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勤和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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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财政通史(近代卷)试读:
前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这对弘扬和建设财政文化也提出了新要求。撰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际,编撰和出版地方财政通史正当其时。
江泽民同志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所作序言《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史明志,鉴往开来。撰写地方财政通史是财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发展的历史是现实财政的先行实验室,能够为现实财政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既是财政理论的源泉,也是财政政策的依据。可以说,地方财政通史是研究地方公共财政的基础和前提,是建立和完善符合地方省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财政的重要历史依据。研究地方财政通史得出的一些结论和揭示的财政发展规律,为今天的财政实践可以提供启示与借鉴。据《新唐书·魏征传》,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代)的经济现象。”“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认识世界历史的雷鸣。”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财政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财政史志研究已经开展了地方财政志和地方财政年鉴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也有了长足进步,而地方财政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少数地方已取得可喜成果,但大多数地方尚待开展,推进地方财政文化建设,编写一部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反映地方财政悠久历史的地方财政通史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中国是一个具有连续五千多年历史文明的古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的财政经济于16世纪以前曾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康雍乾盛世封建“夕阳辉煌”之时,中国的GDP还占据全球总量的40%左右。但此后封建朝政腐败没落,却使中国很快落入百年积弱、列强侵略、挨打受侮、灾难深重的境地。历史的风云骤雨终于唤醒了古老中华的沉沦,20世纪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改革开放三件大事。江山留胜迹,旧貌换新颜。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中国重新为世界所瞩目,中国的社会和财政经济正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大潮中,经历起飞,振兴,走向四个现代化,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财政,是庶政之母,治国之宗,求强之命脉,复兴之大计。北宋官员苏辙(1039—1112)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我国几千年来,有关财政的产生、发展与变革,财政体制的演化,财政管理的经验,财政理论的阐述与总结,以及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大量而丰富的记载与相关史料,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理财,作为国家的“首事”,政府的“急务”,事关国之大局,民之命运。不仅对国家是这样,而且对地方也是这样。甘肃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众多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密切交往,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财政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够以五千多年历史文化背景,来编写一部记载和阐明一国财政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它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兴衰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财政通史著称的国家;甘肃作为中国的重要省份之一,也能够与此相联系,以此为背景,编写出一部具有中华文化基因和甘肃文化特色的甘肃财政通史。然而,从全国来看,财政通史的研究起步已有一段时间,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从甘肃来说,财政通史的研究尚待起步,亟待直追编撰。还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深感到这一“利今世而惠后人”的重任,必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转型时代的财政研究工作者的肩上。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团结奋进、文明向上、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理财理论、理财政策和赋税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铸就了世代相传的力求文明进步的民族精神。从万里长城到敦煌艺术,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杂交水稻”、“银河—1”超级计算机、“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飞船等等,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由此,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需要通过史学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就财政通史的编撰来说,无论中国财政通史编撰,还是甘肃财政通史编撰,也理应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事项。中国财政通史以及甘肃财政通史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悠悠五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令我们无数炎黄子孙引以为荣。自古以来,我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志士、理财专家。政府理财、赋税和政治、军事、文化密不可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曾经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概念”。