，白发飘逸的爱因斯但，睿智机敏的克林顿，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毛泽东·从玛莲·梦露到王菲，从罗纳尔多到乔丹，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都成为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这时，我们和家人无话可说，但却可以随时面对偶像。我们向朋友叙述自己的仰慕，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我们几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根本不懂弗洛伊德，真浅薄！”18岁，所有流行的思潮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着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告诫我们，我们有必要成为和他们相似的人。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

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的环境。

做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且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忽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的规则；我们是一个中文系学生，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并向其他领域突破；做为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做为18岁的人，我们有责任爱护比自己小的孩子并且只能在尊重长者人格的前提下提出我们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他们，哪怕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里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面子的表像；我们不断做出一些小小的决定，自己独立承担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别人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负疚便澎湃在心头。

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毫无内疚，你就是一个曾经被宠坏了的孩子；责任心没有如期而至——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需父母照料、样样都要别人服从的孩子，做成年人的责任对于他来说就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和打算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及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不到负责的时候。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

正常的18岁人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不能得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情就像临近高考之前那两年时间一样沉重，真想停下来再也不干了。之所以没这样做，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比一比那些成功了的幸运儿，妒忌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肩负着大任，有权为成为世界的信言人而占据一个席位，并把未来的工作想像为史诗。一个8岁的男孩，想做司令，指挥100个将军打败自己的敌人；10岁时他想去做画家，专画小动物；13岁时，他期望做一个革命党人，发动暴乱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16岁他会觉得“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多多地存钱，为了燃烧而积蓄木材；到了16岁，他想当数学家，也想当金融专家、军事专家、运动员和歌星，还想写自传，他什么都想干。18岁，我们觉得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我们挑出写作做人生职业，并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我们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迷茫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哪一个，只要做为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22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觉得责任这样做，为了国家大业，为父母和教育过自己的导师们，也为了自己，我们必须在所不辞地手倚长剑。

一个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自己毕业之后就会赚到几笔大钱，而且他已经把想像中得到的钱做了预先的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他最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这都是为什么？他告诉我：“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迫切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7年前只身从皖南农村来到北京，现在一家仪器公司做了会计，在她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梦想做个律师，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可是，每次考试前她都会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去复习”。但是每逢她来拜望我时，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愿望——必须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这是柔弱之人对难以承兑的责任的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待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17岁之前，我们对于社会、未来和自己还没有真正形成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的成分。但到了18岁，特别是19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一些接二连三的失败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我们不得不在幻像和现有条件之间做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进一步在人生旅途中缩小思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的结果，一方面调整了我们难于实施的责任与必不可少的使命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计划的可行性而大大减少了失败的机率和恐慌感。这一切走向成熟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实感外在的反映。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是估价和发现的产物，但是一定时间的相互刺激之后，现实感却成了评价一切和发现一切的基础。

我们曾在襁褓中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还能清楚地发现，父亲抱我们的时候不如母亲那样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清道理，于是我们含泪不服地瞪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16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电话里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就可以违背他曾教育过我们的诚实原则，妈妈曾对于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示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大官的孩子特殊的偏袒，她在讲台桌上谈论的是爱国之心，可她为解决职称到处托关系，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有漏洞的讲话和上司的虚荣心。这一切与我们早期的童话世界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的发现险些使自己玩世不恭。

18岁，但原不是因为习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这样，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进入大学的人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由于众多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美丽的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时间就塌落下来，我们发现了事物不只两个方面，真实的情况远远比两方面的统一要复杂得多，我们继续发现人性的无可奈何和世界存在的荒诞性。这时，一部分发疯了的人要去自杀。

另一部分人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论。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生活在复杂性中，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并且我们的现实感使我们不停地自省，及时发现自己沦为我们不齿的人的可能性，然后及时地消灭它。

面对复杂的人生，也只有健康的现实感才能使我们客观冷静地观察，得出切合实际的估价，最终发现一种使我们不至于失败的办法。

当我们真实的世界的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教导我们掌握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已经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做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一部分，那么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就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做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以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让步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要向别人妥协，以求成功地合作，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的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就是失败。

从经验上说，23岁以前的人不会对合理地丧失、对合理妥协而最终取胜的方法有着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我们对环境的现实感还没有达到万分成熟的地步，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胜利，现实中，我们常常正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要求而造成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的让步的同时，我们也就把握住了选择的要义：

植根于现实能力的范围，挑出最适合我们的东西。

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所有的玩具抱到怀里，而顾不上问问母亲的购买能力，这时，选择也只有由母亲代替，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他惟一的结果就是“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不得不学会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让步，放弃它们。

对于那些不尽人意的状况，现实感又使我们渐渐学会了宽容。我们最先学到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律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以至于我们对他们说的全都不假思索地执行。不能抽烟喝酒、骂人打架、不可以“早恋”、赌博几乎成了我们自己的金科玉律。约莫11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么生活就太单调了，我们只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再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上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间，后来我们不再恶作剧，但是当年对心中约束力的嘲弄，却使我们成年之后有幸勇敢地面对新的教条，并且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灵活地动用现实和宽容。

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几元像中年人一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逆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后面，我们无须说话却也并不尴尬，风云中体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一再发现，这是我们宣泄不满最好的方法；不可能让对方醒悟时，我们操起了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并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我们在游戏中掏出五个硬币做赌去享受意外收获的刺激性，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生活的快乐情趣。

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单调的生活造就了简单的头脑，他便成为被习惯上称为“左得要命”的人。

获得不了宽容心的人是可怜的人，就像那些迟迟没能获得现实感的人一样，他们既不认识生活，也不介入生活。他们仇视生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也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为什么嫉恶如仇往往导致走极端

18岁，多几分对别人的宽容，我们就多了几分成熟。但是，我们毕竟刚刚在童话世界里苏醒，从前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当做敌人。

于是，涉及社会问题和自己行为准则的极端化，也就变成了我们真正的敌人。

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过于挑剔；对于自己从前已知的事物，我们第一次以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认识，而且往往因为一点瑕疵就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便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我们发现教育过自己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结论拨开他们的眼睛。我们不再把父母先知圣人，他们不仅有错，有的简直就是犯罪；老师被暗地里刻薄的奚落，我们开始直呼其名；前人与自己空前想的见解不一致的理论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得触知一变成为精神寄托的支柱，像影片《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经远远不足以使2000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者“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走得更远，失败了转回家。18岁，因为自立而不必谋生，我们的想法也就是加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而且我们几乎都认为，18岁时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自己不再是孩子”这一事实必须得到证实。如果父母和社会能够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极端主义的造反精神也会相对地减少；但假使我们得不到任何肯定，我们都会生出这种正常的表现欲望。单小燕，春秋时装大奖赛中，惟一的男装设计一等奖获得者，这个当时19岁的女孩子凭借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们，她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青年时如何表现独立性，表现“与成年人平等”，取决于我们青春期对“成长”的定义持有哪一种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一样；如果成长只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极端化地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做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抽烟的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明星的样子，吸引各种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做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本，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可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是那样严肃、那么相信自己幼稚的头脑，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自己对自己昔日的想法感到脸红。

正是矛盾化保持了我们一点谦逊，没有让我们把话说绝。因为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所以在每一种行动中，在我们极端的表现中，藏有一丝不安。

时至18岁，我们还没有干脆果断地承认自己身体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走。许多男孩子在心灵深处难于接受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会经常地发现一些脂粉气很浓的男孩，他们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严重的，则沾有被宠坏了的女人的恶习：骚首弄姿，虚张声势的娘娘腔，乱发小姐脾气。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经女优越”根深蒂固的影响，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就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的倾向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过兴趣。

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他们甚至继续用儿语与父母交谈，特别是与恋人亲昵的时候，他们总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他们还乐于在没有别人的时候向父母做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些而惴惴不安。但是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并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增多时，我们就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和渴求更多的赞美的念头。我们甚至有了一种非常醉心于寻求赞美的习惯。我们说，女孩子由于通常比较缺乏自信心，所以用别的赏识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她们来说是惟一的办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就是件既可悲又危险的事情了，因为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虚荣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天真地信任自己什么都懂，并且常常故意地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这样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与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与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天性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不成熟的年龄，零敲碎打的知识，以及胆大妄言、挥斥从前和潇洒看现在的自信，便和初生牛犊的执著与“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我们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矛盾化是人生永恒的特征，它不是我们的敌人。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始终如一。”我们活着的人正是靠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而步步走向成熟的。实际上，对于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的敌人。请相信青春状态中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极端化和矛盾化，如果能在我们冷静的控制下，我们就可以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也便到了我们该直面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时候了。

为什么情窦初开的爱大多无结局

16～20岁，我们到了必须完成一种心理转变的年纪，爱情走向我们；我们离开父母。爱意每靠近我们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这时所有的心态变化都与爱、独立意识及做人的风格有关。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哲学这和心理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比它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一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可以是一所学校，也可以做为火葬场；爱，我们不得不精心地关注它的成长。

16岁的时候，大多数的爱，曾经默默无语。

那时，女孩子几乎全部把目光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好的男孩子身上。哪怕这个优异者不漂亮，她们也会天长地久地想念着他，直到很久以后还会因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感到抱憾终生。王16岁偷偷地喜欢着班上一个高个子不漂亮的男孩子，他每次考试都要把第二名远远地抛在身后，有关他学习、生活和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这一切也同样诱惑着其他女孩子的心，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来接近他，而王却始终没有那样做。高中文理科分班使他们不在一个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北京，王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他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在清华园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还记得我吗？”面对着这个已经出脱成北大“校花”的女孩子，他的回答却抹掉了这位同窗眼里的柔情：“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像。”王没有再说话，也惟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找到王的宿舍，但是一句不伦不类的话又一次打落了王眼底尚存的柔情：“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来了。”不久，当时正在追求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宿舍，而他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连告别的话也没说。从此她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现在，25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9年前那段情说给我听，言谈中似乎仍旧没有放弃与她少女时代憧憬的那个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尽管她十分清楚，理想的他与真实的他相差甚远。许多女孩有过同样的经历，也有许多女孩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按照老师形像在新环境里寻找情人。

16岁的爱对于男孩子却没有这么持久。他们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在漂亮或者由于“童年印象”的缘故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一年后，他所向往过的那个女孩便被忘得一干二净。10年后，当我们问起往事时，他不会有那些牵肠挂肚的回忆。过去的已经过去，16岁的爱只不过愉悦了他的眼睛。

可是，无论将来我们怎么看待此时的爱，16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那时与其说想得到所爱，不如说只是想接触和懂得。那时因为我们缺乏天生的信心，由于羞怯和矜持，我们都曾默默地目送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那些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16岁的爱，大多没有结尾，它荒废了很多时间，却也曾增加几分成熟。这时的爱并不算太早，但过于幼稚，但是，16岁的爱，没人阻挡得住。

当孩子很早便显露出他们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病态地联想到性接触，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胡闹或性早熟的标志，并人云亦云地惊呼那个不科学的概念：“早恋”，也不应该拿它当做笑柄，相反，社会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它当做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

在17岁大步走来时，我们的独立意识使爱潮水般在我们心田蔓延。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不幸消息走漏，或者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父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去爱一番，我们怎么会得到经验？又怎么能相信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就要发芽的爱的种子，有如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不得不暂时停止去做，但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想，连我们自己也不能让自己在上课时，或在反锁的门里停止走神。来自外界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持住了它们自己的安心，却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入邪路他们轻轻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讯语）；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面对他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了我们，我们又怎能不严令自己去学习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爱呢！

由于孤独和新的依赖性，17岁的女孩子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男孩子会在想像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像对一个坏女子去实施。要25岁的人想像这个年纪富有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17岁的人爱采取了诗和歌曲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的行为，就像欧洲中世纪那些情人们一样。

今天我们所目不忍睹的少年泛性主义现实，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在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充分的性教育，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爱，是我们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步骤。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指出：

那些从未领受过两人之间的爱所具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的人，失掉了生活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最美好的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这一点，而这种不满则使他们朝嫉妒、压迫和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成为社会学家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而且无法从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感觉到那种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18岁，为了生命更有意义，我们就必须学习爱的方式和爱的真谛。

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而我们又毫无经验可言。我们这时习惯于花大量的时间去猜测、压赌以及拐弯抹角地打探，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之上，而沉溺于间接的主观臆想。应该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在中国没有法国贵族那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传统，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是罕见的。由于典范的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显得只有几件恋情可歌可泣，比如梁祝可歌，唐明皇与杨玉环可泣。我们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到中国，同时祖宗又没有遗赠给我们什么经验，这一切像是在暗示我们，走自己的路，而不要顾及别人怎样做。18岁，有的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是我们拿不准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相信一条，不能用“性欲倒错”的方法长期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健康的心理。

男孩子恐怕直到25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的绝对观念，但18岁时不妨在我们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觉得和谐比美重要。”女孩子的爱，从只爱业务尖子发展到更高的标准：潇洒倜傥、谈笑风生的白马王子，为了失恋时不会太悲伤，我们也必须加进一个我们不愿承认的理念：“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一般情况下，爱情不应与事业脱离。为爱牺牲事业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为事业牺牲爱同样愚蠢，起码是一种残缺。

由于18岁的情感远离物质性，故而这时的爱不会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和病史因素。但是我们却统统知道，爱情从一开始就需要钱，就像鲁迅说的，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虽然18岁时所需最多的不是钱，而是心意一个小巧的礼品就代表了一切，但是将来我们不能生存在心意里。目前，我们倒是必为此着急，而具不妨在缺钱的时候观察对方：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去挣钱；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方，却知道何时必须花费。

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们都会懂得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罗素在《我在信仰》中指出：“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的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那么爱，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它便能鼓舞人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我们的爱也就不会由于男人的胆怯或粗俗，还有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的实质和荒诞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为什么人们对掌声有儿童般迷恋

我第一次体验到“掌声效应”是1985年秋天，对于北京大学的人们这是一个难忘的时期。9月19日，学生们为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去天安门游行，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以昭记54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燥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所必需的忍辱负重的缄默。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却召集全体学生坐满第二教学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人们为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时全场无任何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半步，站定，然后为自己鼓掌，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很壮观。后来，我们首肯了停止扩大事态的活动，但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在那全场微妙的掌声中得到了某种神秘的昭示，现在已无法说清。

人们对掌声有一种儿童般的迷恋，没有人能忘记第一声喝彩，因为它代表着激励的情谊，代表着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再也想不出如何继续用金钱奖赏员工而不失新鲜感时，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便想出了一个冒险的主意：让优异者站在主席台前，面对无数知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新闻和杂志记者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又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

西班牙多明戈和意大利帕瓦罗蒂访华时，曾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总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表示不解。这两位世界超一流的美声大师认为，那是“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然而中国那些根本排不上号的传统乐师们，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却坚持与流行歌手们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就连载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也曾被扔在地上用脚踩过。曾几何时五彩缤纷的艺术形式之间埋下了如此深刻的排它性，掌声幡然失落在深渊里。