可见,赋税征收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国家存在和发展中所需要的财力,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巩固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征收赋税徭役,保持国家有充足的财力和经济贮备,这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理财理论、理财政策和赋税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哪个朝代的理财理论和理财政策正确,赋税制度搞得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就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达到民众家庭殷实、国库充实富裕和社会安定和谐;反之,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社会动乱,危机重重、改朝换代。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理财理论、理财政策和赋税制度,是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很有建树的理财实践家,也出现了许多很有卓见的政府理财理论家。如周武王实行“散财赈贫、百亩而彻”的赋税制度,使新兴的周王朝成为农业兴盛、社会安定、国用充足的强大的奴隶制王国。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实行“发展工商、相地衰征”的赋税制度改革,从而使齐国首先成为富强的国家。唐中后期著名的贤臣理财家杨炎施行“两税法”改革,对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明朝后期的杰出首辅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挽救了明代财政危机,使国家一度走向振兴。又如甘肃,西汉初期,赵充国河湟屯田的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东汉之际,窦融管理河西五郡,民俗质朴,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我国历史上诸多著名政府理财家的理财理论与理财政策,对祖国历史的持续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中国财政历史悠久,其财税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此演化过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显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各种财税制度及其历次变革所留下来的历史启示以及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大量的历史教训。就甘肃财政来说,也是这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经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紧紧抓住复兴中华文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利时机,下工夫完成《甘肃财政通史》的研究、编撰和出版课题。经过几年的潜心努力,使《甘肃财政通史》的古代卷、近代卷和当代卷相继付梓。这是甘肃财政几代人的期盼与等待,我们怀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它呈献给财政同行和社会各界。当然其中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遗憾,诚望财政同行和社会各界能够谅解和理解,不足之处留待后世修史者较正和补充。
本课题系统地阐述了甘肃财政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甘肃财政通史》内容的时间跨度,从远古到现今,全书按时间顺序和发展阶段应用三卷的篇幅,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同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联系,以及财政自身的发展规律,系统介绍甘肃先秦早期财政的萌芽与产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三国两晋、隋唐五代、两宋、辽夏金元、明、清前期;清后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甘肃财政。本课题研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用了“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研究撰写甘肃财政通史,注意了与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社会史和学术文化史等方面的联系;正确处理中国财政历史与甘肃财政历史的关系,把甘肃财政历史放在全国财政历史乃至世界财政历史的大背景下撰写,牢牢把握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主流;反映了甘肃财政历史是中国财政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展示了甘肃财政历史的亮点,书写了甘肃财政注重省情,顾全大局,为维护祖国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体现了甘肃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有一定的深度和创新,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遵循通史体例,避免因分卷断代撰写而割裂历史;尽可能写出时代特征、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文风朴实,读者喜欢;能够传世,借鉴,完善和发扬。《甘肃财政通史》古代卷已编撰出版。近代卷课题研究和编纂,在甘肃财政通史编纂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由甘肃省人大副主任周多明担任课题研究总指导(总编),甘肃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勤和担任课题组组长(主编)、谢德、祁建邦、刘玉珍、刘小梅、萧绍良、司俊为副组长(六位副主编),课题组成员由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和兰州商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担任。课题由刘玉珍、刘小梅策划,全书以古代卷、近代卷和当代卷三卷的篇幅编撰出版。近代卷由萧绍良和司俊编著,其中第九章由李明执笔,谢德、祁建邦、刘玉珍、刘小梅、李晓红核稿,周多明、张勤和审定。
我们在本课题研究和编著过程中,既参阅了我国大量古籍文献,也参考了我国近现代学者的中国经济史、中国财政通史和甘肃通史等大量著作,并得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及其古籍阅览室副研究员张其庸、兰州大学图书馆和庆阳市财政局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兰州商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有关同志给予支持,积极参与,沈彩虹同志在本课题研究及著作的打印、校改、排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共同完成了任务,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课题重要,历史资料浩繁,时间跨度大,工作繁忙,我们的理论知识、工作经验、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尽如人意、纰漏和不妥之处,诚请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章清后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概况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七十多年间是清后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清廷腐败没落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掠夺,致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荆棘坎坷,血泪斑斑,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这一段历史,既是清廷丧权辱国、人民辛酸悲愤的国耻史,也是中华民族浴血御侮、革故鼎新的奋斗史。