掌声是表述礼遇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世界又回到北京时发出了一声叹息：中国缺少掌声！一场节目之后，人们急匆匆地挤出音乐厅，那么缺乏眷顾。在海外却不是这样，人民生活在良好的心态环境里，对美报以热烈的掌声。

掌声是肯定的力量。赞美并不使我们丢失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而虚弱。“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标志，它是最大范围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办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中国不需要讥笑，而需要肃然的鼓励。

第24届奥运会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他言中，他从双杠上掉下后，举国蔑之；汤姆斯杯决赛时韩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再也不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绝活失手，他便被骂声淹没了；“5.19事件”中，中国人的自尊心无法承受国家队输给身后只有600万人的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含泪辞行，日后他收到了许多用信封寄来的刀片和上吊的绳子。“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面对失败者已忘记了激励和掌声，剥夺了英雄失败的权利。

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世界杯足球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更令人大吃一惊的了。当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摄像机镜头前禁不住哭泣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整个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剧之中。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人们没有陷于指责之中，多数人民对于他们失败的英雄们报以依旧如故的掌声。

无论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了。蝶蝶不休的批评，无法对未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人们在谩骂中增长着敌对，而把问题丢在一边，结果只能是以“无所谓”的态度各行其是。

人生需要笑脸。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让他们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使他们转变成新人；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弄懂；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的本身，而是为着在最终的时刻得到更多的掌声。

为什么世界由不完美构成

儿童发现自己不满意的事情，发现之后也会生气和哭泣。但是要把大量的不如意的发现与感伤联系在一起形成悲观主义，就非得等到青春期过后。16岁的时候，不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梦幻短兵相接：我们不美丽，脚还总是出汗，可能还有狐臭；我们不能把数件任务做好，就是一件小事我们也总是不能尽善尽美；世界又有那么多毛病！而我们曾经梦想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演员，什么缺陷也没有；我们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赛车能手，一生会说七种语言，做一个事像一件事，天下都会满意；我们还天真地认 为世界早晚会接受我们的梦想和建议。

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依旧要快乐地活着，18岁时，我们应该在确信物质史长河中没有完美存在的同时，发现身处不完美的状态下寻找欢乐和成功的办法，向不完美挑战，在可及的范围里力争做得更好一些。

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我们也就没有畏惧这个必然性的必要，就像死亡是生命必然的归宿，而且我们随时可能被车撞死，可我们并不因为车祸的机会暗藏在每一秒钟之中而放弃穿越人行横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就那么回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写作生活。医生对他的右臂右手检查了一遍之后，从理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拿笔的手指部位错了，你右臂放在台子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但是这种不完美的写作姿态，却照样使这位天才作家创造了人类文化中一篇又一篇一流的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的两个变异。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总爱和一个我怎么也摔不倒的同学摔跤，无论在他落地的前一刹那我处在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确信优与劣，正如胜与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也奇怪，待人傲慢的江青考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则是“大儿童”的可爱。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他却从小臂残损的另一面，发现了别样的领导者的外交风彩；当戴高乐将军不幸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最完美的父亲的形象。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塑造出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脚诗人吗？当我们由于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时，我们就会被恐惧所困惑。可是如果我有信心，有能力去找到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于也不可能压倒我们，30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惟一可以引以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他漫长的执政时代，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且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的只是勇气、乐观和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身上可怕的东西：眼睛大小，不周正的鼻子，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有不良的坏脾气，一切不幸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的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更不完美。可是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感动，情愿做了爱的俘虏。人生一世，有时体表的状况就是那么无足轻重。一定年龄过后，你甚至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当我们观察里根的照片时，会发现那正是一张歪斜的嘴脸，但是没有人会反感那张脸，甚至认为那正是一张总统的脸，有什么东西大规模地破除了理论讲不怎么完善的原状，并使它向另一面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其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程度。尤其是男人，孟柯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事情的结局也总是不完美，但我们不必太在意。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他的结局却注定是在某一个高度必然的失败，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往往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第一层阶梯上看到诗与美，也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我们只要享受过纵身跃过1.9米、2.12米，甚至2.39米，时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不朽的想像扔掉。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感到活得很累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的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报酬合理的职业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远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学会拒绝，不会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不会正视指责，我们活在别人眼里，从没想到过自如地把持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强求完美。可是，因为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我们的结果不仅不会完美，反而必然加倍变得不完美！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果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发现问题，但这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同时拯救了我们神经的健康。

我们生来就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当那位显微镜的发明人发现了随处可见的细菌时，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发现，于是自杀了。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一大堆彩色的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当我们不会把握自己时，知识带给我们的就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暴力、肮脏的交易、别人的隐私以及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杀。当我们以知识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之后，一切巨大的考验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做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我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时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学会从容地生活，而且健康地调节自己的感受。18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有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看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晦！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和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历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那个女人般脆弱的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的乐观，并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而不应该用宿命的结论摧毁自己的存在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到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们是我们伟岸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一般说，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一样行路恐伤蝼蚁之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的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不比毁坏的少。

我讲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指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过他负荷力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于18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和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像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时机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另外，我们不打算去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非要对历史、货币学原理和水门事件一清二楚。或许我们可以在生物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学科中搞得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适可而止，如果做为做人的原则，其中包含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及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化点，我们就无法把适可而止在自己的言行之中由庸俗世故转变为艺术。

为什么每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自卑感

许多人认为18岁青年最严重的问题是胆大妄为，而我的经验却是：青春最大的敌人是源自消除不尽的羞怯以及对未来绝望的自卑感。由于我们多少年反常的习惯性早期教育的症结，自卑问题在中国青年中就显得更为突出。它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只有极少一部分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开它，而绝大多数的人则要终生与它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头缩脑；有的顺水推舟装做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所要说的是如何消灭自卑，可是对其产生一无所知又妨碍我们消灭它的努力，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人一样。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或者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他成年之后的胆魄便已提早受到了自卑情绪的严重威胁；当孩子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而不得时，他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呆头呆脑、不善表演和遗传性胆怯而屡遭长辈们的冷眼，儿童未来所有改革性的潜便会被一种顽固的自卑感所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孩子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能力所及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而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就等于很早地告诉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住孩子时，他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自卑沉溺型　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他们向自卑性格低下了头，一生没再抬起，最终做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自卑转化型　利用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嫉心、聪颖的自省，使自己不断扬长避短，削减自卑，这类人善于掩饰自己的自卑感，迈着小小的步履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自卑超越型　在报复心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常常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纯粹自信型　他们几时就没有大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长期的竞争总有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现实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己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要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以及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细心人去看，我们就会在他们低头默思、近视镜后咪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式里察觉得到深深的自卑。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与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和世界的去向。但是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抱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历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全斗焕当他还是“泥舍穷孩”的时候曾亲眼看着亲兄弟因为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的呢？他们给世界留下的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她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断。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只是人们善良的想像，事实大多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世界意义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一股一往无前的欢乐力量，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幸福和爱之中。

阿德勒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越超自卑感→优越地位和光荣。

他认为，人可以从不同程度的“自卑情结”中超越出来，通过对优越地位的追求而最终获得光辉灿烂的未来。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超越的可怕后果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尽管它是破坏已有自卑的最好办法。

与其任其根深蒂固之后才去砍伐，不如从一开始就上去消灭它！我们的工作有二：首先是倡导人们“学会做父母之后，再去生育”；其次才帮助由于父母接连不断地疏忽而的形成自卑性格的人去突破内向。由于我们不能抛开青春问题过多地去谈家庭教育，所以这里不打算去写本来最为重要的“首先”，只能本未倒置地讨论一下“其次”，提供几个参考办法。

在问到“你怎样对待自卑”时，好几个女孩子用那句颇为流行的话做为回答：“没人比你好，你不比别人差。”但它真能慰藉自卑者吗？只要我们很客观地去研究，人的层次之分的确是存在的，无论是仪态、社会背景、品味和才智潜能方面还是威慑控制力上，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而搬运工最多只能混到个监工什么的。所以那种说法不过是在文字游戏里欺骗自己一下罢了。

而真实的情况恰恰是：“你比一些人强，又比另一些人差。”十八岁时有了这种较为健康的认识，我们才会在一生中把自卑变为谦逊，把亢奋化为乐观，才能不可思议地向胜利者礼貌地认输，然后不屈地提出再一次的挑战。这是我们在人比人的环境里最现实的总原则。

自卑者总是不停地找出优胜者优越之处和自己脆弱的环节相比。我们站在球场上看到别人动作灵活，便为自己笨得像牛而暗自伤神，比起优秀的人，我们总记不住乱七八糟的定理，在不算复杂的逻辑演绎中也感到很费脑筋。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你也有长处”？且不说我们有两手各自的拿手好戏，就是我们自卑性格的本身不是也可以变成长处吗？内向的人听的比说的多，易于积累；敏感的神经易于观察；长期的静思使得情感细腻；内敛的锋芒全部蕴藏为深厚的内秀心智；温和的性情极得人缘。这一切不是很适合使我们置身于作家或幕僚顾问的职位吗？如果我们能发现并积极拓展自己最有希望的那部分特性，我们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强。罗斯福在短促无备的小冲突中常常被弄得张口结舌，尴尬万分，但是他能力挽狂澜；普希金一生仅会在简单算式的后面统统写上“0”，可他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却家喻户晓；萨特也是个数学上的笨蛋，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句句语出惊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短处自卑过，因为他们找到了绝对的长处。

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当我们发现别人也有各自的隐痛时，自己被自卑折磨的程度似乎会轻些，特别是当我们读大人物传记，发现他们青年时代曾有过和我们类似的自卑时，我们就会特别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救；当我们读卢梭的《仟悔录》，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弗洛伊德和那位阿德勒，读索菲亚·罗兰的时候，还会诧异地发现，自卑曾经创造着文化。庞德说得对：“美是难于接近的，”罗素说得也对：“人类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满足的情绪。”

如果我们面对庞德的话感到精疲力竭的悲伤，那么对自己大声说：“别人也自卑！”但别人在不满、在接近、在自卑中创造着什么，甚至忘记了自卑，那么我们也不该闲着！不该淹没在失望之中。

高中生尹告诉我，无论在车站等车，还是走进教室时，他总觉得许多人挑剔地盯着他。为此他处处不自在，坐卧不稳，站立不安，走路时也不自然。淹没于这种情绪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这是自卑青年的共同现象：它很像阿德勒指出的一种精神错乱——“早发性痴呆”。如果无力改变穿陈旧的不合体的服饰，留自己不喜欢的发型，我们就会怀疑别人都在嘲笑自己土里土气；如果认为自己不漂亮，驼背，脖子长或腿短，我们也会感到周围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怪物；如果忍不住违背了耸人听闻的传统说教，做了些越轨的微行，比如暗恋着一个人并之常常手淫，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看破了这些隐私，正在轻蔑自己。实际上，这些幻觉就像早发性痴呆症一样不难破除。我们之所以感到这些压力，是因为理想状态和高尚情操在惩罚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理智得多，但又没有理智到家。

如果我们提醒自己“不必太在意”，我们便有可能基本恢复常态；如果我们将理智更进一步，告诉自己“没人注意你”，我们会更加轻松。实际上，的确没人注意你。人们的目力通常是落在最美和最丑的事情上的，而最容易忽略不看的是一般化，我们既没有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麻布加身，既不是美人也不是丑八怪，我们身上的确没有过于吸引人的东西；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如果我们多交些朋友并与他们时常来往，或者坚持几种高强度的体育锻练，恐怕就连那些怕人知道的心病也会连根拔掉的。待我们恢复了健康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会有另外一种愤愤不平：“为什么没人注视我？！”那时我们会为有人注视而自豪。

自卑者常常羞于放声开口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开会上课时不敢坐在前排，不敢在广众面前自如地行动；就连在别人门外敲门时也会惴惴不安；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让自己很长时间忘不了；本来就不足的信心，一遇到挫折便更加低落。这时，我们应该呼唤自己：“不妨再试试！”我们仍然没必要太在意，而且别把目标定得太高，要把一件事缓缓地做完，还可以适当地把旁观我们的人当做傻瓜来看。如此坚持做完一两件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真是没什么难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让自己明白：错了没关系。

强求完美，情况肯定会很糟；不求尽善尽美，有时反而得心应手。

为什么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国民族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做是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简直是整个国家问题了。它已到了非谈不可的时候。当我们在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纳凉者、下象棋和打扑克的人，尽管我们相信肯定仍有人摇着扇子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那么多的人，宁愿叼着烟卷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我们也仍旧相信，在最拥挤的汽车上依旧会有几个背诵英文单词的人：在人人手捧着一杯热茶欢天喜地说天下的办公室里，我们依旧能透过户看到几个每天忙得要死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可以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实际上，“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句以偏盖全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年，一群俄罗斯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给予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会用“勤劳智慧”的套语，称誉其民族。但专家们摇头笑了，并且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很懒惰。”当时我便一下子想到了我们的民族，中国和俄罗斯有相似的一面。那时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和他们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只能自己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18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家族性懒惰只是缺乏志趣，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我爷爷就懒，我爸爸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次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的。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而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诞生。

我年轻时结识了实业家武宝信先生，一次亲闲暇中武先生谈到他的往事的时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先生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千万富翁的关键，也是我打算终身铭记的法则。后来我一直这样去做，而且做的时候并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了钱。我相信无论谁这样去做，他都会成功的。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作，他就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懒惰下去。

另一方面，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认为人生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起于18～20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我们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的历史和惰性。

幻想性懒惰只是缺乏自信。这种懒人总是光说不做，或者做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在于，他们内心里很担心成功的幻想被拿去检验。检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不在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来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受挫性懒惰只是缺乏韧性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实践的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一蹶不振的人。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大的野心，诚如阿德勒所言：“懒惰是野心再加上勇气丧失所得的结果”，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1960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是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他回忆学校生活时提到过一个使他变得坚忍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我们不可能遭受尼克松落选那样的打击。如果只是由于十九岁成名的幻想破灭了，或是严重的失态，那么不要躺倒在地，要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和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在我们心里，如果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早年时父母对自己发出的），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爱情。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上一遍“他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和“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变了。也许中国不像美国，只要我们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我们坚持勤劳，我们就不会一无所获，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就走到了尽头。

18岁的时候，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在工厂或乡村，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华夏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早在那位以杖荷条的糟老头子，向仲由怒气冲冲地讽刺孔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时候，苛责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词便已萌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四肢和谷子的问题简直是贬低知识和智者最通行的说词，读书从没有像当时这样受到冷落。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对那位只知“植直杖而芸”、此外仅能辨认一番五谷的老农业提出为他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未来教育、现代文化和华夏文明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他竞选时声称他将做一个“教育总统”；季羡林在北大校庆百周年之际说过：“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世界的每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便已不再是“仕”的惟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年～1979年）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知识。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人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虽说在发源地正在被批倒批臭，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韩国人尊奉。当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青年子女教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清楚它对后来经济起飞所起的作用，人们也不敢咬定，日后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当时那些没有放弃读书的青年，人们之所以不惜血本教育子女只是由于崇拜知识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以及经济变革的那种困境。一个青年如果在那些日子能在汉城大学或者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社会的尊敬。

这位42岁的中年人，已经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和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表示，假设当时的他完成了学业，也许现在他是个大财阀，而不仅仅是个小企业主。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14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街头20岁就全心全意打算摆地摊的人，挣多少花掉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我不只一次地想到，几十年后，当那青年时期或许还被他们讥笑过的穷书生成了有地位的人物，或是大财阀时，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个饭馆老板，或仍然是个摆地摊的，他们将会多么伤心！

请相信一个社会，它不会糊涂到永远只利于文化层次很低的人发财的地步，不会长久地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状况绝不会超过十年，因为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请相信，将来的中国还会是读书人的中国！

就在我们纷纷退学去经商的时候，超过500万的人们拿到了成人高等教育的文凭。读书一方面在现实中暂时没有显出重要性，甚至看似耽误了多赚几块钱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已经手攥学历，虎视眈眈、始终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们的父母不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坚定地上了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50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面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名声的职业和地位，那么我们会多么难过！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使我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后，还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是青春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未来不至于像自己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却全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也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的一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

18岁，我们不该停止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为了使自己把手头上的活儿做得出类拔萃；也不该连一本有关生命意义的书也不看，那样我们会渐渐失去做人的深度。

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但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好梦；武侠文化闲暇娱乐之外，别有一翻假定性的深邃，门外汉观其表面自乐，智者观其智而慨叹，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但它的江湖豪气又并不能完全适合于社区文化；流行书是时代的回声，“重新估价一切”的跨世纪的尼采，死后80年赢得那么多中国读者，是一种“回声现象”，读流行的书使人健谈，但消耗大多太多的精力；信息杂志使我坐观天下，但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所有的所有，读书就是接近世界。

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大约正是18岁，许多进不了学院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VCD、几本色情小报和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它；到20岁，大多数人对读书丢失了全部的兴趣，即使嘴上也随声附和“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与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怀疑和鄙视。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2.2亿目不识丁的文盲；我们的文化起点无比之低；我们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师水平将普遍低劣。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做的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深深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分不清谷子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劫难逃。

为什么两级思维法是误区

16岁时，我们曾经隐隐地从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啊，是思维！整整一代人陷入在程式化的思维之中，那是一种不开动头脑便可以扔给我们答案的封闭性的思维定式。“同流”似乎就必定“合污”；“贪生”就肯定“怕死”；不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如果能暂且承认它还属于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并陷于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似乎没有，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百多年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着那些缺陷的实质。当我们不加深思时，我们只是用极端化的方式在另一个极端随便挑出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他们的那个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一个共同的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和“两极思维法”。区别只在于，我们是新定式及两极中另外一端，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另一个极端的父亲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大风大浪时，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那种对“逐步改善”和“不耐烦”竟是如此的相似！

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是对立的两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未来的：“新”生活就不会有大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热血沸腾”交替耗损全社会牛命力的方式，而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从自身开始改变。让我们的思维站立起来，从三维的多面生活空间，穿过一维的时间线。人的思维，本该优美而明晰！

从幽默化思维开始18岁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生活，特别是贫穷的生活，都是大有益处的。幽默予人以敢于冒险的思维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平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比如针对“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幽默一下的话就i可以回答：“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面前以从容的面貌存在，而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勇气，以及在真实性基础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效果的从容，这对于人们在散漫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不幽默并且总对别人的幽默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限制在常规里。

必要的常规思维常规思维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人和动物的区别”对于它来讲就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什么的。同时它又是其他高一级思维的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是使人成为“正常人”的制约力量，当然也就是“伟大的人”的敌人。但是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绝大多数的人生，与其说是因为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规则性也没有掌握的混乱。他们常常使谈话和发言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难能可贵的圈外思维术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判断的公正；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假如我们的观察点跳到圈外，挂在高空某个远点，这个点又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性，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对中国的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缘故。他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在。

滴水不漏的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钱而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法律，他得去坐牢。而债主却建议：“让这男人的女儿决定这个男人的命运。”方法是债主在口袋里装上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而且债务一笔勾销。可是女儿却看见债主在口袋里偷偷地同时放进两个黑子。这时似乎结局只有三种：①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聪明的小姑娘却飞快地摸出一颗石子假装丢落在石缝里，而且谁也弄不出它。然后姑娘说：“不要紧，可以从袋里剩下的石子公断。”这样她摸到的就被推定为白石子，因为口袋里剩的还是黑子。她救了她父亲。有许多问题总像是列尽了答案，其实最妙的往往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水平思考法），原则就是别在现有的结局里兜圈子，应另辟溪径。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着“工二”两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沉思片刻，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两笔改成“风月”，笑道：它们念做“风月无边”。这是逻辑思维的推理艺术，一次爱迪生想得知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打量了灯泡一会儿，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水的体积，于是他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创造性思维在常规思维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忽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稍大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走，又在每一个路口停下，走进去尝试一番，直到寻找到雄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就是那种金子般的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信仰西方教义是热了几年的话题。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代，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期，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发现了宗教并把感情的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做为基础的洋玩意儿，看来国人一般是渴望灵和鬼的；西方人则热衷于神与人。那些相信“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是残害生灵之地”的老人，除了认为宗教很虚伪之外，还会认为信奉西方的思想有辱爱国之心，而且是一种“信仰危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也是西方人，此外他们已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新宪法第3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一知半个解。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白私、以及对金钱的热衷又是那样地违背教义，并且丝毫不因博有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变得盲从、口是心非；我们不对原子有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能对另一个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其实，这依旧反映着人类精神触目惊心的 堕落：人竟可以在一件事情还全所不知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先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没有发掘的未来的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还会发现许多商店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与海外多数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而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现实都来自于宗教的故事。宗教几利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走进教堂时，会因为感到自己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人世间的烦忧也是那么微不足道；翻开《圣经》，无论从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备用骨，给我们以慰藉。老人们说教堂到处是特务，而我们却从未撞见；我们的灵魂变得相对说更澄明高洁，觉得他们关于“毒害心灵”的传说显得可笑和可怜。

但是，宗教也曾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你。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始终没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的学说：“太阳也不是中心”，则使自己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面对妄想的原始教义时心里曾是多么的鄙夷，而当他又不得不低头认罪时，灵魂受到过怎样的折磨！还有那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艰难的改革和以上帝的名义屠害生命的刽子手们。这一切都在嘲笑我们无知的五体投地的赞美。萧伯纳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提醒我们：“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地选上了一种思想并毫无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踏地坚持，危险系数就越大。

20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救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它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来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突如其来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个，显露着社会出了问题，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道路之个无从解决，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靡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剂”（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这些人们选择了它的慰藉。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学哲学批判导言》里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和萎靡的精神状态是惟一的办法。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为什么最致命的痛苦在于成为自己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不适，我们伤心地哭过一场才渐渐地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并在双亲的膝下，从两岁到七岁，感受到世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受过一两次欺辱直至今天我们还记得，并且认为是它形成了我们的性格，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但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多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欢乐。然而青春期过后，我们却感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人、人性和自身不足让我们很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地议论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无暇的天地。

但是20岁的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和自杀随即接踵而来。我们常常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和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除了不完美，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和战争就跳出胚胎，并且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的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彻底的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几首“采菊东篱下”时；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那些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就已经形成了。

那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依旧没能免于思想与人性在权和武器面前的退却。当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其享受铁蹄溅血欧亚非的快乐时，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太阳的犬儒大师，也许是由于一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对人本生活的渴望，他自言自语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个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毒害青年”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老头子苏格拉底，却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我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人民、高尚激扬的骑士、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们和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打算创造发出的“超人”们把20世纪的确建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合）和最血腥（130多次战争阵亡3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本身也成为灾难性的事实。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上天大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它在提高当代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而且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计算机程序和金属铜臭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一下花钱买到的快乐，精神却依旧没有着落。一切的一切，多么与诗和美不相容的世界呵！

这就是世界，我们居住了20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三毛，那个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世界时，正好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便笺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正面印着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反面是何小姐抄录席慕蓉《尘缘》短诗用以相勉的清秀字体：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希求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必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方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娱乐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把它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做好了迎接灾难性事件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所有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界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近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和挡车工之外，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我们一边不得不做为那个被我们激烈抨击过的游戏规则之中的社会人，一边仍旧是内心深处充满田园风和牧童笛声的自然人，我们唱着：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

我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的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抱有现实高度幸福的预感，在享受过我们一边加入着内容一边行走的漫漫长路，以及每一个最高的瞬间之后，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美丽的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我们直到那一天，要一直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的认识迈向20岁的终结，直至走完最后的路！

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20岁之前我们遇到所有敌人的总和，就是由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和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的反面所共同交织凝就的冲突：我们想要成为某种人的梦想，与阻碍我们成为那种人的现实之间强烈的冲突。我们在现实的逼迫或教育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的天性；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自然的天性和独立的风格，以使自己成为不同凡响的人。

我们持久地个持不让现实磨灭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人类生就的特点也决定了我们从不主动放弃我们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本来就不该放弃的，我们部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中心目的却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20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此类的冲突，以及冲突过后留在我们心里的创伤。

一个19岁的女孩子回想起她的学习生涯时说：“我最痛恨的就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不相关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我最厌恶的是学校，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罚站。”

为什么青春总是在冲突中度过

一个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讨厌的人”，因为她认定分数下降的原因只有一个——“早恋”。遇到学生由于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而分数不好时，她就会“突然叫住你，眼睛看着别处，并且诡秘地露出一点变态心理的光芒，然后重复她那句对谁都一样的问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样子真叫人恶心”。她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她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干这些简单得白痴也会干的事情。而且一年只有七天的连假，看到那些每月薪水是咱们一生所得的人，那些从地球那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老外，我真是感到不平。到现在也弄不懂，同样的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人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穿这些随随便便造出来要我们穿的衣服。可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打扮我们呢？有时，不光需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地补充了一句话：“这是我不该说的，可是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18岁就来到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都没有爱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毁坏，“我不愿通过他们找活干，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把找事做的人全锁在那间没有床和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了一下一家官办的劳动服务公司，现在他们正在大铁门上上锁呢，就像下班回家之前的售货员要把没卖出的货暂时存在柜台里一样。“有时我真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又真恨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城市户口？”

一个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大学我看不上，工人我不喜欢，我要的就是钱！有钱了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0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银行学校的白希望得到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同学，但又为自己没有钱而感到自卑。看到爆发户的儿子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他感到女孩子们的堕落，也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90年代秋的一天，某政法大学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折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18岁的生命。她在遗嘱上写道：活这么大了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不会有，不如死了好。

2000年的一个春夜，北京某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19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14张麻将牌（还是清一色一条龙），然后淡然表示他不知道他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是抄抄公文？也不知道社会需要他做点什么？一颗螺丝钉，可是制造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和思索吗？“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秋天，北大中文系19岁的贺组织了一次“烛光文学大奖赛”，被贺誉为最了不起的诗是一首属名“苗苗”的《二十年后》：我已是平凡的妇人崇拜丈夫或许还溺爱儿子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倚窗看落花飞舞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回头笑问你能否忆及少女时代的苗苗娇气又爱发低烧而我已顺从地挽髻呵一切俱往

这位苗苗没有留下真名和宿舍地址。贺几次张榜，要求她去领奖，并想借机见到她。但苗苗不愧是不凡的苗苗，她到现在也没有去领那份奖品。

总之，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这时我们已开始把目光和触角广泛地探向整个生活和局部的大社会，并真正地开始与始终想匡正我们的环境抗争、妥协和对话。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地放弃了没有被自己认为是幼稚而且错误的习惯，又是多么地为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人而难过！

经历了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伤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使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单薄。我们获得了更加熟练的工艺技术，更解人意的服务水平，更接近现实化了的理想社会地位，更多的自主和更高一点的薪水。我们几乎是喊着不满意，不满意，我们照见人人有过的18岁我们对它期待已久，觉得那必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端。

从乐园的山坳爬出，去寻觅

双脚站起走出家门

去上学，去做工，去过婚姻生活

没有母亲，仍敢穿越街道和所有的大洲

现在，我们最讨厌的是长者们喋喋不休地对我们重复“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句淡而无味的诗，而且老掉牙的警句不作用于我们的感情。时间的游称，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可怕。我们才到20岁，尽管日复一日地过去，可我们的额头却没有一丝可以长驻几天的皱纹。

20岁据说是个重要的节日，它和大批道贺的人们一起大声走来，我们接受了许多礼品，然后一切又倏然悄悄走远。一切还是像昨天一样平静。我们还是没有因为某一个日子的到来而增添一分高度，也没有随之生长出一块肌肉，多一份美丽，没有质变的想法一夜之间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生命长途中只有过渡带，没有里程碑。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行走，不相信时间有多么大的魔力。

可是呵，如果踮起脚尖向前看，我们还是会预感到某种时间的来临：我们更近地走近夏天，走近暴雨，走近我们马上就要全部承担起来的生活；此时，我们再驻足回首，身后那些原本还是儿童的小家伙已经长大，男的学会了一招一势地打篮球，女孩子已开始打扮自己。当一个18岁人向我们请教初恋经验，我们俨然已是个完完整整的20岁人。这样，我们就会第一次清醒地觉察到时间在行路，17岁只有一次，18只有一次，19岁也只有一次。所有过去的事情，我们青春期的闪电惊雷，我们不屈的抗争和我们最纯洁的初恋都已完成，成为记忆，永不再来。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忘记，再也不能想起。

为什么青春是生命对于时光最深沉的凝视

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就会感到时间在一刻不停地过去。你看，假如我们搬过一张藤椅，静静地坐在一棵老树下，或者一个人独自躺在洒满阳光的青草地上，只要稍加咀嚼，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触知到像溪水一样流淌的时间。从仲夏清晨的高空一片积雨云的飘逝，从早秋一只浮燕的南飞，我们不是在体验雨不能来了、绿地行将枯黄的事实吗？时间使目前的可能性成为历史，又把即将到来的预感一刻不停地推到我们身边。

我们进一步成熟了的眼睛已经可以触知许多显示时间变幻的事物。当我们观察成长的东西，就如同看到我们的小妹妹一天丰满得可以称得上女人时的感受一样，发现时间在匍匐前行。你看，一片绿叶翻转身体以捕捉灿烂的阳光；一枝玫瑰含苞欲放；另一些植物，摇曳的花托日渐圆熟，妩媚的花瓣悄悄舒展成一朵洁白的梨花；豆花已经凋谢而豆荚又在形成；我们最后看一眼饱满的瓜子，那里面蕴藏着未来无穷无尽的岁月，假如我们将它埋在适度的深处，几个月后便可以尽情地品尝瓜实；我们播种一粒橡实给大地，一棵橡树就可以参天掩月，跨越几个世纪的风雨。