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甘肃,也不例外。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甘肃财政也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第一节清后期甘肃的政治概况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专制势力相勾结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侵犯,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峻形势,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促使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有所进步的力量,顺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宰割中国。处于末期的清王朝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清后期甘肃的政治概况,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缩影。一、甘肃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连续不断
1840—1911年的七十年间,甘肃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主要表现是:(一)道咸年间甘肃各地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天祝祁连山一带藏民开展反清斗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祁连山南山藏民与青海藏民联合开展反清斗争,以2000多人分多股攻击官军。次年正月,永昌回民复起事。六月,黑错寺(今合作市境内)四沟藏民反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陕甘总督琦善巡边。由于边政不力,藏区事端迭起,甘、凉、安、肃均受波及,琦善乃派兵剿捕柯柯乌苏藏民。后又移兵都兰,剿了未参与起事的雍沙藏族。
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藏族起事攻西宁、平番(今永登)等处。七月,天祝、高台南山等地藏汉群众联合反清。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陇西县阳坡寨吴王氏又发生白莲教聚众起事,杀劝降的清廷官员祁嗣唐。清知县周必超调集官兵近千人围剿,俘吴王氏等14人,押解省城杀害,余众尽散。太平军攻安庆等地,咸丰诏陕甘总督舒兴阿率甘军往援。四月,停止陕甘两省调往口外换防官兵,令团练猎户严防藏民起事。咸丰九年(1859年)河州东乡族马阿卜都率众起事,知州赵桂芳领兵镇压,马阿卜都等7人被害。
以上罗列道咸年间甘肃各地各民族反抗清廷封建势力的斗争事例,在于揭示道咸年间甘肃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事预兆着甘肃各地即将发生甘肃回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道咸年间,甘肃各地各族起事的根源是:
甘肃地方官吏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甘肃布政使邓廷桢受命举办括垦事宜。至十一月,邓廷桢周历甘肃各属,查出荒熟地亩1.94万余顷,藏贡地1500余顷,按差起科征粮。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舒兴阿遵旨筹议上务章程入奏:分别地界,以杜推诿,不分畛域以禁堵击,征调营汛发给令旗,裁撤零卡流归总隘,以及添派马探增筑壕垒,各省会哨随地搜查,藏区岁贡仍依旧例。清廷准其照所议各条办理。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甘肃省布政使和祥开征绅捐、商捐、房租捐、田亩捐等捐。这些都是加重农牧民负担的实例。
甘肃地方官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掠夺民财。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兰州设宝巩局。道光年间,甘肃贮存之200万两白银,到此已库空如洗。太平军兴,东南协饷不能到,甘肃地方财政拮据。陕甘总督易棠奏准设局铸钱,以佐支发。初铸当千、当五百紫铜大钱,继铸当百、当五十黄铜大钱,不久废止。咸丰六年(1856年)改铸造当十、当五大钱,铜色黄紫各半,每制钱千,配大钱二成,咸丰七年(1857年)因制钱日少,增铸八分钱,仅城市中行之。同治三年(1864年)撤局停铸。
甘肃地方官吏昏庸腐败。道咸年间,朝廷派任陕甘总督者,多以跑马灯似的撤换,致使甘肃政局不宁、不稳。例如,琦善“办理青海番案杀戮过当”,革职戍边。乐斌昏庸腐败,挟妓饮酒,督署戏声不绝,且所用之人,多为阿谀无能之辈,为言官参劾革职。因镇压甘肃地方少数民族反清斗争不力,清廷处罚了一批官员:甘肃提督成瑞、青海办事大臣多慧被革职;西宁道和祥、西宁府知府朱百川,即补参将赵东监、巴燕戍格游击杨玉芳,通判郑声文均革职解任;乐斌、成瑞、多慧等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其先后调兵动用库存银两、宝钞、捐款,着其分成赔缴。(二)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中的反清斗争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青海撒拉族人马尕三因民族纠纷,被清廷镇压,而率众起义,开展反清斗争。八月,在太平军、捻军的影响下,甘肃回民纷纷揭竿而起。马悟真、闵殿臣等首先在东乡、宁定举起反清义旗,多次围攻河州城,不克。陕西凤翔回民首领铁正国攻清水、张家川,龙山镇回民响应。九月,太平军郭三纲部攻入两当县城,又进据徽县永宁镇。后在清军围击下,退出甘肃。十月,莲花城回民响应起事,推穆生华为首。至此,巩昌、秦州、平凉、庆阳、泾川等地回民大都纷起反清。随之狄河回民起义。十一月护督恩麟令总兵杨生魁率兵解龙山镇之围,再攻莲花城及清水等地的回民起义军。而回民义军攻陷秦州三岔厅城,清总兵杨永魁全军覆没。恩麟下令闭拱兰(南捎门)、安定(西南门)、迎恩(东捎门)、广武(新关门),增修四瓮城重门,并下令四乡团练民勇参与。恩麟招募遣犯1500人,成立宣威军三营,派候补知府张瑞珍为统领。十二月,平凉东关回民大败清军。总之,同治元年回民起义拉开历史巨幕,并取得不断胜利。