我们目及一切几乎全部是时间的陈迹。当一只涂着粉色指甲油的纤手轻轻扶在雕有依稀可见的章纹在古柱上，那便是上下几千年时光的交合；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张木椅，每一件皮衣，甚至每一只木窗，都曾是活首的、繁衍的，而今它们已是时间不朽形骸、凝固的生命；我们坐在溪流旁边的岩石上，只需静静想一下便会知道：超初，这条河流刻画了自己的河床，可石头却限制着它的流速，但是多少岁月过去，河流改变过走向，石头也被河水磨圆。而且只要有雨和缓缓的坡地，小河就会依旧这样奔腾。

我们心脏每一次跳动，地球就会在环绕太阳的运转中飞行30公里；当人造卫星达到每秒钟11200米的速度，它就可脱离摇篮走进太阳系在地翱游；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天狼星的光射，由于不尽的空间距离，却是它九年前就已散发出来的。时间写下历史、神话和奥秘，又把未来，可能性和匆匆地去意描述出来。

许多人认为时光的流逝是青春的敌人，其实并不完全对。真正的大敌是对时光的匆匆流逝视而不见的麻木，以及不能在行将过去的时间里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23岁以前，我们几站无法真正意识到时间如箭的残酷。尽管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关于它的客观知识，但是最深沉的主观经验却依旧没有被我们获得。我们只是感到时光在缓慢地推移。我们自信还有充裕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宛如一个有钱的人多叫几个好菜也并不在惜它们会被白白倒掉。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可惜的是，这个敌人悄悄从背后包抄过来并且夺走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并不憎恨它，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行动。直到26岁，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最美的东西已被这个敌人掠走。

20岁最初几个年头，无论于大事业的奠基还是情感的追求，都是人的一生中最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是最后一个少忧少虑的时期。这时一个还可以花上几个星期远足游乐的时代，一个以想像的方式和活力尚存的精神去恋爱的时代，一个调整观念，探索以往理想的实现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尝试做人并“成为自己”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做得比别人好，那么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与时间打交道。

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有两种人毫无计划的人和计划大得没边没沿的人。第一种人，自暴自弃，不足为谈；第二种人，有志而偏颇，未象可惜。

20岁，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领悟一切的地步，我们许多判断和因此决定的对应策略往往从假相、空妄和错误之中得来，这时为自己定下终身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将来，随着我们的观察、判断和感受能力的逐步加强，以及时尚、环境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终身计划的确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之处，甚至必须全部推翻。比如我们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爱上了应用数学，并矢志为做一名著名的专家而奋斗终身，而具为此编制了一个十五年努力方案。可是一段时光过后，我们发觉真正能使自己全部倾心的却是服装制造业。看一看身边的人，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搞出方案却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否定掉，浪费了不少感情；有的人在行不通的理想中依旧一意孤行，最终使好高鹜远的信念走进了坟墓。

20岁壮丽的野心其实只需一种乘风破浪的精神（而不是长远计划）和一系列小型计划（需要我们一个个完成）环绕它。精神是我们热烈的追索的依托，而小型计划的每一个又都是精神的慰藉和自我实现的一个步骤。小型计划的短期性、阶段性既适合在变幻莫测的岁月中随时调整，也比较符合20岁的青春目力。这样，如果我们顺利实现了一个小计划。我们也就真的脚踏实地地前进了一步；如果失败了也无妨，由于时间不长因而代价不大，而且这种失败又很快变成下一个计划成功的经验。

时间里藏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假如我们不能为一段时间赋予相应的内容，并在戏剧性的改变之中灵活调整步伐，那么我们就将虚度时光，或者淹死在自己妄想狂的偏执里。

想一想，自己在一群人里显得相对出色的任何咽哪一个时期都行，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出色的原因都与时间和我们的关系有关——这些时候我们走在时间前头。理应二十分钟解出难题，我们十五分钟就交厂卷子；假如十岁该学会骑车而我们八岁就已技艺精湛，于是相对于同龄人，更广阔的行程便增添了自己的视野和自得；一场了不起的电影被我们领先看到，我们的头脑就会比别人多一分重量。总之，只有我们提前一点，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诀窍：如果我们想成为佼佼者，除了努力本身之外，比规定时间提前得越早完成规定动作，我们超越众人的梦想的实现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又怎么也迫不上，我们就会从气馁最终变得懒惰。假如我们正是尾随时间而精力憔悴的人，不妨试着“跳一下”，即不必步一趋地从现在站着的地方追赶，试着大步跳一下，扔掉一些包袱，有效地缩短距离。这样急跑几步后便会追赶上徘头兵。一旦我们超过了排头兵，并且最终远远越过了时间，那么稍稍回头一看那些还在我们走过的路上跋涉的人，我们就会为自己自豪；看看那些走过的路，一切都变得简单。这正如我们大学二年级时翻看初三英语课本时的感觉一样。当时难得要命的语法，现在已是家常便饭。一个初三的学生假如业余时间已在攻读高等数学，那么他对初三数学课的感觉也无非如此简单，因此他走在时间前头，正用提前到来的未来支配现在的生活。

当萨特写道：“必须一个小时比另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时，我们可以从这位目空一切的伟人的“小时计时方法”中，感到总在爆发的全新的力量感。假如我们把小型计划由一个时期分解成若干个天数，再在每一天里按小时制订下分门别类的子计划，此后再给每小时里的每刻钟做出一套孙计划，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紧张的；如果我们60%的孙计划和子计划在相应的时间里得以完成，我们就会在日积月累的朝气中不断地有所收益，并且日益加深着信念，那就是：只要我们去做，就会有结果；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当第一。

常使用这种办法强化训练自己，就如同一个超级指挥官接受残忍的军事训练，也像争做球星的运动员们在他们熟悉的大路上日复一日，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出类拔萃。因为我们在单位时间里拥有最大限度的内容，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完超一流的工作。

新计时法很像警钟，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并不多。你看，1000亿秒之前，地球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400亿秒之前，最古老的金字塔在埃及建成；而人的一生如果按80岁算，也不过3万个日子！这种换算就如同海伦·凯勒在她那漂亮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所提出的末日假设一样，对我们的懒惰是一种常鸣的警钟。

凯勒提出“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是的，这样恐怕我们就会珍惜末日前的每一分钟。

为什么自甘寂寞才能成为人上人

如果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领取时间的奖赏，20岁时就必须为做一个出色的人锻炼自己的本领。巴尔扎克曾经长年从事着每天12小时不受人打扰的写作生活。每天他面对的只是一套桌椅，一大叠白纸和一支削好的鹅毛笔。在他完成包纳96部巨著的。《人间喜剧》和使自己成为伟人的长途中，他曾面对着怎样的寂寞呵！

远离熙熙攘攘的环境，暂时搁下爱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一个绝对的目标而回绝一切密友的造访，这需要一种不畏孤独的勇气，许多女人不适合担当伟业多半是因为她们天生缺少这种勇气。为了争取获得当伟人的条件而长期独处，密闭自己用大量时间去为之努力，对于女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20～23岁时是大批青年被做为没有发芽希望的种子而被社会淘汰的时期。育苗室的种子越来越少，大批人在迅速落伍。看一看这些不幸的落伍者，他们几乎都有不能自甘寂寞的弱点。哪怕高考之前的岁月里，他们也不曾为了高走一步而暂时收敛一下，静寂几天。他们或者被朦胧的爱感所诱引，或者过分留恋甜如蜜的朋友亲情，舍不得每一次出游和聊天的机会。现在，他们已早早结束了梦想，开始过那种不求进取、四平八稳的日子了。

而每一位成功者，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了成功时的一声喝彩，他曾忍受了很多默默无闻的日子。这就是那些被掌声证明第一次演唱成功了和被掌声欢送结束一生舞台生涯的演员，为什么都会垂泪的原因，所有的掌声都是他们寂寞苦斗的回报。

我的一位小学同窗，他有副滚烫的热心肠，从早跑到黑，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梦想自己赚大钱，又为别人救苦救难，一点浮夸和虚荣外，多半是因为他那热情洋溢的天性。像所有把自己的时间全部交给别人的人一样，他的这种放不下的心肠中暴露着致命的弱点：把自己所有的权利交出去，再把别人所有的义务揽过来。结果是既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也没有真正帮上别人的忙。许多年过去，有的同学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又从雇主那里分到了稳定的住房；有的同学一步一个脚印爬到了政协与自己年龄适合的官阶；有的同学由国家足球队退役，过上了饮誉安生的日子。而他还是马不停蹄地向四面八方奔走，一事无成。有时，我真想告诉他：“小璐，停一停，回到你自己的小屋，安静一段时间，静静想想自己在哪里！”如果自己已在胡乱的奔忙中迷失，把他找回来，花时间陪陪自己的灵魂。

人，常常需要一种面对自己的宁静，自省并且休息，否则在繁多的交际中，自然必然消失，成为别人的手足、传声筒，甚至牺牲品，成为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大军。一个人独自面对中秋满月时会感受到另一种与众人共蝉娟时截然不同的体验。人生是个整体，有亲朋，也有自己的身躯和独特的心灵。

我们对那些挥霍时间的人感到惋惜，但同时又很看不起另外一些人：为了能在世界上多存在几天，他们很早就开始苛严地节制，把自己包裹起来，放弃一切被怀疑为影响健康的乐趣，但是生活的意义并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欢乐而有意义。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肯与周遭的人们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春天的新绿，多给别人一些帮助和温情，他们对于大多数美好的事物缺乏兴趣。是的，这也是一种可怜虫。他们惜时如金，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停一停，回忆一下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或者欢庆某一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会显出不解的神情，像一个担心自己被打劫的守财奴一样，冷漠地避开。

时光对于人生有着众多的含义：睡眠、娱乐，学习，工作、生育，梦想，当我们不能在这些要义之间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平衡和组合关系时，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沉于睡眠会造就一个白痴；迷于玩乐不能自拔，将一事无成，只知读书，可能成为理论家但更可能沦为书虫子，对工作偏执的热情，可能是事业的领袖，也可能沦为冷酷的工作狂，早晚会离婚；不停地生育，形同畜类；一贯迷梦呓语，成不了艺术家就只能是个眼高手低的人。而在人生大部分时光中，除了少数的时候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剩下的就是从容地生活。它不是挥“时”如土的人可以真正做到的，也不是守“时”奴可以理解的。从容的生活不是时间的虚掷，它需要健康地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睡眠，每一场游戏，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程，每一只胚胎的孕育以及每一阵美丽的好梦。

一个恋爱失败过几次的女孩问我，该不该故意晚到30分钟去赴新认识的男朋友之约。“如果他是个庸俗的男人，并且也熟悉你这套世故的恋爱把戏，你这样做是可以的。”她说那个人是个执著的硕士。“那么你会永远失去他。”这个不解其意的女孩子后来还是坚持了以违约显示自己尊贵的愚蠢办法，30分钟后她没有见到他。以后也再没有见到。

守时是对别人时间及人格庄严的尊重。我们常常靠不守时来表达诸如，“我不想马上给复印机厂回款”，“我的身价不低、并想知道那个男人能不能容忍我的小脾气”，或者“我本不想参加你的婚礼”的潜台词，但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了曲意表达，就像骡马市场那些贩子一样在长长的袖筒里面推扳看到对方的指头来讨价还价。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因为隐晦而缓解紧张的关系，反而浪费了很多脑筋和时间，生活原本有着更为澄明的方式：尊重他人的面子（如守时），尔后艺术地宣布我们的看法（如“我恐怕不喜欢热闹因而无法使你的晚会增加一个人”）。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可以生活在明白之中，知道谈判失败、爱情不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吸引那个不愿赴约的人的真实原因。

商业谈判不守时是一种恶劣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恋爱不守时，市民气十足；社会活动不守时必须引起人们的恶感和担心，这些是功利化的世俗行为在破坏守时文明；此外大量内心懒惰的人总因为前一个约会无原则的拖沓而破坏下一个约会的准时开始，这是坏习惯在破坏守时观；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地点等候赴约者时又不必苛严，因为我们的交通能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言出必果，或许我们应该宽容那个因堵车而迟迟未来，并且也为之心急如焚的人，这是客观条件在破坏守时文化。

无数20岁人抱怨“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并且强调不是过去那种无穷烦恼，而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他们是没有从记事起的那一天就开始培养自己对于生活的兴趣。这种百无聊赖的感觉，除了得不到更多更自由的刺激之外，主要是因为不知短暂的人生在无尽的时间里究意有什么意义。

人生短促与永恒时间的矛盾自古以来就被所有明白人看到。为了使早晚一死的人生能与未来时间永远有所联系，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增添人生的“意思”，并让这种“意思”脱离肉体永恒地存在下去，以寻找人生价值。关于“来世”的传说就是对人世生活的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以便获得来世的美好生活；而隋唐士大夫则以“建功立业”一改两晋时代寻求“长生不老”的风俗，以求得事业永存于身后，莎士比亚说：“我的爱在我”诗里将万古长青，它表达了另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让自己的精神永生不死；而那些一代代平凡的人们则在子孙的身上看到生命得以长存的证明。

今天，我们的原则越来越变得及时行乐，我们愿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而不愿去想死后的事情。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认为我们“及时行”的那个“乐”应该稍稍有那么一点长久性。我们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随意触翻这些记录着青春心跳的纸张时，就会因为回忆起从前生活中苦中带甜的味道而发现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们可以尽量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下脸上没有皱纹时身后飘过的白云，脚下的青草，以及我们当时的男朋友，以后的照片再不会像现在这样欢跃和轻松；我们偷偷录下一次好朋友们雅趣而热烈的聚会谈话，八年后再放给大家和自己听，王粲赋中“风流云集，一别如雨”之句的通感就会一下子抓住每个人的心；要是我们记日记，我们还会发现日常生活冲：微妙而有趣的小故事：春天第一只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残冬里最后一次寒潮如何冻死了坚忍熬过一冬的热带鱼，第一次长薪是在哪个月份，提出存款去桂林度假是怎么玩的，旅途上怎样发生了爱情纠葛而失恋后又是怎样度过的，又是怎样渐渐忘记“永不再爱”的誓言。将来翻看这些记录时我们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不像当时想得到那样糟，那样淡而无味。

时间是青春最难对付的一个老家伙。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牛顿指出：“所有的运动可能工巧匠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是的，它已自信到一无反顾的地步，在它四平八稳的步伐，许多化为泥土。但愿我们都能珍爱未成泥土之前的每一个时日，也永远不要在某一天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二世一样悲伤地感叹：“我曾消耗过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把我消耗。”

为什么马克思的人生格言是怀疑一切

笛卡尔指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它是真理结论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自己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听，写进篇章。怀疑精神几乎是伟人之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诚如罗素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可是，因为怀疑精神中所暗含的摧毁力，特别是在我们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他的一切，我们的青春劲敌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当我们留下一块地或禁止怀疑它，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这时，严重的问题就会发生。60年代“文化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同时绝对怀疑其余的人的情况下，使这伟大的格言失去平衡走向反面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蝶蝶不休的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而且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能力，破坏了人们欢乐的情绪。