同治二年(1863年)甘肃回民起义掀起高潮。正月河州八坊及四乡回民举旗反清,由马永琳、马永瑞率领攻打河州城,后议和罢兵。二月,西和、礼县、清水、秦安等县村堡大部为回民起义军占领。十月,金积堡回民首领马化龙率军攻破灵州,成为甘肃回民起义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十二月,河州大河家中心寺阿訇马占鳌相约马海宴、马千龄等在河州西乡起义反清。次年正月,河州回族、东乡族和撒拉族义军联合行动,攻克河州城,并推马占鳌为统帅,成为甘肃回族起义中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同治四年(1865年)肃州回民义军攻占肃州,形成以马永禄为首领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陕西入甘回军号称18大营,北自驿马关,南至宁州,西至肖金,东至西华池,延袤三四百里,北通金积堡,与马化龙互为声援。其时,可以说是作为清末西北回民大起义的中坚力量的甘肃回民大起义的声势和军威达到空前的程度。《甘肃省志·军事志》(上)记载:“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稔军向西北进军的影响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进行了长达16年的抗清斗争。这一斗争,开始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后来又以甘肃为中心,斗争的浪潮波及整个西北地区。甘肃的回民斗争,分为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市)、平凉、河州、西宁、肃州等五个区域,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这次抗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同时,也给回汉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死难者达数十万人。左宗棠描述说:‘甘肃省一省变乱十余年,被祸之惨,甲于天下。’”
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清廷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次年正月,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同治七年底,左宗棠对陕甘回民军展开了全面进剿,采取的方针是:“以剿为主,剿抚结合,剿中有抚,抚而后剿。”“进剿”的路线是:北路刘松山统领的湘军,由花马池(含宁夏盐池)直指灵州金积堡;南路周开锡统领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今陇西)进攻狄河;中路由左宗棠与刘典督领,从陕甘大道(今西兰公路)入甘。“三路平回”之军,以北路为主,其他各路配合,步步推进。这对于各自为战的回军,是极端不利的。
左宗棠率部先后进行陇东及金积堡之战、河州之战、西宁之战、肃州之战,于同治十二年甘肃回族的抗清斗争结束。其中除河州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并委以军职,遂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的得力工具,并为以后马家军阀称霸西北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金积堡的马化龙、西宁的马桂源、肃州的马文禄、马永福等回族义军首领,均被杀害。至此,甘肃回民的抗清斗争结束。陇右和河西的部分回民随陕回白彦虎进入新疆后,又坚持一个时期的斗争,于光绪三年(1877年)进入中亚。今中亚地区的“东甘人”,即其后裔。
同治年间的反清斗争失败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各支义军缺乏统一指挥,没有牢固地把握住反清反封建斗争的大方向,却引起空前的民族仇杀,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同治元年(1862年)甘肃总人口1240.7071万人。到同治十二年,甘肃有户67.2203万户,有口279.9056万人。与同治元年相比,十一年间,因清政府残酷剥削,制造民族之间矛盾,致使战争连年,百姓逃亡,疫病蔓延,人口净减955.6万,年平均递减率为12.06%。左宗棠承认:“甘肃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三)河湟事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循化新老教派发生矛盾。清廷处理不当,激起老教信众围城。次年三月,提督雷正绾带兵镇守河州,并派河州总兵汤彦和率兵前往循化镇压起事的撒拉、回族群众。汤彦和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迫使新老教众联合抗清。五月河州华寺门宦老教首领马永琳火烧拱北门牌,聚众起事,占据河州城西南两关厢,掘壕竖栅与清军相峙。另一部义军,则围攻狄道州城,并出没于渭源、金县。循化解围后,汤彦和率军到达双城,夜遭义军伏击。总兵刘润山、提督李日新均被击毙。汤彦和在马福禄兄弟的保护下,经甘南藏区取道岷县,逃回兰州。六月,清廷命董福祥带步兵30营协同马安良回甘督办甘肃军务。十月,董福祥、马安良率军进占太子寺,诱马永瑞等缴械投降。是月十八日,占领河州城。十一月董福祥、马安良捕杀起事首领马永琳、马福、马镇、马顺娃、周世祥等。由此,河湟事变中的回民反清斗争被镇压。《清史稿》卷430《雷正绾传》中记载:“二十一年,循化撒回倡乱,督剿无功,革职留任。”《清史稿》卷455《董福祥传》记载:光绪二十一年“西宁,碾伯又告急,督师还抵狄道。河州马永琳叛,渡洮战却之,连破高家集、三甲集、道始通。事宁,调甘肃。”雷正绾、董福祥,都是加尚书衔的官员,且都是在镇压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有军功的人物。清廷调用他们,足以证实,河湟事变对清廷的震动是很大的。而河湟事变表面上看是由教派矛盾而引发,事实是其时甘肃吏治腐败的结果。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甘肃布政使沈晋祥因受贿卖缺,威逼人命,为言官所劾,被革职,就是一例。
河湟事变对于甘肃当局的震动更为厉害。其时,难民群集兰州。陕甘总督杨昌浚下令兰州戒严,并派兰州道黄云为营防处,又令皋兰绅士张国常办理城防;并在小川子设立兵站,运输军粮及军需品。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起义军击败凉州总兵刘璞于窑街。七月清廷令将杨昌浚革职留任。八月将杨昌浚免职。(四)“公车上书”与请废《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日本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后,引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愤怒和抗议。当时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听到消息之后,立即进行请愿活动,在四月初六日(公历4月30日)以前,就有奉天(今辽宁)、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应试举人分别请求光绪帝不要批准这个条约的呈文送到都察院,请求代奏。接着各省举人纷纷响应,连日上书,形成一个有相当声势的运动。四月初六、初七两日(公历4月30日、5月1日),各省应试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联名请愿书,到会的据说有一千二百余人,在请愿书上署名的有十六省的应试举人六百零三人。
在这次运动中,甘肃应试举人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在康有为起草的联名请愿书上署名的有六十一人,若以人数的多寡来计算,在十六省中,甘肃占第五位。他们除了在联名请愿书上署名外,又有七十六人写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准备送到都察院,请求代奏。后来他们听说条约已批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才把已经写好的呈文搁置下来。
这个七十六人的呈文,是由甘肃举人李于锴先生起草并领衔的。呈文全文可见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刊载的李鼎文《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的文献》一文。
关于这次“公车上书”运动,当代的史学工作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说:“这次有名的‘公车上书’在满清说来也是史无前例的士人联合大请愿。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在满清严厉禁止士人干政的制度下,这一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郑昌淦同志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也说:“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群众性运动。这是清朝政府统治二百多年以来破天荒的大事情,清朝专政皇帝是严厉禁止知识分子集会、结社和上书的。”这些评价都是公允的。同时,对于甘肃举人积极参与“公车上书”和《请废马关条约》的举动的评价,同样是适用的。(五)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6年,陕甘两省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留日学生张赞元被任命为支部事务。1907年,同盟会会员在天水陇南中学建立了据点,在学生中宣传同盟会的纲领。陕甘留日学生还在东京创办了《秦陇报》(后改名为《关陇报》,再改为《复声》),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君主立宪制,号召民众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1908年正月,甘肃留日学生范振绪、党继龄在东京创办《关陇》杂志,提倡爱国精神,揭露甘肃吏治的腐败,传播民主思想。
同时,清末“新政”的政治举措也在甘肃地方被鼓噪起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清廷批准地方官制改革。改各省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甘肃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专管地方司法行政,是为司法与司法行政分设之始。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权力14条,臣民义务9条,借立宪之名,行君主专政之实。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甘肃省成立高等审判厅、检察厅、兰州地方建审、检两厅、模范监狱及皋兰初级审判庭。五月,清廷以陕甘总督升允奏阻立宪开缺。以伊犁将军长庚代之。这表明,当时的陕甘总督连君主立宪制也持反对意见,足以证实甘肃封建官僚的顽固不化。七月,设甘肃省谘议局,议员43人,满族驻防专额议员3人,议长为林焱、副议长王黼堂、郭铸嘉、何念忠。同年,清廷设资政院。甘肃省谘议局选王五田、杨蕃田为资政员。次年八月,甘肃省第一次考试法官,录取40名。十月,甘肃设立地方自治筹备处。十二月,裁甘肃兰州道,改设劝业道。增设巡警道。总之,清末新政在甘肃的各项政治举措,多用保皇派人士,而甘肃地方实权完全在满清的遗老手中,大失众望。
但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仍然通过一些先进分子传播到甘肃,于宣统三年(1911年)各地连续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主要有:宦游甘州的革命党人王莲清(河南人),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接受孙中山指示在甘州发动革命的甘州起义;由凉州著名革命志士,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思想的齐振肇领导的凉州起义;由广东革命志士祁德隆领导的肃州起义;受陕西革命军响应辛亥革命的影响而举行的宁州起义;受四川革命党“同志会”的影响,并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何成海领导的阶州起义;辛亥革命前后,甘肃的革命志士和帮会领袖,还在文县、灵台、渭源、张家川及时属甘肃的宁夏、灵州、西宁等地发动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这些起义者,有的围攻县城,有的捣毁税局,有的攻击官军,有的捕杀贪官污吏,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以上起义,虽然都被当局镇压下去了,却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甘肃的社会基础,促使甘肃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终于导致甘肃共和告成,使清王朝“偏安西北”的企图化为泡影。其所以如此,在于这些起义已经和以前的武装起义具有鲜明的不同的时代特征,即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体制。在人们面前树立了一种新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在湖北武汉陆军学校中参与武昌起义的学员中就有甘肃籍120多人。所以,武昌起义中甘肃人也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二、甘肃各族人民反帝斗争连续不断(一)朱贵率甘军抗击英人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清廷誉为“西北长城”的朱贵率陕甘军与英军大战于浙江慈溪大宝山。进攻大宝山的英军有两千余人,装备洋枪洋炮,而朱贵所率甘军则不足五百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岩石密林作掩护,猛烈攻击敌人。英军见正面进攻难以取胜,便迂回至山后,占领山梁,居高临下,攻打甘军。朱贵跃上战马,高举战旗,指挥冲杀,与敌搏斗中不幸连中两炮,乘马也中弹倒毙。他强忍剧痛,继续冲杀敌人。在他带领下,战士们与敌白刃相接,浴血拼杀。在激烈的搏斗中,他再次中弹,壮烈殉国。此战,甘军杀伤英军四百余人,侵略者不敢留驻慈溪,载尸退走。朱贵子朱昭南、朱暐南及甘军回汉官兵435人壮烈牺牲。战后,慈溪人民建祠纪念他,“朱贵祠”今已列为慈溪县历史纪念物加以保护。(二)董福祥率甘军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光绪二年(1876年)董福祥从左宗棠进军新疆,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的战争。消灭其政权后,率领甘军驻守祖国西陲19年,多次击退阿古柏残匪的入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国组织的“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接着又向北京进犯。董福祥指挥甘军在廊坊等地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不久,又以扈从大臣身份,节制满汉各军,保卫北京城。他直接指挥甘军,在北京城东便门一带对帝国主义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击毙俄军团长安丘科夫,击伤俄军将军、联军战地指挥官华西里耶夫斯基,使外国侵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接着在朝阳门同日本侵略者奋战,激战竞日,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又在正阳门(今前门)激战,“喋血相搏”致“敌尸枕籍”。连外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清军“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清史稿》卷455《董福祥传》记载:“二十三年(1897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甘肃省志·军事志》(下)中评价说:“董福祥镇压回民起义,是他历史上的污点,但他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外国侵略者拼杀于新疆,血战于北京,可称得上是近代史上的一位爱国将领。”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三)马福禄壮烈捐躯,忠烈照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英、美、日、俄等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占领天津。六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联军数千人,进犯北京。六月十八日,马福禄奉命率甘军简练军在北京以东之廊坊设下埋伏,截击侵略军。他提出:“敌近始发枪”的进攻战术,待敌进至二三十米处,始命令猛烈射击,“敌倒者如仆墙”。敌军受挫后,他又命令部队从蒿草中杀出,“挥短兵闯入敌阵,与敌相搏”。在他的带领下,甘军健儿奋不顾身,英勇拼杀,给侵略者以重大杀伤。敌不支,只得乘“火轮”逃回天津。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被《清史稿》卷495中《马福禄传》中称作“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廊坊大捷后,他奉命率领进入北京城,在正阳门组织防御。这时,驻在使馆区的外国军队,凭借洋枪洋炮,直逼正阳门,集中炮火猛轰城楼。他死战不退,誓与正阳门共存亡;他身先士卒,多次闯入敌阵冲杀,致“敌尸枕籍”。六月七日,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幸饮弹身亡,壮烈捐躯,时年47岁。战后,被清廷追封为振武将军,谥号“忠烈”。同书同传记载:“子耀图、兆图亦死,同殉者百余人。”(四)安维峻:铁汉御史,以除国贼