另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判断。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就会在某一天被送进医院。青春的立足之处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的充实的确定性，我们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去怀疑未必真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记者问海伦·凯勒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凯勒答道，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出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和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错误地行动，比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行在下级向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不经意冷静观察和错误的观察结论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

理论上讲，20～22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我们有了最初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坚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就确立了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且几次想宣布自己已经有了可以和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每个人都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我们都尽情地希望能够证实我们的理论正确的时刻快快到来。盲动，不仅仅停留在学习和观察的阶段，这是整个青春生活中明明白白的事实。我们并不寄希望用理论上的必要性去否定盲动的必要和无法遏制的事实。因为这种行动上的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于我们一生的行为原则的形成，依旧是一种伟大的尝试。

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一下烟盒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洒脱，在确定了这一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

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试图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烈。

这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基础、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个许做的，现在都要一尝试。多数人22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的因素只占据男孩子心中一点点地位，他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本身，就像罗素的《婚姻革命》一书所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过程中停滞不前，我们就将长久地停留在烟瘾、酗酒和泛性乐趣之中，永远不曾跨越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着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不能确立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一样醉心于恶性地劝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肉体的迷醉，我们还是没有长大。这时我们需要每时每刻地审视怀疑自己，我们需要的是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找到人们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的方式，把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某种情趣。”我们不能把对成熟的追逐停留在皮毛问题的尝试上。

女孩子在这个时期则显得心事重重，小心翼翼。她们关于爱情、人生社会和性的认识，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也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做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了很少一部分天性泼辣的人，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淡举止，以及改善服饰和化妆来展示自 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的。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和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之情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了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如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的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文化牺牲品般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根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

在人们初步的三年里，尽管我们无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

除了抱怨几番头头不行之外，从未在行动上尝试下争取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20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无数次默默地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不懈怠的自信，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毛病，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状况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发族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扰。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可以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渴望提拔”，甚至将这种伟大的尝试性的理想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乎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和许许多多的不测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而一刻不停地劳动。我们能够成功！

女作家严歌苓写道：“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做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所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做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发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经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奔走中发现自己无限的能量。一切新鲜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健康地找寻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和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回顾这一段黄金岁月时，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20岁开始就做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到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19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自己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实力，就是恶运缠身，英年早逝。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和书写的。

为什么志当存高远

13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低能的现实而担扰，并且打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不得不去做一个职业小偷。可是，我们那种好高鹜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求他吹牛，写一些纸面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是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做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做一个蔬菜售货员，他们就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就是思想阴暗颓废；可是如果谁声明想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放肆妄想，仿佛那个职位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做一个政府机构以个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舍生忘死的战士或者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位于蒙上纱巾，划出禁区。另外，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时，极度的自卑就会使他们来到美好的理想反端，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

诸葛亮曾寄语儿子：“志当存高远。”我想这是由于他曾认为儿子的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的话，智慧的诸葛是不会勉为其难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恐怕必须要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是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当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到80分，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这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广听意见并且一经定夺不再轻易改变它。单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真正爱好的是什么，以及目前自己热爱的那种行业对于员工数量的基本条件的需求是不是允许自己的向往就足够了。但是，人的成功追求并不只限于职业选对就行了，更重要的却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业地位攀登，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做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而一个才华横溢、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取得中等地位。我们是在强调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愿承认的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像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正常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的顶点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所跨越的层次也能向那个顶点靠近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客观地步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己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人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在自己的层次范围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试规则去做，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做领袖、中级人员还是蓝领劳动者的答案相近的结论。这 个结论一般是很难准确的。参考这个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大致方向是做哪种领袖，哪个行业的中级职员和干部，以及从事哪一类的体力劳动。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这是因为人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而多数人却不是这样，当我们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不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还有更糟的时候，比如我们的父母离婚了，童年阴郁，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去怀疑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记住：如果我们手里拿到了一副不算太差的牌，我们一定要争取去赢。如果我们不幸摊上了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做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些，而且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个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我们有可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巧妙地把一张张没用的牌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诗人荷马是个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没有输。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当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是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在严重地破坏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所首先必合的性格：长期性和热忱。但是这种情绪又不是不言克服的。如果我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做好一番沸腾的想像，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那么，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本身的习惯；可是假如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像，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自己成功了以后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另1人介绍经验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常常消磨着他们大量的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张海迪1982后第一次指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他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中，并且试图强迫他喜欢的方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像那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乐趣和理解的人，能把事情做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它在别人看来是多么枯躁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能不能发现和保持乐趣又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成功根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出现一些新鲜的乐趣，并且支持我们至少又多学了后五课，甚至会学完了。

再次就是考察一下社会对我们追索的可接纳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始终不能找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就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我们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中去。

第四是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也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不这样认为。”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室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而且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大学生应该尽量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们忘记自己有学历。这时要注意两点：

我们的目标是做成几件事情，而不是以卵击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1988年有5500位学生被退回学校。我们刚出校门的首要任务是扎下根子。

别傻兮兮地相信同事们个个心眼好，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少说话，特别是少讲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起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人，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默默地观察一段时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未能全面了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别人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沉稳不足的人做成的？也别相信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22岁。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物。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可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别使他们觉得我们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们，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喜欢和他们做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寄张贺卡给他们，记住他们的年龄、生日、他们妻子甚至孩子的姓名，以及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但是不要联系过于密切，不要在深夜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打电话，这会让他们反感。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淹灭在集体主义那种变成的求同“灭”异之中。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做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心理学家W·杰姆斯指出：“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欣赏。”学会赞美我们就比较接近于成功，这是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我们的兴趣。不要滔滔 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自己是异性朋友和那些我们显然比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但是我们又应该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怕使用“不！”去拒绝我们不该管理应的事情。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合作者中各个阶层的人员特点，比如司机在中国是个不可怠慢、无时无处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包括肉麻的；外国客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知识分子和要人惜时如命；工作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直接闯进厂长的房间而不经过她（他）；我们别去得罪工商局的人，还有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和形形色色的记者；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记住没有哪位做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最后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聂卫平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有着怎样的澹泊沉静，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痴狂的热爱，看到毛阿敏税案的闹剧，看到大人物深居简出又是怎样运筹帷幄、一句话结束了一场风波，看到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以及改革先锋步鑫声苦涩的身败名裂又东山再起，当我们尽览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未来的成功率有了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了成功之间，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为什么女孩的初吻大都未给恋人

20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事实上都不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运动员和童星，再加上几个神童，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只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有着无数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地努力，一切就会不停地变化；另一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的想像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到脸上，我们现在只是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一小片阳光风云，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没到来。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意的抚慰就显得更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惟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对我们能否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或是选择一个安乐窝退避起来有着关键性的支配力量。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很大的跳跃性的变化。18岁的爱只是一首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使自己能够寄情的人，但大多找到的只是痛苦，这时的爱结束得很仓促；20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许多个异性同时走进我们的心扉；22岁，或许经验过的一点失败或成功，还有大量生吞活剥的思潮使我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和婚姻问题；23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我们从爱情历程中感到自己短暂的流年，以及“伤感和无奈总要比快意多许多”的人生印象。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13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24岁才能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中，心理与生理发展相适应，那么应该是17岁时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不是在17岁时开始和燕妮恋爱的），18岁的人可以结婚，20岁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做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的反对所谓“早恋”提法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人爱情成熟的过程比起其他文明来长了整整一倍。在中国，20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直到地20岁以后，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初恋：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以及互予爱意慰藉的。这时才在实践学习爱人和被爱。“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抑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16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天，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赋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将来儿女的名字。20岁爱已说不清是第几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便是那些由19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20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从前那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家庭门户和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过去已经形成的关系竟陌生得像第一次一样。

18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手臂上的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在20个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直正出于灵魂之爱而初吻的仅仅有4个，其他人只是为了体验，而且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这样叹息：“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会区文化已早早毁灭了那种“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尝试心远远超过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不少妻子抑怨丈夫在做爱之前不注意兴至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这种疏忽一般的确与初吻没有得到陶醉有关系。

女孩对初吻的想像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女孩的初吻，20个人里竟有13个不是与自己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中学教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们所占据。但是，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都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诗句。后来，当她们和别的女孩子一同经历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着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过：“初吻并不能当做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的敏感话题，它是我们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以忘情。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界的演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直观向往，以及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构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的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自己去找。一旦发觉一个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长期的交往暗示我们错了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却很少。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我们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同时，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不畏他那与先天理和后天心理有关的不足之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辞。因为男人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而将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做为男人，如果还像16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得到的女人在我们心中一天比一天暗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了新友，我们还会徒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努力找到一位无论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这时我们的目光还是因为街市上女孩的漂亮而闪亮，可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时没有太大的区别。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光却集中在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整的女人身上。

爱人类是容易的，而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自己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自己，而我们的所爱却终有一天要被请进门来。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撼包围自己的心。可如果我们想一想自己请来的欢乐，以及自己为之投注过的喜悦，我们就会无怨无悔地珍视所爱的一切。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做自己的终生伴侣。我们会以一种妩媚的方式，修改自己的习惯以求与所爱的嗜好相适应，同时再帮所爱改掉不足；也会如同无悔于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及某些自由一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

为什么无两片同样的叶子

择偶理想与审美心理，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不同。20年前军人曾是第一择偶目标，尔后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天的洋人和有钱人第一；美国人喜欢沉默而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对能说会道而又不出问题的人有所偏爱；别人喜欢白面小生，而我们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一是别人心里常常为我们的傻里傻气而窃笑，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为了显示追求自己的人很多而佯装为难；二是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而得到错误的指导。择偶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清楚，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只是映证自己心中已在向往的意见，正中下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是真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但只要我们真地去接触去审美，我们还是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会更令我们讨厌一些。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在我们终于胆颤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地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于我们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便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曾幻想过的完美形象，这样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就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好处，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不要害怕男人们必需的直言不讳，只要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常常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甚至虚荣地背后已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么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别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青春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与一个稚童讲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写成女人对男人凶神恶煞般的追逐，甚至三五个姑娘包围着一个男人。这种古时候的艺术传统无疑至今缠绕着中华男孩子的心灵。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压抑不住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多次调访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这样的问题：妻子无时无刻的疑神疑鬼常常足以使家庭无法继续。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贴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更有好处些。而那种弱男人想像出来的爱情传统文化，除了能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做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而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一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她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这样，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此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幽默的语言告诉所爱“我爱你”，都是种不错的办法。另外，女性最易受坎坷经历的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做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的提议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是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些的信给他；对于口头上幽默的求爱表示，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顺水推舟的方式表达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痛快地认可倒的确可以一下子抓住男孩子的心。

在爱情的要约和承诺发放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推托地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市侩气庸俗的一面。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摊牌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敌对的双方过着谈判的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但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说更多一些的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愤怒的方式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的高贵，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做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扬扬地四处张扬那个倒霉可怜的求爱者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一付自己无法看到的又俗又丑的媚态。

女孩子要记住一点：好男人的美需要长时间一点一点地发掘。求爱只是开始，不必在意他的笨拙。相反，善于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必定有一天会让我们吃尽苦头。

男人也要记住一点：追求的过程中充满乐趣，不要轻易放弃拒绝过自己而自己又真心喜爱的女孩子。几次切磋而成婚的家庭比比皆是。持久的进攻显得我们格外真诚。

从初恋的失败、婚姻破裂、同志的背叛直到儿女不孝，我们必须知道，一切可被夺去的爱原本就是脆弱的，只值得深思，不值得悲伤。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躺倒在女人面前的人，怎么也支撑不起沮丧的精神。他们哭、消沉。可是，我们也同样见到过坚强的人。我的大学同窗陈，在历时两年的恋情消逝时，同舍在悲泣，她却在朗诵莎士比亚灿烂的抒情诗。是的，无病呻吟故然令人生厌，而有病呻吟依旧不会使人愉快。每每看到那种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不在人前流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们总是感到由衷的敬意。

我们应该知道，不牢固的爱的消亡是一种迟早将至的必然，也许不勉强为之反对自己有好处。失恋一次，我们就会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将会有什么改变，以及让什么人伴随自己的一生更深刻和真切的认识。失恋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往往能使人专注一项事业之中，历史上许多诗篇和伟业就是失恋的人创造的。这段时间，对于失败爱情的沉思有助于我们洞悉人性的复杂性；这段时间，无论是学会吉它，拼命工作，还是四方云游，都会有助于我们在排遣坏情绪的同时，意外地掌握一些新的东西。

慰藉失恋后破碎之心的办法中，切忌使用“急忙再找个恋人以弥补心灵的空虚”的方法。人在失恋后，情感形成了真空状态，对于企图介入的关怀几利达到了饥不择食、无以抵抗的田地，这时我们最容易铸成新的错误。对于失败，我是指所有的失败，我们必须首先做到的是冷静。

从父母的家走出，走累了，害怕了，失望了，便找到一个过去从没有见过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家。23岁左右，情感到达了一个车站。我们的爱情告一段落，结婚，甚至变为坟墓，或者经由车站继续前行，变成另外的样子。我们为之梦寐以求的家竟然如此平静地到来了：一间小小陋室，一套再基本不过的生活用具，一个渐已熟悉的朋友，一段以往感情的记忆，以及一本极好的关于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我们希望一切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一种慰藉。做了妻子，不妨一段时期过后就省问自己一次：

你继续级你丈夫干事业和广泛社交的自由吗？你对他的事业还像从前一样投以兴趣吗？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静静地倾听他的大话、烦恼和不安吗？你还为他保守这些秘密吗？

你还愿意在业余生活中投其所好吗？

没钱的时候，你能默默地度过难关并且给丈夫以鼓励，而且始终不把他与其他富人相比吗？

你还时常使家庭布置、饭菜和活动安排有所变化，以使丈夫大吃一惊的高兴吗？

你对衣着打扮的式样和颜色，还像恋爱时那样顾及丈夫的好感吗？

做丈夫的也要经常地问自己：

你允许她因为工作的缘故而晚一点回家吗？允许她从前的男朋友们与她交往吗？

你是不是总避免当着别人指出她的缺点，并且陪她度过每一次疲劳、焦躁和易变的怒的不适？

你仍旧时常买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给她，而且不忘记她每一次生日，时常做出她意想不到的温存吗？

你留心赞美她，一直避免使她的治家本领与你妈妈或别人的妻子相较吗？还常说“我爱你”吗？

你仍像初恋时那样向妻子献殷勤，抢着干活，保护她不受劳累和伤害吗？

你在背后说妻子坏话吗？对她额外的小帮忙是否像最妆时一样报以微笑和谢意？

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就是快意的，的确是一个安慰。假使我们因为一两条没有做好，出现了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我们也不必太烦躁，那些烦恼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现在，我们是二位一体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上苍，它赐给我们一个人和一段难得的情爱，使我们从没有遮掩的沙漠太阳地，找到了绿荫，进入了一个可以栖息的避风港。