光绪二十年(1894年)安维峻反对李鸿章在甲午战后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中一味妥协投降,向清廷上疏,请诛李鸿章,以除国贼,被称为“铁汉御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英、法、德、俄、日等国,为保证自己在中国的某一特定地区具有优先的、独占的权益,迫使中国承诺,不把这一地区的各种利益让与他国,或者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协议,互相承认某一地区为对方的势力范围,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随着此后甘肃嘉峪关依约开放,甘肃兰州以西地方成沙俄的势力范围。这样甘肃各族人民对英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胡作非为颇有感触,因而使他们更为坚定地参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行列。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所以随着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到甘肃各族人民心中,那么,甘肃各族人民的以实际行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与日俱增,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所以,这就是清后期作为近代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甘肃政治概况,就是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波澜起伏作为主线的。虽然不能与全国的政治斗争的高潮相比,但仍然具有进步性的革命方向和进程。这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同时,也是甘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深入的必然结果。三、清后期甘肃的行政设置
清后期是甘肃省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呈现出与清前期甘肃许多不同的特点。《清史稿》卷64《甘肃》记载:“同治十一年,置化平川直隶厅。十二年,升固原州为直隶州。光绪十二年,新疆改建行省,割迪化、镇西往属。东至陕西及鄜州、邠州。南至四川、保宁、龙安。西南至青海;北至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及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袤一千四百十里。宣统三年,编户九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九,口四百六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领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二,厅八,县四十七。”
兰州府,陕甘总督、布政、提学、提法三使、巡警、劝业道驻地。即兰州作为甘肃省会的地位更加突出。皋兰县为兰州府治,领皋兰、金、靖远、河州、渭源,狄道州。
平凉府,平庆泾固化道治所。领州一,县三。
庆阳府,隶平庆泾固化道。领州一,县三。
巩昌府,隶平庆泾固化道。领州三,县十四。
宁夏府,宁夏道治所。将军、副都统、总兵驻。领厅一,州一,县四。
西宁府,西宁道治所。办事大臣、总兵驻。领厅四,县三。
凉州府,甘凉道治所。副都统、总兵驻。领厅一,县五。
甘州府,隶甘凉道,提督驻。领厅一,县二。
上述八府中,除宁夏府、西宁府外,其余各府均在今甘肃境内。
直隶州六,分别是泾州直隶州、阶州直隶州、秦州直隶州、肃州直隶州、安西直隶州、固原州直隶州。
直隶厅二,分别是洮州直隶厅和化平川直隶厅。其中,化平川直隶厅和固原州直隶州不在今甘肃境内。
各府、各直隶州都有六班,即与中央的六部相对应,以办理相应的事宜。可见上下对口,公务归口办理。直到县署,同样是按此办理。
在下各基层有一套管理体制。《狄道州续志》卷二中喻炎丙《禀修河堤工程详文》中记载:“派夫时先十日票差催乡约,乡约催段长,段长催户长。做工时,户长开单交段长,段长交乡约,乡约交局绅与监工,示内俱逐一钦明,入目了然。”这是讲述光绪十五年间的事情。这则史料足以证明其时狄道州的基层管理还是相当完善的。同时表明,基层政权改乡里为“段”。四、清后期甘肃的军政设置(一)清后期甘肃的军事组织
1.驻甘八旗兵:宁夏满营、凉州满营、庄浪满营均存在。
2.陕甘总督署:陕甘总督直辖的督标中的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在光绪时减为689名。
军械局:驻兰州茶司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左宗棠西征行营驻甘肃之军装局改置。隶兵备处,设提调、司库各1员,司书5名,护目2名,护兵16名。专司火药、器材、采买、军械制造、修理等事。
火药局:驻兰州新关(今秦安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置,设委员1员,司书2名,工匠14名,护勇4名,杂役5名。
薪饷所:驻督署(今甘肃省人民政府驻地)。同治年间左宗棠设立,负责收支各省协饷。总理由藩司兼摄,提调由兰州府兼摄。
3.甘肃绿营兵: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官兵为68811名,同光之交,甘肃绿营各级军官计有提督2员,总兵5员,副将10员,参将13员,游击48员,都司49员,守备70员,千总137员,把总296员,其他属官644员,合计为1274员;有任制兵57400余人,军马在37000匹以上。光绪时,清廷批准陕甘总督左宗棠、护督杨昌浚等人奏章,数度裁汰绿营兵马,以减轻人民负担。到宣统初,马兵为5295名,步兵为8332名,守兵为4396名,共计18089名,军马5758匹。与此同时,又编练了一批防练军,全省共计12500余人。(1)固原提督:经过几次裁汰,至光绪末有兵3173名。其中:平凉城守营,光绪时裁留214名(马兵56名,步兵57名,守兵101名)。庆阳协——庆阳营,光绪时裁留兵员466名。靖远协,光绪时裁留兵员942名。(2)河州镇总兵府:统率镇标2营,光绪时裁留2392名,直属营汛12个,光绪时裁留兵员942名。宁远等11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577名。洮岷协9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2446名。(3)甘州提督:直辖单位,光绪末减为2600余名。直辖部队9营,光绪时裁留兵员1522名;永固协11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1046名。(4)凉州镇总兵府:光绪时裁留2536名(马兵456名,步兵1000名,守兵1080名,军马153匹)。直辖单位9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1008名。永昌协10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590名。庄浪协17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1224名。(5)肃州镇总兵府:光绪时大裁减,留官兵2063名,军马376匹。22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1224名。(6)安西协:10营汛,光绪时裁留兵员758名。
4.甘肃土司兵:清后期甘肃土司兵与清前期一致,主要是以卓尼杨土司、庄浪鲁土司、狄道赵土司、河州何土司、河州韩土司五家为代表。清后期的同治变乱中,庄浪鲁土司鲁如皋参战有功,官加副将,后又加提督衔;狄道州赵土司在同治二年(1863年)陕甘回民起事,围攻狄道州城,土司赵坛率兵抵抗,阵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变,回民围攻河州城,土司赵元铭率兵500人,由抹邦河进军,与定西军统领何建威解河州之围,因功加官二品。同治二年,河州土司何炳率兵守卫河州城,清廷“赏戴花翎”。同治年间河州土司韩钧又随左宗棠“剿回”,亦受清廷赏赐。这些土司所建立的功勋,都是以其“兵马田地”为经济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土兵作为坚强后盾而成就的。(二)清末甘肃新军
从1895年起,清廷开始创建新式陆军,简称新军。《清史稿》卷132《陆军》记载:“陆军新制,始于甲午战后。”“庚子乱后,各省皆起练新军,或就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练。至光绪三十年,画定军制,京师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始画一。”“甘肃步队二标,炮队一营,驻省城、河州、固原、西宁,官二百二十一员,兵四千一百二十八名。”
新军的基本单位为镇,相当于师;镇辖二协,协相当于旗;协辖二标,标相当于团;标辖三营;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相当于连;连辖三排;排辖三栅,栅相当于班。新军各级首长的职称是: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或统带,副标称帮统,营称管带,副营称帮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栅称正目,副栅称副目。每栅有正兵四、副兵八。新军的创设,是中国历史上兵制的重大发展,对后世的军队建设具有重大影响,今日军队之编制,即源于清末之新军。
甘肃新军也称常备新军,初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时,陕甘总督嵩蕃,遵照清廷兵部指令,将督署督标马步各营,改为常备新军;将各提、镇标兵改为续备新军,统称甘肃新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升允将甘肃常备新军整编为三标二队,并设督练公所,督办编练工作。
第一标,驻兰州东教场,标统为张定邦,后为尚荫。辖3营,陆洪涛、胡立成、练生科分任管带。设官24员,实习生23名,弁5名,长55名,目223名,步兵1490名,匠6名,夫116名,共1942名。
第二标,驻固原、平凉,标统为张行志,后为马福祥。辖3营王甲三、张焕斗、李乃棻分任管带。设官19员,生21名,弁5名,长54名,目222名,步兵1482名,匠6名,夫114名,共1923名。
第三标,驻兰州拱星墩,标统为金造,后为周务学。辖三营,朱应龙、周炳南、张寅分任管带。设官24名,生23名,弁5名,长55名,目223名,步兵1490名,匠6名,夫116名,共1942名。
炮队,驻兰州东教场,附于第一标。管带为孙长发,后为胡立成。设官5名,生5名,长5名,目56名,兵375名,匠2名,夫43名,共501名。
马队,驻兰州。辖2营,中营管带为崔正午,左营管带为芦学礼。设官14名,生8员,弁22名,马兵214名,夫130名,共计388人。
亲兵步队,驻督署,担任警卫任务。
督练公所,设督办1员,由陕甘总督兼摄;参议官2员;由藩、臬二司兼;总参议1员,由黄钺担任,下设三处一局。兵备处,原设总办1员,宣统二年(1910年)添帮办、提调各1员;参保处,设总办1员,宣统二年添帮办,提调各1员;财政(局)股,宣统元年(1909年)设财政局,由陆军部委派总办,会办各1员,下分编辑、审复、庶务三个科,每科设科长1员,二等科员2员,办理全省新军军费预算、决算报告。宣统三年(1911年)改为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陆军部奏定全国新式陆军总镇数,规定甘肃编练2镇,另编新疆募编1镇,限定5年内完成。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募编遂止。
以上甘肃新军三标二队共计6696人。依此看来,《清史稿》中记载的甘肃新军的史料并不确切。
综合上述清后期甘肃的政治概况是:清廷已不再是一个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历史前提下,甘肃政治概况的总体特征是:清廷在甘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逐渐松动,新的因素于焉滋生。既有维护本国封建制和外国者的政治势力,又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势力,两者并存,此消彼长。于是,无论在甘肃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上,还是在甘肃地方的军政管理体制的设置上,既有旧的封建制的因素,又有新的民主制因素的萌芽,两者并存,此消彼长。概括而言,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在甘肃的反映。第二节清后期甘肃的社会经济概况
江敬虞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写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社会经济中,新旧、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即:“中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微弱。”“官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农村中富农经济薄弱,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剥削原封未动。”“中国经济买办化和附庸化。”
清后期的甘肃社会经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初始阶段在甘肃地方的具体体现,即在甘肃社会经济的残破、恢复和发展中得到反映。主要表现为:一、甘肃近代农业生产的起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清后期的甘肃70年间,是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由残破、恢复到发展的70年。以左宗棠奉旨镇压甘肃回民大起义为标志,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由残破而走向恢复和发展。(一)左宗棠恢复和发展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举措
1.实行屯田,发展农业。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督办后,面对筹饷艰难甲于天下的甘肃,在大军进军甘肃境内,实行屯田,以“筹军粮”。他提倡“军屯”与“民屯”并重。
军屯。左宗棠每到一地即安营设卡,利用战争间隙开荒生产,或令裁汰冗兵专事屯垦。为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他提出了“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这样做的好处是“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之外又得粮价,利一;省官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苦,利三;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闭,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策也。”左宗棠的“兵屯策”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激励机制加市场机制以使兵屯得到发展,并从长远全局的观点来对待兵屯。