为什么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人与人的关系，从降生到死亡有过无数次大变革。最初来到世上，我们彼此之间都相似得一丝不挂，男女婴儿的区别也只不过那么一处；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到自己这里，有时我们还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过不了多久，我们又都会学唱一只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这种相互团结的社会文化注入我们心里，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特意凭借天然的好恶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密切来往；大约六七岁，我们第一次比较明显地以家庭光荣区别每一个人，罪犯、父母关系不正常、穷人的孩子受到歧视，自身有生理缺陷、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性别差异极度增加，12年来的经历、幻想以及来自遗传的因素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我们不能与异性交朋友，这真是遗憾；到了14岁左右，少年之间已明显地分出了交往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一起；16岁，我们与父母越来越远；18发现社会和历史的问题；20岁自己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些人与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别扭，我们在茫茫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用的消耗，已经渐渐疏离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宣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朋友听，当我们还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就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而相互提携。凭经验不说，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常常变为手足的关系数，这对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以及对人生的快意而言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失去它是件非常可异的事情。尽管我产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20～23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个年头。

培根认为真正的朋友具有一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撒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分；忧愁说给朋友，清愁由一份减半为1/2留给自己。第二是告诫，即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做更好。第三就是亚里士多德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己身”，也就是朋友行为上的互助。

24岁以前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可是，这之后的朋友则做不到，除非此后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此后的朋友们就只能是或者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而结成的生存同盟。恐怕到了我们山穷水尽渴望雪中有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他们和早年的知音不一样，他们最多是在我们锦上的时期添上一朵无足轻重的花。

此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22岁，我们会隐约地觉得自己交友的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更加明确了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而我们自己也通过这种新的尝试变得更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了事业而结成的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奕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世界比需要虚伪，统一，斗争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和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事业上的不举和世界观的狭隘主要是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的缘故。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我们有了年龄或者比自己小或者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成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己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性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们为我们做出了能做的一切，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倾听和兴趣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除了可以增加许多人和事的知识给自己，对于朋友，它又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语言——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或者“真的”，“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着，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乐于倾听就显得愈加重要，更为动人了。

理解朋友儿时我们曾有过的无数伙伴，现在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23岁我们至少经历过200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个原因，而不能互予理解是主要原因。我们的朋友之所以把自己当做手足一般，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没能坚持一贯设身处地地悟彻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事实上的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另外，我们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别人。

安慰需求朋友做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他改过，并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需要我们能够证他还不至于糟到了没有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他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不要取笑他们的懊丧、失败和软弱。

劝诫的目的凡事最怕遇到道德的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的追捕下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叛卖友人是一种罪，亵渎法律也是一种罪。但是这种冲突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动机而追悔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使他感到光荣当我们有了恋人，别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依旧可以结伴旅游；让他们出席自己的婚礼；并且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或者我们可以把自己儿子的姓名定夺大权交给他们，使朋友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退一步，海阔天空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者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就能得到准确无误的判断，总是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没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我们不妨忍让，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一次死亡，而每获得一个新知，我们就多出一份崭新的生命力。一般意义的相处是为了生存，交朋友却是为了心灵。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有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不时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和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就是一支拐杖和三五个默不言声的朋友。60岁时，朋友实际上就是同胞兄弟和姊妹。

为什么能与别人和睦相处却跟自己过不去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形成了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现象和斯大林可怕固执的铁幕与闪战，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与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Generation Gap）。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人们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马上转到了内战之中。

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的洞察力，还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

50年代，为了抵御列强干涉而建立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伊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

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

以后30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一条浅浅挑战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

不管生活多少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80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救自己。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人们在赶路，30多前的那条深壑也在默默地向中国蜿蜒。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50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寻找什么。

但是，尽管这道50多年共和国史上最刺眼的代沟与那道世界性大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其时代和环境的迥异，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

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而后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类迷人的理论的输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相信一种连自己也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他们认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又常把“政府”与“祖国”的概念混为一谈；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得意扬扬，夫妻间缺少恩爱的外在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却想当然地坚持认为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偏要评一评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最坏的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变成不招人喜欢的一批害群之马，我们与成年人的冲突已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过同一样循规蹈矩的生活，而晚睡晚起，夜生活，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异性友谊和我们的爱情观都被误解为对于生活的不恭敬；他们显然是门外汉，但却能天花乱附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令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枝杈纵横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和轻视。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和爱情领域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告心理和破坏性。我们一部分人寻欢做乐，很可怜那些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这样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自己的思想，使他们不对自己已由最初可以理解的消极，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提出严厉的批评？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看考场那么多人在做弊，看看排队加塞儿的人，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去看看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有哪幢宿舍的墙壁在刷洗过一个半月之后还能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21世纪的颜色。当我们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社会中健康地生活，清醒的知道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应该相处，也必须相处。我们与形形色色的众生都要保持和平。

巴尔扎克19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相处，却跟自己过不去。”20世纪的人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和自己也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默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可是我们不可能为那闭着眼睛得来的幸福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做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使自己陷入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地得来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的折磨；那些性格奇妙的人们为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一天天枯黄；而成功者招致的诋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宁静的生活和完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之子，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打算唾自己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自己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

留下一点私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藏信件的抽屈、不为人知的隐私和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回答各方朋友：最近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做无益于自己的奔忙，那么不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充”的习惯继续折磨自己的精神了，我们希望自己首先和自己相处。

问一问自己的理想公道吗？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卫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地位、民主和自由，一面内心里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自己得到权力后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只是对自己的，而不是对全民（包括政敌）的公道。

我们有过绅士的自豪吗？当我们从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那些为了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的人们，除了可怜他们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我们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必须要等下一辆车，我们也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女性、儿童和老者，把一点温情的爱意交给残疾人和弱者，那种心满意足的绅士自豪是难以描绘的。可是，我们这些文明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一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一个就是真理，必须全社会都服从于它，那么我们就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能让真理和真理之间厮杀吗？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是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是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时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所说的，“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生活中又丝毫不违背它。”这种方法就是我想提倡的那种稳健接近目标的方法。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做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的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更利于大家共同的出发点。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述”。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用一语不发表示反对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就会被轻易肢解歪曲掉。我们自己也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这样，我们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并且柔中带刚，可以以守代攻。

别为小事恼怒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的程度和范围，而且使我们在理论和观念的冲突之余，又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丧失了求得惟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别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原来没有，而且亲情的和乐也消失殆尽了。

留下完好的树皮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以使他精神全面崩溃坍塌，然后就能使他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么我们就大错了。那样只会使他对自己耿耿于怀，恨之入骨。有时去郊游，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居者的蚕蚀。这正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不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想说明一个事实：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却是一种主要的失去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合谐，就像罗素在他的和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的，但并非是不惜任何化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愚蠢，或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为什么少女是鸽子

从我面前走过的少女常常使我着迷。对于她们，我永远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厌恶、甚至蔑视那些对迎面走来的少女漠不关心的眼睛，置身在少女们中间，对她们却目不斜视的，在我看来，不是伪君子，便是白痴。我不能原谅和宽恕那些摧残少女的人。我知道，热爱生活首先要热爱母亲——这世界多亏了她们。

多年以前，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我要为世界上所有多情纯情痴情的少女们，流尽血管中最红的一滴血。”即使我已两鬓苍苍，在街头策杖而立，看着一群又一群的少女从身边骑车疾驰而过，我仍将信守我的诺言，让我年迈的血在干涸之前，再有一次热烈的旋流和奔流。在我写的一首题名为《诗人》的诗中，我这样写道：“看一些少女们走远，另一些少女们走近/但愿我能挽起她们的手/成为她们的儿子，或者情人。”岁月能带走我的一切，唯一不能剥夺的是诗人的灵魂——赤诚无邪的一颗爱心。

我至死不能忘怀的，是我在人生的许多驿站遇到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美丽女性。风沙弥漫着北京的春天，风沙抽打着在春天出门的人。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位少女。东方女性典雅高贵的气质和仪容，总是使我怦然心动，又深深怀疑。我站在风沙中，看着这个一同等车的少女，内心充满了美唤起的宁静和温馨。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走上前去，和她搭讪几句，尽管我并不缺乏这种勇气。我知道，一交谈就带上了功利的目的，破坏了心灵的自由审美。车终于来了，又走了，我站在风沙中看到了春天远去的身影。

在游泳池里我会格外留意那些少女。她们身上的水珠像宝石一样在阳光下闪烁，她们银色的肌肤比水更为柔软，每个人都是一条美人鱼。她们的存在抵消了世界的丑陋和邪恶。少女们壮大起来，使苦难的日子变得可以忍耐。美并不因为柔弱就能够被摧毁，就像万炮齐鸣的战场上空，永远有鸽哨飘荡一样，没有什么武器能制止鸽子的自由飞翔。

我还没有机会结识一两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我猜想她们像我在书中所常常看见的那样，天生具有高雅的仪态、高傲的气质、高贵的风度和高尚的人品。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只要她们还没有沾上轻视或嫉恨的恶习。我深切地感到，那种古典式的、有着良好熏陶和家传的大家庭，差不多已经完全解体了，即使是孔子的后裔，也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和我们一样的平民生活。作一个平民，至少比当一个没落贵族更为幸运吧，它使我们仅仅通过柴米油盐醋茶，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能感受到世界的变迁。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我蜇居在一片低矮的青瓦平房中间。这是都市的别一种风景，使我留恋，更使我迷醉。这种木板结构的平房，呈现出南方旧日情调的最后风情。房子是没有厕所的。在我上班的路上穿过这样的小街时，往往会遇见一些睡眼惺松的少女，提着装满秽物的痰盂。我喜欢那幅名画，那个提篮卖鱼的少女海伦。美丽崇高的东西总是跟丑恶相伴而生，由于丑恶而益增其美。所以上帝会在牛棚里出生，蛇在东方和西方都常常被用来陷喻爱情。在这样陈旧破败，简陋得连厕所也没有的房子里，用粗茶淡饭把一个女婴教养成一位气度不凡、亭亭玉立的少女，成为整个街区甚至整座城市的骄傲，这该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伟大的事业！

可惜我注定只能是一个小男孩的父亲。为此我不得不专门为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来陪伴他共同度过童年。我教他握她的小手，哄她睡觉，吻她的小脸颊，亲切地唤她“妹妹”。作为一个未来的男子汉，他必须从小学会尊重、并且热爱异性，懂得温柔也能感受柔情。这是在人生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常常被故意忽略的一门至关重要的课程。我要让他早一点明白，少女就是鸽子，少女就是母亲。世界上没有不可宽恕的、永远的敌人，只要世界上不再有人把原子弹、刺刀和战争强加给她们……

和一个从前的少女携手而行，使她怀孕，挺着肚子庄严地走向大街，走向母亲，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隐语。我们不将它说破，是因为我们了然于心。和一位少女青春作伴、度过中年而渐入老境，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从来不曾在那些饱经风霜的老太婆刻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丑陋的痕迹。她们曾经年轻、曾经美丽，创造了人生又享受了人生，如今，心灵是那样的平静，好像所有的船都回到了港湾，所有养育过的女儿都回到了摇篮。我因此热爱我的妻子。我认识她时，她已经20岁了，我本来应该在她16岁时，就和她相爱的，幸好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和她厮守在一起。即使我们都耳聋眼花、垂垂老矣，我仍将毫不羞怯地表白：“我爱你！爱你们中间的每一个，更爱你们全体！”我的声音将被鸽群带往远方，使磨刀的人，擦试枪管的人，使全世界，都能听见！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杜甫的《丽人行》，这样开头，写皇亲国戚和皇族系统的女人们在仲春，在郊外，挥洒她们的青春。那些女人们，体态浓艳，神情蕴藉，远眺如翠竹笼罩在云烟之中，近看像澄清的水塘映照朗月，又像滴沥着露水的红桃，她们在郊外踏青，在水边宴饮，以她们的绝世风情，来映照锦绣绚烂之春光。

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名作中告诉我们，女人们拿明珠翠羽，佩玉鸣珩来修饰自己，豪奢助媚，同自然春光比妍。下马则有锦绣地毯，饮食则有御厨送来熊掌、鹿唇等珍膳。其中仪态最为风流的女人叫做虢国夫人，她每每一掷千金，为的是以艳丽之装束，来博得君王的宠幸。

这不免使人想起巴尔扎克《贝姨》中有一个叫做玉才华的妓女说的实话：“领导政府的官员是受我们管束的，我真替老百姓叫屈！”易卜生的名剧中，娜拉把门一摔，就出去了，为的是离开令人窒息的傀儡家庭。但是鲁迅先生断言她还得回来，因为她没有经济基础，倘若不回来，就只有当娼妓，或者找死。如果娜拉听了玉才华的话，不知会有一番什么样子的感慨鼓荡在胸臆。女人所以有一掷千金的气派，乃是男人的千金买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都是千金买笑的写照。

其实女人的一掷千金，由来已久。到了现代，有些女人的豪富，更是使人咋舌。世界超级时装模特克劳迪娅，近四年的广告收入，高达400万美元。据国际时装杂志说，三年来，超级模特的薪水涨了五倍。21岁的名模坎贝尔，当时装模特六年，收入已经超过百万英镑。她们出则名车代步，入则五星饭店，为当代一种奇异的“人文”景观。

那么女人是男人宠坏的么？怕也未必。是女人本性豪奢么？也难说。总之两性的交易，如巨树老柯，横空交臂，很难说是谁搭了，以及谁先搭谁。巴尔扎克情人的庄园是一座贵族宫邸，19世纪的一切奢侈品都配备齐全了。名贵的绘画，东方的地毯，英国银盘，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这一切当然不足以解除她的寂寞，于是遇到了宣称“我惟一的激情是女人”的巴尔扎克，两人一拍即合。（巴尔扎克传中译本10章。）又仿佛在说，财富虽然为女人深爱，却也不是生活的一切。恐怕正是女人的这种特性，孔子才说女人难以培养教育。蔡中郎也说“妇人专政国不稳，母鸡雄鸣主不荣”。而今天香港太平山彩色蘑菇一样的富豪别墅，多是其藏娇金屋。讲究的是每层楼住一位太太，虽同居一楼，门户各异，巴尔扎克当瞠乎其后了。