民屯。左宗棠认为“筹军食必筹民屯,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任何得济。”他办民屯的措施是:招徕因天灾兵祸流亡的群众,先散发赈粮,然后又发给籽种、耕牛、农具,让他们种庄稼。如在“最穷荒的安西、玉门、敦煌三州县,先发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同时拨款兴办屯田。”这样,使流离失所的饥民安定下来,有了重新恢复农业生产的条件,即把赈济与民屯相结合。
兴修水利。左宗棠认定“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他主张“蓄、引、提”并举。并实施有效的引导政策。他主持在肃州临水河修大埧七道,还疏通了被淤塞的渠道。他提倡在各地打井、引地下水灌溉田地,也解决了由干旱而引起的牲畜饮水困难。为动员老百姓凿井,他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且前之救奇荒,异时至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他还提出“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
改良耕作方法。左宗棠还重视改进耕作方法,提倡精耕细作,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左宗棠西出玉门,见沿途“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养民”,因此,寻思解决办法。他认为:“沙石间杂,中含润气,虽无湧见之水草,雨露之滋润”,但“足萌嘉谷”;“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众取给于此,老沙、新沙、翻沙时形争讼”;“惠民堡(今玉门市清泉乡回回堡)迤西而北,砂碛尚杂石片,安西前后沙滩则石子相间,并少块片,疑可仿效秦王川法,用植嘉禾,就中大小沙堆遍生野草,间有芦苇丛杂,既产草则必宜禾,奚仅宜畜牧不便农耕乎?至沙滩戈壁,虽乏树木,然近水各处亦见榆柳,疑下湿之地皆可种植,奚仅宜榆柳不宜蔬菜水果乎?”在对这些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就给护督杨昌浚写信,主张:“拟先畜牧导民,而乏其渐谋耕获,庶几因其所明加以劝相,渐合古昔实边之政,而无其忧也。”
2.发展畜牧,劝谕蚕桑。左宗棠提倡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他说:“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本所需也。”他主张“因地制宜”,“可耕可牧”。他在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拨放贷款扶持农牧民,作为本钱卖“羊种”。“所领成本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他在去肃州途中,看到安西一带百姓贫困,从养廉银中拨出二千两,以一半分发给安西兵丁购买羊种,以一半发给安西贫民,买羊孳牧。当时甘粮道尹铁栅,也在所辖地区散发“羊种”,孳息很繁,受到左宗棠的称道。左宗棠还认为“甘肃可兴之利,耕垦之外,织呢、养蚕二者尤急。”为了维护这一“开利源”的举措,他亲自查阅了前人种桑资料,了解到檞树、橡树、青杠树、柞树和椿树等五种树,可以饲养山蚕,他就把这些树的形态做了详细描绘,公布于百姓,教他们在有此种树的地方,发展养蚕事业。他亲自在肃州种了百株桑秧,并饬募湖州谙熟弄蚕工匠60名,两次带来蚕种、桑秧到河西走廊和新疆等地栽种接移。第一批桑秧运到肃州后,就在安西和敦煌设局授徒。左宗棠高兴地说:“移淅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迹,古今美利”。他认为种桑养蚕,若能推广,即可“耕织相资,农民可使富,又解决衣被问题。”此外,自河湟事变后,经过恢复,甘肃官马保持在2万匹左右,以补充甘肃驻军战马的正常消耗。
3.坚决禁种罂粟,提倡种棉织布。左宗棠提倡发展多种经营的另一项措施,是种棉织布。他在《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中说:“通饬各州县严禁罂粟”,一是为以种棉种粮取代种罂粟,二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所以他又“劝谕农民广种草棉”。他指出:“凡宜种罂粟之地,最宜草棉,棉花之利与烟土相若,时值大旱成灾,粮价异常翔贵,百谷之利亦略与烟土之利相当,种谷与棉可以获利,且不犯禁。养蚕、纺织诸务,又皆妇女所能,不致有妨农事。”为了宣传种棉好处和推广植棉技术,1874年左宗棠主张刊印了《棉书》《种棉十要》,分发各地,促使农民学习,还在各地设局向民间妇女传习织棉技艺。由于他的极力倡导,原来种烟最多的河西地区种粮植棉,家庭纺织颇见成效。山丹、临泽、敦煌棉花长势良好。左宗棠路过这些地区时,常停车与群众交谈,了解到农民“皆知棉利与罂粟相(酹)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丈,其费工力省于罂粟剥果刮浆也。”
总之,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甘肃农业时,有许多超前人的想法和做法,归结起来而言,以“开利源”为宗旨,以帮助农民脱穷解困为目标,坚持以粮为主,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在政策举措上,特别注重以工代赈与利益诱导相结合,并采用类似今日的优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初始地相组合,配套运作;在实际做法上,以正确处理“筹军粮”和“农民可使富”的关系为中心,采取了当时的“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做法,均取得好的成效。此外,恢复和发展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格外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整治。
左宗棠的上述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记载:仅河西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年)采买军粮“十六万三千余石,同治十三年是十九万石,光绪六年是十二万两千石”。左宗棠在一封信中谈及其时的社会经济效果是:“关内外……粮价大减,食物俱贱,佥称与前承平时无异,洵非意料所及,回首入关度陇,真如隔世矣……此间小麦每计三十五斤,只需二百二十文,上白面每斤只需十二文。”(二)清后期甘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垦荒《清史稿》卷369《邓廷桢传》记载:道光二十三年“释还。寻予三品顶戴,授甘肃布政使。议清查荒地,亲往历勘,由银川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得田一万九十四百余顷,又番贡地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余顷,熟地升种,荒者招垦,诏嘉其勤,复二品顶戴。”《清史稿》卷120《食货一·屯垦》记载:“甘肃自光绪季年设局垦荒,达二十余万亩。”《(宣统)狄道州续志》卷三《贡赋》中记载:“原总额共民屯更地一万七千四顷一十八亩二分二厘。”“迟至(光绪)十一年狄道州知州喻光容始行清丈。”历光绪十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的历年劝谕开垦,截至光绪三十四年底,“统计实熟民屯更地八千一百三十九顷七十二亩二分七厘五毫”,约为原额的80.8%,依此而论,到光绪末年狄道州民屯更地经过历谕开垦,达到这一比例。《会宁县志续编》卷五《贡赋》中记载:“湘乡左文襄公督甘办理善后,邑颇蒙福利。如授田以裕赋,招灵以辟荒。四十余年来,旧状恢复十有七焉。”这是甘肃地方志中关于垦荒后的历史贡献的评价。虽是两个史例,却很有代表性。(三)清后期甘肃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
事实上观察清后期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要从数量上作比例分析,而且还要作内在性质变化的分析。以《狄道州续志》记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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