女人的豪富，在很多情况下是男人所为，这里面不免搀杂相当分量的情欲的锋芒。锋芒一天不磨蚀，好戏就没有闭幕的一天。晋代太尉石崇，为他的爱姬绿珠刻沉香之木，筑悲翠之楼，铺白玉之床，挂鲛绡之帐，屋子陈设之豪华奇奢，到了光怪陆离，眩神耀目的地步。后来在为难之时，绿珠也纵身跳楼，一死以谢知音。这到底还令情场生色；旧社会高级妓院的陈设之堂皇，妓女花钱的豪放态度，普通人着实难以想象，这在《九尾鱼》中有详尽的描述，她们的一掷千金，实在是有着深厚的背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她们或可算惟一自由的女性，她们身处的独特环境，为她们操纵高级官吏，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炎凉的世态，朝不保夕的生活，又促使她们不得不费尽心机地捞取钱财，备作生存后路。钱的重要性对人人都差不多，在女性为最，否则，像娜拉那样，愤然出门，日子颇不好过，她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努力存钱，据说港台的女歌星影星，出名者都是富婆。一般没有什么文化的时装小姐你问她们别的可能不知道，只要一说起钱来，就来劲了，就容光焕发了，就神情激昂了，社会情状如此，则女人的一掷千金，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庸俗的可怕不在它会像战争一样致命，而在于它使生命本身变得没命——丑陋不堪，变成空洞的驱壳。就像水蛭吸血一样，庸俗对生命的剥蚀，往往在不自觉中进行，谁能觉察自己的庸俗，可能就不在此列了。下人的庸俗是最容易发生的，如同丫头总是想当小姐；花袭人对宝钗的嫉妒虽说隐藏在内心极深处，但她的苦楚却分明烙下深深的印迹。这种庸俗的致命处是在根本没有希望改变。契诃夫以为培养一个贵族起码要三代人的努力，这不仅指时间而言，三代后能否成为贵族还有其他制约因素。而所谓上等人的庸俗更是俗不堪言。钱锺书先生小说《纪念》写抗战时期一上等社会女主角，她同情人幽会后很后悔，不是因为精神刺激和伤痛提前发生，而是后悔出门之前未及更换内衣。

契诃夫一生痛恨庸俗和虚伪。他自己结婚时等到宾客齐集，他和新人却不辞而别，到外地旅行去了，让人空等一场。究其原因，不过是害怕婚礼上举起酒杯时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微笑！关于女人的庸俗，他是十分绝望的。《爱情》开头的温馨使人着迷，柔和的夜晚，年轻的姑娘，主人公庄重得很，仿佛在写一个多情的长篇小说。可是婚后，“热爱中的沙霞专心地听我讲……可是不久我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了……她咀嚼东西的声音，依我听来，就跟两把刀互相磨擦发出的刺耳声音一样。她拿起一本书来，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努动她的嘴唇，我瞧着她的小脑门子和努动的嘴唇，沉思起来……现在我对一切都原谅了，找软木塞而乱翻东西的声音啦，衣冠不整啦，冗长的述说无聊的事情啦，这倒并非出于克制，而是仿佛沙霞的错误就是我的过错似的。”

确实叫人啼笑皆非。他在《跳来跳去的女人》塑造的伊凡诺夫娜，是他厌恶的那种艺术界的清客在太太小姐中的一个标本。但是这种人的接近艺术，除了使艺术变得同她们一样庸俗外，再没有别的功用了。读他的小说，会觉得逼真到令人害怕，好像看到揭开锦绣画皮，里面只是凌乱不堪的垃圾。人就这样生活？你甚至恨不得逃得远远地，而且是立即就逃。

女人的确有普遍的恶习，有一些人身上尤甚。满脑子是物质的人对精神和理想怎能不妒嫉得要命呢？《黛依丝》中的教士巴佛鲁斯一心劝化妓女黛依丝。助她读书，甚至劝她苦修，渐渐有些指望了，不料最后她依然重归旧途，抛弃教士如弃敝屣，教士含恨归天。这在那些对庸俗女人有幻想的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和警告。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更绘出庸俗女人系列图，“这女人显得精明的样子，仿佛大英帝国揣在她的口袋里。一些高官的太太深知自己属于优越的阶层，总是带着这种神情。”则似乎在证明着古今通例。下人中的龌龌庸俗仿佛灰堆中的破烂，上等人的庸俗市侩则仿佛水晶上的苍蝇，尤其显眼。不过二者的心理内容却如出一辙。

古人以为读书可以免俗，三天不读书便觉口臭。可是读书也是有条件和种种限制的。期待小市民读书免俗等于期望刺猥遇到袭击时不弹出它的硬毫。况且她们对文化有着本能的猜疑和抗拒心理。30年代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戕身亡，一些女人就想“我虽然没有她漂亮，但比她正经”，或者“我虽然不如她的技艺高超，但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可见庸俗的势力是何等顽固深厚了。

为什么大器在童年

古有“养不教，父之过”之说，其实，对现代家庭来说，养是夫妻双方的事，教也是夫妻双方的事。受到良好养育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最终也不可能会拥有成功的人生。如果因家庭教育失败而致使子女在社会上沦落，那么其父母是难辞其咎的。负咎的父母因未能处理好教育的关系，也就常常不自觉地使自己陷入了人生败局之中。这，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为人父母者无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希望子女长大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因而，很多家长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好的学校学习。然而，在思想道德教育上，有些家长却在某些社会失衡现象的影响下，陷入了家庭教育的误区，其中以“学恶防欺”、“学精防亏”尤为典型。这些错误的家教犹如思想和道德的阴云，遮掩在灿烂美丽的“小太阳”之上，影响了“小太阳”道德品格的健康发展。甚至使他们心理产生变态和畸形。

这些年轻父母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子女“恶一点，狠一些”，潜移默化之中渐渐使儿女养成了逞强好斗，崇尚暴力的畸形心态。

怜惜儿女，不愿让娇小的孩子被人家的孩子欺负而受气，这为人父母者对儿女存在的普遍心理，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然而，有些家长怜惜儿女心切，认为“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并以此作为教育儿女、使儿女免受他人欺负的说教。这些年轻的父母们自或不自觉地引导子女“恶一点，狠一些”，潜移默化之中渐渐使儿女养成了逞强好斗崇尚暴力的畸形心态。

明明是家里的“小皇帝”，也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一天，明明从幼儿园出来，脸上被其他小朋友抓出几道鲜红的抓痕。明明妈妈见了心疼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妈妈便“教导”开了：“以后谁敢欺负你，不要怕他。他骂你一句，你骂他两句；他打你一下，你打他两下；实在不行就咬几口！要狠一些，下次看谁还敢欺负你！”“你越是老实，人家就越期负你！”在妈妈的循循“教导下，明明渐渐成为桀骜不驯的”强者“，变得非常凶狠好斗，幼儿园同班的许多小朋友的脸蛋上、手臂上留下了被明明撕打过的痕迹。到小学时，明明仍保持着暴戾乖张的个性，成为班上粗野蛮横的”小霸王。今年初夏的一天，已读三年级的明明与一位同学为争座位而打起来，明明竟凶残地用食指抓对方的左眼，造成对方左眼眼球破，视力锐减至零点一，甚至失明。对方家长告到法院。接到开庭传标，当爸爸妈妈忧心忡忡准备支出庭时，明明竟苈无其事地对妈妈说：妈妈别伤心，是我抓破了别人，又不是别人打伤了我！法院最后判决由明明的监护人—明明的爸爸妈妈赔偿对方医疗费、营养费及精神失费共计29000余元。此时，明明的妈妈才感到后悔。她痛心地说：是我害了明明的同学，也害了明明和我自己呀！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为孩子的人生旅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学恶防欺”的根源在于家长因对子女的怜爱而误导极端行为，它不仅使孩子失落爱心，扭曲心灵，且易造成孩子扳戾成性、精暴野蛮，后患无穷。

作为家长，教育子女向善，是益在子女、功在社会的事情，也是家长教育子女的应尽之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当今不少成年人信奉的处世哲学。一些为人父母者耳闻目睹了社会上的一些阴暗腐败现象，自以为“看破红尘”，因而在子女教育上也通过家长的言谈举止，不知不觉地灌输了“自私教育”。跟着孩子们越学越“精明”，狭隘自私的心理也不断侵蚀着孩子幼小的心灵。

某小学一年级组织了一次春游，准备在外野炊。中午，老师在旅游风景点的一座亭子里叫学生分组围坐，并在中间铺好塑料布，请小朋友们将带来的食品放到中间。可是老师叫了数次，每组中间的塑料布上仍然空无一物。老师又恳切地叫了两遍，小朋友们的食品倒是拿出来了，但却都放在各自的面前。老师询问原因，有的小朋友说“妈妈叮嘱，自己的东西自己吃，不要拿给别人吃”，有的说“妈妈说我吃东西慢，要是和别人一起吃，自己会吃亏的”。当老师耐心地对他们说，今天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大家要从小养成爱集体的观念，同学们带来的东西各式各样，如果拿出来一起吃，大家的午餐不就很丰富了吗？终于，小朋友们把食品摆在了一起。但不一会儿又出了问题。原来，几个男孩子只顾自己，几下就把拿出来的东西分光；几个女孩儿动作慢，没吃上几口，哭兮兮地跑到老师跟前告状。老师苦笑着，一边耐心地再向小朋友们做集体观念和相互帮助的教育，一边无奈地摇头叹息。

报载：今年春天的一天，四川某县中学初一（2）班三名学生放学回家时，在公路旁捡到一个钱包，内有现金20元，拾钱包的张某认为是自己功劳最大，拿出10元之后让另两人分，但那两人却说钱包是大家同时发现的，应该平均分。于是三人便争执起来，继而发生抓扯。最后，还是身强力壮的张某占了上风，强行将20元独吞。另两人气不过，抓起石头就往张某头上砸，致使张某头部多处受伤，只得住院治疗。

其实，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为人父母者出于怜爱子女的考虑，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这本是人之常情，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无碍的。但是，如果家长一味地只强调为“保护”孩子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为防“欺”而学恶，为防“亏”而自私，陷入狭隘的自我之中，则只会给孩子的成长烙上不良的印痕。作为家长，教育子女向善，是益在子女、功在社会的事情，也是家长教育子女的应尽之职。我们教育子女，既要讲自我保护，但更要讲助人为乐，包括必要的吃“亏”。应该让孩子们懂得，好人最终是不会吃亏的。学“恶”防欺，学“精”防亏，表面上好像眼前占了便宜，但从长远看只会误导孩子，使孩子成为自私自利、对社会无所裨益的“蠢人”。况且，如果我们每个家长都教育自己的子女学恶一点、自私一点、心狠一点，那么，当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岂不将要面临一个尔虞我诈、遍地恶人的世界吗？

有些家长看见别家的孩子学钢琴，赶紧给自己家孩子买一台；别家的孩子在画展中获了奖，也急忙请教师教自己孩子学画……

小华的爸爸妈妈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一次他们大学的同学聚会，小华的爸爸妈妈也带着小华去参加了。其他同学也都带来了自己的孩子。老同学欢聚一堂，气氛是热烈。组织者提议，让到会的孩子们表演一下弹钢琴。大部分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表现，十分赞同。只见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子走到钢琴旁，弹奏了一支支曲子。轮到小华了，小华却往后退，直摇头。大家很奇怪。小华妈很尴尬地说：“我们小……没有学过弹钢琴。”回到家后，小华妈便吵着小华爸爸赶快去买钢琴，免得以后再这样丢脸。小华爸不以为然：“我家小华并没有音乐细胞，干吗非让她学钢琴？”小华妈不依：“不行！别的孩子都学了，咱家小华也得学！”

在当今早期教育潮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盲目攀比就是其中很普遍的一种，有些家长看见别家孩子学钢琴，赶紧给自己家孩子买一台；别家的孩子在画展中获了奖，也急忙请教师教自己孩子学画……早期教育几乎成了家长们之间一场不见硝烟的、心照不宣的战争。这样做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

第一对孩子、家长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本来早期教育应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调教自己的孩子，原来本是为人父母的一大乐趣，现在却为了和人攀比，搞得气氛紧张。别人的孩子几岁能识多少字，自己的孩子要赶上去，还要争取超过；别人的孩子能画画，自己的孩子也得会还得争取获奖……这样以别人的孩子为参照系，定下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给家长和房子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有可能让孩子真正的特长遭到湮没。盲目攀比就是社会上流行什么，就让孩子学什么，根本不考虑孩子本身的兴趣爱好。这样，孩子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浓厚兴趣或潜在能力，若与社会潮流不合拍，就极有可能被忽视，被埋没。

第三，有可能让孩子最后一事无成。因社会潮流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流行这样，明天流行那样，若为了追赶潮流盲目攀比，就不会让孩子较持久、较用心地学一样东西。如孩子学画有了一点门道，又拉着孩子学钢琴，然后又送孩子进舞蹈学校。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是浅尝辄止，最终一无所获。

第四，盲目攀比会为家庭经济带来压力，现在钢琴、电子琴都比较昂贵，而有的家庭又开始购买家庭电脑了。为孩子请家庭教师，或送孩子进一些外语学校、艺术学校，都需一大笔的开支。如今社会上还将一个家庭对孩子早期教育的方式看作这个家庭贫富程度的标志。很多家长或者为了望子成才，或者为维持面子争口气，即使家里并不太富裕也咬紧牙关为孩子大把大把地花钱。家庭经济紧张，会在很多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最终还是会损害到对孩子的教育的。

所以说，家长们不要在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中盲目攀比，而应根据自己孩子的具体情况踏踏实实地，有针对性、有计划地进行教育。

如何使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成大器在当今时代，可以说大部分父母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案都明显缺陷和不满。从以下这些“忽视”中即得到启迪。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人、有成就的人，常常并不完全决定于智商，还决定于另外一个因素，科学家把它叫做“情绪商数”。

目前的很多年轻父母对孩子普遍重视智商教育—智力商数方面的开发，而轻视“情商——情绪商数”。

智力商数主要是衡量一个人思维是否敏捷，反应是否快，对问题的分辨、思维能力是不是好。而情绪商数主要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掌握能力，和对外界各种事物的承受能力，我们现在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对这种能力是很不重视的。

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可能从小智商就比较高，家庭与社会从小对他进行的绘画、音乐、书法、数学、认字等教育，基本上都属于智商开发。可是，对于孩子在情绪商数——即对事物的忍受、控制能力的教育却不太注意。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那些智力商数很高的儿童却常常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不能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他在性格上有很多弱点。一个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人、有成就的人，常常并不完全决定于智商。还决定于另外一因素，科学家把它叫做“情绪商数”。

以往人们认为，所谓健康就是没有病症，即身体检查找不到哪一部分有病态的症据。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渐认识到人是一个身心的统一体，人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身体疾病，而且应该是心理同样没有不正常现象。

当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常常只注意孩子的生理健康，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如何能够使自己的孩子从小就保持身心的全面健康，这肯定是所有的家长们都关心的问题。现在许多大学生离开父母以后，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休克状态。觉得没有安全感，产生各种精神障碍，包括神经衰弱、各种各样的神经症，这都与我们从小心理不健康有关系。曾看过一些报道，有些中学生离开父母甚至不敢独自睡觉。这些都是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对孩子心理健康培养。

孩子长大了，身体健康，学习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承受着很高的心理负荷，没处在一种生命的自在状中。

我们做父母的未能指导孩子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保持人生的自状与自在感。比如说，孩子长大了，身体健康，学习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承受着很高的心理负荷，没有处在一种生命的自在状中。

那么，如何让孩子处在生命的自在状态之中，就是说，他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从人生方面讲，生命没有被毒化，一直处在一种很好的自在的状态之中，在这方面，我想年轻父母们都应该有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思路。

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他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社会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崇高、正直、善良、关心他人的品质，另一方面，所有做父母的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他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才行，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使行孩子有一个在我们看来是理想的道德体系；同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他又具有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

我们不能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的孩子一点道德感都没有，随便让他适应这个社会，这是任何父母都不愿意的。另一方面，孩子被培养得很善良，但是他对社会上的复杂情况一无所知，毫无适应能力，结果这个善良的孩子走上社会以后。处处受到伤害，这也是所有做父母的都不愿意的。

我们的孩子必然要生活在一种动态和模糊的文化氛围里，想让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就应该让他（她）受到怎样的文化影响，就应该塑造怎样的文化氛围。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在现代开放的世界，有一个现代西方文化的引进问题。那么，家庭教育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开放引进的世界文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作为父母，怎样判断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处？如何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之处整合到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值得年轻的父母互相探讨、交流的。

此外，父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属于一种文化的影响——家庭文化的影响。家庭教育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必然要生活在一种动态和模糊的文化氛围里，想让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就应该让（她）受到怎样的文化影响，就应该塑造怎样的文化氛围。

你能不能特别好地了解孩子的真实思想，能不能够进入孩子的思维。

现在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思维、想法代替孩子的思维与想法。都觉得很了解自己的孩子，但实际上只要和任何一位中学生谈一谈，只要能够表达自己思想，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孩子都认为父母不太了解自己。

如何更好地了解孩子，而不是一般地了解，这是做父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艺术。你能不能做好父母这个角色，能不能完成家庭教育这个历史赋予你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特别好地了解孩子的真实思想，能不能够进入孩子的思维。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是怎样的一个思路。

父母真正进入孩子的思维，了解孩子的一举一动的心理活动，像他一样地感觉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只要你愿意这样去做，而且找到这里的奥妙，进入孩子的思维并不难做到。当你一旦做到，你会突然发现，过去对孩子的那种教育、那种约束、那种引导，对孩子施加的那种影响，有许多是不合适的，效果是不好的，是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的。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对孩子讲的某些话可能自己看来无所谓，但是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却可能是很深刻的。

家庭教育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心理暗示的运动——自觉与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教育很多是属于心理暗示范围的东西。一个孩子从小完全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受到某一件事的影响，并成为终生的烙印。这里很微的规律。

当讲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情商，或者其它的道德状况，不知道做父母的是否注意到，常常可能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会铸成一个巨大的事实。这种影响我们叫做心理暗示。

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女孩子说，在她上小学的时候，表妹到她家里来，她的母亲说，价钱看，你就不如表妹长得漂亮，学习就不如表妹好。这也许是家长很随便讲出来，这样的话又重复说过几次。结果在孩子心中成为一个恶性的心理暗示，使她从此产生了对外界环境不应该有的排斥和敌视心理。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对孩子讲的某些话可能自己看来无所谓，但是对孩子所产生的却可能是很深刻的。这种很深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可能是好的影响，也可能是坏的影响。

我们要总结的规律就是如何用这种心理暗示的方式，对孩子产生好的影响，而不对孩子产生坏的影响。

要有一个概念，孩子的出生与成长，使自己更年轻了，从现在开始和孩子一起重新活一遍。

很多父母对待孩子是这样一种态度：一方面，对孩子是宠爱、溺爱；另外一方面，在爱孩子的时候，采取了牺牲自己的方式，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时间、健康，把很多很多的精力都投在孩子身上。往往从有了孩子开始，父母，特别是母亲，觉得自己结束了一个比较年轻的时代，从穿着到生活方式，到行为和举止状态，都觉得自己应该是另一个年龄段的人了。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对子女和父母本人都不好。

请你想一想，如果你教育孩子成为有创造性的人，出色的人，有承受能力的人，有种种社会应变能力的人，有积极性的人，可你自己的生活很消极，很颓废，范围很小，局限在家庭，以孩子为中心，而没有任何其它考虑，那么，你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对孩子形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身教。

任何一位家长，当你将要有孩子或者已经有了孩子之后，不但不应该觉得自己年龄增长了，由青年变为中年了，而恰恰要有一个概念，孩子的出生成长，使自己更年轻了，从现在开始和孩子重新活一遍。

这很重要。正是那些自己生活的很好的家长，对孩子不是约束得很紧、投入百分之百时间与精力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反而比出色。而那些把自己人生几乎都放弃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所以，要想使孩子教育得好，要想使你的孩子更出色，我们不妨提这样一个口号：家长要从现在开始生活得更出色！

为什么女性驾驭不了自身生活

你是否感到自己的生活杂乱无章、难于驾驭？是否感到要干的事情太多而自己却无暇以顾？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性的，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你的处境并不狐单，你和千千万万的妇女具有同样的感觉。

在我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地有病人提问：“为什么我始终驾驭不了自己的生活？”通常在我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她们往往道出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答案：“有些事我自己也感到明显不对，我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控制，可效果怎么也不理想。”或者“也可能我努力不够。”也有个别人会责怪自己生活中的男性对自己帮助不够，但是，大多数妇女还是认为，最大的过失在于自身。

女强人驾驭不了自生活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键因素有四个：深学的内疚感、缺乏果继能力、“此时此地”、倾向抵御变革。

首先让我们探讨一内疚。每个人都会有某种内疚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乐于就此大作文章。不过，我认为，迄今对内疚最好解释是《心理学词典》对内疚所下的定义。它把内疚释为“是一个人对自己违反了伦理或道德或宗教信条的自我认识，并因此伴有一种降低个人价值的后悔感。”换句话说，内疚感的人往往具有一种做错了事或对他人的真挚信赖不忠诚的自我感觉。女强人经常如此。

如前所述，妇女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照顾他人，这是女强人经常感到内疚的致命因素。由于她们已被教化成把他人的需要置于首要地位的人，所以，如果她们没有照顾到别人的需要，往往就会感到内疚。她们要照顾孩子、丈夫、朋友、父母，姐夫妹夫、雇主、雇员……要照顾到涉入她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露易丝·艾肯鲍姆和苏西奥巴特在《理解妇女》一书中曾经描述道：“妇女必须照顾他人，帮助他们表示其需要，特别是情感上的需要。一旦弄清了别人需要什么，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满足需要。其承担的照料别人和服侍别人的社会责任，致使她把自己的需要置于次要地位。”当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女强人不仅在不能顾及他人的需要时感到内疚，而且在顾及自身需求时也会感到内疚。

梅里尔——一位30岁的社区志愿工作者曾给我讲过她把自己究竟置于何等的位置：“我每天早上起床时，总想着照顾孩子和丈夫，帮他们穿衣做饭，以致于我连从容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常常冲进淋浴里，擦几把肥皂，冲洗三分钟便完了。关键部位是洗了，但相信我说的，我不会通过卫生检查的。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刷牙。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你，这实际上并不经常保护牙齿。”

和这位志愿工作者一样，女强人通常听命于自己周围的人们。由于这些难以满足的人潜伏在她们家或工作单位附近，或者在电话上捕捉她们，所以，她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时光是怎样消逝的。为了满足别人的瞬时需要，甚到仅仅是相识的需要，她们忽略了自身的种种需要。对于为你服务，她们没有极限；可为自己，她们做得很少很少。

你为什么要做下列事情？

——停下自己重要的写作工作而在电话上与人谈话——同意带朋友的孩子去学校玩（即使只有几分钟）——在你的午饭时间去给老板跑腿——因为你的朋友想有人作伴，你就陪她出席一个研讨会——特别兴奋的时刻，同意见客——接受别人的午餐邀请，即使这并不会使你愉快在你很想干工作的时刻，却要听你的朋友唠叨其与丈夫、孩子这之间的纠葛。

很显然，是我们过于强烈的内疚感使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当你把他人的需要置于自己的需要之上，以逃避内疚感时，你就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控制，以致……你丧失了驾驭自身生活的能力。

导致感觉失控的第二个因素是缺乏果继。我说果继是什么意思呢？词典里说，坚持自己的权力意为“强迫承认其各种权力。”许多人把果继与侵犯混为一谈，但侵犯是“实施攻击或冒犯的行为，或者是怀有敌意、伤害他人或破坏性的行为或表示。”显然，我不赞成这类行为。

有许多做果断的技巧，包括把烦扰你的事情告诉某人，应付别人的轻蔑或接受别人的赞扬。但是，有两种技巧对于驾驭自己生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对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的请求给予拒绝；寻求帮助。女强人恰恰在这两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

因为女强人的‘他人’型特点，所以，她们往往觉自己不能说“不”字，即使他们想说“不”字，而且觉得这样做是合适的。

在与一个妇女团体谈论这个问题时，我请她们解释不能说“不”的原因。我想，你会觉得她们的答案很有趣：

——“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感到内疚。”——“我不想冒犯别人，我受不了。”——“我担心别人会不喜欢我。”——“其实，我是担心别人生我的气，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承受不了的话，那就是生气。”——“他们希望我说‘行，我想，如果我说’不行，对我熟悉的那些人会是个打击。”——“我担心我失去友谊（或爱情，如果这些人是我的母亲或丈夫的话）”——“一想这事，我就感到心神不定。”——“那是真正的不幸，就是如此。”——“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想过这些事……我纯粹是机械地去做，就象反射一样。”

你明白，我们谈论的真正问题是你没有能力设立一个限度。如果你难于启齿说“不”字，那么，你就丧失了驾驭自身生活的能力。

如果女强人难于开口说“不”字，那么，她们在寻求别人的帮助方面就近乎是麻木的。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妇女平生就被告诫不要打扰别人，另一方面则因为妇女长期不愿品尝被人拒绝的痛苦。与男人不同，妇女倾向于直接地接受别人对她们说“不”字（这一点可以更多地告诉你为什么妇女感到说“不”字很难）。艾肯鲍姆和奥巴特认为，“某些妇女在她们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得到帮助之前，往往处于一种绝对的失望状态。”

珍妮——一位30多岁的写实派艺术家谈及请求朋友们为她做“任何事情”是何等困难：

你知道，在我重新工作之前，我认为请朋友们帮点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时我是个再好不过的朋友了。我总是为他们做些事情，或者带些东西到他们家。我会为他们做点事，他们也会帮我点忙，就这样你来我往。可是现在，我有了工作，不能帮他们多少忙了……所以，请他们帮忙，我也会感到不舒服。

珍妮的困境是当今许多女强人的表白的困境之一。艾肯鲍姆和奥巴特帮助我们澄清了这方面的情况，他们指出：“妇女只有在为他人做了点事后，才会在接受帮助时感到公平合理。如果被求助的人善良、大度、乐于助人，她就更觉得自己应以百倍感激报答对方。即使她接受的帮助纯粹是受之无愧的，由于她很少这样考虑自己，所以，她也会感到迷惘和感动。”

因此，女强人对寻求别人的帮助不仅常常感到焦虑不安，而且她们或许觉得对别人的帮助必须千方百计予以报答。因而，那也就不能驾驭自身的生活了。

女强人不能驾驭自身生活的第三个因素在于她们在时间上有“此时此地”倾向，即太关注此时此刻。女强人已经学会对周围的人和事做出反应，在二十四小时里，其身心都处于待命状态。

在下列情况下，你知道自己具有“此时此地”倾向：

——当你日复一日地捱日子时；——当你把行动与结果混淆不分时；——当你的时间被琐事和干扰搅得杂乱无章时；——当你照顾了别人的瞬时需要而不顾自己的需要时；——当你把生活的无序和混乱错当作自发性和灵活性时；——当你为个人目标没有实现而感到不满时；——当你受到种种可能性的诱惑时；——当你把主次事务置于同等位置时；——当你不知道如果没有目标，你是否会取得进步时；——当你办事不分先后，因而感到难于决策时；——当你长期感到超量工作和疲惫不堪时；——当你的生活缺乏方向和目的时；——当行为已作为结果而是取得结果的手段时；——当你“干活”的时间没有极限时；——当你力图在同一时间干太多的活，从而极易处于超负荷状态时。当然，与“此时此地”倾向俱在的是你丧失了驾驭自身生活能力。

抵御变革是女强人不能驾驭自身生活的最终因素。事实上，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变革都难以处置，所以，女强人在这方面也不可能例外。

安妮——一位37岁的推销专家描述了她面对变革是何等的艰难：

我十分喜爱我的工作。特别是在家里呆了这么多年以后……这太使我兴奋了。我知道我工作上还要再加把劲，可我还是力图把我的家收拾得整洁美观些，就象我工作前在家时那样。在当今的时代里，这听起来未免可笑，可我怎么收拾，家里也利落不了。我喜欢在铺台布、点蜡烛的装饰环境里吃晚饭，这不算过份吧，对不对？我还真惬意房间里摆些鲜花，这能使我感到心旷神怡。我的一些工作的朋友说我这样做简直是疯了。我有些不爱听这些。我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本人确实想有所变革，我想我的家庭未必会赞同。谁有时间整天琢磨“什么”要变或怎么变。所以，假使我再努力点……就象我爸爸常说的那样：努力工作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们是习惯的奴隶，我们往往喜欢过去所做的一切。变革——无非是做些新的或与众不同的事情——会遭到强烈的抵抗。为什么？很简单，致力于变革比沿袭旧套套费事得多。

就象安妮那样，我们“喜欢”某些固定的办事方法，即使形势已经变化，或旧方法已不再适用。当我们害怕周围人们的影响时，我们抵御变革。当变革来自别人的推荐时，我们抵御变革。当我们不知道变革什么和如何变革时，我们也抵御变革。不愿变革也意味着你失去驾驭自身生活的能力。

如何着手驾驭你的生活呢？首先，你必须对付你身上那种抵御变革的自然本性。假如你的生活没有变革的挑战，问题就更多了。

心理学家关于行为以及如何变革行为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本书要无法罗列陈述。不过，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已感到在自己的头脑里装几条主要观点有助于我更努力地在生活中实施变革。这些观点也同样给予我的病人不少帮助。所以，我愿与人共享：

人们往往希望变革，但不愿做任何事情去实现变革。因此，你首先必须知道的是，变革需要你自身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想而已，或有变革的希求，或想让别人促成你的变革。变革只能靠你自己。

我经常听妇女说，如果她们“觉得变革是对的”，那么，她们将开始实行。显然，这不是有效的方法。当你的行动不同时，感觉也会变化，这是肯定的。所以，你越是迅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变革，你就能越快地感觉到新的行为的优越之处。实际上，拖延正是“感觉不好”的原因所在。对于你认为自己应该做而实际上没有做的行为，你大概至少有32种自我惩罚的方式。

过去，每当我要对自身生活某些变革时，我就会全身心地，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比如，如果我开始实施早锻炼，我就会全神贯注地弯腰伸腿，做上45分钟。我能听到你对自己说：“呀，我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两天，她就会疼痛不已，以致于什么都不干了。”是的，确实如此。但最终，我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做这件事。

不管是开始早锻炼，或是晚上纵容自己，当变革缓慢地、逐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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